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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永森

早年閱讀《聖經》，由「神諭：『與民立約』與摩西十誡」體悟到：人類對法與道義精神追尋之「神啟」意境。以及由此生髮的社會「契約」理念「民約之治」及倫理教化的真義。 閱讀中國歷史與世界史，感悟至深者，在要能夠超越自我和民族國家心性之短；去探索人類法治真諦與活的人文社會精神文明進化史。對此可類比華文熾情之問：人世間情為何物？探問人世間「法意何物？」（情與法好有一比：「至情至性」方能成就法信仰！）那是對每一個人（先於法律的）自由與權利的體認，和對國家權力及權力者（政府）的有效規範約束的當代公義秩序與法精神信仰體系。這是人類自然「神諭之下」的精神世界與世間秩序之基的信仰建構的「歷史成長之旅」。經諸多民族智者眾人的執著探索追求，生髮建構出的理念制度精神原則的體系化結晶！這是我們破解中共歷史與「共產革命之謎」的鑰匙；是中華智慧與世界文明融合一體的不二法門；更是今天我們析解「民主與專制」世紀對決課題，基本有效的精神再追尋之旅的意義與價值所系。

破解中共歷史，重要的要能「還原歷史真相」和進行世界意義上的「是非曲直」的比較辨析：即在人性與道義基礎之上的「法意精神」的比較甄別。

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主要是沿著國民革命（憲政民主）與共產革命（極權專制）兩條路線展開的。雖然，兩種革命的思想理念基本上都是「西學東漸」受世界思潮影響的結果。然而，由於這兩種革命存在著理念目的與國家政體形式的顯著差異，產生了不同的道路與國家體制

屬性方面的區別，影響到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進程。國民革命（先於蘇俄革命）秉承了歐美憲政立國的實質內容與特徵，在打破中華帝制國體后，重新構造國家憲政民主共和政體。而後1921 年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則沿襲了蘇俄共產革命方式，目的在建構共產極權專政體制。由於兩種革命秉持著不同的政治價值理念系統，故發生了剛性衝突與碰䃥，導致了上半世紀中國國共兩黨殊死拼搏的武裝革命絞殺年代，鑄就二十世紀中國的暴力革命性格。

當人們在二十一世紀回望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依稀感受到中共共產革命，顛覆了中國憲政民主之途，建構了一個極端殘暴的共產極權體制，並與世界憲政民主體制國家的尖銳對立衝突的歷史現實情勢，是中共秉持傳統共產主義政治理論邏輯的必然結果。相反改革開放標誌了其歷史性轉變的過程。由上世紀 90 年代蘇東共產體制國家的崩塌，再看今日中共與整個世界的「民主與專制對決」的格局與態勢，仍然可以說源於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結果的影響。彷彿是憲政民主與極權專制對決歷史的延續。雖然，當代世界情勢已非昔日可比，但依然透露出暴力革命與戰爭衝突將再起的信息（6 月 16 日 G7 宣言及其前後美英《新大西洋宣言》，北約宣言及 NATO-2030 新戰略進程等等，都明確的透露出國際聯合應對中共挑戰的勢向）。在這一世界與時代背景下，反思中共百年歷史，具有非比尋常的時代意義。

對中共暴劣的極權專制的理論思想與整個實踐體制「瘋狂不人道歷史」的徹底批判，不僅僅只是對「馬列毛主義」理論體系的批判揚棄，更要揭示其泯滅人性的暴劣革命意念行為之「人性之惡與極端殘暴瘋狂（幽靈魔鬼）」所在。透過中共的百年歷史尤其是執政時期諸罪惡現象剖析，既可以揭示其對中華兩千多年「專制帝式」壓迫與滅絕人性的政治權力鬥爭傳統的承繼，並經過「一黨專政」的超級極權體制，將其極致化「發揚光大」的罪惡本質。同時需要開發升華一種與世界視域與人權準則相類比相契合的當代法意與憲政民主理念精神的「法的審視與評判」的意識與方法路徑。由此突破中共「人民」說與民族國家觀念的迷思，回歸「人」（每一個人）的自由平等權利，是現代國家社會建構的基礎（前提條件）。從這一當代法治人權理念基礎與文明世界秩序之基出發，對中共的罪惡歷史就能更加透徹的剖解。

理論上說，西方世界對馬教、列寧式極權政黨國家體系的批判已經是歷史完成時。而對中共承造的極權體制本質的揭示與法理政治批判面臨著新課題：由於其存在的特殊性和中國獨特背景；特別是全球化時代，中共的改革開放之策與融入世界相對的成功，呈現了一種區別於前蘇東的新的顯著性差異特徵。尤其是經歷了「八九六四」之後的三十二年的變遷，產生了一種「資本社會混合型變異體」或「政經分離但與整個世界聯繫依賴性巨大」的國家現代化形態。呈現出既存在著極權政治國家體制的根本性差異又逐漸市場經濟社會化趨向的新的綜合變異性特徵。但是，由於中共極權專制的本質沒有變。在國內自身體制性危機日益嚴重的境況下，出現了新一波的法治人權方面的嚴重問題並引致國際社會的普遍強烈反彈與全面對抗的情勢。反而使整個世界在震撼性反思之餘，感受到了中共對世界體系所具有的顛覆性挑戰與危害而又拒絕改變的本質。這突出了今天對中共歷史反思批判的重要性。

值此當下中共百年歷史紀念的「中共式歷史宣傳包裝」之時，從歷史源頭揭露中共「蠱惑人心」，極具欺騙性的竊國行徑，和「打著民主旗號反民主」的伎倆。籍「還原歷史真實」，揭示在其「迷惑的外衣」下「腐敗的內絮」！深入剖解其非人道和逆世界法治精神文明準則的種種行徑。那麽，中共偽裝終究會被「剝去」。人類自由法意精神必會獲得弘揚！ 讓我們從自身的經歷，所親自接觸與感悟的一件件歷史真實故事的敘述，來共同拼湊出中共歷史百年罪惡之圖。並對其進行當代國際法理精神批判。

