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倫理共識,是帝王意志實現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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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倫理共識,是帝王意志實現的保證
作者:于松然,文章內容謹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中共倫理共識,是帝王意志實現的保證
長期以來,在劉少奇的倡議下,在毛澤東的長期培植下,在陳伯達、胡喬木等高級權貴和御用精英才子們的長期鼓噪下,簡而言之,在黨的倫理哲學上,已經形成一個頑強共識:下級無條件服從上級,全黨無條件服從中央,中央無條件服從毛澤東;維護毛澤東的偉大、光榮、正確,就是維護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反對毛澤東就是反黨、分裂黨;黨員是黨的馴服工具,黨叫幹啥就幹啥;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要揭發、批判一切反對毛澤東的人和事;不允許對黨有半點懷疑,等等。這種強調無條件服從的中共倫理共識,是封建「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翻版,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形成的封建獨裁的赤文化。這種赤文化的特點是:為了目的,可以使不擇手段的行為「高尚」化、「道德」化;而這種「高尚」化、「道德」化了的手段,可以隨意顛覆仁義理智信的傳統道德,任意踐踏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
為了迫使彭德懷就範,毛指派同其關係不錯的聶榮臻、葉劍英元帥,去說服彭德懷低頭認錯。聶、葉見彭后,曉之以黨要團結的大「理」:不能單從信的方面來看,即使有些批評完全合乎事實,也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上想;動之以數十年友誼至「情」:要用任勞任怨委曲求全的精神,從全局利益出發來檢討自己。聶、葉不辱使命,在他倆的「幫助」下,彭終於承認他寫的信是「反黨」,並做了檢討。這裏,中共常說的實事求是的道德觀,已被中共倫理共識所顛覆。
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彭德懷,終於上了毛澤東的圈套;聶、葉雖沒有落井下石,卻為虎作倀,當了一次助紂為虐的不光彩信使。
見到彭德懷的檢討后,毛澤東便多次嚴辭批判起彭來:
「你們要瓦解黨,這回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
「彭德懷講什麼『自由、平等、博愛』,根本不懂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叫上層建築,什麼叫經濟基礎。他就是不懂,又裝懂,發表長篇大論。」
「我們認為你是反中央,信是準備發表的,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
「就是說你這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
「搞彭氏宗祠,要實行民主,這回決定開中央委員會。華北座談會操了40天娘;補足20天,這次也40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
「現在廬山會議,這個時候,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反右傾,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的領導機關、向6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猖狂進攻的問題。」
「我看無非是你想挂帥,與其你挂帥,不如我挂帥。」
毛澤東在一封《給張聞天的信》中,正式提出「軍事俱樂部」這個名稱。信中說:「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里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真是文武合壁,相得益彰。」
會上,在毛的指揮下,「大臣」和各地「諸侯」們,使用黨內慣用的毛式批鬥法紛紛落井下石,信口雌黃地對彭德懷及其支持者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展開全面圍剿。下面根據《廬山會議實錄》,摘錄他們的部分批判彭德懷時的發言(多次會上發言,時間不分先後),供讀者賞鑒:
劉少奇(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二,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文革中遭批鬥,囚中斷葯,不治而亡):
「(你)反對唱《東方紅》。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個人崇拜。」——從「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到「人民的大救星」,馬克思主義這種自相矛盾的發展,就是中國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我想我是積極搞個人崇拜的。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劉的「積極搞個人崇拜」,是為埋葬自己在「積極」挖掘墳墓!這就是代價。
「你拉李井泉(筆者: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說四川沒放衛星好。」——一句「說四川沒放衛星好」,便成了結黨營私的罪證,可見劉少奇的邏輯已荒唐得即可笑又可悲!
「對我們的搞法,(你)總是不滿意。」
「同彭這樣的人,難搞成朋友。」——朋友不成就打倒,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同意主席講的(你)有野心,(你)要按自己面貌改造黨。根本問題在此。」——一封《意見信》就被斥為「有野心」,這對於倡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聞者足戒」的中共來說,不失是一個絕妙的諷刺!這是毛、劉、周、朱、陳、林、鄧七大領袖的邏輯,是中共倫理共識的邏輯,當然根子是無產階級專政。
周恩來(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三,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文革中是毛澤東的助手和總管,遭幾次批判,險些被打倒,最後被內定的醫療制度拖死):
「(你說)馴服就沒骨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你的骨頭是犯上。」——沒有自我;周的後半生,是一個在毛澤東面前戰戰兢兢的馴服工具。
「華北(你)又鬧獨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在中共黨內,獨立人格是大敵!
