中國社會的文化環境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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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文化環境的本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6月11日
作者 解顏
在海外中文世界里，對中共政權各種行為的譴責和怒罵到處可見，反映出許多華人對它的仇恨和惡意。持這種態度的包括以推翻中共為己任的職業革命家，也包括相當一部分普通大眾。同樣的態度在國內雖然沒有公開表達的空間，但在民間普遍存在。
本文首先試圖論證中共政權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異數、一個天上掉下來的孤立現象，而是深植于中國文化傳統之中、與中國人的價值觀水乳交融。中共不過是這個歷史無比悠久、體量無比龐大的傳統在當代的發言人。中共式的極權政體前有古人，后也還會有來者。從這個角度出發，如何對待中共政權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對待中國傳統的問題。怒氣、仇恨和惡意都不會起到改變傳統的作用，而徒然招致傳統的繼承人們的怒氣、仇恨和惡意。
另一方面，每一個在華夏大地上長大的人都是這個傳統的繼承人，所以敵人或政治對手身上的毛病也是自己身上的毛病。一部分華人對中共政權的怒氣、仇恨和惡意正是中國的極權文化傳統在他們身上的體現。這是在國內和海外都極為常見的「用共產黨的思維方式反對共產黨」的現象的一部分。以極權的方式起意、做事，最後也只能達到極權的目的。
本文然後討論另一種可能的心態：把注目之處從遠處的敵人那裡轉回到近處的自己這裏，在自己的每日生活中努力擺脫傳統的塑造、開始對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不同的人使用善意。這樣的改變能讓自己平靜下來，由此注意到現實的表面之下的許多豐富的層次、發現越來越多的可為之事。從個人生活的角度來看，更有實效的反抗傳統的方式不是仇視和咒罵傳統及其發言人，而是體行顛覆它的生活方式。從大尺度的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個社會向文明方向的代價較小而效果持久的演進更多時候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行進的。
一．極權體制的幾個特點
中共政權所有遭到詬病和譴責的行為或許都可溯源到同一個原始動機：權力。在民主社會中，所有的權力，包括總統的權力、軍隊的權力、媒體的權力、法庭的權力，都是受到制約的權力。而中共政權的權力是不受任何制約的絕對權力。
權力的這種絕對性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權力的全方位性。中共政權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的權力，包括行政、財政、軍隊、司法、新聞媒體、文學藝術、教育，不是互相制約、各自為政，而是互為支撐、遙相呼應、鐵板一塊。最高權力在一個主題上彈出新的旋律，所有領域的權力都跟著奏起新的和弦，宛如一個龐大而精美的交響樂團。
其次表現在權力的管轄範圍。率土之濱，所有成員都必須服從，沒有例外。服從於其權力者可討得一碗飯吃。不服從者則只有苦頭可吃。在建政初期，給不服從者吃苦頭的方式是公開羞辱、勞改、殺頭。在當代，進化為電子監控、下獄、酷刑、恐嚇其父母親友、切斷其生活來源。
權力的絕對性最後還表現在，在中共政權的價值觀中，權力的穩固重於所有其它的考慮。是非、善惡、誠實、社會成員的所有權利以至於生命都沒有自己手中權力的穩固來得重要。政府制定所有的政策、處理所有的案件和社會矛盾時所依據的最高準則都是看這些手段能否維護政權權力的穩固。在1960年代初，整個權勢階層眼睜睜看著三千多萬大眾餓死而心無所動，因為一個領袖要滿足他當世界老大的權力欲、各級官員要保住他們各自的烏紗帽。
為了使大眾乖乖服從，政權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展開系統性的工作：（1）奪去大眾的認知自由，讓他們只知道一個完美自洽的官方版本的新聞、歷史、世界局勢，因而使大眾沒有動力去思考、也沒有其它版本的事實和解讀去比較。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愚民政策。（2）以對不服從者羞辱、迫害、下獄、酷刑等來在大眾的心中製造恐懼感，讓他們自己首先便為自己的異端之想害怕得發抖。（3）授予權力階層以物質和精神上的特權，以此給大眾以抱緊體制向上攀緣的視覺激勵。
中共政權的這些特點和工作方式並非是中國歷史上的王朝之中所僅見，而是與其之前的各個王朝一脈相承。它們之間的不同是權力絕對化的量的不同，而不是質的不同。中國歷史上唯一有一些民主氣息的政權是辛亥革命之後成立的民國政府，可惜它只存在了十幾年就被蔣介石的黨國體制所吞沒。【1】
二．中國人價值觀中的權力
中國人的價值觀中與權力相關的內容可以歸結為三個情結：
1. 服從情結
中國人對下一代的服從情結的培養從他們降生就開始了。培養工作在兩個方面展開：
（1）摧毀他們的獨立判斷力。父母和老師只感興趣孩子在學業上的成功，而壓制孩子對問題的獨立判斷、對世界的好奇心和對各種權威論斷的懷疑。於是他們在成年之後便只能將自己的世界觀依託于某個領袖、強人、大師、主義、法師、祖宗法度。如果他們依賴的那個領袖對他們拉下臉來，或自己離世、爆丑，他們便惶惶不可終日，直到找到下一個精神靠山才安穩下來。
（2）讓他們因恐懼而服從。父母和老師牢牢控制了孩子的命運；他們有一點不悅，孩子就被恐懼感籠罩。日久天長，孩子長大之後，他們的恐懼感慢慢變成生活的正常的一部分，他們就習慣了無條件服從權力關係的上游者，以此來換得安全感。
雖然政權的穩定大大得益於大眾的服從情結，這樣的服從不是經過他們自己的獨立判斷和比較之後作出的有意識的選擇，所以只是權宜的屈服，而不是發自內心的忠誠。一旦現有的強權搖搖欲墜、另一個強權帶著美妙的許諾崛起，他們轉眼之間就會倒向新的精神靠山。這使得中國成為形形色色的大師、造反者和革命家們大顯身手裝神弄鬼的沃土。
2. 競爭情結
中國人的競爭情結來自於兩個驅動力：
首先是權力和地位帶來的物質資源和心理優勢的激勵。俗話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中國，孩子們眼前的說一不二的父母、老師和各種成年人都在給他們傳達著同一個信息：權力是人世間最珍貴的財富。成年之後，權力是他們人生成功的首要標誌、是自信心的主要來源、是誇口的本錢。
另一個驅動力是對在有限資源的爭奪戰中居於人後的恐懼感，如「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心態所示。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著周圍那些「混得差」的人對孩子說「如果你現在不用功，將來就是他們的下場」時，一種恐懼感就牢牢確立在孩子的心中：社會是虎狼之地；自己若不能努力當猛獸，就只能淪為獵物。對許多人來說，吃虧不僅是物質上的損失，它帶來的居於人後的挫敗感更是精神上的打擊、對自己無能的宣判，所以在無關緊要的小事上也務必要勝出別人一分，在重大利益的關頭就更要打破頭皮。
中國人的競爭情結意味著他們把人分三六九等的狀態視為社會的正常狀態。比自己地位低、收入低、出身低、長得丑的人，以及與自己語言不同、風俗習慣不同、口音不同的人都不配擁有與自己同樣的權利、都是嘲笑和鄙視的對象。中國人並不滿足於與他人平等的生活狀態。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如何跳出現在所屬的階層、跳入在自己之上的那個階層。與弱者平等是自己的無能。孩子之間比父母的身份；大學生之間比各自所在院校的名氣；成年男人之間比官銜級別和車的豪華程度；女人之間比衣著飾品的名貴程度。比拼成功帶來的優越感給中國人的每日生活賦予了意義，而比拼過程帶來的不安全感是他們的生活壓力的主要來源。
競爭情結意味著中國人更多使用外在的價值標準，即在與他人的比拼、在他人的欣羨和妒嫉眼光中實現自己生活的意義；更少使用內在價值標準，即以自己獨立的是非善惡觀來指引自己的生活。他們在國家社會的大尺度層面上也主要使用外在價值標準：他們最關心的不是這個國家應該為其公民解決什麼樣的實際問題，而是這個國家能不能在經濟軍事實力上超過某個標竿大國。他們眼中的國家跟他們眼中的個人一樣也分三六九等。他們對強權的心態是嫉恨，對小國的心態是蔑視。毛澤東的「超英趕美」、當代人的「彎道超車」都是被外在價值標準驅動的結果。
中國人著稱於世的勤奮和善於學習也不是出於對探索未知世界的興趣，而是被競爭情結驅使，在個人層面是實現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在國家層面是實現四海蠻夷來朝頌聖的優越感。
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係導致中國人對自己小圈子之外的人的信任度和同情心幾乎是零，對陌生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人的苦難視而不見。同情心是人在安全感得以滿足之後的「奢侈品」，而競爭情結所致的時時的不安全感使得中國人很難擁有這份「奢侈」。
3. 統一情結
在中國，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的「皇帝」；在這個勢力範圍之內，「皇帝」是所有問題上的唯一內行，他的見解是唯一合法的見解，他要想盡辦法用自己版本的見解來統一自己的勢力範圍。一個科長的勢力範圍是他的科，科里所有的人都必須服從科長的見解。一個母親的勢力範圍是她的家和孩子們，家裡的孩子們都必須服從母親的見解；她喜歡吃的東西，孩子們也必須喜歡吃。任何疑議都被「皇帝」視為對自己的人身攻擊和對自己地位的挑戰，必遭致強力鎮壓。如果把「皇帝」的勢力範圍比作一盤棋，只有「皇帝」的規則才是棋盤上的唯一合法的規則，其他人要麼遵守，要麼走人。多數的夫妻糾紛都是由於一方想要以自己的意願來統一對方的意願而引起。
在社會上，每一個大大小小的機構之內的開會和討論通常都默認了這個機構的「皇帝」指定的結論，不默認結論的開放探索式的爭論或對話幾乎不存在。《新聞聯播》拒絕討論任何不同見解，「春節聯歡晚會」拒絕顯示任何不同感情色彩，而這些不只是政權習以為常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普通人習以為常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其淵源都是統一情結。
「皇帝」對其目力所及之處的所有的事都有百分之百肯定的結論，並會盡一切努力捍衛這個結論。他們對事情的真相併不感興趣。在「皇帝」的見解與真相發生矛盾時，「皇帝」的地位賦予了他扭曲和掩蓋真相的合法性。「皇帝」可以隨意刪除或修改真實世界里他不喜歡的地方，而他的手下人也並不覺得這有何不妥。從文革結束時到新冠肺炎期間的四十多年之間有許多人提倡過各種版本的「講真話運動」，而每次都無疾而終，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政府的打壓，而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多數人對挖掘事實真相沒有興趣。
「皇帝」接受一個不同意見的情形經常不是因為他忽然開始尊重事實，而是因為那個意見的持有者比他的權力更高。驅使他改變的動力是他對那個更高權力的恐懼。
「皇帝」的統一情結需要手下人的忠實支持。中國歷史上，不誠實的「奸臣」永遠都是遠多於誠實的「忠臣」；奸臣的能力就在於他們知道如何永遠維護皇帝對世界的見解，不管它是何等的荒唐。少數誠實的所謂「忠臣」們是迂腐和不識時務的悲情角色。同樣的「奸臣」和「忠臣」的懸殊比例存在於中國社會中所有大大小小的機構和組織中。
大眾對於 「忠臣」的定義實際上一開始就註定了其悲劇色彩：他們既要服從於皇帝，又要誠實，而服從和誠實經常是矛盾的。大大小小的「皇帝」要求下屬具備的首要素質都是服從，而不是誠實。
面子是中國人的價值觀中佔據中心地位的概念。顧名思義，面子就是遮蓋真相的那層表面修飾，是將真相施行整容手術之後的「皇帝」版本的世界。如同《皇帝的新裝》里的那樣，皇帝和手下人都知道面子不符合事實，但他們都必須堅持。這是對他人的不誠實，也是對自己的不誠實。不誠實的人在社會上左右逢源，且以不誠實為自豪。指出「皇帝」的問題的人是不識相的人；指出國家和民族的問題的人是漢奸和賣國賊。
中國人在國家、社會的層面上也有濃重的統一情結。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虎視台灣、鎮壓香港抗議活動和強迫邊疆少數民族納入漢文化的做法不僅是政府的行為，而且得到了多數中國人的傾力支持。不管在社會的哪個角落，只要提及「獨立」二字，必會遭致全民共討之的激憤場面。
政權的統一情結也延伸到了國境之外：它要投巨資購買其它國家對自己的讚歌；它對別人領土之上的反對自己的聲音如芒刺在背，要雖遠必誅，儘管發出那些反對聲音的人並沒有任何想要侵佔自己領土的企圖。這些作法是因為雖然「皇帝」的物理領土有疆界，其心理領土一直延伸到宇宙的最遠處。
由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到如下的關聯：
（1）中共的極權統治方式的來源是中國人的統一情結。
（2）保證了這種統治方式不會遇到大規模挑戰的是中國人的服從情結、恐懼感和淡漠的是非觀。
（3）中國人的競爭情結讓他們抱緊體制，心無旁騖地向上攀緣，而體制也由此獲得大批願意效忠的人才，兩個因素都進一步鞏固了極權體制的穩定。競爭情結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疑心保證了被統治者無法團結一心對抗政權，也保證了政權在迫害一部分不服從者的時候其他人會袖手旁觀、甚至喝彩慶賀。
（4）中共政權做事的遮遮掩掩的方式來源於中國人在各種強權的虎視眈眈之下為了生存而從小練就的不誠實。
政權的統治方式與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契合得這樣天衣無縫，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幾千年來儘管每個王朝都不斷受到挑戰，但每次硝煙散盡之後總是無懸念地回到極權體制。
所以中共政權並不是建築于沙灘之上的城堡。恰恰相反，其地基無比深厚而堅實。雖然中共政權不是中國人選舉產生的權力結構，卻是適合於多數中國人的價值觀的權力結構。中共政權做了那麽多的不公之事而仍然能招搖過市，是由於多數中國人價值觀之中的不公在縱容著這些事的發生。在反對中共政權的人之中，多數並不是出於對自由和平等的價值的真正熱愛（下一節對此將有更多的討論），而是出於想用自己的極權來取代中共極權的權力欲。一個尊重民主原則的人如果有勇氣面對現實，他們會承認中共或中共式的極權組織是中國人應得的統治者。