一、歷史脈絡：大事件概述
1，中共的發跡史與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馬克屎主義與列寧式共黨淵源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共「暴力與血腥」發跡史是在兩大背景中產生：一是俄國革命「成功城市暴動奪權」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其二、中國辛亥革命浪潮與極弱落後追求變革與社會進步的民族狀況（五四運動等）。在這一中西相交的歷史境遇中，當時，中共及其同路人錯誤認為：俄國革命與中共代表了中國的希望。尤其是國共兩黨破裂后（1927 清黨），認同中共和反對蔣式軍事獨裁成為進步的一種表象（當時，處於民國「軍政訓政期」建政之初，國家尚未統一；蔣的北伐與統一中國的歷史功勛是二十世紀重要一頁）。所以，不了解俄國革命歷史與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起家的本質，對那段歷史是不可能真實了解的。同時，對中共早期的暴力革命「苦難」與長期艱難的農村武裝鬥爭歷史也就難以正確認知（中國元老習慣稱：幾千萬人的生命「換來的紅色江山」，（中共）是不可能將其「拱手相讓」。這既是中共暴政與專制統治的政治邏輯基礎；也是其所謂的「紅色基因」並「合理化」其暴政劣行與「革命正當性」的思想基礎。對此，秉承中山理念的國民黨人，可能感受深刻。而真正感受其邪惡與「階級滅絕」瘋狂的是曾歷經中共暴劣統治的大陸數億萬苦難的人民。

2，中共建政：走俄國道路（結盟蘇俄）和「韓戰」后與整個西方世界決裂的後果

中共建政，堅定「走俄國道路，這就是結論」（毛）。前三十年稱毛共時期，正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實施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滅絕」路線的二十七年政治高壓統治之後，中國大眾才「覺悟」,普遍從內心反共或不認同中共！在這段時期中，大陸人民遭遇其無辜政治壓迫與迫害、苦難蹂躪和非人化的折騰真是「罄竹難書」。而中共內部各級權力層的互相傾軋也是慘不忍睹。更有多少無辜的正質善良而不屈的「小民」，慘遭中共的摧殘折磨乃至殘酷殺戮！

中共建政前後的三反五反與鎮壓反革命運動，歷史應該記住的真實細節是：那是沒有法治程序與最簡單的審判過程的，任意隨便的大規模「殺戮」！一如法國大革命（羅伯斯比爾時期）、俄共與中國革命歷史中的「血腥殘暴」和沒有「規矩」的「征服者行為」。

但是，真正影響與決定中共歷史「嬗變」和「大躍進」瘋狂的是「韓戰」（由北韓金氏發動對蘇美共同劃定並經聯合國接納的「韓國」進行的侵略吞併戰爭）！中蘇朝結盟與整個西方世界的熱戰，爾後「冷戰」分割對抗，客觀上是釀成了中共從「新民主主義」階段突變而朝向（共產）射穢主義「大幹快上」的歷史性「跨越企圖」的根因。背離了國情與人類世界發展進化規律，上演了一出出「共產革命瘋狂」的歷史活爆劇。由「韓戰之後」而起的對整個西方世界的仇恨對立與「被封鎖」，激發了中共「大幹快上、趕英超美」的「大躍進」無知狂潮。反右運動與「三面紅旗」射穢主義改造運動的結果，造成了三年大飢荒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早期人民公社化與意在消滅家庭的「公共食堂」制是為罪惡的根源）。其後，繼續進行的農村四清四不清運動，直至「文革」都是在「沒有資本主義」的中國大地，發動的徹底「消滅資產階級及其黨內代理人」的瘋狂的「滅資興無」「禍國殃民」的一系列政治運動。

這裏值得強調的是：二十世紀中國孫文民國革命之後，民主化成為了人民的普遍追求目標與希望。早期中共黨人（受中山民國理念的驅動和引領者眾）也似心有所系。1954 年訂定「五四憲法」與實行第一次「全國選舉」，也顯示出中共早期「新民主主義」的跡象。但最終其法治進步的功效被毛的「激進共產主義」運動所淹沒，而步入中共七十多年極權專制暴政的共產歧途。（當選的國家主席等一大批中共黨人也在其後文革中遭遇到慘無人道的虐待致死）。其實，這是毛共秉承馬列「階級滅絕」和「無法無天」的革命基因決定的；也是共產黨理論與中國帝制傳統結合的產物。「十年文革」推至極致。都是中共「人治」與黨國極端專制的政治殘暴所造成。那麽，文革之後，雖然飽受政治鬥爭之苦的中共黨人有所「覺悟」，但最終形成的中共《歷史決議》，卻迴避了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共統治者「國家責任」與罪責，這就是迄今中共也不能正確反思「法治缺陷」與進行深刻自我政治反省的根本原因。

那麽，文革評說與前三十年毛共統治的法治反思，可以聯合國《世界人權公約》體系當時同期發展進步為例，來比較甄別：作為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法律體系之重要的具體法律《世界人權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等恰恰是在文革發動之初（1967 年訂立）在文革結束時生效（1976 年）。所以，如果將中共統治發生的一系列反法治與非人道的階級滅絕運動（假資產階級與反動分子的「莫須有」之名），與世界人權法治文明進步的國際大勢作比較，以現代國家的責任與基本法治的標準來審視中共的所作所為。那麽，對中共瘋狂罪惡歷史及其反法治、極盡殘害中國人民基本的自由平等權利的本質，就能夠有深刻的認知。

中共「改革開放」在鄧胡趙時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既是國內國際大勢背景決定，也是文革后中共內部反思的結果。北京政府雖于 1998 年簽署了《世界人權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等，但至今仍然沒有履行人大批准程序並國內法化來加以適用與遵循。香港早已簽署實施了，但現在正在被改變。由此，可以理解大陸人權狀況惡化的政治本質根源。當下，中共與整個國際世界的衝突，從法治與人權政治角度論，正是由於中國國家體製法治狀況與世界秩序的國際法治文明存在的差距與衝突才導致了新一輪國際全面對抗。

3，反右運動：一場由毛共唆使的「向中共進言」，成為了大陸幾代

知識分子、學者學生和文化人的「噩夢」

那麽，中共真正開始走下坡路和失卻民心的時候，大概是從反右運動開始。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這是中共無法解釋的「陽謀」（1），毛共以「開門整風」接受各界尤其是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為名（據統計最終達三十多萬條意見），招來普遍但並非絕對激烈的批評，甚至有些只是「與黨交心」說了幾句批評的話語。但中共容不得任何「反對意見」，「瘋狂劃定右派」，暴露了中共欺騙人民「製造反動派」的政治伎倆。中共開始了對正直的知識分子學人的瘋狂整肅：被打成「右派」的五十多萬（牽涉幾百萬）的知識分子學生教職員工等，開始了其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被迫害被流放」生活。這起大冤案直到文革毛死後才被平反。

從此，大陸民眾尤其是知識學人開始真正認識領教了中共的「邪惡」與「殘忍」：中共沒有政治信用是其典型的本質特徵。言而無信，不擇手段的製造「反動派」；大陸人民開始感受：「言者無罪」言論自由的天賦人權，是怎麼被中共利用和被徹底扼殺的！這場運動的「政治荒唐」尤以中共上層制定「右派分子名額」分配到各級政權單位「指定」執行。使更多無辜者遭受株連。加深了人民對中共一貫「政治運動化的『數字化指標任務』（2）」如殺人（鎮反）和反右及其他，都是中共高層授意與「計劃好」按指標層層執行！魔鬼更在「計劃指令」之中（如六四「殺二十萬…」云云），百姓遭遇的是「無辜與凄慘」的命運！

