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中國建立的專制統治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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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中國建立的專制統治的本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6月11日
作者 藏人主張
壹、中共困境
馬克思主義登上歷史舞台，不光是緣其理論，那時歐洲的社會主義理論多得很，實踐社會主義的方式多傾向於改良派或憲章派，甚至是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剝奪私人資本和土地公有化的激進革命，不能代表歐美工人運動的主流，也缺乏現實的可能性，巴黎公社也可以視之馬克思主義的試驗，其失敗即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
馬克思的第壹國際（國際工人協會）的宗旨是推翻資本主義，建立工人階級政權，但沒有實現暴力剝奪的路徑，希望統壹指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馬克思不免流於空談。
恩格斯的第二國際（社會黨國際）是社會主義政黨的鬆散聯盟，以合法鬥爭為主，內部有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改良主義三個派別。
以改良主義為特徵的社會民主黨提倡社會民主主義，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拉開了相當距離，被稱之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
列寧的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是真正的共產黨組織，高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旗幟，實行民主集中制，在世界範圍內推行列寧主義的武裝革命路線。
列寧主義是成功的馬克思主義，同時也是失敗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
列寧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列寧主義發展為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主義終被蘇共斷然拋棄，企圖回歸於列寧主義的改革失敗，導致蘇維埃政權垮台。
斯大林主義也成為失敗的列寧主義，當然還可再上溯到馬克思主義。
斯大林建立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權，毛澤東思想又發展了斯大林主義，毛澤東大躍進的經濟改革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實踐全部失敗，毛澤東思想也成為失敗的斯大林主義。
中共走上了非毛澤東思想化的進程，喘息于壹時，但最終的失敗已經沒有懸念，正加速行進在覆滅的道路上。
現在世界上的共產黨政權，有哪個能定義為馬克思主義呢？朝鮮不是，古巴不是，中國更不是，它們無壹是無產階級政權。
但它們又都是共產黨政權，權力皆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無不變公有製為壹黨私有。
馬克思主義實在是個中看不中用的東西，只要進入實踐階級，就壹定會走入自我否定的陷阱，變質腐爛。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是自己的掘墓人，資本主義的墓還沒有挖掘，共產主義已經把自己埋了大半截了。
馬克思死了，馬克思主義在第壹國際解散時就已經完結了，列寧壹國式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列寧壹死，列寧主義也完結了，斯大林把列寧主義推上斯大林主義的頂峰，只會讓它摔進地獄。
所以斯大林死後，斯大林主義立馬終結，連壹個正式的名稱都不存在了，蘇聯又回歸於死亡的列寧主義。
毛澤東死了，毛澤東思想三兩年就完蛋了，鄧小平理論埋葬了它。
鄧小平死後，就只剩下權貴資本主義壟斷著中國，四個堅持僅剩下壹個紅色寡頭專政。
於是極左派們又紛紛叫嚷回歸毛澤東思想，假如讓毛左們重新玩壹遍毛澤東思想，壹樣會走到今天的末路。
馬克思主義者無論怎樣折騰，總是壹代否定壹代，雖然在表面上是壹代傳承壹代，將壹大堆矛盾重重的理論堆砌起壹面高牆，阻擋自由浪潮衝擊。
但每壹代領袖的理論都會在實踐中碰避，使共產黨的理論高牆塌成壹堆瓦礫。
於是自我否定和前後排斥就成為共產黨思想理論的邏輯性陷阱，掙扎不出來，形成難以擺脫的困境。
在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地歐洲，馬克思主義早已成為歷史垃圾，但是歐洲的社會主義確實是實現了，是私有制保護下的「天下為公」，是為全民增進福利的民主制度。
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無關。
馬克思主義的非人道性和反動性就是被歐洲無情拋棄的原因。
中共在自身壯大過程中，也不斷將中國拖入困境，中共的每壹次成功也以加深其困境為代價，將各種矛盾積累下來，並形成中國人的歷史困境。
共產黨利用國民黨容共之機企圖變國民革命為共產革命，遂引起國共戰爭。
共產黨雖然勝利了，但共產革命的反共和本質也暴露在國人面前，它的壹黨專政在毛澤東時代將中國人民推向了苦難的深淵。
毛澤東的共產革命為共產黨挖掘了自我埋葬陷阱。
鄧小平中止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啟動經濟改革，企圖建立壹個共產黨專政下的「全民國家」，但還是深陷在井裡。
壹黨專政使中國成為紅色貴族統治的社會，紅色統治階級以「和諧社會」的名義打壓反抗暴政的民眾，中國社會比毛澤東時代更為分化。
毛時代的中國人政治和思想上高度統壹，階級鬥爭不過是人為製造的矛盾，黨內路線鬥爭亦是名大於實。
鄧時代大不相同，社會矛盾表現為民眾對中共的對立，別看它現在政權牢固，財大氣粗，軍隊強悍，「五十六朵花」盛開著，自我感覺良好。
正如昔日的榮國府元妃省親時是何等風光，大觀園群芳開夜宴鬧詩社是何等熱鬧，誰會料到這是虛假繁榮景象下的盛極而衰，早已困境重重。
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歷史已經證明了無數次了，今天中國大陸無論是官或商，無不爭相往歐美國家轉移財產與子女，已經做好了樹倒猢猻散的準備。
中共王朝是舊時代的異型，是新時代的腫瘤，現在呈現的繁榮僅是執政者的感覺，大多數人對共產王朝缺乏信心，看不出中共有跳出盛衰循環的可能。
如今常有人鼓吹所謂「中華盛世」，說經濟如何好，以經濟總量高居世界第二位為證。
經濟成就固然是盛世的條件，壹個窮若朝鮮的國度是談不上盛世的。
但我們必須看到，經濟成果都落入少數人囊中，草根階層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貧富差距急劇擴大，黑惡勢力橫行，貪官如蝗，犯罪率高企；民族關係緊張，流亡藏人不能返藏，新疆東突問題未能解決；生存環境壞得壹塌糊塗，沙塵暴、江河湖海和空氣土地嚴重污染，沒有安全的食品；民主改革不見希望，人權狀況持續惡化，各種矛盾不斷積累加劇。
這壹切並非多修幾條高鐵、炒高房價，辦壹次奧運會，大家歡聚壹堂，便能統統解決的。
在民主問題、民族問題和環境問題的三大困境中，民主問題是綱，其它問題是目，綱舉而目張。
可以斷言，中共不可能解決民主問題，民主化是壹場與以往王朝更替不同的模式，無論統治集團腐敗與否，都不可能長久執政，都必需經過自由競選來獲得執政的合法性。
胡錦濤政權最初以「胡溫新政」的面目贏得壹些聲望，但胡並沒有勇氣刷新政治，而是急劇向後退，其控制社會的嚴密程度超過江澤民時代，高調聲明反對多黨制、反對三權分立、猛力批判普世價值觀，公然與人類文明決裂，不斷出動軍警鎮壓少數民族和反抗暴政的民眾，就證明他是頑固的共產黨徒。
中共也不可能解決民族問題，因為它不能消滅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也就不能消除共產宗教與世俗宗教尖銳對立的歷史積怨。
作為凝聚力的民族宗教將長遠地佔據西藏和新疆民族的心理中心，共產宗教或儒道文化在這些民族的文化傳統中始終處於邊緣位置，此非人力可為也。
環境問題同樣無力解決，人口與資源、就業與發展的矛盾壓力越來越大，揮霍成性的數千萬的黨政集團和幾百萬軍隊現代化都需要透支環境的經濟高速增長來支持。
發達國家為緩解環境難題，紛紛將危及本國生態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中國是落後產業接受國，我們的所謂產業升級無非是再把落後產業從沿海地區轉移到西部，從城市轉移到鄉村，使整個國土生態環境壹起走向毀滅。
三大困境找不到出路，只能用鐵腕統治維持現狀，將危機延後堆積。
中共的國際生存環境也大為不妙，其人權問題始終是繞不過去的障礙，無論它花多少錢，都不能買來國際社會對中共人權惡行的支持。
全球壹億人的退黨大潮對中國共產黨形成的心理衝擊，全球華人抗議中共暴行的浪潮對中共國際生存空間的壓制，都是中共無力化解的危機。
2009年西班牙國家法庭裁定以「群體滅絕罪」及「酷刑罪」起訴江澤民、羅干、薄熙來、賈慶林、吳官正等5名迫害法輪功的元兇，因為人權是全人類的普世權利，不是內政，根據「普遍管轄原則」（universal jurisdiction），無論被告是在何處犯罪，皆允許各國法院審判違反人權的群體滅絕罪罪犯，對被告發出國際逮捕令，非在職國家元首無法獲得刑事豁免權。
這必然對共產極權統治者形成重大威懾，全球正義之網的形成，是人類最終從法律上戰勝共產主義的重大進步。
這些標志著后共產主義時代不僅要從思想組織上瓦解中共，還要清算共產主義暴徒的反人類罪行，這比國際社會審判紅色高棉領導人更有重要意義。
但具有嘲諷意味的是，西班牙是首個與中共政權有引渡條約的歐美國家，「引渡江澤民」 將成為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西班牙王國引渡條約》的第壹案，正所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所以，中共政權壹切歌功頌德的宣傳，壹切大國掘起的口號，都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夢囈，都是漠視現實的精神自慰和犬儒主義。
二、官僚體制
中共的政權系統是由多級政府構成的，是共產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的中央集權體系，國家政治體製表面上以行政系統為骨架，但治理權主要是由黨中央控制下的各級地方黨政機關執行，是壹個垂直的管理體制。
民主國家則不同，如英美國家的地方政府壹般不承擔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各級政府相互獨立，國家壹級政府只有主權意義的管治權，不得干預下級政府的具體職責，國家主權功能與地方自治權的邊界非常清楚。
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是維繫傳統中國社會架構的支柱，它是典型的三角形的結構。
中共又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傳統的官僚制度中加入黨權至上原則，以同樣三角形的結構的黨組織，以黨員官僚建立分級行政體系，政權之上有黨權，形成所謂「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政治制度。
黨政兩套系統合二為壹，以黨權為重心，對自上而下的行政層級實行垂直領導。
中共政權是以黨員幹部為骨架的政教合壹體制，黨政軍經濟文化高度集中，凡是帶有管理性質的位置，或認為需要管理的事，諸如寫詩編小說的作家，宗教神職人員，學校幼兒園教師，也都囊括于黨政系統之內，各按行政級別，形成高度組織化的幹部集團。
共產黨要掌握絕對權力，不允許有民間社會，這就需要龐大的幹部集團。
在江西根據地時，十幾萬幹部和軍隊中僅紅軍劇社就有60個。
紅四方面壹部組成西路軍西征河西走廊，軍中政治機關、婦女兒童、學校、劇團等非戰鬥人員就佔了三分之壹。
40年代初的延安人口為38000人左右，3萬多人是中共中央和邊區各機關學校的幹部，城區居民僅7000人。
上至黨中央首長，下至保育院兒童，全部歸屬於各級組織行政系統，由各部門的幹部管理。
這些幹部完全脫離戰場，大部分時間是學習開會，唱歌跳舞演戲，靠貧窮的地方財政與前線繳獲或蘇聯資助乃至販賣鴉片養活他們。
由於是戰時體制，政府行政系統的官員並不多，據1943年3月29日《陜甘寧邊區政府關於迅速進行整編的命令》規定，首府延安縣的縣幹部僅20名，雜務人員6名；10個區共有35名區幹部和10名雜務人員，平均4.5人；51個鄉共有102名鄉幹部，無雜務人員，平均2人。
其他如志丹、延川、子長、安塞、延長、固臨、甘泉等縣也是如此。
但這是政府編製，絕大多數的幹部不在政府機構，而是充實于黨領導下的各種行政事業機構之內，如各類學校和文化團體統壹歸黨管理，不屬於政府序列。
這部分人是只能擴充不能精減的。
那麼多投奔延安的人，都是進入黨的各類機構之中，不是加入邊區各級政府。
邊區政府不是權力中心，更非政治中心，其職能簡單，徹底干預社會的是共產黨的管理系統。
幹部是中共推行政治路線和掌控政權的基本力量，幹部隊伍越龐大，寄生於體制內的人員就越多，形成榮損相關的各級利益集團，他們會主動維持集權體制，做大統治集團，政權就更加穩固。
除非財政無力維持時，才考慮精減黨政機構，形勢壹好轉，幹部集團就會在充足營養滋潤下加倍壯大。
延安為何在艱難困苦時期包養那麼多幹部，壹是因為體制問題，為了強化黨的絕對領導，必須壯大黨的隊伍；二是以儲蓄幹部于中央的方式，以備將來奪取全國政權之需。
抗戰末期，蘇聯出兵東北，延安立即結束整訓學習，派出大批幹部前往，而東北還是感覺不夠用。
大躍進時城市人口激增，黨政機構也隨之膨脹，緊接著的三年飢荒，國家財政窮困不堪，不得已壓縮城市人口，重提「精兵減政」。
直到1962年，縣壹級的機關工作人員多在500人以上，機構龐大，重迭臃腫。
黨政人員之所以越減越多，就是因為精減是臨時性措施，風頭壹過，立即報復性地反彈，凡是有些門路辦法的人，無不以鑽入黨政機關行政事業單位，以端上鐵飯碗為榮。
中共將每個人的前途與黨的權力挂鉤，除了進入黨政機關，再無升遷發達之機會。
三年大飢荒中壹般幹部雖然也吃不飽，但不決不會餓死。
這些人普遍帶有強烈的食利慾望，形成龐大的食利集團，他們不創造社會財富，不為納稅人提供有效的行政服務，卻侵吞噬著巨量的社會財富和絕大部分的財政支出。
現在中國有幾千萬在職幹部和寄生於行政系統的大批聘用人員，其中包括軍隊和國企寄生階層，以及依附於半行政系統的雜務人員、臨時工人等，汲取統治集團的剩餘利益，他們約佔總人口的10％，超過中國之外的全世界財稅供養人員的總和。
所以，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壹，公務開支占財政支出的37％，而美國約為11％，歐洲國家約為6％，日本約為3％。
高昂的行政成本其實是黨政成本，因為中國人不但要養活龐大的政府機構，還要包養更為龐大的黨務系統及所謂的「事業單位」，還要養活半黨務行政化的閑雜人員，比如街道居委會幹部及其雇傭人員，比如打乒乓球及下象棋之類的專業人員，比如寫小說或五毛黨壹類的幫閑人員，等等等等。
中國人養活著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團伙，以致中國政府的民生支出佔GDP的比例為世界最低。
「官僚主義何許物也？官僚主義就是古人類原始本性中的惡，食人之風的惡，原始的權力欲與佔有慾（它的發達形態就是現代人的壓迫欲與剝削欲），寄生在人（社會猿）類基於種的生存的必要而產生的群體內部團結這種善的本性表現之上的結果。
壹個群體的成員，利用他在群體組織中的權力地位，發泄人性中惡的壹面的卑微感情，以強凌弱，作威作福，稱霸謀私，由群體的公僕變成群體的主人，就是官僚主義最原始最本質的表現，千古壹理，中外同型。
」[1] 壹般認為，官僚政治通常是指政府權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種政治制度上。
官僚政治制度的性質，習慣把行政當做例行公事處理，遇事拖延不決，講形式打官腔，但求形式上能交代，壹味應付，假公濟私，把責任向上或向下推諉。
官僚且會變成世襲階級，把壹切政治措施，作為自己和家庭圖謀利益的勾當。
摧毀官僚體制是中共革命的號召力之壹，但共產革命摧毀了舊的官僚體制，卻不得不建立更為龐大的新官僚體制，如滾動的雪球壹般，蘇聯老大哥堪為中共的榜樣：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里曾說，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自然會使壹切官僚機構逐漸『消亡』」，可以「徹底破壞」和「根絕」官僚制，把國家官吏變為公僕，消滅「寄生蟲」國家。
可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由於人在社會上的地位首先取決於其政治地位和權力，這種制度必然成為滋生官僚主義腐敗的溫床。
建政伊始，蘇維埃政權確有窮人政權之象：衣著隨便的人民委員們僅使用很少的工作人員來處理許多繁雜的事務，同群眾的關係尚屬融洽。
但不久，由於國家要嚴格控制整個社會，產生了對官僚的巨大需求，機構隨之不斷增加、膨脹。
1921年政府僱員人數比1917年增長四倍多，1922年政府所屬各種委員會共有120個之多，國家機構的數量十倍于沙皇時代；二戰前，蘇聯的管理人員與直接從事生產的工人之比率竟達壹點多比二。
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導致效率低下。
幾次精簡機構，可是官僚的人數總不見少，被裁撤的機構也是過不久就改頭換面恢復了。
更嚴重的是，由於國家壟斷壹切經濟資源，作為國家代理人的黨和政府官員便可利用手中權力謀取物質利益。
共產黨員並非像斯大林所說的是什麼「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們也有普通人的慾望。
當他們掌握了生產、流通和分配的管理權，就很容易為自己撈取各種好處。
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在布爾什維克黨政幹部中便出現了腐敗。
1919年9月的壹份報告顯示，在策劃過十月革命、曾是布爾什維克黨總部的斯莫爾尼宮就充滿了腐敗。
彼得格勒市蘇維埃的公款流到了當地黨政領導人的口袋；供應部門壹連數月沒給壹些工人居住區發放食品，而成卡車的食品卻從後門賣給了黑市販子。
飢餓的工人們看到「蘇維埃沙皇」衣著講究的太太們拎著大包食品從宮門口乘小汽車揚長而去，氣憤地說，這同羅曼諾夫時代差不多。
但他們不敢向該市黨的首領兼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訴說，因為季諾維也夫進出時有「契卡」的保鏢相隨，還常帶著幾個妓女。
其他地方的腐敗情況也很嚴重，當年，壹名老黨員從土拉寫信告訴列寧：「我們已脫離群眾，很難吸引他們。
以往同志式的精神已消失殆盡，代之以黨的頭掌管壹切的個人統治。
收取賄賂日益普遍，離了它，我們的共產黨同志簡直沒法活。
」 對黨內腐敗現象，列寧先是歸於黨內有為了謀取執政黨的好處而混入的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於是要求清除不純分子。
但腐敗現象並不僅發生在這些人身上。
儘管有些尚堅持理想的黨員不貪污受賄，但官員們報酬的多寡根據其官階決定、黨政領導人領取高薪、以及官員們享有各種特權，使官員們變成了壹個特殊階層，使特權日益制度化、合法化。
例如，在住有中央領導人及其家屬的克林姆林宮裡，設有專門的餐廳、醫院、商店、幼兒園、理髮店、桑那浴室等，有二千余名生活服務人員、包括在法國經專門訓練的廚師。
1920年克林姆林宮的開銷就比當年莫斯科全市社會福利支出總額還要高。
其他高級黨政人員也享有各種特權，如能得到特殊配給和供應，可在內部商店買到外面沒有或要花幾十倍的價錢才能買到的東西（包括奢侈品）；在城市裡住高級住宅或賓館、在鄉間擁有私人別墅；有專用汽車代步，出遠門可獨享火車包廂；晚間還能免費觀看歌舞、戲劇演出等。
[2] 舉壹個例子，蘇俄管理工業生產的機關叫做國家最高經濟委員會，在1921 年，這個委員會僱用了近25萬名員工。
而 1921 年蘇俄的工業生產已經下降到不及1913 年帝俄時代工業生產水平的五分之壹。
在1928年左右，蘇聯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員工人數高達400萬人。
這種革命無非是官僚政治的轉換形式，在每壹次革命時，革命英雄主義者（革命官僚主義）總是打著「替天行道」旗號，這具有辦事效率高和解民于倒懸的公示作用。
壹旦當權，就逐漸腐化墮落，形成頑固的體制官僚主義，成為下壹次革命的對象。
共產革命與舊式王朝更替大不相同，舊王朝是官僚體制，但僅是壹個行政官員系統，共產黨是黨政合壹體制，除了管理國家必須的行政機構，其龐大的黨務系統也要維持相當大的規模，黨的領導機關與政府機關分開運作，形成同樣龐大的特權階層，也壹樣要消耗巨量的社會財富。
此時的共產黨不是壹個社會團體，而是統治集團，納稅人天然有滋養共產黨的非法定義務，同時又承擔養活政府的法定義務。
官僚主義寄生於舊體制，隨著革命的勝利，寄生者就最大限度使宿主變成為自己私利服務的模式。
馬上得天下的高效率軍事組織，最容易演變成為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機器。
學者孫越生認為，官僚階層是管理社會不可缺少的中介層次，如果把眾多散亂的毫無組織的人聚集在壹個與世隔絕的可以採集營生的孤島上，時間壹久，如果不是彼此殘殺而全部毀滅，就必然會在其中產生出中介統治或中介管理的現象，也就必須會產生官僚主義。
但是人群會存活下來—— 官僚主義元模式也是壹個統分結合的三角形式結構，頂端是首腦，可為單數或多數，以L代表之。
中間是官僚，以B代表之。
最底層是人民大眾，以P代表之。
官僚主義元模式就是壹個L，B，P，三層三角形式分佈的統分結構。
L和B構成小統分結構，L和B為壹體，則同P構成大統分結構。
L支配B，B支配P，即L→B→P，這就是官僚主義元模式的基本公式。
……由L→B→P這個基本公式構成的元模式本身，嚴格地說只是壹種結構和功能的抽象寫照，而不包含善惡好壞的道德評價。
……嚴格地說，官僚主義概念可以分解為兩個部分，其壹是官僚主義賴以發生的可能性，即L→B→P這個基本的結構功能模式，它是抽象的，中性的，無道德評價的；其二是官僚主義發生的可能性變成現實之後，同時也就產生了好的官僚主義和壞的官僚主義，或複合的官僚主義，產生惡寄生於善或善寄生於惡的相生相剋現象。
……要使這個元模式發生根本性的質變，即有效克服壞的官僚主義，並不需要也不可能取消這個公式，這個元模式，而只需加上壹個權力支配關係的逆向系統。
同時使P亦能支配B和L，並使B和L相互制約，防止單中心單向支配關係的專斷。
也許在社會猿群和原始人群團中已經出現這種逆向權力系統，並有這種直接民主制來制止首領的擅權。
這可能就是形成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模式的政治原因，而物資匱乏只是它的經濟原因。
所以，反官僚主義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P→B→L。
人類最終要創造壹個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官僚政治，也必定是壹個雙向系統的官僚政治。
它的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L←→B←→P。
當然，這種雙向支配系統，只有在法治為主的形態下才有效，而人治為主的形態是不可能保證它不向單向支配系統回歸的。
[3] 官僚主義是與社會發展模式生而俱來的病理機制，它不僅會勾結私有制而肆虐，也會腐蝕公有制而猖狂，任何形式的社會結構概莫能外，不過病情輕重而已，就如人體不可能沒有壹點毛病壹樣道理。
例如美國聯邦政府在建立伊始，僅有國務院、財政部、陸軍部和司法部。
其中，國務院僅有5名書記官。
到20世紀初老羅斯福執政時，聯邦政府官員已增至26萬名左右。
到1977年，僅聯邦行政官員就達280萬名左右，半個世紀增加了10倍，還不包括武裝力量。
社會結構是否優越，取決於抗官僚主義病毒的免疫力，共產黨的官僚政治比之舊王朝的官僚政治更為嚴重，是因其免疫功能過低所致，也是壹種先天基因缺陷及後天繼發感染的「免疫綜合缺乏症」。
中國舊王朝的官僚要通過科舉考試才能登上政壇，只有貴族是世襲的，貴族僅限於皇族，數量很少，掌握行政權力的大部分是官僚。
學而優則仕，或「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
官僚不能世襲，老子任軍機大臣，兒子為布衣，亦很正常。
共產黨的權力架構是紅色貴族加依附於貴族階層的龐大官僚集團，貴族階層與官僚集團同樣龐大。
紅色貴族由集團內默契的子承父業特權延續，是黨內權貴世襲制度，這不是壹個法定程序，是在暗箱操作下黨內派別間的利益分贓。
進入官僚集團的渠道不是憑藉公認的學識和操守，通過公開公平的競爭考試實現個人政治前途，而是以暗箱中的利益交易方式獲得職位。
沒有法律性的官制標準，做官全仗鑽營能力，這就決定了求官者的道德才幹在壹開始就被降到極低的程度，上至總理部長，下到縣長鄉長，均不經公開的遴選程序產生，所以才有「傻子總理」、「三盲院長」或「賭徒市長」壹類丑角登台表演的機會。
紅色貴族體制實際上是復辟了秦以前的分封制，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從上至下的各級貴族都有被默認的世襲權。
紅色貴族未必有地理上的世襲領地，但在政治和經濟資源上他們都有各自的世襲化的「領地」，如政治貴族家族多從政，軍隊貴族家族多從軍，經濟貴族家族多從商等等。
紅色貴族的世襲化演化為紅色官僚體制，紅色官僚集團也是民主集中制（共產集權制）的必然結果，普通官僚也可上升為紅色貴族，血統變紅后就享有雙重身份和世襲特權，官僚貴族化，貴族官僚化，漸為門閥世家，蛻變為馬克思所批判的支配勞動者剩餘價值的寄生食利集團。
現在中共第壹代貴族世家已延續到三四代，技術官僚世家也延續到了二三代，門閥世家現象已然蔓延至全社會，巴結名門望族成為鑽營的重要渠道。
黨權之下的紅色官僚體制，是中國歷史上獨壹無二的專制體制。
正如林彪所說的「封建社會主義」，只是那時的世襲特徵還不象如今表現得這樣廣泛。
「封建社會主義」只是壹種簡單的比喻，其實紅色官僚體系遠不如舊王朝的官制合理。
中國自秦始就有法律性的官員考核制度，按照法律考核其任職情況，即課其職守、考其功效。
漢代《上計律》規定，年終由郡國上計吏攜帶上計簿到京上計，即彙報工作。
上計的範圍包括戶口、賦稅、盜賊、獄訟、選舉、農桑、災害、道議等。
考核結果，根據政績決定遷降賞罰。
另有壹套監察制度，漢武帝時，每個州設刺史壹名，直屬御史大夫，派駐地方，監察地方官員。
中共以黨紀和壹些行政規定治吏，並沒有法律性的考績監察制度，因為幹部都是黨員，對於違法官員，紀委以雙規先行審查，然後再由書記決定是否處罰。
幹部考核是黨內領導的事，外人不得過問。
所以無論誰上台，如何宣揚廉潔，都是不可能貫徹選賢任能的用人尺度的，比之皇權時代相差太遠。
各種社會制度中都會有官僚政治現象，區別在於民間社會對於官員的監督能力。
公民有監督權，民治政府運作公開透明，官員必須向國會和民眾負責，可使官僚主義流弊減至最低限度。
如果是專制國家，官僚集團必然要伸張王權或維護中央權威，首先保障權力來源的安全。
共產黨高度集權，無事不管，又沒有民間社會，紅色官僚政治必然為各種官僚制度中最差的壹種。
無邊界的權力，尋租也無邊界，驅使官僚牟取自身最大利益，官僚群體就容易結成腐敗利益集團，不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還是「國家公務員」，紅色官僚體制決定了這些人的尋租行為和道德情操，決定了他們只能蛻變為社會的寄生蟲。
中共早在延安時代就已經嚴重地官僚等級化了，分大中小三灶吃飯，高級首長特殊供應，有周末舞會，特權幹部日益膨脹。
在現階段，腐敗對中共官僚體制來說，並非壹件壞事，如果官員不去貪污而追求人類正義，沒有合法性的壹黨專制就會失去凝聚力。
漢高祖時，「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
上至，相國謁。
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后蕭何為民請命，言上林多空地，應允許農民耕種。
高祖大怒：「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
」這才以反腐敗名義將蕭何下獄。
宋太祖勸石守信等「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竟作為壹種統馭臣下的謀略，皆說明專制官僚社會統治者對臣下或僚屬所要求的只是忠心，不是清廉，至少兩者相權，寧願以不清廉保證忠心。
專制催生官僚，與是什麼體制及政治宣言無關，普魯士國王肺特烈大帝說：「皇帝不是專制的主人，只是國家的第壹個臣僕」，動聽的語言改變不了制度，其「開明專制」無非是軍事官僚統治，四處侵略擴張而已。
中共的語言更為悅耳，雖然用理論上的「先進性」極力掩蓋專制腐化，卻正是共產官僚體制無以擺脫困境的致命因素之壹。
市場化條件下的官僚體制比之計劃經濟時期官僚政治更為嚴重，以市場化為主導的改革過程並未解決官僚體制問題，反而促使官僚政治更加惡化。
其原因在於戰時是軍事共產主義體制，軍事化管理滋生官僚主義，形成體制還需時日；計劃經濟是分配體制，有官無商，民眾都隸屬於單位，群眾性政治運動多，官僚體制更多體現為效率問題；市場化則不同，黨的政府壟斷了絕大部分資源，民間也尋求分享利益，權力進入市場，尋租現象便公開化了。
政府職能的牟利化，權力與金錢緊密結合，官員通過壟斷和尋租刺激官僚集團和官僚資本日益膨脹。
有利時壹擁而上，不請自來；缺少利益刺激時，各部門相互推諉，行政效率比計劃體制更低。
官僚政治是壹種特權政治，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運用來表達人民的意志，謀求民眾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人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到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主權在官的制度里，官僚體制無法用議會政治來限制，不建立制約行政權力的議會制度，行政權力無邊界，政府膨脹不停止，官僚集團就不會真正向公務員制度轉化，永遠是社會的特殊階層。
西方公共選擇學派關於政策供給的三個模型：仙女、半仙女和女巫模型，解釋了政府的行為。
有學者說：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給者的作用只是解決市場不能解決或者不願解決的事情，並且政府的行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結果是帕累托最優，即人們都從政府行為中受益，而沒有人受損。
而半仙女模型則實際上是卡爾多補償原則，即在改變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損，但是受益大於受損。
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時就會產出這種單向的社會總產出增大的效應，並且按照「瓦格納定理」，隨著人均GDP 的增加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將提高。
……女巫模型它主要用來描述地方政府基於自身壟斷租金最大化而實施的政府機會主義行為，其後果完全是破壞性的。
該模型具體到中國的地方政府行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基於政績顯示，在政府屆別中採取機會主義行為和短期行為。
我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決策由於種種原因並不太受同級人大的約束，而主要聽從上級政府的意志。
由於管理幅度與管理層次的原因，信息鏈條越長，信息渠道越窄，下級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實施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
換言之，地方政府並不受當地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兩者是最有資格對地方政府行為進行評價和監督的群體）的直接和連續的監督，而上級則主要運用經濟增長等指標進行考核。
這時地方政府身處誘惑卻又缺乏監督。
這種特殊的政府體制導致了大量的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
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行為。
其表現主要是雙邊壟斷和不對稱信息、官員預算最大化和傳統計劃管制條件下的既得利益。
政府機構是某種公共服務的惟壹並且是壟斷的提供者，他們往往比上級官員和普通消費者掌握更多的關於某種公共產品的信息，這使他們得以勒索消費者（更多的收費）和敲詐上級領導（更多的預算），況且更多的預算意味著更多的支出從而更多的政績顯示（儘管效率可能不高）。
另外，在中國目前的政府機構中還存在著依靠舊的或新的管制體制創租的「分利集團」。
並且這部分「改革對象」經常扮演著「改革者」的角色，但是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們是改革實際上的反對者。
[4] 以中國人的生活經驗來看，我們沒有見到仙女的幸運，遇到的都是女巫。
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國策下，經濟增長還不光是體現政績的標籤，更是個人切分「蛋糕」的機會，各級官僚包括軍隊在內，都參与尋租活動，沒人會傻乎乎看著別人撈油水而忘記使用手中的權力。
分享利益就必須結成利益集團，靠單兵作戰不行，所以每壹級政權的尋租活動都由各利益集團瓜分，體制外人是無緣參加的。
從表面上看來，這似乎對中央集權的中共體制不利，其實不然。
假如鄧小平象戈爾巴喬夫壹樣先從政治改革入手，實現公開化和民主化，那第壹個垮台就不是蘇共而是中共了。
