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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總統在24日聯大一般性辯論中發表演講，重申「美國例外論」，稱美國插手別國事務時心存「來之不易的謙卑」，目的不只是狹隘地捍衛美國利益，更是關照全世界的福祉，而世界的危險就來自於美國無動於衷所造成的領導真空。但以中東為例，美國所為無非是例外論掩蓋下的利己主義，例外與不例外，全以美國利益定奪，正如俄羅斯總統普京所警示的那樣，這種看問題的方式傲慢又危險。雖然美國一時間尚難扭轉或摒棄這種「例外」傳統，但最起碼可以抑制這種看問題、觀世界的思維模式。否則，美國總是披著道德優越感的外衣而謀私利，其各種意圖與野心必然昭然若揭，終究還是在愚弄自己、更是在禍害他人。

在不少美國政客眼裡，美國就是《蝙蝠俠》電影里的韋恩少爺，閑時是一位家財萬貫的慷慨施主，而當黑暗降臨邪惡出沒，他便披上蝙蝠衣成為替天行道的正義化身。他不但有超強的使命感，更擁有懲惡除奸的一切力量。用另一位好萊塢英雄蜘蛛俠的話來說，力量越大，責任也就越大。於是乎，美國這座閃耀著的山巔之城就成了「美好世界的最後希望」，是自由世界的領袖和衛士，在國際舞台上積極地發揮獨特作用是使命也是權力；因此，美國需要用一種「例外論」為自己正名。

當然，「例外論」的概念，並非一開始就被披上道德優越的外衣，而是經過了歷史的層層建構。在美國建國之初，有感於新大陸勃然而興的龐大共和政體，例外論是歐洲政治學家對美國的概括。例如，在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筆下，美國的例外在於其個人主義、民粹主義、共和主義及放任自由的社會風氣與歐洲的差異。在那時，例外論不過是對美國獨特發展道路的描述，「美利堅精神」並沒有附帶任何道德上優越的意思。「山巔閃耀之城」的說法也只是宗教擴張衝動下的情結。

但在二戰後的國際格局中，這種感覺被拓展到了國際領導角色的層面，從肯尼迪到里根，他們認為「山巔閃耀之城」應該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並成為新保守主義的核心理念之一。在一些保守派學者如利普斯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論述中，例外論被加上了一層道義上的自我優越感。對這種優越感和責任感，哈佛大學國際法巨擘高洪柱（Harold Hongju Koh）闡述得非常清楚：「美國真正的例外，在於她構建、維持、推動以國際法、民主、人權為鵠的之國際體系的意願、能力和資源。」美國是唯一能擔此重任的國家，她振臂一呼總會應者雲集，科索沃便是一例。伊拉克戰爭，則是小布希政府以單邊主義響應例外論。如果美國袖手旁觀，如盧安達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則世界只能目睹悲劇的發生。

24日在聯大的演說中，奧巴馬正是用這兩個例證來呼籲多邊行動，並略帶威脅地說，如果國際社會認為自己「無能為力」，則只能拿萬人塚的「冷酷邏輯」來搪塞自己的不作為。奧巴馬說，世界需要行動，行動需要領導，威脅不在於美國插手他國事務，不在於充當世界警察，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有著「來之不易的謙卑」；相反，威脅來自於，倦於十年戰爭、困於國內事務、懾於穆斯林世界的敵意，美國的畏葸不前將導致世界領導的角色出現真空。有鑒於此，在眼前的敘利亞問題上，美國不願重蹈覆轍，應該保持「接觸」。儘管「某些人」並不贊同，但他相信美國的例外；美國不僅僅只是狹隘地捍衛自己的利益，而且更關照全世界的福祉。

這句話，顯然是說給普京聽的，言下之意你幫著阿薩德（Bashar al-Assad）苟延殘喘，無非是為了一己私利。普京並不諱言敘利亞局勢對俄羅斯的利益，但他更希望挑破美國在例外論掩蓋下的利己主義。在奧巴馬9月10日的全國演說后，普京接過「例外論」的話茬，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告全美人民」的「宣言」，其中直言不諱地批判「美國例外論」，指出不論出於何種動機，那種自視「例外」于列國的想法都是「極其危險」的。奧巴馬曾說，他之於美國例外論，恰如英國人之於英國例外論，希臘人之於希臘例外論。在一些美國保守派眼裡，此論是將「例外論」泛化、平庸化為愛國主義，但在普京看來，管它是「例外主義」還是愛國主義，統統都是赤裸裸的利己主義。

