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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松然

林彪、羅瑞卿對推動毛澤東個人崇拜運動的最重要貢獻是編髮《毛主席語錄》。（下圖）
1960年3月，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許多警句你們要把它背下來……我主張就是要背一點東西，首先是把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中最精闢最重要的話背下來，腦子裡就是要記住那麼幾條……」並提出「要帶著問題學習，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學習方法。1961年4月，林彪在部隊視察時，更明確地指示：為了使戰士在各個時期、各種情況下都能及時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導，解放軍報應當經常選登毛主席的有關語錄。該報便從5月1日起，開始在每天的報眼上刊登毛澤東語錄。1962年2月3日，總參謀長羅瑞卿在《解放軍報》毛主席語錄宣傳小結上曾批示：「大型輯錄形式好，以後還可以用。」於是，到1964年1月5日，由《解放軍報》編緝田曉光負責編輯的《毛主席語錄200條》徵求意見本出版了。

1965年5月，在總政領導和各部部長參加的集體討論會上，討論和審定了再版的《毛主席語錄》。會議一致通過了再版《毛主席語錄》的《前言》和全書的33個專題、427條語錄。由於林彪曾明確指示過：「毛主席語錄本在部隊很受歡迎，現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搶著看不夠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發給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選讀本和語錄本，要像發武器一樣發給每個戰士。」因此，總政為了達到軍內每個戰士人手一冊，計劃印刷發行420萬冊；但由於地方各級領導都來部隊要《語錄》，實際發行量大大超過計劃，增到1,213萬冊。

凡是經歷過「史無前例」文化大革命的人們，都不會忘記當時被譽為「紅寶書」的《毛主席語錄》。由於林彪和羅瑞卿的鼓吹和推行，毛澤東、周恩來、江青等權貴們強有力的支持，這本小小冊子，很快風靡全國、遍及全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創造了我國圖書出版發行數量的最高紀錄。這本有「東方《聖經》」之稱的《語錄》，從1964年5月問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發文通知停止發行時止，在短短15年內，僅國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總數，就有10.5億冊！如果加上文革初期「造反」組織以及各機關、團體、部隊、廠礦等翻印和私自編印的在內，其數量之大，更為驚人。又據報導：僅文革幾年內，國內外出版的用50多種文字印成的《語錄》，就有500多種版本，總印數高達50多億冊。其中，向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的《毛主席語錄》，高達數千萬冊。還有報導說，法國、德國、瑞典、印度、馬來西亞、剛果（布）、朝鮮等21個國家，用英、法、僧伽羅、泰米爾、印地文、旁遮普、朝鮮、孟加拉等24種文字自行翻譯出版的《毛主席語錄》，也有數百萬冊。其中，日本翻譯出版了近30萬冊。據當年政府統計，當時全世界30多億人，男女老幼人均持有《毛主席語錄》1.5冊以上。因此，《毛主席語錄》被國際上公認是「二十世紀世界上發行量最大、讀者最多的書」。自此，在一些中國人的心目中，毛澤東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偉大導師和領袖，中國也因而成了世界革命中心，成了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響往的勝地！」

在中國，人手數冊的《毛主席語錄》，把中國變成了紅色海洋。（下圖）

對於「紅色海洋」，有人曾這樣描述：

「曾記否，二十多年前，似乎在一夜之間，『紅寶書』忽然在中國大地掀起了紅色海洋，呼嘯澎湃，浩瀚無邊。《毛主席語錄》在人們手中飛揚，口裡傳誦；『最高指示』響徹雲霄，語錄歌聲晝夜不斷。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築物，里裡外外都敬書高懸語錄牌，全中國成了一個『紅彤彤的世界』。」

那時，全國除毛澤東本人以外，上自副統帥林彪，下至每一個學齡兒童，無不每天隨身攜帶這本小紅書《毛主席語錄》，隨時隨地都要進行朗讀或背誦，時稱「天天讀」。

每天早晨起床梳洗后，要舉行敬祝儀式，即站在毛主席像前，行三鞠躬禮，手擎《毛主席語錄》，口中念念有詞：「敬祝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的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然後背誦一段《毛主席語錄》結束儀式，時稱「早請示」。晚上上床睡覺前，如法炮製，時稱「晚彙報」。除了這種標準的宗教式的敬祝儀式外，還有唱歌、跳舞等敬祝形式。

也許有些讀者發問：信奉唯物主義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怎會舉行這種荒誕不經的宗教儀式？甚至有人可能認為，筆者有意用這種虛假、荒唐的無稽之談來蠱惑人心。筆者是否在弄虛作假？否！讀者請看敬祝儀式種種（下圖）：

