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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注 ：（自左至右）上行：1、毛對畝產兩萬斤的批語；2、公社召開畝產萬斤的誓師大會；3、畝產萬斤報導；4、水利兵團出發。下行：1、吃在公共食堂；2、登梯摘棉花；3、養豬養成象。

作者：于松然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自此，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合譽為「三面紅旗」。藉著大躍進的紅色狂潮，一個大辦人民公社的全民運動，在全國農村正式地普遍地開展起來，並迅速達到了高潮。據官方報導，到 10 月底，全國 74 萬個集體所有制的高級農業社，變成了 2.6 萬個「政社合一」的、集「工農兵學商政」為一體的、全民即國家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完成了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過渡。

製造典型是毛澤東和中共的拿手好戲。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他們一手打造的王國藩、徐建春等一系列政治典型，讓他們肩負著黨的紅托兒使命，在「共同富裕」的旗幟下，把六億農民拖進了共同貧窮的深淵。在人民公社運動中，他們如法炮製，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典型——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就被他們製造了出來。其中，國務院副總理譚震霖、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和遂平縣委書記蔡中田等領導幹部，為製造這個典型費盡了心機。

根據「一大二公」、「便於領導」、「全民皆兵」和「大兵團作戰」的毛澤東思想，他們把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變成了一個大兵營。

嵖岈山人民公社實行軍事化管理。全公社共建 27 個生產兵團，外加一個鋼鐵兵團。以生產隊為一個團，團內設正副團長、政委。一個中隊為一個營，任命了營長、教導員和參謀長；營長領導全盤生產，教導員負責思想政治工作，參謀長負責技術指導。營下邊按村莊和作業小組，組成連、排、班。此外，各團還專門設立了水稻營、棉花營、紅薯營。

由於軍事化管理，嵖岈山人民公社的農民，都被約束在「統一起床，統一吃飯，統一睡覺，統一上工和收工」的軍事管制之中。為了達到「偉大領袖」提出的「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要求，許多村都把男女分開，編成連、排，分開居住，「所有男人住村東頭的營房，所有女人住村西頭的營房，老年人帶著孩子住留守營房。」夫妻也不例外。由於慾火難耐，有些小夫妻竟敢鋌而違紀走險，夜半跑到山裡親熱。

被哨兵逮住后，以嚴重違犯軍紀論處。好事者記錄了鬥爭辯論他們的場面：
審者：「你們為什麼干這見不得人的事？」

違者：「想哩。」
審者：「想，想，想，誰不想？你們就不會忍一忍？」 違者：「忍不住呀。」
經過辯論批鬥后，觸犯「軍紀」者提高了認識。 審者：「還想不想了？」
違者：「急死也不敢再想了；誰再想就對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

這個記錄已無法考證；但毋庸置疑的是，公社男女分開的軍事化管理，增加了年輕夫婦「野合」的可能性。

由於最低層的生產隊長可以當團長、政委，共產黨的官有低賤之嫌。於是，在全國各地人民公社實行軍事化過程中，中共做出了嚴格規定：縣、社、大隊、生產隊四級，分別編為團、營、連、排。剛剛當上團長、政委沒多久還沒過夠大官官癮的生產隊長們，立刻變成了兵頭將尾的小排長。共產黨的官又主貴起來。

公社軍事化管理，就要實行「統一吃飯」。於是，毛澤東倡導的公共食堂，便橫空出世，大放異彩。由於毛將公社規定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政權體制，屬全民所有制即國家所有，各級黨和政府，在對農民實行平均分配的供給制和吃飯不要錢的公共食堂制的同時，有權無償地調配各營、連、排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調配他們的糧、油、棉等生活資料，這種被時人稱為即「合理」又「合法」的「一平二調」，使公共食堂有了「可靠」的供應保障。有資料顯示：嵖岈山人民公社共建食堂 301 個，9,364 戶全部參加了食堂；全社實行糧食供給制，全年每人 500 斤口糧標準，無價供應，社員憑糧證吃飯，可以吃個肚兒圓。在典型的帶動下，遂平全縣實現了公共食堂化，建幼兒食堂 99 個、青壯年食堂247 個、幸福食堂(老

