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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松然

早在 1946 年 5 月，根據毛澤東的意圖，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簡稱「五四指示」，首次提出了實行土地改革的政策。

這個政策，打著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旗號，開始了暴力殺掠式土地改革。而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則是承認土地投資人合法權益下的和平均田。

毛式土改是劃出 8%～10%的地主、富農，發動 50%～60%的貧僱農（主要是貧僱農中的痞子、二流子和見利妄為分子）對他們批鬥、掠奪和打殺，從而使農村占多數的貧僱農，能跟著共產黨走，為奪取政權聚集力量。據資料記載，搞的最凶、殺人最嚴重的有膠東、晉綏、河北等地。他們的殘殺手段，慘絕人寰。具體有：砍頭、活埋、剝皮、石頭砸死、燒死、馬後拖死、樹上弔死等等，甚至地主家懷了孕的女人，都要被剖腹，將嬰兒取出活活摔死。有些地方，不僅分地主、富農的土地和浮財，還要分他們的老婆、女兒。1947 年，國軍開始九月攻勢，地主、富農、中農組織的還鄉團，開始報仇，貧僱農遭到了報復。還鄉團報復手段之殘忍，不下貧僱農。挑起仇恨，這是中共土改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屠殺與報復，是分而治之策略的體現。有時，為了弱化敵人的反抗，平服貧僱農中善良群體的不滿情緒，中共也糾正過一些殘酷做法，但都是權宜之計，服從於土改的主要目的。對此，有共產黨學者教導學生：「要從革命需要出發去理解這種殺戮的『必然』性，而無庸道德價值判斷。」

毛的這種出於政治動員的反人權、反人類的殘忍謀略，果然奏效，貧僱農及其子女受到鼓勵，紛紛參加解放軍或地方武裝和政府，同國民黨軍作戰。

中共奪取政權以後，與台灣國民黨的「和平土改」相反，于 1950 年在全國繼續開展了暴力殺掠式土改運動。與過去政策稍有不同的是，強調「團結中農」，分老婆、分女兒的相對較少。

毛曾多次批評「和平土改」是右傾思想，要求全黨繼續推行「行之有效」的殺掠式土改。據文獻記載：山西興縣土改時，時任晉西北行政公署黨組書記兼副主任的中共幹部牛蔭冠，在家鄉召開「鬥牛大會」。他以工作組組長的身份，坐在主席台上，批鬥跪在台下的曾被毛澤東譽為開明紳士的老父牛友蘭。令與會的父老鄉親們震驚的是，他居然親手用鐵絲穿了自己父親的鼻子(穿牛鼻)，遊街示眾，致其父三天後暴斃。由於立場堅定，大義滅親，牛蔭冠步步高升，官至正部級的全國供銷總社主任；但他再也沒敢回過興縣老家。坐鎮廣東的中共省委書記陶鑄、趙紫陽等，大搞「村村見血」的紅色恐怖，即每村都要至少槍殺一個地主，以立「政威」。原北大學生樂黛雲，回憶 1951 年她在江西參加土改的情景：她所在的村子劃出了八個地主，被副縣長一聲令下，全部就地處決；其中有一個老實八腳的老人，在上海乾了一輩子裁縫，省吃檢用，攢了一些錢，土改前不久，回家買了些地，剛好劃上了個地主，也被處決了；為此，她一直想不通。1951 年在重慶郊區，筆者曾目睹過一個公審地主的場面：地主被押上台後，先後有兩人上台，控訴地主欺壓他們的罪行；台下打倒惡霸地主的口號，此起彼伏；控訴結束，主持人便代表人民政府，宣布判處地主死刑；當即地主被拉到台下，槍響應聲倒斃，暴屍于台邊；年約十二三歲的地主兒子，在他腦漿開花的父親屍體前，冷笑了一聲，轉身揚長而去。——怨恨者控訴，代替了檢方起訴；政府公審，取消了法院取證和庭審；官員口頭宣判，拋開了判決書；立即執行，勾卻了上訴；連封建王朝稍帶人性的「秋後問斬」，都被中共廢止了。一言蔽之：野蠻取代了文明！

土地改革被中共宣稱為解放生產力的手段，但它實際上是一種政治動員策略：挑起占農村大多數的貧、下中農與地主、富農之間的仇恨，毀棄他們之間存續數千年和諧依存的道德倫理價值，迫使他們尖銳對立起來，變成你死我活、鮮血淋漓的階級仇恨關係，使農民多數人依附中共，從而達到樹立共產黨權威、鞏固農村政權之目的。對那些不願和不敢分地主、富農財產的多數貧苦農民，用少數痞子、流氓無產者的帶頭和軟硬兼施、「說服教育」的辦法，讓他們都能分到些田地或浮財，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據著名學者梁漱溟回憶寫道：「1951 年 9 月，我從四川土改工作后回京見到主席，談到土改中死了不少地主階級的人。主席說：台灣造謠說死了一千多萬人；哪裡有那許多？我估計全國合共大約六十幾萬人吧！」又據有關文獻記載，土改中「依法」處決的地主大約有 60～80 萬，加上土改中被打死和自殺的地主、富農，大約死亡了100～150 萬人，其中20～30 萬人自殺。（由於檔案死不解密，數字版本頗多，有待進一步考證。）毛澤東認為，通過這種策略——御人權術，就能使大多數農民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

毛澤東的中共，以革命名義進行「村村見血」的暴力政治土改，是中共對農民的第一次掠奪：掠奪顛覆了使我中華民族數千年凝聚在一起的仁義禮智信和真、善、美傳統價值，摧毀了農村數千年和諧依存的宗法關係，扼殺了中國人勤勞和智慧，遲滯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毛的暴力殺掠式土改，是擊敗國民黨的政治策略，並非真心把土地均分給農民，使農民都變成土地的真正主人。歷史業已證明，土改剛剛結束，毛澤東的中共便開始了對農民的第二次掠奪進程：他們運用專政權力，通過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打著「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制旗號，摧毀了土地私有制，剝奪了農民們的私有權，把農村包括土地在內的全部生產資料攫為黨國所有，使他們「名正言順」地變成了全國唯一的僱主；同時，在第二次掠奪中，他們製造了一大批以痞子、流氓無產者為主體的農村官僚特權階級，並以這些人為代理，迫使農民變成了依附於他們的農奴。——這就是毛澤東時代。在毛澤東時代，現代農奴與僱主及其代理人的矛盾日益尖銳化，遲滯、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當代中國億萬農民，之所以在「瓜菜代」的貧困中煎熬了半個多世紀，落後的農業之所以長期得不到改觀，其根源皆在於此。（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筆者緊急呼籲：每年的 5 月4 日，即中共在1946年通過實行土地改革的《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的那一天，理應成為「中國土改大屠殺紀念日」，年年銘記，歲歲不忘！）

土地改革中，當民主人士章乃器，向毛澤東反映「對地主濫用肉刑亂打亂殺」的情況時，毛澤東說：「這是一場革命，群眾發動起來了，即使有些過火的行為，也不能挫傷他們的積極性。」毛共把這類御人權術合法化，就為爾後歷次政治運動中開了蔑視道德、侵犯自由、踐踏人權的先河，也為爾後繼續愚弄和全面掠奪農民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