近來美國政府試圖把中共和中國大眾進行切割、分別對待。看起來，中共是統治者，中國大眾是被統治者，兩者是一對矛盾，美國政府這樣的切割是有利於他們外交運作的一個聰明的技巧，但實際情況是，兩者之間的淵源要比表面看起來的深厚得多。
中國人的三種情結並非中國人所獨有。它們其實都是人類的原始天性的一部分。在民主社會中，兒童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花在鼓勵孩子從這些原始天性中成長出來：獨立思考、提出問題；對他人使用同情心和愛心；尊重他人的獨特見解和行動自由。這些教育不可能完全消除孩子們的服從情結、競爭情結和統一情結，但把另外一些價值播種在他們的心中。這些價值隨著孩子的心智成熟而不斷成長，並且被成人社會的主流價值鼓勵，對原始天性起到了有效的制衡作用。在中國，三種情結則在兒童階段被父母和學校的教育體制、在成人階段被社會現實一再加固。
三．中國人與民主政體的距離
與中共政權的深厚民意基礎相關的另一個現實是：由於權力在中國人的價值觀中的中心地位，中國向民主社會的轉型並沒有許多人想象的那樣簡單無痛。這裏討論這個轉型之路上的三塊攔路巨石。
1. 權力欲與自由和自律的衝突
權力欲與個人自由是互相矛盾的價值。權力欲是要求別人服從於自己、仰望自己；自由是拒絕服從於別人、仰望別人。一個被權力欲充滿的人不認為他人有自由，而他自己的自由就等於呼喝別人的權力。在一個看重個人自由的社會中，權力必然受到各種限制；在一個看重權力的社會中，個人自由必然受到各種限制。
極權體制維持社會穩定靠的是恐懼感和他律：其社會成員做或不做某事不是因為他認為該做或不該做，而是因為他敢做或不敢做。在民主社會中，社會成員的自由度要大得多，他們駕馭這樣的自由靠的是善惡是非觀和自律。
在習慣了靠恐懼感和他律來行走于社會之中的中國人看來，是非善惡並不重要。中國政府高官龍永圖曾撰文回憶：「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國出生，在美國受教育，他和國內同齡的孩子在一起，別人會嘲笑他是 『傻老美』 ——不會見風使舵，不會說假話，傻。我們的孩子精得很，看什麼人說什麼話。這是誰培養的？家長培養的，教師培養的，學校大環境培養的。」 孩子要想在家長、教師、學校大環境等權力的虎虎環伺之下生存，就必須忘掉事情的真偽和問題的是非，說自己不相信的話。這樣的情形在孩子長大的過程中被殘酷的社會現實一再加固。對多數中國成年人而言，對是非感的追求遠沒有對安全感和權力的追求來得重要，這意味著如果他們的恐懼感一旦解除，他們得到的自由就是胡作非為。
這不等於說民主社會中的人完全靠是非感和自律來生活。法律之所以在民主社會中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是聖人。但民主社會只能承受有限數量的精明人的存在；精明人多到一定程度時，民主制度就垮掉了。初嘗民主滋味的民國政府就是這樣垮掉的。驅使精明人上下其手的動機就是他們的權力欲和統一情結。即使某一天中國奇迹般地實現了民主制度，這個脆弱的小屋能經得住多大的風浪也值得懷疑。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未來的民主制度 – 假如它真的到來的話 – 不會重複民國政府的下場，最終灰頭土臉地收場，被一個比上個政體更極權的政體取代。所以靠「變天」來救中國的想法是幻想。
2. 競爭情結與平等精神的衝突
在民主社會中，所有人的權力都受到制約，所以，在根本的意義上，民主社會中的每個成員，不管是總統、演藝界明星還是億萬富翁，都是普通人。公司總裁會為司機與自己的平等感到驕傲，認為這是文明社會的標誌。這裏的平等不是收入相等、名氣相等，而是個人權利平等。
當一個習慣於以權力來構築優越感的人來到民主社會中，他會發現自己看不起的弱者能在經濟上得到救助、在個人權利上得到保護，而跟自己平起平坐、跟自己有同等的發言權、或許比自己的音量更大，其代言人還可能靠選舉取得立法權、行政權，將自己恨之入骨的政策定為法律。他會發現少數民族可以堂而皇之地宣揚自己的「落後」文化、抵制「先進」的強勢文化的同化。他還會發現，不管他的事業如何成功，他很難體驗到在中國常見的成功者的前呼後擁的威風，也沒有對弱者呼來喝去的權力。他還必須尊重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對弱者彬彬有禮；他的言辭稍有出格就可能給自己惹出麻煩。這些都會讓適應了極權社會的運作方式的人極不適應。他們習慣了被強者統治的恐懼感，卻不能忍受弱者與自己平等帶來的失落感。他們處心積慮要與他人不平等，所以即使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奇迹般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他們也要想辦法將其踢翻。
3. 統一情結無處安放的挫折感
統一情結的實現靠的是自己與他人的不平等，這與民主社會的平等精神格格不入。在民主社會中，一個人的官職或財產數量並不保證有話語權、不保證別人會接受自己版本的見解。甚至父母也無法強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願。所以一個人要想推行自己的意願，他只能老老實實地去搜集事實、釐清邏輯。他必須花最大的力氣準備好他的觀點、對聽眾的欣賞口味和獨立判斷力拿出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善意。他要做好講完以後泥牛入海的準備、要做好被聽者駁得體無完膚的準備。他需要有對知識的好奇心、有創造性的想法、有大量證據的支持。在做了所有這一切工作之後，他仍然不一定能使多少人信服。不管是政界領袖、商界巨賈、知名科學家，還是演藝界明星，只要停止對社會的貢獻，他們很快就會被大眾遺忘。對於習慣了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過足了「皇帝」癮的人來說，要想在民主社會中爭取到說話有人聽的地位，其投資將浩大無比而其產出將遠不及他的期望。
中國人的這些價值觀與民主社會的要求的矛盾表明，即使是中國哪天魔術般地建立了民主政體，它將會像地面上直立的一根細長的棍子，一股輕風就可將它吹倒。
即使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對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興趣寥寥。歷史學家宋永毅的觀察是：「總體來說，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於狹隘民族主義，和所謂的富國強兵的追求。這是他們的一個老傳統。」 【3】受這樣的傳統的影響，清朝末年的開明思想家和政治家們熱衷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相比之下，在同時期的日本，福澤諭吉等思想家們大聲疾呼的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4】、「假如個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則政府官吏亦不足懼」【5】、「農民也是人，天皇也是人，不必顧忌」【6】的道理，而這些道理也得到了日本大眾的廣泛接受。1949年江山易幟之際，除了胡適、梅貽琦、傅斯年等少數幾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懷著對共產黨政權的無限憧憬留在大陸，另有不少留歐美的知識分子熱情洋溢地趕回來參与在中共體制之中，這也是競爭情結和統一情結所致。教育程度較低的中國人就更是如此。多數鼓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中國人喊出這些口號的原因只是因為實踐這些觀念的歐美日都比中國富強；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些價值與自己的絕對權力欲無法相容。如果極權手段能將中國重新送上天朝帝國的高位 – 這在當代正在變成現實 – 他們就會隨手將民主和自由的口號丟入垃圾筐。
中國要想過渡到一個較為穩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需要大多數中國人的價值觀的根本改變。這不是換掉一所房子的室內裝飾的難度，而是換掉其地基的難度。
2021年2月是「阿拉伯之春」十周年。紐約時報記者Ben Hubbard 和 David Kirkpatrick回顧了十年間的事態發展，這或許可以作為中國民主轉型之路的一面鏡子：
「點燃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是突尼西亞的一個貧窮小鎮上的一個水果小販。警察扇他的耳光，沒收了他的電子秤，他忍無可忍，自焚而死。他的死點燃了整個阿拉伯地區的大眾對他們的獨裁者的怒氣。獨裁者們以暴力統治、中飽私囊，讓大眾在貧窮、腐敗和無能的政府之下掙扎。
「在突尼西亞的抗議者逼得其長期執政的獨裁者本阿里被迫逃亡之後，大規模的抗議在埃及、利比亞、葉門、巴林和敘利亞爆發。到了2012年初，另有三個國家的首腦被趕下台。」
然後兩位作者話鋒一轉，「但是大眾把權力奪回自己手中時獲得的那種快感未能持續。」
「十年之後，『阿拉伯之春』的大眾抗議運動與舊有權力秩序的衝突把這些地方的大片土地變成了硝煙瀰漫的廢墟。利比亞和葉門的內戰把這兩個國家變成了各種武裝勢力割據的馬賽克。在埃及、敘利亞和巴林，權力仍然掌握在獨裁者手中，各種反對勢力被一一消滅。突尼西亞，據稱是阿拉伯之春的唯一成功，在經濟困境中艱難地領受著民主制度的好處。曾經讓這個地區的大眾興奮不已的對一個自由和民主的新時代的希望基本上被粉碎了。……
「從許多角度來看，敘利亞是這些國家中最糟的一個：一場起義最後變成了一場內戰，毀滅了整座整座的城市，促成了伊斯蘭國和其它極端勢力的崛起，數百萬的難民被迫逃亡國外。」
文章最後引述了一位利比亞的抗議運動參加者的反思：「我們那時不成熟，不知道什麼是衝突、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政治。我們以為我們只需要推翻那個暴君就萬事大吉，但沒有想到暴君已經將他的魔法施給了我們所有的人。」【7】
一種文化傳統的體量越大，適合於這個傳統的權力結構模式也就越穩定。這些阿拉伯國家的極權政體模式的穩定性已經夠驚人，而中國文化傳統比它們的體量還要大得多，所以適合於中國傳統的權力結構模式還要穩定得多。一個證據是，數千年來，雖然歷經許多次的改朝換代，中國的極權政體的格式除了曇花一現的民國政府之外從未有所改變。同樣可以預期，在未來，只要中國人的服從情結、競爭情結和統一情結不發生顯著的變化，即使中共政權在某一天不走運倒台了，它的「魔法」會保證接替它的是另一個極權體制。
四．怒氣的起因和效果
由於中國人的極權式思維，中共式的極權政體在中國社會中的民意基礎無比深厚。它的權力無邊無際，無人可以挑戰；它對成千上萬人的不公得不到應有的追究，這激起許多人的屈辱感。許多人盼著中共政權趕快倒台、中國一夜之間變成民主國家，但中共政權與中國文化傳統如此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它的倒台和中國的民主轉型遙遙無期，這激起他們的挫折感。屈辱感和挫折感都導致同一種情緒反應：怒氣。
怒氣是中國人習以為常的應對衝突的情緒：強者為弱者不俯首帖耳而發怒、弱者為自己被強者肆意踩踏而發怒、地位平等者為爭奪有限的資源而互相對對方發怒。競爭情結和統一情結的每一次受挫都導致怒氣的鬱結或發作。許多人都是在父母、老師、夥伴的怒氣的潛移默化中長大。歷史上被稱頌的英雄，如荊軻、岳飛，都是怒氣滿腔。
發泄怒氣的效果是讓對方感到威脅，讓他們恐懼、屈服，從而解決衝突，所以可以說發泄怒氣是極權式的處理衝突的方式。另一些時候，比如衝突的對手比自己權力更強大時，人只能壓抑自己的怒氣，即俗話說的「敢怒而不敢言」。這並不是衝突的和平解決，而是在他的屈辱感和潛在暴力傾向中再記上一筆帳。如果日後得到機會，他會要對方加倍償還。在這兩種情形中，衝突雙方的關係都是不平等的。
在雙方關係較為平等的衝突中，由於如下的幾個因素，怒氣通常無助於解決衝突：
首先，衝突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為雙方在現有的視野中看不到非暴力解決的方案，所以衝突的解決需要當事者的創造力來幫他們跳出現有的視野。但人的怒氣恰恰阻滯了他的創造力：怒氣中的人只看到對方的缺陷，而意識不到自己認知的局限；把別人對自己的不公無限放大，而自己對別人的不公則視而不見。
其次，怒氣和指責把責任完全推給對方，而事實上自己完全沒有能力改變對方，這會增加自己的挫折感，而更多的挫折感反過來會導致更多的怒氣。長年累月活在怒氣和指責之中的人徒然毀掉了自己的心情，也阻滯了自己智慧的成長。
最後，一個人的怒氣的背後是他對對方的惡意，其效果是激起對方對他的惡意。同時，他的惡意和偏執也讓他在旁觀者的印象中大大失分，使他失去了本來可能得到的道義支持。不管是在歷史書和回憶錄中，還是在新聞報道和法庭陳述中，平靜而準確的對事實的敘述比怒氣沖沖而無法聚焦於事實的控訴有力得多，因為聽者自有其獨立的價值判斷標準，本不需要當事者或轉述者來替他們作出是非善惡的裁決。
由於這些原因，多數人會儘力避免對他人動怒；即使有時候控制不住自己而發泄出來，過後他們經常會為之感到懊悔。現代社會中常見的「怒氣管控」 (anger management) 技巧就是尋找對對方傷害較小的衝突解決方式的訓練。在美國，怒氣管控是孩子從小就會被父母和老師經常培訓的處事技巧。以平和的心態解決衝突的方式保護了雙方之間的平等關係。
大尺度的國家社會層面的矛盾互動與小尺度的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互動有許多相似之處，也有明顯的不同：
首先，大尺度的矛盾互動通常糾結的仇恨更深、鬱積的歷史更悠久，也更容易使當事者把衝突以正邪劃線，認定自己是正義的化身，而敵人則只配早日下地獄。這讓他們更沒有動力、也沒有耐心使用智慧。
其次，多數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作用距離是有限的，所以，衝突雙方的物理距離和心理距離越遠，就越容易起惡意、越難起善意。
最後，一個人的怒氣經常是出於他無法完全掌控衝突走向的焦慮感。如果一個人對衝突的前因後果有完全的理解、對他該採取的心態和行動有完全的掌控，他沒有必要發怒，而中國的極權體制樹大根深，它的反對者們完全束手無策，只能不斷鬱積怒氣和惡意。
把所有的注意力和情感都聚焦于中共政權、盼著各種惡事發生在它身上、盼著它倒霉和倒台的想法是一種統一情結。敵人無比強大時，持有這些想法的人除了空有一腔怒氣之外一籌莫展。當世易時移，敵人一朝變得軟弱可欺時，他們便忽然得勢，鬱積多年的惡氣得以發泄，社會便成為血雨腥風之地。這就是中國社會數千年來躲不開的輪迴。