除「早請示」、「晚彙報」外，在上下斑前後，在會前會後，在飯前飯後，在火車、輪船上，都要按時舉行敬祝儀式。時稱「時時祝」。

牛鬼蛇神一類「壞人」、犯罪分子沒有「早請示,晚彙報」的資格，就「早請罪,晚請罪」：在毛澤東像前低頭彎著腰站著，保持著請罪的姿勢。

這種敬祝儀式，以它不變的、統一的、單調的表演，能逐漸消蝕人們的活動力、識別力、判斷力和批判力，攫走人的情感和責任感，並使崇拜和臣服內化定型為一種惰性生活方式，一種奴化了的精神族群。這都是毛澤東所期望的。

除「天天讀」、「時時祝」外，還要處處學習《毛主席語錄》。請看下面一組「處處學」（下圖）：

總之，田間地頭，工地車間，校內課堂上，軍隊演練中，都要拿出一定時間來學《毛主席語錄》，不學便視為對毛主席不忠！

待人接物時，更要頌揚《毛主席語錄》，時稱「事事頌」。在人際交往中，也要像對口令一樣用毛主席語錄呼應。有人在文章中這麼寫道：

老太太上街買菜，對售貨員說：「『節約鬧革命』，請給我稱兩斤菠菜?」

買賣成交后，售貨員答：「『為人民服務』，這是找你的兩毛錢。」

儘管這有戲謔之嫌，筆者並沒有遇到過，但相信有存在的可能。

筆者打電話曾遇到過尷尬。那時電話不是自動接線，而是由總機人工連接。通常打電話者搖通總機，總機小姐便問：「喂，要哪裡？」打電話者回個地址后，電話就會很快接通。但在《語錄》盛行特殊年代里，通話「規則」大變。有一次我搖通了總機，傳來了總機小姐的聲音：「『反對自由主義』，要哪裡？」由於我沒有先背段語錄就說了要通話的地址，接線小姐當即拔線掛機，無論我再怎樣搖機，對方也不搭理。無奈下，只好到別處找電話再打。

除「天天讀」、「時時祝」、「處處學」和「事事頌」外，《毛主席語錄》還是攻防利器。人們拿著《毛主席語錄》，就像拿到了「尚方寶劍」，既可以攻擊別人，也可以防衛自己。巴金在劫后的一篇《要有個藝術民主的局面》文章里，有過一段形象描述：

「有一個時期我們每天要舉行幾次『請示』、『彙報』、『祝萬壽無疆』的儀式。別人在我們面前念一句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於是我們就成了該打倒的『反動的東西』。他們又念一句：『這是一些極端反動的人』,於是我們就成了『極端反動的人』」。他們再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進行批判』，於是我們就被當作『牛』給關進了『牛棚』……」

在派性鬥爭中，由於造神運動向更高層次發展，毛澤東言論成了「最高指示」、絕對真理。因此，在兩派大字報的你來我往、面對面的唇槍舌劍、對峙廣播站的互相攻訐駁辯中，雙方都根據自己的需要，從《毛主席語錄》里引出對自己有利的條條，藉以攻擊和詰難對方，於是，便出現了滑稽的、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具有毛式奇特的「語錄戰」！如一方振振有辭地說：「要文斗，不要武鬥。」對方便還以顏色：「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文革派性鬥爭中，這種以「文斗」方式進行的「語錄戰」，到頭來，多數都演變成了「武鬥」，最後決定勝負的，仍然是拳頭、棍棒和冷、熱兵器。

中共在毛澤東逝世后的權力交接中，最高領導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裡，居然也發生了「語錄戰」：一方說毛澤東的遺囑是「按既定方針辦」，一方說是「按過去方針辦」。孰是孰非？這種在暗箱中操作的權力鬥爭遊戲，只有天知、地知、當事人知，人民群眾不得知。最後，老百姓知道的僅僅是：「四人幫」被「粉碎」。

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世界人民導師和領袖」毛澤東，必然要用他的《語錄》作武器，推向國際社會，直接用於「反帝、反修」支援世界革命的戰場。例如，1968年4月16日，他曾以「世界人民導師和領袖」的身份，發表了干涉美國內政的「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號召美國人民起來「推翻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於是，豪情四射的毛的「群眾」們，頻頻以《毛主席語錄》為武器，干涉他國內政，製造了多起外交事件：

「我駐X國使館造反派，在大街上散發印有『造反有理』語錄的傳單，東道國提出抗議。(筆者：『X』，引錄的資料原文如此，下同。)