註釋：（1）《陽謀》丁抒；（2）見彭德懷-萬言書（1959）「任務指標」說，等等。此符合中共政治運動的邏輯，底層總是按照上級指令執行。

4，三年大飢荒：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對此，中共自己的總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語，在「七千人大會」意指毛；也是其遭毛文革報復致死的因由之一）。中共一方面宣傳稱：由三年自然災害所造成；一方面隱瞞實際死亡數。其實，魔鬼的細節存在於：一是「大躍進」與「三面紅旗」運動；以及毛赫中蘇決裂后的「蘇聯逼債」也是原因之一（當時中共被迫還建政初期和「援朝戰爭」的「武器債」以及蘇聯援建項目的債等）。僅以當時重災區省份為例：在「人有多大胆地有都大產」的狂妄無知的「指導思想」指引下，謊報和出現「畝產萬斤糧」（黨報文圖並茂普遍報道了相關新聞）之後的強迫徵集調撥虛產糧食與肉類食品等，後來一些地方連種子糧也吃盡。使得盲目瘋狂執行毛極左路線的省份農村人口大面積死亡。（《毛澤東的大飢荒》馮客 2019 等）

其背景和魔鬼細節是：「大躍進」、「大鍊鋼鐵「、」趕英超美」（小高爐遍地開花，砸鍋煉鐵和大批成片的砍伐山林燒炭鍊鋼）與人民公社化的「公共食堂」制：雖然維持僅僅 58/59 兩年，其實農村已經是家無餘糧和無自養家禽蔬菜（半分自留地，那時也是當成「資本主義尾巴」被割掉）。另一面是「公共食堂」的極端糧食浪費（全部吃飯不要錢的結果）。所以，1959-1961年三年所謂自然災害其實並非大災年。然而，卻遭遇了餓殍遍野，逃荒要飯不計其數的慘劇，使得大陸農民陷入「人間煉獄」！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共政治統治方式習慣的讓貧下中農向學生「憶苦思甜」（訴「萬惡的舊社會之苦」的政治鬧劇）：但諷刺的是，老農們「凄凄慘慘」一憶就憶到「三年災荒飢餓慘狀」。所以，可以肯定的說，從那以後，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已經喪失殆盡！大陸農村農民自此折騰后，很少有不罵共產黨的。

5，文革之殤：在聯合國與世界人權體系升華的年代，中共治下的大陸正經歷一場全面扼殺人權尊嚴和生命的浩劫！

關於文革的起始，史家眾說紛紜：無論是批《海瑞罷官》劇；或始於北京的紅衛兵大字報；還是中共文革《五一六通知》等等。但無疑是從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點火開始全面爆發的。為什麼中共黨內的上層權力鬥爭，會引發一場全社會互相廝殺沒有底線的「十年浩劫」？而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的魔鬼細節究竟在哪裡？

從北京街頭的「剪辮子（強迫剪女孩子辮子；「愛武裝不愛紅妝」運動）」到對任意被批鬥的人剪頭髮，掛鐵牌代高帽，做「噴氣式」（五花大綁頭觸地）；從鋪天蓋地「大字報」隨意攻擊對手，到各造反派保皇派之間的「文攻武鬥」的「奪權與反奪權」大打出手，私刑凌辱與虐殺；從「階級出身論」到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再到「走資派」，可以任意加害，抄家捕捉私刑，栽贓陷害；使多少無辜人士慘遭迫害與百般凌辱之中失去生命而含冤九泉？！從初期抄「地富反壞右」家，大動亂到「關牛棚」，從批判「封資修」滅滅中華文化到全面「軍管」再到「上山下鄉接受改造」運動，文革十年浩劫，泯滅人性，互相傾軋，毀了幾代人的年華，以致「國家頻臨崩潰邊緣」。這都是源於非法治的「大民主」（毛提倡的）的惡果。

在那個由毛直接發動和領導的，與毛共集體參与其中的（無論是被害和施加迫害者），帶來的是大陸數億人民的：人格尊嚴、身體與生存權利的被侵犯和喪失，以及財產與精神的被革命的「昏天黑地」而毫無法治保障的時期。當人民一直生活在中共的「政治謊言」與殘酷壓迫之下，喪失了「人之為人」的基本道德良知與人性和心靈家園，親情友情與天倫事理，皆在這場浩劫之中遭遇了「滅頂之災」！對此，如果僅僅相信中共為掩蓋其罪惡本質，籍欺騙人民的宣傳與政治說教，必陷於中共政治欺騙陷阱之中。那麽，毛共一貫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和「挑起群眾斗群眾」的無法無天的政治壓迫殘暴統治歷史則會被遺忘被掩蓋。但「事實勝於雄辯」歷史活在民眾的心中。祂不但摧毀了中華文化和「民族魂」及其人文精神，更是製造了一系列驚人的殘暴（慘無人道）無以復加的當代毛共專制統治史！對此，倘若沒有當代世界法治與秩序文明的比較思考，那麽，潛藏在人性之惡與極端的政治仇恨的意識中的人們，會錯誤的以為：中共權力傾軋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件」！而忘卻了毛共發動與製造的「人間地獄般」狀況給人民造成的苦難與精神心靈創傷影響。甚至至今還有「憤青肖小們」在為毛共所謂的「偉大」辯護和歌功頌德。同時，自身走不出~大民主~的歷史陷阱。

而文革之後，其實中共已經「歷史性的死亡」！只是「死而不僵」而已。鄧時代中共的「死而復活」，一是、中共體制的「殭屍外殼」（軍隊與權力壟斷）。鄧胡趙的「改革開放」其實是在文革大背景下的「歷史性轉變」；二是，世界資本主義在全球化「中西交往」中拯救了大陸與中共（其中台灣與香港的挺進大陸「其功甚偉」）。其實，人類發展進化歷史中，資本與社會實為一體，須臾不可或缺。在天道神意宇宙之力作用下，人類社會從遠古走來，朝向未知的未來：漸進自然緩慢曲折的演進。而人類進化的資本社會功效，及其「迅速發展」，顯然也不是中共理論所能解釋和想象的。相反，中共藉助了「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但維持了鄧時代「中共特色的」威權統治和中共權力體制的「不受制衡」。從而，發展出今天中共「逆世界大勢」的「國家權貴主義」的畸形國家體制與社會結構狀況。同時，秉承了文革式政治意念與話語，繼續強化對人權與反對派的系統侵犯與迫害。