在雙方地位極度不平等的衝突中，弱勢一方的怒氣的一個積極作用是幫助自己擺脫恐懼感、鼓起與強勢一方對抗的勇氣；其消極作用是這樣鼓起來的勇氣不能持久。民眾怒氣大規模發泄的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八九天安門運動。在運動的初期和中期，胡耀邦逝世、新華門事件、四二六社論和絕食行動激起大眾對政府的怒氣，這激勵著越來越多的人甩掉恐懼感，加入到抗議的隊伍之中，全國的遊行示威參加者達到上千萬人的規模。隨著運動向縱深的發展，運動的驅動力從最開始的單純美好的願望演變成充滿仇恨和毫無理智的空洞口號，而運動的組織則從充滿民主和善意的活力演變成赤裸裸的權力傾軋。而在政權將運動殘酷鎮壓下去之後，大眾的恐懼感比運動開始之前尤甚。其後的數十年間，絕大多數當年的參加者對那場鎮壓的態度是在屈辱中緘默，然後在無奈中遺忘。這是以怒氣為驅動力的反抗運動的典型運行規律。
極權組織的反抗者們的怒氣和惡意也正說明他們和他們反抗的對象是同一個師門的弟子。許多反共的活動家、媒體、政治組織和宗教或准宗教組織並不比中共更有民主和寬容的精神。他們看起來似乎沒有中共那樣兇惡的原因只是他們還沒得到充分的作惡的機會。
中國歷史上的各種農民起義和近代的辛亥革命也都是源於怒氣。極權的延伸到社會每一個角落的鐵腕控制使得絕望和暴怒成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唯一想得到的應對社會矛盾的方式。
五．普通人的可為之事
極權政體數千年來在中國穩如泰山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的服從情結。即使在一個王朝已經與大眾離心離德的年代，絕大多數中國人也只是知道眼巴巴等著另一個強權崛起，然後歡欣雀躍、依附、服從。同樣，對於當代痛恨中共政權的人來說，敵人無限強大，而自己無限弱小，他們的絕望之情無處安放，只能指望著外國的制裁、貿易戰和軍事對抗將中共壓垮。這樣的思路脫不出權力鬥爭的死結：自己的權力對付敵人差得太遠，就在想象中加入一個站在自己一邊的強權，好像是武俠小說中絕望的群眾苦等著武功蓋世的大俠從天而降解救自己。姑且不論國際衝突將會對每一方帶來什麼樣的人道和經濟的代價、是否真的會對中國的民主進程有所推進，他們的問題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了強權們會做什麼，而忘了自己雖然是個普通人，但仍然有隨時聽命于自己大腦指揮的一雙做事的手。找不到可為之事的挫折感反過來更增加了他們的怒氣。
如果一個人希望跳出在對一個強權的絕望和對另一個強權的盼望之間的永遠輪迴，他有另一種心態可供選擇：放下望遠鏡，拿出顯微鏡；把注意力從遠處的強權鬥法轉回到自己身邊；從等著將來的世界發生什麼大事轉回到在當下尋找自己雙手可為的小事；把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從未來的幻景變為每日生活的實踐。這裏討論幾個可能性：
1. 檢視傳統在自己身上刻下的烙印
人通常的思維方式是：別人的問題一籮筐，自己則完美無缺。實際上，中國的文化傳統歷史悠久無比、體量巨大無比，其中的每個人都是這個傳統的產品，這其中也包括自己。所以，一個有益的出發點是檢視傳統在如何駕馭著自己，比如看看自己是否經常高坐道德法庭的法官寶座，給不喜歡的人和事定罪；是否經常以敵意看待價值觀和行事方式不同的人；是否經常用蔑視和幸災樂禍的眼光對待地位不如自己、教育程度不如自己的社會群體和種族等。
如果一個人不願意以平等、尊重和善意來對待周圍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人、比自己地位低的人，這就是極權心態。如果他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妥，那麽他應得的統治者就是極權政體。多數中國人都可以歸為這一類，所以中共式的極權政體就是他們應得的統治者。
如果一個人願意認同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價值，那麽他就應該從自己開始，放下統一情結，在與周圍的人的交往中實踐這些價值，視他們為與自己平等的人、給他們以相信自己價值觀和繼續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有如昆蟲的殼，一個人繼承的傳統保護了他在社會中的生存，但也限制了他的進一步成長。中國的文化傳統在中國人身上培養出來的殼尤其厚重。多數人終生都意識不到保護了他們、但也裹緊了他們手腳的這層殼的存在。如果能意識到它在自己身上如何強大地存在、如何遏制了自己的成長，人就有可能開始蛻去這層殼。而蛻殼過程的艱難也會讓他對周圍那些被傳統的厚殼緊裹著無法脫身的人們產生真正的同情心。
2. 修改對成功的定義
近代以來，從清末的革命黨人、其後的共產黨人、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的組織者和參加者們，直到當代的以「反共」、「滅共」為己任的革命家們，所有關心國家命運的中國人都視野極為宏大，習慣於將注目處直指最高政權，非在最高權力那裡作出改變算不得成功。他們的理想是：第一步，奪得政權或迫使政權作出改變；第二步，用政權的權力把社會中的個人改造為天使。
他們不願意麵對的事實是，從古到今，第一個努力每次都讓華夏大地血流成河，而第二個努力每次都把大眾改造得更加虛偽、恐懼、冷漠、殘暴。
理想高遠者們的想法出於兩種心理：一種是「彼可取而代也」的統一情結，一種是被強權長期壓迫的受害者情結以及由此產生的報復心理。
從普通人的視角來看，注目點高、視野宏大就意味著自己與假想敵之間的力量差距過於懸殊，所以必須要依附於某個強權才能獲得行動力。另一方面，他們的服從情結也正好決定了他們只能苦等著青天大老爺、武功蓋世的大俠、精神領袖、外國的飛機導彈來救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於水火。最終，他們的社會改造實踐就演變為強權之間的血腥廝殺。
更有成效的使用一己之力的方式是將注意力從國家社會的層面轉回到個人生活的層面。由此可以把成功的定義從發生在遙遠未來的「滅共」等事件轉回到每日在自己身上、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的一點一滴的改變。前者雖然宏大，但自己只是旁觀者、鼓噪者、跟隨者；後者雖然渺小，卻是自己的行動力所成就。
這樣的轉變需要他們放棄統一情結，也不再把自己當成是可憐的受害者。這會給他們以自由、幫助他們把生活的重心從盼著敵人倒霉轉變為提升自己的生活。人只有在自己獲得自由之後才有可能給他人以自由。
3. 尊重自己不喜歡的現實
中國人遠沒有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已經準備好了接受民主政體。許多在歐美國家生活了幾十年的華人、許多每天高喊民主自由口號的職業革命家們自己都無法擺脫專制思維，要求在中共體制中生活了一輩子的人哪天能忽然擁抱民主自由的價值就更是天方夜譚。極權政體在中國的長期存在是如萬有引力定律和愚公面前的太行王屋二山那樣無可迴避的現實，而且不會有天帝派誇娥氏二子下凡來把山背走。
但這些人的統一情結又決定了他們難以接受自己不喜歡的現實。他們更習慣於咒罵現實、以自己的意願代替現實。這與把身家性命全數押入股市的股民看著指數一天天暴跌時的心理活動如出一轍。
對待自己不喜歡的現實的更積極的心態是接受和尊重。尊重萬有引力定律不等於不可以造飛機和火箭上天，與引力對抗。正相反，只有尊重萬有引力定律的威力，了解其工作方式，人的創造力才能開始工作，從一個一個的零件造起，最終得以翺翔于高天。同樣，人在願意尊重現實時，他就開始注意到這個現實背後的那些無限久遠的歷史和無限精密的運作規律。他就可以開始與它和平共存，將自己從受害者情結之中解脫出來，然後在現實的框架中重新定義以自己的渺小能力可以做些什麼。應對大的挑戰需要大的智慧，大的智慧需要大的平安、耐心和專註。在耐心和專註之中，應對挑戰的有效而可持續的路徑就會顯現。
一個兒時不幸的成年人可以一生都沈浸在對兒時的苦毒回憶中，也可以把他的經歷轉化為他的人生財富。同樣，一個不喜歡他面前的現實的人可以把自己定位為現實的不幸的受害者，也可以把他的時代定位為讓自己開了眼界、給了自己有所作為的機會的激動人心的時代。
4. 對具體的人報以善意
不管在哪個社會，在其間傳播的所謂「事實」都難免帶有這個社會的文化傳統的染色，去偽存真是極難的事。這些所謂的「事實」塑造了每個人的價值觀。然後，每個人的價值觀又充當了他進一步獲取「事實」的過濾器，而這些過濾之後的「事實」再進一步加固他已有的價值觀。所以沒有人能完全卸下傳統的包袱。事實上，多數人會終生背著傳統的包袱而不自知。每個人的價值觀和行事方式背後都有深厚的傳統的支持，也因此幾乎不可能被外力改變。這就是古語說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所以，中共政權和它的激烈反對者們本是同一個文化傳統的傳人。他們的理想和行事方式同是出於這個傳統之中的統一情結；他們都認為只有自己的意願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意願，而別人的意願都該被自己的意願統一；他們都只關心如何操縱他人的命運、不關心如何改變自己的認知、提升自己的生活。實際上，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敵人的關係，而是同門師兄弟的關係。他們都在不經意之間從祖先那裡繼承了一份無比豐厚的「遺產」。
願意對自己這份「遺產」有所作為的人可以嘗試在每日的生活中對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家人、同事和朋友使用足夠的尊重、善意和民主精神。他們會發現這比對遙遠的假想敵喊打喊殺是難得多的事。開始習慣了對近距離的、具體的人使用善意，就有可能開始對更遠處的人和更抽象的人群使用善意。
既然中共政權是適合於多數中國人價值觀的體制，那就應該承認它有生存權，是與自己平等的對話和理念競爭的夥伴。
自然，中共政權和它的跟隨者們不會視任何人為平等的對話夥伴。這是因為他們堅持要活在絕對權力統一全國的舊時代。但是欣賞自由、平等和民主價值的人們從今天開始就可以活在不同理念能共同生存、平等交流的新時代。
對衝突的另一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也有實際的益處。在日常生活中，絕大多數人都有現出善意的能力，但只有極少數人有在衝突中被對方施以惡意時以善意回應的能力。所以，如果一個人對對方使用惡意，他幾乎在所有的情形中都會被報以惡意，但如果他現出善意，他經常能得到善意的反應。實際上，在日常生活中，衝突的解決經常是由於一方首先現出善意而導致雙方冰釋前嫌。
甘地注意到，「如果惡意是人類社會的主要驅動力，世界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被毀滅了，也不會有我寫這篇文章，也不會有讀者對未來抱什麼希望。我們之所以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愛的存在。我們自己就是這件事的證明。」【8】
對對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不等於懦弱、迴避衝突、或放棄原則。甘地對此的做法是：一方面堅持自己的理念的存在、堅持表達自己，一方面不強求對手接受自己的理念；承受對手的暴力，而拒絕對對手還以暴力，包括言語和身體暴力。在甘地看來，衝突雙方之間的不同只是意見的不同；他們都有生存的權利，他們也都有表達的權利。在理想的意義上，這樣的存在方式符合他信奉的「不傷害原則 (ahimsa)」；在實際的意義上，這樣的存在方式在對手那裡激起最小的敵意，因此給自己的理念以最大可能的生存機會。
5. 向不誠實的文化傳統注入誠實的元素
人對安全感和權力欲的追求勝過對事實的尊重時，不誠實就是自然的行為。服從情結是服從於強者的意願，即使這意願與事實相悖；統一情結是迫使弱者服從於自己的意願，即使這意願與事實相悖。這些都是對事實的背叛、是對自己的不誠實。
對自己的誠實是接受現實、把現實置於自己的意願之上、願意根據現實來改變自己。現實首先包括外部世界的現實；這要求人承認對手的強大和自己的渺小、承認世界的複雜和自己的無知、承認自己的意願並不具備「皇帝」的聖旨的資格，而只是社會中成千上萬個意願之中普普通通的一個。
現實也包括人的內心世界的現實；這要求人承認自己的恐懼感、挫折感、權力欲，也承認自己與對手一樣，都被傳統的厚殼裹緊，即使經過卓絕的努力也不可能蛻去多少。面對兩種現實的誠實都需要勇氣。對自己開始誠實時，對別人的誠實才有可能。
怒氣是由於無法面對自己的意願被現實壓垮的事實，所以怒氣也是對自己的不誠實。如果能夠誠實地接受眼前的衝突超出了自己的駕馭能力的事實，怒氣就會平息，人就開始獲得平安。
誠實是平等的前提。在意見之爭中，自己永遠高對方一等；在事實面前，人與人之間的真正的平等才有可能。所以對於不誠實的人，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無從談起。
誠實也是民主的前提。生活在民主制度中就意味著經常會有自己不喜歡的政治人物贏得選舉、有自己不喜歡的意見被通過為法律，如果多數社會成員不能誠實面對這樣的現實，無法克制自己上下其手、做小動作、動輒要以暴力來推行自己意願的衝動，這個政體就活不了多久。
如同誠實的商人使得商業交往變得容易，對自己誠實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得容易：在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能達成共識的地方就是事實。在足夠多的事實面前，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會找到共同點，社會的裂痕會慢慢開始彌補。
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中，價值觀不同的人不是處心積慮要置對方于死地，也不只是設法避免彼此碰面，而是設法彼此交流，通過交流發現衝突的表面之下的共同價值，一起創造新的文化。這個過程需要這個社會中的許多人的誠實。
總之，如果一個人希望給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文化傳統中注入一點新鮮血液，他有許多可為之事，這包括（1）檢視傳統如何決定著自己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2）將成功定義為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的改變；（3）心平氣和地尊重現實，不管這現實是自己如何不情願面對；（4）以善意對待每日生活中的具體的人、尊重他們的獨特價值觀；（5）以誠實的態度面對自己的渺小、無知、恐懼感和挫折感，用事實與他人交流，而不是為意見爭得面紅耳赤，甚至生出惡意。