正是把注意力轉移到白花花的銀子上面，若整天討論共產黨的歷史，越談越憤怒，原來的信仰全是欺騙，全是禍國殃民的東西，那共產黨還有什麼能力團結他的黨員幹部呢？共產黨的第二次成功，向錢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延安那麼困苦而沒散夥，是因為有奪取政權的信念，四人幫倒台民眾那麼興奮，是因為四個現代化的美好藍圖終於有希望變為現實了。
六四使中共進入壹個危險的瓶頸期，人們政治上的期望值落空，經濟上發展也受到影響，剛好轉的國際形象受到毀滅性打擊，再加之蘇聯解體引的起的骨牌效應，普遍認為這個專制政權維持不了多久。
鄧小平以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果斷決策，將人們的政治注意力再次成功地轉到追求財富上來，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駛向快車道暫時化解了制度危機。
當人們發現「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暴富者皆為「太子黨」為首的紅色貴族集團時，中共已經讓整個官僚集團成為先富起來的群體，結成了牢固的紅色官僚集團，安全渡過了統治危機。
在示範作用下，中央的「太子黨」能發財，地方的「太子黨」壹樣能發財，再說金字塔下層是基層政權，幾千萬黨員幹部大部分在基層，沒有這部分人支持，中央連空架子也支撐不住。
雖然中央集權受到削弱，但政權卻比鄧時代更加穩固，沒有當權者會傻到推翻為所欲為的食利政府，去建立壹個高層長官連使用自己的「首長特別費」都成為犯罪的台灣式政府。
所謂共產黨有亡黨之憂，是指大趨勢而言，冷兵器時代農民起義的政權更疊方式對於掌握海陸空立體作戰優勢的中共集團，早就不實用了。
但並不等於說中共真的會萬壽無疆，當中國人的民主質素達到壹定程度，大多數人認為不能再繼續忍受專制時，中國才會走進民權社會。
三、行政失效
中國至秦朝以來就是中央集權體制，但過去的中央集權是依靠行政官員的垂直管理體制，中央權力壹直到縣壹級官吏的任免。
省壹級的地方長官掌握軍政刑民等大權，地方權力過大時，容易形成諸侯割據現象。
中共體制是軍隊中央化，黨的中央軍委指揮全國的槍杆子，地方黨政官員無權過問軍隊事務，中央的任免權力至省市壹級，地方僅在經濟上有討價之餘地，不容易形成諸侯割據。
由於大多數官員任免權掌握在地方勢力手中，在經濟發展為重心的非政治運動治國方式中，中央權力實際上已經大為削弱。
地方只要形式上服從中央，中央便無力監管各級地方豪強勢力，尤其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央基本失去了影響力。
應該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經濟發展初期，以變通方式執行中央不合實際的政策，減小了干預，但同時又是對中央集權制度和政令法律的實施製造了障礙。
經濟發展離不開地方積極性，中央稅收更離不開地方支持，由於中央集權的效率太低，中央掌握的企業比重越來越限於超級壟斷行業，如金融、石油、電信等。
除了軍隊的絕對領導權仍在中央手中，壹般行政命令地方都是有選擇地執行，國家調控經濟的政策也大多消釋于地方的陽奉陰違之中。
中央與地方在經濟利益上是壹種動態博弈關係，中央總是希望集中更多的權力，地方則相反。
當中央控制過死，影響國家財政收入，中央便下放壹些權力，當地方經濟力量壯大，有了更大的發言權時，中央再回收壹些權力以限制地方勢力坐大。
兩者之間都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則，利益調整通過政策變化，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扮演著政治人和經濟人的雙重角色，都具有強烈的機會主義衝動或強烈的任期機會主義傾向。
如何平衡這種關係，各地方首先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考慮國家的政策要求，這就是行政管理的失效現象。
行政管理的失效也分為兩個方面，壹是中央行政管理失效，很多政策法規無非是會議決議壹類的紙上宣言，根本就別指望地方當回事；二是各級地方也普遍存在行政管理失效問題，民諺道：「村哄鄉，鄉哄縣，壹直騙到國務院。
」省壹級官員由中央直接任免，但省以下官員與中央是間接聯繫，並無直接的利害衝突，越到基層中央的影響力越表層化，基層官員受到「欽差大臣」查處的幾率越低，中央僅能通過法規形式來宣示其管控權。
文革中黨政系統癱瘓，毛澤東依靠中央直接控制的軍隊，完成對地方政權直至企事業單位的全面控制。
在經濟發展為先的市場經濟格局下，軍隊不可能介入地方事務，地方與中央的動態博弈，地方勢力已經呈不可遏止的上升勢頭。
由於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失效，在矛盾積累到非解決不可的程度時，就要採取運動式管理方式，即運動治國。
這種方式很具有滑稽表演性，小煤礦失控，影響到國家資源的安全，國家安監局趙鐵鎚局長到處救火，戴上安全帽全國跑來跑去，處理煤礦事故，又下令全國開展關閉小煤礦運動。
地方盜版問題嚴重，已引起國際貿易爭端，國家趕快布置打擊盜版侵權專項運動，領導講話，電視曝光，將壓路機開進廣場，軋碎盜版光碟。
監獄里的經年待審犯太多，公安司法抓而不審，審而不判，民怨沸騰，國家又不得不整頓超期羈壓現象，命令限期審結。
林林總總，不壹而足。
那麼多的法律法規平常無人理睬，廢紙壹堆，非要掀起壹場專項運動，才能顯示政府的決心，中國亂到這個份兒上，而未解體，運動治國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行政管治的失效也是壹種准地方自治，不過這不是法律認可的地方自治形式，是無法無天的地方豪強稱霸壹方。
對管理社會起作用的不是法律和依法行政行為，而是政權的震懾力，是黨組織的權威，是公安武警的威力。
中國既不是法制國家，也不是法治國家，既不是宗教國家，不是道德國家，既沒有信仰，也沒有理想，完全靠經濟利益才能運轉，完全靠專政才能維持。
政治專制形成這種混亂局面，專制帶來無盡的苦難，行政體制的弊端又在另壹層面上加劇了民眾的苦難，埋下禍根。
所以說，食利集團並不是越大越好，當超過民間供養能力時，政府便無力維持，完全建立在食利動機上的功利主義忠誠就會迅速瓦解，反過來成為有組織的顛覆力量。
蘇聯垮台就是很好的例子，樹倒猢猻散，官僚無不尋找新的食利機會。
當這種表面的均衡被突然而來的動亂打破時，地方勢力便會以不可阻攔的力量瓦解中央集權體制，最後的結局會是恢復被推翻的以地方自治為粘合劑的聯邦國家制度。
辛亥革命時，各省獨立，趕走中央委派的督撫，壹改中央集權為地方自治，中華民國遂實行聯邦體制。
毛澤東曾發文呼籲：
湖南自治是現在唯壹重大的事，是關係湖南人死生榮辱的事。
我勸湖南人，我勸我三千萬親愛的同胞，爹媽死了，且慢去埋，大家來將這自治的海堤築好再說。
大風和海潮要來了，這大風和海潮曾經掃蕩過我們多少次，現在又要來掃蕩我們了，我們的海堤尚沒有築好，並且還沒有開始築，多危險！大家知道嗎？但是三千萬人實在太疏遠了。
……因此這個責任，便不得不歸到我們三十萬長沙市民的身上了。
……西洋各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無壹不起於市民運動。
……市民呵！起來。
創造未來湖南的黃金世界只在今日。
[5] 之前毛澤東連地方自治也不贊成，他希望的是湖南省獨立建國，擺脫中央政府的管制： 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
有甚麼理由呢？大概從前有壹種謬論，就是「在今後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
這種議論的流毒，擴充帝國主義，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使半開化未開化之民族變成完全奴隸，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順馴屈於己。
最著名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奧，他們幸都收了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
還有壹個就是中國，連「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都沒收得，收得的是滿洲人消滅，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亂七八糟，造成三個政府，三個國會，二十個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總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殺死奸死，財產盪空，外債如麻。
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懂得「甚麼是共和」的國民，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九千萬不曉得寫信看報。
……[6] 中國的事，不是統壹能夠辦得好的，到現在算是大明白了。
……推究原因，吃虧就在這「中國」二字，就在這中國的統壹。
現在唯壹救濟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國，反對統壹。
……中國人多有壹種拿大帽子戴的虛榮心，遇事只張眼望著前頭，望著籠統的地方。
大帽子戴在上頭了，他的心便好過了。
……國慶是慶中華民國，我實在老不高興他。
特為趁這國慶，表示我壹點反對統壹的意見，而希望有壹種「省慶」發生。
[7] 毛澤東的裂國自治思想實際上是壹種省籍意識。
中國人都有較強的省籍意識，出了省的同鄉組織「同鄉會」是延續至今的習慣，甚至出了國也是這樣。
可以說，省籍意識是壹種縮小了的地方民族主義，中國地域廣大，光漢族人就有數億人，族群間的血緣傳承也不盡相同，同壹民族之間往往以省籍為親疏的基礎，所以人們的省籍意識特彆強，鼓吹中國分省自治或聯省自治的大有人在。
雖然擁護中央集權的大壹統思想仍然頑固地存在，但地方自治的聯邦體制也開始為國人普遍接受，尤其以美國的聯邦制最有吸引力，這是壹種擺脫中央集權后的過激反應。
自治是民主的體現，民主是時代潮流。
省籍意識並不影響中國人的國家意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人自古以中國為天下中心，「天下」就是中國的代名詞，「天下」之外的事，不屬於匹夫的職責。
兩種意識並存，毛澤東也不例外，毛登上「天下」的寶座之後，絕口不談裂國自治，這就是在野與在朝的區別。
在野是盼望亂而非治，在朝是需要治而反對亂，決不是什麼早期的毛澤東思想還未成熟之故。
中共的「中華蘇維共和國」曾極力鼓吹各民族獨立，它壹掌握了全國政權就立即轉向堅決鎮壓民族獨立的國家統壹立場。
聯邦制的基礎是省，重心在省和縣市自治。
中華民國憲法就是壹部地方自治的聯邦制憲法，這是壹個重大的變革，是走向現代民權體制和建立中央與地方分權體系的關鍵壹步。
中國秦代由諸侯國改為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最高壹級地方行政建制是郡，郡下轄縣。
從東漢末年到唐代初年，州取代了郡的地位，成為最高壹級地方行政建制。
唐代改州為府，之上設立了道。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廢道改路，而北方的遼國仍沿用道制，在全國置五京，各為壹道。
元代在路之上設立了行省。
明代改行省為布政使司，清代又改了回來。
清初，在行政區劃上沿襲明布政使司之制，設1直隸和14布政使司。
以後又陸續增設了3個布政使司，並改布政使司為省。
1884年之前，清帝國在內地共設18省。
1884年，清廷在原伊犁將軍轄區設置新疆省；1885年，析福建省置台灣省；1907年，改盛京、吉林、黑龍江3將軍轄區為奉天、吉林、黑龍江3省。
至清末，全國共設22省：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甘肅、新疆、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四川、貴州、雲南（不含已被日本侵佔的台灣省）。
此外，相當於省級的地方還有西藏辦事大臣轄區、西寧辦事大臣轄區、烏里雅蘇台將軍轄區和內蒙古地區。
清末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全國設205府，與府同級的地方建制142個，府級行政建制共計347個，與現在的地級行政建制數目大致相當。
道、路、行省與府州的根本性區別在於後者作為正式的地方行政建制，設有地方行政長官，前者則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建制，因而不設地方行政長官。
如宋代在諸路派駐了漕、憲、倉、帥四監司，分管財賦、刑獄、農事、軍務，互不隸屬。
明代在省壹級設有藩、臬、都三司，彼此互不隸屬。
清代在壹些省同時設有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四位大員，在理論上都直接對朝廷負責。
府州之上的行政區劃帶有非正規和臨時性，變動頻繁，在很長時期中都沒有趨於成熟和穩定。
清末朝廷權力弱化，地方政治經濟地位上升，督撫漸為壹省軍政大員，集中軍政大權，漸有尾大不掉之勢。
辛亥革命時，各省紛紛獨立，以省或聯省區域的軍閥勢力迅速坐大。
毛澤東鼓吹湖南獨立，也有這個歷史原因。
至清末改良始有廢省設之說，以康有為代表學者呼籲廢除省制，將府或道立為地方最高行政單位，認為現制不能保政治之統壹，省界為國家主義發達之障，督撫為國家政務官，轄治之境域較廣，規劃始能見其大，若僅為地方行政官，行政區域則不宜太大。
宏願還未實踐，清室已亡。
民國初年，廢省之議仍然高漲，有人提出計劃，分全國為四十乃至五十余道。
道壹面為國家行政區劃，又壹面為自治團體。
設道總監為行政長官，直隸于內務部。
設道會、道董事會、道總董為自治機關。
每道轄縣四十乃至五十有餘。
縣為國家行政區劃，併為自治團體，與道同。
設縣知事為縣行政機關，設縣會、縣董事為縣自治機關。
每縣轄鎮若干，鄉若干。
鎮鄉純為自治團體。
此議為兩級地方行政體制，軍民分治、廢省改道則降低了封疆大吏的權力，嚴重觸犯其既得利益，不能實行。
此時地方各派軍閥混戰，中央政府權威日益衰落，梁啟超、章太炎等中央集權的積極倡導者轉而支持「聯省自治」，廢省之說再無人提及。
但府州廳制逐漸廢之，地方只有省縣二級建制，比之清代已經廢除了州府層級。
北代革命成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隨即設立了熱河、綏遠、察哈爾、寧夏、青海5個新省。
廢省之議改為縮省建議，縮小省區範圍，省界劃分既要考慮天然疆界，也要照顧人文疆界，務使省區改正之後，區域精神與民族精神均當求其充分發展。
雖抗戰迫在眉睫，縮省改制亦未停止，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正式成立。
普遍認為省區過大，政治上之指導監督，常失於散漫敷衍，不易為治。
對於邊縣，意存輕視，力亦不及。
省政府之教育、建設、保安種種設施，則集全力于腹地地方，各邊遠地區文化落後，匪害蔓延，成為畸形之發展。
地大權集，常有尾大不掉之虞。
縮省已成為主流意見，先維持省縣二級制，廢除省以下縣以上之行政督察區。
除西藏和蒙古地方，計劃分全國為五六十個省，與之先前的廢省改道、廢省改州、廢省改郡3個方案，重新劃分為50－70個統縣政區，並實行省（或叫道、州、郡）縣二級制，大同小異。
有趣的是，日本人在其統治的偽滿洲國雷厲風行，將東北四省（包括熱河）重行劃分為19省、1特別市以及日本人直接統治的關東州。
1945年8月31日，國民政府公布《收復東北各省處理辦法綱要》，決定將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改划為遼寧、安東、遼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興安9省，熱河省恢復「九壹八」事變以前的疆界。
內政部擬定的東北行政區方案，大體上是將偽滿洲國的二省合併為壹省。
如今台灣的中華民國地圖上，仍是那時的省區劃分。
東北的縮省是在全國推行的示範，由於內戰爆發以及國民政府退出大陸，民國時期的縮省運動終於結束了。
無論廢省或縮省，目的都壹樣，是為建立地方的二級行政層級，這樣中央既便於集權，地方也便於自治，這是中國式的聯邦制。
兵權、國稅、外交、幣制、外貿政策、憲法和司法制度集於中央，以及航空、國道、國有鐵路、航政、郵政及電政等集於中央。
地方選舉權、地方立法權，地方收稅權等歸於地方自治。
孫中山是地方自治的倡導者，反對中央集權，認為，中國在政治上「萬不宜於中央集權，倘用北美聯邦制度實最相宜」，「每省對於內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負其整理統馭之責；但于各省之上建設壹中央政府，專管軍事、外交、財政，則氣息自連貫矣。
」中華民國憲法基本上實踐了孫中山先生的主張，雖不取聯邦之名義，但保障且實行真正的共和制。
可惜內戰又起，憲法賦與的地方自治權未能實行。
中共壹直是主張省自治乃至聯邦制的，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總綱中明確提出，目前階段的任務是為建立「新民主主義聯邦共和國」而奮鬥。
1946年1月16日，中共代表團向政治協商會議提出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在地方自治壹章主張：「實行自下而上的普選，成立自省而下各級地方民選政府」，「省得自定省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將東北9省重新合併為5省：遼東、遼西、吉林、黑龍江、松江。
又新成立了平原省，江蘇劃分為蘇南、蘇北兩個行政公署區，安徽劃分為皖南、皖北兩個行政公署區，四川劃分為川東、川南、川西、川北四個行政公署區。
到1950年，全國轄29省（含台灣省）、13直轄市（含中央直轄市和大行政區直轄市）、8行署區以及內蒙古自治區、西藏地方、昌都地區，共53個省級政區，比1949年以前多2個。
此時，省級政區的數量達到了歷史最高點，而其地位卻跌至歷史最低點。
省不再是最高壹級政區，在53個省級政區之上設置了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6個大行政區，大行政區政府領導省級政府。
[8] 大行政區設置延續了內戰時期的大區管理模式，在中央與省之間設立大區這壹中間層次。
縮小了省的規模，取消了省級自治，又增加大區和省以下的地區兩個層次，隨著地方政權的穩固，後來又取消了大區設置，將大區改為中央直轄市。
實行所謂「三虛三實」的地方行政體制，省為（省、縣、鄉）三級政府的最高壹級，大行政區則與專區、縣以下的區同列為「三虛」，均作為上級政府的派出機構，不是壹級政府。
算上中央，虛虛實實有七級架構，為有史以來最繁雜的政權形式。
這當然越搞越繁瑣，最後又不得不擴省撤區。
幾經改變，後來穩定在22省（含台灣省）、3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5自治區（內蒙古、西藏、新疆、寧夏、廣西）的行政區劃格局。
直到改革開放，又從廣東劃出海南省，從四川劃出重慶直轄市。
四、五級半制
從中央、省、地市、縣、鄉，中共政權共有五級政權機構，如果把已經行政化的居委會和村委會算進去，共有五級半行政體機構。
再加上每壹級都有黨務系統，共有幾千萬黨員幹部。
中國是世界上官員最多的國家，每壹級政權都要設置對應上壹級管理機構的部門，各級都有五套班子，條塊分割，迭床架屋，人浮於事，所以官員之外還要僱用大批的臨時人員，自然造成行政管理的高成本低效率。
如美國壹名法官每年審理900多起案件，中國法官壹年只辦20來件案子，屬於世界上最悠閑的法官，所以才有那麼多「三盲院長」，利用大把時間吃喝嫖賭，包養二奶。
龐大的黨政體系中鄉鎮幹部佔了很大壹部分，這麼多名義上是吃皇糧的，實際上中央財政對地方轉移支付很少，到了縣及以下的基層政權，除了貧困縣幾乎沒什麼中央財政支持。
中共在行政上是中央集權體制，但財政上是上下分灶吃飯，縣鄉財政靠自籌資金養活日益膨脹的官僚體制，不足部分只能靠巧取豪奪，農業稅取消了，鄉鎮財源注意力轉向了升值的農民土地，頻繁出現的搶地大戰，發展到軍警開槍殺人的地步。
征地比農業稅更加重了農民痛苦。
社會越到基層越黑暗，基層政府官員幾乎無任何顧忌，裙帶和利益的盤根錯節，形成龐大的豪強集團，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是政權黑社會化的基礎。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是三級政府機構，最多也只有四級，美國與中國壹樣大，也只有聯邦、州、縣市三級，在州政府以下，不論大小，都是地方政府。
自治制度是美國地方政府的核心，自治就是在憲法的範圍內，壹切由選民決定，直接選舉是地方政府自治的基礎，由於地方官員任期只有2-3年，所以選舉是壹個經常進行的工作。
政府決策過程充分貫徹民主三原則：多數原則、程序公正原則、保護少數原則。
多數必須是在遵守程序公正情況下的多數，而對少數的保護程度則是出於民主決策的制度設計，約束政府執政時必需遵守公開、公正、公平原則。
決策的公開透明只有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是科學的。
日本有壹億多人口，是中央、都道府縣與市釘村三級。
中共建政后不準地方實行真正的自治，為了嚴密控制地方，多加了地市和鄉鎮兩個行政層級，層級壹多，幹部也多，壹個縣衙門要掛五套班子的招牌，每套系統都有大隊人馬，壹個正職另配幾個甚至十幾個副職，壹個縣供養著幾千或幾萬個要吃要喝的幹部，又不創造財富，惡化成社會的腫瘤。
從上到下的各級官員每年僅公款出國、公款吃喝和公車消費三項，壹年無端耗費掉上萬億元，人民怎麼能不貧窮。
中共為何將中國分割成這麼多條塊，就是因為中央集權的需要，它要控制到社會每壹個細胞——家庭。
省以下的官員雖然不由中央直接任命，但維持中共統治的是黨務系統，黨的系統不存在效率問題，因為確保黨的執政地位是各級黨組織的首要任務和生命線，這這個問題上，全黨上下是自動保持壹致的，黨權是既得利益的最大保證。
這比皇權時代的中央集權制度更為嚴密，中國古代社會由於受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對鄉村民間社會採取自治的辦法，所謂皇權不下縣，縣以下不設政權機構，壹個縣衙門的官與吏不過幾十人，壹個知縣掌管全局，沒有什麼書記摻雜，更無壹大堆白吃飯的副職和數不清的局委科室辦。
有人認為「皇權不下縣」純屬無稽之談，理由是縣以下還有「鄉官系統」和「什伍編製」的保甲系統。
通常所說的「皇權不下縣」是縣以下無常設政府機構，歷代如此，至於壹些臨時性的派出機構和官員，並不能改變縣以下無皇家政權的史實。
但這不等於說皇帝對鄉村沒有管理，農民可以隨意詛咒皇帝而無人理會。
鄉村的「什伍編製」既是壹種准軍事組織，又出於保境安民的需要，與現在的鄉鎮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兩類設置。
解釋為皇權的延伸也無不可，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壹直未形成壹級政權。
鑒於現代國家之公民社會的性質，溫鐵軍先生概括的五個字：「國權不下縣」。
秦暉教授則把它完整的概括為：「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
近年來不少學者提出「撤銷鄉鎮」，實行「縣政、鄉派、村治」，或推行「鄉鎮自治」。
這引起許多人的不快，因為意味著許多基層官員會失掉飯碗，意味著龐大的食利集團必須退出肥沃滋潤的地方。
問題還在於壹級政權取消了，鄉村自治，黨權也就隨之弱化了，入黨缺少做官斂財的途徑，共產黨在基層便失去了吸引力。
中共在鄉村壹級都要設立黨組織，就是為了干預村級行政。
失去對行政權力控制的黨權，黨就成為無人恐懼的象徵。
毛澤東統治時，中央強調「發揮地方積極性」，但中國仍然沒有實際意義上的地方自治，連少數民族自治區也是假的，就是因為黨權大於行政權力。
中共政權是極度集權的政治結構，中央雖然下放壹部分行政權力給地方，是因為壹切行政權由中央統起來成本太高，不划算，也不能表明中國有壹定的地方自治。
黨務系統是壹竿子插到底的，在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下，中央對末稍的控制未有絲毫鬆動，獨立於中央的地方自治是不存在的。
正是由於有了黨務微循環系統，黨中央的全國決策都能迅速下達到地方任何壹級。
改革以來的中央集權是有些弱化，主要體現在行政管理方面，是國務院的權力被邊緣化了，但政治方面的政策仍能以高效率貫徹，中央仍然保持著對地方官員的生殺大權，同地方的關係依然是利益共同體關係。
國務院決策要壹級壹級貫徹，效力逐漸衰減，黨中央的文件可以壹次下發到基層黨支部，政府政策與黨的決策，兩者的政治風險不同，這壹點是每個體制內人都明白的。
巨大的政府規模消耗巨量的社會財富，為了維持自身的消費，政府的第壹目的就是圈錢，而不是服務，這便是女巫模型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監督的領域總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壟斷租金的最大化，其存在的價值就是食利。
地級市也是擾民的禍根，截止2004年底，全國地級行政區劃單位為333個，其中地級市283個，形成中國特有的市管縣體系。
它構成了宏觀縱向體制的基本權力結構，這是壹級純食利型政府，因為它介於省與縣之間，只有轄區，自身沒有土地，其機構設置與管理職能與省和縣級政府重複。
其食利性質突出表現為這壹龐大群體的自身需求，以平均每個地區級消耗10億元財政資金計，每年就要無端耗費3330億元。
河南省是中國人口第壹大省，有上億人口，城市也最多，以地級市信陽為例，從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間，信陽市財政收入雖由8.4億元增長到12.2億元，但同期的財政支出也由15.37億元猛增到40億元，使地方財政資金缺口擴大到了2.3倍。
尤其是1998年「撤地設市」后，全市財政供養人員由當時的18萬人增加到2004年的25萬人，官民之比由1:43提高到1:31，長期靠國家財政補貼過日子，變化純粹的寄生型城市，完全失去了造血功能。
原來地區壹級設行署，作為省的派出機構而非壹級政府，地改市則意味著地區行署由虛變實和編製翻番，五套班子加各部委局辦又創造出大量職位，自然成為各地區爭相追逐的目標。
增加的官員要吃喝玩樂，各部門壹門心思搞錢，加重了農村和企業負擔。
為了彰顯「政績」，所有的地級城市都力爭成為區域經濟中的「增長極」，它們不能生出新的土地，但可以將搶奪縣區的土地和資源，在「發展」、「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的趨同化範式下，地級城市無壹不落入以房地產開發為城市建設的套路，全然不顧及地理因素和人類的生活需求。
在「致命自負」政府與「精細計算」開發商的共同構建的圈錢大潮中，構成壹幅幅沒有歷史記憶卻極為標準化的、權力與金錢緊密結合的暴發戶圖景。
事實證明，行政組織每多出壹個層次，信息的失真率就會成倍增加，這就是農民有所謂中央「富民政策」到了下面就變味說法的原因。
市管縣體系的設計，人為地製造出壹個中間層級，省縣之間權力被層層截留，信息溝通受到阻滯，這在信息網路高度發達和交通十分便利的當今社會早已不合時宜。
本來建立市管縣體制的初衷是想以市帶動縣，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促進城鄉壹體化，提高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
可事與願違，市管縣變成市盤剝縣，財富向市裡集中，流入市政府官員手中，供他們花費，而不是市拿出錢來幫助鄉村建設。
在壹些貧困地區，政府連自己吃飯都成難題，但為了維持龐大的行政架構和地級市門面，除了向縣裡搜刮，更無可能拿出錢來資助民間致富。
市管縣式的城市化道路，是壹種排斥市場機制的道路。
有批評者認為：「市領導縣體制旨在打破行政上的條塊分割，但在克服舊的地市矛盾的同時，出現了更加尖銳的市縣、市（市轄）區、區縣之間的矛盾，尤其是限制了地級市管轄範圍內其他縣級市的活力。
市政府既要抓好市本級，還要領導所轄縣的工作，結果往往是削弱了對農村工作的領導。
」根據對市帶縣體制影響轄縣經濟的壹份問卷調查中顯示，19％的縣認為市帶縣對轄縣經濟發展「利大於弊」，25％的縣認為「弊大於利」，另外56％的縣則認為「利弊參半」。
在調查走訪的20多個市轄縣中，70％左右的縣都抱怨市裡「啃縣」、「刮縣」、「卡縣」。
現在實行市領導縣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併的產物，大部分則是地改市，即將地區行署改為地級市，撤銷同名縣級市並設置壹個或幾個市轄區的結果。
地市合併可以減少壹套行政機構，地改市則要增設機構、擴大編製。
壹個地區改為市，馬上就是五套班子出來了。
五套班子就是：黨委、紀委、政府、人大、政協。
中共十四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政機構改革的方案》規定，地區黨政機構控制在30個左右，編製900人左右，轄縣少的地區控制在500人左右；地級市機構控制在50個左右，編製平均2100人。
地改市意味著編製翻番，自然成為各地區爭相追逐的目標，編製規定很快就被突破了。
黨政機構就象不斷滾動的雪球，不動還好，壹動就順勢滾大了。
[9] 2009年，中央壹號文件提出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體制改革，財政部又公布《關於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意見》，要求「省直管縣」財政改革在2012年底前在中國大部分地區推行。
由於涉及削弱市級壹層官員的既得利益，試行中遇到很大阻力，但近幾年社會動蕩加劇，群體事件急增，大部分發生在縣壹級，威脅到政治穩定，中央急於推出「省直管縣」，首先是從政治上考慮，加強對縣的控制。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縣域經濟的發展和地方政府自主權的擴大，縣鄉政府機構和人員隨之自我膨脹。
據國家統計局等11個部委對全國1020個有代表性鄉鎮的抽樣調查，平均每個鄉鎮黨政內設機構為16個，其人員平均158人，超過正常編製的2－3倍；平均每個鄉鎮下屬單位為19個，其人員達290餘人，嚴重超編。
現在壹個中等鄉鎮的工作人員就超過了20世紀50年代壹個普通縣的編製人數。
鄉鎮黨委和政府經歷了向科層組織發展的過程，內設機構不斷細化。
原來為1人的黨委委員、幹事、助理員，分別演化為相應的部、委、辦（所、站）等部門，鄉鎮還仿照上級政權組織增設了人大、政協、紀檢等機構。
這些人員往往是通過私人關係的利益交換原則而進入鄉級政府，私人化或家族化傾向嚴重，對於鄉村管理和市場經濟，多且無用，對於利益集團卻是滾滾財源，已經異化為純粹的食利階層。
喪失了管理職能，使所謂「吃飯財政」，「負債財政」，貸款借債發工資，成為普遍現象。
鄉鎮要保證自身生存，就需要龐大的財政來源，財政不夠就靠借債運行。
在廣東，欠債幾千萬元的鄉鎮比比皆是，多的達上億元，鄉鎮債務在全國有數萬億元之多。
稅收取之民，用之於民變為取之於民，用之於官，民生建設落後，形成「地方政府失靈」現象。
由於與農民矛盾越來越突出，縣鄉政府官員及依附人員便以黑惡化手段執政，成了麻煩製造者和秩序破壞者，基層政權成為掠奪性政府，走向了自身職能的反面。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有壹句著名的口號：「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徵稅。
」現在縣鄉幹部的話就是法律，就有打人抓人之權，拆房牽牛，逼死人命，比英國女王的權力還大，比舊時代的封建諸侯還要無法無天。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認為，「皇權統治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鬆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無為的」。
有學者將之概括為：「在傳統中國社會，事實上存在著兩種秩序和力量：壹種是『官治』秩序或國家力量；另壹種是鄉土秩序或民間力量。
前者以皇權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級分明的梯形結構；後者以家族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窩狀結構』的村落自治共同體，連接這兩種秩序和力量的是鄉紳精英階層」。
這比較符合中國歷史，皇權當然對鄉村有影響力，但那是稅賦和兵源的關係，只要不挑戰皇權，其餘的便由鄉民自行管理，與共產黨包攬壹切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然不在壹個層次，共產黨之所以極力反對鄉鎮自治，其道理也就在這裏。
皇權對鄉村是非政權形式的間接控制，比如北宋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度，元代建立都圖制和社制，明朝實行里甲制和糧長制，清代實行保甲制和門牌制等，都有壹套編織有序的社會管理網路體系。
今天的村委會和居委會的功能是為了有效控制基層，卻不能認作是壹級政府機構，它只有半政府的性質。
因為共產黨主要靠它無孔不入的黨支部來掌控末稍，實現中央集權，沒有必要設置這壹級政權機構，有黨組織就夠了。
為什麼中共實行五級半政權結構，並非不知道其中的弊端，而是故意擴大體制規模，增加體制內官員數量，以龐大的黨政官員、公務員及相關依附人員來作為政權的基礎力量，這部分人必須保持足夠的數量，才能管制到方方面面。
早在江西根據地時，就採取鄉（市）、區、縣、省四級地方蘇維埃政權結構。
學者的小政府大社會提議恰恰違反了這壹嚴密控制民間社會的原則，在大政府格局下，只要政權運轉正常，每壹級政府都不會有改革的動力，反而要拚死抵抗各種精減或縮小政府的動議。
我們只能看到壹些學術機構研究行政體制的弊端，呼籲改革，而各級政府卻根本不予理睬。
對民眾來說，龐大的政府機構自然是無用的食利集團，但其吸引力和凝聚力極為強大，眾人皆想進入這個集團分利，而不是瓦解它，每次的公務員考試都吸引無數的人參加，甚至達到幾千比壹的錄取比例，不是他們拚命要為人民服務，而是希望得到壹個保險又體面的職務，獲取尋租資格。
政府越腐敗，灰色收入越多，引誘力越大，政權的基礎就越穩固。
這看起來荒唐，卻是中共政權於民主化浪潮中不倒的重要原因。
試想，若政府規模太小，壹個縣僅有幾十個官員，又怎能無孔不入地管治民眾呢？
