駭人的「信陽事件」和餓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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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人的「信陽事件」和餓殍
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6日
作者：于松然
正當毛澤東用湖南、山東、河南、貴州、黑龍江等幾個大躍進紅旗省的這類報告和經驗總結來證明「三面紅旗」無比正確時，隨著滿天飛舞的死人消息，大規模餓死人的河南「信陽事件」，倔強不屈地闖入了中共權力中樞中南海。
張素華在《變局：七千人大會》一書中寫道：「信陽事件」是一幅怎樣的情景呢？當年的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在講話中說：「我到光山（筆者：信陽地區的一個縣）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麼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 1998年鄧力群（筆者：曾任中共宣傳部部長）回憶說：「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筆者：中南海秘書室的負責人）從信陽調查回來，對我講：老鄧啊，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後來先念同志（筆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筆者：家裡死了長輩和丈夫的婦女，要穿白鞋守孝）」
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前往信陽調查，返京后與妻抱頭痛哭。
河南省委黨校教授喬培華，在《周恩來與信陽事件》一文中寫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河南省委的精神到了信陽地委那裡體現得更加突出，更加充分。1959年信陽地區實際糧食產量為20多億斤，而信陽地委浮報為50多億斤，河南省委信以為真，分配給信陽地區徵購任務９億多斤，加上下面的層層加派，達到10億斤以上（筆者：數據與張樹藩《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文中有出入），從而造成征了過頭糧，而且把群眾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等都搞光了，造成了信陽大量餓死人的情況。在當時的信陽地區及所轄的十幾個縣市都可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有的戶死絕了人。有很多小村滅絕了人跡，甚至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廣大農民連吃的口糧都沒有，許多人都餓死了，哪裡還有餘糧上繳呢？在徵收不出糧食的情況下，就大量地反瞞產，說不是沒有糧食，而是隱瞞不報，因而採取逼、打的手段，出現了大量的逼死人、打死人的嚴重情況。如光山縣委一位書記處書記對反瞞產有看法，縣委會上，在第一書記（筆者：馬龍山）的指揮下，就被當場打死。縣、公社、大隊各級幹部和群眾中對反瞞產不滿而被扣上右傾帽子，被活活打死的人也有很多。（筆者：多少呢？由於地方政府嚴密封鎖，不許外人調查，檔案又死不解密，人們難以知道較準確數字。)
幹部打人，並非河南一家。據報導，廣西上林縣縣誌記載了大躍進中幹部打人現象：雲黃大隊隊長揚言：「不打人不是好乾部」，八個隊幹部全部打過人；大豐公社書記打過12個農民，公社副主任打過36個人；在上林，打和罰的手段有30種之多：拳打、腳踢、罰立正、罰跪、捆綁、上弔、扛水、挑水、罰跑步、拔鬍鬚、打口糧、扣工資、奪飯碗、看飯盅、游全村、游田梗、背石頭、封門口、插白旗、假槍斃、帶高帽、用火燒、罰苦工、頂北風、放螞蟥咬、曬太陽、放牛進屋、丟石入房、帶病上工、打鼓喊衝鋒，等等。喬文繼續說：
事件發生以後，信陽地區的各縣、公社、大隊分別採取了各種方式封鎖消息，民兵日夜站崗值班，不允許農民外出要飯，說外出要飯是給共產黨臉上抹黑；不準農民向上級反映情況，說那是告黑狀，是反對基層黨組織，因此就是反黨；不準私自在家做飯，說私自做飯是反對公共食堂，反對人民公社；特別是扣押許多群眾反映問題的信件。如光山縣委書記指示縣郵電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進行嚴格檢查，誰寫信給外地的親戚朋友、上級機關、省市領導以及黨中央、毛主席反映情況，就扣下來，對署名的人進行開會批鬥，並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對匿名信就讓郵電局的同志回憶是誰送的信，設法查出來。有一封反映光山餓死人的信，郵電局的同志說好像是一個女的臉上有麻子，於是光山縣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檢查，搞的人心惶惶。（筆者：顯然，這種惡端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才能產生！）
儘管對於信陽地區的問題，河南省委緘口不提，信陽地委嚴密封鎖。但消息還是或多或少地傳出一些。
據學者們估算，在廬山會議反彭德懷后的半年多里，信陽地區餓死即「非正常死亡」約60～100萬人，1959～1961年的三年裡，「非正常死亡」約110～130萬人。
《百年潮》1999年第12期，刊載了一篇文章《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系當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所寫。
張樹藩在文中寫道：（摘錄其中四段）
在中紀委兩位處長把問題查清報告黨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說，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須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於是，中央從各部委抽調數百人來到信陽地區。這時省委才慌了手腳，也倉促組織了六七百人到信陽，全面改組各級領導班子。先派省農工部長趙定遠任信陽地委書記，省統戰部副部長趙子平任副書記，高祥輝、劉策分任地委組織和宣傳部長；中央派的幹部分別到各縣、社任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主任等。原地委書記路憲文被停職檢查，其他副書記、部長靠邊站檢查，原有九個地委常委僅留下我和紀委書記邱進敏沒有動。
第二天，吳芝圃（筆者：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到固始縣召開了萬人大會，宣布原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並將其逮捕。……因為楊在一九五九年群眾開始發生浮腫病並有人餓死時，未經地委同意就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這顯然又是為了捂蓋子、掩蓋省委錯誤而採取的行動。
這一時期，全地區縣市委第一書記被開除黨籍、逮捕法辦的就有八人，其餘縣市委書記統統被撤換。農村二十多萬基層幹部則被集中起來進行「特殊訓練」，還調了部隊，用繩子將他們一串串拴起來，武裝押送。這成了一次全面徹底的大奪權。
這麼多幹部怎麼會都變成了反革命，怎麼能如此殘酷地鎮壓呢？我想不通。……(我)在地委常委會議上忍不住大哭起來。我邊哭邊說：我在信陽地區工作十幾年，和廣大黨員、幹部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麼多人怎麼都變成了反革命。
張樹藩「想不通」可能有些道理，因為他是體制內人，對有些黨員幹部因執行上級政策被批、被斗、被鎮壓他想不通；但對體制外的人特別是農民群眾來說，批鬥那些大刮共產風、強迫命令的黨員幹部，鎮壓那些狗仗人勢、「比黃世仁還黃世仁」的惡霸黨員幹部，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1971年10月，筆者到河南信陽地區息縣草黃林公社公出，曾同那裡幾個大隊幹部閑聊六○年時，他們幾乎毫無顧忌不加掩飾地說：那三年，我們公社餓死三成以上，有許多絕戶；中央派人來這裏搞「民主革命補課」，幹部都「靠了邊」，許多幹部（包括生產隊幹部）被撤職、法辦或自殺。