6，「改革開放」：中共自救與遲到三十年的中國走向世界的正途

說歷史的真實 存在於國家民族與人的歷史情勢真實的細節之中有兩層意涵：一是須改變「大詞化」與習慣式的宏大敘事。馬教的一個典型特徵在其學說內容「違逆人類進化發展的基本常理和規律」的宏大敘事形式具有蠱惑性。中共較之蘇共統治與宣傳更是充斥了謊言與欺騙。並嵌入了中國近現代的積貧懦弱的民族國家狀況與「國共情仇」的歷史教唆。而採取歪曲歷史來遮蔽中共統治的殘暴與無能。所以，必須突破中共「國家民族」政治宣傳的陷阱，轉向當代法治國家「個性化」關涉真實的每個人權益保障的思考評判。其次，以探索更多的比較全面的歷史真實細節，從中綜合感悟到歷史發展勢向與天意人心社願的存在狀況與意義。以此，建構起當代世界法治人權理念的制度精神意識：即每一位公民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保障是整個中華民族國家的基礎。以此，建構中國繼續改革開放面向世界的新的道路選擇。

鄧時代「改革開放」實際上是藉助歐美資本主義的龐大資本、發達科技與生產力、先進管理與具大國際市場等，解救了中共困境與中國危機。這其實是文革之後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或路線的一種新的政策轉變與路徑選擇的結果。但迄今又只是一個片面化的捨棄了「政治體制改革」和國家現代化的過程。這在改革開放前十年胡趙執政時期，是一個中共當權者有比較清醒認知與規劃部署的命題：既使鄧當時也強調過「政治體制非改革不可」。但中共權力結構中，始終存在著「四項基本原則」（鄧）與「鳥籠經濟」（陳雲）觀念的政治束縛。所謂鄧陳斗只是表象且其維護中共統治大框架是一致的。

隨著改革開放初期國民經濟改革的挫折（價格闖關失敗）與「反自由化」（鄧）及其後胡趙執政在八九學運之後的終結。鄧的「南巡講話（1992）」后，也主要只是重啟了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單軌路線，而阻滯了完全意義上現代國家政治改革的可能。從這層意義論：中共體制固然有其政治本質的局限。但六四事件雖警醒了世界，卻也導致胡趙體制改革的終結。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歷史深層次課題。其後，中共黨內民主改革派日漸式微。僅胡溫執政時期，溫家寶總理還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及政治改革議題，但中共整個權力體系似乎已經僵化並被中共權貴所挾持。反對政治改革的佔據了絕對的權力位置，以致今日政治改革派和反對派被徹底邊緣化。單輪經濟改革的結果，狂飆崛起的經濟發展夾持著市場經濟改革與行政體制的改革而進入畸形發展格局態勢。產生了中共特色的腐敗的「國家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混成經濟社會結構。

顯然，現代化是一個全面完整的概念。從現代世界法治民主國家論，祂又是一個含括了憲政民主體制與完全自由市場體系的綜合國家體系。而這實際上只是資本國際體系的一個方面。真正關鍵而穩固的是其人文社會多元化基礎與法治民主自由市場體系形成的理念制度精神原則的歷史傳統及其形成過程。深而論之，歐美國家憲政體系建構是在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與法治理念精神體系乃至人文社會結構基礎上，綜合實踐建構的歷史過程中實現的。所以，二十世紀中國乃至今日大陸中國，在中共馬列毛專制政治理論與極權體制下，要實行當代世界完全意義上的憲政國家體制的變造，幾乎是一項絕難在短期可實現的歷史難題！首先需要「黨的改造」與國家體制的改造；同時也是「眾人」的改造與社會的全面改造的綜合難題。

就此意義而論，大陸的改革開放，實際是搭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快車，在一個穩定和平的環境中，吸納和集聚世界之力，而迅速發展和崛起的。這在近現代世界歷史中不凡先例。其結果也不盡相同（納粹德國的高速崛起與戰後日本的迅速崛起就是不同體制下的兩個歷史例證）。但是，正是由於中共國家政治體制的弊端與落後，才鑄就極權政治體制下「權貴資本主義」的怪胎，與制度性腐敗的權貴階層與體制結構性國家社會的種種危機問題：國家性腐敗，權力傾軋；及其人權與法治方面的困境。如果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理論方面的「撥亂反正」看，鄧的理論思想可能是值得深入研判的。祂部分契合了中國全面落後的歷史實情，選擇了人類經濟社會進化演變的正道（科技生產力論、教育平等、發展硬道理、實踐真理標準等）。但同時又局限於中共政權本質與體制弊端，讓其誤入了「國家（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國特殊的制度性腐敗和強權化的歧途！當下關鍵性課題在，如何才能重啟新一輪「思想大解放」？進行深入全面的中國國家人權法治化文明與民主政治體制及其現代人文社會基礎改造的綜合探索。以超越既定改革開放的模式，找尋到國家整體變革與融入世界的體制再造目標途徑。

中共專制極權的狂妄與本質上走向與世界對抗的當下境況表明，如果中共不改造其極權體制與政治意識形態，引發人類災難的世界戰爭對決將是難以避免！那麽中華民族的發展成就與和平崛起夢想都將被斷送！從以上國際比較的法治視角，審視中共百年歷史發展演變之途，最值得思考總結的歷史經驗教訓是：當代法治與人文精神文明是當今世界秩序的基石。祂是未來世界發展與中共改變的目標價值基礎與前景所在。中國的前途在人民不會繼續「被欺騙和被宰制」，將在對中共歷史的深刻反思覺醒中獲得「新生」。相信整個世界對此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注與思考應對中共之策。

二、思想線索：中共政治邏輯梳理與統治實況的法治甄別
1，中共特色的西化「馬列」極權體制是怎麼煉成的？又將如何終結？

知己知彼：準確的解析並認知評估中共體系「特色」
依循「馬列毛」理論與極權化革命政黨模式建構的中共專制極權國家體制模式，無疑是全球化的一股逆流。但需認識到祂相對中國兩千年帝制專制傳統與社會革命歷史，既是一個「大躍進」，具有其相對「中西合璧」的「先進性」。既具有相較中國政治歷史傳統落後的「現代性」，和骨子裡全面承繼了「中華傳統糟粕的」歷史性。而排拒現代世界法治國家體制及其人文理念制度原則精神。中共「體制性痼疾」很難在其極權體制內完成「轉型與變造」。而當代法治理念制度性缺失，使中共乃至國家社會民眾皆「專制政治基因」意念心性深入骨髓。