人)126 個、綜合食堂 1,667 個。在初期的公共食堂里，人們初嘗共產主義碩果，可以盡情地吃，忘情地喝（見上圖）。張藝謀在他的《活著》影片里，就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公共食堂兩次飯局的畫面：一次是大吃撈麵條，一次是大嚼肉水餃。筆者在北大荒的公共食堂里，曾
有幸享受過一頓「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生活，吃的是油條，喝的是玉米粥。1958 年11月２日，《河南日報》報導：「公共食堂的建立，其優越性如旭日東升，放射出萬丈光芒。」

公社軍事化管理，使毛澤東的大兵團作戰思想大放光芒。毛澤東一聲號令「鋼鐵元帥升帳」，全國九千多萬男女齊上陣，以人民公社「鋼鐵兵團」為骨幹的鍊鋼大軍，使磚砌的小鍊鋼爐遍地開花，火光衝天。儘管小高爐煉出來的多是不合格的鋼鐵，卻硬是把當年全國的鋼產量翻了一番，達到了 1,070 萬噸。

公社軍事化管理，給農業大躍進安上了一雙任意高飛的翅膀。在《人民日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文章的啟示下（見上圖），嵖岈山人民公社放出一顆畝產小麥3,821.9斤的「衛星」。但「衛星」上天不久，便被其他省市放出更大的「衛星」所取代。不服輸的嵖岈山人，咬咬牙，又放出了一顆畝產水稻 31,403.33 斤的大「衛星」。好傢夥，一畝竟產水稻３萬多斤，這在遂平縣放高產「衛星」史上，還是第一次。然而，他們高興沒過多久，廣西環江縣畝產 13 萬斤中稻的「超級衛星」，飛上天空，力壓群芳，成了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單產冠軍！嵖岈山人蔫了，不敢再咬牙了。但省委書記吳芝圃死不服輸，他硬把河南1959年只有 210 億多斤的糧食產量，上報成 450 億斤，達到和超過了毛澤東要糧食「翻一番」、全國每人每年「平均有糧食 1,000 斤，豬肉 100 斤，油 20 斤，棉花20 斤」的目標。

嵖岈山人雖不敢再放「超級衛星」，但社辦工業卻捷報頻傳：幾個鐵匠集中在一起，一座爐，幾把大鎚，門口便掛起了「岈山人民公社修造廠」的牌子；幾個木匠集中在一起，各自帶著他們的斧、刨、錛、鑿，「岈山人民公社木工廠」便宣告成立；油匠們支起了一口大鍋，小毛驢拉著沉重的油磨，踩著沒盡頭的磨道，轉了一圈又一圈，油匠們仰著一張張油光閃亮的臉，慶幸他們已從農民光榮地變成了「岈山人民公社榨油廠」的工人……嵖岈山人大辦工業捷報，引領了全國農村工業的大發展，為全國「以鋼為綱」的工業大躍進，做出了貢獻。儘管人民公社引領了工業大躍進，但在「七千人大會」上，國家主席劉少奇竟敢說，1961年，工業「減產了 40%。」

嵖岈山人在大辦大學中，成效卓著。在各級政要的幫助下，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紅專綜合大學」正式成立，實現了毛澤東關於「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號召，成了當年典型中的典型。全校共 10 個系，在校大學生529 人。該校教授是土洋結合，土教授可能識字不多，是群眾推舉出來的能人，洋教授由原來的小學教師擔任。畢業生不僅能種地、開拖垃機、「拔白旗」和批判資產階級，還能寫快板書，宣傳毛澤東思想。在典型力量的推動下，全國工大、農大、夜大、紅專班等高等院校，與「紅專綜合大學」爭紅鬥豔，遍地開花，使毛澤東「書讀得越多越蠢」的教育革命思想，大放異彩。據統計，全國高等學校由 1957 年的 227 所，到 1960 年，增加到 1,289 所，猛增5.6 倍。嵖岈山公社社員，幾乎人人都變成了大學生。

