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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鄭貽春

政治體制改革綱要

第壹條：自秦至今,中國的政治制度都是封建王朝專制

自秦王朝以來，我國政治制度壹直是官爵分封的王朝體制，歷經唐、宋、元、明、清、中華民國的蔣介石政府、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的農民革命以及隨後的鄧小平時代。雖然名稱、形式各異，但在本質上卻是壹樣的封建專制。

傳統的政治制度來源有三種：

第壹是，打天下者坐天下。劉邦立漢，朱元璋建明，李自成封王，毛澤東成主席。其特點是領導者（或曰皇帝）老死於任上；

第二是，世襲制或禪讓制。子承父業，政權私有制，老子皇帝兒皇帝。或發展到現在，把國家政權委任於親戚或所信任的人。壹個聖旨，可以把某人提拔成皇帝或主席或總書記。歷代皇帝遺權力於後人，或禪讓於他人。「妳辦事，我放心」的壹句話竟可以使某人成為全國人民的的英明領袖；壹句「他是個合格的總書記，也壹定是個合格的軍委主席」竟可以讓壹個治國無能的跳樑小丑禍國殃民若干年。

第三是，政變制。非程序的權力更疊曰政變。毛搞掉劉，林彪要搞掉毛；打倒四人幫的宮庭政變；鄧小平搞掉華國鋒，后又搞掉胡耀邦，后又搞掉趙紫陽，等等，不壹而足，不勝枚舉。追溯到歷代封建王朝，莫不變幻著非理性政變的血雨腥風。這正是封建社會與冠以社會主義名稱的封建社會的共同特徵。

基於傳統政權的上述三種來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壹，現行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與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是沒有根本區別的，是壹脈相承的，是等而同之的；

第二，現行的領導人必定來源於上述三種之壹或其中的兩種，通常來源於第二項的世襲制或禪讓制；

第三，傳統的政治制度只能適應于落後的通常是小生產的生產方式，而決不能對於偉大的現代化建設起到應有的推進作用。它所起到的滯後作用已經或將為社會延緩其發展的實踐所壹而再、再而三地證明。

第四，政權私有制是封建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制度的根本特點。政權，作為國家政治制度的標誌，竟然可以被巧取豪奪，或私下裡被瓜分完畢，或用陰謀詭計搞到手中。政權私有制，使得政治權力的分配秘密化，而絕不可能透明；使得政治生活非正常化，而絕不可能正常；使得國家政治權力為太子黨所把持，而絕不可能為人民所擁有。政權私有制，兩千多年前就已有過，現在仍然盛行不已，可見現行的政治制度與兩千多年前的政治制度是多麼的相似乃爾？！


第二條：崇尚暴力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不能指導現代化建設

馬克思于壹百多年前所創立的共產主義學說成為現行政治的理論基礎。豈不知壹百多年以來，出現了多少令馬克思也無法預測更不可能回答的新情況、新問題？況且馬克思通過對於早期資本主義的批判而使自己所創立的理論與秦王朝的中央集權制竟不謀而合：例如，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壹箇舊政權，並且以同樣的方式來維持壹個新政權。現在已經成為信息共享時代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難道非要用壹百多年前所發表的幾乎霉爛的教條去指導、去監督、去評判嗎？

列寧的理論作為革命的學說可能有其腐朽的歷史意義，但現實意義卻微乎其微。因為現在是建設的時代，而不該應用革命的學說去搞建設，尤其是不能用它去指揮偉大的現代化建設。倘若如此，我們的損失將是巨大的和無可挽回的。應當以如是觀去看待作為農村軍事戰略家的毛澤東及其思想，才能無礙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鄧小平的觀點較毛澤東進了壹步。他搞了個改革開放，但改革僅限於經濟。僅限於經濟的改革在中國是遠遠不夠的，是杯水車薪的，因而也是極不完善的。開放閉關鎖國的大門，使中國人民洞開眼界，有助於中國的各項事業與國際慣例接軌，有助於中國向外國學習壹切有益的先進經驗並克服我們自身存在的壹切弱點和壹切不足之處。鄧小平所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說到底，就是壹方面搞經濟建設，另壹方面還要維護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王朝體制，在王朝似的封建政體下面去搞所謂的現代化建設。豈不知，這正是要求人們帶著腳鐐手銬去勞動，這又怎麼能夠發揮人的能力、創造力和壹切潛力呢？