「方向是對總路線進攻,(你)站在右傾立場,信的鋒芒指向總路線。」
朱 德(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四,副主席,元帥,文革中遭到衝擊和批判):
「彭德懷的信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悲觀失望,但是他把缺點錯誤說重了。」
「彭總有一股拗脾氣,今後應該注意改掉。」
「彭總在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這是少有的不同聲音。在尊貴的高級官員們看來,朱有點「不識時務」!
「開始只當做一般文件看待,並未引起重視,聽到主席講話后,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對信的認識,有個變化過程。開初只覺得有些提法、詞句不當,但精神是好的,沒有意識到這是根本方向問題。」——朱德的發言,被毛澤東當面斥為「隔靴搔癢」。
林 彪(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六,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元帥,文革中倉皇促逃,同老婆兒子摔死在蒙古國):
「動機是(你)從個人野心出發,撈一筆。」
「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馮是與蔣介石分庭抗禮的軍閥。
「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馬屁拍得理直氣壯,無恥之尤!
「論知識、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你)自負太大,剛愎自用。」——但在背地裡卻說毛批彭是「說絕了,做絕了,絕則錯。」
彭 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第一書記,市長,文革中遭批鬥,扭斷右臂):
「你在西北小組講:(錯誤)人人有責,包括毛主席。」——在他看來,毛澤東不會犯錯誤。當他被紅衛兵扭斷右臂時,是否還堅持他的看法?
「(你)說毛主席的話亂傳一氣,盲目服從。」
「首先是你的黨性,同中央搶先。信是個綱領,一條路線,重點在後一部分,目標是毛主席。」——共產黨的黨性就是絕對服從中央和毛澤東,這種奴性就是中共倫理共識。
「(你)反對個人崇拜。」
「毛主席的路線已得到證明,基本上已證明總路線的正確,也應服從。」——在總路線製造的飢荒中,開始餓死人的消息已傳入了中南海;但為了緊跟,他竟瞪著眼說瞎話。
賀 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元帥,文革中遭批鬥,囚室里葯死):
「(你)對主席成見深,信中有歷史成見。」
「德懷同志的信,我認為是一個反黨的綱領。他過去幾次在緊要關頭上發生動搖,對毛澤東同志是很不服氣的,當了錯誤路線的幫手。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黨綱領,也完全是對著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信》就是「反黨綱領」,賀老總也落井下石;最終也要為落井下石付出代價。
羅瑞卿(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大將,文革前遭批鬥,跳樓自殺斷腿殘):
「(彭德懷)所謂艱苦樸素,實際上很多都是裝的。不要說他的生活、為人很多都是裝的,即使是真的,可是總是反黨,反對黨的正確領導,反對總路線,這種所謂生活樸素又有什麼用處?」
「遵義會議以後,一有機會,你還是反(毛主席),直到現在你還要反,這是為什麼?」——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黨,這是中共論理共識。可悲的共識!
陶 鑄(中央委員、中南局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文革初曾為中共中央常委,不久被打倒,囚死於合肥):
「他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很不服,牢騷話不少,情緒不正常。這次會議上對毛澤東同志咬牙切齒。《意見書》不過是公開放的箭,在背後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不知道放了多少更毒的冷箭。」——這是感覺推理。七年後,憑著這種推理,把他自己推到合肥囚斃。
「彭德懷同志說黨中央沒有民主,那是胡說。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親自製定了一系列黨的生活原則,黨內的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證。」——當他在合肥囚斃前,還這麼認為嗎?