這些事也可以歸結為放棄權力欲、放棄統一情結、放棄用自己的意願來駕馭他人、修改現實。借用生物學的術語，這可以說是在自己身上實現對傳統的變異。
一方面，這些事看起來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另一方面，一個人要在實際生活中體行這些事談何容易；這是要做一個不同的人。但是，如果一個人真心想讓中國變成一個不同的社會，他除了首先讓自己變成一個不同的人之外並無它途。實際上，傳統刻在每個人身上的烙印如此深刻，即使一個人用了全力去實踐這些事，他也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改變自己。
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的社會改造者都是只知道去改造別人，而他們的成效也有目共睹。
如果一個人開始去實踐這些心態和行動，他會感到自己並不是只有束手無策、怒氣和惡意。當他發現自己的雙手也能做一點有用的事，不管有多小，他的挫折感就會開始消退，他就會平靜下來、開始看到現實和理想之中的豐富的細節。這些認知的突破是對他自己的教育；他會因此發現更多的可為之事。他會開始尊敬自己：人的自尊不是來源於他高弱者一等的感覺，而是來源於他在面對強者時的鎮靜和行動力。當他的自尊多起來時，他就自己把自己拉出了泥潭，不再需要精神領袖、法師、武功蓋世的大俠和外國的飛機導彈的解救。
如果一個人對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價值的欣賞只是葉公好龍，他去說服別人接受這些價值就是笑談。反過來，如果他願意改變自己、願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實踐這些價值，他的口頭語言和肢體語言的內容會在他自己的改變中豐富起來；這些會傳染給周圍的人。這就是他力所能及的對社會的改變。如果一種理想在一個社會中有潛在的生命力，那麽當一些人提前活在這個理想中時，他們的群體就會如土壤中的一顆種子一樣開始長大。
六．文化發明家的角色
中國文化傳統的歷史之悠久、體量之龐大，讓任何改造它的企圖都顯得不自量力。但另一方面，一個民族的文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如一棵老樹，雖然在遠處看起來，其樹冠的輪廓在幾年之內沒有什麼變化，但仔細觀察之下會發現它的細節處在不斷發生變化：一些新枝不斷生出，一些老枝枯萎、脫落。
社會中每一點這樣的改變都不是自動發生，而是由一些人的有意識的努力促成的。一個例子是美國社會的文化。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大眾對宗教的態度、對婦女投票權的態度、對種族關係的態度、對勞資關係的態度、對同性戀的態度、對環境保護的態度等都在不斷演變。每一點演變都是許多人的畢生努力的結果。美國人不僅在發明著電燈、電腦、互聯網和智能手機，也在不斷重新發明著他們生存於其間的社會。
將新觀念注入現存社會秩序的人可以稱為文化發明家。文化發明家的使命並不是完全摧毀現有的文化 – 沒有人有這樣的能力。他們也不是在發明一種全新的文化 – 也沒有人有這樣的能力。他們發明的是一些新觀念在現有文化中的成功生存。這並非易事：一個文化和一個生物體一樣，都有強大的排異功能，會頑強抵制任何試圖侵入他們身體的異物。所以在現存的文化中嵌入有生命力的新觀念需要文化發明家的靈感和汗水，如同發明電燈泡需要愛迪生的靈感和汗水。當新觀念在文化中紮下了根、獲得了生命力之時，與之對立的老觀念也就自動失去了生存空間。這是推動社會進化的代價較小的方式。
文化發明家面對的挑戰比愛迪生面對的要嚴酷得多：愛迪生髮明的是給大眾帶來便利、受大眾歡迎的工具，而文化發明家發明的東西會遭致許多人的排異反應；愛迪生的煩惱只限於實驗室的進展不夠順利，而文化發明家可能會搭進去自己的性命。文化發明家的每一個發明在最初都會碰許多釘子，其中的絕大多數夭折，但也有一些成功地紮根、發芽、長大，最終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美國近代最成功的文化發明家或許是馬丁路德金博士。1954年，25歲的金博士從波士頓大學神學院畢業，來到南方的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擔任牧師。當時美國南方實行種族隔離的政策。「如果一位遊客在抵制公交車運動發生之前訪問蒙哥馬利，他會聽到公交車司機管黑人乘客叫『黑鬼』、『黑猿』和『黑母牛』。他會經常注意到黑人乘客從公交車的前門上車，付了車費，然後得下車，走到後門再上車。他有時還會注意到，在那個乘客走到後門之前，公交車已經帶著他的車費開走了。這位遊客還會注意到黑人乘客在空座位的旁邊站著，即使車上沒有一位白人乘客，而擠滿了黑人乘客。黑人乘客被禁止坐在車最前面的四個座位上，因為那是白人乘客專用。更有甚者，如果白人專座已經坐滿，而繼續有白人乘客上車，坐在非白人專座上的黑人會被要求把座位讓給白人。如果他們拒絕，他們會被逮捕。」【9】
次年12月1日，在蒙哥馬利市的公交車上，坐在非白人專座上的黑人乘客帕克斯女士 (Rosa Parks) 因為拒絕給一位白人男性乘客讓座而被捕。金牧師和另外幾位同行決定發起抵制公交車的行動，倡議全市黑人以步行或個人拼車等方式上下班，以聲援帕克斯女士。蒙哥馬利幾乎所有的黑人都參加了抵制運動。「抗議的精神如此深刻地成為每個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有時他們本來可以搭車卻選擇步行。對於許多人來說，步行有了重要的象徵意義。一次一位拼車司機在一位步履艱難的老太太身邊停下來，說：『老奶奶，上車吧，你用不著步行。』老人揮手讓他開走，說：『我不是為我自己步行，我是在為我的兒子和孫子步行。』」【10】
白人控制的市政府採取了離間黑人社區組織者、以「反抵製法」的名義逮捕運動領導者、取消黑人拼車的保險單等辦法以應對。抵制運動的組織者之間的矛盾開始顯現，金牧師開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氣。
「我講了一些考慮欠周的充滿仇恨的話。但我隨後意識到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你不能醞釀怒氣，』我告誡自己，『你必須承受對手的怒氣而不還擊。你不能苦毒。不管你的對手如何情緒激憤，你必須鎮靜。』」【11】
白人警察們不斷找金牧師的麻煩。一天晚上，警察以超速的名義將他抓上警車，拐彎抹角開向荒郊野外。車經過一座廢棄的橋下時，金牧師認為他們要殺人拋屍（當時白人對黑人的暴力私刑事件時有發生）。「我全身從裡到外在發抖。我請神給我勇氣承受我要面對的任何結局。」【12】當警車終於開到監獄門口時，金牧師才鬆了一口氣，不禁自嘲剛才的慌張。
一些白人恐怖主義者好幾次在黑人教堂里、在金牧師和其他一些運動領導者的家裡投擲炸彈。「當我意識到我的妻子和小孩險些被炸死，我感到我心中的怒氣在上升。……我又一次站在仇恨的邊緣。然後我又一次拉住了我自己，說：『你不能允許你自己這樣苦毒。』」【13】
1956年11月13日，抵制公交車行動開始近一年之後，美國最高法院裁決阿拉巴馬州的公交車種族隔離政策違憲。金牧師回憶：「最高法院裁決公布的第二天晚上，我家的電話幾乎是每五分鐘就響一次。一個打電話者說：『如果你讓黑鬼們坐在公交車前邊的座位上，我們一個晚上就會燒掉五十個黑鬼的房子，包括你家的。』我平靜地告訴他，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還沒說完，他又說：『黑鬼，閉嘴！否則我們現在就去把你的房子炸掉。』另一個打電話者大罵最高法院。他說他有證據表明所有的大法官都是共產主義者。他最後說：『我們等著那個該死的布萊克法官回到阿拉巴馬，然後我們就把他和你弔死在同一棵樹上。』」【14】
那天晚上，三K黨驅車到黑人社區示威。「平時，三K黨威脅要來時，黑人們會躲回自己的家中，鎖上門，拉下窗帘或關上燈。他們怕死，所以他們裝死。但這次他們的反應不一樣。三K黨徒 – 報紙上說『大約四十車穿白袍、戴白高帽的黨徒』 – 來時，每個房子的燈開著，門也開著。黨徒們開過去時，黑人們像觀看馬戲遊行一樣看著他們。……駛過幾個街區后，三K黨徒們感到有些困惑，拐到一條小路上，消失在夜幕中。」【15】
白人種族主義者們在這裏使用的手段與中共政權一樣，都是讓弱勢群體恐懼、讓他們只能「裝死」、乖乖就範。金牧師的對策是首先與自己的本能鬥爭：克服自己的恐懼、控制自己的怒氣；然後幫助黑人兄弟們克服恐懼、控制怒氣。在強權面前，于平靜中生出的勇氣比怒氣中生出的勇氣更持久，也更聰明。
雖然有了最高法院的裁決，黑人們回到公交車上與習慣了歧視黑人的白人乘客坐鄰座同樣是個挑戰。在組織黑人們回到公交車上之前的那天晚上，金牧師在黑人社區大會上講話：「這是我們必須保持冷靜的自尊和智慧的自律的時候。我們必須阻止情緒變得瘋狂。我們任何人都不能使用暴力，……我們回到公交車上時，必須用足夠的愛來把敵人轉化為朋友。」【16】
第二天，蒙哥馬利的公交車種族隔離政策正式取消，黑人回到公交車上。「一位（白人）老人站在司機旁邊，儘管車廂後部有好幾個空座。有人建議他到後面的空座上坐下來，他說：『我寧願死了下地獄也不坐在黑鬼的後面。』……一位黑人女士在下車前被一個白人男子扇了一耳光，但她拒絕報復。她後來說：『我一個人就可以擰斷那個小個子的脖子，但我在昨天晚上離開大會的時候就決定了照金牧師說的去做。』」【17】
歷時一年的蒙哥馬利抵制公交車運動有如下幾個特點：（1）抗議的方式簡單易行（拒絕乘坐公交車），因此呼召了眾多的參加者（拒乘比例幾乎達到百分之百，拒乘時間長達一年多）。（2）不譴責、謾罵對手、不喊大的口號，而是聚焦於一個具體的目標（公交車公司取消歧視政策）。正如高牆的倒塌是從一條小小的裂縫開始，從小事做起是應對大挑戰的最容易取得突破的方式。（3）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保持自立和自尊。這些特點大大提升了這場運動在美國社會中的形象，由此導致的全美民意的轉變是促成最高法院的有利裁決的重要推動力。
金牧師認為，「雖然最高法院的裁決是這場運動勝利的標誌，但運動實際上在裁決宣布之前就已經勝利了。……全世界都看到，一代有勇氣的新黑人在蒙哥馬利誕生了。他們以清晰的輪廓出現，使白人不得不面對、甚至必須尊敬；使全美國的黑人仰慕、然後開始效仿。」【18】
蒙哥馬利的黑人民眾以改變自己的心態和行動給自己、也給全美的黑人照亮了變革命運的路徑。他們的對手們則因為使用暴力和非正義手段而丟失了全社會的廣泛的支持。
抵制公交車行動的成功催生了歷時十多年的黑人民權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多種族歧視的法律法規被廢除，種族之間的平等開始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今天，美國所有的少數族裔，包括華人，都在享受著這場運動帶來的成果。金牧師剛到蒙哥馬利時在公交車上見到的那些景象在當今的美國已經很難想象了 – 這不僅是由於法律的約束，更是因為當今美國社會的多數人認為那樣的言行有違自己的是非觀。
金牧師挑戰的不只是某個政策、法律法規、執政團體，而是美國文化、尤其是美國南方文化中的一個痼疾。他的對策不是企圖全面摧毀這個文化，而是從一件具體的事入手，在這個文化中嵌入一個新成分，以此來改變這個文化中的一些老成分。他對每個具體的人 – 文化的承載者 – 都抱有善意。在道德法庭上，他只是陳述自己的案情，並不搶坐法官的高椅；他尊重法官們 – 所有的對手和所有的觀者 – 的裁決。只要他的陳述有足夠的生命力，道德法庭上的法官們的良知就會開始做工作。對於那些早已習慣了用叢林法則來看待種族問題的法官們，金牧師的「用足夠的愛來把敵人轉化為朋友」的衝突處理方式給他們的視野之中加入了一個新的價值考量：是非感，這促使他們開始質疑自己那些叢林法則的正當性。這就是文化發明家的工作方式。
中國的社會改革者們面對的真正對手也不是中共政權，而是中國文化中的各種痼疾。兩者的不同之處是：中國文化比美國文化對挑戰者的敵意大得多、手段也狠得多，所以這要求中國的文化發明家們拿出比金牧師更強大的創造力、更強大的克制怒氣和對對手展現善意的能力。
文化發明家與革命家的不同之處包括：
首先，革命家是被權力欲驅使、志在砸爛現秩序，自己取而代之。如黃巢詩云：「我花開后百花殺」，革命家要求別人都聽自己的，否則就是死路一條。文化發明家則尊重現秩序，只是訴求自己在其中的小小的一席之地。但他們並不到權力組織那裡去討要生存許可證，因為一來他們不會領到，二來也沒有這個必要：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所以只要自己的行為不傷害到他人，他們沒有必要去尋求任何人的批准。他們只是堅持自己的存在、堅持發聲、堅持對對手使用善意、承受對手的暴力而不還手。他們並不強迫對方做什麼事，因為每個人做什麼事本來是各人自己的權利。他們堅持與敵視和蔑視他們的人對話，但並不寄希望於後者的願意參与。
其次，革命家的衝天怒氣讓他們對未來的理解只流於口號，而文化發明家從身邊小事開始的心平氣和的工作讓他們能在當下就生活在未來的理想之中，於是未來的豐富細節不斷在他們眼前展開。如果說革命家們的做事方式是來得快去得也快的雷霆閃電，文化發明家們的做事方式就是不離不棄的潤物細雨。
第三，革命家的仇恨發泄對象是對手其人，而文化發明家將人與事分開：他們尊重對手其人，只是促請他們考慮接受一些新的觀念。革命家不感興趣改變自己，也相信自己的權力是改變他人的唯一有效手段。文化發明家相信的是「心的大門只能從裡邊打開」。
最後，革命家是呼風喚雨的大人物，他們的成功靠的是大眾的盲目追隨，所以革命家的組織是極權組織，並且會在革命的過程中逆向淘汰，變得越來越極權。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文化發明家的成功靠的則是啟發每個普通人的智慧和行動力，每個普通人都可以當自己生活圈內的文化發明家。在文化發明家發起的運動中，每個參与者之間是平等的。蒙哥馬利的抵制公交車運動固然得益於金牧師這樣年輕有為的組織者，運動的成功最終靠的則是每個參加者改變自己的心態、甩掉恐懼感、感受到用自己的雙手雙腳創造的自尊。這場運動的每個參加者都是文化發明家。
不首先改變自己而試圖去駕馭他人是出於權力欲。歷史已經證明，通過權力爭奪戰來挑戰極權政體帶給中國的只是血流成河。通過自己的改變而在周圍的人那裡產生改變則是出於愛。對白人對他和他的黑人同胞的歧視、羞辱、打壓，金牧師稱之為「我們許多白人兄弟的在打瞌睡的良知 (the dozing conscience of many of our white brothers)」，【19】這是愛的心態。
借用金牧師的說法，雖然許多中國人看起來麻木、冷漠、自私、權欲熏心、有時殘忍，但這同樣只是良知在「打瞌睡」，也同樣能被愛喚醒；它醒來需要的唯一條件是文化發明家們的堅持。愛雖然沒有權力爭奪戰那樣吸引大眾的眼球、激起他們的亢奮情緒，它改變社會的步伐雖然是嬰兒步，但走對了方向的嬰兒步同樣可以走得很遠。每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最初都是從一個不及拇指肚大的種籽開始的。