與農民群眾遭受連續三年的大飢荒的同時，河南許多無辜的基層幹部歷經了三劫魔難：1959年河南在全省按照中央精神『反瞞產』時，就有大批基層幹部被關押、被拷打致死或自殺，是第一劫；在『大飢荒』的餓殍中，不乏基層幹部遺骸，是第二劫；根據毛澤東批示進行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是第三劫。據披露，在毛澤東製造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全國成百上千的地、縣級黨員幹部被判刑；湖南全省80來個縣，有30來個縣委第一書記被撤換；河南處分了23萬人，其中，信陽地委第一書記陸憲文、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被判死緩；河南南陽地區唐河縣委第一書記畢可旦，因怕當替罪羊遭槍決，攜妻子和三女一男投井自殺。實事求是地說，他們中有不少蒙冤者，但有相當一部分是罪有應得，如陸憲文、馬龍山等痞子。大躍進政策和廬山會議后鼓吹「持續大躍進」並在全國大抓「小彭德懷」的始作俑者呢？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他永遠還是那樣「偉大、光榮、正確」。這是中國人的悲哀！
闖入中南海的「信陽事件」，並沒有使毛澤東和他的幕僚們幡然悔悟。1987年趙紫陽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的幾天內，對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說：「毛不知道或不相信在他的所謂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後的可怕的年份中有無數的農民餓死。他拒絕批准進口糧食，因為那是『修正主義』，是向資本主義送秋波。」
「信陽事件」不過是大躍進和「持續大躍進」運動惡果的冰山一角。據報導：到了1961年中期，全國工農業全面「躍退」，導致3,000～4,500萬人餓死。據官方《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顯示，1958～1961年間，全國「非正常死亡」有3,767萬人。
一個叫李為的安徽人，在《幾個老人記憶中的那場飢荒》一文中寫道：
一段歷史如果經歷太久，歷史的細節和真實就會被忽略，人們的疼痛和災難就會被刪除。如果通過自己的努力，秉持良心，盡自己所能揭示歷史事實，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時候，有人會質疑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和合理性，甚至認為你圖謀不軌。上世紀六零年前後那場飢荒就是如此。不知道我這段記述，你是否認為它是真實的？
筆者通過自己村莊的故事，幾個依然健在的老人的回憶與敘述，記錄一下當時的情形。
58年，當春天小麥開始抽穗的時候，下了一場苦霜，導致了麥穗全部乾枯，人們陷入了絕望，當時最有經驗的老農都認為災年將至，但是沒過多久，小麥重新抽穗，而且那年的收成比往年還略微有增長，每畝地的收成都在一口袋以上（布制長口袋，在一百斤以上，當時還沒有化肥，這個產量已經是不錯的產量），但被徵收后所剩無幾，59和60年莊稼還是收成了，但是總是收的不夠被徵收的，導致了在老人記憶中最為嚴重的飢荒。59年陸續開始餓死人，首先餓死的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越是大地主成分，活下來的可能性越小。
姓許的解放前是大地主家庭，弟兄9人加父母共11人，飢荒過後僅存一人，人們叫他二蹩子，現在已經兒孫滿堂。
筆者的一個堂姐，一個堂哥被餓死，一個堂哥被爺爺用一斗玉米的代價賣給了陝西人，一斗玉米放了我堂哥一條生路，也救活了我的爺爺。堂哥現在還活著，現在56歲，已搬家到安徽宿州，有了自己的家庭。
姓徐的家庭，因飢餓中母親沒有奶水，最小的嬰兒被餓死後，飢餓導致母親把自己死去的嬰兒煮吃了。被丈夫和大兒子發現后，此母親被活活打死。此大兒子依然健在，現年68歲。筆者不敢跟他提起那件寒心的往事，不過他還是說：「那都是餓的，沒有辦法，哪個娘願意吃自己的孩子啊！」
姓許的家庭一個兒子金鋸，幾乎被餓死，躺在地里時，被我的父親背回了家，餵了他半碗粥，得以活命。現在每逢過年過節，依然到我家來看望我的父親，他說父親是他的救命恩人。曾經在我哥哥小時候打過我淘氣的哥哥一巴掌，其母親知道后帶著他跪在我們家門前，說：「人不能沒有良心啊，不是人家救你，給你半碗粥，你哪能活著啊」，父親把他們扶起，說淘氣的孩子該打，其母親仍然說：「人不能沒有良心！」。可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佛圖，是千真萬確的。
但那時候掌握糧食的人員餓死的很少，幾乎沒有餓著。一個老人說：「現在官員腐敗，我們的生活依然逐漸好轉，但是那時候的腐敗是要命的，他們多吃一個饅頭，就是吃了幾條人命！」可見不要神化改革開放以前人們的純潔度。
一個姓孫的老人說：「開始的時候吃野菜和草，後來草和野菜都吃光了，就吃玉米桿和麥糠做的饃饃了。那種饃饃不能見風，風一刮就飛了。」
一個姓王的老人說：「那時候人餓的，頭髮一摸全都掉光了。」
饑民逃香港
另據報導：
兩年間，至少有十萬廣東和全國各地逃到深圳的饑民，成功地逃出中國(下圖)，逃到當時被稱為「處於水深火熱中等待祖國去解放」的殖民地香港,成了「令人唾棄的叛國分子」。三年間，雲南邊民十三萬多逃出國境，當了被人詛咒的「賣國賊」！
1962年4月，新疆邊境塔城、裕民、霍城六萬餘人逃往蘇聯，當時說這是民族分裂分子同蘇聯修正主義者共同策劃的一次大叛逃。
一九六○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之所以空前，與「一大二公」當年被贊為「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橋樑」——人民公社的軍事化密不可分。
據報導：
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許多農村實行「聚家並屯」，進行所謂「軍事共產主義」改造。「以一個縣為一個團，一個公社為一個營，一個村莊為一個連，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勞力、女棒勞力、少年勞力、老弱病殘等幾個特徵分開，分別住在不同的『連隊』（村莊）里，分配以不同的勞動定額、不同的糧食定量。不到規定的時間，親人們互相不允許見面。」
「聚家並屯實行后，農民被迫從世代居住的村莊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發生了大遷徙，原來的自然村落變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殘村』。」
「由於老弱病殘不進行『重』體力勞動，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實際上，以正常的標準來衡量，『大躍進』期間老年人從事的勞動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飢餓和勞累中悲慘地死去，死時連親人的面都見不到。」
為了逼著人人進食堂吃飯，「村幹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煙，就立刻帶人去搜查，沒收農民私藏的糧食和家什。等到勞力們都上工后，村幹部和民兵手持一頭削尖的鐵棍，挨家挨戶打開大門，一進屋就用鐵棍在地上戳來戳去，以防止農民偷埋糧食。但凡有可能埋糧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發現有偷埋糧食的，不但全部沒收，而且要挨打、不許吃飯。」
1960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之所以空前，與為了早日實現共產主義因而要「鼓足幹勁」拚命幹活有密切關聯。
有人曾目睹過這樣的場面：
……在凜冽的寒風中，一面面紅旗迎風飄揚，農民們全都光著膀子幹活，甚至連婦女竟然也光著膀子。……村幹部介紹說，這樣做是為了「突出幹勁」，婦女脫光膀子則可以證明「婦女能頂半邊天」。赤裸著上身的婦女和赤裸著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著棉襖大衣的村幹部則站在堤頂，時不時舉起右臂高呼：「超英趕美！」赤裸著上身的婦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趕美！」村幹部又呼：「干！」農婦也呼：「干！」