縱觀現在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北朝鮮、古巴、越南和中國，都尚未有壹整套成熟的經濟建設經驗，更未有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總之，沒有現代化建設的方案，這又怎麼能夠領導人們走向現代化？

我們並不缺乏革命的理論，亦即破壞的理論，我們所缺乏的是現代化的建設理論，是壹整套的、適合於中國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現代化的理論。


第三條：以競選制取代專制的王朝官爵分封制

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宏偉目標是建立現代化的政治體制。與傳統政權的三種來源方式相反，現代化的政權來源方式主要是競爭的方式，亦即人民競選制。人民競選制的內容是：任何壹個國家公民，只要達到壹定的年限，例如十八歲成人，就可以通過他自身的方案（建鎮、建縣、建市、建省乃至建國之方案）並通過不同方案的比較，而獲得人們統計學意義上的絕對票數的通過，而當選為國家行政管理崗位的不同層次的管理者，乃至最高崗位的行政管理者。

對於行政管理者的任期年限也應從立法上予以限定，不能無限期地乃至於使所任者老死在任上。根據發達國家的寶貴經驗，任期最長不能超過兩屆，（美國每屆總統任期為四年，最長不超過八年；法國每屆總統最長不超過七年；英國首相任期也有相應之規定，俄羅斯總統任期每屆為五年，最長不超過兩屆，等等）。

通過競選制，而確立國家不同行政崗位的行政管理者，是把本屬於人民的權力歸還給人民，而不是象現行的政治體制所做的剛好相反。公正、合理而且公開的政權來源應當是符合於現代化建設的競選制，而決不是傳統的任命制或曰委任制，亦即官爵分封的王朝制。

與毛澤東「槍杆子裏面出政權」這壹極其腐朽而反動的非現代化思想剛好相反，現代化的政權思想用壹句話就可以加以明確的表述：投票箱裏面出政權，競選制裏面出政權。

競選制好處甚多，在此陳述壹、二如下：

首先，行政管理者在走向不同行政管理崗位之前，必須對其所應負起的職位和權責進行有準備的論證，必須提出相應的建設方案，必須以自身適合於該職位的相應的能力和水平求得其區域選民的認可、認同和讚賞，非此則不足以稱之為稱職的行政管理者。因此，具備方案、具備精心準備的方案，具備為社會發展所提出的可能最佳的方案，並且具備為人們通過統計學意義上絕對多數票的贊同之方案，並在這種充分競爭的基礎上走向不同的國家行政管理崗位，方可稱之為恰如其分的合格者。這種現代化的政治體制，與傳統的無方案、因而也無準備、無能力的領導體制具有絕對本質的區別。

其次，競選制優越于任命制的另壹個表現是：權力來源於人民，來源於具有創造力、想象力和其他潛力的人民，來源於具有政治準備和理論準備的、富於表現力的人民，來源於能夠為不同地區、不同行業提出切合實際而又使之得以快速發展的不同方案的設計者；任命制的特點是對於自己的親戚或自己所熟悉、所信任的人授予權力，這就大大降低了使現代化事業成功的比率，因為這種權力來源於宮帷之中，來源於領導的好惡之中，來源於傳統關係學的迎來送往之中。

第三，競選制是適應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需要的政治制度，是跟市場經濟的發展相協調、相壹致的政治制度。市場經濟呼喚競選制。