「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功則歸己,過則歸人,是彭德懷同志的一貫作風。」
黃永勝(中央委員、廣州軍區司令,上將,文革時任總參謀長,林彪集團要員,十五年徒刑中監斃):
「(彭德懷)軍閥主義、目中無人、個人主義。從歷史上看,我對他能夠徹底改正錯誤是沒有信心的。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要帶著花崗岩的腦袋進棺材。」
當年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五、第七的陳雲和鄧小平,他倆對批彭的態度?因無資料,無法書錄於此。
在彭德懷孤立無援的時候,陶鑄8月5日寫信給黃克誠大將,「大義凜然」又十分「精彩」地勸說他「落井下石」。信中寫道:「德懷同志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斷然站出來與之劃清界線,幫助德懷同志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你與德懷同志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志式的幫助。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於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最終被毛囚斃于合肥的陶鑄,他所說的「君子愛人以德」、「操守」和「貞節」,就是不顧「君王」獨裁權力造成餓殍遍野的苦難,也要維護這個「君王」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陶的信和他結局,不發人深省嗎?
從以上摘錄中,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些尊貴的大員們是怎樣批判彭德懷的。在這種充滿無產階級「凜然正氣」的批判中,他們說的是真話?良心話?還是假話?昧心話?那些是與人為善話?落井下石話?在一貫倡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聞者足戒」的「偉大領袖」面前,他們中那些是秉公者?正義者?那些是盲從擁戴者、爭寵諂媚者和謊言製造者?法國作家、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的有句名言是:「搞政治一定會把手弄髒。通過原始而殘酷鬥爭奪取政權的政治體系,不可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他們的道德水平究竟有多高?是否已經把手弄髒?請讀者自己判斷。
此時的彭德懷元帥,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他多次做過這樣無用的招架:
「我是直接寫信對你(筆者:指毛澤東)講的,沒有搞非組織活動。」——在沒有民主的黨內,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你們這樣推測,就難講話了。」——有罪推定,是「人權首先是生存權」的邏輯!
「現在還難接受。」——在毛的中國,你只有接受批鬥的自由!
「我沒有律師辯護,你們像法庭審判。」——在中國,毛一言九鼎,誰敢替你辯護?這種「審判」司空見慣,歷來如此,彭焉能例外?
「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吧!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站出來報名吧!」——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有絕望的自由!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在8月2~16日的八屆八中全會上,進一步開展了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鬥爭。最後全會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兩個決議。
如果說在決議前,「保衛黨的總路線」是為了保衛「崇高」的烏托邦理想,而在決議后,這種「保衛」已經變成捍衛獨裁權力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時任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大將自投羅網。他上廬山時,毛清除彭德懷的決心已定,且已明朗化。出人意料的是,這位黃大將軍在讀過彭德懷的「意見書」之後,當著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三巨頭的面,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同意這封信里的意見。」接著便與劉、周二人辯論。辯論話題無意間涉及到四平戰役時的一件事,毛澤東插話說:「那是我決定的。」黃竟敢頂撞說:「你決定的也是錯誤的。」在中共倫理共識下,黃成了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對此,有人投書贊曰:「壯哉!黃大將軍!全黨全軍僅此一人!」筆者認為,在現代文明社會裡,黃大將這種言行屬實話實說的常行,但在中國特色的環境里,的確值得讚美。然而不久,還是在那座山上,還是這位黃大將,竟跟著別人落井下石揭發起他的上司「罵毛澤東同志」來。是劃清界線抑或效忠、諂媚?在沒有或缺乏自由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權貴們的人格已經扭曲得令人看不清、摸不透!