中共集權的特點就是政權的金字塔形結構，金字塔底層越大，上層越穩。
美國不是這樣，州縣政府並不由聯邦任命的下屬機構，各級政府只對各自地區的選民負責，聯邦政府管理整個國家也無權對地方政府下指令，地方政府有充分的自治權。
支持美國強大的是保障民權的地方自治，聯邦政府不需要通過權力的金字塔結構實現對國家的管理，政府的強大是體現民眾的自由意志，不是壟斷權力。
這是集權政府與民治政府的根本區別，集權政府什麼事都要管，於是不斷增加官員，擴大權力階層；民治政府基本上靠民間自治，大部分事分給社會團體去做，機構不需要很多。
中國雖說自古行中央集權，但是政府機構也還是很小，中央政府壹般設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六部（吏、戶、兵、刑、禮、工）。
廟少和尚自然會少，例如公元627年，偌大壹個大唐帝國的京都——壹百余萬人口的長安，只留用了643至730名京官，外官數量也相應較少。
明朝官職有所增加，越到後期越是膨脹，另外還有廠衛系統，類似於現在監視控制人民的黨務和國安系統，到明世宗時，壹次就裁撤錦衣衛3萬餘人，第二次裁掉148000人。
但還是比不上現在的官員泛濫如蝗災壹般。
清朝壹改明朝的弊政，清康熙年間，全國官吏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小吏，只有17000人，管理比現在大得多的國土。
到清末光緒年間共有知府180多人，知縣1300多人，辦理4億人口之政務，從中央到地方的朝廷官員不過25000人。
中央政權機關由議政王大臣會議、內閣、軍機處等構成，下設六部。
清朝除了吃皇糧的官員，還有壹部分自理口糧靠捐納購買的記名候補官員，候補不上就壹輩子做能穿官服的閑人。
晚清雖然腐敗，但從皇帝到大臣，天不亮就要上朝，今日事今日畢，無人敢於懈怠政事。
古時候當官收入不多，主要是榮譽地位和忠君報國情操，王安石食衣儉樸，岳飛受害，抄家壹無所得，壹堆破書而已。
袁崇煥辭官時，回鄉的路費也不夠。
不似現在的所謂「公務員」，朝九晚五，放下茶杯，又端酒杯，熒屏報頭，香車美女，賽過活神仙。
壹個小小鄉鎮長，連「芝麻官」都算不上，就能拿幾千萬元公款去澳門豪賭，這類渣滓聚集成為新壹代的鄉村惡霸。
民國初年中央政府頒布的《各省行政公署辦事章程》，省行政公署只設總務處與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四個司，全署編製不得超過60人。
到1990年，省級政府的工作機構平均為69個，人員編製多達幾千人，有的省甚至上萬人。
1991年底，中國1個省級單位平均領導11.3個地級單位，1個地級單位僅領導8.4個縣級單位，管理跨度小，導致層次重迭，人浮於事。
當官是中國人持續了幾千年的熱情，代表著人生的最高價值。
中共就是利用這壹點以籠絡人心，不斷增加機構人員，鞏固政權金字塔。
所以，官場總是供不應求，跑官賣官的多如牛毛。
1950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
在50多年中增加了27倍。
比中國西漢時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
中國的長官比例也為全球之最，縣以上政權機構都有五套領導班子，壹個市長就有9個副市長，其餘的黨務人大政協紀委也壹樣臃腫龐大。
日本首都東京人口1300萬，GDP1.1萬億美元，但是東京只有「市領導」7人：1名 市長，4名副市長，1名議長，1名副議長。
世界經濟首都美國紐約市，人口1800萬，GDP2.6萬億美元，也只有「市領導」6人：1名市長，3名副市長，壹名議長，壹名副議長。
以中共地級市遼寧鐵嶺市為例，其人口300萬，GDP僅46億美元，人口是東京的五分之壹、是紐約的六分之壹，GDP是東京的千分之四，紐約的千分之壹點八。
但是鐵嶺的「市領導」是東京和紐約的6倍，有41名之多。
從市中共黨委正、副書記，常委，到市政府正、副市長及他們的秘書長和助理，再到人大正、副主任和政協的正、副主席。
這還不算多的，有的貧困縣，所謂領導班子更為龐大。
貴州省赫章縣是國家級貧困縣，竟有12名副縣長。
因此中共的「官災」，比「蝗災」面積廣，更時間長久，比中國所有自然災害加在壹起的危害還要嚴重得多。
五、僵死體制
中央集權制度到了現代民權社會，已是僵死的體制，民權政府的核心是實行地方自治，中央政府不得干預地方自治事務。
地方自治是對國家權力的約束，國家權力沒有邊界的社會壹定是專制型國家。
分權自治體制中，省縣的許可權是很大的，省縣議會有充分的立法和決策權，制定省縣自治法，地方官員由地方遴選，不由中央政府委派，改革了幾千年的中央集權制度。
憲法還特別規定了「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的條款。
毛澤東的中國接續了兩千年多年的中央集權，用階級專政統治天下，即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
中央集權比諸侯割據的地方自治更容易實行統壹的政令，自秦始皇統壹六國開始，中央集權制度就再沒有更改過。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幾十年中，軍閥割據和戰亂不斷，中共也是割據政權之壹，這不是緣于地方分權，而是未能實現軍隊國家化所致。
地方分權自治中共是最大的受益者，延安地方自治的合法化使之起死回生。
有鑒於此，中共建政后，立即取消地方自治，重歸中央集權，給予少數民族區域的自治權是名義上的，中央實行壹竿子插到鄉村的集權制度，比古代的只到縣壹級的集權制更為徹底。
世界上大多數民主國家都是地方自治性質，專制國家基本為中央集權制，專制社會適合於中央集權，是專制政權的制度性保障。
與兩種不同制度相適應的，便是小政府大社會或小社會大政府的不同統治方式。
中共也曾數次精減機構，也有過小政府大社會的提法，以適應經濟市場化運作，但都不成功，關鍵在於中央集權體制，要管的事太多太細，如果下放壹部分權力，便會弱化中央政府的權威，許多政令不能通達。
所謂「壹放就亂」，於是又更為集權，形成「壹收就死」。
所以，總是收的時候多，放的時候少，即使是最小的鄉鎮政府也是貫徹中央政策的執行機構，沒有獨立管理地方事務的權力，因為地方政策是不能與中央精神抵觸的。
中央的要求往往不是通過全國性法律來實施，而是以紅頭文件的形式，不斷變幻，想起來幹什麼，就下達壹個文件命令各級地方政府無條件執行，地方的利益永遠受制於中央領導人的喜好。
中央的人事權管到省地壹級，如果需要的話，也可以管到縣壹級。
地方沒有真正的立法和人事權，所謂的分權或自治就是空話而已。
地方對中央權力的侵蝕，是通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這是隨機性的，沒有制度的保障。
地方自治必須受憲法保障，中共的憲法沒多大的分析價值，因為中共是以黨的意志治國，以政策治國，寫在紙上法律連它自己也不當回事，各種公民權利和地方許可權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
以中共第二部成文憲法（第壹部是割據政權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也就是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例，通篇充斥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戰爭罪犯」、「鎮壓壹切反革命活動」、「人民公敵」、「嚴厲的制裁」、「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各級政權機關壹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壹類充滿政治偏見和殺氣騰騰的詞語，不象是全體公民的憲法，倒象是壹部共產黨的政治宣言和討伐敵人的戰鬥檄文，正是這部專政機器的說明書。
後來的憲法也承襲了這種風格，在序言中以教科書的形式宣揚共產黨的奮鬥歷史，宣示其天然領導權的合法性和專政鎮壓的性質不變。
中共的壹切改革都必須維護壹黨天下，壹黨管制天下的每壹個地方，這是底線，而中國改革的前途就在於取消壹黨制，擴大民間權利。
維持黨管行政的集權體制，就沒有改革的前途，它的行政機構改革搞了多年，沒有解決任何行政體制弊端，也決非某位青天所能解決的問題—— 對於壹些立志於改革的縣鄉官員來說，在改革中將失去某種利益的公共權力依附人員是改革的阻礙力量。
在既得利益階層和分利集團面前，縣委書記、鄉黨委書記的力量就顯得太渺小了。
就拿壹個鄉來說，大大小小的幹部、教師和權力尋租人員，隊伍壹年比壹年壯大，從總體上來說壹個鄉書記根本無法抗拒。
決定鄉書記是否能繼續幹下去的人不是普通農民，而是鄉里的幹部、教師們的輿論和評價，他們不但掌握著話語權和更多的評價機會，而且他們更有能力和關係渠道向上級施加影響。
他們中的個別人可能與某副縣長或某局長有親戚或金錢關係，壹個小小的鄉書記恐怕奈何他們不得。
更多的時候，縣鄉官員自身及親屬朋友已經成為分利集團的主體，單靠某個書記要改革，要去改變整個利益分配機制，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李昌平在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推行改革的結果是被迫辭職；原安徽省利辛縣委書記夏壹松拒收禮金，立新規滌盪積弊，結果大量的恐嚇、侮辱接踵而來，有人揚言「夏壹松不除，利辛難安」，最後夏壹松僅當了180天的利辛縣委書記就被調離。
由此可見，個別縣鄉官員壹旦成為鄉村改革的現實動力，而又缺少來自上面的支持，就會很快被扼殺或排擠，出現逆向淘汰的現象。
帕金森定律揭示了縣鄉機構、人員膨脹、縣鄉政府改革動力不足的原始動因。
英國著名管理學家帕金森在分析組織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原因時，指出人員的晉陞機會與機構數量成正比，所以人們總是希望增加機構。
對於壹個不稱職的官員來說，他可能有三條出路，壹是申請退職，將位子讓給能幹的人；二是讓壹位能幹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兩名水平低的助手。
對於這位不稱職的官員來說，第壹條出路是走不得的，那樣他會失去許多利益；第二條路同樣也不能走，因為那樣會使自己多出壹個有力的競爭對手；看來只有選擇第三條路最為適宜。
於是，兩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他的工作，而自己則能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同時也沒有人成為自己晉級的障礙，而下級既然能力不濟，他們又會上行下效，為自己找兩個更加無能的助手。
如此惡性循環，就會形成機構重迭，人浮於事，扯皮推諉，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體系。
帕金森定律告訴我們：不稱職的行政首長壹旦佔據領導崗位，龐雜的機構和過多的冗員便不可避免，整個行政管理系統就會形成惡性膨脹，陷入難以自拔的泥潭。
……在以「苦甲天下」而聞名的寧夏西海固地區同心縣，部分幹部違法亂紀，大量超編進人，致使這個國家級貧困縣吃「皇糧」的人數畸形膨脹。
冗員吃空了財政預算、補貼，就連專項資金也被挪用。
在這個僅有33萬人口的貧困縣裡，吃「皇糧」者高達1.1萬人，全縣超編人員高達2800多人。
由於工資支出預算由上級部門制定，鄉鎮財政沒有任何減低這部分預算的積極性，精簡人員實際上意味著放棄這部分預算撥款。
由此可見，縣鄉官場內部很難產生足夠的改革動力，這種情況對鄉村改革的進程會產生負面影響。
[10] 即使有了上級支持和稱職的領導也無濟於事，依然是個人力量挑戰體制權威，仍然是局部性的變化，連改革的層次都談不上。
國家權力的垂直化體系決定了各級政府權力都被切分，不能獨立改變體制弊病。
黨務系統也是這樣，黨的政策由中央決定，地方黨組織只能執行，沒有政策上的自主權。
這種體制產生出壹大堆制度性困境，這不是僅憑個人改良決心而能解決的。
朱鎔基貴為總理，中共政治局常委，算得上敢說敢幹，在全面貪腐的大環境下，他無絲毫力量撼動極權體制，無法改變機構臃腫的毛病，更無權改變黨的專制。
現在撤併壹些鄉而增強地區壹級的做法，實際上是本末倒置，實行鄉村自治，鄉便脫離行政體制，由鄉民自治，因地制宜，管理人員數量不是核心問題。
鄉村自治應以鄉為主，村則太小，鄉鎮為居民生活的功能集中區域，教育衛生和集市貿易都集中在鄉鎮壹級，實行自治才有實際意義。
從魏晉到明清，行政系統壹直沒有延伸到縣以下，清末民初以地方自治的名義建立了區、鄉兩級派出機構，不是壹級政權。
按照當時的設想，區、鄉經費不是取自傳統的國稅，而是靠自籌經費來維持；區、鄉負責人也不屬於公務員，因此自治組織與官府自然有很大的區別。
撤併機構必須先從減少層級開始，再減少政府許可權，各級官員就都減下來了。
鄉鎮官員最高為科級，地市為廳級，廳局處科級官員成堆，級別越大，供養成本越高，只減小官，不動大官，更強化社會的官本位思想。
這跟城市限制汽車行駛，不敢動賓士奧迪等大排量富豪車，總是從夏利奧托之類小排量百姓車開刀壹樣不公平。
地區是省與縣的中間層次，多為較大城市，最先撤銷的應該是地市管縣體制，市由省轄，市不能再盤剝縣，縣對市無供養責任，縣也歸省管，縣以下為鄉村自治，除了縣級正常稅賦，無供養冗員之責任。
以縣為中心的地域經濟就活了起來，省支持貧困縣不再經中間環節盤剝。
城市化程度高，且已撤縣改區的地級市應壹並歸省轄制，與縣互不隸屬，城市化過程中形成的強縣也可整合數縣為市，縣改為城區，統壹歸省管轄。
縣制在中國目前（以及歷史上）作為基層政權單位的重要性是：縣作為社會、經濟、文化綜合性政治實體的基層政權建構，鄉鎮遠不具備這樣的綜合性特徵。
縣制在中國歷史上能夠歷久不衰，自有其深刻的理由，政治腐敗在縣壹級具有特別嚴重的性質和瀰漫性規模，絕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這壹級權力既相對遠離中央政權的監控，又相對接近自己的「子民」，在腐敗政治環境下，可直接通過鄉鎮政權魚肉鄉民。
過去，相當於地區壹級的州府是交通資訊落後時代的產物，現在再保留這個中間層次，還要增加壹級稅收，只會有負面意義。
1997年到2001年，全國鄉鎮總數減少了4528個，其中鄉減少了5681個，鎮增加1153個。
到2002年7月，全國鄉鎮數共為39715個，其中建制鎮為20374個，比改革開放初的2176個增長了近10倍，而鄉的數量則由52534個下降為19341個，鄉鎮數量之比首次出現建制鎮超過鄉數，分別是總數的48.7％和51.3％。
撤鄉並鎮雖減少了數量，而職能並沒有實際性的改變。
壹些地方借撤併之機大興土木建設，鄉鎮幹部私分公有財物，通過大舉借債消費等加重了農村鄉鎮政府的債務，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改革被壹些幹部和群眾稱之為「災難」。
應該撤銷鄉壹級政權，而不是削減數量，已城市化的大鎮可考慮保留壹些，變為市。
最好是連地區壹級也撤掉，中國之所以官員泛濫成災，這兩級就佔了很大部分。
現在的交通和通訊發達，壹個縣的直徑以五十公里計算，縣城到鄉下不過個把小時車程，從省城到邊遠縣城高速公路最多幾個小時。
古人傳遞公文，驛站快馬跑幾天到大半年，行政效率與今日根本不在壹個層面，清朝版圖比現在還大壹半，並未因效率低而分裂。
古代騎驢看唱本，現在三菱越野車，古人治理鄉村都無需另設鄉鎮衙門，白養壹大幫閑人，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小政府大社會。
信息時代壹個電話即解決問題，政府無需過多干預社會，建立小政府大社會格局，降低執政成本。
最不需要的就是鄉壹級政權，中國很多的壞事就是鄉村惡霸們干出來的。
他們離農民最近，又握有行政權力，卻無服務鄉梓的熱情。
因為鄉村是名義上的村級自治，農民無權過問鄉政管理，只要縣上有人做後台，便巧取豪奪，吃拿卡要，負債消費，圈佔土地，無惡不作。
就鄉鎮政府本身來說，它能做的事也極少，在農業稅費減除的現實下，已經沒有了收取額外稅費的法律空間，收上來的錢能夠政府自己用就不錯了。
鄉鎮政府不但不能服務於鄉梓，由於自身需求，逐步變為千方百計為自己搞錢的機構。
「以支定收」是壹條鄉鎮財政運作的「潛規則」，它需要花多少錢，就想方設法搞多少錢，因鄉鎮人大的作用圖有虛名，鄉鎮財政運作的透明度極低。
用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投入嚴重不足，只能發揮計劃生育之類的作用，對繁榮鄉村並無意義。
再說，鄉鎮政府作為由縣級組織任命的下壹級組織，只能無條件貫徹上級意圖，根本沒有與上級討價還價的地位，縣級政府職能部門設在鄉鎮的「七站八所」還肢解了鄉鎮的權力和財政。
這樣壹來，鄉鎮黨政不但不能成為壹級責權利相統壹的政府，還由於它的決策權甚至相當壹部分行政權掌握在縣級政府及其部門手中，它成了縣級政府事實上的派出機構，主要執行縣級政府的指令。
鄉鎮黨政正承受著來自兩方面的壓力：壹是村民自治而要求建立新型民主合作體制的壓力，鄉鎮黨政不能再簡單用行政命令來干預鄉村；二是自上而下的舊幹部任命體制的壓力，這方面既有硬性任務指標的壓力，也有人身依附關係形成的壓力。
鄉鎮黨政要想建立服務型的政府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和事佬也沒有餘地，站在哪壹邊都將使自身陷入困境。
鄉鎮政府在兩難時，只能選擇向上負責，從而加重與農民的對立。
打個比方，鄉鎮政權是壹段經常發炎的盲腸，遲早以割除為妙。
越是貧困的地區情況越糟，是最大的社會累贅和動亂隱患。
富裕地區也同樣可惡，廣東不少鄉鎮政府，花幾千萬上億元建政府大樓，修豪華氣派的廣場，巨額資金花在毫無效益的面子工程上。
這麼多閑錢寧願擺闊鬥富，耀武揚威，也不去改善農民生活，不用來辦義務教育，充分顯示鄉級政權的多餘和荒唐。
東莞有壹鎮長，五年間竟然去澳門賭場輸掉9000多萬元公款。
區區壹個鎮長是中共行政體系中最小的官員，尚如此喪心病狂，整個鄉鎮體制存在的價值就十分明白了。
據官方統計，截止2003年底,中國公務員的總數是636.9萬人，非正式編製而吃財政飯的人員約有4500萬人以上，另外，還有500萬人仰賴於政府賜予的權力實行自收自支。
財政飯有四層意思，壹是國家財政拔款，比如公務員的部分帳面工資；二是國家法規賦予的「自收自支」權而獲取的，如工商，文化，城管等部門，他們既是執法者又是經營者；三是國家武裝力量，這部分人至少在500萬以上；四是附庸於行政機構的大量編外人員，如公安局就養了大批的協警；有半社會半政府性質的居民社團組織、科教文衛、行業協會壹類；也有各種臨時性的雇傭人員，如用於每年兩會及各種國際體育賽事的安保服務人員，都由財政支出。
雜七雜八的組織都有收費權，可坐收坐支，是政府默許的潛規則式的「財政飯」，而這個財政飯要比合法的財政飯大得多。
攏共加起來，從民眾身上找吃飯的起碼在總人口的5％以上，明的暗的，合法的敲詐的，裝進個人私囊的，各顯神通，老百姓有多少錢無端被劫，無人能夠準確統計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經濟發展快而民生提升很慢的道理，國民財富的大部分都讓這幫碩鼠蛀蟲吃掉了。
2007年，國家財政稅收增加了31％，達到5.1萬億元，佔GDP的21％，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億農民的純收入。
也就是說，政府壹年花的錢等於3.7億個城鎮居民、12.3億農民壹年可以花的錢。
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財政稅收為4937萬兩銀子，那時壹個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約為24兩銀子(每月2兩左右)，政府收僅相當於205萬普通北京人的收入，現在的政府卻需要十幾億農民才能供養得起。
中國有5.4億城鎮居民、8億農民，加在壹起，2007年民間可支配收入總共為10.7萬億元。
5.1萬億元的政府財政稅收約等於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額的壹半，超過美國民間與政府的8.4萬億美元與2.4萬億之比。
但大頭還不在財稅收入上，政府有大量的國有資產和土地儲備，2007年國家資產和土地所有者增殖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萬億元，將資產性可支配收入和財稅的5.1萬億加在壹起，可以支配的總收入是15.7萬億元，這等於11.4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億農民的純收入。
據發改委估算，2007年全國居民資產為27.6萬億元，不到價值為88萬億的國有資產與國有土地的三分之壹。
如果GDP和資產價值都上升10％，老百姓從資產升值中得到2.76萬億元，政府得到8.8萬億元，政府得到的份額同樣是民間的三倍。
換句話說，也即是占人口95％的民眾的錢不過是占人口5％的政府人員的三分之壹。
國有資產是人民大眾的錢，政府拿了這麼多錢，花在民眾身上有多少呢？據財政部官員說，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約6000億元，相當於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461元(相當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而在美國，沒有多少國有資產，同期三項開支約為15000億美元，相當於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為美國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當於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所以中國僅壹個縣衙門的政府大樓規模就超過美國總統府很多，花費數億元或十數億元建新大樓的縣政府並不鮮見，且用不了幾年又要重建擴建，就是因為錢實在太多了。
讓這幫人實行有利於民眾的行政和財稅改革，絕無可行性。
如今的中國，儘管社會出現嚴重兩極分化，但統治集團的穩固性並不比毛澤東時代差多少。
在毛時代，有權就有壹切，但掌權者個人地位是不穩定的，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倒台，沒有形成壹個穩固的社會上層，是靠了執政黨地位和對體制的效忠。
但從90年代中期起，社會上出現了壹個掌握政治文化和經濟資源資本的總體性紅色資本精英集團。
緣于自己和父輩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權力，以總體性血緣代際關係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接轉移，不同資本的可轉換性變成了對各種資源的交叉佔有。
從70年代末起，高考、出國、官倒、第三梯隊、下海、買文憑等數次高潮中，完成了總體性的資本積累。
再進壹步發展為財富的積累，通常幾年的時間，就可以積聚數十億上百億的規模。
因此，這個龐大的集團，不但要維持政權的絕對穩定性，還要維護內部的經濟壟斷利益。
其群體的規模和邊界，必然是封閉性的，不使外人輕易進入，是這個集團的壹致目標。
政治和經濟文化的全面壟斷，壹方面保證了中共極權體制不會從內部瓦解，壹方面為維護這個體制積累了巨量財富，加強了中共極權統治的安全性，甚至可以影響到國際政治層面。
利益集團談不上什麼效忠，他們紛紛轉移財產到民主國家就是不看好中共前途，但這是兩手準備，並不減少維護現有體制的決心，這才是利益最大化之關鍵所在。
這是毛澤東時代所不能比擬的，那時中共總時刻感覺到戰爭危險，現在的中共已無外患之憂，可以用大量的金錢來增強自己的國際發言權和影響力。
但中共的集權體制是僵死的，如同壹具巨大的腐屍，這是對其整體而言；體制內的成員皆紅光滿面，肥得流油，象是壹堆堆爬滿腐屍的蛆蟲。
六、運動治國
在權力的市場化過程中，中央集權體制效能也逞弱化趨勢，具體體現在全國性的法規幾乎沒有壹部始真正在地方上得到貫徹，也幾乎沒有壹項規章制度行之有效。
至上而下的貪腐體系導致社會全面黑惡化，無論是警察的「文明執法守則」還是村民委員會的「村務公開制度」，頒布之日即束之高閣。
每年壹部的法律全書，以百萬字計算，每年從中央到鄉鎮的各級黨政部門下達的政令法規數以萬計，卻幾乎沒有壹件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
各種政令、法規、指示均不同程度地被扭曲性執行、限制性執行和選擇性執行，上級對此也只能默認。
任何法令、政策或任何級別的「領導批示」，都不再具有真正的權威，這在民眾上訪有效率僅千分之壹就可以看出，中央領導權威充其量是紙面上的，在壹層層的文件批轉中消解于無形。
潛規則大行其道，顯規則黯然失色，效率遞減、政策變形，所有或大或小的權力惟有在灰色地帶才真正體現權威。
大到政府機構改革、反腐肅貪、農村減負，小到治理公路三亂、公費旅遊等等，都是雷聲大雨點小，雨過地皮濕。
貌似極端強大的中央集權、似乎無所不能的國家權力，只能體現在省市壹級的官員任免上。
層層負責的行政體制、龐大的幹部人口、爭權奪勢的政治鬥爭、行政權力的黑惡化，形成層層割據狀態。
在作為政治統壹體的壹國之內，東西南北之間的經濟政策差異、實際稅負差異和各地的執法標準、司法尺度的差異，遠遠大於聯邦制下實行地方自治的美國各州，而省際市場之間的貿易壁壘更遠遠超過歐盟25國，除了軍隊和國稅尚在中央手中，中央集權體制已名存實亡。
舊王朝可以存在幾千年，中共集權體制難以延續百年，中央的政令被敷衍抵制的狀態已經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
2004年震驚全國的安徽阜陽劣質奶粉事件中，地方當局不僅用「假撤職」矇騙國務院調查組，調查組前腳走，地方政府便拒不為患病嬰兒免費治療。
朱鎔基總理以鐵面著稱，安徽省南陵縣竟敢以假糧倉來欺瞞他。
溫家寶總理為解決黑龍江雞西市壹起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欠薪案件，三次批示，雞西市卻反覆欺騙上級，直到溫家寶為此派出國務院調查組才勉強解決問題。
那些沒有經過總理親自督辦的案件，其結果可想而知。
古代有欽差大臣制度，尚方寶劍壹舉，有先斬後奏之權，砍掉幾顆貪官腦袋，即奏殺壹儆百之效。
中共高層統治集團形成「統壹意志」的能力已不復存在，五級半政權機構的事權與財權嚴重不協調，官府與民間爭利、機關與企業爭利、中央與地方爭利、上級部門與下級部門爭利。
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的地方化、部門化、利益化、商品化、金錢化、私人化趨勢日益嚴重。
而且不同職能部門之間互相爭奪審批權、控制權、收費權和罰款權，有利可圖的行政管理爭相下發收費文件，無利可圖的公益事業相互扯皮的怪事屢見不鮮。
某地壹高速公路建成，交警與路政兩家爭搶高速公路事故拖車權（拖車壹次收費壹千元至幾千元），打得頭破血流，堵塞交通多日，驚動了中央。
河道挖沙利潤高來錢快，公安、河道、國土、礦產、工商、稅務、鄉鎮、村委會等各級衙門趨之若騖，爭搶收費權。
對防洪及村民造成的災害後果，全是推來推去，誰也不負管理責任。
中共有中央集權之制，卻無中央集權之鐵腕，取消了計劃經濟，地方豪強在市場經濟中坐大。
中央集權本來就與發揮地方積極性的分權制度不相匹配，壹收就死，壹放就亂，這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在地方豪強的抵制中，中央權力被壹步步削弱，配之以無法無天的法制環境，「大難來時各自飛」，中央集權崩潰時，中國命運如何，自不待言。
中共看起來強大無比，有深入鄉村遍及城鄉的黨組織，有幾千萬大大小小的黨員幹部，有幾百萬忠於「黨指揮槍」建軍原則的軍隊，有從中央到地方龐大的五級政權體制，有聽命于上的村委會和居委會，全社會牢牢控制于中共手中，可以實現鄧小平「堅持基本路線壹百年不動搖」的設計。
如果認真觀察壹下的話，事情並不這麼簡單，首先社會管理就處於失控或半失控狀態。
政權的控制力問題不大，由於各級既得利益集團緊緊捆在壹起才可攫取最大利益，他們維護政權的積極性極高。
廣東是經濟最發達地區，鎮壓村民反貪與征地的維權活動，動輒開槍殺人，毫不手軟，因為這直接侵犯到當權者的利益，無需中央批示，地方更有積極性。
但對假冒偽劣泛濫成災的現實，卻總是躊躇不前，因為當權者能從中漁利。
經濟利益是這個政權的最大誘惑力，只有政權的堅定支持者才能分得利益，對海內外都壹樣。
香港的曾憲梓就十分仇視民主派，動輒說民主人士是漢奸賣國賊，因為他的效忠表演越好，在大陸的利益就越有保障。
CCTV有個對外廣播的第四頻道，永遠不愁沒有海外人士上節目，台灣的不少名人以「愛國」的面孔出鏡，天天咒罵泛綠陣營，他們知道罵陳水扁政府毫無風險，因為台灣民主了；他們更明白共產專制馬屁非拍不可，否則不能回大陸經商，怕發不了財，怕給當間諜抓起來。
所以說，中國民眾的民主訴求存在於民眾之中，並不在所謂的精英階層。
但是，政權的穩固並不等於社會的穩定，恰恰是由於利益集團無止境的貪婪，在非法攫取財富過程中的肆無忌憚，造成中國社會無法無天，政府的社會管理功能處於基本失控狀態。
所以中共又回到了運動治國方式，不過現在的運動治國主要是運動式的行政執法，壹般不推及政治領域。
毛澤東時代是重視革命運動而輕視法律作用，從不提什麼依法治國。
發動群眾性革命運動來治理國家，這壹點受不少人置疑，有必要搞那麼多運動嗎？簡直是胡折騰！其實這正是毛澤東的高明之處，有些運動看起來荒唐無比，如比林與批孔連在壹起，評論《水滸》與批判投降派搞在壹塊兒，卻對毛及中共的統治極為必要。
沒有運動也要製造運動，沒有敵人也要樹立敵人，哪怕是古人死人也罷。
這樣壹可以養活壹幫職業運動家，二可以吸引民眾的注意力，緊張人們的神經，高度關注形勢動向，緊跟中央的步伐，免得群眾精神渙散，起「非分之想」。
壹切政治運動都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經濟工作也由政治運動來推進，所謂「抓革命，促生產」，中共在永不停歇的折騰中維持其執政的正當性。
毛壹直到死，其威信地位不可動搖，民眾從不擔心共產中國的命運，說明運動治國是其生存之道。
現在的中共取消了領袖終身制，只能任兩屆，想干到死是不可能了，當權者就改玩什麼「民主與法制」。
結果自欺欺人，民主是鬼話，法制是廢話，弄得進退失據，完全喪失公信力。
不搞政治運動，公開搞私有化，反令共產黨的全部歷史功績變得毫無價值，前途堪憂。
它的運動治國方式只能向行政執法上轉變。
行政執法的運動化是同由於各級官員漠視法律，漠視法律的惡習緣于熱衷於修改憲法，卻從來不拿憲法當回事。
憲法都沒用，整個社會無不輕蔑法律權威而服從於政治權威。
資本家不給農民工發工資，這本來是法律問題，按照勞動法完全可以追究法律責任，可是政府卻假裝看不見，最多在春節前突擊來壹場專項治理欠薪的執法運動，以運動式執法來體現黨和政府的權威。
行政部門平常幹什麼呢？他們的功夫都用在了圈錢上面，即行政執法的牟利性，有錢賺的事不請自來，無利的事請也不不管。
派出所抓賭抓嫖最熱心，因為有大把現金和罰款，而入室盜竊、道路二搶、公交車抓賊、流氓滋事、黑社會勒索，則是報了案也沒什麼用。
深圳天天有黑惡勢力收取保護費，公開打砸商鋪，砍殺無辜群眾，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警方視而不見，因為要付出辦案成本。
交警查車罰款本來是懲戒違章行為，現在全是牟利手段，尤其在年底，為突擊完成罰款任務，過個肥年，包括治安刑事警察在內全部壓到路面，掀起罰款運動高潮。
其他部門也是這樣，能弄錢的都出來了，滿街的大蓋帽如過江之鯽。
在這些衙門裡，看不到多少正義感和職責操守意識，在向錢看的大氛圍下，他們自然充當著榜樣的作用，金錢成為維繫政府與民間聯繫的遞質。
行政部門壹切活動都要首先考慮自身是否受益，這就是為什麼管理機構日益龐大、幹部越來越多、社會管理卻趨向失控的原因。
只能靠專項運動式執法，以緩解嚴重的社會無序現象，卻不願將管理太有序了，那會失去贏利機會。
有似馬路上整天開挖的各種工程壹樣，如果搞壹次用上十年二十年，這些年頭又吃誰去？漏洞是制度性的，各級管理者又故意擴大漏洞，積累矛盾，以示問題之嚴重及管理之艱難。
壹如「辦事二妙法」之壹的「補鍋法」，補鍋匠若不趁機把鍋的裂縫敲大壹點，如何賺取更多的錢。
六四鎮壓不謊報軍情，擴大危機，何來危急時刻的護主之功。
運動式執法不但不影響平常的經費，還能增加額外的投入，更有請功受獎之機會。
平常的工作放壹放，到運動執法階段突擊壹下，各種報表和功績就十分醒目了。
更不消說行政部門與違法者是食物鏈關係，捉光了鼠，貓便餓肚皮也。
社會生態破壞后，甚至蛇鼠壹窩，亦常見之景觀。
收容遣送站為了多抓人，與政府和企業勾結，將證件不全的人強制勞動，其目的就是能共同分利。
執法者在食物鏈的頂端，下端的生存狀態也決定著頂端的生存質量，例如監獄靠犯人的生產提供費用，以完成生產指標情況作為考核和獎懲的標準，監倉犯人存量直接影響獄政管理人員的生活質量，有的模範監獄伙食標準和住宿條件好過深圳的打工妹。
這種怪現象在馬克思的《資本論》里也有敘述。
所以說，欠薪頑症與利益執法中的各種亂象，因為涉及到經濟利益，都有故意縱容的因素。
如果不涉及經濟利益或有可能損失其利益時，結果大不相同。
政府行政管理的失效，也要看失效帶來的後果對誰有利，這種失效是選擇性的。
管理亂，他們不怕，亂可以混水摸魚，大撈不義之財。
很多官員為什麼撈起錢來不要命，因為他們也怕慢了自己吃虧，形勢壹變也許喪失撈錢機會。
大家都有這種思想，所以社會管理越來越亂，也就不可能再好轉。
對他們來說，這是亂的好處，求之不得。
對他們利益構成威脅的是民眾維權行為和民主要求，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汕尾事件下令開槍的不會是胡錦濤，地方官員與中央的根本利益完全壹致，無需等上面指示，這是心照不宣的事，用不著特別批示。
社會再亂是亂了民眾，政權機關的鎮壓功能絕不會失效，只會因技術裝備的高科技化而更高效，壹有事便動如脫兔，公安武警迅全副武裝出動，壹分鐘也不拖延，這種情況下，他們不會自亂陣腳。
公安武警經常防暴演習，假想敵是大規模的群眾示威。
行政效率雖然低下但政治效率極高，信基督的人在家裡傳道，與政府毫無關係，公安的嗅覺卻極為靈敏，打人抓人，雷厲風行。
維權人士哪怕壹個極小的動作，政府也會迅速打壓，決不推諉扯皮。
原因是政治運動不搞了，民眾的政治熱情遞減，權利意識上升，政府若不迅速出手，就會在民主化浪潮中垮台。
東德垮台前，首先是社區壹級的權力機構開始瓦解，民眾大批逃亡，抗議示威不斷，失去信譽的黨對權力末稍無能為力，隨即政權機關象雪崩壹樣大面積癱瘓，最終導致柏林牆的倒塌。
中共早就看清了這壹點，所以它對行政管理失效現象並不緊張，只要縱容官員貪污，基層政權就會嚴守政治防線，自動鎮壓民間反對力量，基層政權鞏固了，政權的金字塔就越加穩固。
中共真正擔心的是內部亂，鎮壓法輪功，高層有不同意見，但涉及到政權穩固，最後還是上下壹致，大張羅網，成立610辦公室，特務遍及全世界。
因為政權畢竟在中共手中，上下根本利益相同，不愁無效力賣命的走卒。