村幹部根據「偉大領袖」「拔白旗」的教導，對膽敢抗拒命令者，以「白旗」論處：「村幹部一聲令下，把『白旗』圍起來進行拳打腳踢棍子夯。」
1960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之所以空前，與為保衛「社會主義陣地」因而強制農民進公社食堂密不可分。
根據毛澤東「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所有制規定，土地全部國有化，糧食也隨之國有化（後來部分退給集體）。農民吃飯問題，由各級政府根據各公社、大隊人口，核定口糧標準，分發給各級公社大食堂。因此，農民要吃糧，必需進食堂。
農村社會主義公共食堂
據報導：
1959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他主持的一個中央會議上曾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糧食要分給本人，你願意吃食堂，就自願參加，不願意可以不參加。」6月底他訪問老家韶山衝，當鄉親們明白表示對吃食堂不滿意時，他說「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腳走，後頭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過了不到一個月，為了批判彭德懷，他將解散食堂的主張斥為「反社會主義」。(右圖)
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凱帆是安徽無為縣人。1959年7月初，他回到老家看食堂，發現老家已有不少人餓死。藉著毛澤東「食堂不好可以散嘛」的指示，他責罵縣委書記說：「你把人還給我！」應農民要求，他下令解散了無為縣幾千個食堂。結果，風雲突變，張凱帆被毛澤東指責成「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說張「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用陰謀手段來達其反動的目的」等等，並將張投入監獄。
緊跟毛澤東彈跳的《人民日報》，把公共食堂描畫成仙境：「社員吃得飽、吃得好、吃得乾淨衛生。」可是，河北張家口地區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在康保縣山區視察時，看到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提著個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訴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裡，這是給他們領的飯。」問孩子：「你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道：「不能，糧食都在食堂里，（家裡的）鍋也砸了鍊鋼鐵了。」
被革職、在貴州勞動改造的中共中央工業交通部副部長高揚說：「我帶著兩個小兒女 ，爬過一道山樑，排了長隊，才買回一小鍋滿是清水的豆腐腦……」
1960年春，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在瀾滄江山區，他看到一個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在泥水裡滾過一般。農民們告訴他：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樑，十五里，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里，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兩頓飯。閻紅彥向縣委提出，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可縣委書記不敢違抗中央指示，只好依舊讓農民翻山越嶺去喝粥。——能說這是「歪嘴和尚念錯經」嗎？這位有時敢說實話的「封疆大吏」閻書記，文革開始不久便被迫自殺身亡。
然而，在這種人為造成飢餓的嚴峻形勢下，毛澤東還在堅守他的「社會主義陣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根據毛的指示，還在向全國發命令：「公共食堂必須辦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須堅持。」
一九六○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之所以空前，與盲目大搞水利建設密不可分。
例如，對於甘肅省搞的「引洮工程」，毛澤東說：「甘肅洮河引水上山，那麼大的工程，就是靠黨的領導和人民的共產主義精神搞起來的。」該工程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樣板工程，規模很大，幾百里的渠道，沿線調集十萬民工，從1958年一直干到1961年。結果，餓死、累死、打死了成百上千（另說上萬）民工，工程整個報廢，一滴水也沒引上山，浪費的金錢難以計數。另有報導說，僅在一九六一年內，全國報廢的工程就「摺合人民幣達一百五十億元」。
一九六○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之所以空前，與超低標準口糧分配密不可分。
有人曾這樣描寫死亡：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時間里，我母親住的那個村幾乎天天有人餓死。飢荒最嚴重時，每個棒勞力每天的糧食定量是四兩（筆者：一斤等於16兩，每兩31.25克），老人和孩子則是二兩，還常常中斷，或者被村幹部截流貪污。
…………
外公的父親已經快七十歲了，原本身體很硬朗，但每天飢腸轆轆，吃了棉籽后又經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來，很快就病卧而倒。沒辦法，外公只好用手幫他往外摳。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餓死了。
…………
餓死的人快死時的感覺，並非像我們平常人想象的那樣充滿痛苦。實際上，人要餓死時，初期感覺非常的飢餓，什麼都想吃；幾天後就進入第二期，人已經感覺麻木了，不太感覺到餓；死亡是突然來臨的，那時就是有糧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裏送不進去。因此，我們常常可以聽說這類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著，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來了。餓死人的感覺我母親親身經歷，至今不能忘懷。
1961年1月，在安徽鳳陽縣新縣委召開的批判原縣委書記的大會上，考城大隊農民王家來這樣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五千多口人，現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麼多。那時我們還能跑，1960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在文革中，王家來因「媚日」罪，被批鬥後上吊自殺。
《鄉村三十年》記載：安徽省鳳陽縣僅一九六○年春就出現了人吃人的殘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對夫婦，將親生的八歲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鳳陽或許還不算最壞的，在大飢荒中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肅省通渭縣，吃人相當普遍。一個公社書記後來對來訪的記者說：我家那個村裡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著吃了。她男人從新疆回來找女兒，村裡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裡吃過人肉的不少。那時人們餓急了，餓瘋了，提著籃子出去，看看倒在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們去看看公社門外蹲在那裡曬太陽的人，他們中就有一些是吃過人肉的。