可這種利己主義，奧巴馬在聯大的演說中竟不打自招。他稱說只要同美國的核心利益，他們「有時」也會和一些「並不滿足最高國際準則」的政權合作。人民的眼睛當然是雪亮的，遠的可以有「美國人民的老朋友」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可以有先得里根（Ronald Reagan）支持后被小布希（George W Bush）一鍋端的薩達姆（Saddam Hussein）。前者人權記錄劣跡斑斑，卻因為敦睦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及反恐的需要，而得到美國的支持；後者是新保守主義希望改造成中東「民主樣板」的獨裁政權，卻因里根深怕伊朗在兩伊戰爭中得勢，而被美國默許動用化學武器。

近的，便是埃及7月變天後的軍方。奧巴馬演說中所說，指的顯然是這一層。同樣是為了埃及的「中東穩定器」作用，以及美國在蘇伊士地區及埃及領空的特權，在軍方血腥鎮壓示威者之後，美國的M1A1主戰坦克仍源源不斷地開進埃及軍方的軍火庫。除了口頭上的警告，奧巴馬政府拒絕將民選總統穆爾西（Mohamed Morsi）的倒台定性為政變，因為這「不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

而在敘利亞問題上，普京此前痛陳軍事行動將觸發的惡果，在化學武器問題上為敘利亞政府開脫，另一方面在聯合國阻殺任何含有動武內容的決議案。而奧巴馬的這次聯大演講，無非就是要爭取國際社會為動武背書。這一次，利己主義這次算是用到他自己頭上了，為他那恐怕是有口無心畫的那條「紅線」。直到演說中，奧巴馬還是在拿推理而非鐵證作為軍事行動的論據，按他的說法，如果已有證據推不出阿薩德政府動用化學武器的結論，那麼「簡直就是對人類推理能力的侮辱」。

在美國國內，反對動武的人主要有兩點質疑：第一，在化武事件之前，敘利亞內亂已經導致逾十萬人死亡；第二，美國政府根本無法證明化學武器的動用對其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死十萬人可以無動於衷，8月21日的一千多條性命卻讓美國政府執意「大加天撻」，對反對者而言，這些人是怎麼喪命的還有那麼重要嗎？化學武器可以殺人，而常規武器，尤其是在阿薩德政權得勢的時候，照樣可以釀成更大的慘劇。奧巴馬現在要唱這一出，擺在那裡的無非是超級大國總統的那張臉面。現在普京給他一個台階下，他就下了。國務院不敢貿然應承克里的「口誤」，奧巴馬卻說抓住機會說是G20早就和普京談好了，卻又一直在咬住動武的可能性不放，這不是「來之不易的謙卑」，這是無畏且傲慢的厚臉皮。

也許是有感於美國霸權的江河日下，奧巴馬承認美國不再是世界警察，因為「全世界慘絕人寰的事天天都有，美國卻無法處處替天行道」，在24日號召動武時也表示要謹慎對待「可以糾正種種邪惡」的念頭，但這位世界警察似乎覺得自己不能金盆洗手，因為美國是「世界的楷模和希望」。最重要的是，從根本上講，美國人自認為這是他們的天賦使命，上帝終會站在美國這邊。里根曾引用羅馬教皇庇護十二世的話說：「上帝把受苦受難的人類的命運交到了美國手裡。」小布希也說：「我們接到來自九天之外的感召要伸張自由。」就是這樣一些觀念，讓美國的「例外」變得既傲慢，又危險。

「美國例外論」在美國文化中具有深刻的歷史和宗教根源，這使美國人在地球上具有一種特殊使命，即有義務或有責任「拯救」世界於水深火熱之中，最終以美國獨特的模式完成對全球的重塑。「美國例外論」在美國主流文化中根深蒂固，對美國人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美國向全球擴張的意識形態根源。

美國履行上帝賦予的「使命」過程也就是把美國的「特殊性」轉變為全球的「共同性」的過程。這樣，美國向全球傳播自己的文化在理論上便具有了「正當合理」的解釋。當然，這隻是美國政府的一廂願望而已。美國的全球擴張會給其他文化帶來巨大的挑戰或威脅，並不會由此改變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這一大趨勢，歷史與現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