在海外中文世界里，對中共政權各種行為的譴責和怒罵到處可見，反映出許多華人對它的仇恨和惡意。持這種態度的包括以推翻中共為己任的職業革命家，也包括相當一部分普通大眾。同樣的態度在國內雖然沒有公開表達的空間，但在民間普遍存在。
本文首先試圖論證中共政權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異數、一個天上掉下來的孤立現象，而是深植于中國文化傳統之中、與中國人的價值觀水乳交融。中共不過是這個歷史無比悠久、體量無比龐大的傳統在當代的發言人。中共式的極權政體前有古人，后也還會有來者。從這個角度出發，如何對待中共政權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對待中國傳統的問題。怒氣、仇恨和惡意都不會起到改變傳統的作用，而徒然招致傳統的繼承人們的怒氣、仇恨和惡意。
另一方面，每一個在華夏大地上長大的人都是這個傳統的繼承人，所以敵人或政治對手身上的毛病也是自己身上的毛病。一部分華人對中共政權的怒氣、仇恨和惡意正是中國的極權文化傳統在他們身上的體現。這是在國內和海外都極為常見的「用共產黨的思維方式反對共產黨」的現象的一部分。以極權的方式起意、做事，最後也只能達到極權的目的。
本文然後討論另一種可能的心態：把注目之處從遠處的敵人那裡轉回到近處的自己這裏，在自己的每日生活中努力擺脫傳統的塑造、開始對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不同的人使用善意。這樣的改變能讓自己平靜下來，由此注意到現實的表面之下的許多豐富的層次、發現越來越多的可為之事。從個人生活的角度來看，更有實效的反抗傳統的方式不是仇視和咒罵傳統及其發言人，而是體行顛覆它的生活方式。從大尺度的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個社會向文明方向的代價較小而效果持久的演進更多時候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行進的。
一．極權體制的幾個特點
中共政權所有遭到詬病和譴責的行為或許都可溯源到同一個原始動機：權力。在民主社會中，所有的權力，包括總統的權力、軍隊的權力、媒體的權力、法庭的權力，都是受到制約的權力。而中共政權的權力是不受任何制約的絕對權力。
權力的這種絕對性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權力的全方位性。中共政權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的權力，包括行政、財政、軍隊、司法、新聞媒體、文學藝術、教育，不是互相制約、各自為政，而是互為支撐、遙相呼應、鐵板一塊。最高權力在一個主題上彈出新的旋律，所有領域的權力都跟著奏起新的和弦，宛如一個龐大而精美的交響樂團。
其次表現在權力的管轄範圍。率土之濱，所有成員都必須服從，沒有例外。服從於其權力者可討得一碗飯吃。不服從者則只有苦頭可吃。在建政初期，給不服從者吃苦頭的方式是公開羞辱、勞改、殺頭。在當代，進化為電子監控、下獄、酷刑、恐嚇其父母親友、切斷其生活來源。
權力的絕對性最後還表現在，在中共政權的價值觀中，權力的穩固重於所有其它的考慮。是非、善惡、誠實、社會成員的所有權利以至於生命都沒有自己手中權力的穩固來得重要。政府制定所有的政策、處理所有的案件和社會矛盾時所依據的最高準則都是看這些手段能否維護政權權力的穩固。在1960年代初，整個權勢階層眼睜睜看著三千多萬大眾餓死而心無所動，因為一個領袖要滿足他當世界老大的權力欲、各級官員要保住他們各自的烏紗帽。
為了使大眾乖乖服從，政權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展開系統性的工作：（1）奪去大眾的認知自由，讓他們只知道一個完美自洽的官方版本的新聞、歷史、世界局勢，因而使大眾沒有動力去思考、也沒有其它版本的事實和解讀去比較。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愚民政策。（2）以對不服從者羞辱、迫害、下獄、酷刑等來在大眾的心中製造恐懼感，讓他們自己首先便為自己的異端之想害怕得發抖。（3）授予權力階層以物質和精神上的特權，以此給大眾以抱緊體制向上攀緣的視覺激勵。
中共政權的這些特點和工作方式並非是中國歷史上的王朝之中所僅見，而是與其之前的各個王朝一脈相承。它們之間的不同是權力絕對化的量的不同，而不是質的不同。中國歷史上唯一有一些民主氣息的政權是辛亥革命之後成立的民國政府，可惜它只存在了十幾年就被蔣介石的黨國體制所吞沒。【1】
二．中國人價值觀中的權力
中國人的價值觀中與權力相關的內容可以歸結為三個情結：
1. 服從情結
中國人對下一代的服從情結的培養從他們降生就開始了。培養工作在兩個方面展開：
（1）摧毀他們的獨立判斷力。父母和老師只感興趣孩子在學業上的成功，而壓制孩子對問題的獨立判斷、對世界的好奇心和對各種權威論斷的懷疑。於是他們在成年之後便只能將自己的世界觀依託于某個領袖、強人、大師、主義、法師、祖宗法度。如果他們依賴的那個領袖對他們拉下臉來，或自己離世、爆丑，他們便惶惶不可終日，直到找到下一個精神靠山才安穩下來。
（2）讓他們因恐懼而服從。父母和老師牢牢控制了孩子的命運；他們有一點不悅，孩子就被恐懼感籠罩。日久天長，孩子長大之後，他們的恐懼感慢慢變成生活的正常的一部分，他們就習慣了無條件服從權力關係的上游者，以此來換得安全感。
雖然政權的穩定大大得益於大眾的服從情結，這樣的服從不是經過他們自己的獨立判斷和比較之後作出的有意識的選擇，所以只是權宜的屈服，而不是發自內心的忠誠。一旦現有的強權搖搖欲墜、另一個強權帶著美妙的許諾崛起，他們轉眼之間就會倒向新的精神靠山。這使得中國成為形形色色的大師、造反者和革命家們大顯身手裝神弄鬼的沃土。
2. 競爭情結
中國人的競爭情結來自於兩個驅動力：
首先是權力和地位帶來的物質資源和心理優勢的激勵。俗話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中國，孩子們眼前的說一不二的父母、老師和各種成年人都在給他們傳達著同一個信息：權力是人世間最珍貴的財富。成年之後，權力是他們人生成功的首要標誌、是自信心的主要來源、是誇口的本錢。
另一個驅動力是對在有限資源的爭奪戰中居於人後的恐懼感，如「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心態所示。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著周圍那些「混得差」的人對孩子說「如果你現在不用功，將來就是他們的下場」時，一種恐懼感就牢牢確立在孩子的心中：社會是虎狼之地；自己若不能努力當猛獸，就只能淪為獵物。對許多人來說，吃虧不僅是物質上的損失，它帶來的居於人後的挫敗感更是精神上的打擊、對自己無能的宣判，所以在無關緊要的小事上也務必要勝出別人一分，在重大利益的關頭就更要打破頭皮。
中國人的競爭情結意味著他們把人分三六九等的狀態視為社會的正常狀態。比自己地位低、收入低、出身低、長得丑的人，以及與自己語言不同、風俗習慣不同、口音不同的人都不配擁有與自己同樣的權利、都是嘲笑和鄙視的對象。中國人並不滿足於與他人平等的生活狀態。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如何跳出現在所屬的階層、跳入在自己之上的那個階層。與弱者平等是自己的無能。孩子之間比父母的身份；大學生之間比各自所在院校的名氣；成年男人之間比官銜級別和車的豪華程度；女人之間比衣著飾品的名貴程度。比拼成功帶來的優越感給中國人的每日生活賦予了意義，而比拼過程帶來的不安全感是他們的生活壓力的主要來源。
競爭情結意味著中國人更多使用外在的價值標準，即在與他人的比拼、在他人的欣羨和妒嫉眼光中實現自己生活的意義；更少使用內在價值標準，即以自己獨立的是非善惡觀來指引自己的生活。他們在國家社會的大尺度層面上也主要使用外在價值標準：他們最關心的不是這個國家應該為其公民解決什麼樣的實際問題，而是這個國家能不能在經濟軍事實力上超過某個標竿大國。他們眼中的國家跟他們眼中的個人一樣也分三六九等。他們對強權的心態是嫉恨，對小國的心態是蔑視。毛澤東的「超英趕美」、當代人的「彎道超車」都是被外在價值標準驅動的結果。
中國人著稱於世的勤奮和善於學習也不是出於對探索未知世界的興趣，而是被競爭情結驅使，在個人層面是實現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在國家層面是實現四海蠻夷來朝頌聖的優越感。
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係導致中國人對自己小圈子之外的人的信任度和同情心幾乎是零，對陌生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人的苦難視而不見。同情心是人在安全感得以滿足之後的「奢侈品」，而競爭情結所致的時時的不安全感使得中國人很難擁有這份「奢侈」。
3. 統一情結
在中國，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的「皇帝」；在這個勢力範圍之內，「皇帝」是所有問題上的唯一內行，他的見解是唯一合法的見解，他要想盡辦法用自己版本的見解來統一自己的勢力範圍。一個科長的勢力範圍是他的科，科里所有的人都必須服從科長的見解。一個母親的勢力範圍是她的家和孩子們，家裡的孩子們都必須服從母親的見解；她喜歡吃的東西，孩子們也必須喜歡吃。任何疑議都被「皇帝」視為對自己的人身攻擊和對自己地位的挑戰，必遭致強力鎮壓。如果把「皇帝」的勢力範圍比作一盤棋，只有「皇帝」的規則才是棋盤上的唯一合法的規則，其他人要麼遵守，要麼走人。多數的夫妻糾紛都是由於一方想要以自己的意願來統一對方的意願而引起。
在社會上，每一個大大小小的機構之內的開會和討論通常都默認了這個機構的「皇帝」指定的結論，不默認結論的開放探索式的爭論或對話幾乎不存在。《新聞聯播》拒絕討論任何不同見解，「春節聯歡晚會」拒絕顯示任何不同感情色彩，而這些不只是政權習以為常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普通人習以為常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其淵源都是統一情結。
「皇帝」對其目力所及之處的所有的事都有百分之百肯定的結論，並會盡一切努力捍衛這個結論。他們對事情的真相併不感興趣。在「皇帝」的見解與真相發生矛盾時，「皇帝」的地位賦予了他扭曲和掩蓋真相的合法性。「皇帝」可以隨意刪除或修改真實世界里他不喜歡的地方，而他的手下人也並不覺得這有何不妥。從文革結束時到新冠肺炎期間的四十多年之間有許多人提倡過各種版本的「講真話運動」，而每次都無疾而終，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政府的打壓，而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多數人對挖掘事實真相沒有興趣。
「皇帝」接受一個不同意見的情形經常不是因為他忽然開始尊重事實，而是因為那個意見的持有者比他的權力更高。驅使他改變的動力是他對那個更高權力的恐懼。
「皇帝」的統一情結需要手下人的忠實支持。中國歷史上，不誠實的「奸臣」永遠都是遠多於誠實的「忠臣」；奸臣的能力就在於他們知道如何永遠維護皇帝對世界的見解，不管它是何等的荒唐。少數誠實的所謂「忠臣」們是迂腐和不識時務的悲情角色。同樣的「奸臣」和「忠臣」的懸殊比例存在於中國社會中所有大大小小的機構和組織中。
大眾對於 「忠臣」的定義實際上一開始就註定了其悲劇色彩：他們既要服從於皇帝，又要誠實，而服從和誠實經常是矛盾的。大大小小的「皇帝」要求下屬具備的首要素質都是服從，而不是誠實。
面子是中國人的價值觀中佔據中心地位的概念。顧名思義，面子就是遮蓋真相的那層表面修飾，是將真相施行整容手術之後的「皇帝」版本的世界。如同《皇帝的新裝》里的那樣，皇帝和手下人都知道面子不符合事實，但他們都必須堅持。這是對他人的不誠實，也是對自己的不誠實。不誠實的人在社會上左右逢源，且以不誠實為自豪。指出「皇帝」的問題的人是不識相的人；指出國家和民族的問題的人是漢奸和賣國賊。
中國人在國家、社會的層面上也有濃重的統一情結。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虎視台灣、鎮壓香港抗議活動和強迫邊疆少數民族納入漢文化的做法不僅是政府的行為，而且得到了多數中國人的傾力支持。不管在社會的哪個角落，只要提及「獨立」二字，必會遭致全民共討之的激憤場面。
政權的統一情結也延伸到了國境之外：它要投巨資購買其它國家對自己的讚歌；它對別人領土之上的反對自己的聲音如芒刺在背，要雖遠必誅，儘管發出那些反對聲音的人並沒有任何想要侵佔自己領土的企圖。這些作法是因為雖然「皇帝」的物理領土有疆界，其心理領土一直延伸到宇宙的最遠處。
由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到如下的關聯：
（1）中共的極權統治方式的來源是中國人的統一情結。
（2）保證了這種統治方式不會遇到大規模挑戰的是中國人的服從情結、恐懼感和淡漠的是非觀。
（3）中國人的競爭情結讓他們抱緊體制，心無旁騖地向上攀緣，而體制也由此獲得大批願意效忠的人才，兩個因素都進一步鞏固了極權體制的穩定。競爭情結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疑心保證了被統治者無法團結一心對抗政權，也保證了政權在迫害一部分不服從者的時候其他人會袖手旁觀、甚至喝彩慶賀。
（4）中共政權做事的遮遮掩掩的方式來源於中國人在各種強權的虎視眈眈之下為了生存而從小練就的不誠實。
政權的統治方式與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契合得這樣天衣無縫，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幾千年來儘管每個王朝都不斷受到挑戰，但每次硝煙散盡之後總是無懸念地回到極權體制。
所以中共政權並不是建築于沙灘之上的城堡。恰恰相反，其地基無比深厚而堅實。雖然中共政權不是中國人選舉產生的權力結構，卻是適合於多數中國人的價值觀的權力結構。中共政權做了那麽多的不公之事而仍然能招搖過市，是由於多數中國人價值觀之中的不公在縱容著這些事的發生。在反對中共政權的人之中，多數並不是出於對自由和平等的價值的真正熱愛（下一節對此將有更多的討論），而是出於想用自己的極權來取代中共極權的權力欲。一個尊重民主原則的人如果有勇氣面對現實，他們會承認中共或中共式的極權組織是中國人應得的統治者。
近來美國政府試圖把中共和中國大眾進行切割、分別對待。看起來，中共是統治者，中國大眾是被統治者，兩者是一對矛盾，美國政府這樣的切割是有利於他們外交運作的一個聰明的技巧，但實際情況是，兩者之間的淵源要比表面看起來的深厚得多。