一九六○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之所以空前，與毛澤東的「志氣」和「骨氣」密切相關。
據報導：赫魯曉夫聽說中國發生大量餓死人的消息后，馬上召開蘇共政治局會議，決定立即援助中國50萬噸食糖，300萬噸糧食。蘇聯駐中國大使向周恩來轉達了赫魯曉夫的決定。毛澤東聞訊后說：「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禿子的一粒糧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氣的。我們不但不要蘇聯的援助，而且還要把欠蘇聯的債還清。」又說：「我們憑啥吃赫魯曉夫的嗟來之食？」周由此回絕了「蘇聯修正主義」的援助，展示了毛澤東和中共的「志氣」！又據報導：在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中，美方代表轉達了肯尼迪總統援助中國的方案：允許中方用硬通貨向美國購買500萬噸小麥；如果中國同意放棄它對鄰國的軍事政治壓力，美方同意以長期和低息賒銷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萬噸小麥給中國；如果中方表示認可，美國將從人道主義立場給中國窮人送救濟包。對此，王炳南大使轉達了毛澤東的革命立場：「雖然中國受到了連續幾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但是，中國人民有信心戰勝困難，贏得勝利，絕不會依靠別人施捨過日子，更不會拿原則做交易。」中方代表還以幽默的口吻傳達了毛澤東的建議：「如果美方需要我們幫助，我們也願意勒緊褲帶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麥。」幽默后，「美國代表頓現窘態，中國代表哈哈大笑。」中國大使的轉達和中方代表的哈哈大笑，再一次展現了毛澤東和中共的「骨氣」！——在「大救星」的「志氣」、「骨氣」下，數千萬農民被他「救出苦海」，餓斃后，升入到「共產主義天堂」里！！！
…………
（上面多處「據報導」沒有註明出處，這是因為：一是這類的文字很多，網上、地攤、書店裡很容易找到；二是當「揭示歷史事實，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時候，有人會質疑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和合理性，甚至認為你圖謀不軌。」因此，如果你不信，即是註明出處你也不信，勿如乾脆省點文字，信不信由你。）
1961年初春，筆者探親路過開封。不大的火車站的廣場上，有數百人在等待，在徘徊。他們中許多人好像不是在候車，像在尋找什麼。在初春的寒風裡，他們抄著手，三五成群地集在一起。他們的臉好像都是土黃色，眼窩深深的，顴骨高高的；他們所穿的褪色棉衣，似乎沾滿了塵土，好像也是土黃色的；也許是豫東地區的黃沙土地，使車站廣場的磚牆磚地上，都留下了薄薄的一層黃色塵土。寒風吹過來，捲起陣陣黃塵，與土黃色的衣，土黃色的臉，構成了一個土黃色的混沌世界。一個婦女坐在地上，雙手捂著一塊烤紅薯吃，土黃色的人們，便不約而同地用眼光把她包圍了起來，賊眼溜溜地盯住那塊被雙手緊緊捂著的紅薯。廣場的一角，一個老人睡著了。當人們翻動他時，僵硬的身軀證明他已永遠「睡著」了。一個青年，突然倒在地上，幾經掙扎，爬不起來，人們把他抬進了侯車室，後果未知。筆者到車站附近一家飯店裡憑票證就餐，買了一碗乾飯，一碟鹹菜，一碗菜湯。剛吃了幾口，在「出去！出去！」的驅趕聲中，一個土黃色的中年人拉著一個土黃色的十歲上下的瘦弱小妞兒，雙雙跪到我的跟前：「救救她吧！」那土黃色的小妞兒眨巴著一雙大眼看著我，分明也在哀求我。筆者童年喪母，父在緬甸中國抗日遠征軍中服役，杳無音信，迄今不知所終，憑親友接濟熬過童年，十二歲流落街頭，飢腸轆轆之聲早已根錄于腦海之中。當見到土黃色的瘦弱小妞兒，彷彿聽見了她腹中的轆轆腸鳴。我答應了。小姑娘站起來，端住飯碗便往嘴裏扒米飯，大口大口地伸著脖子吞咽。還剩下兩口留給她父親；父親沒吃，讓她吃完，父親只喝了幾口湯。當時的我，儘管也有些餓，顯然比他們父女倆「闊氣」得多。我無法知道他們的未來，只好暗暗祝福他們，這是我當時的唯一能力；而那土黃色的小妞兒和她吞咽的模樣，卻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全國各地大都一樣。1961年5月，筆者在黑龍江八五二農場當農工勞動期間，因三篇日記，獲「污衊黨和社會主義」罪，被打成「極右」。遭殘酷批鬥后，身陷管押中，幾遭滅頂之難！所幸，1962年「七千人大會」后那股短暫春風，「一風吹」把我吹出了囚籠。
在這裏，筆者摘錄當年獲罪日記主要一篇里的幾個片斷：
59年9月12日
「大兵團作戰」這個名詞今天才搞清楚。但搞清楚之後，使我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不舒適。
曲阜縣的支邊青年們，向我講述去年他們縣「大兵團作戰」。他們的一致結論是一團糟！
「第一個回合」是秋收戰役。
金色的谷浪，黃澄澄的大豆，——一片豐產景象，要人們趕快收割。但「大兵團作戰」的指揮員們，執行的是「集中兵力突出一點」的作戰方針，結果大片大豆爆皮了，地瓜爛掉了，——結果58年豐產沒豐收。
廣大農村大鍊鋼鐵中鍊鋼爐林立
「第二個回合」是大鍊鋼鐵戰役。（上圖）
「大兵團作戰」的指揮員們，開始調動大批「兵力」到鍊鋼戰線上去。但小煉鐵爐像草爬子一樣，只吃不拉。【草爬子，昆蟲，東北方言，未知學名，頭鑽進人皮下吸血到死。由於是東北土名，支邊青年未必知道，便以此推定我「造謠污衊」】而且煤炭漸漸不夠用了，指揮員們便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風格，創造了一套大破壞的方法——住房被拆了，門窗被劈了，這一切都拿去當煤用。家裡的大鍋沒用了（因整個縣已經成立了大食堂），就被指定砸碎去煉鐵。即使想了這麼多辦法，也未能完成上級給於的指標。
第二次戰役失敗了，人民公社威信掃地。（這種說法值得考慮）【這句被推定為「惡毒攻擊」】
這二次戰役實際上是一場緊張的、帶有強制性的勞動。
人們每日勞動平均達14小時以上。由於不勞動不得食，人們只得披星戴月地干，乾的正吃著飯就呼呼睡著了。可是飯罷，哨子一響，人們又拖著疲憊的身子上工。
參加勞動的由各式各樣的人組成。有老人，有小孩，有孕婦，有抱著小孩子的母親，有提著藥罐子的病人（！），——真是勞動大解放！【這句被推定為「惡毒攻擊」】
除以上以外，還有一些新措施：如夫妻二人只能星期六相處在一起，其他時間歸集體；私人財產，如房屋、生產工具，都歸屬集體。
我聽了以後，不禁一聲長嘆！
據上海《社會》雜誌1993年第四、五合期刊載，《三年大飢荒資料死亡人數推測》的作者，用四種方法進行推測計算：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在2,791萬到4,522萬人之間。其中，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約1,126萬人，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約634萬人，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約557萬人，山東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約528萬人，湖南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約378萬人，廣西自治區「非正常死亡」人數約226萬人。由於檔案死不解密，又不允許體制外的人或團體組織調查，信陽事件和上面推測計算出來的數據是否準確，只有等到五十多年前的那些中共機密檔案解密時，才能得到較準確的結論。（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筆者再次緊急呼籲：每年的8月29日，即中共在1958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的那一天，理應成為「中國大飢荒紀念日」，年年銘記，歲歲不忘！）
這裏，筆者之所以多次不厭其煩地斥責「檔案死不解密」，是想引起讀者注意：當今之所以對歷史事件眾說紛雲，數據差別很大，蓋因當局怕敗露謊言拒絕解密檔案之故。筆者希望以此能與讀者共同呼籲當局：不要用政治玩弄歷史，把歷史當成任由權力打扮的小姑娘，要效法民主國家三十年解密的做法，讓陽光代替暗箱，讓人民知真情，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正當毛澤東用湖南、山東、河南、貴州、黑龍江等幾個大躍進紅旗省的這類報告和經驗總結來證明「三面紅旗」無比正確時，隨著滿天飛舞的死人消息，大規模餓死人的河南「信陽事件」，倔強不屈地闖入了中共權力中樞中南海。