所以，整體性對當代世界秩序法治文明，形成特殊的排拒與不相適應的社會性病態的群體癥候，也是不可低估的「國殤」。從而，強固了中共黨國專制的社會土壤和氛圍，並在當代全球化時代條件下發生了「歷史性變異」（畸形的體制與社會權貴共生結構以及與國際資本的獨特勾連等）。從「權力尋租」到權貴資本做大做強的「黨國體制」，呈現出二戰前「納粹」極權獨裁體制有可能「復活」的民族主義狂熱的危險情勢。顯然，是在朝向歷史重演的道上「狂飆崛起」！中共追求的顛覆世界法治秩序的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值得深思應對的「世紀性課題」。其中，應該突出強調的是，當代法理政治的國際秩序理念的比較鑒別，可能是喚醒國人，超越中共極權專制黨國體制的「不二法門」。

從「文革」「中共毛式獨裁與『政治絞肉機』」（語出「五七一工程紀要」），到「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轉型與發展中當代國家法理建構缺失的審視評判，以當代世界法治進步與國際秩序的發展成就與水準，來對照比較中共黨國的新型「舉國體制」的歷史現實，可能是切入其要害與有效的思考評價的方法途徑。

需要尋找到「有效的」思想理論武器和方法路徑
迄今眾多研究中共歷史的著述文章，已經大體勾納出歷史的真實情境與事實。但似乎仍然沒有完全超脫中共極端政治化的話語與思維「誤區陷阱」。換言之，對改革開放后中共的演變，需要加以新的當代法理批判與揭示。如對當代世界秩序與國際法規範之下的「主權國家責任約束」機制的執行方面，需要尋求有效運用途徑。所以，需要尋找到「有效的」思想理論武器和方法，來進一步深刻揭示與批判中共對中國人的「宰制」乃至對世界文明秩序造成歷史現實威脅。只有在世界法治人權的法理政治的比較鑒別中，才能找到中國現代化的人類歷史坐標與參照系。從而，也才能真正解構毛式~運動群眾的大民主~的歷史陷阱與迷途。

首先，循著中共「前三十年」與「改革開放后四十年」的比較說，進行法理政治與國際法的比較鑒別，解析相關事實情勢的差別；其次，跳脫並解構中共政治思維邏輯，展開對中共統治歷史與重大事件的國際比較解析。因為，如果依然在一個沒有現代國際真實時代境域和標準的比較鑒別的情態下，對一個在相對意義上，承繼現代功利主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與實用主義的中共政治理論體系「變形狀況」下，很難對其執政「合法性與正當性」作出徹底的批判與否定。尤其是在當今世界以「主權國家」傳統理論為主要支撐的國際秩序狀態下，中共一再以「國家內政」為由，在國家政治與制度層面不透明狀態下，繼續其對國際法的「違反與踐踏」，並一再以種種說辭拒絕國際核查與監督。當下突出的是「新冠起源」與新疆再教育營，以及香港問題與台海危機情勢等等。

2，對新疆維族「再教育營」問題的國際法治思考

顯然，這是與大陸法治狀況日趨惡化背景相關聯的突出的嚴重問題！因為，無論是對大陸人民的全面高壓管控，還是對香港的政策改變與對台灣的「武統」挑釁。都是中共夾持經濟軍事實力增強，內部權力鬥爭日趨激烈，而整個國家面臨多重危機態勢下的「新的歷史性瘋狂」。特別是由此形成與整個世界性對抗的情勢，是中共歷史性新的最大危機與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

如大陸當下歷史性的對異議反對派的封殺與「非法懲治」，對維權律師群體的打壓；對宗教信仰群體的打壓；司法不公與不透明及「黑暴」化不受有效監督約束與制衡：如存在的許多「被失蹤」以及長時間的「未審而被隔離監禁」的案例，等等。尤其是對少數民族歧視性壓迫情勢問題突出：如新疆大規模大面積的所謂勞動培訓的「再教育營」的事實情勢。對此可以與大陸的「勞改農場」（非人生活的「牢籠」和眾多冤屈者聚集地）或原先的「勞教所」加以比照。而維族人的「再教育營」可能是性質與結果更嚴重的重大事件！ 在反恐怖主義名義下對所有維吾爾族人的清理整治。

顯然「再教育營」高牆與鐵絲網環繞，仿如「大監獄」。雖各種設施條件可能會好於過去，也可能是「半開放式」。但依然是一種無視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有違國際法禁止強迫勞動等的「強迫訓練營」。特別是「種族歧視性」的強迫政治文化宣傳教育的「灌輸與洗腦」條件下的強迫的「技能培訓」。百萬以上的維族人的被「再教育」，顯然與曾經發生的新疆暴恐情勢與對少數暴恐分子的懲治需要「不成比例」。這是造成全世界譴責與制裁的根因：國際所關注的是中共統治的「管治方式」，非人權法治文明就不可能被世界所認受。

反之，如果是百萬以上維族人民都需要大規模的「被強迫再教育」，那麽，這是怎樣一種中共七十多年「民族自治」政策和專制政治官僚統治的「歷史性」大失敗？！而根源恰恰是在中共長期拒絕人權法治的國家改造與進步，因襲傳統政治統治的「革命專政」的思維與頑固堅持專制體制的實際「惡果」。尤其是在當今時代，祂的發生與存在確實令世界震驚。

3，「改革開放」巨大成就與嚴重缺失同在的體制根源

文革之後，實施「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對中共前三十年統治的否定。尤其是對毛共奉行的「階級滅絕與獨裁專政」政治路線的否定。即是對中共歷史上長期的所謂「資本與社會」的「主義之爭和路線鬥爭」偽命題的歷史實踐的否定！因為，從「包產到戶」到「私有制」或私有財產權的重新確立是劃時代的。如果沒有民間私人資本企業的全社會發展（中國改革最早就是由胡趙時期，農村的「包產到戶」爾後鄉村民間企業發展開啟的）。而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如果沒有港台與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資本、科技與先進管理的輸入與援助」，以及整個國際市場對中國的經濟貢獻，中國大陸今天的發展富裕與迅速崛起都是不可能的。

雖然，事實上國際間關係發展是互惠的漸進的歷史過程，但不可否定的正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先進生產力」與「現代管理方式」及市場與國際秩序等（典型的是加入 WTO），為中國的改變與崛起奠定了科技驅動與體系導向的基礎。換言之，正是世界資本主義救了中國。甚至現在世界的主體科技與體系仍然是大陸繼續發展進步的「瓶頸與命門」。所以，中國強盛的「終極危險」仍然在其政治體制性弊端及其危害性。依然是「政治體制不改革將是『死路一條』」！中共絕對權力的絕對腐敗與危機，「舉國體制」對世界的挑戰將危害自身與整個世界，這是中共當下面臨的國際上「四面楚歌」與「八方反對」態勢下，必須作出當代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和人權法治理念制度的國家再造的客觀要求與大趨勢。否則，走回頭路，自外于整個世界，那麽，非但發展前景不再，內部的危機將毀掉「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大陸的前途。