中共是靠運動起家的，奪取政權的內戰靠了土地改革運動，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
建國后，開始工業化進程，小農經濟的農村轉變為提供工業原始積累的基地，首先保證的必然是工人的利益，工人的地位迅速上升，這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
農民算不上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只能算半無產階級，當長工的僱農和鄉村的二流子雖然無產，但流氓無產者不能作為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必須把農民從小農經濟中解放出來，改造成無產階級，先是農業合作化，緊接著土地全部交公，成為人民公社社員，農民第壹次變為無產階級。
中共脫離了斯大林「農民黨」的詬病，變為標準的無產階級政黨，挺胸進入國際工人階級政黨陣營。
工人群眾也有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保障，就業、養老、住房、教育、醫療等，全由黨包起來，當了勞動模範還能到北戴河療養，受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
總之，壹切向蘇聯看齊，「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工人的生活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政治運動的主角也由農民變為工人階級先鋒隊，工人階級成為最響亮和最自豪的稱呼。
蔣經國在蘇聯入了黨，提了干，當上廠長，在給他母親的信中說：「1930年以後我在工廠工作，成了工人，後來成了技師，現在是副廠長，在這個分廠有4000個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個月有700盧布的薪水。
當然，這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生活的這壹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樂……蘇聯是世界上最重禮節，最文明的國家，我對能住在蘇聯感到非常光榮，蘇聯是我們的祖國……我的祖國蘇聯像燈塔壹樣，在大風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壓迫人們鬥爭和勝利的航路……」不知蔣經國在當了中華民國的總統之後感覺如何，反正在蘇聯當普通工人的自豪感由然而生。
所以，過來人都會對毛澤東發動壹個又壹個令無數人為之狂熱的政治運動，至今深有體會。
文革在後人看來純粹是發神經，但當時的紅衛兵卻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要不怎麼會叫做「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
但是問題並不這麼簡單，靠運動治國的中共也開始嘗到喪失政治運動領導權的危機。
政治基礎就是不斷發動群眾，來實現有效統治。
經濟發展以經濟為重心，當然不能整天搞運動，中共如放棄政治運動傳統，必然會動搖自己的基礎。
鄧小平號召以經濟建設為重心，但他又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消除他憂心如焚的政治出軌傾向，他晚年力不從心，實在是失去了工農群眾支持。
江澤民執政也常搞壹些政治小動作，如「講政治」、「三講兩思」、「三個代表」之類。
說他是小動作，是因為只限於黨內走走過場，群眾根本無興趣，也不敢發動群眾。
「胡溫新政」也拋出所謂「新三民主義」的說法，就更不行了，你說為民這個，為民那個，誰也體會不到，反倒每壹輪改革都是向群眾開刀，連中小學義務育都哭窮，還奢談什麼權為民所用！別以為缺少了群眾熱心的政治運動搞不搞沒關係，蘇聯垮台的壹個重要原因即是工農大眾厭倦了蘇共，脫離共產黨的政治運動而緊密轉向了民權運動。
中國現在無法無天的亂象，比前蘇聯厲害千倍，甚至比文革還差，文革完全在黨的控制下，現在黨連搞群眾運動的膽子也沒有了。
運動治國的失效，不等於放棄了運動治國的傳統，運動治國仍舊是中共維持政權動作的重要工具，這主要體現為政府行政管理職能的運動化上。
比如說：嚴打、反腐敗、掃黃打非、打拐、打雙搶、打炒火車票、打洗錢偽鈔、打盜版光碟，打假冒偽劣、打有毒有害食品、打走私等專項行動等等，以及清理違法建築、清理銀行爛帳、清理報刊亂攤派、清理農民工欠薪、西部教育扶貧行動、治淮零點行動、學習雷鋒月、希望工程、群眾大接訪日、宣傳防愛滋病周、撲殺街頭流浪犬、整頓非法采血活動、整頓學校亂收費、治理校門口殺害兒童等等等等，壹切政府日常的行政職能，無不以壹次又壹次的突擊運動來實現管理，無不以上級領導的不斷的組織督促才可能發揮行政職能，無不以所謂專項綜合治理的聯合行動方式才能發揮各職能部門執法作用。
那他們日常工作是什麼呢？打牌看報，文山會海，酒樓歌廳，包養情婦，官商勾結，吃拿卡要，這些勾當無不趨之若騖。
有利的搶著干，沒利的懶得干，他們的職務來源於黨，黨是由人組成的，人性的貪婪在法制失效的現況中發揮到極致，上上下下全是行賄受賄關係，人人如此，層層如此，中央政策法規鋪天蓋地，卻常常出不了中南海或北京城。
少了政治運動，卻要依靠更多的行政管理運動，每項運動又需要成立有關的辦公協調機構，各級政府和各類辦公室林立，「大蓋帽」洶洶如過江之鯽。
北京煙花爆竹解禁，還要專門成立個「煙花辦」，這個辦那個辦，就是辦不了正事。
在中國，沒有群眾參与的任何運動，只能流於走過場，運動再多也是應付差事的短期行為。
世界上再沒有比中共政府行政水平更差的了。
改革開放以來，工農群眾的社會地位日漸下降，重要性降低，到六四后，已經完全失去發言權，在政治天平上，甚至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遠不能與毛澤東時代相比。
毛時代專製程度雖然比現在要高，但毛的壹生離不開群眾支持，從發動內戰推翻國民黨到建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每壹次都發動廣大工農群眾參与，利用民眾政治熱情統治實現他的帝王統治。
所說毛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林彪也說：「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
」毛又給了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政治武器，這樣壹吹壹拍壹送，革命群眾就如同壹群披掛齊整隻待鑼響就上場表演的猴子壹樣。
毛善於動員下層群眾的革命熱情，以至於純粹的宮廷鬥爭也以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革命口號加以包裝，這是毛能在極其險惡的共產革命中戰勝無數對手、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的殺手鐧。
這壹套功夫來自他對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研習，也是對斯大林主義的借鑒，形成傳統的共產專制的特徵。
中國人不能因為這樣就認為毛時代公民獲得了普遍的政治權利，因為這種權利是帝王的小小恩賜，全在當權者的掌握之中，這種象徵性的群眾政治權利是毛的統治工具，不是公民權利，不構成對專制政權的制衡因素。
當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化時，革命不再是共產黨的專利，它也不能從此消滅革命，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取代了革命運動，共產主義理想已經被當權者自己拋棄，更不再是群眾熱心的東西。
沒有了革命和運動，人人想賺錢改善生活，發展經濟無需發動群眾，群眾也自然會將熱情轉移到經濟上來。
小崗村的分田單幹，決不會發生在毛時代，個體戶也不會出生在「割資本義尾巴」的年月。
中共的注意力也必然轉向國內外的資本家，轉向大型國有企業的效益上來，也由於中共自身的需要，軍隊也有了比以往更大的經濟能力，知識分子也因統治集團的精英化和技術化而變為即得利益群體。
工農群眾不但失掉了政治生活中的位置，因就業、人口、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對政府財政造成極大壓力，變為政府急於推卸的包袱。
政府思考的是如何收取更多的稅費，如何把財政支付的社會福利取消或市場化，如何為自己龐大的利益集團快速牟取更多的眼前利益。
所以只能放鬆對商業資本的控制，放鬆對環境的保護，放鬆對侵佔土地的監管，蠶食原本就極為可憐的公益事業，嚴密防止工農群眾的維權訴求，留出更多的剩餘價值，讓壹些利益給企業。
如果仍象毛時代給與普羅大眾壹定的政治機會，群眾必然會運用到維護自身權益當中來，演變成六四那樣失控的反腐敗運動，危及中共統治，這是中共決不可能讓步的底線。
中國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不存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只會在行政機構上作些象徵性的改良，因為六四屠殺阻斷了和平改良政治的機會。
拒絕和平就只能走向動亂，無論知識精英和理論家們設計出多少種方案、想出多少新名詞都無濟於事。
和平演變的機會不會永遠存在，就象中國經濟發展錯過二戰後最好的時機，便永遠達不到美國式的生活水準了，因為地球資源已經不夠用了。
政治改革也壹樣，社會各種矛盾積累到相當危險的對抗性程度，平穩通向民主化的道路就封死了。
壹放就亂，還沒有另壹個政黨能使中國平穩走向政治民主。
中國必須在又壹次推翻「滿清王朝」的共和革命中重新找回自己的定位，接續中斷已久的民主進化程。
非和平的民主過程將會導致嚴重的經濟衰退，引發難以緩解的就業危機，失業大軍又會加劇動亂，加之民族矛盾、環境破壞、食物短缺、金融危機、通貨膨脹、黑社會興起等因素，更延長磨合期。
即便如此，也是民主化過程中必須付出的變革成本，由於中國人的急躁輕信影使共產主義乘虛而入，不得不付出比蘇聯解體更大的代價。
七、太子黨禍
中共「太子黨」現象，是展示中國共產主義特色的另壹個櫥窗，它是中國社會的壹大毒瘤，使社會危機更加複雜化的癥結。
「太子黨」壹詞為泛指，特指中央高幹子弟和各級領導幹部的子女們，利用先輩的權力影響而從政或經商的現象。
約定俗成后，就成為民間壹個標準而流行的通稱。
官方稱「太子黨」為「紅孩子」，這是狹義的，指稱老壹輩中共領導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
廣義的「太子黨」是壹個更為龐大的群體，涵蓋各級黨政幹部子女這個群體。
中共統治集團本身就十分龐大，壹個領導人如有兩三個孩子，七八個孫子，再很長壽的話，盤根錯節，其能量的乘數效應使這個群體象滾雪球壹樣不斷膨脹，同時積聚越來越大的勢能，形成大大小小的紅色家族，形成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各種割據勢力，壟斷著中國的命脈。
「太子黨」是紅色貴族的世襲化形成的，沒有政治權力的世襲化就不會有「太子黨」現象，雖然紅色貴族的世襲不是法定的，但中共政權具有封建社會主義性質，必然帶有封建世襲王朝的特質。
「太子黨」即為其家族傳承權力，也攫奪財富，如果說中共政權「金字塔」初期的基礎是普通民眾的話，現時政權已不再需要也不可能由民眾奠基了，而改為「太子黨」群體，中共幹部群體和利益集團就成為基礎力量。
在草根階層利益與權貴集團利益嚴重衝突的今天，以「太子黨」為骨幹的紅色貴族集團是紅色江山最為可靠穩固的政治經濟基礎，是抵制自由民主化最堅定最有效率的集團。
六四鎮壓后，中共更加認識到只有「太子黨」才能真正繼承先輩的遺志，繼續高舉共產黨的旗幟，傳承紅色江山。
於是由過去「太子黨」的個別從政到全部進入官商領域，亦官亦商，佔盡地利優勢。
尤其是軍隊，為軍權牢牢掌握共產黨手裡，團以上的軍官幾乎全有「太子黨」背景。
俗話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將權力和財富傳給自家人，比交給誰都塌實放心。
鄧小平「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壹百年不動搖」的教導，對於民眾自然是夢話，對「太子黨」來說，卻是生死攸關的政治遺囑。
「太子黨」現象不是壹天形成的，早在延時代，中共高層就著意培養他們的子女接班。
或單獨設「保育院」，或送往蘇聯留學，所謂「喝延河水長大的」、「喝伏爾加河水成長的」，就是指這幫紅色貴族後代。
丁玲曾為延安婦女因出嫁質量帶來子女的不同命運而鳴不平：「不是騎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藝術家就是總務科長。
她們都得生小孩。
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線和花絨布包著，抱在保姆的懷裡；有的被沒有洗凈的布片包著，扔在床頭啼哭，……而有著保姆的女同志，每壹個星期可以有壹天最衛生的交際舞。
」[11] 嫁給中央領導人，子女可送往蘇聯留學，嫁給騎馬的高幹，孩子有保姆，有跳舞的資格和閑暇。
嫁給穿草鞋的低干，嬰兒嗷嗷待哺，壹個星期只准夫妻團聚壹次。
士兵就更不行了，沒資格娶妻結婚，不準在駐地談戀愛，也沒那麼多女人配給他們。
延安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平均18個男人才能攤上1個女人。
共產黨以絕對均貧富的共產主義來蠱惑人心，同時黨的領袖又以反對平均主義來建立新的更不平等的等級制度，滋生出龐大的特權階層。
延安沒條件為毛修豪華宮殿，進了北京立即住入皇宮，在全國大修行宮別墅，超過中國歷代帝王。
建政初期，老壹輩子無產階級革命家年齡普遍低於50歲，子女年齡尚小，尚不擔負黨國大任，還處於接班預備期，所以那時「太子黨」掌權的現象並不嚴重。
共產革命造就的壹大批紅色貴族取代了舊貴族，其權力的獨佔性和內卷化，老壹輩有向親屬轉移權力的強烈需求。
文革中毛澤東讓老婆進政治局，林彪等軍方大員也紛紛讓老婆出任老公的辦公室主任，形成龐大的「夫妻店」式的家族化權力格局，也安排子女進入軍方政界，做接班前的熱身。
只是毛的兒子死的死，傻的傻，兩個女兒不熱心政治，便將侄子毛遠新提拔起來，先任壹方諸侯，再安排在身邊。
隨著鄧小平上台，高層老齡化嚴重，權力便開始快速轉移至「太子黨」手中，中央高層有個不成文的內部規定，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省部級以上的領導幹部子女中應至少有壹個出任高層職務——副省部級以上職務。
鄧家帶了頭，上行下效，各級政府和各國有企業領導紛紛將自己的子女相互交換異地提拔任職，中國迅速形成各個層級的「太子黨」網路。
以其巨大的政治勢能，用政治分贓形式左右政治決策和干預經濟生活。
許多省部級職務，甚至總理壹級（李鵬就是周恩來養子，以六四鎮壓和執政能力低下著稱）無不握于「太子黨」手中。
近年來，隨著中共領導人的交替，權力從壹二代「太子黨」轉移到三四代「太子黨」手中。
還有未成年的「太子黨」在幼兒園起就已經享受到紅色貴族特權了，2009年廣州9間機關幼兒園年財政補貼達6000萬，這些機關幼兒園分屬8個職能部門，幼兒人數合計約3000名左右，均列入「事業單位（財政核補）」之列。
[12] 也就是說，平均每個小「太子黨」的補貼竟高達2萬元！這不過是些地方上的紅色貴族，廣義上的「太子黨」，小打小鬧，根本不能與中央級「太子黨」相比。
中央級的「太子黨」早已是在歐美國家求學居住，享受豪華別墅汽車的待遇，有巨額的美元供其揮霍。
中國的納稅人不但養活著龐大的紅色貴族集團，還要「從娃娃抓起」，連地方權貴的小孩子也要包養起來。
那些出國的小「太子黨」，在西方的自由空氣中更會感受到紅色特權的珍貴，他們回到中國，非但不會帶回西方的民主理念，反而要加緊鎮壓民間自由傾向，拚死保護紅色江山。
道理很簡單，對於習慣了特權的中共統治階級來說，特權的誘惑力絕對超過自由，紅色貴族喜愛特權，草根階級渴望公平，階級地位決定了價值取向，這也是中共統治者決不進行政治改革的原因，無論怎樣離不開西方市場也不會動搖其決心。
由於紅色權貴的壟斷特權，中國有壹個不允許民間資本控制的行業表，所謂戰略產業，包括銀行、電信、鐵路、航空、保險、航天、石油、礦產、鋼鐵、軍火等產業，還包括出版、報刊、廣播電視及其他特殊行業。
其中最賺錢的如石油、電力、通信、能源、金融、地產、軍火、高科技等行業，都是「太子黨」才能分享的蛋糕。
這些行業准入門檻極高，或以極高的註冊資本要求來保證權貴集團的利益。
在國有大企業，壟斷國家經濟命脈的產業，有實權和有油水的職位基本上由「太子黨」把持，壹線的苦累崗位，沒有科級以上幹部的子女。
「太子黨」發展了30多年，已滲入到縣鄉壹級的基層，你若到基層了解壹下權力和財富的分佈情況，就知道問題之普遍。
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的報告表明：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90％是「太子黨」。
至2006年3月底，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億元。
網上有壹份簡單的「太子黨」資產排名，就很能說明問題：
1.王震之子王軍，中國中信集團董事長，公司市值7014億元
2. 江澤民之子江綿恆，中國網通創辦人，公司市值1666億元
3. 朱鎔基之女朱燕來，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公司市值1644億元
4. 胡錦濤之子胡海峰，是威視公司總裁，該公司市值838億元
5. 榮毅仁之子榮智健，是中信泰富主席，公司市值476億元
6. 溫家寶之子溫雲松，北京優創科技總裁，公司市值433億元
7. 李鵬之子李小鵬，華能電力董事長，公司市值176億元
8. 孔元之子孔丹，中信國際金融董事長，公司市值99億元
9. 李鵬之女李小琳，中國電力副董事長，公司市值82億元
10. 王軍之子，王震之孫：王京京，中科環保副主席，公司市值7.7億元 [13]
知道了「太子黨」問題，即知中國這塊「大蛋糕」掌握在誰的手裡，那些沒弄懂官場規矩，無權力背景，拚命參加公務員考試的毛頭大學生們，端的可憐。
學者孫越生在《官僚主義的起源和元模式》壹書中，將這種世襲制度比喻為「生殖器官僚政治」、「生殖裙帶系統」、「生殖系統造官法和裙帶關係權力網」，可謂形象生動。
認為「成熟的專制制度的特徵是權力獨佔制、終身制和世襲制。
成熟的私有制的特徵是財產的獨佔性、延續性和繼承性。
兩者多麼像壹對孿生子那麼相似。
」官僚還具有青蛙般的兩棲特徵：「官僚政治也天生具有這種兩棲性。
就整個官僚政治的進化來說，從貴族血統型向布衣科舉型的轉變，從終身型向限任型的轉變，從世襲型向選舉型的轉變，從人治型向法治型的轉變，從寄生型向服務型的轉變等等，是壹種進步。
但從官員個人來說，卻不見得都以後項形態為前進方向，而寧是把兩棲性當做適者生存的手段，左右逢源的條件。
」[14] 官僚政治的孿生性和兩棲性是穩固專制政權的需要，君主和官僚都以此兩面特性來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毛澤東時代如此，鄧江胡時代亦如此，只是從政治運動「進步」到圈錢運動罷了。
比較而言，現行中國政治制度是大倒退，「太子黨」現象歷史並不鮮見，但如中共政權這樣深入到各級政府和經濟方面的「太子黨」現象，史上絕無僅有。
古代有科舉制度保證官員來源於社會各階層，除皇室或爵位之外，不允許世襲。
高俅貴為太尉，朝廷重臣，其衙內人稱花花太歲，胡作非為，也不過是紈絝子弟，白丁布衣壹個，並無壹官半職。
要是換了現在，起碼弄個省長部長噹噹，幾年後就當上總理了，再漂亮的小娘子，也有會有人忙不疊送上門來，根本不用苦心設計圈套謀人妻子。
所以說，古代再貪惡的官僚，怎麼也比共產黨的官員強出百倍。
共產黨歷來看重家庭出身，它的「紅五類」與「黑五類」之分，就關係到培養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嚴肅問題，是黨和國家掌握在自己人還是敵人手中的大是大非問題。
遇羅克在1967年1月8日于《中學文革報》第1期，發表了震憾中國的《出身論》，文章說：
農村中有的地區曾規定：小學升初中時，出身佔六十分，表現佔二十分，學習成績佔五分，其他佔十五分。
社會上的其他部分也如此。
北京街道近兩年改選居民委員會，出身是壹個首要條件；連街道辦事處印製的無職青年求業登記表上也有出身這壹項。
求業表上主要就有兩項，除去出身，還有壹項是本人簡歷。
自己填寫簡歷，又都是青年，自然情況差不多。
用工單位來挑人，沒有不挑出身好的。
要不，放著出身好的不挑，單挑出身壞的，是什麼思想？所以，不被學校錄取而在街道求職的青年，大多是出身不好的。
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時候，他們才有被分配的把握。
我們建議有志於研究這個問題的同志做壹下社會調查。
可以在本單位調查壹下出身好的青年多少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多少人？擔任行政職務的比例是多少？黨團員的比例是多少？有沒有因為出身不好而限制他們參加政治活動的？……
「出身壓死人」這句話壹點也不假！類似的例子，只要是個克服了「階級偏見」的人，都能被我們舉得更多、更典型。
那麼，誰是受害者呢？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有什麼區別呢？[15]
沒有區別！出身是中共鉗制人民的精神枷鎖，是區分敵我友的最便利工具。
這篇文章如同挖了共產黨的祖墳壹樣，引起猛烈的反彈，遇羅克隨即被捕。
和平年代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仍是「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首要問題。
不談出身，階級陣線無從劃分，「黑五類」忘掉卑賤的身份，便不會夾緊尾巴做人，階級鬥爭又靠誰去搞呢？文革初期壹首最響亮的歌曲唱道：「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的就滾他媽的蛋！」中共常說不唯出身，重在政治表現，意在鼓動子女與父母劃清界限。
但批評「血統論」的遇羅克被槍斃了，鼓吹「血統論」的紅衛兵仍然是革命小將，出身是事關階級鬥爭的大是大非問題，遇羅克反對的正是中共不可動搖的制度。
為了提高群眾階級鬥爭覺悟，填寫表格就是過去年代經常重複的功課，表格上最重要的壹欄是家庭出身，當填寫貧農二字時便強烈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
如果你的出身不好，是地富資本家壹類，好事就永遠輪不到你，挨整壹定是家常便飯。
經濟大潮中，鄧小平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下中農不再吃香，自然令出身權貴階級的「太子黨」大放異彩，壹些人先富起來，更多人寸步難行，多有家庭背景因素。
近水樓台先得月，紅色貴族的後代們又成為新貴集團，從過去的注重權力資源到如今權力金錢兩種資源盡括囊中，高貴的出身是最為寶貴的資源，也是最為保險的資本，貪官被槍斃的不少，沒壹個是著名的「太子黨」。
「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幾十年前的民諺依然放之今日中國而皆準。
有人說《出身論》是中國的人權宣言，不合時宜的遇羅克因此遭中共處決，所以，時至今日家庭出身依舊是成敗的最關鍵因素，爭取平等人權還是壹種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行為。
若有人因研究「太子黨」問題而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亦不足為怪，因為毛澤東從來認為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
2011年，各地民眾抗暴風起雲湧，說明中國人的權利意識開始覺醒，不再滿足卑賤的社會地位。
中共因恐懼而仇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提出：對於「極端仇視國家和社會」所犯罪行特別嚴重的犯罪份子堅決重判，該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決不手軟。
這個信號異常強烈，意味著可以利用刑事罪名處決政治異見人士，宣示著用紅色恐怖維護紅色王朝的堅定決心。
成份加血統，任何人都被網在其中，中共的治國牧民之道亘古未有，成為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殘暴的封建政權。
共產王朝的世襲制是沒有成文章法的，不似舊王朝貴族的世襲制度。
舊貴族世襲是爵位的承襲，爵位與職務是分開的，爵位可以承襲，職務要靠科舉。
共產政權沒有科舉制度，也沒有多黨競爭，國家公職是靠黨內的自體繁殖。
從生物學來看，自體或近親繁殖遠不如遠親或雜交有優勢。
從政治學角度分析，專制政權總是呈控制力遞減趨勢，渡過瓶頸期也好，中興也罷，周期性的政權更疊就是逃不脫的且可以預見的危機。
社會學者認為，如果大多數社會成員在等級有序的階層結構中獲得的社會位置，主要由階級出身和家庭背景所決定，這個社會就是封閉型或傳統型社會，這種社會中，子女主要繼承著父輩的階級位置，階級繼承是社會成員獲得社會地位的主要形式。
如果大多數社會成員的階層位置主要取決於自己後天的努力，這個社會就是開放型或現代型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子女的社會地位主要由自己努力取得的人力資本所決定，代內流動是社會成員獲得社會地位的主要形式，家庭背景對子女社會地位獲得的影響主要集中在「教育」這個中介變數上。
壹個社會不可能處於完全封閉或完全開放的兩極，只會是靠近兩極的某壹點上。
中國無疑是個傳統型的社會，在革命時代才有所改變，革命階級推翻統治階級的過程中，底層階級通過革命獲取權力，上升為統治階級，便又會恢復封閉型政治。
底層的向上流動的科舉只局限於少數精英分子，沒有全社會的公平體系。
共產黨的革命亦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是壹場帝王領導下的秩序變革，統治階層的大多數被踩在腳下，壹批新貴登上政壇。
因王朝未更替，鄧小平以平反昭雪的方式再次恢復了文革前的尊卑秩序。
「太子黨」以報復性的反彈結為緊密的利益集團，開始利用父輩的權威瘋狂攫取權力和金錢，到現在已經基本定型。
在鄧的改革初期，也有少數平民通過重視知識分子的政策獲得高位，那時造反派下台，知識分子短缺，但現在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太子黨」都已獲得高學歷，成為最標準的又紅又專型人才。
國家取消了大學生分配製，大學生通過幹部分配製轉變為畢業就業制，自謀出路，堵死了中國千年來「學而優則仕」的官員遴選渠道，大學畢業生不能再直接進入黨政機構和國有企業，成為體制內人。
壹般人想進入黨政機關或在軍隊中謀求較高的職位，享受體制內的好處，還不光是花多少錢的問題，官位求大於供，想花幾十萬幾百萬買官的大有人在，主要與利益集團的親密度如何，無錢無勢的平民想進入核心利益集團的可能性幾乎為零，通過公務員考試取得低級公職的機會亦微乎其微。
蘇格拉底說：「壹個國家裡尊重了錢財，尊重了有錢財的人，善德與善人便不受尊重了。
」[16] 以財產資格決定統治權力，財產多的人活躍于政治領域，人們普遍尊重有財有勢的人，就成為寡頭專制的社會文化基礎，國家的政策和經濟活動實際就是在為寡頭集團服務。
寡頭政制的國家裡，族群分裂為富裕與貧窮的對立階級，富裕階層力求自保，貧窮的人希望革命。
以「太子黨」為核心的中共寡頭體制不是壹個寬容的體制，他們不願意過渡到平民政治，失去可以承襲的權力財富，便不能建立起緩和社會矛盾的常效機制，所謂「構建和諧社會」的口號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幻想。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指出；「共和國的全體人民握有最高權力時，就是民主政治。
共和國的壹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時，就是貴族政治。
」假如中共政權非要說是共和國，那應該是紅色貴族共和，無疑是政治和經濟的壹種分贓體制。
這不是中國人為之流血奮鬥的共和，中華民國才是主權在民的共和國。
士族政治，或者說門閥政治，士大夫論出身，講究門第世家，是中國古代的壹個傳統現象。
袁紹實無帥才，因其出身名門，祖上四世三公，各路豪傑推其為討伐董卓的盟主。
侯景曾向南朝最尊貴的王、謝二姓求婚，梁武帝蕭衍說：王、謝門第太高，不能匹配，不妨向朱姓張姓求婚。
侯景大怒，兵入建康后，殺光了王、謝二族。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朝代變了，新興貴族代替了過氣貴族。
門閥政治的產生，也在於當時沒有壹種為社會廣泛認同的官員選拔錄用規則，後來推行了壹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就是對士族政治的革命。
唐太宗創立了考試製度，錄取天下才俊名士，忍不住微笑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唐朝的朋黨之爭，是科舉官員與門閥官員之新舊兩種體制的巨大衝突。
李黨多為出身高貴的士族世家，牛黨多出身寒門，兩黨互相拆台，斗得你死我活。
門閥制度之下，政府選拔官員主要看世家名氣，名聲大的人容易當官，甚至名人的門生或其門生的門生也比普通人當官容易。
曹魏以來實行九品中正制，九品十八級遂成為官僚政治的等級制度，隋唐開科取士，科舉致仕官員逐步接管行政權力，門閥制度退居其次。
毛澤東治天下，廢除考試製度，以革命接班人的「五項條件」為標準，無具體的量化指標，可以隨意解釋，任人唯順，庸才蠢才盡入朝中。
只要出身好，會唱高調拍馬屁，領導看中了，即可陞官。
鄧以來實行「太子黨」接班政策，任人唯親，「太子黨」之外的無不靠跑官買官，獲取中下級職務。
中共執政后先是實行二十三級官階制度，更為細化，現在品級制淡化，代之以省部級、縣團級之類的行政級別，各按級別享受政治和生活待遇，以及文件傳達和秘書警衛保姆及住房標準等，實行嚴格的等級差序待遇。
又擴展到全社會，黨務系統、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國有企業，乃至僧侶寺院都有行政級別，都納入紅色官僚體制之中。
由於共產黨王朝具有體制內的世襲性，自然形成紅色貴族式的門閥世家，與平民社會的世襲化壹道，成為「兩個中國」式的貴族與平民兩種不同的世襲體系。
當前的中國社會是歷史上最嚴密的門閥派系官僚政治，毛澤東提倡五湖四海，實際上卻還是使用自已壹派的親信，林副主席是紅壹方面軍出身，欽定為接班人，林將其嫡系四野的人馬提拔了不少。
林壹倒台，四野的人也跟著倒霉。
鄧小平壹上台，二野的人吃香起來，軍委和各總部負責人多出身於二野。
江澤民壹上台，上海幫壟斷政壇。
胡錦濤是團中央出身，「青幫（共青團）」遂成為政壇的寵兒。
習近平準備接班，「紅幫（太子黨）」又開始爭奪「青幫」的地盤。
除了幫派出身，更重要的是看世家門第，門第高，比傻子強不了多少的人也可以當總理。
有壹則流傳於東北的笑話最能說明問題，某人知道了壹條「國家機密」，別人也想沾光，那人被逼不過，只好先聲明，「事關身家性命，你千萬不可泄露」，然後耳語道：「李鵬是傻子！」所以民間戲稱李鵬為「李科長」，可見其公認水平之低。
再配上「何不食肉糜」之類的昏君，中共政壇便好戲連台。
中共既沒有科舉制度，也沒有文官錄用制度，公務員考試僅是招收壹般幹部，還基本是幕後交易，要找門子送禮才行。
幹部選擇依照革命接班人的五項條件，因為幹部任免是黨的權力，由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欽定下壹代領導人，由上級黨組織選定下級官員，保證紅色東山永不變色。
但接班人的條件也是些紙上的東西，實際是各級領導的子女親戚相互異地交叉任職，形成門閥世系間的近親繁殖，非近親的人基本沒有進入實權部門的機會。
由是造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為各世家望族增殖個人勢力大開綠燈，形成權力分贓機制，分贓不均便引起你死我活的派系鬥爭。
官場如此，社會各方面亦如此，只要有利益存在，就有黑化的分贓機制，跟車站碼頭的黑社會壹樣。
「太子黨」集團不必多說，連北京相聲界也是這種情況，玩藝術與走官場不同，藝術要有壹定的天賦，傻子可以當官，但當不了藝術家，所以北京相聲界便形成「拜祖師爺」的行規。
特別是外地相聲人才，若想進京城發展，不跪倒在姜昆之流的行霸把頭面前，送上厚禮，定遭封殺，休想進入北京相聲圈子。
儘管你的藝術水準遠在那些三四流的師爺之上，但往後的成績先要記在師父的帳上，所以連深圳的相聲演員也要不遠千里拜倒在所謂的「師爺」腳下，叩首如搗。
在給父母叩頭都成為古典節目，見了國家主席都無需下跪的年代，相聲把頭的貴族感覺亦大不同也。
但封建時代並無「太子黨」問題，太子繼承皇位后，其親党進入決策層的機會也不多，內閣也不會全由「太子黨」獨佔，官員主要還是出自政治、軍功及科舉等方面的人才。
皇族親貴可以獲得無實權的世襲爵位，成為貴族，卻不可能全擠進中樞，官僚系統壹直是向庶民士子階層開放的。
而今中共「太子黨」所佔有掌控的權力、資源和財富，早已勝過昔日的皇族，到了「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地步。
核心層正在向「皇族內閣」化發展，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已經產生了「太子黨」與團派瓜分權力的「青紅幫」體系。
從第三代領導人開始，中共經過血統化、親緣化的組織改造，蛻變為依靠世系血統劃分威權等級的「同心圓結構」，並向各級權力層擴散。
其「核心」已不是毛鄧式的權力超人，而是壹個世襲性、封閉式的紅色貴族寡頭聯盟，用權貴集團執政來提升共產政權的安全係數，「太子黨」的參政比例遠超過團派貴族，正如中共大佬陳雲所說：「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比較靠得住」。
平民精英希望通過競爭渠道進入高層的機會完全被封堵，「青紅幫」或「太子黨」式的官僚體制必然顯示極端的排外性，其與民國的民主共和相比已是大步倒退，比之帝制時代的科舉、軍功或捐納官制也差得很遠。
因此，這個制度不可能存在很久，它既有悖于中華傳統，也違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更不能抵禦對民權浪潮的衝擊，不可能取得讓民眾信服的理論突破。
共產王朝通過世襲化穩定了權力接替格局，卻惡化了社會環境，消滅了民意支持，也構成中共不可克服的困境。