體育比賽有冠軍，冠軍必得在某壹體育項目中經過精心準備，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並且在比賽中壹展風采，奪得第壹者方成其名。沒有經過鍛煉的，沒有準備的人能夠奪得體育比賽的冠軍嗎？假定我們把某壹個行政管理崗位的最高行政管理者比喻成政治權力的冠軍，那麼壹個沒有準備的，提不出最佳行政管理方案的，也不能充分證明其相應能力的人可否成為這樣的冠軍呢？傳統的政治制度竟層出不窮地生成這樣無準備頭腦的政治冠軍。除了權力之外，沒有其他能力，要說能力，除了陳腐的人際關係能力之外，看不到有什麼治國、治省、治市、治縣、治鎮的相應的能力。

第四，競選制確實需要競選資金，但競選資金是值得花銷的。傳統政治制度所任命的領導，無論古代的，還是現代的，都是幾乎不花壹分錢的。但要切記，這種壹分錢沒花的國家行政管理者當走上國家不同行政管理崗位，乃至最高行政管理崗位之後，其無能領導所造成的損失又何止以千萬、億、兆為單位所可能計量的呢？

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凡是大選，國家的憲法法院都要拿出相當數額的資金供最高行政管理者候選人的競選之用。壹當能人當選，又能為國家、為社會節省多少開支呢？壹項政策的制定，就可能節約數十億、數百億元的資金。孰大孰小，難道還不清楚嗎？

第五，競選制被傳統的政治制度認定為假民主，可是傳統的政治制度卻連假民主都沒有，有的卻是真專制。

民主，是壹個普遍的概念，即每壹個公民都可以參与社會的政治生活，都可以無限定地表達自己的意願，都可以在不妨礙其他公民權益的條件下具有從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充分的自由。民主的基本內容有三：1）尊重多數；2）保護少數；3）全面實現個人價值。而傳統的政治制度由於其世襲制的表現形式，亦即委任制的施行，形成了政治權力的極不公正、極不公開、極不合邏輯的圈內分配，或家族分配，或親信分配，或政變分配。總之，這種政權分配方式是排斥絕大多數公民積极參与的，因而也是非民主的，即獨裁專制的。其最終表現為，說妳行妳就行，不行也行；說妳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請問這又有什麼道理可言呢？

我國現行的政治制度也貌似推行選舉制與被選舉制，其實在選舉之前就已經內定完畢了，走個形式而已。妳選與不選，結果都是壹樣。這又有多少民主可言呢？這難道是真民主嗎？等額選舉根本就不是選舉，實際上也就是幾千年來中國大陸的歷代王朝壹以貫之的和樂此不疲的帝制；差額選舉也不是選舉，而是猶抱琵笆半遮面的糊弄洋鬼子的幹活，連自己都糊弄不了，因為這很清楚，搞幾個配角來陪襯壹下，最後還是內定壓倒壹切，還是桌子底下見分曉。這些都是反現代化的、非文明的政治表現。

競選制，作為民主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公民參政議政的廣闊的表達舞台和思想解放的浩瀚無際的活動空間。每壹次競選都是人類思想解放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過程，都是不同的治國方案交流、融匯、論證、鑒賞和評判的過程，都是公民意願的普遍表達和整理以及日趨完善的過程，都是人類自我價值的不斷確立和進壹步認定的過程，都是人類作為公民個體參与現代化事業建設的必然形式。

第六，競選制由於其表現形式似乎顯得無序，但其本質卻是有序的，因為表面的穩定畢竟不能代替人們內心的平衡和穩定。人們內心的平衡和穩定才是貨真價實和至關重要的

民心服，則天下歸服；民心不服，儘管刺刀監管，也只是表面文章，終有其極不穩定的因素。競選制由於民意暢達，民意交流，因而每壹個公民都可以使積鬱內心的所思所想、所欲所願通過這壹現代化的表達方式釋放出來。表面上看起來亂，實際上壹點也不亂。民心穩，才是真穩；民心不穩，其他壹切都穩不住。這又怎麼能稱之為亂呢？