從以上對「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功」與「錯失」比較看，可以不簡單化論對與錯。但對由於法理政治體制方面的缺失造成的畸形狀況，如中共特權體制下由於缺乏法治與權力制衡，所滋生的新興權貴資本結構與極端國家腐敗的歷史現象等等，必須有當代國際法理標準的比照與甄別，從而促進大陸國家體制基本性的改造。非如此，不足以化解當下中國危機。

三、天下道義：當代法理政治視角下的中共執政歷史評說
所有歷史皆是當代史。也即當下史。
中共極權「政治之殤」與「政治極致化之惡」vs.當代世界法理秩序：即「民主與專制的對決」。需要當代法理政治學的深入剖析。
中國的前途與命運，依然潛隱在二十世紀中國~國民革命~與~共產革命~歷史決擇之中。由於歷史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高科技信息化與全球化密切關聯發展時代，有鑑於大陸國家和平發展與改革開放成就的現實狀況基礎，進行和實現基於當代國際法理秩序的~光榮革命~（英式），可能是值得深入思考與追尋的中國國家改造與進步的可行之道！
1，中共最高領導人執政現象史的簡析

中共的問題，顯然不僅僅只是領導人個人的問題，而是其整個權力體制先天失衡與政治理論的邪惡所致。中共當權者普遍的缺乏當代國家與國際法理政治常識，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性的缺陷。在這層意義上比較中共幾代領導人功過是非，擬勾納幾點基本輪廓與特色。


（一）對毛共的功過評價，從現代法治與國民感受度而言，毛執政基本是失敗的。一方面，雖然高度集權與政治高壓之下，集六億多人民之力，建構了初步的工業化基礎與規模等；但與其在毛的「階級滅絕」政治理論與「獨裁專政論」與「政治敵我論」所引致的對全民的宰制壓迫與剝奪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其實，正常經濟社會發展有其基本規律和限定；正常法治國家的精義在於每個公民地位法律平等並受法治保障。而毛共統治則在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違背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與國家統治的道義。延續了共產革命的暴力統治和製造「政治敵人」的邏輯。美國憲政與法國大革命開創的「自由平等人權」理念精神是現代法治體制建構的基礎。毛時代之所以「繼續革命」的瘋狂，關鍵致命缺陷在：繼承了馬列「階級滅絕」的共產主義革命與專政說。所以，缺乏法治觀念意識，「革命痞子文化」的信徒，毛式理論與政治理念包括其~大民主論~（文革極致化）皆源於此。從這層意義上說，其殘酷的高壓專制統治基本是「泯滅人性」的一連串政治運動的歷史。造成億萬大眾凄慘生活的「歷史性失敗」。

二十世紀中國獨特的政治歷史背景，其焦點之一在國共的恩怨情仇。既是一個謎，也是思考中共歷史罪惡的一個跳不過去的「罩門」。而 75 蔣逝與 76 年毛周朱同年辭世，可見中共的最高權力結構的真實面；一定程度既反映了國共糾結對立的真實境況與影響，那是半個多世紀的中國革命的「仇結」；又是決定了中共毛時代瘋狂和終結的一個重要歷史根源。

毛周體制是人們甚少提及的話題：周的政治隱忍折衝平衡與聰智能耐和個人魅力，和毛

天衣無縫的輔合絕配，從而也生髮出對周在中共前五十六年革命運動中角色的質疑：似乎沒有周的支撐，毛的瘋狂政治躍進又是不可能的。然毛周的杯葛可能最終爆發在現代化「路線」取向與接班人之爭方面。毛最後對周的打壓可能涉及到政治倫理與政治家的品質問題，「失之者失民心」是條鐵律！這也成就了周在大陸人民中的形象與歷史地位（十里長安街送別是「全劇最高潮」）。而相對文革中造神運動，毛被渲染為「十次中共黨內鬥爭的勝利者」，毛確實是「斗人」的高手，造就了毛習慣搞政治運動斗人為樂的政治秉性。加之~空想的~共產主義理想與獨裁專制的個人特色，釀成了前三十年統治的悲劇。

（二）考察評價鄧，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議題。但從中共文革後向威權統治轉型（鄧原初有設想實行「新加坡模式」？）的角度論，鄧的智慧使祂既挽救了中共，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明顯的生活成長與社會發展。當然，鄧也背負了反右與「六四」鎮壓的「罪名」。但客觀的說，其歷史地位的評價高過其罪錯。中共統治最寬鬆與開明的時期，及其與世界的連接造成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是由鄧時代開創的。鄧氏著名的「貓論」若假言推定其要義就是要超越「社資之別的爭論」。這可能是值得深入發掘，對當下世界及其未來極負意義的理論命題！鄧思想有其務實求真和頗為深刻的意涵，可能是中共歷史中的「亮點」。深究此，方能透徹的理解「改革開放」的意義與成就的根源，以及二十一世紀中國與世界再次合流與融匯發展的可能前景。

鄧氏有留學經歷又具世界視野。中蘇論戰的中共擔綱者可能造就了他理論實踐的基礎。是中共歷史造就了他威權統治者獨特的權威與個人魅力（在文革年代的「受害者」且三起三落，成為老百姓心念意識中的「神話」）。同時，由於他的聰智與務實的性格，成就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成就。若從改革開放之初，他識人並得到了胡趙得力的輔助，也奠定成就了他改革開放的基礎。但總的說，是毛共統治的殘暴歷史成就了他的歷史地位。他是一位大地主的兒子卻是位「叛逆者」，鄧自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表現出了中共黨人的複雜性。雖是中共黨人，但他們那一代中共要人可能都不同程度承有「中山理念」的影響。當然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民主的信奉者是可以肯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鄧的「舉重若輕」性格特質。尤切「君治事不在多而在精要」的道理。透過此，也想到了民國理念制度建構歷史精神，可能仍然是當下中國思考改變的重要的法源與現代性傳統。因為，若以鄧氏貓論推之，超越國共之爭與兩岸歧義，是走出中共歷史迷途，繼續擁抱世界的「不二法門」！

（三）文革之後經歷了華國鋒的短暫過度，由胡趙交替執政兩屆半，開啟了中共執政最寬鬆的時期。進行了改革開放的奠基和大幅度的經濟改革。其中，胡耀邦主持的大面積平反中共前三十年造成的「冤假錯案」，是濃墨重彩的深得民心的歷史壯舉。趙在四川與萬里在安徽的「包產到戶」農村改革，開啟與奠定了整個大陸改革開放的基礎。胡趙執政時期是中共最寬鬆開明的轉折時期，歷史真實將長期留存在大陸老百姓的歷史記憶之中。

