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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松然

就在「必須批判」、「徹底批判」聲浪之中，江青在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匯報》上，向劉、鄧右派集團投出了第二顆重磅炸彈：《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下圖)。署名作者是渾號叫「棍子」的姚文元。



據江青說，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她看了北京京劇團演出的《海瑞罷官》之後，就認定這是一株「大毒草」。一個多月以後，她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個正副部長談話時，提出了批判《海瑞罷官》。無奈，部長們充耳不聞，這使她極為生氣。

為什麼「中宣部、文化部四個正副部長」對她的話「充耳不聞」呢？其一是，她當時僅僅是中宣部下屬一個文藝處的副處長；其二，四位都知道，毛澤東對她的評價：「江青不會做什麼工作，你們也不要用她」；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對《海瑞罷官》持肯定態度。

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陳丕顯，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海瑞罷官》這齣戲成於北京，卻是源於上海。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開工作會議。作為會議的東道主，我們自然安排了一些文藝活動，白天開會，晚上看戲。毛主席是湖南人，愛看湖南戲。一天，他看了湘劇《生死牌》，戲中海瑞這個人物引起了他的興趣。第二天，他專門打電話要我們為他找來《明史》，仔細閱讀了其中的《海瑞傳》。

「針對當時幹部不敢講真話的問題，為了糾正『高指標』等『左』傾問題，毛主席有感而發，在工作會上盛讚海瑞，號召大家要敢於提出不同意見，學習海瑞精神，敢於批評嘉靖皇帝。毛主席說：明朝皇帝對下臣嚴酷，不少大臣被廷杖致死，但還是堵塞不了言路。對嘉靖皇帝忠心耿耿的海瑞，為了大明江山，不惜冒著殺頭的危險上疏批評皇帝。海瑞對嘉靖皇帝罵得很厲害，罵嘉靖是『家家(『嘉』諧音)皆凈(『靖』諧音)』。他要大家習海瑞剛正不阿、敢於批評的品格，並提出了著名的『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毛主席指示中央主管宣傳的胡喬木同志要『宣傳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找幾個歷史學家研究一下，從什麼角度，用什麼方法做宣傳工作。』」

毛主席的話給大家很大的鼓舞和教育，講話精神一傳出，各地爭先恐後演出海瑞戲。光上海，周信芳就上演了《海瑞上疏》、《海瑞背纖》。胡喬木約了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寫文章，吳晗欣然同意，他很快寫出了《海瑞罵皇帝》一文，用劉勉之的筆名，發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



陳丕顯繼續寫道：

「1961年劇本發表並正式上演時，定名為《海瑞罷官》。這齣戲正式演出后，毛主席很高興，並在家裡請主演海瑞的馬連良吃了飯，對他的演出大加讚揚(右圖)，毛主席說：『戲好！海瑞是好人。』馬連良十分感動，回來告訴吳晗說：『毛主席真偉大，禮賢下士，接近群眾。』吳晗聽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讚揚，說明這齣戲是成功的，吳晗也感到無比欣喜。」

如此說來，江青忤逆毛澤東了嗎？否！恰恰相反，忤逆毛澤東的卻是吳晗、周信芳、馬連良等為代表的廣大知識分子。這些尊貴令人嚮往的高級學者和藝術家們，竟然都是健忘的蠢人：剛剛過去四年，他們竟然忘記了1957年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引蛇出洞」的「陽謀」，忘記了毛澤東在歷史上曾多表演過的「理無常是」的「一分為二」哲學。

從歷史上看，毛澤東是個政治意志堅定的人；但為了實現他的某個政治目的，又是一個不擇手段出爾反爾的馬基雅維里主義者。例如：

1945年9月，毛澤東在書面答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提問的「中共對『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概念及解說為何」時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又說：「我們完全贊成軍隊國家化與廢止私人擁有軍隊，這兩件事的共同前提還是國家民主化。」 但到1949年10月奪得權力后，他徹底推翻了「無記名的選舉」、「國家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承諾。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寫道：「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但到1957年7月7日，他在回答羅稷南向他提的「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時，他不加思索地說：「要麼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毛澤東經常告誡黨員幹部說：「要團結，不要分裂。」但在1964年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因兩人發生爭論，毛澤東怒罵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兩年後，果真把劉打倒了。

毛澤東在不同場合曾多次說過：「要講真話。」「要實事求是。」但在1959年7月23日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說：「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里寫道：「我們這個隊伍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但在1957年的莫斯科演講中，毛澤東說：「（原子彈打下來）無非是死幾個人，即使死一半，還有一半繼續革命。」

毛澤東在1963年3月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但到1964年12月，在中央工作座談會上，毛澤東說：「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

人們都知道：

毛澤東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聞者足戒」的民主作風倡導者；

毛澤東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主義」方針的提出者；

毛澤東是王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極左政策多次抨擊者；

毛澤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即「團結——批評——團結」公式的發明者；

毛澤東是：「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民主政治論述者。

…………

話說得多麼動聽、多麼感人啊！

但做的呢？遠的延安「搶救」不說，翻開「建國」后的歷史看看，在他當權的二十七年中，從鎮反開始，到土改、三反五反、「一化三改造」、反高饒、反胡風、肅反、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拔白旗、反彭、民主補課、「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在他的打棍子、扣帽子、抓辮子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下，多少人被整、被斗？多少人自殺、被殺？多少個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保守估計，被槍殺、自殺、餓死者，不下五千萬！

例子太多，不勝枚舉。總之，毛澤東詭譎狡詐，言而無信。

《荀子·大略》雲：「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毛澤東真乃一國妖也。

當時文化部負責人林默涵寫道：「毛主席曾對喬木說過，江青不會做什麼工作，你們也不要用她。但是，後來主席改變看法了，曾對周揚說，江青看問題很尖銳。」

「主席改變看法了」是因為毛澤東的政治任務變了：現在要倒劉整鄧，就要首先清除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清除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就要先拿彭真手下的大將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所寫的《海瑞罷官》開刀。於是，他改變了稱讚《海瑞罷官》的態度。

為了完成毛澤東交給的這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江青到上海得到了柯慶施的支持。柯將任務交給了時任上海市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張找來了時任上海《解放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的「棍子」姚文元。在柯慶施去世之後，以江青為帥、張春橋為軍師、姚文元為「筆杆子」的三人組合，上瞞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瞞上海市委、華東局，秘密炮製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經過八個多月的十多次修改，署名姚文元（實際應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人）的長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終於在1965年11月10日，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陡然在全國捲起一陣狂瀾，開始了圍殲北京市委的外圍戰。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時，「吹」出了她去上海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陰暗內幕。她說：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志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扼殺這篇文章了。」

這顯然是非組織的陰謀活動。在「中共倫理共識」的詞典里，凡毛澤東暗中搞的活動，都叫光明正大，別人這麼搞就是陰謀。例如，在廬山會議上，彭、黃、張、周僅僅看法相近，分別交換過意見，便被視作陰謀分裂活動，終被打成反黨集團。

1965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杭州發表談話，改變了要「宣傳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支持姚文元。毛澤東說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毛澤東的表態，使批判更加火爆，吳晗和北京市委成了眾矢之的。到了文革，主演海瑞的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終遭迫害致死；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被捕入獄后，頭髮被拔光，不堪凌辱而自殺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