中國人的三種情結並非中國人所獨有。它們其實都是人類的原始天性的一部分。在民主社會中，兒童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花在鼓勵孩子從這些原始天性中成長出來：獨立思考、提出問題；對他人使用同情心和愛心；尊重他人的獨特見解和行動自由。這些教育不可能完全消除孩子們的服從情結、競爭情結和統一情結，但把另外一些價值播種在他們的心中。這些價值隨著孩子的心智成熟而不斷成長，並且被成人社會的主流價值鼓勵，對原始天性起到了有效的制衡作用。在中國，三種情結則在兒童階段被父母和學校的教育體制、在成人階段被社會現實一再加固。
三．中國人與民主政體的距離
與中共政權的深厚民意基礎相關的另一個現實是：由於權力在中國人的價值觀中的中心地位，中國向民主社會的轉型並沒有許多人想象的那樣簡單無痛。這裏討論這個轉型之路上的三塊攔路巨石。
1. 權力欲與自由和自律的衝突
權力欲與個人自由是互相矛盾的價值。權力欲是要求別人服從於自己、仰望自己；自由是拒絕服從於別人、仰望別人。一個被權力欲充滿的人不認為他人有自由，而他自己的自由就等於呼喝別人的權力。在一個看重個人自由的社會中，權力必然受到各種限制；在一個看重權力的社會中，個人自由必然受到各種限制。
極權體制維持社會穩定靠的是恐懼感和他律：其社會成員做或不做某事不是因為他認為該做或不該做，而是因為他敢做或不敢做。在民主社會中，社會成員的自由度要大得多，他們駕馭這樣的自由靠的是善惡是非觀和自律。
在習慣了靠恐懼感和他律來行走于社會之中的中國人看來，是非善惡並不重要。中國政府高官龍永圖曾撰文回憶：「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國出生，在美國受教育，他和國內同齡的孩子在一起，別人會嘲笑他是 『傻老美』 ——不會見風使舵，不會說假話，傻。我們的孩子精得很，看什麼人說什麼話。這是誰培養的？家長培養的，教師培養的，學校大環境培養的。」 孩子要想在家長、教師、學校大環境等權力的虎虎環伺之下生存，就必須忘掉事情的真偽和問題的是非，說自己不相信的話。這樣的情形在孩子長大的過程中被殘酷的社會現實一再加固。對多數中國成年人而言，對是非感的追求遠沒有對安全感和權力的追求來得重要，這意味著如果他們的恐懼感一旦解除，他們得到的自由就是胡作非為。
這不等於說民主社會中的人完全靠是非感和自律來生活。法律之所以在民主社會中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是聖人。但民主社會只能承受有限數量的精明人的存在；精明人多到一定程度時，民主制度就垮掉了。初嘗民主滋味的民國政府就是這樣垮掉的。驅使精明人上下其手的動機就是他們的權力欲和統一情結。即使某一天中國奇迹般地實現了民主制度，這個脆弱的小屋能經得住多大的風浪也值得懷疑。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未來的民主制度 – 假如它真的到來的話 – 不會重複民國政府的下場，最終灰頭土臉地收場，被一個比上個政體更極權的政體取代。所以靠「變天」來救中國的想法是幻想。
2. 競爭情結與平等精神的衝突
在民主社會中，所有人的權力都受到制約，所以，在根本的意義上，民主社會中的每個成員，不管是總統、演藝界明星還是億萬富翁，都是普通人。公司總裁會為司機與自己的平等感到驕傲，認為這是文明社會的標誌。這裏的平等不是收入相等、名氣相等，而是個人權利平等。
當一個習慣於以權力來構築優越感的人來到民主社會中，他會發現自己看不起的弱者能在經濟上得到救助、在個人權利上得到保護，而跟自己平起平坐、跟自己有同等的發言權、或許比自己的音量更大，其代言人還可能靠選舉取得立法權、行政權，將自己恨之入骨的政策定為法律。他會發現少數民族可以堂而皇之地宣揚自己的「落後」文化、抵制「先進」的強勢文化的同化。他還會發現，不管他的事業如何成功，他很難體驗到在中國常見的成功者的前呼後擁的威風，也沒有對弱者呼來喝去的權力。他還必須尊重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對弱者彬彬有禮；他的言辭稍有出格就可能給自己惹出麻煩。這些都會讓適應了極權社會的運作方式的人極不適應。他們習慣了被強者統治的恐懼感，卻不能忍受弱者與自己平等帶來的失落感。他們處心積慮要與他人不平等，所以即使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奇迹般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他們也要想辦法將其踢翻。
3. 統一情結無處安放的挫折感
統一情結的實現靠的是自己與他人的不平等，這與民主社會的平等精神格格不入。在民主社會中，一個人的官職或財產數量並不保證有話語權、不保證別人會接受自己版本的見解。甚至父母也無法強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願。所以一個人要想推行自己的意願，他只能老老實實地去搜集事實、釐清邏輯。他必須花最大的力氣準備好他的觀點、對聽眾的欣賞口味和獨立判斷力拿出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善意。他要做好講完以後泥牛入海的準備、要做好被聽者駁得體無完膚的準備。他需要有對知識的好奇心、有創造性的想法、有大量證據的支持。在做了所有這一切工作之後，他仍然不一定能使多少人信服。不管是政界領袖、商界巨賈、知名科學家，還是演藝界明星，只要停止對社會的貢獻，他們很快就會被大眾遺忘。對於習慣了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過足了「皇帝」癮的人來說，要想在民主社會中爭取到說話有人聽的地位，其投資將浩大無比而其產出將遠不及他的期望。
中國人的這些價值觀與民主社會的要求的矛盾表明，即使是中國哪天魔術般地建立了民主政體，它將會像地面上直立的一根細長的棍子，一股輕風就可將它吹倒。
即使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對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興趣寥寥。歷史學家宋永毅的觀察是：「總體來說，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於狹隘民族主義，和所謂的富國強兵的追求。這是他們的一個老傳統。」 【3】受這樣的傳統的影響，清朝末年的開明思想家和政治家們熱衷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相比之下，在同時期的日本，福澤諭吉等思想家們大聲疾呼的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4】、「假如個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則政府官吏亦不足懼」【5】、「農民也是人，天皇也是人，不必顧忌」【6】的道理，而這些道理也得到了日本大眾的廣泛接受。1949年江山易幟之際，除了胡適、梅貽琦、傅斯年等少數幾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懷著對共產黨政權的無限憧憬留在大陸，另有不少留歐美的知識分子熱情洋溢地趕回來參与在中共體制之中，這也是競爭情結和統一情結所致。教育程度較低的中國人就更是如此。多數鼓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中國人喊出這些口號的原因只是因為實踐這些觀念的歐美日都比中國富強；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些價值與自己的絕對權力欲無法相容。如果極權手段能將中國重新送上天朝帝國的高位 – 這在當代正在變成現實 – 他們就會隨手將民主和自由的口號丟入垃圾筐。
中國要想過渡到一個較為穩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需要大多數中國人的價值觀的根本改變。這不是換掉一所房子的室內裝飾的難度，而是換掉其地基的難度。
2021年2月是「阿拉伯之春」十周年。紐約時報記者Ben Hubbard 和 David Kirkpatrick回顧了十年間的事態發展，這或許可以作為中國民主轉型之路的一面鏡子：
「點燃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是突尼西亞的一個貧窮小鎮上的一個水果小販。警察扇他的耳光，沒收了他的電子秤，他忍無可忍，自焚而死。他的死點燃了整個阿拉伯地區的大眾對他們的獨裁者的怒氣。獨裁者們以暴力統治、中飽私囊，讓大眾在貧窮、腐敗和無能的政府之下掙扎。
「在突尼西亞的抗議者逼得其長期執政的獨裁者本阿里被迫逃亡之後，大規模的抗議在埃及、利比亞、葉門、巴林和敘利亞爆發。到了2012年初，另有三個國家的首腦被趕下台。」
然後兩位作者話鋒一轉，「但是大眾把權力奪回自己手中時獲得的那種快感未能持續。」
「十年之後，『阿拉伯之春』的大眾抗議運動與舊有權力秩序的衝突把這些地方的大片土地變成了硝煙瀰漫的廢墟。利比亞和葉門的內戰把這兩個國家變成了各種武裝勢力割據的馬賽克。在埃及、敘利亞和巴林，權力仍然掌握在獨裁者手中，各種反對勢力被一一消滅。突尼西亞，據稱是阿拉伯之春的唯一成功，在經濟困境中艱難地領受著民主制度的好處。曾經讓這個地區的大眾興奮不已的對一個自由和民主的新時代的希望基本上被粉碎了。……
「從許多角度來看，敘利亞是這些國家中最糟的一個：一場起義最後變成了一場內戰，毀滅了整座整座的城市，促成了伊斯蘭國和其它極端勢力的崛起，數百萬的難民被迫逃亡國外。」
文章最後引述了一位利比亞的抗議運動參加者的反思：「我們那時不成熟，不知道什麼是衝突、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政治。我們以為我們只需要推翻那個暴君就萬事大吉，但沒有想到暴君已經將他的魔法施給了我們所有的人。」【7】
一種文化傳統的體量越大，適合於這個傳統的權力結構模式也就越穩定。這些阿拉伯國家的極權政體模式的穩定性已經夠驚人，而中國文化傳統比它們的體量還要大得多，所以適合於中國傳統的權力結構模式還要穩定得多。一個證據是，數千年來，雖然歷經許多次的改朝換代，中國的極權政體的格式除了曇花一現的民國政府之外從未有所改變。同樣可以預期，在未來，只要中國人的服從情結、競爭情結和統一情結不發生顯著的變化，即使中共政權在某一天不走運倒台了，它的「魔法」會保證接替它的是另一個極權體制。
四．怒氣的起因和效果
由於中國人的極權式思維，中共式的極權政體在中國社會中的民意基礎無比深厚。它的權力無邊無際，無人可以挑戰；它對成千上萬人的不公得不到應有的追究，這激起許多人的屈辱感。許多人盼著中共政權趕快倒台、中國一夜之間變成民主國家，但中共政權與中國文化傳統如此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它的倒台和中國的民主轉型遙遙無期，這激起他們的挫折感。屈辱感和挫折感都導致同一種情緒反應：怒氣。
怒氣是中國人習以為常的應對衝突的情緒：強者為弱者不俯首帖耳而發怒、弱者為自己被強者肆意踩踏而發怒、地位平等者為爭奪有限的資源而互相對對方發怒。競爭情結和統一情結的每一次受挫都導致怒氣的鬱結或發作。許多人都是在父母、老師、夥伴的怒氣的潛移默化中長大。歷史上被稱頌的英雄，如荊軻、岳飛，都是怒氣滿腔。
發泄怒氣的效果是讓對方感到威脅，讓他們恐懼、屈服，從而解決衝突，所以可以說發泄怒氣是極權式的處理衝突的方式。另一些時候，比如衝突的對手比自己權力更強大時，人只能壓抑自己的怒氣，即俗話說的「敢怒而不敢言」。這並不是衝突的和平解決，而是在他的屈辱感和潛在暴力傾向中再記上一筆帳。如果日後得到機會，他會要對方加倍償還。在這兩種情形中，衝突雙方的關係都是不平等的。
在雙方關係較為平等的衝突中，由於如下的幾個因素，怒氣通常無助於解決衝突：
首先，衝突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為雙方在現有的視野中看不到非暴力解決的方案，所以衝突的解決需要當事者的創造力來幫他們跳出現有的視野。但人的怒氣恰恰阻滯了他的創造力：怒氣中的人只看到對方的缺陷，而意識不到自己認知的局限；把別人對自己的不公無限放大，而自己對別人的不公則視而不見。
其次，怒氣和指責把責任完全推給對方，而事實上自己完全沒有能力改變對方，這會增加自己的挫折感，而更多的挫折感反過來會導致更多的怒氣。長年累月活在怒氣和指責之中的人徒然毀掉了自己的心情，也阻滯了自己智慧的成長。
最後，一個人的怒氣的背後是他對對方的惡意，其效果是激起對方對他的惡意。同時，他的惡意和偏執也讓他在旁觀者的印象中大大失分，使他失去了本來可能得到的道義支持。不管是在歷史書和回憶錄中，還是在新聞報道和法庭陳述中，平靜而準確的對事實的敘述比怒氣沖沖而無法聚焦於事實的控訴有力得多，因為聽者自有其獨立的價值判斷標準，本不需要當事者或轉述者來替他們作出是非善惡的裁決。
由於這些原因，多數人會儘力避免對他人動怒；即使有時候控制不住自己而發泄出來，過後他們經常會為之感到懊悔。現代社會中常見的「怒氣管控」 (anger management) 技巧就是尋找對對方傷害較小的衝突解決方式的訓練。在美國，怒氣管控是孩子從小就會被父母和老師經常培訓的處事技巧。以平和的心態解決衝突的方式保護了雙方之間的平等關係。
大尺度的國家社會層面的矛盾互動與小尺度的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互動有許多相似之處，也有明顯的不同：
首先，大尺度的矛盾互動通常糾結的仇恨更深、鬱積的歷史更悠久，也更容易使當事者把衝突以正邪劃線，認定自己是正義的化身，而敵人則只配早日下地獄。這讓他們更沒有動力、也沒有耐心使用智慧。
其次，多數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作用距離是有限的，所以，衝突雙方的物理距離和心理距離越遠，就越容易起惡意、越難起善意。
最後，一個人的怒氣經常是出於他無法完全掌控衝突走向的焦慮感。如果一個人對衝突的前因後果有完全的理解、對他該採取的心態和行動有完全的掌控，他沒有必要發怒，而中國的極權體制樹大根深，它的反對者們完全束手無策，只能不斷鬱積怒氣和惡意。
把所有的注意力和情感都聚焦于中共政權、盼著各種惡事發生在它身上、盼著它倒霉和倒台的想法是一種統一情結。敵人無比強大時，持有這些想法的人除了空有一腔怒氣之外一籌莫展。當世易時移，敵人一朝變得軟弱可欺時，他們便忽然得勢，鬱積多年的惡氣得以發泄，社會便成為血雨腥風之地。這就是中國社會數千年來躲不開的輪迴。