「去X國援建的工程人員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豎起一塊『社會主義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的巨幅毛主席語錄標語牌，當局不同意，他們集合抗議，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

「我駐非洲X國使館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車裡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頭向來往行人硬塞『紅寶書』和毛主席像章，引起所在國群眾憤怒。

「我駐X國使館造反派，攔住蒙黑色面紗的伊斯蘭婦女，宣傳毛主席關於婦女解放的思想，遭到臭罵。

「1966年，我國派出一個青年文藝小組到與我國友好的法國訪問演出，他們在每個節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語錄，觀眾對此很反感，台下發出一片噓聲，越念噓聲越厲害。大使館的同志們看到這種情況，心裏很難過，建議他們不必每一節目前都念語錄，但文藝小組領導堅決不肯，說節目前念語錄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創舉。台下喝倒采，他們說觀眾大多是資產階級，敵人反對正說明我們是正確的。大使黃鎮和宋之光為了維護中法友誼，對他們說，如果不接受使館意見，就不要再演出了。這才使他們不得不做了讓步。但到1967年，回國后的宋之光被扣上了『反對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帽子，挨批鬥，『坐』了『噴氣式』。

「1967年，我國69名留英、法等國的學生，回國時途經蘇聯，到紅場高聲朗讀毛主席關於反修防修的語錄、與蘇聯警方發生衝突挨了打，30多名學生受傷，其中４人傷勢嚴重。其他留學生義憤填膺，成立了留學生總指揮部，準備組織莫斯科的百名留學生，再次去紅場『血戰到底』！被陳毅簽發的特急電報制止，差一點在莫斯科釀成大血案。

「留在巴黎的留法學生，聽說第一批回國的留學生在紅場挨了打，立刻帶上了刷子,提上油漆桶，排著隊準備到蘇聯駐法大使館去寫標語，走到半路就被法國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並被法方用囚車押送飛機場，逐出法國。」

在一系列醜陋表演碰壁后，到了1970年，自以為是的「世界人民導師和領袖」毛澤東，才不情願地下令說：「對於一切外國人，不要求他們承認中國人的思想。」這與兩年前他號召美國人民起來「推翻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的革命豪情，大相徑庭。由是，毛澤東的「群眾」們，在國外的荒誕行徑才告結束。

《毛主席語錄》在國外受阻，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無法發威；但在國內，不要說非議，任何對《毛主席語錄》的不尊重，都會受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嚴懲！

主編《毛主席語錄》的《解放軍報》編輯田曉光說：

「編選《毛主席語錄》本來是件好事(筆者：看來田曉光不願反思)，萬萬沒有想到，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語錄》案』，最後連我這個『始作俑者』本人，也成了『案犯』。」她還披露：

「北京x大學哲學系主任、有名的康德專家，由於席地而坐時，墊在屁股底下的筆記本中夾著一本《毛主席語錄》，被打成反革命，從此，被攆下了『無產階級的講台』，發配到鍋爐房燒鍋爐。

「解放軍總部直屬單位有位同志，在參加會議時，不在意把手中的《語錄》本插進了翹起的『二郎腿』間，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批鬥外，還要繼續對他進行審查。他驚恐萬分跳樓自殺。

「編輯《毛主席語錄》時，她的唯一助手張凱夫往毛主席頭像上打×，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抓了起來。她也因此被株連，審查后打入『牛棚』。」

她還抱怨，到1971年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她又被隔離審查，審她在編《毛主席語錄》過程中與林彪有什麼聯繫。她說：「真是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的田曉光有所不知，在河南省許昌市，筆者親眼目睹一個名叫王華民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槍殺于許昌東關漢朝晁錯墓碑前。他的罪名之一是把《毛主席語錄》墊在桌腿下。如果田編輯知道這件《語錄》血案，是否能有所愧疚？這裏，筆者沒有要她承擔什麼責任的意思。

最時興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1971年，隨著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國溫都爾漢，被個人崇拜搞得暈頭轉向的中國人，似乎有所醒悟，紅色海洋的狂熱也因之退燒。接踵而至的是，《毛主席語錄》這個「紅寶書」，也從億萬人高擎的手中悄然落下，到毛死後，完成造神運動歷史使命的「紅寶書」，最終被掃進垃圾堆里，並從曾為此發燒過的人們的生活里淡忘、遺棄、消失。但許多在忠君封建思想熏陶下的中國人，對「紅寶書」的風行，不願反思，也不懺悔，甚至愚頑得附和御用學者們的刻意說教：「這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