中國歷史上的門閥政治或朋黨政治都不能長久，「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往往成為民間揭竿而起的口號。
中國人可以接受皇帝，卻不能接受「皇族內閣」，可以承認太子，卻不可能承認「太子黨」把持朝綱。
壹、中共困境
馬克思主義登上歷史舞台，不光是緣其理論，那時歐洲的社會主義理論多得很，實踐社會主義的方式多傾向於改良派或憲章派，甚至是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剝奪私人資本和土地公有化的激進革命，不能代表歐美工人運動的主流，也缺乏現實的可能性，巴黎公社也可以視之馬克思主義的試驗，其失敗即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
馬克思的第壹國際（國際工人協會）的宗旨是推翻資本主義，建立工人階級政權，但沒有實現暴力剝奪的路徑，希望統壹指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馬克思不免流於空談。
恩格斯的第二國際（社會黨國際）是社會主義政黨的鬆散聯盟，以合法鬥爭為主，內部有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改良主義三個派別。
以改良主義為特徵的社會民主黨提倡社會民主主義，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拉開了相當距離，被稱之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
列寧的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是真正的共產黨組織，高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旗幟，實行民主集中制，在世界範圍內推行列寧主義的武裝革命路線。
列寧主義是成功的馬克思主義，同時也是失敗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
列寧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列寧主義發展為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主義終被蘇共斷然拋棄，企圖回歸於列寧主義的改革失敗，導致蘇維埃政權垮台。
斯大林主義也成為失敗的列寧主義，當然還可再上溯到馬克思主義。
斯大林建立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權，毛澤東思想又發展了斯大林主義，毛澤東大躍進的經濟改革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實踐全部失敗，毛澤東思想也成為失敗的斯大林主義。
中共走上了非毛澤東思想化的進程，喘息于壹時，但最終的失敗已經沒有懸念，正加速行進在覆滅的道路上。
現在世界上的共產黨政權，有哪個能定義為馬克思主義呢？朝鮮不是，古巴不是，中國更不是，它們無壹是無產階級政權。
但它們又都是共產黨政權，權力皆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無不變公有製為壹黨私有。
馬克思主義實在是個中看不中用的東西，只要進入實踐階級，就壹定會走入自我否定的陷阱，變質腐爛。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是自己的掘墓人，資本主義的墓還沒有挖掘，共產主義已經把自己埋了大半截了。
馬克思死了，馬克思主義在第壹國際解散時就已經完結了，列寧壹國式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列寧壹死，列寧主義也完結了，斯大林把列寧主義推上斯大林主義的頂峰，只會讓它摔進地獄。
所以斯大林死後，斯大林主義立馬終結，連壹個正式的名稱都不存在了，蘇聯又回歸於死亡的列寧主義。
毛澤東死了，毛澤東思想三兩年就完蛋了，鄧小平理論埋葬了它。
鄧小平死後，就只剩下權貴資本主義壟斷著中國，四個堅持僅剩下壹個紅色寡頭專政。
於是極左派們又紛紛叫嚷回歸毛澤東思想，假如讓毛左們重新玩壹遍毛澤東思想，壹樣會走到今天的末路。
馬克思主義者無論怎樣折騰，總是壹代否定壹代，雖然在表面上是壹代傳承壹代，將壹大堆矛盾重重的理論堆砌起壹面高牆，阻擋自由浪潮衝擊。
但每壹代領袖的理論都會在實踐中碰避，使共產黨的理論高牆塌成壹堆瓦礫。
於是自我否定和前後排斥就成為共產黨思想理論的邏輯性陷阱，掙扎不出來，形成難以擺脫的困境。
在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地歐洲，馬克思主義早已成為歷史垃圾，但是歐洲的社會主義確實是實現了，是私有制保護下的「天下為公」，是為全民增進福利的民主制度。
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無關。
馬克思主義的非人道性和反動性就是被歐洲無情拋棄的原因。
中共在自身壯大過程中，也不斷將中國拖入困境，中共的每壹次成功也以加深其困境為代價，將各種矛盾積累下來，並形成中國人的歷史困境。
共產黨利用國民黨容共之機企圖變國民革命為共產革命，遂引起國共戰爭。
共產黨雖然勝利了，但共產革命的反共和本質也暴露在國人面前，它的壹黨專政在毛澤東時代將中國人民推向了苦難的深淵。
毛澤東的共產革命為共產黨挖掘了自我埋葬陷阱。
鄧小平中止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啟動經濟改革，企圖建立壹個共產黨專政下的「全民國家」，但還是深陷在井裡。
壹黨專政使中國成為紅色貴族統治的社會，紅色統治階級以「和諧社會」的名義打壓反抗暴政的民眾，中國社會比毛澤東時代更為分化。
毛時代的中國人政治和思想上高度統壹，階級鬥爭不過是人為製造的矛盾，黨內路線鬥爭亦是名大於實。
鄧時代大不相同，社會矛盾表現為民眾對中共的對立，別看它現在政權牢固，財大氣粗，軍隊強悍，「五十六朵花」盛開著，自我感覺良好。
正如昔日的榮國府元妃省親時是何等風光，大觀園群芳開夜宴鬧詩社是何等熱鬧，誰會料到這是虛假繁榮景象下的盛極而衰，早已困境重重。
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歷史已經證明了無數次了，今天中國大陸無論是官或商，無不爭相往歐美國家轉移財產與子女，已經做好了樹倒猢猻散的準備。
中共王朝是舊時代的異型，是新時代的腫瘤，現在呈現的繁榮僅是執政者的感覺，大多數人對共產王朝缺乏信心，看不出中共有跳出盛衰循環的可能。
如今常有人鼓吹所謂「中華盛世」，說經濟如何好，以經濟總量高居世界第二位為證。
經濟成就固然是盛世的條件，壹個窮若朝鮮的國度是談不上盛世的。
但我們必須看到，經濟成果都落入少數人囊中，草根階層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貧富差距急劇擴大，黑惡勢力橫行，貪官如蝗，犯罪率高企；民族關係緊張，流亡藏人不能返藏，新疆東突問題未能解決；生存環境壞得壹塌糊塗，沙塵暴、江河湖海和空氣土地嚴重污染，沒有安全的食品；民主改革不見希望，人權狀況持續惡化，各種矛盾不斷積累加劇。
這壹切並非多修幾條高鐵、炒高房價，辦壹次奧運會，大家歡聚壹堂，便能統統解決的。
在民主問題、民族問題和環境問題的三大困境中，民主問題是綱，其它問題是目，綱舉而目張。
可以斷言，中共不可能解決民主問題，民主化是壹場與以往王朝更替不同的模式，無論統治集團腐敗與否，都不可能長久執政，都必需經過自由競選來獲得執政的合法性。
胡錦濤政權最初以「胡溫新政」的面目贏得壹些聲望，但胡並沒有勇氣刷新政治，而是急劇向後退，其控制社會的嚴密程度超過江澤民時代，高調聲明反對多黨制、反對三權分立、猛力批判普世價值觀，公然與人類文明決裂，不斷出動軍警鎮壓少數民族和反抗暴政的民眾，就證明他是頑固的共產黨徒。
中共也不可能解決民族問題，因為它不能消滅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也就不能消除共產宗教與世俗宗教尖銳對立的歷史積怨。
作為凝聚力的民族宗教將長遠地佔據西藏和新疆民族的心理中心，共產宗教或儒道文化在這些民族的文化傳統中始終處於邊緣位置，此非人力可為也。
環境問題同樣無力解決，人口與資源、就業與發展的矛盾壓力越來越大，揮霍成性的數千萬的黨政集團和幾百萬軍隊現代化都需要透支環境的經濟高速增長來支持。
發達國家為緩解環境難題，紛紛將危及本國生態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中國是落後產業接受國，我們的所謂產業升級無非是再把落後產業從沿海地區轉移到西部，從城市轉移到鄉村，使整個國土生態環境壹起走向毀滅。
三大困境找不到出路，只能用鐵腕統治維持現狀，將危機延後堆積。
中共的國際生存環境也大為不妙，其人權問題始終是繞不過去的障礙，無論它花多少錢，都不能買來國際社會對中共人權惡行的支持。
全球壹億人的退黨大潮對中國共產黨形成的心理衝擊，全球華人抗議中共暴行的浪潮對中共國際生存空間的壓制，都是中共無力化解的危機。
2009年西班牙國家法庭裁定以「群體滅絕罪」及「酷刑罪」起訴江澤民、羅干、薄熙來、賈慶林、吳官正等5名迫害法輪功的元兇，因為人權是全人類的普世權利，不是內政，根據「普遍管轄原則」（universal jurisdiction），無論被告是在何處犯罪，皆允許各國法院審判違反人權的群體滅絕罪罪犯，對被告發出國際逮捕令，非在職國家元首無法獲得刑事豁免權。
這必然對共產極權統治者形成重大威懾，全球正義之網的形成，是人類最終從法律上戰勝共產主義的重大進步。
這些標志著后共產主義時代不僅要從思想組織上瓦解中共，還要清算共產主義暴徒的反人類罪行，這比國際社會審判紅色高棉領導人更有重要意義。
但具有嘲諷意味的是，西班牙是首個與中共政權有引渡條約的歐美國家，「引渡江澤民」 將成為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西班牙王國引渡條約》的第壹案，正所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所以，中共政權壹切歌功頌德的宣傳，壹切大國掘起的口號，都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夢囈，都是漠視現實的精神自慰和犬儒主義。
二、官僚體制
中共的政權系統是由多級政府構成的，是共產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的中央集權體系，國家政治體製表面上以行政系統為骨架，但治理權主要是由黨中央控制下的各級地方黨政機關執行，是壹個垂直的管理體制。
民主國家則不同，如英美國家的地方政府壹般不承擔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各級政府相互獨立，國家壹級政府只有主權意義的管治權，不得干預下級政府的具體職責，國家主權功能與地方自治權的邊界非常清楚。
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是維繫傳統中國社會架構的支柱，它是典型的三角形的結構。
中共又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傳統的官僚制度中加入黨權至上原則，以同樣三角形的結構的黨組織，以黨員官僚建立分級行政體系，政權之上有黨權，形成所謂「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政治制度。
黨政兩套系統合二為壹，以黨權為重心，對自上而下的行政層級實行垂直領導。
中共政權是以黨員幹部為骨架的政教合壹體制，黨政軍經濟文化高度集中，凡是帶有管理性質的位置，或認為需要管理的事，諸如寫詩編小說的作家，宗教神職人員，學校幼兒園教師，也都囊括于黨政系統之內，各按行政級別，形成高度組織化的幹部集團。
共產黨要掌握絕對權力，不允許有民間社會，這就需要龐大的幹部集團。
在江西根據地時，十幾萬幹部和軍隊中僅紅軍劇社就有60個。
紅四方面壹部組成西路軍西征河西走廊，軍中政治機關、婦女兒童、學校、劇團等非戰鬥人員就佔了三分之壹。
40年代初的延安人口為38000人左右，3萬多人是中共中央和邊區各機關學校的幹部，城區居民僅7000人。
上至黨中央首長，下至保育院兒童，全部歸屬於各級組織行政系統，由各部門的幹部管理。
這些幹部完全脫離戰場，大部分時間是學習開會，唱歌跳舞演戲，靠貧窮的地方財政與前線繳獲或蘇聯資助乃至販賣鴉片養活他們。
由於是戰時體制，政府行政系統的官員並不多，據1943年3月29日《陜甘寧邊區政府關於迅速進行整編的命令》規定，首府延安縣的縣幹部僅20名，雜務人員6名；10個區共有35名區幹部和10名雜務人員，平均4.5人；51個鄉共有102名鄉幹部，無雜務人員，平均2人。
其他如志丹、延川、子長、安塞、延長、固臨、甘泉等縣也是如此。
但這是政府編製，絕大多數的幹部不在政府機構，而是充實于黨領導下的各種行政事業機構之內，如各類學校和文化團體統壹歸黨管理，不屬於政府序列。
這部分人是只能擴充不能精減的。
那麼多投奔延安的人，都是進入黨的各類機構之中，不是加入邊區各級政府。
邊區政府不是權力中心，更非政治中心，其職能簡單，徹底干預社會的是共產黨的管理系統。
幹部是中共推行政治路線和掌控政權的基本力量，幹部隊伍越龐大，寄生於體制內的人員就越多，形成榮損相關的各級利益集團，他們會主動維持集權體制，做大統治集團，政權就更加穩固。
除非財政無力維持時，才考慮精減黨政機構，形勢壹好轉，幹部集團就會在充足營養滋潤下加倍壯大。
延安為何在艱難困苦時期包養那麼多幹部，壹是因為體制問題，為了強化黨的絕對領導，必須壯大黨的隊伍；二是以儲蓄幹部于中央的方式，以備將來奪取全國政權之需。
抗戰末期，蘇聯出兵東北，延安立即結束整訓學習，派出大批幹部前往，而東北還是感覺不夠用。
大躍進時城市人口激增，黨政機構也隨之膨脹，緊接著的三年飢荒，國家財政窮困不堪，不得已壓縮城市人口，重提「精兵減政」。
直到1962年，縣壹級的機關工作人員多在500人以上，機構龐大，重迭臃腫。
黨政人員之所以越減越多，就是因為精減是臨時性措施，風頭壹過，立即報復性地反彈，凡是有些門路辦法的人，無不以鑽入黨政機關行政事業單位，以端上鐵飯碗為榮。
中共將每個人的前途與黨的權力挂鉤，除了進入黨政機關，再無升遷發達之機會。
三年大飢荒中壹般幹部雖然也吃不飽，但不決不會餓死。
這些人普遍帶有強烈的食利慾望，形成龐大的食利集團，他們不創造社會財富，不為納稅人提供有效的行政服務，卻侵吞噬著巨量的社會財富和絕大部分的財政支出。
現在中國有幾千萬在職幹部和寄生於行政系統的大批聘用人員，其中包括軍隊和國企寄生階層，以及依附於半行政系統的雜務人員、臨時工人等，汲取統治集團的剩餘利益，他們約佔總人口的10％，超過中國之外的全世界財稅供養人員的總和。
所以，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壹，公務開支占財政支出的37％，而美國約為11％，歐洲國家約為6％，日本約為3％。
高昂的行政成本其實是黨政成本，因為中國人不但要養活龐大的政府機構，還要包養更為龐大的黨務系統及所謂的「事業單位」，還要養活半黨務行政化的閑雜人員，比如街道居委會幹部及其雇傭人員，比如打乒乓球及下象棋之類的專業人員，比如寫小說或五毛黨壹類的幫閑人員，等等等等。
中國人養活著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團伙，以致中國政府的民生支出佔GDP的比例為世界最低。
「官僚主義何許物也？官僚主義就是古人類原始本性中的惡，食人之風的惡，原始的權力欲與佔有慾（它的發達形態就是現代人的壓迫欲與剝削欲），寄生在人（社會猿）類基於種的生存的必要而產生的群體內部團結這種善的本性表現之上的結果。
壹個群體的成員，利用他在群體組織中的權力地位，發泄人性中惡的壹面的卑微感情，以強凌弱，作威作福，稱霸謀私，由群體的公僕變成群體的主人，就是官僚主義最原始最本質的表現，千古壹理，中外同型。
」[1] 壹般認為，官僚政治通常是指政府權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種政治制度上。
官僚政治制度的性質，習慣把行政當做例行公事處理，遇事拖延不決，講形式打官腔，但求形式上能交代，壹味應付，假公濟私，把責任向上或向下推諉。
官僚且會變成世襲階級，把壹切政治措施，作為自己和家庭圖謀利益的勾當。
摧毀官僚體制是中共革命的號召力之壹，但共產革命摧毀了舊的官僚體制，卻不得不建立更為龐大的新官僚體制，如滾動的雪球壹般，蘇聯老大哥堪為中共的榜樣：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里曾說，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自然會使壹切官僚機構逐漸『消亡』」，可以「徹底破壞」和「根絕」官僚制，把國家官吏變為公僕，消滅「寄生蟲」國家。
可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由於人在社會上的地位首先取決於其政治地位和權力，這種制度必然成為滋生官僚主義腐敗的溫床。
建政伊始，蘇維埃政權確有窮人政權之象：衣著隨便的人民委員們僅使用很少的工作人員來處理許多繁雜的事務，同群眾的關係尚屬融洽。
但不久，由於國家要嚴格控制整個社會，產生了對官僚的巨大需求，機構隨之不斷增加、膨脹。
1921年政府僱員人數比1917年增長四倍多，1922年政府所屬各種委員會共有120個之多，國家機構的數量十倍于沙皇時代；二戰前，蘇聯的管理人員與直接從事生產的工人之比率竟達壹點多比二。
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導致效率低下。
幾次精簡機構，可是官僚的人數總不見少，被裁撤的機構也是過不久就改頭換面恢復了。
更嚴重的是，由於國家壟斷壹切經濟資源，作為國家代理人的黨和政府官員便可利用手中權力謀取物質利益。
共產黨員並非像斯大林所說的是什麼「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們也有普通人的慾望。
當他們掌握了生產、流通和分配的管理權，就很容易為自己撈取各種好處。
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在布爾什維克黨政幹部中便出現了腐敗。
1919年9月的壹份報告顯示，在策劃過十月革命、曾是布爾什維克黨總部的斯莫爾尼宮就充滿了腐敗。
彼得格勒市蘇維埃的公款流到了當地黨政領導人的口袋；供應部門壹連數月沒給壹些工人居住區發放食品，而成卡車的食品卻從後門賣給了黑市販子。
飢餓的工人們看到「蘇維埃沙皇」衣著講究的太太們拎著大包食品從宮門口乘小汽車揚長而去，氣憤地說，這同羅曼諾夫時代差不多。
但他們不敢向該市黨的首領兼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訴說，因為季諾維也夫進出時有「契卡」的保鏢相隨，還常帶著幾個妓女。
其他地方的腐敗情況也很嚴重，當年，壹名老黨員從土拉寫信告訴列寧：「我們已脫離群眾，很難吸引他們。
以往同志式的精神已消失殆盡，代之以黨的頭掌管壹切的個人統治。
收取賄賂日益普遍，離了它，我們的共產黨同志簡直沒法活。
」 對黨內腐敗現象，列寧先是歸於黨內有為了謀取執政黨的好處而混入的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於是要求清除不純分子。
但腐敗現象並不僅發生在這些人身上。
儘管有些尚堅持理想的黨員不貪污受賄，但官員們報酬的多寡根據其官階決定、黨政領導人領取高薪、以及官員們享有各種特權，使官員們變成了壹個特殊階層，使特權日益制度化、合法化。
例如，在住有中央領導人及其家屬的克林姆林宮裡，設有專門的餐廳、醫院、商店、幼兒園、理髮店、桑那浴室等，有二千余名生活服務人員、包括在法國經專門訓練的廚師。
1920年克林姆林宮的開銷就比當年莫斯科全市社會福利支出總額還要高。
其他高級黨政人員也享有各種特權，如能得到特殊配給和供應，可在內部商店買到外面沒有或要花幾十倍的價錢才能買到的東西（包括奢侈品）；在城市裡住高級住宅或賓館、在鄉間擁有私人別墅；有專用汽車代步，出遠門可獨享火車包廂；晚間還能免費觀看歌舞、戲劇演出等。
[2] 舉壹個例子，蘇俄管理工業生產的機關叫做國家最高經濟委員會，在1921 年，這個委員會僱用了近25萬名員工。
而 1921 年蘇俄的工業生產已經下降到不及1913 年帝俄時代工業生產水平的五分之壹。
在1928年左右，蘇聯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員工人數高達400萬人。
這種革命無非是官僚政治的轉換形式，在每壹次革命時，革命英雄主義者（革命官僚主義）總是打著「替天行道」旗號，這具有辦事效率高和解民于倒懸的公示作用。
壹旦當權，就逐漸腐化墮落，形成頑固的體制官僚主義，成為下壹次革命的對象。
共產革命與舊式王朝更替大不相同，舊王朝是官僚體制，但僅是壹個行政官員系統，共產黨是黨政合壹體制，除了管理國家必須的行政機構，其龐大的黨務系統也要維持相當大的規模，黨的領導機關與政府機關分開運作，形成同樣龐大的特權階層，也壹樣要消耗巨量的社會財富。
此時的共產黨不是壹個社會團體，而是統治集團，納稅人天然有滋養共產黨的非法定義務，同時又承擔養活政府的法定義務。
官僚主義寄生於舊體制，隨著革命的勝利，寄生者就最大限度使宿主變成為自己私利服務的模式。
馬上得天下的高效率軍事組織，最容易演變成為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機器。
學者孫越生認為，官僚階層是管理社會不可缺少的中介層次，如果把眾多散亂的毫無組織的人聚集在壹個與世隔絕的可以採集營生的孤島上，時間壹久，如果不是彼此殘殺而全部毀滅，就必然會在其中產生出中介統治或中介管理的現象，也就必須會產生官僚主義。
但是人群會存活下來—— 官僚主義元模式也是壹個統分結合的三角形式結構，頂端是首腦，可為單數或多數，以L代表之。
中間是官僚，以B代表之。
最底層是人民大眾，以P代表之。
官僚主義元模式就是壹個L，B，P，三層三角形式分佈的統分結構。
L和B構成小統分結構，L和B為壹體，則同P構成大統分結構。
L支配B，B支配P，即L→B→P，這就是官僚主義元模式的基本公式。
……由L→B→P這個基本公式構成的元模式本身，嚴格地說只是壹種結構和功能的抽象寫照，而不包含善惡好壞的道德評價。
……嚴格地說，官僚主義概念可以分解為兩個部分，其壹是官僚主義賴以發生的可能性，即L→B→P這個基本的結構功能模式，它是抽象的，中性的，無道德評價的；其二是官僚主義發生的可能性變成現實之後，同時也就產生了好的官僚主義和壞的官僚主義，或複合的官僚主義，產生惡寄生於善或善寄生於惡的相生相剋現象。
……要使這個元模式發生根本性的質變，即有效克服壞的官僚主義，並不需要也不可能取消這個公式，這個元模式，而只需加上壹個權力支配關係的逆向系統。
同時使P亦能支配B和L，並使B和L相互制約，防止單中心單向支配關係的專斷。
也許在社會猿群和原始人群團中已經出現這種逆向權力系統，並有這種直接民主制來制止首領的擅權。
這可能就是形成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模式的政治原因，而物資匱乏只是它的經濟原因。
所以，反官僚主義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P→B→L。
人類最終要創造壹個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官僚政治，也必定是壹個雙向系統的官僚政治。
它的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L←→B←→P。
當然，這種雙向支配系統，只有在法治為主的形態下才有效，而人治為主的形態是不可能保證它不向單向支配系統回歸的。
[3] 官僚主義是與社會發展模式生而俱來的病理機制，它不僅會勾結私有制而肆虐，也會腐蝕公有制而猖狂，任何形式的社會結構概莫能外，不過病情輕重而已，就如人體不可能沒有壹點毛病壹樣道理。
例如美國聯邦政府在建立伊始，僅有國務院、財政部、陸軍部和司法部。
其中，國務院僅有5名書記官。
到20世紀初老羅斯福執政時，聯邦政府官員已增至26萬名左右。
到1977年，僅聯邦行政官員就達280萬名左右，半個世紀增加了10倍，還不包括武裝力量。
社會結構是否優越，取決於抗官僚主義病毒的免疫力，共產黨的官僚政治比之舊王朝的官僚政治更為嚴重，是因其免疫功能過低所致，也是壹種先天基因缺陷及後天繼發感染的「免疫綜合缺乏症」。
中國舊王朝的官僚要通過科舉考試才能登上政壇，只有貴族是世襲的，貴族僅限於皇族，數量很少，掌握行政權力的大部分是官僚。
學而優則仕，或「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
官僚不能世襲，老子任軍機大臣，兒子為布衣，亦很正常。
共產黨的權力架構是紅色貴族加依附於貴族階層的龐大官僚集團，貴族階層與官僚集團同樣龐大。
紅色貴族由集團內默契的子承父業特權延續，是黨內權貴世襲制度，這不是壹個法定程序，是在暗箱操作下黨內派別間的利益分贓。
進入官僚集團的渠道不是憑藉公認的學識和操守，通過公開公平的競爭考試實現個人政治前途，而是以暗箱中的利益交易方式獲得職位。
沒有法律性的官制標準，做官全仗鑽營能力，這就決定了求官者的道德才幹在壹開始就被降到極低的程度，上至總理部長，下到縣長鄉長，均不經公開的遴選程序產生，所以才有「傻子總理」、「三盲院長」或「賭徒市長」壹類丑角登台表演的機會。
紅色貴族體制實際上是復辟了秦以前的分封制，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從上至下的各級貴族都有被默認的世襲權。
紅色貴族未必有地理上的世襲領地，但在政治和經濟資源上他們都有各自的世襲化的「領地」，如政治貴族家族多從政，軍隊貴族家族多從軍，經濟貴族家族多從商等等。
紅色貴族的世襲化演化為紅色官僚體制，紅色官僚集團也是民主集中制（共產集權制）的必然結果，普通官僚也可上升為紅色貴族，血統變紅后就享有雙重身份和世襲特權，官僚貴族化，貴族官僚化，漸為門閥世家，蛻變為馬克思所批判的支配勞動者剩餘價值的寄生食利集團。
現在中共第壹代貴族世家已延續到三四代，技術官僚世家也延續到了二三代，門閥世家現象已然蔓延至全社會，巴結名門望族成為鑽營的重要渠道。
黨權之下的紅色官僚體制，是中國歷史上獨壹無二的專制體制。
正如林彪所說的「封建社會主義」，只是那時的世襲特徵還不象如今表現得這樣廣泛。
「封建社會主義」只是壹種簡單的比喻，其實紅色官僚體系遠不如舊王朝的官制合理。
中國自秦始就有法律性的官員考核制度，按照法律考核其任職情況，即課其職守、考其功效。
漢代《上計律》規定，年終由郡國上計吏攜帶上計簿到京上計，即彙報工作。
上計的範圍包括戶口、賦稅、盜賊、獄訟、選舉、農桑、災害、道議等。
考核結果，根據政績決定遷降賞罰。
另有壹套監察制度，漢武帝時，每個州設刺史壹名，直屬御史大夫，派駐地方，監察地方官員。
中共以黨紀和壹些行政規定治吏，並沒有法律性的考績監察制度，因為幹部都是黨員，對於違法官員，紀委以雙規先行審查，然後再由書記決定是否處罰。
幹部考核是黨內領導的事，外人不得過問。
所以無論誰上台，如何宣揚廉潔，都是不可能貫徹選賢任能的用人尺度的，比之皇權時代相差太遠。
各種社會制度中都會有官僚政治現象，區別在於民間社會對於官員的監督能力。
公民有監督權，民治政府運作公開透明，官員必須向國會和民眾負責，可使官僚主義流弊減至最低限度。
如果是專制國家，官僚集團必然要伸張王權或維護中央權威，首先保障權力來源的安全。
共產黨高度集權，無事不管，又沒有民間社會，紅色官僚政治必然為各種官僚制度中最差的壹種。
無邊界的權力，尋租也無邊界，驅使官僚牟取自身最大利益，官僚群體就容易結成腐敗利益集團，不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還是「國家公務員」，紅色官僚體制決定了這些人的尋租行為和道德情操，決定了他們只能蛻變為社會的寄生蟲。
中共早在延安時代就已經嚴重地官僚等級化了，分大中小三灶吃飯，高級首長特殊供應，有周末舞會，特權幹部日益膨脹。
在現階段，腐敗對中共官僚體制來說，並非壹件壞事，如果官員不去貪污而追求人類正義，沒有合法性的壹黨專制就會失去凝聚力。
漢高祖時，「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
上至，相國謁。
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后蕭何為民請命，言上林多空地，應允許農民耕種。
高祖大怒：「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
」這才以反腐敗名義將蕭何下獄。
宋太祖勸石守信等「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竟作為壹種統馭臣下的謀略，皆說明專制官僚社會統治者對臣下或僚屬所要求的只是忠心，不是清廉，至少兩者相權，寧願以不清廉保證忠心。
專制催生官僚，與是什麼體制及政治宣言無關，普魯士國王肺特烈大帝說：「皇帝不是專制的主人，只是國家的第壹個臣僕」，動聽的語言改變不了制度，其「開明專制」無非是軍事官僚統治，四處侵略擴張而已。
中共的語言更為悅耳，雖然用理論上的「先進性」極力掩蓋專制腐化，卻正是共產官僚體制無以擺脫困境的致命因素之壹。
市場化條件下的官僚體制比之計劃經濟時期官僚政治更為嚴重，以市場化為主導的改革過程並未解決官僚體制問題，反而促使官僚政治更加惡化。
其原因在於戰時是軍事共產主義體制，軍事化管理滋生官僚主義，形成體制還需時日；計劃經濟是分配體制，有官無商，民眾都隸屬於單位，群眾性政治運動多，官僚體制更多體現為效率問題；市場化則不同，黨的政府壟斷了絕大部分資源，民間也尋求分享利益，權力進入市場，尋租現象便公開化了。
政府職能的牟利化，權力與金錢緊密結合，官員通過壟斷和尋租刺激官僚集團和官僚資本日益膨脹。
有利時壹擁而上，不請自來；缺少利益刺激時，各部門相互推諉，行政效率比計劃體制更低。
官僚政治是壹種特權政治，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運用來表達人民的意志，謀求民眾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人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到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主權在官的制度里，官僚體制無法用議會政治來限制，不建立制約行政權力的議會制度，行政權力無邊界，政府膨脹不停止，官僚集團就不會真正向公務員制度轉化，永遠是社會的特殊階層。
西方公共選擇學派關於政策供給的三個模型：仙女、半仙女和女巫模型，解釋了政府的行為。
有學者說：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給者的作用只是解決市場不能解決或者不願解決的事情，並且政府的行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結果是帕累托最優，即人們都從政府行為中受益，而沒有人受損。
而半仙女模型則實際上是卡爾多補償原則，即在改變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損，但是受益大於受損。
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時就會產出這種單向的社會總產出增大的效應，並且按照「瓦格納定理」，隨著人均GDP 的增加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將提高。
……女巫模型它主要用來描述地方政府基於自身壟斷租金最大化而實施的政府機會主義行為，其後果完全是破壞性的。
該模型具體到中國的地方政府行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基於政績顯示，在政府屆別中採取機會主義行為和短期行為。
我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決策由於種種原因並不太受同級人大的約束，而主要聽從上級政府的意志。
由於管理幅度與管理層次的原因，信息鏈條越長，信息渠道越窄，下級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實施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
換言之，地方政府並不受當地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兩者是最有資格對地方政府行為進行評價和監督的群體）的直接和連續的監督，而上級則主要運用經濟增長等指標進行考核。
這時地方政府身處誘惑卻又缺乏監督。
這種特殊的政府體制導致了大量的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
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行為。
其表現主要是雙邊壟斷和不對稱信息、官員預算最大化和傳統計劃管制條件下的既得利益。
政府機構是某種公共服務的惟壹並且是壟斷的提供者，他們往往比上級官員和普通消費者掌握更多的關於某種公共產品的信息，這使他們得以勒索消費者（更多的收費）和敲詐上級領導（更多的預算），況且更多的預算意味著更多的支出從而更多的政績顯示（儘管效率可能不高）。
另外，在中國目前的政府機構中還存在著依靠舊的或新的管制體制創租的「分利集團」。
並且這部分「改革對象」經常扮演著「改革者」的角色，但是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們是改革實際上的反對者。
[4] 以中國人的生活經驗來看，我們沒有見到仙女的幸運，遇到的都是女巫。
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國策下，經濟增長還不光是體現政績的標籤，更是個人切分「蛋糕」的機會，各級官僚包括軍隊在內，都參与尋租活動，沒人會傻乎乎看著別人撈油水而忘記使用手中的權力。
分享利益就必須結成利益集團，靠單兵作戰不行，所以每壹級政權的尋租活動都由各利益集團瓜分，體制外人是無緣參加的。
從表面上看來，這似乎對中央集權的中共體制不利，其實不然。
假如鄧小平象戈爾巴喬夫壹樣先從政治改革入手，實現公開化和民主化，那第壹個垮台就不是蘇共而是中共了。
正是把注意力轉移到白花花的銀子上面，若整天討論共產黨的歷史，越談越憤怒，原來的信仰全是欺騙，全是禍國殃民的東西，那共產黨還有什麼能力團結他的黨員幹部呢？共產黨的第二次成功，向錢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延安那麼困苦而沒散夥，是因為有奪取政權的信念，四人幫倒台民眾那麼興奮，是因為四個現代化的美好藍圖終於有希望變為現實了。