然而，讓嵖岈山人沒有料到的是，進入 1959 年，日子越過越艱難了。首先是公共食堂告急，糧、油、菜的供應越來越少，有些食堂連喝稀都喝不上。在打倒了彭德懷之後，1960年 11 月，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必須堅守公共食堂這塊「社會主義陣地」指示，向全國發布命令：「公共食堂必須辦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須堅持。」由於中央的決定，嵖岈人、河南人乃至全國各地的幹部和群眾，誰也不敢解散公共食堂。於是，在「社會主義陣地」的公共食堂里，紅薯葉、馬齒菜、菜梗和菜葉，都派上了用場，有些食堂，甚至派上了玉米心、花生皮、嫩草根和樹皮。不過公正地說，這些「食品」，比筆者在北大荒用玉米穗衣作澱粉充饑，要好吃一些。

公共食堂喝稀斷糧，都是高產「衛星」惹的禍。

在農業大躍進、大放「衛星」的浮夸風中，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使全國糧食總產量從1957 年 3,700 億斤，「激增」到 1958 年的 7,500 億斤，猛增 1.03 倍。上行下效，在遂平縣，1958 年全縣糧食總產量約為 3.03 億斤，卻「激增」為 10.03 億斤，猛增2.31 倍。大豐收了，國家徵購糧油數量也「理應」增加。在遂平，1958 年底，國家徵購也從去年的800 萬斤，猛增到 9,000 萬斤（縣委書記認購數）；全國呢？國家徵購數也「理應」自1957 年的960 億斤，增加到 1958 年的 1,500 億斤，但阻力太大，只徵購到 1,175 億斤。到了1959 年，各地照例高奏大躍進、大豐收的凱歌。同年 8 月，在廬山，當把彭德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清除出中央后，毛澤東不顧各地已開始餓死人的嚴酷現實，率領全黨、全軍、全國，掀起了「持續大躍進的新高潮」。是年，在糧食減產 15%、年產不足3,400 億斤的嚴重人禍面前，在許多公共食堂無糧斷炊的嚴酷形勢下，毛澤東的中共，仍按他們心目中的產量，藉著「反瞞產私分」運動的狂暴，強行從農民手裡「徵購」走了 1,348 億斤糧食，占當年實際產量的 39.6%。在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獨樹一幟，他一拍腦袋，把全省1959 年的糧食總產量，硬從 210 億斤「拍」成了 450 億斤，猛增 1.14 倍。在吳書記的「堅強」領導下，嵖岈山所在的信陽地區，地委書記路憲文，學著頂頭上司吳書記，一拍腦袋，把當年實際20
多億斤的產量，「拍」成了 50 多億斤，國家以此強行從農民手裡「徵購」走了10 億多斤，約佔當年產量的一半。

民以食為天！當農民們眼睜睜看見政府用槍杆子強行奪走他們 40%到50%的口糧后，陷入啼飢號寒的危機之中。在「社會主義陣地」的公共食堂里，短短几個月，便從喝稀走到了揭不開鍋的盡頭。為了活命，農民們便以瞞產、私分、私藏糧油、做小鍋飯來與官府抗爭，使徵購遇到了強大阻力。天才的毛澤東，立刻發現了「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反壞右」要翻天。1959 年 2 月 22 日，他發出指示說：「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幹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於是，他在全國發動了以反瞞產、反私分、反私藏為中心的「民主革命補課」的整社運動。1959 年 8 月 19 日，他親自對省委書記下令說：「調東西調不出來要強迫命令。」要用「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的辦法去「反瞞產私分」。

那些以痞子、流氓無產者為主要成員的「群眾」和幹部們，聞風行動了起來，他們在反瞞產私分運動中，對農民、對私分的生產隊幹部，大打出手。他們揚言：「不打人就不是好乾部！」甚至說「不打人就是右傾分子」，就是「小彭德懷」！