圖:兩個決議
8月16日,毛澤東斷言:「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10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這種無限上綱式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
9月17日,國家主席劉少奇發布命令:免去彭德懷兼任國防部部長和黃克誠總參謀長的職務,任命林彪兼任國防部部長和羅瑞卿兼總參謀長。
隨著彭德懷倒台,不少軍事將領跟著遭殃。
1959年8月18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林彪在北京召開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激烈批鬥彭德懷的會議上,總參謀裝備部部長萬毅將軍公然號召說:「直說了吧,現在有人盡做好夢,頭腦發昏……全然不顧底下的老百姓吃苦受窮!我敢說,彭總的『意見書』一點沒錯!……贊成彭總意見的請舉手。」面對對彭的「揭發」,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將軍,突然在台下大聲喊道:「胡說!你們完全是無中生有,造謠惑眾!」並大喊:「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已經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鍾偉是這個俱樂部的成員吧!也拿我去槍斃吧!」他們兩個的下場自然是被手銬銬出會場。看來,中共高級幹部中,並非都是落井下石的無恥之徒。
接著,遭到清洗的還有: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兼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瀋陽軍區政委周桓,鐵道兵司令滕代遠,國防部副部長蕭克,原志願軍副司令員、副總參謀長兼瀋陽軍區司令鄧華等上將。最為慘烈的是:江蘇常州某局長蔡鐵根,原是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長,紅軍,大校軍銜,1959年反右傾時被撤職。文革初被抄家,發現他的日記本里有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旋即揪出,1970年3月11日被處決。
廬山會議后,全國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先後揪斗出高達200萬(另說:高達1000萬)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數千人自殺。藉著大批「右傾機會主義」的風暴,掀起了「持續大躍進」的高潮,使「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荒謬政策惡性發展,使剛開始不到半年的飢餓,迅速擴大,很快演變成餓殍遍野的慘局。到了1961年中期,工農業全面躍退,導致3,000-4,500萬人餓死。官方承認「非正常死亡」有3,767萬人(4)。這就是毛澤東帝王權力一次大發威的慘烈後果。(由於中共檔案死不解密,上述數據版本很多,尚須人們仔細考證。)
1959年的廬山會議表明,中共倫理共識——這種已「高尚」化、「道德」化了的「理性」,使國家利益屈從於黨的利益,黨的利益屈從於毛澤東的個人權力,而人類自由理性和道德價值已蕩然無存。
如果說「一化三改造」和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把中國人變成了物質權力的雇傭,而反自由、反人權等無休無止的階級鬥爭即體現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則把中國人變成了精神權力的奴僕。
廬山會的重要性在於,在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陶鑄和賀龍等在內的尊貴大員的支持、縱容和爭寵諂媚下,毛澤東帝王權力進一步加強,為數年後打倒、斗死他們自己(劉、周、林、陶、賀)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礎,埋下了禍根。
中共倫理共識,是帝王意志實現的保證
長期以來,在劉少奇的倡議下,在毛澤東的長期培植下,在陳伯達、胡喬木等高級權貴和御用精英才子們的長期鼓噪下,簡而言之,在黨的倫理哲學上,已經形成一個頑強共識:下級無條件服從上級,全黨無條件服從中央,中央無條件服從毛澤東;維護毛澤東的偉大、光榮、正確,就是維護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反對毛澤東就是反黨、分裂黨;黨員是黨的馴服工具,黨叫幹啥就幹啥;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要揭發、批判一切反對毛澤東的人和事;不允許對黨有半點懷疑,等等。這種強調無條件服從的中共倫理共識,是封建「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翻版,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形成的封建獨裁的赤文化。這種赤文化的特點是:為了目的,可以使不擇手段的行為「高尚」化、「道德」化;而這種「高尚」化、「道德」化了的手段,可以隨意顛覆仁義理智信的傳統道德,任意踐踏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
為了迫使彭德懷就範,毛指派同其關係不錯的聶榮臻、葉劍英元帥,去說服彭德懷低頭認錯。聶、葉見彭后,曉之以黨要團結的大「理」:不能單從信的方面來看,即使有些批評完全合乎事實,也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上想;動之以數十年友誼至「情」:要用任勞任怨委曲求全的精神,從全局利益出發來檢討自己。聶、葉不辱使命,在他倆的「幫助」下,彭終於承認他寫的信是「反黨」,並做了檢討。這裏,中共常說的實事求是的道德觀,已被中共倫理共識所顛覆。
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彭德懷,終於上了毛澤東的圈套;聶、葉雖沒有落井下石,卻為虎作倀,當了一次助紂為虐的不光彩信使。
見到彭德懷的檢討后,毛澤東便多次嚴辭批判起彭來:
「你們要瓦解黨,這回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