六四使中共進入壹個危險的瓶頸期，人們政治上的期望值落空，經濟上發展也受到影響，剛好轉的國際形象受到毀滅性打擊，再加之蘇聯解體引的起的骨牌效應，普遍認為這個專制政權維持不了多久。
鄧小平以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果斷決策，將人們的政治注意力再次成功地轉到追求財富上來，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駛向快車道暫時化解了制度危機。
當人們發現「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暴富者皆為「太子黨」為首的紅色貴族集團時，中共已經讓整個官僚集團成為先富起來的群體，結成了牢固的紅色官僚集團，安全渡過了統治危機。
在示範作用下，中央的「太子黨」能發財，地方的「太子黨」壹樣能發財，再說金字塔下層是基層政權，幾千萬黨員幹部大部分在基層，沒有這部分人支持，中央連空架子也支撐不住。
雖然中央集權受到削弱，但政權卻比鄧時代更加穩固，沒有當權者會傻到推翻為所欲為的食利政府，去建立壹個高層長官連使用自己的「首長特別費」都成為犯罪的台灣式政府。
所謂共產黨有亡黨之憂，是指大趨勢而言，冷兵器時代農民起義的政權更疊方式對於掌握海陸空立體作戰優勢的中共集團，早就不實用了。
但並不等於說中共真的會萬壽無疆，當中國人的民主質素達到壹定程度，大多數人認為不能再繼續忍受專制時，中國才會走進民權社會。
三、行政失效
中國至秦朝以來就是中央集權體制，但過去的中央集權是依靠行政官員的垂直管理體制，中央權力壹直到縣壹級官吏的任免。
省壹級的地方長官掌握軍政刑民等大權，地方權力過大時，容易形成諸侯割據現象。
中共體制是軍隊中央化，黨的中央軍委指揮全國的槍杆子，地方黨政官員無權過問軍隊事務，中央的任免權力至省市壹級，地方僅在經濟上有討價之餘地，不容易形成諸侯割據。
由於大多數官員任免權掌握在地方勢力手中，在經濟發展為重心的非政治運動治國方式中，中央權力實際上已經大為削弱。
地方只要形式上服從中央，中央便無力監管各級地方豪強勢力，尤其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央基本失去了影響力。
應該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經濟發展初期，以變通方式執行中央不合實際的政策，減小了干預，但同時又是對中央集權制度和政令法律的實施製造了障礙。
經濟發展離不開地方積極性，中央稅收更離不開地方支持，由於中央集權的效率太低，中央掌握的企業比重越來越限於超級壟斷行業，如金融、石油、電信等。
除了軍隊的絕對領導權仍在中央手中，壹般行政命令地方都是有選擇地執行，國家調控經濟的政策也大多消釋于地方的陽奉陰違之中。
中央與地方在經濟利益上是壹種動態博弈關係，中央總是希望集中更多的權力，地方則相反。
當中央控制過死，影響國家財政收入，中央便下放壹些權力，當地方經濟力量壯大，有了更大的發言權時，中央再回收壹些權力以限制地方勢力坐大。
兩者之間都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則，利益調整通過政策變化，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扮演著政治人和經濟人的雙重角色，都具有強烈的機會主義衝動或強烈的任期機會主義傾向。
如何平衡這種關係，各地方首先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考慮國家的政策要求，這就是行政管理的失效現象。
行政管理的失效也分為兩個方面，壹是中央行政管理失效，很多政策法規無非是會議決議壹類的紙上宣言，根本就別指望地方當回事；二是各級地方也普遍存在行政管理失效問題，民諺道：「村哄鄉，鄉哄縣，壹直騙到國務院。
」省壹級官員由中央直接任免，但省以下官員與中央是間接聯繫，並無直接的利害衝突，越到基層中央的影響力越表層化，基層官員受到「欽差大臣」查處的幾率越低，中央僅能通過法規形式來宣示其管控權。
文革中黨政系統癱瘓，毛澤東依靠中央直接控制的軍隊，完成對地方政權直至企事業單位的全面控制。
在經濟發展為先的市場經濟格局下，軍隊不可能介入地方事務，地方與中央的動態博弈，地方勢力已經呈不可遏止的上升勢頭。
由於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失效，在矛盾積累到非解決不可的程度時，就要採取運動式管理方式，即運動治國。
這種方式很具有滑稽表演性，小煤礦失控，影響到國家資源的安全，國家安監局趙鐵鎚局長到處救火，戴上安全帽全國跑來跑去，處理煤礦事故，又下令全國開展關閉小煤礦運動。
地方盜版問題嚴重，已引起國際貿易爭端，國家趕快布置打擊盜版侵權專項運動，領導講話，電視曝光，將壓路機開進廣場，軋碎盜版光碟。
監獄里的經年待審犯太多，公安司法抓而不審，審而不判，民怨沸騰，國家又不得不整頓超期羈壓現象，命令限期審結。
林林總總，不壹而足。
那麼多的法律法規平常無人理睬，廢紙壹堆，非要掀起壹場專項運動，才能顯示政府的決心，中國亂到這個份兒上，而未解體，運動治國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行政管治的失效也是壹種准地方自治，不過這不是法律認可的地方自治形式，是無法無天的地方豪強稱霸壹方。
對管理社會起作用的不是法律和依法行政行為，而是政權的震懾力，是黨組織的權威，是公安武警的威力。
中國既不是法制國家，也不是法治國家，既不是宗教國家，不是道德國家，既沒有信仰，也沒有理想，完全靠經濟利益才能運轉，完全靠專政才能維持。
政治專制形成這種混亂局面，專制帶來無盡的苦難，行政體制的弊端又在另壹層面上加劇了民眾的苦難，埋下禍根。
所以說，食利集團並不是越大越好，當超過民間供養能力時，政府便無力維持，完全建立在食利動機上的功利主義忠誠就會迅速瓦解，反過來成為有組織的顛覆力量。
蘇聯垮台就是很好的例子，樹倒猢猻散，官僚無不尋找新的食利機會。
當這種表面的均衡被突然而來的動亂打破時，地方勢力便會以不可阻攔的力量瓦解中央集權體制，最後的結局會是恢復被推翻的以地方自治為粘合劑的聯邦國家制度。
辛亥革命時，各省獨立，趕走中央委派的督撫，壹改中央集權為地方自治，中華民國遂實行聯邦體制。
毛澤東曾發文呼籲：
湖南自治是現在唯壹重大的事，是關係湖南人死生榮辱的事。
我勸湖南人，我勸我三千萬親愛的同胞，爹媽死了，且慢去埋，大家來將這自治的海堤築好再說。
大風和海潮要來了，這大風和海潮曾經掃蕩過我們多少次，現在又要來掃蕩我們了，我們的海堤尚沒有築好，並且還沒有開始築，多危險！大家知道嗎？但是三千萬人實在太疏遠了。
……因此這個責任，便不得不歸到我們三十萬長沙市民的身上了。
……西洋各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無壹不起於市民運動。
……市民呵！起來。
創造未來湖南的黃金世界只在今日。
[5] 之前毛澤東連地方自治也不贊成，他希望的是湖南省獨立建國，擺脫中央政府的管制： 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
有甚麼理由呢？大概從前有壹種謬論，就是「在今後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
這種議論的流毒，擴充帝國主義，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使半開化未開化之民族變成完全奴隸，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順馴屈於己。
最著名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奧，他們幸都收了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
還有壹個就是中國，連「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都沒收得，收得的是滿洲人消滅，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亂七八糟，造成三個政府，三個國會，二十個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總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殺死奸死，財產盪空，外債如麻。
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懂得「甚麼是共和」的國民，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九千萬不曉得寫信看報。
……[6] 中國的事，不是統壹能夠辦得好的，到現在算是大明白了。
……推究原因，吃虧就在這「中國」二字，就在這中國的統壹。
現在唯壹救濟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國，反對統壹。
……中國人多有壹種拿大帽子戴的虛榮心，遇事只張眼望著前頭，望著籠統的地方。
大帽子戴在上頭了，他的心便好過了。
……國慶是慶中華民國，我實在老不高興他。
特為趁這國慶，表示我壹點反對統壹的意見，而希望有壹種「省慶」發生。
[7] 毛澤東的裂國自治思想實際上是壹種省籍意識。
中國人都有較強的省籍意識，出了省的同鄉組織「同鄉會」是延續至今的習慣，甚至出了國也是這樣。
可以說，省籍意識是壹種縮小了的地方民族主義，中國地域廣大，光漢族人就有數億人，族群間的血緣傳承也不盡相同，同壹民族之間往往以省籍為親疏的基礎，所以人們的省籍意識特彆強，鼓吹中國分省自治或聯省自治的大有人在。
雖然擁護中央集權的大壹統思想仍然頑固地存在，但地方自治的聯邦體制也開始為國人普遍接受，尤其以美國的聯邦制最有吸引力，這是壹種擺脫中央集權后的過激反應。
自治是民主的體現，民主是時代潮流。
省籍意識並不影響中國人的國家意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人自古以中國為天下中心，「天下」就是中國的代名詞，「天下」之外的事，不屬於匹夫的職責。
兩種意識並存，毛澤東也不例外，毛登上「天下」的寶座之後，絕口不談裂國自治，這就是在野與在朝的區別。
在野是盼望亂而非治，在朝是需要治而反對亂，決不是什麼早期的毛澤東思想還未成熟之故。
中共的「中華蘇維共和國」曾極力鼓吹各民族獨立，它壹掌握了全國政權就立即轉向堅決鎮壓民族獨立的國家統壹立場。
聯邦制的基礎是省，重心在省和縣市自治。
中華民國憲法就是壹部地方自治的聯邦制憲法，這是壹個重大的變革，是走向現代民權體制和建立中央與地方分權體系的關鍵壹步。
中國秦代由諸侯國改為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最高壹級地方行政建制是郡，郡下轄縣。
從東漢末年到唐代初年，州取代了郡的地位，成為最高壹級地方行政建制。
唐代改州為府，之上設立了道。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廢道改路，而北方的遼國仍沿用道制，在全國置五京，各為壹道。
元代在路之上設立了行省。
明代改行省為布政使司，清代又改了回來。
清初，在行政區劃上沿襲明布政使司之制，設1直隸和14布政使司。
以後又陸續增設了3個布政使司，並改布政使司為省。
1884年之前，清帝國在內地共設18省。
1884年，清廷在原伊犁將軍轄區設置新疆省；1885年，析福建省置台灣省；1907年，改盛京、吉林、黑龍江3將軍轄區為奉天、吉林、黑龍江3省。
至清末，全國共設22省：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甘肅、新疆、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四川、貴州、雲南（不含已被日本侵佔的台灣省）。
此外，相當於省級的地方還有西藏辦事大臣轄區、西寧辦事大臣轄區、烏里雅蘇台將軍轄區和內蒙古地區。
清末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全國設205府，與府同級的地方建制142個，府級行政建制共計347個，與現在的地級行政建制數目大致相當。
道、路、行省與府州的根本性區別在於後者作為正式的地方行政建制，設有地方行政長官，前者則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建制，因而不設地方行政長官。
如宋代在諸路派駐了漕、憲、倉、帥四監司，分管財賦、刑獄、農事、軍務，互不隸屬。
明代在省壹級設有藩、臬、都三司，彼此互不隸屬。
清代在壹些省同時設有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四位大員，在理論上都直接對朝廷負責。
府州之上的行政區劃帶有非正規和臨時性，變動頻繁，在很長時期中都沒有趨於成熟和穩定。
清末朝廷權力弱化，地方政治經濟地位上升，督撫漸為壹省軍政大員，集中軍政大權，漸有尾大不掉之勢。
辛亥革命時，各省紛紛獨立，以省或聯省區域的軍閥勢力迅速坐大。
毛澤東鼓吹湖南獨立，也有這個歷史原因。
至清末改良始有廢省設之說，以康有為代表學者呼籲廢除省制，將府或道立為地方最高行政單位，認為現制不能保政治之統壹，省界為國家主義發達之障，督撫為國家政務官，轄治之境域較廣，規劃始能見其大，若僅為地方行政官，行政區域則不宜太大。
宏願還未實踐，清室已亡。
民國初年，廢省之議仍然高漲，有人提出計劃，分全國為四十乃至五十余道。
道壹面為國家行政區劃，又壹面為自治團體。
設道總監為行政長官，直隸于內務部。
設道會、道董事會、道總董為自治機關。
每道轄縣四十乃至五十有餘。
縣為國家行政區劃，併為自治團體，與道同。
設縣知事為縣行政機關，設縣會、縣董事為縣自治機關。
每縣轄鎮若干，鄉若干。
鎮鄉純為自治團體。
此議為兩級地方行政體制，軍民分治、廢省改道則降低了封疆大吏的權力，嚴重觸犯其既得利益，不能實行。
此時地方各派軍閥混戰，中央政府權威日益衰落，梁啟超、章太炎等中央集權的積極倡導者轉而支持「聯省自治」，廢省之說再無人提及。
但府州廳制逐漸廢之，地方只有省縣二級建制，比之清代已經廢除了州府層級。
北代革命成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隨即設立了熱河、綏遠、察哈爾、寧夏、青海5個新省。
廢省之議改為縮省建議，縮小省區範圍，省界劃分既要考慮天然疆界，也要照顧人文疆界，務使省區改正之後，區域精神與民族精神均當求其充分發展。
雖抗戰迫在眉睫，縮省改制亦未停止，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正式成立。
普遍認為省區過大，政治上之指導監督，常失於散漫敷衍，不易為治。
對於邊縣，意存輕視，力亦不及。
省政府之教育、建設、保安種種設施，則集全力于腹地地方，各邊遠地區文化落後，匪害蔓延，成為畸形之發展。
地大權集，常有尾大不掉之虞。
縮省已成為主流意見，先維持省縣二級制，廢除省以下縣以上之行政督察區。
除西藏和蒙古地方，計劃分全國為五六十個省，與之先前的廢省改道、廢省改州、廢省改郡3個方案，重新劃分為50－70個統縣政區，並實行省（或叫道、州、郡）縣二級制，大同小異。
有趣的是，日本人在其統治的偽滿洲國雷厲風行，將東北四省（包括熱河）重行劃分為19省、1特別市以及日本人直接統治的關東州。
1945年8月31日，國民政府公布《收復東北各省處理辦法綱要》，決定將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改划為遼寧、安東、遼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興安9省，熱河省恢復「九壹八」事變以前的疆界。
內政部擬定的東北行政區方案，大體上是將偽滿洲國的二省合併為壹省。
如今台灣的中華民國地圖上，仍是那時的省區劃分。
東北的縮省是在全國推行的示範，由於內戰爆發以及國民政府退出大陸，民國時期的縮省運動終於結束了。
無論廢省或縮省，目的都壹樣，是為建立地方的二級行政層級，這樣中央既便於集權，地方也便於自治，這是中國式的聯邦制。
兵權、國稅、外交、幣制、外貿政策、憲法和司法制度集於中央，以及航空、國道、國有鐵路、航政、郵政及電政等集於中央。
地方選舉權、地方立法權，地方收稅權等歸於地方自治。
孫中山是地方自治的倡導者，反對中央集權，認為，中國在政治上「萬不宜於中央集權，倘用北美聯邦制度實最相宜」，「每省對於內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負其整理統馭之責；但于各省之上建設壹中央政府，專管軍事、外交、財政，則氣息自連貫矣。
」中華民國憲法基本上實踐了孫中山先生的主張，雖不取聯邦之名義，但保障且實行真正的共和制。
可惜內戰又起，憲法賦與的地方自治權未能實行。
中共壹直是主張省自治乃至聯邦制的，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總綱中明確提出，目前階段的任務是為建立「新民主主義聯邦共和國」而奮鬥。
1946年1月16日，中共代表團向政治協商會議提出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在地方自治壹章主張：「實行自下而上的普選，成立自省而下各級地方民選政府」，「省得自定省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將東北9省重新合併為5省：遼東、遼西、吉林、黑龍江、松江。
又新成立了平原省，江蘇劃分為蘇南、蘇北兩個行政公署區，安徽劃分為皖南、皖北兩個行政公署區，四川劃分為川東、川南、川西、川北四個行政公署區。
到1950年，全國轄29省（含台灣省）、13直轄市（含中央直轄市和大行政區直轄市）、8行署區以及內蒙古自治區、西藏地方、昌都地區，共53個省級政區，比1949年以前多2個。
此時，省級政區的數量達到了歷史最高點，而其地位卻跌至歷史最低點。
省不再是最高壹級政區，在53個省級政區之上設置了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6個大行政區，大行政區政府領導省級政府。
[8] 大行政區設置延續了內戰時期的大區管理模式，在中央與省之間設立大區這壹中間層次。
縮小了省的規模，取消了省級自治，又增加大區和省以下的地區兩個層次，隨著地方政權的穩固，後來又取消了大區設置，將大區改為中央直轄市。
實行所謂「三虛三實」的地方行政體制，省為（省、縣、鄉）三級政府的最高壹級，大行政區則與專區、縣以下的區同列為「三虛」，均作為上級政府的派出機構，不是壹級政府。
算上中央，虛虛實實有七級架構，為有史以來最繁雜的政權形式。
這當然越搞越繁瑣，最後又不得不擴省撤區。
幾經改變，後來穩定在22省（含台灣省）、3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5自治區（內蒙古、西藏、新疆、寧夏、廣西）的行政區劃格局。
直到改革開放，又從廣東劃出海南省，從四川劃出重慶直轄市。
四、五級半制
從中央、省、地市、縣、鄉，中共政權共有五級政權機構，如果把已經行政化的居委會和村委會算進去，共有五級半行政體機構。
再加上每壹級都有黨務系統，共有幾千萬黨員幹部。
中國是世界上官員最多的國家，每壹級政權都要設置對應上壹級管理機構的部門，各級都有五套班子，條塊分割，迭床架屋，人浮於事，所以官員之外還要僱用大批的臨時人員，自然造成行政管理的高成本低效率。
如美國壹名法官每年審理900多起案件，中國法官壹年只辦20來件案子，屬於世界上最悠閑的法官，所以才有那麼多「三盲院長」，利用大把時間吃喝嫖賭，包養二奶。
龐大的黨政體系中鄉鎮幹部佔了很大壹部分，這麼多名義上是吃皇糧的，實際上中央財政對地方轉移支付很少，到了縣及以下的基層政權，除了貧困縣幾乎沒什麼中央財政支持。
中共在行政上是中央集權體制，但財政上是上下分灶吃飯，縣鄉財政靠自籌資金養活日益膨脹的官僚體制，不足部分只能靠巧取豪奪，農業稅取消了，鄉鎮財源注意力轉向了升值的農民土地，頻繁出現的搶地大戰，發展到軍警開槍殺人的地步。
征地比農業稅更加重了農民痛苦。
社會越到基層越黑暗，基層政府官員幾乎無任何顧忌，裙帶和利益的盤根錯節，形成龐大的豪強集團，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是政權黑社會化的基礎。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是三級政府機構，最多也只有四級，美國與中國壹樣大，也只有聯邦、州、縣市三級，在州政府以下，不論大小，都是地方政府。
自治制度是美國地方政府的核心，自治就是在憲法的範圍內，壹切由選民決定，直接選舉是地方政府自治的基礎，由於地方官員任期只有2-3年，所以選舉是壹個經常進行的工作。
政府決策過程充分貫徹民主三原則：多數原則、程序公正原則、保護少數原則。
多數必須是在遵守程序公正情況下的多數，而對少數的保護程度則是出於民主決策的制度設計，約束政府執政時必需遵守公開、公正、公平原則。
決策的公開透明只有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是科學的。
日本有壹億多人口，是中央、都道府縣與市釘村三級。
中共建政后不準地方實行真正的自治，為了嚴密控制地方，多加了地市和鄉鎮兩個行政層級，層級壹多，幹部也多，壹個縣衙門要掛五套班子的招牌，每套系統都有大隊人馬，壹個正職另配幾個甚至十幾個副職，壹個縣供養著幾千或幾萬個要吃要喝的幹部，又不創造財富，惡化成社會的腫瘤。
從上到下的各級官員每年僅公款出國、公款吃喝和公車消費三項，壹年無端耗費掉上萬億元，人民怎麼能不貧窮。
中共為何將中國分割成這麼多條塊，就是因為中央集權的需要，它要控制到社會每壹個細胞——家庭。
省以下的官員雖然不由中央直接任命，但維持中共統治的是黨務系統，黨的系統不存在效率問題，因為確保黨的執政地位是各級黨組織的首要任務和生命線，這這個問題上，全黨上下是自動保持壹致的，黨權是既得利益的最大保證。
這比皇權時代的中央集權制度更為嚴密，中國古代社會由於受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對鄉村民間社會採取自治的辦法，所謂皇權不下縣，縣以下不設政權機構，壹個縣衙門的官與吏不過幾十人，壹個知縣掌管全局，沒有什麼書記摻雜，更無壹大堆白吃飯的副職和數不清的局委科室辦。
有人認為「皇權不下縣」純屬無稽之談，理由是縣以下還有「鄉官系統」和「什伍編製」的保甲系統。
通常所說的「皇權不下縣」是縣以下無常設政府機構，歷代如此，至於壹些臨時性的派出機構和官員，並不能改變縣以下無皇家政權的史實。
但這不等於說皇帝對鄉村沒有管理，農民可以隨意詛咒皇帝而無人理會。
鄉村的「什伍編製」既是壹種准軍事組織，又出於保境安民的需要，與現在的鄉鎮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兩類設置。
解釋為皇權的延伸也無不可，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壹直未形成壹級政權。
鑒於現代國家之公民社會的性質，溫鐵軍先生概括的五個字：「國權不下縣」。
秦暉教授則把它完整的概括為：「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
近年來不少學者提出「撤銷鄉鎮」，實行「縣政、鄉派、村治」，或推行「鄉鎮自治」。
這引起許多人的不快，因為意味著許多基層官員會失掉飯碗，意味著龐大的食利集團必須退出肥沃滋潤的地方。
問題還在於壹級政權取消了，鄉村自治，黨權也就隨之弱化了，入黨缺少做官斂財的途徑，共產黨在基層便失去了吸引力。
中共在鄉村壹級都要設立黨組織，就是為了干預村級行政。
失去對行政權力控制的黨權，黨就成為無人恐懼的象徵。
毛澤東統治時，中央強調「發揮地方積極性」，但中國仍然沒有實際意義上的地方自治，連少數民族自治區也是假的，就是因為黨權大於行政權力。
中共政權是極度集權的政治結構，中央雖然下放壹部分行政權力給地方，是因為壹切行政權由中央統起來成本太高，不划算，也不能表明中國有壹定的地方自治。
黨務系統是壹竿子插到底的，在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下，中央對末稍的控制未有絲毫鬆動，獨立於中央的地方自治是不存在的。
正是由於有了黨務微循環系統，黨中央的全國決策都能迅速下達到地方任何壹級。
改革以來的中央集權是有些弱化，主要體現在行政管理方面，是國務院的權力被邊緣化了，但政治方面的政策仍能以高效率貫徹，中央仍然保持著對地方官員的生殺大權，同地方的關係依然是利益共同體關係。
國務院決策要壹級壹級貫徹，效力逐漸衰減，黨中央的文件可以壹次下發到基層黨支部，政府政策與黨的決策，兩者的政治風險不同，這壹點是每個體制內人都明白的。
巨大的政府規模消耗巨量的社會財富，為了維持自身的消費，政府的第壹目的就是圈錢，而不是服務，這便是女巫模型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監督的領域總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壟斷租金的最大化，其存在的價值就是食利。
地級市也是擾民的禍根，截止2004年底，全國地級行政區劃單位為333個，其中地級市283個，形成中國特有的市管縣體系。
它構成了宏觀縱向體制的基本權力結構，這是壹級純食利型政府，因為它介於省與縣之間，只有轄區，自身沒有土地，其機構設置與管理職能與省和縣級政府重複。
其食利性質突出表現為這壹龐大群體的自身需求，以平均每個地區級消耗10億元財政資金計，每年就要無端耗費3330億元。
河南省是中國人口第壹大省，有上億人口，城市也最多，以地級市信陽為例，從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間，信陽市財政收入雖由8.4億元增長到12.2億元，但同期的財政支出也由15.37億元猛增到40億元，使地方財政資金缺口擴大到了2.3倍。
尤其是1998年「撤地設市」后，全市財政供養人員由當時的18萬人增加到2004年的25萬人，官民之比由1:43提高到1:31，長期靠國家財政補貼過日子，變化純粹的寄生型城市，完全失去了造血功能。
原來地區壹級設行署，作為省的派出機構而非壹級政府，地改市則意味著地區行署由虛變實和編製翻番，五套班子加各部委局辦又創造出大量職位，自然成為各地區爭相追逐的目標。
增加的官員要吃喝玩樂，各部門壹門心思搞錢，加重了農村和企業負擔。
為了彰顯「政績」，所有的地級城市都力爭成為區域經濟中的「增長極」，它們不能生出新的土地，但可以將搶奪縣區的土地和資源，在「發展」、「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的趨同化範式下，地級城市無壹不落入以房地產開發為城市建設的套路，全然不顧及地理因素和人類的生活需求。
在「致命自負」政府與「精細計算」開發商的共同構建的圈錢大潮中，構成壹幅幅沒有歷史記憶卻極為標準化的、權力與金錢緊密結合的暴發戶圖景。
事實證明，行政組織每多出壹個層次，信息的失真率就會成倍增加，這就是農民有所謂中央「富民政策」到了下面就變味說法的原因。
市管縣體系的設計，人為地製造出壹個中間層級，省縣之間權力被層層截留，信息溝通受到阻滯，這在信息網路高度發達和交通十分便利的當今社會早已不合時宜。
本來建立市管縣體制的初衷是想以市帶動縣，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促進城鄉壹體化，提高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
可事與願違，市管縣變成市盤剝縣，財富向市裡集中，流入市政府官員手中，供他們花費，而不是市拿出錢來幫助鄉村建設。
在壹些貧困地區，政府連自己吃飯都成難題，但為了維持龐大的行政架構和地級市門面，除了向縣裡搜刮，更無可能拿出錢來資助民間致富。
市管縣式的城市化道路，是壹種排斥市場機制的道路。
有批評者認為：「市領導縣體制旨在打破行政上的條塊分割，但在克服舊的地市矛盾的同時，出現了更加尖銳的市縣、市（市轄）區、區縣之間的矛盾，尤其是限制了地級市管轄範圍內其他縣級市的活力。
市政府既要抓好市本級，還要領導所轄縣的工作，結果往往是削弱了對農村工作的領導。
」根據對市帶縣體制影響轄縣經濟的壹份問卷調查中顯示，19％的縣認為市帶縣對轄縣經濟發展「利大於弊」，25％的縣認為「弊大於利」，另外56％的縣則認為「利弊參半」。
在調查走訪的20多個市轄縣中，70％左右的縣都抱怨市裡「啃縣」、「刮縣」、「卡縣」。
現在實行市領導縣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併的產物，大部分則是地改市，即將地區行署改為地級市，撤銷同名縣級市並設置壹個或幾個市轄區的結果。
地市合併可以減少壹套行政機構，地改市則要增設機構、擴大編製。
壹個地區改為市，馬上就是五套班子出來了。
五套班子就是：黨委、紀委、政府、人大、政協。
中共十四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政機構改革的方案》規定，地區黨政機構控制在30個左右，編製900人左右，轄縣少的地區控制在500人左右；地級市機構控制在50個左右，編製平均2100人。
地改市意味著編製翻番，自然成為各地區爭相追逐的目標，編製規定很快就被突破了。
黨政機構就象不斷滾動的雪球，不動還好，壹動就順勢滾大了。
[9] 2009年，中央壹號文件提出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體制改革，財政部又公布《關於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意見》，要求「省直管縣」財政改革在2012年底前在中國大部分地區推行。
由於涉及削弱市級壹層官員的既得利益，試行中遇到很大阻力，但近幾年社會動蕩加劇，群體事件急增，大部分發生在縣壹級，威脅到政治穩定，中央急於推出「省直管縣」，首先是從政治上考慮，加強對縣的控制。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縣域經濟的發展和地方政府自主權的擴大，縣鄉政府機構和人員隨之自我膨脹。
據國家統計局等11個部委對全國1020個有代表性鄉鎮的抽樣調查，平均每個鄉鎮黨政內設機構為16個，其人員平均158人，超過正常編製的2－3倍；平均每個鄉鎮下屬單位為19個，其人員達290餘人，嚴重超編。
現在壹個中等鄉鎮的工作人員就超過了20世紀50年代壹個普通縣的編製人數。
鄉鎮黨委和政府經歷了向科層組織發展的過程，內設機構不斷細化。
原來為1人的黨委委員、幹事、助理員，分別演化為相應的部、委、辦（所、站）等部門，鄉鎮還仿照上級政權組織增設了人大、政協、紀檢等機構。
這些人員往往是通過私人關係的利益交換原則而進入鄉級政府，私人化或家族化傾向嚴重，對於鄉村管理和市場經濟，多且無用，對於利益集團卻是滾滾財源，已經異化為純粹的食利階層。
喪失了管理職能，使所謂「吃飯財政」，「負債財政」，貸款借債發工資，成為普遍現象。
鄉鎮要保證自身生存，就需要龐大的財政來源，財政不夠就靠借債運行。
在廣東，欠債幾千萬元的鄉鎮比比皆是，多的達上億元，鄉鎮債務在全國有數萬億元之多。
稅收取之民，用之於民變為取之於民，用之於官，民生建設落後，形成「地方政府失靈」現象。
由於與農民矛盾越來越突出，縣鄉政府官員及依附人員便以黑惡化手段執政，成了麻煩製造者和秩序破壞者，基層政權成為掠奪性政府，走向了自身職能的反面。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有壹句著名的口號：「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徵稅。
」現在縣鄉幹部的話就是法律，就有打人抓人之權，拆房牽牛，逼死人命，比英國女王的權力還大，比舊時代的封建諸侯還要無法無天。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認為，「皇權統治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鬆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無為的」。
有學者將之概括為：「在傳統中國社會，事實上存在著兩種秩序和力量：壹種是『官治』秩序或國家力量；另壹種是鄉土秩序或民間力量。
前者以皇權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級分明的梯形結構；後者以家族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窩狀結構』的村落自治共同體，連接這兩種秩序和力量的是鄉紳精英階層」。
這比較符合中國歷史，皇權當然對鄉村有影響力，但那是稅賦和兵源的關係，只要不挑戰皇權，其餘的便由鄉民自行管理，與共產黨包攬壹切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然不在壹個層次，共產黨之所以極力反對鄉鎮自治，其道理也就在這裏。
皇權對鄉村是非政權形式的間接控制，比如北宋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度，元代建立都圖制和社制，明朝實行里甲制和糧長制，清代實行保甲制和門牌制等，都有壹套編織有序的社會管理網路體系。
今天的村委會和居委會的功能是為了有效控制基層，卻不能認作是壹級政府機構，它只有半政府的性質。
因為共產黨主要靠它無孔不入的黨支部來掌控末稍，實現中央集權，沒有必要設置這壹級政權機構，有黨組織就夠了。
為什麼中共實行五級半政權結構，並非不知道其中的弊端，而是故意擴大體制規模，增加體制內官員數量，以龐大的黨政官員、公務員及相關依附人員來作為政權的基礎力量，這部分人必須保持足夠的數量，才能管制到方方面面。
早在江西根據地時，就採取鄉（市）、區、縣、省四級地方蘇維埃政權結構。
學者的小政府大社會提議恰恰違反了這壹嚴密控制民間社會的原則，在大政府格局下，只要政權運轉正常，每壹級政府都不會有改革的動力，反而要拚死抵抗各種精減或縮小政府的動議。
我們只能看到壹些學術機構研究行政體制的弊端，呼籲改革，而各級政府卻根本不予理睬。
對民眾來說，龐大的政府機構自然是無用的食利集團，但其吸引力和凝聚力極為強大，眾人皆想進入這個集團分利，而不是瓦解它，每次的公務員考試都吸引無數的人參加，甚至達到幾千比壹的錄取比例，不是他們拚命要為人民服務，而是希望得到壹個保險又體面的職務，獲取尋租資格。
政府越腐敗，灰色收入越多，引誘力越大，政權的基礎就越穩固。
這看起來荒唐，卻是中共政權於民主化浪潮中不倒的重要原因。
試想，若政府規模太小，壹個縣僅有幾十個官員，又怎能無孔不入地管治民眾呢？
中共集權的特點就是政權的金字塔形結構，金字塔底層越大，上層越穩。
美國不是這樣，州縣政府並不由聯邦任命的下屬機構，各級政府只對各自地區的選民負責，聯邦政府管理整個國家也無權對地方政府下指令，地方政府有充分的自治權。
支持美國強大的是保障民權的地方自治，聯邦政府不需要通過權力的金字塔結構實現對國家的管理，政府的強大是體現民眾的自由意志，不是壟斷權力。