張素華在《變局：七千人大會》一書中寫道：「信陽事件」是一幅怎樣的情景呢？當年的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在講話中說：「我到光山（筆者：信陽地區的一個縣）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麼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 1998年鄧力群（筆者：曾任中共宣傳部部長）回憶說：「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筆者：中南海秘書室的負責人）從信陽調查回來，對我講：老鄧啊，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後來先念同志（筆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筆者：家裡死了長輩和丈夫的婦女，要穿白鞋守孝）」
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前往信陽調查，返京后與妻抱頭痛哭。
河南省委黨校教授喬培華，在《周恩來與信陽事件》一文中寫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河南省委的精神到了信陽地委那裡體現得更加突出，更加充分。1959年信陽地區實際糧食產量為20多億斤，而信陽地委浮報為50多億斤，河南省委信以為真，分配給信陽地區徵購任務９億多斤，加上下面的層層加派，達到10億斤以上（筆者：數據與張樹藩《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文中有出入），從而造成征了過頭糧，而且把群眾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等都搞光了，造成了信陽大量餓死人的情況。在當時的信陽地區及所轄的十幾個縣市都可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有的戶死絕了人。有很多小村滅絕了人跡，甚至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廣大農民連吃的口糧都沒有，許多人都餓死了，哪裡還有餘糧上繳呢？在徵收不出糧食的情況下，就大量地反瞞產，說不是沒有糧食，而是隱瞞不報，因而採取逼、打的手段，出現了大量的逼死人、打死人的嚴重情況。如光山縣委一位書記處書記對反瞞產有看法，縣委會上，在第一書記（筆者：馬龍山）的指揮下，就被當場打死。縣、公社、大隊各級幹部和群眾中對反瞞產不滿而被扣上右傾帽子，被活活打死的人也有很多。（筆者：多少呢？由於地方政府嚴密封鎖，不許外人調查，檔案又死不解密，人們難以知道較準確數字。)
幹部打人，並非河南一家。據報導，廣西上林縣縣誌記載了大躍進中幹部打人現象：雲黃大隊隊長揚言：「不打人不是好乾部」，八個隊幹部全部打過人；大豐公社書記打過12個農民，公社副主任打過36個人；在上林，打和罰的手段有30種之多：拳打、腳踢、罰立正、罰跪、捆綁、上弔、扛水、挑水、罰跑步、拔鬍鬚、打口糧、扣工資、奪飯碗、看飯盅、游全村、游田梗、背石頭、封門口、插白旗、假槍斃、帶高帽、用火燒、罰苦工、頂北風、放螞蟥咬、曬太陽、放牛進屋、丟石入房、帶病上工、打鼓喊衝鋒，等等。喬文繼續說：
事件發生以後，信陽地區的各縣、公社、大隊分別採取了各種方式封鎖消息，民兵日夜站崗值班，不允許農民外出要飯，說外出要飯是給共產黨臉上抹黑；不準農民向上級反映情況，說那是告黑狀，是反對基層黨組織，因此就是反黨；不準私自在家做飯，說私自做飯是反對公共食堂，反對人民公社；特別是扣押許多群眾反映問題的信件。如光山縣委書記指示縣郵電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進行嚴格檢查，誰寫信給外地的親戚朋友、上級機關、省市領導以及黨中央、毛主席反映情況，就扣下來，對署名的人進行開會批鬥，並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對匿名信就讓郵電局的同志回憶是誰送的信，設法查出來。有一封反映光山餓死人的信，郵電局的同志說好像是一個女的臉上有麻子，於是光山縣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檢查，搞的人心惶惶。（筆者：顯然，這種惡端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才能產生！）
儘管對於信陽地區的問題，河南省委緘口不提，信陽地委嚴密封鎖。但消息還是或多或少地傳出一些。
據學者們估算，在廬山會議反彭德懷后的半年多里，信陽地區餓死即「非正常死亡」約60～100萬人，1959～1961年的三年裡，「非正常死亡」約110～130萬人。
《百年潮》1999年第12期，刊載了一篇文章《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系當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所寫。
張樹藩在文中寫道：（摘錄其中四段）
在中紀委兩位處長把問題查清報告黨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說，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須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於是，中央從各部委抽調數百人來到信陽地區。這時省委才慌了手腳，也倉促組織了六七百人到信陽，全面改組各級領導班子。先派省農工部長趙定遠任信陽地委書記，省統戰部副部長趙子平任副書記，高祥輝、劉策分任地委組織和宣傳部長；中央派的幹部分別到各縣、社任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主任等。原地委書記路憲文被停職檢查，其他副書記、部長靠邊站檢查，原有九個地委常委僅留下我和紀委書記邱進敏沒有動。
第二天，吳芝圃（筆者：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到固始縣召開了萬人大會，宣布原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並將其逮捕。……因為楊在一九五九年群眾開始發生浮腫病並有人餓死時，未經地委同意就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這顯然又是為了捂蓋子、掩蓋省委錯誤而採取的行動。
這一時期，全地區縣市委第一書記被開除黨籍、逮捕法辦的就有八人，其餘縣市委書記統統被撤換。農村二十多萬基層幹部則被集中起來進行「特殊訓練」，還調了部隊，用繩子將他們一串串拴起來，武裝押送。這成了一次全面徹底的大奪權。
這麼多幹部怎麼會都變成了反革命，怎麼能如此殘酷地鎮壓呢？我想不通。……(我)在地委常委會議上忍不住大哭起來。我邊哭邊說：我在信陽地區工作十幾年，和廣大黨員、幹部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麼多人怎麼都變成了反革命。
張樹藩「想不通」可能有些道理，因為他是體制內人，對有些黨員幹部因執行上級政策被批、被斗、被鎮壓他想不通；但對體制外的人特別是農民群眾來說，批鬥那些大刮共產風、強迫命令的黨員幹部，鎮壓那些狗仗人勢、「比黃世仁還黃世仁」的惡霸黨員幹部，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1971年10月，筆者到河南信陽地區息縣草黃林公社公出，曾同那裡幾個大隊幹部閑聊六○年時，他們幾乎毫無顧忌不加掩飾地說：那三年，我們公社餓死三成以上，有許多絕戶；中央派人來這裏搞「民主革命補課」，幹部都「靠了邊」，許多幹部（包括生產隊幹部）被撤職、法辦或自殺。