「彭德懷講什麼『自由、平等、博愛』,根本不懂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叫上層建築,什麼叫經濟基礎。他就是不懂,又裝懂,發表長篇大論。」
「我們認為你是反中央,信是準備發表的,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
「就是說你這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
「搞彭氏宗祠,要實行民主,這回決定開中央委員會。華北座談會操了40天娘;補足20天,這次也40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
「現在廬山會議,這個時候,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反右傾,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的領導機關、向6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猖狂進攻的問題。」
「我看無非是你想挂帥,與其你挂帥,不如我挂帥。」
毛澤東在一封《給張聞天的信》中,正式提出「軍事俱樂部」這個名稱。信中說:「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里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真是文武合壁,相得益彰。」
會上,在毛的指揮下,「大臣」和各地「諸侯」們,使用黨內慣用的毛式批鬥法紛紛落井下石,信口雌黃地對彭德懷及其支持者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展開全面圍剿。下面根據《廬山會議實錄》,摘錄他們的部分批判彭德懷時的發言(多次會上發言,時間不分先後),供讀者賞鑒:
劉少奇(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二,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文革中遭批鬥,囚中斷葯,不治而亡):
「(你)反對唱《東方紅》。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個人崇拜。」——從「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到「人民的大救星」,馬克思主義這種自相矛盾的發展,就是中國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我想我是積極搞個人崇拜的。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劉的「積極搞個人崇拜」,是為埋葬自己在「積極」挖掘墳墓!這就是代價。
「你拉李井泉(筆者: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說四川沒放衛星好。」——一句「說四川沒放衛星好」,便成了結黨營私的罪證,可見劉少奇的邏輯已荒唐得即可笑又可悲!
「對我們的搞法,(你)總是不滿意。」
「同彭這樣的人,難搞成朋友。」——朋友不成就打倒,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同意主席講的(你)有野心,(你)要按自己面貌改造黨。根本問題在此。」——一封《意見信》就被斥為「有野心」,這對於倡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聞者足戒」的中共來說,不失是一個絕妙的諷刺!這是毛、劉、周、朱、陳、林、鄧七大領袖的邏輯,是中共倫理共識的邏輯,當然根子是無產階級專政。
周恩來(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三,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文革中是毛澤東的助手和總管,遭幾次批判,險些被打倒,最後被內定的醫療制度拖死):
「(你說)馴服就沒骨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你的骨頭是犯上。」——沒有自我;周的後半生,是一個在毛澤東面前戰戰兢兢的馴服工具。
「華北(你)又鬧獨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在中共黨內,獨立人格是大敵!
「方向是對總路線進攻,(你)站在右傾立場,信的鋒芒指向總路線。」
朱 德(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四,副主席,元帥,文革中遭到衝擊和批判):
「彭德懷的信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悲觀失望,但是他把缺點錯誤說重了。」
「彭總有一股拗脾氣,今後應該注意改掉。」
「彭總在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這是少有的不同聲音。在尊貴的高級官員們看來,朱有點「不識時務」!
「開始只當做一般文件看待,並未引起重視,聽到主席講話后,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對信的認識,有個變化過程。開初只覺得有些提法、詞句不當,但精神是好的,沒有意識到這是根本方向問題。」——朱德的發言,被毛澤東當面斥為「隔靴搔癢」。
林 彪(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六,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元帥,文革中倉皇促逃,同老婆兒子摔死在蒙古國):
「動機是(你)從個人野心出發,撈一筆。」
「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馮是與蔣介石分庭抗禮的軍閥。
「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馬屁拍得理直氣壯,無恥之尤!
「論知識、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你)自負太大,剛愎自用。」——但在背地裡卻說毛批彭是「說絕了,做絕了,絕則錯。」
彭 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第一書記,市長,文革中遭批鬥,扭斷右臂):
「你在西北小組講:(錯誤)人人有責,包括毛主席。」——在他看來,毛澤東不會犯錯誤。當他被紅衛兵扭斷右臂時,是否還堅持他的看法?
