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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曼維

極權不是制度

將當代世界秩序的外在混亂理解為是壹種價值衰敗的表現，這種認知，在現實上缺乏對事實本質的洞察力，因為衰敗的原義是價值消失而非等同於價值的再爭取。同時，依照現有常識所積累的對社會狀態的判斷，則又反應為，價值的現實基礎是對生命價值的維護，而確切的制度則又為維護此壹秩序的正當性劃下了邊界。也就是說，民主是具有邊界的政治結構，它是建立在整體社會最大公約數的邊界之內的現實體現。極權則又表現為對正常價值的無視和踐踏，為的是，將價值導向特權以勾兌因不合法所產生的利益擴張，進而竊取社會財富，混淆生命價值（通過嚴酷的等級制度）。因此，與其將判斷視野朝向價值的衰敗，不如去辨析、刻劃和針對在絕對性的霸權和處於弱勢狀況中社會民眾的權利形態，否則，價值本身就會成為另壹種為極權張目的「發明」與臆造。

將民主與極權的當代進程僅理解為制度性衝突，在本質上是缺乏更為強勁的說服力的表現，因為極權並非作為「制度」而得以擴張，否則世界秩序就要面臨無法自我面對的依據。同時，在制度這壹領域之外，將文明理解為衝突層級上的現象，也會因難以揭示何謂「當代文明」，陷入民主并行于極權、專制甚至混合型獨裁的政治危機。因為在面對制度所對應的社會現實時，並不只有「政治正確」導致對政治的背叛。在這壹點上，德國和美國的步調正好相反，也就是在不反思存在於當代社會的危機和在開始對社會陷阱進行糾正之間，在事實上存在著對何謂文明的誤解，即：文明已不再重要，因為這是被界定為某種唾手可得的形態，但是，問題的根本在於，僅遵循表面利益是無法跨越當代危機的疲憊狀態的，尤其是在當修復和創建變得非常艱難時。這壹點，正如解析文明內涵中的社會性，以期通過釋放正義的積極路徑，也依然不足以化解民主與極權逆向的非博弈亦非對等的焦灼狀態。

再民主的過程

利益作為中立屬性，是在衝突之外（制度和文明）的壹種可以被立刻感受到的地區公理，它涵蓋了能夠看到的壹切，也包含了尚未被觸及的領域。相對於自由世界而言，它要面對再民主的過程，也就是從壹般民主上升為現代性的民主體系。它必然要重新開始理解的是民主在制度序列中的人性要義。與此同時，修整不恰當的引用和論述。因為民主是理性的產物，它是對制度的甄別而非制度本身。而對比于中共作為暴力極權，則又要面對兩個互為悖論的本質。中共既要奉民眾為其主體（否則沒有合法性），但又要通過特權對民眾進行掠奪產生權力話語（保政權），這種極權式的困境現已昭告于天下。因此最後，真正衰敗的，除了中共再無其他，包括被中共視為最高「信仰」的暴力機器的衰敗：要麼，中共死於為維護其政權的行動，要麼，中共將作為試圖摧毀政治文明的主要軸心而消亡。

中共與民為敵

在所有極權類統治結構中，民主運動與社會抵抗從來都是被動的結果，這符合衝突生成的現實需求，也符合在權利層面上對政治壁壘的重新構造。而因人本身的主動性所形成的，在本質上是對統治作為政治權力的對等表述，唯有如此，才有合法授予的確鑿證言。中共享「代表」掩蓋並隔閡常態社會中民眾民意的復蓋深度，將黨擴展為利益收割者的同時，又將黨滲透于大陸的每壹個角落。也就是中共既是民眾的代表，又是統治民眾的化身，由此所形成的，則必然是經不起審視的政治謊言。但殘酷的另壹面在於，在政治縱深的關係中，大陸民眾就這樣被消耗掉了，他們成為永不可能實現的「人」和人類、族群之後，還要在現世中承擔世代為奴的陰影，成為中共眼裡的低端人口。而這還是比較好聽的說法，實際上，在中共的眼裡，民眾不僅是黨的血奴，還是黨的敵人，根本就不存在什麼權利和言論自由。但是，就中共內部而言，黨又是壹種看不見的東西，是某種用來產生威脅或進行實質傷害的借口，黨和中共的關係是臆造的關係，中共並不是黨的具體表現，特權和政權賦予了黨是壹種不可比擬的存在，因此黨有必要在其內部進行清洗，為的是，提煉更為殘暴的利益個人（比如習近平等同於王立軍，王歧山等同於周永康），均衡某種必要的利益共享制度，並且不允許有任何越出等級之外的意外收穫。但是，這所有的壹切都不符合政治作為公共權力以折射權利的需求，因此，中共享分裂族群、製造虛假敵人來掩蓋黨的墮落，用清洗迴避共同陰謀的暴露或失敗。