與農民群眾遭受連續三年的大飢荒的同時，河南許多無辜的基層幹部歷經了三劫魔難：1959年河南在全省按照中央精神『反瞞產』時，就有大批基層幹部被關押、被拷打致死或自殺，是第一劫；在『大飢荒』的餓殍中，不乏基層幹部遺骸，是第二劫；根據毛澤東批示進行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是第三劫。據披露，在毛澤東製造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全國成百上千的地、縣級黨員幹部被判刑；湖南全省80來個縣，有30來個縣委第一書記被撤換；河南處分了23萬人，其中，信陽地委第一書記陸憲文、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被判死緩；河南南陽地區唐河縣委第一書記畢可旦，因怕當替罪羊遭槍決，攜妻子和三女一男投井自殺。實事求是地說，他們中有不少蒙冤者，但有相當一部分是罪有應得，如陸憲文、馬龍山等痞子。大躍進政策和廬山會議后鼓吹「持續大躍進」並在全國大抓「小彭德懷」的始作俑者呢？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他永遠還是那樣「偉大、光榮、正確」。這是中國人的悲哀！
闖入中南海的「信陽事件」，並沒有使毛澤東和他的幕僚們幡然悔悟。1987年趙紫陽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的幾天內，對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說：「毛不知道或不相信在他的所謂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後的可怕的年份中有無數的農民餓死。他拒絕批准進口糧食，因為那是『修正主義』，是向資本主義送秋波。」
「信陽事件」不過是大躍進和「持續大躍進」運動惡果的冰山一角。據報導：到了1961年中期，全國工農業全面「躍退」，導致3,000～4,500萬人餓死。據官方《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顯示，1958～1961年間，全國「非正常死亡」有3,767萬人。
一個叫李為的安徽人，在《幾個老人記憶中的那場飢荒》一文中寫道：
一段歷史如果經歷太久，歷史的細節和真實就會被忽略，人們的疼痛和災難就會被刪除。如果通過自己的努力，秉持良心，盡自己所能揭示歷史事實，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時候，有人會質疑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和合理性，甚至認為你圖謀不軌。上世紀六零年前後那場飢荒就是如此。不知道我這段記述，你是否認為它是真實的？
筆者通過自己村莊的故事，幾個依然健在的老人的回憶與敘述，記錄一下當時的情形。
58年，當春天小麥開始抽穗的時候，下了一場苦霜，導致了麥穗全部乾枯，人們陷入了絕望，當時最有經驗的老農都認為災年將至，但是沒過多久，小麥重新抽穗，而且那年的收成比往年還略微有增長，每畝地的收成都在一口袋以上（布制長口袋，在一百斤以上，當時還沒有化肥，這個產量已經是不錯的產量），但被徵收后所剩無幾，59和60年莊稼還是收成了，但是總是收的不夠被徵收的，導致了在老人記憶中最為嚴重的飢荒。59年陸續開始餓死人，首先餓死的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越是大地主成分，活下來的可能性越小。
姓許的解放前是大地主家庭，弟兄9人加父母共11人，飢荒過後僅存一人，人們叫他二蹩子，現在已經兒孫滿堂。
筆者的一個堂姐，一個堂哥被餓死，一個堂哥被爺爺用一斗玉米的代價賣給了陝西人，一斗玉米放了我堂哥一條生路，也救活了我的爺爺。堂哥現在還活著，現在56歲，已搬家到安徽宿州，有了自己的家庭。
姓徐的家庭，因飢餓中母親沒有奶水，最小的嬰兒被餓死後，飢餓導致母親把自己死去的嬰兒煮吃了。被丈夫和大兒子發現后，此母親被活活打死。此大兒子依然健在，現年68歲。筆者不敢跟他提起那件寒心的往事，不過他還是說：「那都是餓的，沒有辦法，哪個娘願意吃自己的孩子啊！」
姓許的家庭一個兒子金鋸，幾乎被餓死，躺在地里時，被我的父親背回了家，餵了他半碗粥，得以活命。現在每逢過年過節，依然到我家來看望我的父親，他說父親是他的救命恩人。曾經在我哥哥小時候打過我淘氣的哥哥一巴掌，其母親知道后帶著他跪在我們家門前，說：「人不能沒有良心啊，不是人家救你，給你半碗粥，你哪能活著啊」，父親把他們扶起，說淘氣的孩子該打，其母親仍然說：「人不能沒有良心！」。可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佛圖，是千真萬確的。
但那時候掌握糧食的人員餓死的很少，幾乎沒有餓著。一個老人說：「現在官員腐敗，我們的生活依然逐漸好轉，但是那時候的腐敗是要命的，他們多吃一個饅頭，就是吃了幾條人命！」可見不要神化改革開放以前人們的純潔度。
一個姓孫的老人說：「開始的時候吃野菜和草，後來草和野菜都吃光了，就吃玉米桿和麥糠做的饃饃了。那種饃饃不能見風，風一刮就飛了。」
一個姓王的老人說：「那時候人餓的，頭髮一摸全都掉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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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據報導：
兩年間，至少有十萬廣東和全國各地逃到深圳的饑民，成功地逃出中國(下圖)，逃到當時被稱為「處於水深火熱中等待祖國去解放」的殖民地香港,成了「令人唾棄的叛國分子」。三年間，雲南邊民十三萬多逃出國境，當了被人詛咒的「賣國賊」！
1962年4月，新疆邊境塔城、裕民、霍城六萬餘人逃往蘇聯，當時說這是民族分裂分子同蘇聯修正主義者共同策劃的一次大叛逃。
一九六○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之所以空前，與「一大二公」當年被贊為「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橋樑」——人民公社的軍事化密不可分。
據報導：
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許多農村實行「聚家並屯」，進行所謂「軍事共產主義」改造。「以一個縣為一個團，一個公社為一個營，一個村莊為一個連，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勞力、女棒勞力、少年勞力、老弱病殘等幾個特徵分開，分別住在不同的『連隊』（村莊）里，分配以不同的勞動定額、不同的糧食定量。不到規定的時間，親人們互相不允許見面。」
「聚家並屯實行后，農民被迫從世代居住的村莊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發生了大遷徙，原來的自然村落變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殘村』。」
「由於老弱病殘不進行『重』體力勞動，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實際上，以正常的標準來衡量，『大躍進』期間老年人從事的勞動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飢餓和勞累中悲慘地死去，死時連親人的面都見不到。」
為了逼著人人進食堂吃飯，「村幹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煙，就立刻帶人去搜查，沒收農民私藏的糧食和家什。等到勞力們都上工后，村幹部和民兵手持一頭削尖的鐵棍，挨家挨戶打開大門，一進屋就用鐵棍在地上戳來戳去，以防止農民偷埋糧食。但凡有可能埋糧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發現有偷埋糧食的，不但全部沒收，而且要挨打、不許吃飯。」
1960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之所以空前，與為了早日實現共產主義因而要「鼓足幹勁」拚命幹活有密切關聯。
有人曾目睹過這樣的場面：
……在凜冽的寒風中，一面面紅旗迎風飄揚，農民們全都光著膀子幹活，甚至連婦女竟然也光著膀子。……村幹部介紹說，這樣做是為了「突出幹勁」，婦女脫光膀子則可以證明「婦女能頂半邊天」。赤裸著上身的婦女和赤裸著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著棉襖大衣的村幹部則站在堤頂，時不時舉起右臂高呼：「超英趕美！」赤裸著上身的婦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趕美！」村幹部又呼：「干！」農婦也呼：「干！」