「(你)說毛主席的話亂傳一氣,盲目服從。」
「首先是你的黨性,同中央搶先。信是個綱領,一條路線,重點在後一部分,目標是毛主席。」——共產黨的黨性就是絕對服從中央和毛澤東,這種奴性就是中共倫理共識。
「(你)反對個人崇拜。」
「毛主席的路線已得到證明,基本上已證明總路線的正確,也應服從。」——在總路線製造的飢荒中,開始餓死人的消息已傳入了中南海;但為了緊跟,他竟瞪著眼說瞎話。
賀 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元帥,文革中遭批鬥,囚室里葯死):
「(你)對主席成見深,信中有歷史成見。」
「德懷同志的信,我認為是一個反黨的綱領。他過去幾次在緊要關頭上發生動搖,對毛澤東同志是很不服氣的,當了錯誤路線的幫手。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黨綱領,也完全是對著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信》就是「反黨綱領」,賀老總也落井下石;最終也要為落井下石付出代價。
羅瑞卿(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大將,文革前遭批鬥,跳樓自殺斷腿殘):
「(彭德懷)所謂艱苦樸素,實際上很多都是裝的。不要說他的生活、為人很多都是裝的,即使是真的,可是總是反黨,反對黨的正確領導,反對總路線,這種所謂生活樸素又有什麼用處?」
「遵義會議以後,一有機會,你還是反(毛主席),直到現在你還要反,這是為什麼?」——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黨,這是中共論理共識。可悲的共識!
陶 鑄(中央委員、中南局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文革初曾為中共中央常委,不久被打倒,囚死於合肥):
「他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很不服,牢騷話不少,情緒不正常。這次會議上對毛澤東同志咬牙切齒。《意見書》不過是公開放的箭,在背後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不知道放了多少更毒的冷箭。」——這是感覺推理。七年後,憑著這種推理,把他自己推到合肥囚斃。
「彭德懷同志說黨中央沒有民主,那是胡說。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親自製定了一系列黨的生活原則,黨內的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證。」——當他在合肥囚斃前,還這麼認為嗎?
「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功則歸己,過則歸人,是彭德懷同志的一貫作風。」
黃永勝(中央委員、廣州軍區司令,上將,文革時任總參謀長,林彪集團要員,十五年徒刑中監斃):
「(彭德懷)軍閥主義、目中無人、個人主義。從歷史上看,我對他能夠徹底改正錯誤是沒有信心的。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要帶著花崗岩的腦袋進棺材。」
當年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五、第七的陳雲和鄧小平,他倆對批彭的態度?因無資料,無法書錄於此。
在彭德懷孤立無援的時候,陶鑄8月5日寫信給黃克誠大將,「大義凜然」又十分「精彩」地勸說他「落井下石」。信中寫道:「德懷同志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斷然站出來與之劃清界線,幫助德懷同志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你與德懷同志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志式的幫助。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於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最終被毛囚斃于合肥的陶鑄,他所說的「君子愛人以德」、「操守」和「貞節」,就是不顧「君王」獨裁權力造成餓殍遍野的苦難,也要維護這個「君王」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陶的信和他結局,不發人深省嗎?
從以上摘錄中,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些尊貴的大員們是怎樣批判彭德懷的。在這種充滿無產階級「凜然正氣」的批判中,他們說的是真話?良心話?還是假話?昧心話?那些是與人為善話?落井下石話?在一貫倡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聞者足戒」的「偉大領袖」面前,他們中那些是秉公者?正義者?那些是盲從擁戴者、爭寵諂媚者和謊言製造者?法國作家、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的有句名言是:「搞政治一定會把手弄髒。通過原始而殘酷鬥爭奪取政權的政治體系,不可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他們的道德水平究竟有多高?是否已經把手弄髒?請讀者自己判斷。
此時的彭德懷元帥,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他多次做過這樣無用的招架:
「我是直接寫信對你(筆者:指毛澤東)講的,沒有搞非組織活動。」——在沒有民主的黨內,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你們這樣推測,就難講話了。」——有罪推定,是「人權首先是生存權」的邏輯!
「現在還難接受。」——在毛的中國,你只有接受批鬥的自由!
「我沒有律師辯護,你們像法庭審判。」——在中國,毛一言九鼎,誰敢替你辯護?這種「審判」司空見慣,歷來如此,彭焉能例外?