當代世界的另壹角度來源於對馬克思及社會主義進行過度包裝，從而，也就必然導致了對社會作為集體屬性的篡改，壹種基於自由競爭的資本體系同時受到了所在陣營及第三方陣營的攻擊，意味著現代思想在非全球化和偽裝成全球化的網路時代變成了反應遲鈍的體制，意味著建立於自由權利之上的民主機制出現了被認定為不自由的空白，而這壹切都是拜「唯政治正確」所賜，我們始終要強調的是，自由在民主制度中是作為壹種整體產生推動作用，並同時要承擔消除特權和神權的責任，然後又正是在這壹點上，西方世界與大陸區域同時在此壹狀況中產生了不可彌補的社會性撕裂，它的本質是對個人權利的非民主解讀，壹如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確者們認為（優雅的）「和平」要優於（公正的）「暴力」，因此才會從長期縱容極端恐怖組織，鼓吹綏靖與妥協，又如大陸，唯政治正確者們認為，個人權利即首先是黨統治壹切（不反黨，但卻假惺惺支持反腐，而黨則拚命製造腐敗），這兩種形態完全不同但結果壹致的矛盾狀況，造成了民主與極權之間的模糊性，並在社會意義上，變成了極權才是真民主、民主毫無現實價值的錯誤判斷，更嚴重的是，自由價值觀的動搖已經產生，這壹點，正如歐盟不排斥與中共建立政治同盟壹樣，也即，當西方開始重新考慮討論馬克思與社會主義的價值時，那壹定意味著，需要在此之外，重新確立壹個第三方世界。

對自由屬性的開掘

自由是民主體系用以校驗是否具備社會含量的首要原則，它是對建立於經驗及意識的混濁空間中所謂壹般權力的鑒別性力量，以在整體社會中度量權力是否對民眾進行利益欺騙。中共通過對物質價值的刻意放大，引導民眾成為獲得現實利益滿足感的奴隸，這是壹種將真實權利進行分割並隱匿的惡劣手段。因為中共故意隱瞞了民眾應當享有的權利要比民眾已經看見的更多，同時，即便是民眾看得見的權利，也會經由中共更為卑鄙的統治陰謀，從而在下壹個時間段落中成為中共的私產。習近平之所以高喊「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其本質的意圖，就是要掩蓋中共過去、當下甚至將來的罪惡，但這還不是中共的最終目的。由此，要重新探討當下時代對於民主制度以及在面對中共極權時所存在的技術缺陷，則必然要通過對自由屬性的開掘，以擴大民主在思想版圖中的縱深。否則，極權就會藉由民主世界中不斷掠過的政治正確導向，進行偽裝和分化。尤其是在同處壹個以多元文化、極端政治和恐怖暴力混合的當代周期中，這種警惕，將會產生的即是維護自由含義的力量，它要區分人性與暴政的事實邊界，並降低人類政治的文明風險，以避免由政治正確所導致的民主秩序的淪陷。

依靠單純的角度將民主理解為絕對體制時，民主本身就不會因為制度約束和權力制衡變得更為強硬，而是反而會變得非常無力。因為壹切民主的事實政治成果要通過對其內在的社會涵義進行守護，否則，民主就會因缺乏制度競爭的良性循環，陷入外部世界的陷阱。自由則是作為對民主是否健全的衡量體系產生民主的驅動力，以界定善與惡的政治邊界。當民主因缺乏對自由要素的時代闡述之後，必然會產生的，就是民主在現代周期中流向的轉變。這種轉變不壹定是積極的，甚至很可能是偏離民主精神的，正如缺乏自由含義和精神的政治正確對於當代世界秩序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反社會影響那樣。以民主之名奉行表面民主的實質，不僅在根本意義上摧毀了民主的價值，也因其裹挾而至的各種借民主之名實行的非社會性公平競爭，成為損傷民主的行為。而基於政治正確的表面民主，它不僅在整體社會中缺乏對民主原意的理解，也在民主增長的政治秩序中，稀釋了民主及自由屬性的現代緯度，並成為某種聽上去很偉大但卻極為惡劣的廢品式民主濫調。更荒唐的是，在越是講究政治正確的時代中，無論西方亦或大陸極權區域，其所有的最終結果在事實上所導致的，不是世界變得更好了，而是變得更差更難以承受更壓抑了。

極權沒有政治意義

壹切非現代民主的危險不在於是否要利用民主達到在政治正確之外的額外特權，這僅是可以預測的部分，而是在於，將民主理解為絕對體系，從而攪亂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邊界。這種泛化、混淆及人為設置的結果，就是將某種實際上非民主的意識并行進世界之中，以沒有界定導向失去邏輯，並最終使得基於自由價值的民主體系缺乏現實意義。這壹點，正如同將普世觀念強行解釋為操縱、確立人類共性的政治手段壹樣，是將普世理解為絕對意志的壹種非理性闡述，以為將消除差異的標籤貼在普世的內在含義中，就可以對此進行批判。但是，在民主的自由秩序中，普世價值及觀念體系與追求統壹在根本上不存在任何關聯，是因為普世是要開掘並保護人類文明及世俗社會的多樣差異，並且更重要的是，普世價值本身就是對獨立屬性的捍衛，因此普世是基本原則，但絕不是最高政治意志的絕對體現。

混淆民主與極權在制度屬性上的差別，並將此引述為政治差異的現實流向，是在混淆普世之外，另壹種刻意抹殺民主價值的手段。它當然不是虛無主義的表現，甚至也不能作為投機主義的卑鄙手段，而是說，這樣的詭辯，在本質上體現的其實對民主的抵制。因為民主和自由所遵循的差異和獨立原則，並不適用於在政治層面上對極權作為「政治體」的體系的差別，也就是極權並不能作為政治及社會差異之源的借口，從而在民主制度中獲得赦免。極權是沒有政治意義的，並且不在自由此壹序列中。極權只能導致反人類和罪惡，這就是在最終層面上，壹切超級權力最終失敗的原因。而人類則繼續向前，以擴大自由屬性的民主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