八九和平學生運動與最後「六四」暴力鎮壓收場。是一起影響大陸政治走向和實際也阻斷了中共政治改革的特大歷史事件。對中共和大陸乃至世界歷史影響深遠。當時的事實情勢比較複雜，和平的學生運動的目的性與可操作性及策略性也存在問題。但關鍵在：中共內部的分歧乃至裂變是造成如此聲勢浩大學生運動的主因。但鄧一代人的革命意志經歷與文革的慘痛經驗等，決定了其不妥協不退讓的性格。以及「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的意志與決心。在此，出現了中共與中國政治歷史最詭異的現象之一：祂間接引致並改變了中共政治改革的轉向（實際倒退），卻沒有改變鄧改革開放，尤其是經濟市場化方向。人們普遍的看見和感受到中共的殘暴，但卻也相對遮蔽了對中共整個殘暴歷史尤其是對文革及其之前暴劣統治的認知與記憶。雖然，整個世界迄今凝視著這一歷史時刻與事件，也看到了其後蘇東的崩塌。但沒有預料到或沒能看清該事件對後來中共「經濟向右政治嚴控」畸形化轉向的影響。以及由此造成大陸經濟社會高速發展而政治體制改革基本停滯的結果。

所以，對八九六四的歷史評價，只有放到中共整個歷史脈絡與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中來解剖，才能獲得比較清晰的歷史認知與判斷。而尤為深刻的問題則在：對所謂的~街頭抗議~運動形式結果的質疑！換言之，需要對毛式~大民主~理念的深刻歷史批判！如果我們從當時的背景和改革派擬議中的~社團法、新聞法、與遊行法~等出發，思考法治的建構與完善，那麽，公民憲法權利尤其是政治權利就有可能一步步獲得進展與落實。反之，缺乏當代法治的各項基礎性建構，大陸中國就永遠走不出~暴亂相間~的中共極權專制的陷阱和歷史迷途。

（四）「六四」鎮壓成就了江澤民兩任半的統治。首先，江李體制，可能是鄧所不樂見但也不能拒絕的次優選擇。因為，這是中共頑固的老人幫政治「子弟兵可靠」血統論的產物。所以，江李體制是「六四」風波的當然受益者。江第二任「江朱合璧」時，曾瘋狂鎮壓「法輪功」等成為直接「罪人」（似乎狂飆一句不整治「就要亡黨亡國」，典型的極權主義政治話語，鎮住了朱等黨內不同主張）。其「三個代表」無甚新意；只有接納「民企私人資本家入黨」比較有招數。同時，表現了牢控軍隊，把握實權，牽制胡溫的「中共權力主導者」企圖的「核心」性格。雖然，江其人有學識能力與藝術素養，好作「開明秀」。但其與李朱結合，尤其是朱熔基的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與作為，對大陸經濟發展，作出了有益的貢獻。但其精心建構的權力結構基礎，對當下中國危機的影響巨大，有待歷史觀察。

（五）胡溫體制與治理，無論其自主程度、施政能力甚或其真實願望如何，其實，是在一個極其有限的權力空間下的作為（俗稱「九龍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軍隊與政法似都不在其有效掌控之中」）。實際受制於中共權力結構，背負著重重壓力下的施政，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尤其在中共權力結構「政治血統論」和權貴把持的體制下，胡溫沒有中共正統血緣，又間接與鄧胡趙有淵源等。雖比較開明節制，但受盡掣肘而難有大作為。竭盡所能，不折騰、免農稅，努力使中國過上「小康生活」。總之，胡溫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等，都表明了其技術官僚和避開「政治爭議陷阱」的謹慎執政風格與權力限定的格局。

胡溫之治提示出中共政治體制的一個制度性問題：即在威權統治之下（這是突出鄧時代這一特徵與毛時代比較作出的差別判斷；並不否定中共極權統治的本質。同時關涉對習時代復歸極權勢向的判斷），當政者個人的權力基礎與威望和權力空間存在怎樣的關聯這個重要課題。這點在有關「鄧胡趙」權力體制與改革開放作為的歷史地位的歧義爭論中，可凸顯「明執掌與暗權力之間博弈」的政治學話題。如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曾感概：其改革失敗是由於缺乏足夠的黨內權威（意指像鄧一樣的）支撐！又如經國先生也是在「威權體制」下開黨禁開報禁實施民主改革的。所以，權力結構與體制暗勢力問題，可能不僅只是中共的問題。但事關國體憲政與否，是不爭的事實。或者說，中共領導結構與權能狀況，明顯與民主法治國家最高權力來源和權威的制度性賦予（法治規制與保障），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所以，中共國「去黨國化」「軍隊國家化」與「司法獨立」等，是當代中國關鍵性憲政法治課題，但在中共專制體制下可能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是中共專制極權體制之殤，也是胡溫不可能「揮灑自如」有大作為的體制局限所致。換言之，在黨國權力體制掣肘結構之下，憑藉著胡溫的通力配合，寬和親民的執政作為，至今還令大陸人民懷念，不能不令人深思。由此，突出了一個現代中國國家治理的體制改造的課題，如何超越中共「黨國體制」，使軍隊與司法獨立真正能夠「國家化」憲製法治規範化，那麽無論「總統制」甚或「內閣制」，那是憲政構設的問題。而「弱勢領導」除個人風格限制外就不是問題。而實踐中華傳統政治理念「君為輕、民為本、民自治」的現代國家權力體制與社會結構，都必須是現代憲政至上自由法治為先，才可能產生與達致當代正常國家的境界。

反之，沒有法治的規範限約，每當強權獨裁者最高領導人的重現，那麽權威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萃成大問題，於國於民都將是一不祥之兆。雖然，威權主義論者聲稱，需要強勢領導人才可以有改革大作為。但是，中共專制極權體制缺乏的恰恰是權威的民主賦予和真正的法治制衡體制的保障。所以，胡溫體制的弱勢成就了其溫和治理；但另一方面，產生了承續江政其後的「制度性腐敗」的擴延，其實這些只是中共既定政策下由中共權貴階層主導與中共權貴不受法治規約的政治權力結構決定的一個必然結果。實非胡溫可以左右和支配改變的。