「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吧!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站出來報名吧!」——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有絕望的自由!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在8月2~16日的八屆八中全會上,進一步開展了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鬥爭。最後全會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兩個決議。
如果說在決議前,「保衛黨的總路線」是為了保衛「崇高」的烏托邦理想,而在決議后,這種「保衛」已經變成捍衛獨裁權力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時任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大將自投羅網。他上廬山時,毛清除彭德懷的決心已定,且已明朗化。出人意料的是,這位黃大將軍在讀過彭德懷的「意見書」之後,當著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三巨頭的面,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同意這封信里的意見。」接著便與劉、周二人辯論。辯論話題無意間涉及到四平戰役時的一件事,毛澤東插話說:「那是我決定的。」黃竟敢頂撞說:「你決定的也是錯誤的。」在中共倫理共識下,黃成了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對此,有人投書贊曰:「壯哉!黃大將軍!全黨全軍僅此一人!」筆者認為,在現代文明社會裡,黃大將這種言行屬實話實說的常行,但在中國特色的環境里,的確值得讚美。然而不久,還是在那座山上,還是這位黃大將,竟跟著別人落井下石揭發起他的上司「罵毛澤東同志」來。是劃清界線抑或效忠、諂媚?在沒有或缺乏自由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權貴們的人格已經扭曲得令人看不清、摸不透!
圖:兩個決議
8月16日,毛澤東斷言:「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10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這種無限上綱式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
9月17日,國家主席劉少奇發布命令:免去彭德懷兼任國防部部長和黃克誠總參謀長的職務,任命林彪兼任國防部部長和羅瑞卿兼總參謀長。
隨著彭德懷倒台,不少軍事將領跟著遭殃。
1959年8月18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林彪在北京召開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激烈批鬥彭德懷的會議上,總參謀裝備部部長萬毅將軍公然號召說:「直說了吧,現在有人盡做好夢,頭腦發昏……全然不顧底下的老百姓吃苦受窮!我敢說,彭總的『意見書』一點沒錯!……贊成彭總意見的請舉手。」面對對彭的「揭發」,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將軍,突然在台下大聲喊道:「胡說!你們完全是無中生有,造謠惑眾!」並大喊:「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已經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鍾偉是這個俱樂部的成員吧!也拿我去槍斃吧!」他們兩個的下場自然是被手銬銬出會場。看來,中共高級幹部中,並非都是落井下石的無恥之徒。
接著,遭到清洗的還有: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兼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瀋陽軍區政委周桓,鐵道兵司令滕代遠,國防部副部長蕭克,原志願軍副司令員、副總參謀長兼瀋陽軍區司令鄧華等上將。最為慘烈的是:江蘇常州某局長蔡鐵根,原是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長,紅軍,大校軍銜,1959年反右傾時被撤職。文革初被抄家,發現他的日記本里有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旋即揪出,1970年3月11日被處決。
廬山會議后,全國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先後揪斗出高達200萬(另說:高達1000萬)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數千人自殺。藉著大批「右傾機會主義」的風暴,掀起了「持續大躍進」的高潮,使「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荒謬政策惡性發展,使剛開始不到半年的飢餓,迅速擴大,很快演變成餓殍遍野的慘局。到了1961年中期,工農業全面躍退,導致3,000-4,500萬人餓死。官方承認「非正常死亡」有3,767萬人(4)。這就是毛澤東帝王權力一次大發威的慘烈後果。(由於中共檔案死不解密,上述數據版本很多,尚須人們仔細考證。)
1959年的廬山會議表明,中共倫理共識——這種已「高尚」化、「道德」化了的「理性」,使國家利益屈從於黨的利益,黨的利益屈從於毛澤東的個人權力,而人類自由理性和道德價值已蕩然無存。
如果說「一化三改造」和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把中國人變成了物質權力的雇傭,而反自由、反人權等無休無止的階級鬥爭即體現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則把中國人變成了精神權力的奴僕。
廬山會的重要性在於,在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陶鑄和賀龍等在內的尊貴大員的支持、縱容和爭寵諂媚下,毛澤東帝王權力進一步加強,為數年後打倒、斗死他們自己(劉、周、林、陶、賀)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礎,埋下了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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