這是集權政府與民治政府的根本區別，集權政府什麼事都要管，於是不斷增加官員，擴大權力階層；民治政府基本上靠民間自治，大部分事分給社會團體去做，機構不需要很多。
中國雖說自古行中央集權，但是政府機構也還是很小，中央政府壹般設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六部（吏、戶、兵、刑、禮、工）。
廟少和尚自然會少，例如公元627年，偌大壹個大唐帝國的京都——壹百余萬人口的長安，只留用了643至730名京官，外官數量也相應較少。
明朝官職有所增加，越到後期越是膨脹，另外還有廠衛系統，類似於現在監視控制人民的黨務和國安系統，到明世宗時，壹次就裁撤錦衣衛3萬餘人，第二次裁掉148000人。
但還是比不上現在的官員泛濫如蝗災壹般。
清朝壹改明朝的弊政，清康熙年間，全國官吏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小吏，只有17000人，管理比現在大得多的國土。
到清末光緒年間共有知府180多人，知縣1300多人，辦理4億人口之政務，從中央到地方的朝廷官員不過25000人。
中央政權機關由議政王大臣會議、內閣、軍機處等構成，下設六部。
清朝除了吃皇糧的官員，還有壹部分自理口糧靠捐納購買的記名候補官員，候補不上就壹輩子做能穿官服的閑人。
晚清雖然腐敗，但從皇帝到大臣，天不亮就要上朝，今日事今日畢，無人敢於懈怠政事。
古時候當官收入不多，主要是榮譽地位和忠君報國情操，王安石食衣儉樸，岳飛受害，抄家壹無所得，壹堆破書而已。
袁崇煥辭官時，回鄉的路費也不夠。
不似現在的所謂「公務員」，朝九晚五，放下茶杯，又端酒杯，熒屏報頭，香車美女，賽過活神仙。
壹個小小鄉鎮長，連「芝麻官」都算不上，就能拿幾千萬元公款去澳門豪賭，這類渣滓聚集成為新壹代的鄉村惡霸。
民國初年中央政府頒布的《各省行政公署辦事章程》，省行政公署只設總務處與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四個司，全署編製不得超過60人。
到1990年，省級政府的工作機構平均為69個，人員編製多達幾千人，有的省甚至上萬人。
1991年底，中國1個省級單位平均領導11.3個地級單位，1個地級單位僅領導8.4個縣級單位，管理跨度小，導致層次重迭，人浮於事。
當官是中國人持續了幾千年的熱情，代表著人生的最高價值。
中共就是利用這壹點以籠絡人心，不斷增加機構人員，鞏固政權金字塔。
所以，官場總是供不應求，跑官賣官的多如牛毛。
1950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
在50多年中增加了27倍。
比中國西漢時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
中國的長官比例也為全球之最，縣以上政權機構都有五套領導班子，壹個市長就有9個副市長，其餘的黨務人大政協紀委也壹樣臃腫龐大。
日本首都東京人口1300萬，GDP1.1萬億美元，但是東京只有「市領導」7人：1名 市長，4名副市長，1名議長，1名副議長。
世界經濟首都美國紐約市，人口1800萬，GDP2.6萬億美元，也只有「市領導」6人：1名市長，3名副市長，壹名議長，壹名副議長。
以中共地級市遼寧鐵嶺市為例，其人口300萬，GDP僅46億美元，人口是東京的五分之壹、是紐約的六分之壹，GDP是東京的千分之四，紐約的千分之壹點八。
但是鐵嶺的「市領導」是東京和紐約的6倍，有41名之多。
從市中共黨委正、副書記，常委，到市政府正、副市長及他們的秘書長和助理，再到人大正、副主任和政協的正、副主席。
這還不算多的，有的貧困縣，所謂領導班子更為龐大。
貴州省赫章縣是國家級貧困縣，竟有12名副縣長。
因此中共的「官災」，比「蝗災」面積廣，更時間長久，比中國所有自然災害加在壹起的危害還要嚴重得多。
五、僵死體制
中央集權制度到了現代民權社會，已是僵死的體制，民權政府的核心是實行地方自治，中央政府不得干預地方自治事務。
地方自治是對國家權力的約束，國家權力沒有邊界的社會壹定是專制型國家。
分權自治體制中，省縣的許可權是很大的，省縣議會有充分的立法和決策權，制定省縣自治法，地方官員由地方遴選，不由中央政府委派，改革了幾千年的中央集權制度。
憲法還特別規定了「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的條款。
毛澤東的中國接續了兩千年多年的中央集權，用階級專政統治天下，即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
中央集權比諸侯割據的地方自治更容易實行統壹的政令，自秦始皇統壹六國開始，中央集權制度就再沒有更改過。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幾十年中，軍閥割據和戰亂不斷，中共也是割據政權之壹，這不是緣于地方分權，而是未能實現軍隊國家化所致。
地方分權自治中共是最大的受益者，延安地方自治的合法化使之起死回生。
有鑒於此，中共建政后，立即取消地方自治，重歸中央集權，給予少數民族區域的自治權是名義上的，中央實行壹竿子插到鄉村的集權制度，比古代的只到縣壹級的集權制更為徹底。
世界上大多數民主國家都是地方自治性質，專制國家基本為中央集權制，專制社會適合於中央集權，是專制政權的制度性保障。
與兩種不同制度相適應的，便是小政府大社會或小社會大政府的不同統治方式。
中共也曾數次精減機構，也有過小政府大社會的提法，以適應經濟市場化運作，但都不成功，關鍵在於中央集權體制，要管的事太多太細，如果下放壹部分權力，便會弱化中央政府的權威，許多政令不能通達。
所謂「壹放就亂」，於是又更為集權，形成「壹收就死」。
所以，總是收的時候多，放的時候少，即使是最小的鄉鎮政府也是貫徹中央政策的執行機構，沒有獨立管理地方事務的權力，因為地方政策是不能與中央精神抵觸的。
中央的要求往往不是通過全國性法律來實施，而是以紅頭文件的形式，不斷變幻，想起來幹什麼，就下達壹個文件命令各級地方政府無條件執行，地方的利益永遠受制於中央領導人的喜好。
中央的人事權管到省地壹級，如果需要的話，也可以管到縣壹級。
地方沒有真正的立法和人事權，所謂的分權或自治就是空話而已。
地方對中央權力的侵蝕，是通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這是隨機性的，沒有制度的保障。
地方自治必須受憲法保障，中共的憲法沒多大的分析價值，因為中共是以黨的意志治國，以政策治國，寫在紙上法律連它自己也不當回事，各種公民權利和地方許可權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
以中共第二部成文憲法（第壹部是割據政權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也就是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例，通篇充斥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戰爭罪犯」、「鎮壓壹切反革命活動」、「人民公敵」、「嚴厲的制裁」、「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各級政權機關壹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壹類充滿政治偏見和殺氣騰騰的詞語，不象是全體公民的憲法，倒象是壹部共產黨的政治宣言和討伐敵人的戰鬥檄文，正是這部專政機器的說明書。
後來的憲法也承襲了這種風格，在序言中以教科書的形式宣揚共產黨的奮鬥歷史，宣示其天然領導權的合法性和專政鎮壓的性質不變。
中共的壹切改革都必須維護壹黨天下，壹黨管制天下的每壹個地方，這是底線，而中國改革的前途就在於取消壹黨制，擴大民間權利。
維持黨管行政的集權體制，就沒有改革的前途，它的行政機構改革搞了多年，沒有解決任何行政體制弊端，也決非某位青天所能解決的問題—— 對於壹些立志於改革的縣鄉官員來說，在改革中將失去某種利益的公共權力依附人員是改革的阻礙力量。
在既得利益階層和分利集團面前，縣委書記、鄉黨委書記的力量就顯得太渺小了。
就拿壹個鄉來說，大大小小的幹部、教師和權力尋租人員，隊伍壹年比壹年壯大，從總體上來說壹個鄉書記根本無法抗拒。
決定鄉書記是否能繼續幹下去的人不是普通農民，而是鄉里的幹部、教師們的輿論和評價，他們不但掌握著話語權和更多的評價機會，而且他們更有能力和關係渠道向上級施加影響。
他們中的個別人可能與某副縣長或某局長有親戚或金錢關係，壹個小小的鄉書記恐怕奈何他們不得。
更多的時候，縣鄉官員自身及親屬朋友已經成為分利集團的主體，單靠某個書記要改革，要去改變整個利益分配機制，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李昌平在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推行改革的結果是被迫辭職；原安徽省利辛縣委書記夏壹松拒收禮金，立新規滌盪積弊，結果大量的恐嚇、侮辱接踵而來，有人揚言「夏壹松不除，利辛難安」，最後夏壹松僅當了180天的利辛縣委書記就被調離。
由此可見，個別縣鄉官員壹旦成為鄉村改革的現實動力，而又缺少來自上面的支持，就會很快被扼殺或排擠，出現逆向淘汰的現象。
帕金森定律揭示了縣鄉機構、人員膨脹、縣鄉政府改革動力不足的原始動因。
英國著名管理學家帕金森在分析組織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原因時，指出人員的晉陞機會與機構數量成正比，所以人們總是希望增加機構。
對於壹個不稱職的官員來說，他可能有三條出路，壹是申請退職，將位子讓給能幹的人；二是讓壹位能幹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兩名水平低的助手。
對於這位不稱職的官員來說，第壹條出路是走不得的，那樣他會失去許多利益；第二條路同樣也不能走，因為那樣會使自己多出壹個有力的競爭對手；看來只有選擇第三條路最為適宜。
於是，兩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他的工作，而自己則能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同時也沒有人成為自己晉級的障礙，而下級既然能力不濟，他們又會上行下效，為自己找兩個更加無能的助手。
如此惡性循環，就會形成機構重迭，人浮於事，扯皮推諉，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體系。
帕金森定律告訴我們：不稱職的行政首長壹旦佔據領導崗位，龐雜的機構和過多的冗員便不可避免，整個行政管理系統就會形成惡性膨脹，陷入難以自拔的泥潭。
……在以「苦甲天下」而聞名的寧夏西海固地區同心縣，部分幹部違法亂紀，大量超編進人，致使這個國家級貧困縣吃「皇糧」的人數畸形膨脹。
冗員吃空了財政預算、補貼，就連專項資金也被挪用。
在這個僅有33萬人口的貧困縣裡，吃「皇糧」者高達1.1萬人，全縣超編人員高達2800多人。
由於工資支出預算由上級部門制定，鄉鎮財政沒有任何減低這部分預算的積極性，精簡人員實際上意味著放棄這部分預算撥款。
由此可見，縣鄉官場內部很難產生足夠的改革動力，這種情況對鄉村改革的進程會產生負面影響。
[10] 即使有了上級支持和稱職的領導也無濟於事，依然是個人力量挑戰體制權威，仍然是局部性的變化，連改革的層次都談不上。
國家權力的垂直化體系決定了各級政府權力都被切分，不能獨立改變體制弊病。
黨務系統也是這樣，黨的政策由中央決定，地方黨組織只能執行，沒有政策上的自主權。
這種體制產生出壹大堆制度性困境，這不是僅憑個人改良決心而能解決的。
朱鎔基貴為總理，中共政治局常委，算得上敢說敢幹，在全面貪腐的大環境下，他無絲毫力量撼動極權體制，無法改變機構臃腫的毛病，更無權改變黨的專制。
現在撤併壹些鄉而增強地區壹級的做法，實際上是本末倒置，實行鄉村自治，鄉便脫離行政體制，由鄉民自治，因地制宜，管理人員數量不是核心問題。
鄉村自治應以鄉為主，村則太小，鄉鎮為居民生活的功能集中區域，教育衛生和集市貿易都集中在鄉鎮壹級，實行自治才有實際意義。
從魏晉到明清，行政系統壹直沒有延伸到縣以下，清末民初以地方自治的名義建立了區、鄉兩級派出機構，不是壹級政權。
按照當時的設想，區、鄉經費不是取自傳統的國稅，而是靠自籌經費來維持；區、鄉負責人也不屬於公務員，因此自治組織與官府自然有很大的區別。
撤併機構必須先從減少層級開始，再減少政府許可權，各級官員就都減下來了。
鄉鎮官員最高為科級，地市為廳級，廳局處科級官員成堆，級別越大，供養成本越高，只減小官，不動大官，更強化社會的官本位思想。
這跟城市限制汽車行駛，不敢動賓士奧迪等大排量富豪車，總是從夏利奧托之類小排量百姓車開刀壹樣不公平。
地區是省與縣的中間層次，多為較大城市，最先撤銷的應該是地市管縣體制，市由省轄，市不能再盤剝縣，縣對市無供養責任，縣也歸省管，縣以下為鄉村自治，除了縣級正常稅賦，無供養冗員之責任。
以縣為中心的地域經濟就活了起來，省支持貧困縣不再經中間環節盤剝。
城市化程度高，且已撤縣改區的地級市應壹並歸省轄制，與縣互不隸屬，城市化過程中形成的強縣也可整合數縣為市，縣改為城區，統壹歸省管轄。
縣制在中國目前（以及歷史上）作為基層政權單位的重要性是：縣作為社會、經濟、文化綜合性政治實體的基層政權建構，鄉鎮遠不具備這樣的綜合性特徵。
縣制在中國歷史上能夠歷久不衰，自有其深刻的理由，政治腐敗在縣壹級具有特別嚴重的性質和瀰漫性規模，絕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這壹級權力既相對遠離中央政權的監控，又相對接近自己的「子民」，在腐敗政治環境下，可直接通過鄉鎮政權魚肉鄉民。
過去，相當於地區壹級的州府是交通資訊落後時代的產物，現在再保留這個中間層次，還要增加壹級稅收，只會有負面意義。
1997年到2001年，全國鄉鎮總數減少了4528個，其中鄉減少了5681個，鎮增加1153個。
到2002年7月，全國鄉鎮數共為39715個，其中建制鎮為20374個，比改革開放初的2176個增長了近10倍，而鄉的數量則由52534個下降為19341個，鄉鎮數量之比首次出現建制鎮超過鄉數，分別是總數的48.7％和51.3％。
撤鄉並鎮雖減少了數量，而職能並沒有實際性的改變。
壹些地方借撤併之機大興土木建設，鄉鎮幹部私分公有財物，通過大舉借債消費等加重了農村鄉鎮政府的債務，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改革被壹些幹部和群眾稱之為「災難」。
應該撤銷鄉壹級政權，而不是削減數量，已城市化的大鎮可考慮保留壹些，變為市。
最好是連地區壹級也撤掉，中國之所以官員泛濫成災，這兩級就佔了很大部分。
現在的交通和通訊發達，壹個縣的直徑以五十公里計算，縣城到鄉下不過個把小時車程，從省城到邊遠縣城高速公路最多幾個小時。
古人傳遞公文，驛站快馬跑幾天到大半年，行政效率與今日根本不在壹個層面，清朝版圖比現在還大壹半，並未因效率低而分裂。
古代騎驢看唱本，現在三菱越野車，古人治理鄉村都無需另設鄉鎮衙門，白養壹大幫閑人，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小政府大社會。
信息時代壹個電話即解決問題，政府無需過多干預社會，建立小政府大社會格局，降低執政成本。
最不需要的就是鄉壹級政權，中國很多的壞事就是鄉村惡霸們干出來的。
他們離農民最近，又握有行政權力，卻無服務鄉梓的熱情。
因為鄉村是名義上的村級自治，農民無權過問鄉政管理，只要縣上有人做後台，便巧取豪奪，吃拿卡要，負債消費，圈佔土地，無惡不作。
就鄉鎮政府本身來說，它能做的事也極少，在農業稅費減除的現實下，已經沒有了收取額外稅費的法律空間，收上來的錢能夠政府自己用就不錯了。
鄉鎮政府不但不能服務於鄉梓，由於自身需求，逐步變為千方百計為自己搞錢的機構。
「以支定收」是壹條鄉鎮財政運作的「潛規則」，它需要花多少錢，就想方設法搞多少錢，因鄉鎮人大的作用圖有虛名，鄉鎮財政運作的透明度極低。
用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投入嚴重不足，只能發揮計劃生育之類的作用，對繁榮鄉村並無意義。
再說，鄉鎮政府作為由縣級組織任命的下壹級組織，只能無條件貫徹上級意圖，根本沒有與上級討價還價的地位，縣級政府職能部門設在鄉鎮的「七站八所」還肢解了鄉鎮的權力和財政。
這樣壹來，鄉鎮黨政不但不能成為壹級責權利相統壹的政府，還由於它的決策權甚至相當壹部分行政權掌握在縣級政府及其部門手中，它成了縣級政府事實上的派出機構，主要執行縣級政府的指令。
鄉鎮黨政正承受著來自兩方面的壓力：壹是村民自治而要求建立新型民主合作體制的壓力，鄉鎮黨政不能再簡單用行政命令來干預鄉村；二是自上而下的舊幹部任命體制的壓力，這方面既有硬性任務指標的壓力，也有人身依附關係形成的壓力。
鄉鎮黨政要想建立服務型的政府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和事佬也沒有餘地，站在哪壹邊都將使自身陷入困境。
鄉鎮政府在兩難時，只能選擇向上負責，從而加重與農民的對立。
打個比方，鄉鎮政權是壹段經常發炎的盲腸，遲早以割除為妙。
越是貧困的地區情況越糟，是最大的社會累贅和動亂隱患。
富裕地區也同樣可惡，廣東不少鄉鎮政府，花幾千萬上億元建政府大樓，修豪華氣派的廣場，巨額資金花在毫無效益的面子工程上。
這麼多閑錢寧願擺闊鬥富，耀武揚威，也不去改善農民生活，不用來辦義務教育，充分顯示鄉級政權的多餘和荒唐。
東莞有壹鎮長，五年間竟然去澳門賭場輸掉9000多萬元公款。
區區壹個鎮長是中共行政體系中最小的官員，尚如此喪心病狂，整個鄉鎮體制存在的價值就十分明白了。
據官方統計，截止2003年底,中國公務員的總數是636.9萬人，非正式編製而吃財政飯的人員約有4500萬人以上，另外，還有500萬人仰賴於政府賜予的權力實行自收自支。
財政飯有四層意思，壹是國家財政拔款，比如公務員的部分帳面工資；二是國家法規賦予的「自收自支」權而獲取的，如工商，文化，城管等部門，他們既是執法者又是經營者；三是國家武裝力量，這部分人至少在500萬以上；四是附庸於行政機構的大量編外人員，如公安局就養了大批的協警；有半社會半政府性質的居民社團組織、科教文衛、行業協會壹類；也有各種臨時性的雇傭人員，如用於每年兩會及各種國際體育賽事的安保服務人員，都由財政支出。
雜七雜八的組織都有收費權，可坐收坐支，是政府默許的潛規則式的「財政飯」，而這個財政飯要比合法的財政飯大得多。
攏共加起來，從民眾身上找吃飯的起碼在總人口的5％以上，明的暗的，合法的敲詐的，裝進個人私囊的，各顯神通，老百姓有多少錢無端被劫，無人能夠準確統計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經濟發展快而民生提升很慢的道理，國民財富的大部分都讓這幫碩鼠蛀蟲吃掉了。
2007年，國家財政稅收增加了31％，達到5.1萬億元，佔GDP的21％，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億農民的純收入。
也就是說，政府壹年花的錢等於3.7億個城鎮居民、12.3億農民壹年可以花的錢。
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財政稅收為4937萬兩銀子，那時壹個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約為24兩銀子(每月2兩左右)，政府收僅相當於205萬普通北京人的收入，現在的政府卻需要十幾億農民才能供養得起。
中國有5.4億城鎮居民、8億農民，加在壹起，2007年民間可支配收入總共為10.7萬億元。
5.1萬億元的政府財政稅收約等於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額的壹半，超過美國民間與政府的8.4萬億美元與2.4萬億之比。
但大頭還不在財稅收入上，政府有大量的國有資產和土地儲備，2007年國家資產和土地所有者增殖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萬億元，將資產性可支配收入和財稅的5.1萬億加在壹起，可以支配的總收入是15.7萬億元，這等於11.4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億農民的純收入。
據發改委估算，2007年全國居民資產為27.6萬億元，不到價值為88萬億的國有資產與國有土地的三分之壹。
如果GDP和資產價值都上升10％，老百姓從資產升值中得到2.76萬億元，政府得到8.8萬億元，政府得到的份額同樣是民間的三倍。
換句話說，也即是占人口95％的民眾的錢不過是占人口5％的政府人員的三分之壹。
國有資產是人民大眾的錢，政府拿了這麼多錢，花在民眾身上有多少呢？據財政部官員說，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約6000億元，相當於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461元(相當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而在美國，沒有多少國有資產，同期三項開支約為15000億美元，相當於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為美國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當於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所以中國僅壹個縣衙門的政府大樓規模就超過美國總統府很多，花費數億元或十數億元建新大樓的縣政府並不鮮見，且用不了幾年又要重建擴建，就是因為錢實在太多了。
讓這幫人實行有利於民眾的行政和財稅改革，絕無可行性。
如今的中國，儘管社會出現嚴重兩極分化，但統治集團的穩固性並不比毛澤東時代差多少。
在毛時代，有權就有壹切，但掌權者個人地位是不穩定的，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倒台，沒有形成壹個穩固的社會上層，是靠了執政黨地位和對體制的效忠。
但從90年代中期起，社會上出現了壹個掌握政治文化和經濟資源資本的總體性紅色資本精英集團。
緣于自己和父輩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權力，以總體性血緣代際關係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接轉移，不同資本的可轉換性變成了對各種資源的交叉佔有。
從70年代末起，高考、出國、官倒、第三梯隊、下海、買文憑等數次高潮中，完成了總體性的資本積累。
再進壹步發展為財富的積累，通常幾年的時間，就可以積聚數十億上百億的規模。
因此，這個龐大的集團，不但要維持政權的絕對穩定性，還要維護內部的經濟壟斷利益。
其群體的規模和邊界，必然是封閉性的，不使外人輕易進入，是這個集團的壹致目標。
政治和經濟文化的全面壟斷，壹方面保證了中共極權體制不會從內部瓦解，壹方面為維護這個體制積累了巨量財富，加強了中共極權統治的安全性，甚至可以影響到國際政治層面。
利益集團談不上什麼效忠，他們紛紛轉移財產到民主國家就是不看好中共前途，但這是兩手準備，並不減少維護現有體制的決心，這才是利益最大化之關鍵所在。
這是毛澤東時代所不能比擬的，那時中共總時刻感覺到戰爭危險，現在的中共已無外患之憂，可以用大量的金錢來增強自己的國際發言權和影響力。
但中共的集權體制是僵死的，如同壹具巨大的腐屍，這是對其整體而言；體制內的成員皆紅光滿面，肥得流油，象是壹堆堆爬滿腐屍的蛆蟲。
六、運動治國
在權力的市場化過程中，中央集權體制效能也逞弱化趨勢，具體體現在全國性的法規幾乎沒有壹部始真正在地方上得到貫徹，也幾乎沒有壹項規章制度行之有效。
至上而下的貪腐體系導致社會全面黑惡化，無論是警察的「文明執法守則」還是村民委員會的「村務公開制度」，頒布之日即束之高閣。
每年壹部的法律全書，以百萬字計算，每年從中央到鄉鎮的各級黨政部門下達的政令法規數以萬計，卻幾乎沒有壹件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
各種政令、法規、指示均不同程度地被扭曲性執行、限制性執行和選擇性執行，上級對此也只能默認。
任何法令、政策或任何級別的「領導批示」，都不再具有真正的權威，這在民眾上訪有效率僅千分之壹就可以看出，中央領導權威充其量是紙面上的，在壹層層的文件批轉中消解于無形。
潛規則大行其道，顯規則黯然失色，效率遞減、政策變形，所有或大或小的權力惟有在灰色地帶才真正體現權威。
大到政府機構改革、反腐肅貪、農村減負，小到治理公路三亂、公費旅遊等等，都是雷聲大雨點小，雨過地皮濕。
貌似極端強大的中央集權、似乎無所不能的國家權力，只能體現在省市壹級的官員任免上。
層層負責的行政體制、龐大的幹部人口、爭權奪勢的政治鬥爭、行政權力的黑惡化，形成層層割據狀態。
在作為政治統壹體的壹國之內，東西南北之間的經濟政策差異、實際稅負差異和各地的執法標準、司法尺度的差異，遠遠大於聯邦制下實行地方自治的美國各州，而省際市場之間的貿易壁壘更遠遠超過歐盟25國，除了軍隊和國稅尚在中央手中，中央集權體制已名存實亡。
舊王朝可以存在幾千年，中共集權體制難以延續百年，中央的政令被敷衍抵制的狀態已經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
2004年震驚全國的安徽阜陽劣質奶粉事件中，地方當局不僅用「假撤職」矇騙國務院調查組，調查組前腳走，地方政府便拒不為患病嬰兒免費治療。
朱鎔基總理以鐵面著稱，安徽省南陵縣竟敢以假糧倉來欺瞞他。
溫家寶總理為解決黑龍江雞西市壹起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欠薪案件，三次批示，雞西市卻反覆欺騙上級，直到溫家寶為此派出國務院調查組才勉強解決問題。
那些沒有經過總理親自督辦的案件，其結果可想而知。
古代有欽差大臣制度，尚方寶劍壹舉，有先斬後奏之權，砍掉幾顆貪官腦袋，即奏殺壹儆百之效。
中共高層統治集團形成「統壹意志」的能力已不復存在，五級半政權機構的事權與財權嚴重不協調，官府與民間爭利、機關與企業爭利、中央與地方爭利、上級部門與下級部門爭利。
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的地方化、部門化、利益化、商品化、金錢化、私人化趨勢日益嚴重。
而且不同職能部門之間互相爭奪審批權、控制權、收費權和罰款權，有利可圖的行政管理爭相下發收費文件，無利可圖的公益事業相互扯皮的怪事屢見不鮮。
某地壹高速公路建成，交警與路政兩家爭搶高速公路事故拖車權（拖車壹次收費壹千元至幾千元），打得頭破血流，堵塞交通多日，驚動了中央。
河道挖沙利潤高來錢快，公安、河道、國土、礦產、工商、稅務、鄉鎮、村委會等各級衙門趨之若騖，爭搶收費權。
對防洪及村民造成的災害後果，全是推來推去，誰也不負管理責任。
中共有中央集權之制，卻無中央集權之鐵腕，取消了計劃經濟，地方豪強在市場經濟中坐大。
中央集權本來就與發揮地方積極性的分權制度不相匹配，壹收就死，壹放就亂，這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在地方豪強的抵制中，中央權力被壹步步削弱，配之以無法無天的法制環境，「大難來時各自飛」，中央集權崩潰時，中國命運如何，自不待言。
中共看起來強大無比，有深入鄉村遍及城鄉的黨組織，有幾千萬大大小小的黨員幹部，有幾百萬忠於「黨指揮槍」建軍原則的軍隊，有從中央到地方龐大的五級政權體制，有聽命于上的村委會和居委會，全社會牢牢控制于中共手中，可以實現鄧小平「堅持基本路線壹百年不動搖」的設計。
如果認真觀察壹下的話，事情並不這麼簡單，首先社會管理就處於失控或半失控狀態。
政權的控制力問題不大，由於各級既得利益集團緊緊捆在壹起才可攫取最大利益，他們維護政權的積極性極高。
廣東是經濟最發達地區，鎮壓村民反貪與征地的維權活動，動輒開槍殺人，毫不手軟，因為這直接侵犯到當權者的利益，無需中央批示，地方更有積極性。
但對假冒偽劣泛濫成災的現實，卻總是躊躇不前，因為當權者能從中漁利。
經濟利益是這個政權的最大誘惑力，只有政權的堅定支持者才能分得利益，對海內外都壹樣。
香港的曾憲梓就十分仇視民主派，動輒說民主人士是漢奸賣國賊，因為他的效忠表演越好，在大陸的利益就越有保障。
CCTV有個對外廣播的第四頻道，永遠不愁沒有海外人士上節目，台灣的不少名人以「愛國」的面孔出鏡，天天咒罵泛綠陣營，他們知道罵陳水扁政府毫無風險，因為台灣民主了；他們更明白共產專制馬屁非拍不可，否則不能回大陸經商，怕發不了財，怕給當間諜抓起來。
所以說，中國民眾的民主訴求存在於民眾之中，並不在所謂的精英階層。
但是，政權的穩固並不等於社會的穩定，恰恰是由於利益集團無止境的貪婪，在非法攫取財富過程中的肆無忌憚，造成中國社會無法無天，政府的社會管理功能處於基本失控狀態。
所以中共又回到了運動治國方式，不過現在的運動治國主要是運動式的行政執法，壹般不推及政治領域。
毛澤東時代是重視革命運動而輕視法律作用，從不提什麼依法治國。
發動群眾性革命運動來治理國家，這壹點受不少人置疑，有必要搞那麼多運動嗎？簡直是胡折騰！其實這正是毛澤東的高明之處，有些運動看起來荒唐無比，如比林與批孔連在壹起，評論《水滸》與批判投降派搞在壹塊兒，卻對毛及中共的統治極為必要。
沒有運動也要製造運動，沒有敵人也要樹立敵人，哪怕是古人死人也罷。
這樣壹可以養活壹幫職業運動家，二可以吸引民眾的注意力，緊張人們的神經，高度關注形勢動向，緊跟中央的步伐，免得群眾精神渙散，起「非分之想」。
壹切政治運動都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經濟工作也由政治運動來推進，所謂「抓革命，促生產」，中共在永不停歇的折騰中維持其執政的正當性。
毛壹直到死，其威信地位不可動搖，民眾從不擔心共產中國的命運，說明運動治國是其生存之道。
現在的中共取消了領袖終身制，只能任兩屆，想干到死是不可能了，當權者就改玩什麼「民主與法制」。
結果自欺欺人，民主是鬼話，法制是廢話，弄得進退失據，完全喪失公信力。
不搞政治運動，公開搞私有化，反令共產黨的全部歷史功績變得毫無價值，前途堪憂。
它的運動治國方式只能向行政執法上轉變。
行政執法的運動化是同由於各級官員漠視法律，漠視法律的惡習緣于熱衷於修改憲法，卻從來不拿憲法當回事。
憲法都沒用，整個社會無不輕蔑法律權威而服從於政治權威。
資本家不給農民工發工資，這本來是法律問題，按照勞動法完全可以追究法律責任，可是政府卻假裝看不見，最多在春節前突擊來壹場專項治理欠薪的執法運動，以運動式執法來體現黨和政府的權威。
行政部門平常幹什麼呢？他們的功夫都用在了圈錢上面，即行政執法的牟利性，有錢賺的事不請自來，無利的事請也不不管。
派出所抓賭抓嫖最熱心，因為有大把現金和罰款，而入室盜竊、道路二搶、公交車抓賊、流氓滋事、黑社會勒索，則是報了案也沒什麼用。
深圳天天有黑惡勢力收取保護費，公開打砸商鋪，砍殺無辜群眾，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警方視而不見，因為要付出辦案成本。
交警查車罰款本來是懲戒違章行為，現在全是牟利手段，尤其在年底，為突擊完成罰款任務，過個肥年，包括治安刑事警察在內全部壓到路面，掀起罰款運動高潮。
其他部門也是這樣，能弄錢的都出來了，滿街的大蓋帽如過江之鯽。
在這些衙門裡，看不到多少正義感和職責操守意識，在向錢看的大氛圍下，他們自然充當著榜樣的作用，金錢成為維繫政府與民間聯繫的遞質。
行政部門壹切活動都要首先考慮自身是否受益，這就是為什麼管理機構日益龐大、幹部越來越多、社會管理卻趨向失控的原因。
只能靠專項運動式執法，以緩解嚴重的社會無序現象，卻不願將管理太有序了，那會失去贏利機會。
有似馬路上整天開挖的各種工程壹樣，如果搞壹次用上十年二十年，這些年頭又吃誰去？漏洞是制度性的，各級管理者又故意擴大漏洞，積累矛盾，以示問題之嚴重及管理之艱難。
壹如「辦事二妙法」之壹的「補鍋法」，補鍋匠若不趁機把鍋的裂縫敲大壹點，如何賺取更多的錢。
六四鎮壓不謊報軍情，擴大危機，何來危急時刻的護主之功。
運動式執法不但不影響平常的經費，還能增加額外的投入，更有請功受獎之機會。
平常的工作放壹放，到運動執法階段突擊壹下，各種報表和功績就十分醒目了。
更不消說行政部門與違法者是食物鏈關係，捉光了鼠，貓便餓肚皮也。
社會生態破壞后，甚至蛇鼠壹窩，亦常見之景觀。
收容遣送站為了多抓人，與政府和企業勾結，將證件不全的人強制勞動，其目的就是能共同分利。
執法者在食物鏈的頂端，下端的生存狀態也決定著頂端的生存質量，例如監獄靠犯人的生產提供費用，以完成生產指標情況作為考核和獎懲的標準，監倉犯人存量直接影響獄政管理人員的生活質量，有的模範監獄伙食標準和住宿條件好過深圳的打工妹。
這種怪現象在馬克思的《資本論》里也有敘述。
所以說，欠薪頑症與利益執法中的各種亂象，因為涉及到經濟利益，都有故意縱容的因素。
如果不涉及經濟利益或有可能損失其利益時，結果大不相同。
政府行政管理的失效，也要看失效帶來的後果對誰有利，這種失效是選擇性的。
管理亂，他們不怕，亂可以混水摸魚，大撈不義之財。
很多官員為什麼撈起錢來不要命，因為他們也怕慢了自己吃虧，形勢壹變也許喪失撈錢機會。
大家都有這種思想，所以社會管理越來越亂，也就不可能再好轉。
對他們來說，這是亂的好處，求之不得。
對他們利益構成威脅的是民眾維權行為和民主要求，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汕尾事件下令開槍的不會是胡錦濤，地方官員與中央的根本利益完全壹致，無需等上面指示，這是心照不宣的事，用不著特別批示。
社會再亂是亂了民眾，政權機關的鎮壓功能絕不會失效，只會因技術裝備的高科技化而更高效，壹有事便動如脫兔，公安武警迅全副武裝出動，壹分鐘也不拖延，這種情況下，他們不會自亂陣腳。
公安武警經常防暴演習，假想敵是大規模的群眾示威。
行政效率雖然低下但政治效率極高，信基督的人在家裡傳道，與政府毫無關係，公安的嗅覺卻極為靈敏，打人抓人，雷厲風行。
維權人士哪怕壹個極小的動作，政府也會迅速打壓，決不推諉扯皮。
原因是政治運動不搞了，民眾的政治熱情遞減，權利意識上升，政府若不迅速出手，就會在民主化浪潮中垮台。
東德垮台前，首先是社區壹級的權力機構開始瓦解，民眾大批逃亡，抗議示威不斷，失去信譽的黨對權力末稍無能為力，隨即政權機關象雪崩壹樣大面積癱瘓，最終導致柏林牆的倒塌。
中共早就看清了這壹點，所以它對行政管理失效現象並不緊張，只要縱容官員貪污，基層政權就會嚴守政治防線，自動鎮壓民間反對力量，基層政權鞏固了，政權的金字塔就越加穩固。
中共真正擔心的是內部亂，鎮壓法輪功，高層有不同意見，但涉及到政權穩固，最後還是上下壹致，大張羅網，成立610辦公室，特務遍及全世界。
因為政權畢竟在中共手中，上下根本利益相同，不愁無效力賣命的走卒。
中共是靠運動起家的，奪取政權的內戰靠了土地改革運動，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
建國后，開始工業化進程，小農經濟的農村轉變為提供工業原始積累的基地，首先保證的必然是工人的利益，工人的地位迅速上升，這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