有關資料顯示：在貴州，省委書記李景膺把反瞞產運動定義為「捉鬼拿糧運動」后，捉「鬼」變成了打「鬼」。據《炎黃春秋》報導：湄潭縣在反瞞產運動中，全縣被活活打死的群眾就有 1,324 人，打傷致殘的有 175 人，關押致死 200 餘人，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開除公職、撤消一切職務的有 1,680 人。在廣西，經過柳州地委同意后，1959 年2月 25 日，石龍縣集中全縣各社隊幹部 5,000 多人，在二塘樟村召開反瞞產大會。縣委書記孟廣平說，1958 年獲得了大豐收，但由於「嚴重的資產階級右傾情緒作怪」，各社隊幹部故意瞞產私分，有糧不交國家，因此，要大打一場「反瞞產的人民戰爭」。據說，在「反瞞產的人民戰爭」中，有數百人被打死。在上林縣，打和罰的手段有 30 多種，其中包括拳打、腳踢、罰立正、罰跪、捆綁、罰挑水、扣工資、奪飯碗、背石頭、罰苦工、曬太陽、帶病上工等等。在河南，在嵖岈山的信陽地區，地委書記路獻文，積極貫徹中央和省委反右傾精神，掀起了反瞞產私分、挖私藏糧油狂潮，全區打人成風。在光山縣，縣委召開的一次反瞞產會議上，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把反瞞產不積極的縣委書記張洪福，活活打死。上行下效，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致死 40 多個農民。據統計，在整個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中，親手打過人的占 93%。廬山會議后，從 1959 年11 月至1960 年7月，信陽地區在反瞞產、挖藏糧中，由公安機關逮捕的 1,774 人中，有36 人被打死在獄中，拘留的 10,720 人中，有 667 人被打死在拘留所里。全國呢？筆者找不到這方面的資料。粗略保守估算：按每縣打死打傷 30～40 人計，全國死傷不會少於七萬人，其中被打死的，應在三萬人以上。

隨著反瞞產、反私分和挖藏糧運動的深入和發展，餓死在「天堂」里的人越來越多。在貴州湄潭縣，從 1959 年 11 月到 1960 年 4 月的反瞞產運動中，全縣共餓死124,511 人，佔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死絕戶的達 2,938 戶，遺下孤兒 4,737 人。在嵖岈山的信陽地區，據學者們估算，在廬山會議反彭德懷后的半年多里，「非正常死亡」約為60～100 萬人，三年裡（1959～1961）「非正常死亡」約為 110～130 萬人。其中，在人民公社的發源地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全社僅４萬人，從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的三個多月間，就餓死了4,000人，佔總人口的 10％。據潢川、光山、息縣三縣統計，孤兒就達 1.2 萬人之多！在全國，
據專家測算，1959 年到 1961 年的「三年人禍」中，有 3,000～4,500 萬人倒斃在人民公社的「天堂」里；官方在《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中承認：1958 年到1961 年「非正常死亡」3,767 萬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筆者緊急呼籲：每年的 8 月 29 日，即中共在1958 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的那一天，理應成為「中國大飢荒紀念日」，年年銘記，歲歲不忘！）

「通向共產主義天堂」人民公社的惡果，迫使中共從 1961 年起，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採取了一些比較開明和有效的補救措施，如政治上廣開言路的「神仙會」和經濟上的「三自一包」等亡羊補牢措施，扭轉了大規模餓死人的局面，當時頗得人心。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性質基本沒動，數億農民仍像現代農奴一樣，不得不在僱主和各級官僚特權階級的監控下，長期在「瓜菜代」的貧困中煎熬。
「通向共產主義天堂」人民公社的惡果，使中共陷入分裂。黨內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右派逐漸得勢，毛澤東的權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迫使他不得不退居二線。不甘心身居二線的毛澤東，開始在暗箱里策劃向劉、鄧興師問罪的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死後，右派發動宮廷政變，擊敗了毛左集團核心「四人幫」，宣布文化大革命為「浩劫」。1978 年，在鄧小平、中共的黙許和支持下，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十八戶農民簽訂「血」約，揭「書」而起，砸開了人民公社枷鎖，率先分田到戶。1979 年9 月，中共在四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承認小崗農民分田到戶的合法性。1980 年 9 月，中共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肯定了包產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1982 年 12 月，在全國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重新修改後的憲法規定：改變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體制，重新設立鄉政權。自此，肆虐中國農民二十四年又三個多月的毛氏人民公社，被迫退出歷史舞台。接著，到了1983 年，中共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推翻人民公社體制的同時，砸開了中共套在農民身上長達三十年的農業合作化枷鎖，使億萬農民開始過上能吃飽飯的生活。至此，毛氏人民公社和它的前身共氏農業合作社，都被掃進歷史垃圾堆，成了千古詛咒的妖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