（六）那麽，縱觀習主政以來，矯枉過正，懲治了一大批政客與政治反對派，肅貪不可謂不著「大功」。但也徹底顛覆了中共既成政治權力生態與嚴重衝擊了政治權力倫理問題。而大面積腐敗，說到底是中共權力壟斷的體制性腐敗或國家政治腐敗所致。凸顯了中國邁向權力分立與制衡的當代憲政體制的必要與極端重要性。若從習執政以來，中共宣傳系統竭力鼓噪的，延續中共馬列毛主義的政治強勢作為情勢論，可能既是其高度極權化勢向引致大陸中國內部危機而難以化解；更是強化港台政治衝突引致與世界性對抗的根本原因所在。

雖然，中共歷代領導人在「政治改革」課題上「驚人相似」，但習的「毛式回歸」與「邁向全面極權高壓統治」，乃至實行「戰狼外交」引致與整個世界的對抗，可能是整個領導體制與習秉承馬列毛政治意志風格的綜合結果。其實，中共早已呈現出「政治失態」權力者失格與普遍性權力危機種種徵兆。習試圖「力挽狂瀾」整治與挽救中共和強推「黨法治」而排拒當代世界法治精神原則等，可能既誤入歧途適得其反，也是缺乏毛鄧的權威與權力基礎和智慧。是在當今國力表象下對國際大勢的錯判所致。顯然，這些都不是改變「文宣與外交姿態」而不根本改變或矢志改變國家政治體制所能根本解決的中共「生死劫」。

可以說，習治九年實際上掀開了中共新一輪權力鬥爭的決死拼搏。雖然，習政籍國家政治安全名義，廣泛開展了「打老虎也打蒼蠅」（迄今已有幾百萬官員遭到懲治）的肅貪運動，增加了權力震懾力與「極權正當性」。但中國「選擇性肅貪」等黨治實況遭遇了空前廣泛的質疑。致國家內外危機情勢與國際性衝突對抗加劇。顯然，強勢積極性施政作為，如何產生出極端消極被動的效果？說明中共體系之殤（固疾久也），終非一劑猛葯可濟！面對當下突出嚴重的危機情勢大問題，大陸各界反彈與呼籲「換人做」可能代表了一定社會利益群體的心聲與願望等。但從中共激化內外衝突情勢致因看，有其內部權力傾軋加劇情勢根由，及權力整合和規劃調整的跡象。實也與當今世界廣泛呈現著一場「奇怪的」與「超級亂象」存在關聯（新冠疫情就是個迷！）。如何把握世界大勢與回歸法治民主憲政體系再造？否棄「世界革命與國際對決」的意識形態政治意圖與民族主義聒噪，可能是避免中國全面倒退乃至四分五裂，可資思考的當代國際法理政治和世界前景大勢的要義！也是憲政保國而不必「保專制的黨」的最明智的抉擇。為此，提出一條致力於當代法治現代化建構的中國式~光榮革命~的命題，可能是思考中國國家體制改造的理路！需要中共當局與理性反對派共同探索的時代課題。

在此境況之中，習繼續再執政否？首先決定於中共體制及鄧時代以來形成的政治權力結構格局；其次取決於中共權力頂層的集體意志：如何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選擇實實在在的真正的「大改變」（當代法治國的基礎性法律規範建構之~光榮革命~轉型：如向社會釋權和型構制衡）。當下大陸國家面臨與遭遇的一系列危機，反映中共政治倫理生態與權力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習的去留實在是中共內外交困情勢下既定權貴結構的一種演變勢向問題。祂的關鍵在大陸法治體制走向與中共國家政治理論和倫理狀況將發生怎樣的胚變的突出問題所在。總體上來說，不絕對取決定於個人，而在「勢」的輪換轉向。習強調的中共的「黨政治法治觀」明顯存在著中共意識形態缺陷。顯然，內外形勢苤變，政治壓倒一切？但倘若中共真能夠由此轉向當代法理政治意義上的法治自由國家改造建構，以及完善現代法治的基礎性法律建構，以有效規範保障公民憲法政治權利等，可能也不失為「一劑處方」。能否與怎樣醫治中共自己與「中國極權政治病」，那就要看「天意」並從中國內外交困的危機演變趨勢來觀察了。

小結
本文並非經院式論文，主要依據個人經歷學識與大眾化通識資訊，揭示中共執政史的黑暗並進行法治批判。以當代法理政治的視角，對中共執政七十年歷史大事件作簡要分析論述。強調以國際法與聯合國人權公約體係為基礎的當代國際秩序原理與人權原則等，來檢視同時期中共統治的大陸實況。嘗試探索新視野與問題意識，進行法理政治學的判識與批判解析。

歷史是面鏡子，映照出當下中共危機的根源。

韓戰是當代中國歷史的一大轉折點，影響甚巨！剖析其真實歷史實況與意涵，有利於解構其後中共誤入歷史歧途與給大陸人民造成的苦難。

文革浩劫的災難，正是韓戰之後，中共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造成的無知瘋狂年代及大飢荒人間悲劇等政治極致化的必然結果。歷經前三十年，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早已喪失殆盡。

改革開放既是中共的自我否定（對前三十年）和自救的舉措。也是世界資本主義拯救中國和中共的歷史傑作。因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一個真正自由開放與包容的全球體系。祂是建基於人類文明歷史集成基礎上的，極賦原創性的現代科技創造力的世界集成體系。祂的典型特徵法治與自由民主人權理念制度精神，不是一天壘成的。而是在人類歷史緩慢進化過程中不斷實踐綜合建構的引領世界的歐美法政人文合成體。

改革開放的成就與缺陷大致已經輪廓分明。故稱文革后「改革開放」為：中共歷史的分水嶺。這與八九六四成為中國的分水嶺說略有不同。是從中共歷史本身審視作出的判斷。

當下，中國發展已經達到了新的一層意境：整體獲得提升，經濟體量已達世界第二，全面脫貧（中共的判斷，大致具相對的意涵）等等。但其弊端與危機也充分暴露：如權貴階層早已經從「權力尋租」（第一桶金）轉變成一大批企業產業大鱷巨賈，佔有舉足輕重的勢權地位，甚至壟斷把持左右著一方或行業等。由於，祂是中共國家體制的寄生體又是與權力與民間社會經濟形成共生結構，嚴重影響著完全市場的健康成長與社會公平。這是中共權力體系的產物，也是其權力體制性腐敗與國家危機的根源。

若按照現代政治學原理，中共激烈的權力鬥爭雖說與習的極權回歸意志有關。單純只是權力清洗？甚或也是權力結構調整與利益的再分配？但要打破既存的權貴共生體結構，抵銷其不良影響，非進行國家政治體制改革不足以解決根本問題。另一方面也提示我們，需要以新思維視野來深刻關注中國歷史的演變勢向。 在正視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現實情勢基礎上，提示出推進國家變革的~光榮革命~之漸進有效的路徑與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