村幹部根據「偉大領袖」「拔白旗」的教導，對膽敢抗拒命令者，以「白旗」論處：「村幹部一聲令下，把『白旗』圍起來進行拳打腳踢棍子夯。」
1960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之所以空前，與為保衛「社會主義陣地」因而強制農民進公社食堂密不可分。
根據毛澤東「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所有制規定，土地全部國有化，糧食也隨之國有化（後來部分退給集體）。農民吃飯問題，由各級政府根據各公社、大隊人口，核定口糧標準，分發給各級公社大食堂。因此，農民要吃糧，必需進食堂。
據報導：
1959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他主持的一個中央會議上曾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糧食要分給本人，你願意吃食堂，就自願參加，不願意可以不參加。」6月底他訪問老家韶山衝，當鄉親們明白表示對吃食堂不滿意時，他說「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腳走，後頭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過了不到一個月，為了批判彭德懷，他將解散食堂的主張斥為「反社會主義」。(右圖)
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凱帆是安徽無為縣人。1959年7月初，他回到老家看食堂，發現老家已有不少人餓死。藉著毛澤東「食堂不好可以散嘛」的指示，他責罵縣委書記說：「你把人還給我！」應農民要求，他下令解散了無為縣幾千個食堂。結果，風雲突變，張凱帆被毛澤東指責成「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說張「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用陰謀手段來達其反動的目的」等等，並將張投入監獄。
緊跟毛澤東彈跳的《人民日報》，把公共食堂描畫成仙境：「社員吃得飽、吃得好、吃得乾淨衛生。」可是，河北張家口地區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在康保縣山區視察時，看到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提著個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訴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裡，這是給他們領的飯。」問孩子：「你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道：「不能，糧食都在食堂里，（家裡的）鍋也砸了鍊鋼鐵了。」
被革職、在貴州勞動改造的中共中央工業交通部副部長高揚說：「我帶著兩個小兒女 ，爬過一道山樑，排了長隊，才買回一小鍋滿是清水的豆腐腦……」
1960年春，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在瀾滄江山區，他看到一個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在泥水裡滾過一般。農民們告訴他：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樑，十五里，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里，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兩頓飯。閻紅彥向縣委提出，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可縣委書記不敢違抗中央指示，只好依舊讓農民翻山越嶺去喝粥。——能說這是「歪嘴和尚念錯經」嗎？這位有時敢說實話的「封疆大吏」閻書記，文革開始不久便被迫自殺身亡。
然而，在這種人為造成飢餓的嚴峻形勢下，毛澤東還在堅守他的「社會主義陣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根據毛的指示，還在向全國發命令：「公共食堂必須辦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須堅持。」
一九六○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之所以空前，與盲目大搞水利建設密不可分。
例如，對於甘肅省搞的「引洮工程」，毛澤東說：「甘肅洮河引水上山，那麼大的工程，就是靠黨的領導和人民的共產主義精神搞起來的。」該工程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樣板工程，規模很大，幾百里的渠道，沿線調集十萬民工，從1958年一直干到1961年。結果，餓死、累死、打死了成百上千（另說上萬）民工，工程整個報廢，一滴水也沒引上山，浪費的金錢難以計數。另有報導說，僅在一九六一年內，全國報廢的工程就「摺合人民幣達一百五十億元」。
一九六○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之所以空前，與超低標準口糧分配密不可分。
有人曾這樣描寫死亡：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時間里，我母親住的那個村幾乎天天有人餓死。飢荒最嚴重時，每個棒勞力每天的糧食定量是四兩（筆者：一斤等於16兩，每兩31.25克），老人和孩子則是二兩，還常常中斷，或者被村幹部截流貪污。
…………
外公的父親已經快七十歲了，原本身體很硬朗，但每天飢腸轆轆，吃了棉籽后又經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來，很快就病卧而倒。沒辦法，外公只好用手幫他往外摳。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餓死了。
…………
餓死的人快死時的感覺，並非像我們平常人想象的那樣充滿痛苦。實際上，人要餓死時，初期感覺非常的飢餓，什麼都想吃；幾天後就進入第二期，人已經感覺麻木了，不太感覺到餓；死亡是突然來臨的，那時就是有糧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裏送不進去。因此，我們常常可以聽說這類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著，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來了。餓死人的感覺我母親親身經歷，至今不能忘懷。
1961年1月，在安徽鳳陽縣新縣委召開的批判原縣委書記的大會上，考城大隊農民王家來這樣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五千多口人，現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麼多。那時我們還能跑，1960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在文革中，王家來因「媚日」罪，被批鬥後上吊自殺。
《鄉村三十年》記載：安徽省鳳陽縣僅一九六○年春就出現了人吃人的殘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對夫婦，將親生的八歲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鳳陽或許還不算最壞的，在大飢荒中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肅省通渭縣，吃人相當普遍。一個公社書記後來對來訪的記者說：我家那個村裡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著吃了。她男人從新疆回來找女兒，村裡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裡吃過人肉的不少。那時人們餓急了，餓瘋了，提著籃子出去，看看倒在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們去看看公社門外蹲在那裡曬太陽的人，他們中就有一些是吃過人肉的。