農民算不上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只能算半無產階級，當長工的僱農和鄉村的二流子雖然無產，但流氓無產者不能作為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必須把農民從小農經濟中解放出來，改造成無產階級，先是農業合作化，緊接著土地全部交公，成為人民公社社員，農民第壹次變為無產階級。
中共脫離了斯大林「農民黨」的詬病，變為標準的無產階級政黨，挺胸進入國際工人階級政黨陣營。
工人群眾也有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保障，就業、養老、住房、教育、醫療等，全由黨包起來，當了勞動模範還能到北戴河療養，受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
總之，壹切向蘇聯看齊，「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工人的生活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政治運動的主角也由農民變為工人階級先鋒隊，工人階級成為最響亮和最自豪的稱呼。
蔣經國在蘇聯入了黨，提了干，當上廠長，在給他母親的信中說：「1930年以後我在工廠工作，成了工人，後來成了技師，現在是副廠長，在這個分廠有4000個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個月有700盧布的薪水。
當然，這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生活的這壹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樂……蘇聯是世界上最重禮節，最文明的國家，我對能住在蘇聯感到非常光榮，蘇聯是我們的祖國……我的祖國蘇聯像燈塔壹樣，在大風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壓迫人們鬥爭和勝利的航路……」不知蔣經國在當了中華民國的總統之後感覺如何，反正在蘇聯當普通工人的自豪感由然而生。
所以，過來人都會對毛澤東發動壹個又壹個令無數人為之狂熱的政治運動，至今深有體會。
文革在後人看來純粹是發神經，但當時的紅衛兵卻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要不怎麼會叫做「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
但是問題並不這麼簡單，靠運動治國的中共也開始嘗到喪失政治運動領導權的危機。
政治基礎就是不斷發動群眾，來實現有效統治。
經濟發展以經濟為重心，當然不能整天搞運動，中共如放棄政治運動傳統，必然會動搖自己的基礎。
鄧小平號召以經濟建設為重心，但他又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消除他憂心如焚的政治出軌傾向，他晚年力不從心，實在是失去了工農群眾支持。
江澤民執政也常搞壹些政治小動作，如「講政治」、「三講兩思」、「三個代表」之類。
說他是小動作，是因為只限於黨內走走過場，群眾根本無興趣，也不敢發動群眾。
「胡溫新政」也拋出所謂「新三民主義」的說法，就更不行了，你說為民這個，為民那個，誰也體會不到，反倒每壹輪改革都是向群眾開刀，連中小學義務育都哭窮，還奢談什麼權為民所用！別以為缺少了群眾熱心的政治運動搞不搞沒關係，蘇聯垮台的壹個重要原因即是工農大眾厭倦了蘇共，脫離共產黨的政治運動而緊密轉向了民權運動。
中國現在無法無天的亂象，比前蘇聯厲害千倍，甚至比文革還差，文革完全在黨的控制下，現在黨連搞群眾運動的膽子也沒有了。
運動治國的失效，不等於放棄了運動治國的傳統，運動治國仍舊是中共維持政權動作的重要工具，這主要體現為政府行政管理職能的運動化上。
比如說：嚴打、反腐敗、掃黃打非、打拐、打雙搶、打炒火車票、打洗錢偽鈔、打盜版光碟，打假冒偽劣、打有毒有害食品、打走私等專項行動等等，以及清理違法建築、清理銀行爛帳、清理報刊亂攤派、清理農民工欠薪、西部教育扶貧行動、治淮零點行動、學習雷鋒月、希望工程、群眾大接訪日、宣傳防愛滋病周、撲殺街頭流浪犬、整頓非法采血活動、整頓學校亂收費、治理校門口殺害兒童等等等等，壹切政府日常的行政職能，無不以壹次又壹次的突擊運動來實現管理，無不以上級領導的不斷的組織督促才可能發揮行政職能，無不以所謂專項綜合治理的聯合行動方式才能發揮各職能部門執法作用。
那他們日常工作是什麼呢？打牌看報，文山會海，酒樓歌廳，包養情婦，官商勾結，吃拿卡要，這些勾當無不趨之若騖。
有利的搶著干，沒利的懶得干，他們的職務來源於黨，黨是由人組成的，人性的貪婪在法制失效的現況中發揮到極致，上上下下全是行賄受賄關係，人人如此，層層如此，中央政策法規鋪天蓋地，卻常常出不了中南海或北京城。
少了政治運動，卻要依靠更多的行政管理運動，每項運動又需要成立有關的辦公協調機構，各級政府和各類辦公室林立，「大蓋帽」洶洶如過江之鯽。
北京煙花爆竹解禁，還要專門成立個「煙花辦」，這個辦那個辦，就是辦不了正事。
在中國，沒有群眾參与的任何運動，只能流於走過場，運動再多也是應付差事的短期行為。
世界上再沒有比中共政府行政水平更差的了。
改革開放以來，工農群眾的社會地位日漸下降，重要性降低，到六四后，已經完全失去發言權，在政治天平上，甚至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遠不能與毛澤東時代相比。
毛時代專製程度雖然比現在要高，但毛的壹生離不開群眾支持，從發動內戰推翻國民黨到建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每壹次都發動廣大工農群眾參与，利用民眾政治熱情統治實現他的帝王統治。
所說毛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林彪也說：「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
」毛又給了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政治武器，這樣壹吹壹拍壹送，革命群眾就如同壹群披掛齊整隻待鑼響就上場表演的猴子壹樣。
毛善於動員下層群眾的革命熱情，以至於純粹的宮廷鬥爭也以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革命口號加以包裝，這是毛能在極其險惡的共產革命中戰勝無數對手、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的殺手鐧。
這壹套功夫來自他對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研習，也是對斯大林主義的借鑒，形成傳統的共產專制的特徵。
中國人不能因為這樣就認為毛時代公民獲得了普遍的政治權利，因為這種權利是帝王的小小恩賜，全在當權者的掌握之中，這種象徵性的群眾政治權利是毛的統治工具，不是公民權利，不構成對專制政權的制衡因素。
當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化時，革命不再是共產黨的專利，它也不能從此消滅革命，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取代了革命運動，共產主義理想已經被當權者自己拋棄，更不再是群眾熱心的東西。
沒有了革命和運動，人人想賺錢改善生活，發展經濟無需發動群眾，群眾也自然會將熱情轉移到經濟上來。
小崗村的分田單幹，決不會發生在毛時代，個體戶也不會出生在「割資本義尾巴」的年月。
中共的注意力也必然轉向國內外的資本家，轉向大型國有企業的效益上來，也由於中共自身的需要，軍隊也有了比以往更大的經濟能力，知識分子也因統治集團的精英化和技術化而變為即得利益群體。
工農群眾不但失掉了政治生活中的位置，因就業、人口、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對政府財政造成極大壓力，變為政府急於推卸的包袱。
政府思考的是如何收取更多的稅費，如何把財政支付的社會福利取消或市場化，如何為自己龐大的利益集團快速牟取更多的眼前利益。
所以只能放鬆對商業資本的控制，放鬆對環境的保護，放鬆對侵佔土地的監管，蠶食原本就極為可憐的公益事業，嚴密防止工農群眾的維權訴求，留出更多的剩餘價值，讓壹些利益給企業。
如果仍象毛時代給與普羅大眾壹定的政治機會，群眾必然會運用到維護自身權益當中來，演變成六四那樣失控的反腐敗運動，危及中共統治，這是中共決不可能讓步的底線。
中國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不存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只會在行政機構上作些象徵性的改良，因為六四屠殺阻斷了和平改良政治的機會。
拒絕和平就只能走向動亂，無論知識精英和理論家們設計出多少種方案、想出多少新名詞都無濟於事。
和平演變的機會不會永遠存在，就象中國經濟發展錯過二戰後最好的時機，便永遠達不到美國式的生活水準了，因為地球資源已經不夠用了。
政治改革也壹樣，社會各種矛盾積累到相當危險的對抗性程度，平穩通向民主化的道路就封死了。
壹放就亂，還沒有另壹個政黨能使中國平穩走向政治民主。
中國必須在又壹次推翻「滿清王朝」的共和革命中重新找回自己的定位，接續中斷已久的民主進化程。
非和平的民主過程將會導致嚴重的經濟衰退，引發難以緩解的就業危機，失業大軍又會加劇動亂，加之民族矛盾、環境破壞、食物短缺、金融危機、通貨膨脹、黑社會興起等因素，更延長磨合期。
即便如此，也是民主化過程中必須付出的變革成本，由於中國人的急躁輕信影使共產主義乘虛而入，不得不付出比蘇聯解體更大的代價。
七、太子黨禍
中共「太子黨」現象，是展示中國共產主義特色的另壹個櫥窗，它是中國社會的壹大毒瘤，使社會危機更加複雜化的癥結。
「太子黨」壹詞為泛指，特指中央高幹子弟和各級領導幹部的子女們，利用先輩的權力影響而從政或經商的現象。
約定俗成后，就成為民間壹個標準而流行的通稱。
官方稱「太子黨」為「紅孩子」，這是狹義的，指稱老壹輩中共領導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
廣義的「太子黨」是壹個更為龐大的群體，涵蓋各級黨政幹部子女這個群體。
中共統治集團本身就十分龐大，壹個領導人如有兩三個孩子，七八個孫子，再很長壽的話，盤根錯節，其能量的乘數效應使這個群體象滾雪球壹樣不斷膨脹，同時積聚越來越大的勢能，形成大大小小的紅色家族，形成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各種割據勢力，壟斷著中國的命脈。
「太子黨」是紅色貴族的世襲化形成的，沒有政治權力的世襲化就不會有「太子黨」現象，雖然紅色貴族的世襲不是法定的，但中共政權具有封建社會主義性質，必然帶有封建世襲王朝的特質。
「太子黨」即為其家族傳承權力，也攫奪財富，如果說中共政權「金字塔」初期的基礎是普通民眾的話，現時政權已不再需要也不可能由民眾奠基了，而改為「太子黨」群體，中共幹部群體和利益集團就成為基礎力量。
在草根階層利益與權貴集團利益嚴重衝突的今天，以「太子黨」為骨幹的紅色貴族集團是紅色江山最為可靠穩固的政治經濟基礎，是抵制自由民主化最堅定最有效率的集團。
六四鎮壓后，中共更加認識到只有「太子黨」才能真正繼承先輩的遺志，繼續高舉共產黨的旗幟，傳承紅色江山。
於是由過去「太子黨」的個別從政到全部進入官商領域，亦官亦商，佔盡地利優勢。
尤其是軍隊，為軍權牢牢掌握共產黨手裡，團以上的軍官幾乎全有「太子黨」背景。
俗話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將權力和財富傳給自家人，比交給誰都塌實放心。
鄧小平「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壹百年不動搖」的教導，對於民眾自然是夢話，對「太子黨」來說，卻是生死攸關的政治遺囑。
「太子黨」現象不是壹天形成的，早在延時代，中共高層就著意培養他們的子女接班。
或單獨設「保育院」，或送往蘇聯留學，所謂「喝延河水長大的」、「喝伏爾加河水成長的」，就是指這幫紅色貴族後代。
丁玲曾為延安婦女因出嫁質量帶來子女的不同命運而鳴不平：「不是騎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藝術家就是總務科長。
她們都得生小孩。
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線和花絨布包著，抱在保姆的懷裡；有的被沒有洗凈的布片包著，扔在床頭啼哭，……而有著保姆的女同志，每壹個星期可以有壹天最衛生的交際舞。
」[11] 嫁給中央領導人，子女可送往蘇聯留學，嫁給騎馬的高幹，孩子有保姆，有跳舞的資格和閑暇。
嫁給穿草鞋的低干，嬰兒嗷嗷待哺，壹個星期只准夫妻團聚壹次。
士兵就更不行了，沒資格娶妻結婚，不準在駐地談戀愛，也沒那麼多女人配給他們。
延安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平均18個男人才能攤上1個女人。
共產黨以絕對均貧富的共產主義來蠱惑人心，同時黨的領袖又以反對平均主義來建立新的更不平等的等級制度，滋生出龐大的特權階層。
延安沒條件為毛修豪華宮殿，進了北京立即住入皇宮，在全國大修行宮別墅，超過中國歷代帝王。
建政初期，老壹輩子無產階級革命家年齡普遍低於50歲，子女年齡尚小，尚不擔負黨國大任，還處於接班預備期，所以那時「太子黨」掌權的現象並不嚴重。
共產革命造就的壹大批紅色貴族取代了舊貴族，其權力的獨佔性和內卷化，老壹輩有向親屬轉移權力的強烈需求。
文革中毛澤東讓老婆進政治局，林彪等軍方大員也紛紛讓老婆出任老公的辦公室主任，形成龐大的「夫妻店」式的家族化權力格局，也安排子女進入軍方政界，做接班前的熱身。
只是毛的兒子死的死，傻的傻，兩個女兒不熱心政治，便將侄子毛遠新提拔起來，先任壹方諸侯，再安排在身邊。
隨著鄧小平上台，高層老齡化嚴重，權力便開始快速轉移至「太子黨」手中，中央高層有個不成文的內部規定，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省部級以上的領導幹部子女中應至少有壹個出任高層職務——副省部級以上職務。
鄧家帶了頭，上行下效，各級政府和各國有企業領導紛紛將自己的子女相互交換異地提拔任職，中國迅速形成各個層級的「太子黨」網路。
以其巨大的政治勢能，用政治分贓形式左右政治決策和干預經濟生活。
許多省部級職務，甚至總理壹級（李鵬就是周恩來養子，以六四鎮壓和執政能力低下著稱）無不握于「太子黨」手中。
近年來，隨著中共領導人的交替，權力從壹二代「太子黨」轉移到三四代「太子黨」手中。
還有未成年的「太子黨」在幼兒園起就已經享受到紅色貴族特權了，2009年廣州9間機關幼兒園年財政補貼達6000萬，這些機關幼兒園分屬8個職能部門，幼兒人數合計約3000名左右，均列入「事業單位（財政核補）」之列。
[12] 也就是說，平均每個小「太子黨」的補貼竟高達2萬元！這不過是些地方上的紅色貴族，廣義上的「太子黨」，小打小鬧，根本不能與中央級「太子黨」相比。
中央級的「太子黨」早已是在歐美國家求學居住，享受豪華別墅汽車的待遇，有巨額的美元供其揮霍。
中國的納稅人不但養活著龐大的紅色貴族集團，還要「從娃娃抓起」，連地方權貴的小孩子也要包養起來。
那些出國的小「太子黨」，在西方的自由空氣中更會感受到紅色特權的珍貴，他們回到中國，非但不會帶回西方的民主理念，反而要加緊鎮壓民間自由傾向，拚死保護紅色江山。
道理很簡單，對於習慣了特權的中共統治階級來說，特權的誘惑力絕對超過自由，紅色貴族喜愛特權，草根階級渴望公平，階級地位決定了價值取向，這也是中共統治者決不進行政治改革的原因，無論怎樣離不開西方市場也不會動搖其決心。
由於紅色權貴的壟斷特權，中國有壹個不允許民間資本控制的行業表，所謂戰略產業，包括銀行、電信、鐵路、航空、保險、航天、石油、礦產、鋼鐵、軍火等產業，還包括出版、報刊、廣播電視及其他特殊行業。
其中最賺錢的如石油、電力、通信、能源、金融、地產、軍火、高科技等行業，都是「太子黨」才能分享的蛋糕。
這些行業准入門檻極高，或以極高的註冊資本要求來保證權貴集團的利益。
在國有大企業，壟斷國家經濟命脈的產業，有實權和有油水的職位基本上由「太子黨」把持，壹線的苦累崗位，沒有科級以上幹部的子女。
「太子黨」發展了30多年，已滲入到縣鄉壹級的基層，你若到基層了解壹下權力和財富的分佈情況，就知道問題之普遍。
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的報告表明：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90％是「太子黨」。
至2006年3月底，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億元。
網上有壹份簡單的「太子黨」資產排名，就很能說明問題：
1.王震之子王軍，中國中信集團董事長，公司市值7014億元
2. 江澤民之子江綿恆，中國網通創辦人，公司市值1666億元
3. 朱鎔基之女朱燕來，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公司市值1644億元
4. 胡錦濤之子胡海峰，是威視公司總裁，該公司市值838億元
5. 榮毅仁之子榮智健，是中信泰富主席，公司市值476億元
6. 溫家寶之子溫雲松，北京優創科技總裁，公司市值433億元
7. 李鵬之子李小鵬，華能電力董事長，公司市值176億元
8. 孔元之子孔丹，中信國際金融董事長，公司市值99億元
9. 李鵬之女李小琳，中國電力副董事長，公司市值82億元
10. 王軍之子，王震之孫：王京京，中科環保副主席，公司市值7.7億元 [13]
知道了「太子黨」問題，即知中國這塊「大蛋糕」掌握在誰的手裡，那些沒弄懂官場規矩，無權力背景，拚命參加公務員考試的毛頭大學生們，端的可憐。
學者孫越生在《官僚主義的起源和元模式》壹書中，將這種世襲制度比喻為「生殖器官僚政治」、「生殖裙帶系統」、「生殖系統造官法和裙帶關係權力網」，可謂形象生動。
認為「成熟的專制制度的特徵是權力獨佔制、終身制和世襲制。
成熟的私有制的特徵是財產的獨佔性、延續性和繼承性。
兩者多麼像壹對孿生子那麼相似。
」官僚還具有青蛙般的兩棲特徵：「官僚政治也天生具有這種兩棲性。
就整個官僚政治的進化來說，從貴族血統型向布衣科舉型的轉變，從終身型向限任型的轉變，從世襲型向選舉型的轉變，從人治型向法治型的轉變，從寄生型向服務型的轉變等等，是壹種進步。
但從官員個人來說，卻不見得都以後項形態為前進方向，而寧是把兩棲性當做適者生存的手段，左右逢源的條件。
」[14] 官僚政治的孿生性和兩棲性是穩固專制政權的需要，君主和官僚都以此兩面特性來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毛澤東時代如此，鄧江胡時代亦如此，只是從政治運動「進步」到圈錢運動罷了。
比較而言，現行中國政治制度是大倒退，「太子黨」現象歷史並不鮮見，但如中共政權這樣深入到各級政府和經濟方面的「太子黨」現象，史上絕無僅有。
古代有科舉制度保證官員來源於社會各階層，除皇室或爵位之外，不允許世襲。
高俅貴為太尉，朝廷重臣，其衙內人稱花花太歲，胡作非為，也不過是紈絝子弟，白丁布衣壹個，並無壹官半職。
要是換了現在，起碼弄個省長部長噹噹，幾年後就當上總理了，再漂亮的小娘子，也有會有人忙不疊送上門來，根本不用苦心設計圈套謀人妻子。
所以說，古代再貪惡的官僚，怎麼也比共產黨的官員強出百倍。
共產黨歷來看重家庭出身，它的「紅五類」與「黑五類」之分，就關係到培養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嚴肅問題，是黨和國家掌握在自己人還是敵人手中的大是大非問題。
遇羅克在1967年1月8日于《中學文革報》第1期，發表了震憾中國的《出身論》，文章說：
農村中有的地區曾規定：小學升初中時，出身佔六十分，表現佔二十分，學習成績佔五分，其他佔十五分。
社會上的其他部分也如此。
北京街道近兩年改選居民委員會，出身是壹個首要條件；連街道辦事處印製的無職青年求業登記表上也有出身這壹項。
求業表上主要就有兩項，除去出身，還有壹項是本人簡歷。
自己填寫簡歷，又都是青年，自然情況差不多。
用工單位來挑人，沒有不挑出身好的。
要不，放著出身好的不挑，單挑出身壞的，是什麼思想？所以，不被學校錄取而在街道求職的青年，大多是出身不好的。
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時候，他們才有被分配的把握。
我們建議有志於研究這個問題的同志做壹下社會調查。
可以在本單位調查壹下出身好的青年多少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多少人？擔任行政職務的比例是多少？黨團員的比例是多少？有沒有因為出身不好而限制他們參加政治活動的？……
「出身壓死人」這句話壹點也不假！類似的例子，只要是個克服了「階級偏見」的人，都能被我們舉得更多、更典型。
那麼，誰是受害者呢？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有什麼區別呢？[15]
沒有區別！出身是中共鉗制人民的精神枷鎖，是區分敵我友的最便利工具。
這篇文章如同挖了共產黨的祖墳壹樣，引起猛烈的反彈，遇羅克隨即被捕。
和平年代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仍是「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首要問題。
不談出身，階級陣線無從劃分，「黑五類」忘掉卑賤的身份，便不會夾緊尾巴做人，階級鬥爭又靠誰去搞呢？文革初期壹首最響亮的歌曲唱道：「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的就滾他媽的蛋！」中共常說不唯出身，重在政治表現，意在鼓動子女與父母劃清界限。
但批評「血統論」的遇羅克被槍斃了，鼓吹「血統論」的紅衛兵仍然是革命小將，出身是事關階級鬥爭的大是大非問題，遇羅克反對的正是中共不可動搖的制度。
為了提高群眾階級鬥爭覺悟，填寫表格就是過去年代經常重複的功課，表格上最重要的壹欄是家庭出身，當填寫貧農二字時便強烈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
如果你的出身不好，是地富資本家壹類，好事就永遠輪不到你，挨整壹定是家常便飯。
經濟大潮中，鄧小平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下中農不再吃香，自然令出身權貴階級的「太子黨」大放異彩，壹些人先富起來，更多人寸步難行，多有家庭背景因素。
近水樓台先得月，紅色貴族的後代們又成為新貴集團，從過去的注重權力資源到如今權力金錢兩種資源盡括囊中，高貴的出身是最為寶貴的資源，也是最為保險的資本，貪官被槍斃的不少，沒壹個是著名的「太子黨」。
「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幾十年前的民諺依然放之今日中國而皆準。
有人說《出身論》是中國的人權宣言，不合時宜的遇羅克因此遭中共處決，所以，時至今日家庭出身依舊是成敗的最關鍵因素，爭取平等人權還是壹種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行為。
若有人因研究「太子黨」問題而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亦不足為怪，因為毛澤東從來認為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
2011年，各地民眾抗暴風起雲湧，說明中國人的權利意識開始覺醒，不再滿足卑賤的社會地位。
中共因恐懼而仇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提出：對於「極端仇視國家和社會」所犯罪行特別嚴重的犯罪份子堅決重判，該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決不手軟。
這個信號異常強烈，意味著可以利用刑事罪名處決政治異見人士，宣示著用紅色恐怖維護紅色王朝的堅定決心。
成份加血統，任何人都被網在其中，中共的治國牧民之道亘古未有，成為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殘暴的封建政權。
共產王朝的世襲制是沒有成文章法的，不似舊王朝貴族的世襲制度。
舊貴族世襲是爵位的承襲，爵位與職務是分開的，爵位可以承襲，職務要靠科舉。
共產政權沒有科舉制度，也沒有多黨競爭，國家公職是靠黨內的自體繁殖。
從生物學來看，自體或近親繁殖遠不如遠親或雜交有優勢。
從政治學角度分析，專制政權總是呈控制力遞減趨勢，渡過瓶頸期也好，中興也罷，周期性的政權更疊就是逃不脫的且可以預見的危機。
社會學者認為，如果大多數社會成員在等級有序的階層結構中獲得的社會位置，主要由階級出身和家庭背景所決定，這個社會就是封閉型或傳統型社會，這種社會中，子女主要繼承著父輩的階級位置，階級繼承是社會成員獲得社會地位的主要形式。
如果大多數社會成員的階層位置主要取決於自己後天的努力，這個社會就是開放型或現代型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子女的社會地位主要由自己努力取得的人力資本所決定，代內流動是社會成員獲得社會地位的主要形式，家庭背景對子女社會地位獲得的影響主要集中在「教育」這個中介變數上。
壹個社會不可能處於完全封閉或完全開放的兩極，只會是靠近兩極的某壹點上。
中國無疑是個傳統型的社會，在革命時代才有所改變，革命階級推翻統治階級的過程中，底層階級通過革命獲取權力，上升為統治階級，便又會恢復封閉型政治。
底層的向上流動的科舉只局限於少數精英分子，沒有全社會的公平體系。
共產黨的革命亦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是壹場帝王領導下的秩序變革，統治階層的大多數被踩在腳下，壹批新貴登上政壇。
因王朝未更替，鄧小平以平反昭雪的方式再次恢復了文革前的尊卑秩序。
「太子黨」以報復性的反彈結為緊密的利益集團，開始利用父輩的權威瘋狂攫取權力和金錢，到現在已經基本定型。
在鄧的改革初期，也有少數平民通過重視知識分子的政策獲得高位，那時造反派下台，知識分子短缺，但現在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太子黨」都已獲得高學歷，成為最標準的又紅又專型人才。
國家取消了大學生分配製，大學生通過幹部分配製轉變為畢業就業制，自謀出路，堵死了中國千年來「學而優則仕」的官員遴選渠道，大學畢業生不能再直接進入黨政機構和國有企業，成為體制內人。
壹般人想進入黨政機關或在軍隊中謀求較高的職位，享受體制內的好處，還不光是花多少錢的問題，官位求大於供，想花幾十萬幾百萬買官的大有人在，主要與利益集團的親密度如何，無錢無勢的平民想進入核心利益集團的可能性幾乎為零，通過公務員考試取得低級公職的機會亦微乎其微。
蘇格拉底說：「壹個國家裡尊重了錢財，尊重了有錢財的人，善德與善人便不受尊重了。
」[16] 以財產資格決定統治權力，財產多的人活躍于政治領域，人們普遍尊重有財有勢的人，就成為寡頭專制的社會文化基礎，國家的政策和經濟活動實際就是在為寡頭集團服務。
寡頭政制的國家裡，族群分裂為富裕與貧窮的對立階級，富裕階層力求自保，貧窮的人希望革命。
以「太子黨」為核心的中共寡頭體制不是壹個寬容的體制，他們不願意過渡到平民政治，失去可以承襲的權力財富，便不能建立起緩和社會矛盾的常效機制，所謂「構建和諧社會」的口號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幻想。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指出；「共和國的全體人民握有最高權力時，就是民主政治。
共和國的壹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時，就是貴族政治。
」假如中共政權非要說是共和國，那應該是紅色貴族共和，無疑是政治和經濟的壹種分贓體制。
這不是中國人為之流血奮鬥的共和，中華民國才是主權在民的共和國。
士族政治，或者說門閥政治，士大夫論出身，講究門第世家，是中國古代的壹個傳統現象。
袁紹實無帥才，因其出身名門，祖上四世三公，各路豪傑推其為討伐董卓的盟主。
侯景曾向南朝最尊貴的王、謝二姓求婚，梁武帝蕭衍說：王、謝門第太高，不能匹配，不妨向朱姓張姓求婚。
侯景大怒，兵入建康后，殺光了王、謝二族。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朝代變了，新興貴族代替了過氣貴族。
門閥政治的產生，也在於當時沒有壹種為社會廣泛認同的官員選拔錄用規則，後來推行了壹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就是對士族政治的革命。
唐太宗創立了考試製度，錄取天下才俊名士，忍不住微笑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唐朝的朋黨之爭，是科舉官員與門閥官員之新舊兩種體制的巨大衝突。
李黨多為出身高貴的士族世家，牛黨多出身寒門，兩黨互相拆台，斗得你死我活。
門閥制度之下，政府選拔官員主要看世家名氣，名聲大的人容易當官，甚至名人的門生或其門生的門生也比普通人當官容易。
曹魏以來實行九品中正制，九品十八級遂成為官僚政治的等級制度，隋唐開科取士，科舉致仕官員逐步接管行政權力，門閥制度退居其次。
毛澤東治天下，廢除考試製度，以革命接班人的「五項條件」為標準，無具體的量化指標，可以隨意解釋，任人唯順，庸才蠢才盡入朝中。
只要出身好，會唱高調拍馬屁，領導看中了，即可陞官。
鄧以來實行「太子黨」接班政策，任人唯親，「太子黨」之外的無不靠跑官買官，獲取中下級職務。
中共執政后先是實行二十三級官階制度，更為細化，現在品級制淡化，代之以省部級、縣團級之類的行政級別，各按級別享受政治和生活待遇，以及文件傳達和秘書警衛保姆及住房標準等，實行嚴格的等級差序待遇。
又擴展到全社會，黨務系統、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國有企業，乃至僧侶寺院都有行政級別，都納入紅色官僚體制之中。
由於共產黨王朝具有體制內的世襲性，自然形成紅色貴族式的門閥世家，與平民社會的世襲化壹道，成為「兩個中國」式的貴族與平民兩種不同的世襲體系。
當前的中國社會是歷史上最嚴密的門閥派系官僚政治，毛澤東提倡五湖四海，實際上卻還是使用自已壹派的親信，林副主席是紅壹方面軍出身，欽定為接班人，林將其嫡系四野的人馬提拔了不少。
林壹倒台，四野的人也跟著倒霉。
鄧小平壹上台，二野的人吃香起來，軍委和各總部負責人多出身於二野。
江澤民壹上台，上海幫壟斷政壇。
胡錦濤是團中央出身，「青幫（共青團）」遂成為政壇的寵兒。
習近平準備接班，「紅幫（太子黨）」又開始爭奪「青幫」的地盤。
除了幫派出身，更重要的是看世家門第，門第高，比傻子強不了多少的人也可以當總理。
有壹則流傳於東北的笑話最能說明問題，某人知道了壹條「國家機密」，別人也想沾光，那人被逼不過，只好先聲明，「事關身家性命，你千萬不可泄露」，然後耳語道：「李鵬是傻子！」所以民間戲稱李鵬為「李科長」，可見其公認水平之低。
再配上「何不食肉糜」之類的昏君，中共政壇便好戲連台。
中共既沒有科舉制度，也沒有文官錄用制度，公務員考試僅是招收壹般幹部，還基本是幕後交易，要找門子送禮才行。
幹部選擇依照革命接班人的五項條件，因為幹部任免是黨的權力，由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欽定下壹代領導人，由上級黨組織選定下級官員，保證紅色東山永不變色。
但接班人的條件也是些紙上的東西，實際是各級領導的子女親戚相互異地交叉任職，形成門閥世系間的近親繁殖，非近親的人基本沒有進入實權部門的機會。
由是造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為各世家望族增殖個人勢力大開綠燈，形成權力分贓機制，分贓不均便引起你死我活的派系鬥爭。
官場如此，社會各方面亦如此，只要有利益存在，就有黑化的分贓機制，跟車站碼頭的黑社會壹樣。
「太子黨」集團不必多說，連北京相聲界也是這種情況，玩藝術與走官場不同，藝術要有壹定的天賦，傻子可以當官，但當不了藝術家，所以北京相聲界便形成「拜祖師爺」的行規。
特別是外地相聲人才，若想進京城發展，不跪倒在姜昆之流的行霸把頭面前，送上厚禮，定遭封殺，休想進入北京相聲圈子。
儘管你的藝術水準遠在那些三四流的師爺之上，但往後的成績先要記在師父的帳上，所以連深圳的相聲演員也要不遠千里拜倒在所謂的「師爺」腳下，叩首如搗。
在給父母叩頭都成為古典節目，見了國家主席都無需下跪的年代，相聲把頭的貴族感覺亦大不同也。
但封建時代並無「太子黨」問題，太子繼承皇位后，其親党進入決策層的機會也不多，內閣也不會全由「太子黨」獨佔，官員主要還是出自政治、軍功及科舉等方面的人才。
皇族親貴可以獲得無實權的世襲爵位，成為貴族，卻不可能全擠進中樞，官僚系統壹直是向庶民士子階層開放的。
而今中共「太子黨」所佔有掌控的權力、資源和財富，早已勝過昔日的皇族，到了「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地步。
核心層正在向「皇族內閣」化發展，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已經產生了「太子黨」與團派瓜分權力的「青紅幫」體系。
從第三代領導人開始，中共經過血統化、親緣化的組織改造，蛻變為依靠世系血統劃分威權等級的「同心圓結構」，並向各級權力層擴散。
其「核心」已不是毛鄧式的權力超人，而是壹個世襲性、封閉式的紅色貴族寡頭聯盟，用權貴集團執政來提升共產政權的安全係數，「太子黨」的參政比例遠超過團派貴族，正如中共大佬陳雲所說：「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比較靠得住」。
平民精英希望通過競爭渠道進入高層的機會完全被封堵，「青紅幫」或「太子黨」式的官僚體制必然顯示極端的排外性，其與民國的民主共和相比已是大步倒退，比之帝制時代的科舉、軍功或捐納官制也差得很遠。
因此，這個制度不可能存在很久，它既有悖于中華傳統，也違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更不能抵禦對民權浪潮的衝擊，不可能取得讓民眾信服的理論突破。
共產王朝通過世襲化穩定了權力接替格局，卻惡化了社會環境，消滅了民意支持，也構成中共不可克服的困境。
中國歷史上的門閥政治或朋黨政治都不能長久，「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往往成為民間揭竿而起的口號。
中國人可以接受皇帝，卻不能接受「皇族內閣」，可以承認太子，卻不可能承認「太子黨」把持朝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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