在雙方地位極度不平等的衝突中，弱勢一方的怒氣的一個積極作用是幫助自己擺脫恐懼感、鼓起與強勢一方對抗的勇氣；其消極作用是這樣鼓起來的勇氣不能持久。民眾怒氣大規模發泄的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八九天安門運動。在運動的初期和中期，胡耀邦逝世、新華門事件、四二六社論和絕食行動激起大眾對政府的怒氣，這激勵著越來越多的人甩掉恐懼感，加入到抗議的隊伍之中，全國的遊行示威參加者達到上千萬人的規模。隨著運動向縱深的發展，運動的驅動力從最開始的單純美好的願望演變成充滿仇恨和毫無理智的空洞口號，而運動的組織則從充滿民主和善意的活力演變成赤裸裸的權力傾軋。而在政權將運動殘酷鎮壓下去之後，大眾的恐懼感比運動開始之前尤甚。其後的數十年間，絕大多數當年的參加者對那場鎮壓的態度是在屈辱中緘默，然後在無奈中遺忘。這是以怒氣為驅動力的反抗運動的典型運行規律。
極權組織的反抗者們的怒氣和惡意也正說明他們和他們反抗的對象是同一個師門的弟子。許多反共的活動家、媒體、政治組織和宗教或准宗教組織並不比中共更有民主和寬容的精神。他們看起來似乎沒有中共那樣兇惡的原因只是他們還沒得到充分的作惡的機會。
中國歷史上的各種農民起義和近代的辛亥革命也都是源於怒氣。極權的延伸到社會每一個角落的鐵腕控制使得絕望和暴怒成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唯一想得到的應對社會矛盾的方式。
五．普通人的可為之事
極權政體數千年來在中國穩如泰山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的服從情結。即使在一個王朝已經與大眾離心離德的年代，絕大多數中國人也只是知道眼巴巴等著另一個強權崛起，然後歡欣雀躍、依附、服從。同樣，對於當代痛恨中共政權的人來說，敵人無限強大，而自己無限弱小，他們的絕望之情無處安放，只能指望著外國的制裁、貿易戰和軍事對抗將中共壓垮。這樣的思路脫不出權力鬥爭的死結：自己的權力對付敵人差得太遠，就在想象中加入一個站在自己一邊的強權，好像是武俠小說中絕望的群眾苦等著武功蓋世的大俠從天而降解救自己。姑且不論國際衝突將會對每一方帶來什麼樣的人道和經濟的代價、是否真的會對中國的民主進程有所推進，他們的問題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了強權們會做什麼，而忘了自己雖然是個普通人，但仍然有隨時聽命于自己大腦指揮的一雙做事的手。找不到可為之事的挫折感反過來更增加了他們的怒氣。
如果一個人希望跳出在對一個強權的絕望和對另一個強權的盼望之間的永遠輪迴，他有另一種心態可供選擇：放下望遠鏡，拿出顯微鏡；把注意力從遠處的強權鬥法轉回到自己身邊；從等著將來的世界發生什麼大事轉回到在當下尋找自己雙手可為的小事；把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從未來的幻景變為每日生活的實踐。這裏討論幾個可能性：
1. 檢視傳統在自己身上刻下的烙印
人通常的思維方式是：別人的問題一籮筐，自己則完美無缺。實際上，中國的文化傳統歷史悠久無比、體量巨大無比，其中的每個人都是這個傳統的產品，這其中也包括自己。所以，一個有益的出發點是檢視傳統在如何駕馭著自己，比如看看自己是否經常高坐道德法庭的法官寶座，給不喜歡的人和事定罪；是否經常以敵意看待價值觀和行事方式不同的人；是否經常用蔑視和幸災樂禍的眼光對待地位不如自己、教育程度不如自己的社會群體和種族等。
如果一個人不願意以平等、尊重和善意來對待周圍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人、比自己地位低的人，這就是極權心態。如果他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妥，那麽他應得的統治者就是極權政體。多數中國人都可以歸為這一類，所以中共式的極權政體就是他們應得的統治者。
如果一個人願意認同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價值，那麽他就應該從自己開始，放下統一情結，在與周圍的人的交往中實踐這些價值，視他們為與自己平等的人、給他們以相信自己價值觀和繼續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有如昆蟲的殼，一個人繼承的傳統保護了他在社會中的生存，但也限制了他的進一步成長。中國的文化傳統在中國人身上培養出來的殼尤其厚重。多數人終生都意識不到保護了他們、但也裹緊了他們手腳的這層殼的存在。如果能意識到它在自己身上如何強大地存在、如何遏制了自己的成長，人就有可能開始蛻去這層殼。而蛻殼過程的艱難也會讓他對周圍那些被傳統的厚殼緊裹著無法脫身的人們產生真正的同情心。
2. 修改對成功的定義
近代以來，從清末的革命黨人、其後的共產黨人、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的組織者和參加者們，直到當代的以「反共」、「滅共」為己任的革命家們，所有關心國家命運的中國人都視野極為宏大，習慣於將注目處直指最高政權，非在最高權力那裡作出改變算不得成功。他們的理想是：第一步，奪得政權或迫使政權作出改變；第二步，用政權的權力把社會中的個人改造為天使。
他們不願意麵對的事實是，從古到今，第一個努力每次都讓華夏大地血流成河，而第二個努力每次都把大眾改造得更加虛偽、恐懼、冷漠、殘暴。
理想高遠者們的想法出於兩種心理：一種是「彼可取而代也」的統一情結，一種是被強權長期壓迫的受害者情結以及由此產生的報復心理。
從普通人的視角來看，注目點高、視野宏大就意味著自己與假想敵之間的力量差距過於懸殊，所以必須要依附於某個強權才能獲得行動力。另一方面，他們的服從情結也正好決定了他們只能苦等著青天大老爺、武功蓋世的大俠、精神領袖、外國的飛機導彈來救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於水火。最終，他們的社會改造實踐就演變為強權之間的血腥廝殺。
更有成效的使用一己之力的方式是將注意力從國家社會的層面轉回到個人生活的層面。由此可以把成功的定義從發生在遙遠未來的「滅共」等事件轉回到每日在自己身上、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的一點一滴的改變。前者雖然宏大，但自己只是旁觀者、鼓噪者、跟隨者；後者雖然渺小，卻是自己的行動力所成就。
這樣的轉變需要他們放棄統一情結，也不再把自己當成是可憐的受害者。這會給他們以自由、幫助他們把生活的重心從盼著敵人倒霉轉變為提升自己的生活。人只有在自己獲得自由之後才有可能給他人以自由。
3. 尊重自己不喜歡的現實
中國人遠沒有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已經準備好了接受民主政體。許多在歐美國家生活了幾十年的華人、許多每天高喊民主自由口號的職業革命家們自己都無法擺脫專制思維，要求在中共體制中生活了一輩子的人哪天能忽然擁抱民主自由的價值就更是天方夜譚。極權政體在中國的長期存在是如萬有引力定律和愚公面前的太行王屋二山那樣無可迴避的現實，而且不會有天帝派誇娥氏二子下凡來把山背走。
但這些人的統一情結又決定了他們難以接受自己不喜歡的現實。他們更習慣於咒罵現實、以自己的意願代替現實。這與把身家性命全數押入股市的股民看著指數一天天暴跌時的心理活動如出一轍。
對待自己不喜歡的現實的更積極的心態是接受和尊重。尊重萬有引力定律不等於不可以造飛機和火箭上天，與引力對抗。正相反，只有尊重萬有引力定律的威力，了解其工作方式，人的創造力才能開始工作，從一個一個的零件造起，最終得以翺翔于高天。同樣，人在願意尊重現實時，他就開始注意到這個現實背後的那些無限久遠的歷史和無限精密的運作規律。他就可以開始與它和平共存，將自己從受害者情結之中解脫出來，然後在現實的框架中重新定義以自己的渺小能力可以做些什麼。應對大的挑戰需要大的智慧，大的智慧需要大的平安、耐心和專註。在耐心和專註之中，應對挑戰的有效而可持續的路徑就會顯現。
一個兒時不幸的成年人可以一生都沈浸在對兒時的苦毒回憶中，也可以把他的經歷轉化為他的人生財富。同樣，一個不喜歡他面前的現實的人可以把自己定位為現實的不幸的受害者，也可以把他的時代定位為讓自己開了眼界、給了自己有所作為的機會的激動人心的時代。
4. 對具體的人報以善意
不管在哪個社會，在其間傳播的所謂「事實」都難免帶有這個社會的文化傳統的染色，去偽存真是極難的事。這些所謂的「事實」塑造了每個人的價值觀。然後，每個人的價值觀又充當了他進一步獲取「事實」的過濾器，而這些過濾之後的「事實」再進一步加固他已有的價值觀。所以沒有人能完全卸下傳統的包袱。事實上，多數人會終生背著傳統的包袱而不自知。每個人的價值觀和行事方式背後都有深厚的傳統的支持，也因此幾乎不可能被外力改變。這就是古語說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所以，中共政權和它的激烈反對者們本是同一個文化傳統的傳人。他們的理想和行事方式同是出於這個傳統之中的統一情結；他們都認為只有自己的意願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意願，而別人的意願都該被自己的意願統一；他們都只關心如何操縱他人的命運、不關心如何改變自己的認知、提升自己的生活。實際上，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敵人的關係，而是同門師兄弟的關係。他們都在不經意之間從祖先那裡繼承了一份無比豐厚的「遺產」。
願意對自己這份「遺產」有所作為的人可以嘗試在每日的生活中對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家人、同事和朋友使用足夠的尊重、善意和民主精神。他們會發現這比對遙遠的假想敵喊打喊殺是難得多的事。開始習慣了對近距離的、具體的人使用善意，就有可能開始對更遠處的人和更抽象的人群使用善意。
既然中共政權是適合於多數中國人價值觀的體制，那就應該承認它有生存權，是與自己平等的對話和理念競爭的夥伴。
自然，中共政權和它的跟隨者們不會視任何人為平等的對話夥伴。這是因為他們堅持要活在絕對權力統一全國的舊時代。但是欣賞自由、平等和民主價值的人們從今天開始就可以活在不同理念能共同生存、平等交流的新時代。
對衝突的另一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也有實際的益處。在日常生活中，絕大多數人都有現出善意的能力，但只有極少數人有在衝突中被對方施以惡意時以善意回應的能力。所以，如果一個人對對方使用惡意，他幾乎在所有的情形中都會被報以惡意，但如果他現出善意，他經常能得到善意的反應。實際上，在日常生活中，衝突的解決經常是由於一方首先現出善意而導致雙方冰釋前嫌。
甘地注意到，「如果惡意是人類社會的主要驅動力，世界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被毀滅了，也不會有我寫這篇文章，也不會有讀者對未來抱什麼希望。我們之所以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愛的存在。我們自己就是這件事的證明。」【8】
對對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不等於懦弱、迴避衝突、或放棄原則。甘地對此的做法是：一方面堅持自己的理念的存在、堅持表達自己，一方面不強求對手接受自己的理念；承受對手的暴力，而拒絕對對手還以暴力，包括言語和身體暴力。在甘地看來，衝突雙方之間的不同只是意見的不同；他們都有生存的權利，他們也都有表達的權利。在理想的意義上，這樣的存在方式符合他信奉的「不傷害原則 (ahimsa)」；在實際的意義上，這樣的存在方式在對手那裡激起最小的敵意，因此給自己的理念以最大可能的生存機會。
5. 向不誠實的文化傳統注入誠實的元素
人對安全感和權力欲的追求勝過對事實的尊重時，不誠實就是自然的行為。服從情結是服從於強者的意願，即使這意願與事實相悖；統一情結是迫使弱者服從於自己的意願，即使這意願與事實相悖。這些都是對事實的背叛、是對自己的不誠實。
對自己的誠實是接受現實、把現實置於自己的意願之上、願意根據現實來改變自己。現實首先包括外部世界的現實；這要求人承認對手的強大和自己的渺小、承認世界的複雜和自己的無知、承認自己的意願並不具備「皇帝」的聖旨的資格，而只是社會中成千上萬個意願之中普普通通的一個。
現實也包括人的內心世界的現實；這要求人承認自己的恐懼感、挫折感、權力欲，也承認自己與對手一樣，都被傳統的厚殼裹緊，即使經過卓絕的努力也不可能蛻去多少。面對兩種現實的誠實都需要勇氣。對自己開始誠實時，對別人的誠實才有可能。
怒氣是由於無法面對自己的意願被現實壓垮的事實，所以怒氣也是對自己的不誠實。如果能夠誠實地接受眼前的衝突超出了自己的駕馭能力的事實，怒氣就會平息，人就開始獲得平安。
誠實是平等的前提。在意見之爭中，自己永遠高對方一等；在事實面前，人與人之間的真正的平等才有可能。所以對於不誠實的人，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無從談起。
誠實也是民主的前提。生活在民主制度中就意味著經常會有自己不喜歡的政治人物贏得選舉、有自己不喜歡的意見被通過為法律，如果多數社會成員不能誠實面對這樣的現實，無法克制自己上下其手、做小動作、動輒要以暴力來推行自己意願的衝動，這個政體就活不了多久。
如同誠實的商人使得商業交往變得容易，對自己誠實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得容易：在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能達成共識的地方就是事實。在足夠多的事實面前，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會找到共同點，社會的裂痕會慢慢開始彌補。
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中，價值觀不同的人不是處心積慮要置對方于死地，也不只是設法避免彼此碰面，而是設法彼此交流，通過交流發現衝突的表面之下的共同價值，一起創造新的文化。這個過程需要這個社會中的許多人的誠實。
總之，如果一個人希望給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文化傳統中注入一點新鮮血液，他有許多可為之事，這包括（1）檢視傳統如何決定著自己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2）將成功定義為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的改變；（3）心平氣和地尊重現實，不管這現實是自己如何不情願面對；（4）以善意對待每日生活中的具體的人、尊重他們的獨特價值觀；（5）以誠實的態度面對自己的渺小、無知、恐懼感和挫折感，用事實與他人交流，而不是為意見爭得面紅耳赤，甚至生出惡意。
這些事也可以歸結為放棄權力欲、放棄統一情結、放棄用自己的意願來駕馭他人、修改現實。借用生物學的術語，這可以說是在自己身上實現對傳統的變異。