一九六○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之所以空前，與毛澤東的「志氣」和「骨氣」密切相關。
據報導：赫魯曉夫聽說中國發生大量餓死人的消息后，馬上召開蘇共政治局會議，決定立即援助中國50萬噸食糖，300萬噸糧食。蘇聯駐中國大使向周恩來轉達了赫魯曉夫的決定。毛澤東聞訊后說：「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禿子的一粒糧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氣的。我們不但不要蘇聯的援助，而且還要把欠蘇聯的債還清。」又說：「我們憑啥吃赫魯曉夫的嗟來之食？」周由此回絕了「蘇聯修正主義」的援助，展示了毛澤東和中共的「志氣」！又據報導：在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中，美方代表轉達了肯尼迪總統援助中國的方案：允許中方用硬通貨向美國購買500萬噸小麥；如果中國同意放棄它對鄰國的軍事政治壓力，美方同意以長期和低息賒銷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萬噸小麥給中國；如果中方表示認可，美國將從人道主義立場給中國窮人送救濟包。對此，王炳南大使轉達了毛澤東的革命立場：「雖然中國受到了連續幾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但是，中國人民有信心戰勝困難，贏得勝利，絕不會依靠別人施捨過日子，更不會拿原則做交易。」中方代表還以幽默的口吻傳達了毛澤東的建議：「如果美方需要我們幫助，我們也願意勒緊褲帶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麥。」幽默后，「美國代表頓現窘態，中國代表哈哈大笑。」中國大使的轉達和中方代表的哈哈大笑，再一次展現了毛澤東和中共的「骨氣」！——在「大救星」的「志氣」、「骨氣」下，數千萬農民被他「救出苦海」，餓斃后，升入到「共產主義天堂」里！！！
…………
（上面多處「據報導」沒有註明出處，這是因為：一是這類的文字很多，網上、地攤、書店裡很容易找到；二是當「揭示歷史事實，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時候，有人會質疑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和合理性，甚至認為你圖謀不軌。」因此，如果你不信，即是註明出處你也不信，勿如乾脆省點文字，信不信由你。）
1961年初春，筆者探親路過開封。不大的火車站的廣場上，有數百人在等待，在徘徊。他們中許多人好像不是在候車，像在尋找什麼。在初春的寒風裡，他們抄著手，三五成群地集在一起。他們的臉好像都是土黃色，眼窩深深的，顴骨高高的；他們所穿的褪色棉衣，似乎沾滿了塵土，好像也是土黃色的；也許是豫東地區的黃沙土地，使車站廣場的磚牆磚地上，都留下了薄薄的一層黃色塵土。寒風吹過來，捲起陣陣黃塵，與土黃色的衣，土黃色的臉，構成了一個土黃色的混沌世界。一個婦女坐在地上，雙手捂著一塊烤紅薯吃，土黃色的人們，便不約而同地用眼光把她包圍了起來，賊眼溜溜地盯住那塊被雙手緊緊捂著的紅薯。廣場的一角，一個老人睡著了。當人們翻動他時，僵硬的身軀證明他已永遠「睡著」了。一個青年，突然倒在地上，幾經掙扎，爬不起來，人們把他抬進了侯車室，後果未知。筆者到車站附近一家飯店裡憑票證就餐，買了一碗乾飯，一碟鹹菜，一碗菜湯。剛吃了幾口，在「出去！出去！」的驅趕聲中，一個土黃色的中年人拉著一個土黃色的十歲上下的瘦弱小妞兒，雙雙跪到我的跟前：「救救她吧！」那土黃色的小妞兒眨巴著一雙大眼看著我，分明也在哀求我。筆者童年喪母，父在緬甸中國抗日遠征軍中服役，杳無音信，迄今不知所終，憑親友接濟熬過童年，十二歲流落街頭，飢腸轆轆之聲早已根錄于腦海之中。當見到土黃色的瘦弱小妞兒，彷彿聽見了她腹中的轆轆腸鳴。我答應了。小姑娘站起來，端住飯碗便往嘴裏扒米飯，大口大口地伸著脖子吞咽。還剩下兩口留給她父親；父親沒吃，讓她吃完，父親只喝了幾口湯。當時的我，儘管也有些餓，顯然比他們父女倆「闊氣」得多。我無法知道他們的未來，只好暗暗祝福他們，這是我當時的唯一能力；而那土黃色的小妞兒和她吞咽的模樣，卻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全國各地大都一樣。1961年5月，筆者在黑龍江八五二農場當農工勞動期間，因三篇日記，獲「污衊黨和社會主義」罪，被打成「極右」。遭殘酷批鬥后，身陷管押中，幾遭滅頂之難！所幸，1962年「七千人大會」后那股短暫春風，「一風吹」把我吹出了囚籠。
在這裏，筆者摘錄當年獲罪日記主要一篇里的幾個片斷：
59年9月12日
「大兵團作戰」這個名詞今天才搞清楚。但搞清楚之後，使我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不舒適。
曲阜縣的支邊青年們，向我講述去年他們縣「大兵團作戰」。他們的一致結論是一團糟！
「第一個回合」是秋收戰役。
金色的谷浪，黃澄澄的大豆，——一片豐產景象，要人們趕快收割。但「大兵團作戰」的指揮員們，執行的是「集中兵力突出一點」的作戰方針，結果大片大豆爆皮了，地瓜爛掉了，——結果58年豐產沒豐收。
「第二個回合」是大鍊鋼鐵戰役。（上圖）
「大兵團作戰」的指揮員們，開始調動大批「兵力」到鍊鋼戰線上去。但小煉鐵爐像草爬子一樣，只吃不拉。【草爬子，昆蟲，東北方言，未知學名，頭鑽進人皮下吸血到死。由於是東北土名，支邊青年未必知道，便以此推定我「造謠污衊」】而且煤炭漸漸不夠用了，指揮員們便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風格，創造了一套大破壞的方法——住房被拆了，門窗被劈了，這一切都拿去當煤用。家裡的大鍋沒用了（因整個縣已經成立了大食堂），就被指定砸碎去煉鐵。即使想了這麼多辦法，也未能完成上級給於的指標。
第二次戰役失敗了，人民公社威信掃地。（這種說法值得考慮）【這句被推定為「惡毒攻擊」】
這二次戰役實際上是一場緊張的、帶有強制性的勞動。
人們每日勞動平均達14小時以上。由於不勞動不得食，人們只得披星戴月地干，乾的正吃著飯就呼呼睡著了。可是飯罷，哨子一響，人們又拖著疲憊的身子上工。
參加勞動的由各式各樣的人組成。有老人，有小孩，有孕婦，有抱著小孩子的母親，有提著藥罐子的病人（！），——真是勞動大解放！【這句被推定為「惡毒攻擊」】
除以上以外，還有一些新措施：如夫妻二人只能星期六相處在一起，其他時間歸集體；私人財產，如房屋、生產工具，都歸屬集體。
我聽了以後，不禁一聲長嘆！
據上海《社會》雜誌1993年第四、五合期刊載，《三年大飢荒資料死亡人數推測》的作者，用四種方法進行推測計算：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在2,791萬到4,522萬人之間。其中，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約1,126萬人，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約634萬人，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約557萬人，山東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約528萬人，湖南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約378萬人，廣西自治區「非正常死亡」人數約226萬人。由於檔案死不解密，又不允許體制外的人或團體組織調查，信陽事件和上面推測計算出來的數據是否準確，只有等到五十多年前的那些中共機密檔案解密時，才能得到較準確的結論。（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筆者再次緊急呼籲：每年的8月29日，即中共在1958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的那一天，理應成為「中國大飢荒紀念日」，年年銘記，歲歲不忘！）
這裏，筆者之所以多次不厭其煩地斥責「檔案死不解密」，是想引起讀者注意：當今之所以對歷史事件眾說紛雲，數據差別很大，蓋因當局怕敗露謊言拒絕解密檔案之故。筆者希望以此能與讀者共同呼籲當局：不要用政治玩弄歷史，把歷史當成任由權力打扮的小姑娘，要效法民主國家三十年解密的做法，讓陽光代替暗箱，讓人民知真情，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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