一方面，這些事看起來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另一方面，一個人要在實際生活中體行這些事談何容易；這是要做一個不同的人。但是，如果一個人真心想讓中國變成一個不同的社會，他除了首先讓自己變成一個不同的人之外並無它途。實際上，傳統刻在每個人身上的烙印如此深刻，即使一個人用了全力去實踐這些事，他也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改變自己。
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的社會改造者都是只知道去改造別人，而他們的成效也有目共睹。
如果一個人開始去實踐這些心態和行動，他會感到自己並不是只有束手無策、怒氣和惡意。當他發現自己的雙手也能做一點有用的事，不管有多小，他的挫折感就會開始消退，他就會平靜下來、開始看到現實和理想之中的豐富的細節。這些認知的突破是對他自己的教育；他會因此發現更多的可為之事。他會開始尊敬自己：人的自尊不是來源於他高弱者一等的感覺，而是來源於他在面對強者時的鎮靜和行動力。當他的自尊多起來時，他就自己把自己拉出了泥潭，不再需要精神領袖、法師、武功蓋世的大俠和外國的飛機導彈的解救。
如果一個人對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價值的欣賞只是葉公好龍，他去說服別人接受這些價值就是笑談。反過來，如果他願意改變自己、願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實踐這些價值，他的口頭語言和肢體語言的內容會在他自己的改變中豐富起來；這些會傳染給周圍的人。這就是他力所能及的對社會的改變。如果一種理想在一個社會中有潛在的生命力，那麽當一些人提前活在這個理想中時，他們的群體就會如土壤中的一顆種子一樣開始長大。
六．文化發明家的角色
中國文化傳統的歷史之悠久、體量之龐大，讓任何改造它的企圖都顯得不自量力。但另一方面，一個民族的文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如一棵老樹，雖然在遠處看起來，其樹冠的輪廓在幾年之內沒有什麼變化，但仔細觀察之下會發現它的細節處在不斷發生變化：一些新枝不斷生出，一些老枝枯萎、脫落。
社會中每一點這樣的改變都不是自動發生，而是由一些人的有意識的努力促成的。一個例子是美國社會的文化。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大眾對宗教的態度、對婦女投票權的態度、對種族關係的態度、對勞資關係的態度、對同性戀的態度、對環境保護的態度等都在不斷演變。每一點演變都是許多人的畢生努力的結果。美國人不僅在發明著電燈、電腦、互聯網和智能手機，也在不斷重新發明著他們生存於其間的社會。
將新觀念注入現存社會秩序的人可以稱為文化發明家。文化發明家的使命並不是完全摧毀現有的文化 – 沒有人有這樣的能力。他們也不是在發明一種全新的文化 – 也沒有人有這樣的能力。他們發明的是一些新觀念在現有文化中的成功生存。這並非易事：一個文化和一個生物體一樣，都有強大的排異功能，會頑強抵制任何試圖侵入他們身體的異物。所以在現存的文化中嵌入有生命力的新觀念需要文化發明家的靈感和汗水，如同發明電燈泡需要愛迪生的靈感和汗水。當新觀念在文化中紮下了根、獲得了生命力之時，與之對立的老觀念也就自動失去了生存空間。這是推動社會進化的代價較小的方式。
文化發明家面對的挑戰比愛迪生面對的要嚴酷得多：愛迪生髮明的是給大眾帶來便利、受大眾歡迎的工具，而文化發明家發明的東西會遭致許多人的排異反應；愛迪生的煩惱只限於實驗室的進展不夠順利，而文化發明家可能會搭進去自己的性命。文化發明家的每一個發明在最初都會碰許多釘子，其中的絕大多數夭折，但也有一些成功地紮根、發芽、長大，最終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美國近代最成功的文化發明家或許是馬丁路德金博士。1954年，25歲的金博士從波士頓大學神學院畢業，來到南方的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擔任牧師。當時美國南方實行種族隔離的政策。「如果一位遊客在抵制公交車運動發生之前訪問蒙哥馬利，他會聽到公交車司機管黑人乘客叫『黑鬼』、『黑猿』和『黑母牛』。他會經常注意到黑人乘客從公交車的前門上車，付了車費，然後得下車，走到後門再上車。他有時還會注意到，在那個乘客走到後門之前，公交車已經帶著他的車費開走了。這位遊客還會注意到黑人乘客在空座位的旁邊站著，即使車上沒有一位白人乘客，而擠滿了黑人乘客。黑人乘客被禁止坐在車最前面的四個座位上，因為那是白人乘客專用。更有甚者，如果白人專座已經坐滿，而繼續有白人乘客上車，坐在非白人專座上的黑人會被要求把座位讓給白人。如果他們拒絕，他們會被逮捕。」【9】
次年12月1日，在蒙哥馬利市的公交車上，坐在非白人專座上的黑人乘客帕克斯女士 (Rosa Parks) 因為拒絕給一位白人男性乘客讓座而被捕。金牧師和另外幾位同行決定發起抵制公交車的行動，倡議全市黑人以步行或個人拼車等方式上下班，以聲援帕克斯女士。蒙哥馬利幾乎所有的黑人都參加了抵制運動。「抗議的精神如此深刻地成為每個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有時他們本來可以搭車卻選擇步行。對於許多人來說，步行有了重要的象徵意義。一次一位拼車司機在一位步履艱難的老太太身邊停下來，說：『老奶奶，上車吧，你用不著步行。』老人揮手讓他開走，說：『我不是為我自己步行，我是在為我的兒子和孫子步行。』」【10】
白人控制的市政府採取了離間黑人社區組織者、以「反抵製法」的名義逮捕運動領導者、取消黑人拼車的保險單等辦法以應對。抵制運動的組織者之間的矛盾開始顯現，金牧師開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氣。
「我講了一些考慮欠周的充滿仇恨的話。但我隨後意識到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你不能醞釀怒氣，』我告誡自己，『你必須承受對手的怒氣而不還擊。你不能苦毒。不管你的對手如何情緒激憤，你必須鎮靜。』」【11】
白人警察們不斷找金牧師的麻煩。一天晚上，警察以超速的名義將他抓上警車，拐彎抹角開向荒郊野外。車經過一座廢棄的橋下時，金牧師認為他們要殺人拋屍（當時白人對黑人的暴力私刑事件時有發生）。「我全身從裡到外在發抖。我請神給我勇氣承受我要面對的任何結局。」【12】當警車終於開到監獄門口時，金牧師才鬆了一口氣，不禁自嘲剛才的慌張。
一些白人恐怖主義者好幾次在黑人教堂里、在金牧師和其他一些運動領導者的家裡投擲炸彈。「當我意識到我的妻子和小孩險些被炸死，我感到我心中的怒氣在上升。……我又一次站在仇恨的邊緣。然後我又一次拉住了我自己，說：『你不能允許你自己這樣苦毒。』」【13】
1956年11月13日，抵制公交車行動開始近一年之後，美國最高法院裁決阿拉巴馬州的公交車種族隔離政策違憲。金牧師回憶：「最高法院裁決公布的第二天晚上，我家的電話幾乎是每五分鐘就響一次。一個打電話者說：『如果你讓黑鬼們坐在公交車前邊的座位上，我們一個晚上就會燒掉五十個黑鬼的房子，包括你家的。』我平靜地告訴他，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還沒說完，他又說：『黑鬼，閉嘴！否則我們現在就去把你的房子炸掉。』另一個打電話者大罵最高法院。他說他有證據表明所有的大法官都是共產主義者。他最後說：『我們等著那個該死的布萊克法官回到阿拉巴馬，然後我們就把他和你弔死在同一棵樹上。』」【14】
那天晚上，三K黨驅車到黑人社區示威。「平時，三K黨威脅要來時，黑人們會躲回自己的家中，鎖上門，拉下窗帘或關上燈。他們怕死，所以他們裝死。但這次他們的反應不一樣。三K黨徒 – 報紙上說『大約四十車穿白袍、戴白高帽的黨徒』 – 來時，每個房子的燈開著，門也開著。黨徒們開過去時，黑人們像觀看馬戲遊行一樣看著他們。……駛過幾個街區后，三K黨徒們感到有些困惑，拐到一條小路上，消失在夜幕中。」【15】
白人種族主義者們在這裏使用的手段與中共政權一樣，都是讓弱勢群體恐懼、讓他們只能「裝死」、乖乖就範。金牧師的對策是首先與自己的本能鬥爭：克服自己的恐懼、控制自己的怒氣；然後幫助黑人兄弟們克服恐懼、控制怒氣。在強權面前，于平靜中生出的勇氣比怒氣中生出的勇氣更持久，也更聰明。
雖然有了最高法院的裁決，黑人們回到公交車上與習慣了歧視黑人的白人乘客坐鄰座同樣是個挑戰。在組織黑人們回到公交車上之前的那天晚上，金牧師在黑人社區大會上講話：「這是我們必須保持冷靜的自尊和智慧的自律的時候。我們必須阻止情緒變得瘋狂。我們任何人都不能使用暴力，……我們回到公交車上時，必須用足夠的愛來把敵人轉化為朋友。」【16】
第二天，蒙哥馬利的公交車種族隔離政策正式取消，黑人回到公交車上。「一位（白人）老人站在司機旁邊，儘管車廂後部有好幾個空座。有人建議他到後面的空座上坐下來，他說：『我寧願死了下地獄也不坐在黑鬼的後面。』……一位黑人女士在下車前被一個白人男子扇了一耳光，但她拒絕報復。她後來說：『我一個人就可以擰斷那個小個子的脖子，但我在昨天晚上離開大會的時候就決定了照金牧師說的去做。』」【17】
歷時一年的蒙哥馬利抵制公交車運動有如下幾個特點：（1）抗議的方式簡單易行（拒絕乘坐公交車），因此呼召了眾多的參加者（拒乘比例幾乎達到百分之百，拒乘時間長達一年多）。（2）不譴責、謾罵對手、不喊大的口號，而是聚焦於一個具體的目標（公交車公司取消歧視政策）。正如高牆的倒塌是從一條小小的裂縫開始，從小事做起是應對大挑戰的最容易取得突破的方式。（3）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保持自立和自尊。這些特點大大提升了這場運動在美國社會中的形象，由此導致的全美民意的轉變是促成最高法院的有利裁決的重要推動力。
金牧師認為，「雖然最高法院的裁決是這場運動勝利的標誌，但運動實際上在裁決宣布之前就已經勝利了。……全世界都看到，一代有勇氣的新黑人在蒙哥馬利誕生了。他們以清晰的輪廓出現，使白人不得不面對、甚至必須尊敬；使全美國的黑人仰慕、然後開始效仿。」【18】
蒙哥馬利的黑人民眾以改變自己的心態和行動給自己、也給全美的黑人照亮了變革命運的路徑。他們的對手們則因為使用暴力和非正義手段而丟失了全社會的廣泛的支持。
抵制公交車行動的成功催生了歷時十多年的黑人民權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多種族歧視的法律法規被廢除，種族之間的平等開始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今天，美國所有的少數族裔，包括華人，都在享受著這場運動帶來的成果。金牧師剛到蒙哥馬利時在公交車上見到的那些景象在當今的美國已經很難想象了 – 這不僅是由於法律的約束，更是因為當今美國社會的多數人認為那樣的言行有違自己的是非觀。
金牧師挑戰的不只是某個政策、法律法規、執政團體，而是美國文化、尤其是美國南方文化中的一個痼疾。他的對策不是企圖全面摧毀這個文化，而是從一件具體的事入手，在這個文化中嵌入一個新成分，以此來改變這個文化中的一些老成分。他對每個具體的人 – 文化的承載者 – 都抱有善意。在道德法庭上，他只是陳述自己的案情，並不搶坐法官的高椅；他尊重法官們 – 所有的對手和所有的觀者 – 的裁決。只要他的陳述有足夠的生命力，道德法庭上的法官們的良知就會開始做工作。對於那些早已習慣了用叢林法則來看待種族問題的法官們，金牧師的「用足夠的愛來把敵人轉化為朋友」的衝突處理方式給他們的視野之中加入了一個新的價值考量：是非感，這促使他們開始質疑自己那些叢林法則的正當性。這就是文化發明家的工作方式。
中國的社會改革者們面對的真正對手也不是中共政權，而是中國文化中的各種痼疾。兩者的不同之處是：中國文化比美國文化對挑戰者的敵意大得多、手段也狠得多，所以這要求中國的文化發明家們拿出比金牧師更強大的創造力、更強大的克制怒氣和對對手展現善意的能力。
文化發明家與革命家的不同之處包括：
首先，革命家是被權力欲驅使、志在砸爛現秩序，自己取而代之。如黃巢詩云：「我花開后百花殺」，革命家要求別人都聽自己的，否則就是死路一條。文化發明家則尊重現秩序，只是訴求自己在其中的小小的一席之地。但他們並不到權力組織那裡去討要生存許可證，因為一來他們不會領到，二來也沒有這個必要：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所以只要自己的行為不傷害到他人，他們沒有必要去尋求任何人的批准。他們只是堅持自己的存在、堅持發聲、堅持對對手使用善意、承受對手的暴力而不還手。他們並不強迫對方做什麼事，因為每個人做什麼事本來是各人自己的權利。他們堅持與敵視和蔑視他們的人對話，但並不寄希望於後者的願意參与。
其次，革命家的衝天怒氣讓他們對未來的理解只流於口號，而文化發明家從身邊小事開始的心平氣和的工作讓他們能在當下就生活在未來的理想之中，於是未來的豐富細節不斷在他們眼前展開。如果說革命家們的做事方式是來得快去得也快的雷霆閃電，文化發明家們的做事方式就是不離不棄的潤物細雨。
第三，革命家的仇恨發泄對象是對手其人，而文化發明家將人與事分開：他們尊重對手其人，只是促請他們考慮接受一些新的觀念。革命家不感興趣改變自己，也相信自己的權力是改變他人的唯一有效手段。文化發明家相信的是「心的大門只能從裡邊打開」。
最後，革命家是呼風喚雨的大人物，他們的成功靠的是大眾的盲目追隨，所以革命家的組織是極權組織，並且會在革命的過程中逆向淘汰，變得越來越極權。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文化發明家的成功靠的則是啟發每個普通人的智慧和行動力，每個普通人都可以當自己生活圈內的文化發明家。在文化發明家發起的運動中，每個參与者之間是平等的。蒙哥馬利的抵制公交車運動固然得益於金牧師這樣年輕有為的組織者，運動的成功最終靠的則是每個參加者改變自己的心態、甩掉恐懼感、感受到用自己的雙手雙腳創造的自尊。這場運動的每個參加者都是文化發明家。
不首先改變自己而試圖去駕馭他人是出於權力欲。歷史已經證明，通過權力爭奪戰來挑戰極權政體帶給中國的只是血流成河。通過自己的改變而在周圍的人那裡產生改變則是出於愛。對白人對他和他的黑人同胞的歧視、羞辱、打壓，金牧師稱之為「我們許多白人兄弟的在打瞌睡的良知 (the dozing conscience of many of our white brothers)」，【19】這是愛的心態。
借用金牧師的說法，雖然許多中國人看起來麻木、冷漠、自私、權欲熏心、有時殘忍，但這同樣只是良知在「打瞌睡」，也同樣能被愛喚醒；它醒來需要的唯一條件是文化發明家們的堅持。愛雖然沒有權力爭奪戰那樣吸引大眾的眼球、激起他們的亢奮情緒，它改變社會的步伐雖然是嬰兒步，但走對了方向的嬰兒步同樣可以走得很遠。每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最初都是從一個不及拇指肚大的種籽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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