要說亂，就是通過競選，使有方案的人代替無方案的人，使有準備的頭腦代替無準備的頭腦，使有能力的人代替無能力的人，使非正常的、不合理的現實向著正常而合理的明天邁進。這種亂，只是亂了朝庭似的政治制度，是把本屬於人民的政權歸還給人民本身而已。亂了無能之輩，亂了平庸之輩，亂了政治強姦犯，亂了極權專制主義者。因為這樣的人將不再能夠巧取豪奪國家的各級政權了，也終將坐不住其寶座了。

競選制需要壹系列成體系的法律、法規，例如需要「競選法」的制定，需要選舉委員會的監督、檢查，需要相應的競選組織和機構貫徹落實所制定的「競選法」，甚至需要執行公正選舉的憲法法院監察，等等。

如上所述，最好的委任制也不如哪怕是最差的競選制。傳統的政治制度所委任的所謂領導，無能之輩是必然的，是層出不窮的，而有能力者相對來說是偶然的，是少的，甚至是極少的。要建立現代化的政治制度，就要採取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競選制，即主要行政管理者，無論是國家政權的哪壹個層次，乃至最高層次，都要通過自身的最佳方案走到其行政管理崗位，而在他的這種方案下，亦即在他的領導下，他可以任命為其方案的順利完成而選定的具體實施者或執行者。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不同行政管理崗位的主要行政首腦應當以其自身的方案，通過競選而開始其有限定的任期，其助手應當由他來任命。因為被任命的助手是為了他所提出的方案的具體實施和順利完成而被方案提出者所認定的。


第五條：王朝制人際關係社會導致「瞎子引路」、「禍國殃民」

傳統的政治制度應該通過不斷的改革使自身從人際關係社會向著未來的能力社會大踏步地邁進。在傳統的政治制度中，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對於仕途的升躚起著重大的、幾乎是甚至完全是決定性的作用。「朝里有人好做官」，朝里無人就不好做官，這句話就很說明問題。

因此，要想當官，要想弄它個壹官半職，就得傾大部分注意力于各種關係、尤其是對上壹層領導的關係的研究之中，因為領導者的個人的喜好將在以後可能的任命中發揮出無可取代的作用，將決定被任命者的升躚的程度，亦即所授予的權力將有大小之分。察言觀色、看風使舵、阿諛奉承、極盡獻媚之能事，也就成為傳統政治制度通常是下級對上級無所不在的表現、特徵和行為方式。

由於任命制或委任制，亦即官階是由上面壹層的領導任命的，所以唯上面的意志為意志，唯上面的壹切為標準，而無論上面的意志對與不對，都要堅定不移地、無條件地貫徹執行。而這種自上而下的委任制，通常只是把權力任命給下壹級被上壹級領導所熟悉、所信任、所依賴的親信、朋友抑或是親屬等等的圈內人士擔任。這就造成了下面的人必得精心研究上面壹層領導的心態、動態、喜怒哀樂的性情、甚至對上面壹層領導的親屬都要採取儘可能恭維和順從的態度，以博得該權力掌握者對自己的信任。這種表示效忠的態度不僅僅以口蜜腹劍的虛偽的方式顯現，更有甚者，下級必得給上級送禮，禮品的厚薄，表明效忠的程度。迎來送往的形式，變相賄賂的本質。至於鋪張浪費、慷公款之慨，墮入腐朽的簡單的人際關係之中，則成為求得仕途發展的必然途徑。

上級對下級的所謂提拔，主要依賴於下級對上級的效忠程度，因而取決於上級對下級的熟悉程度、信任程度，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任人唯親的情況。雖然，從理論上、從口號上也提倡「任人唯賢、唯才是舉」，但在傳統的政治體制下，這是根本行不通的死胡同。這，具有極大的偶然性，也就是說，被任命的行政管理者有能力者的出現只能是少數的、個別的，而無能者必定是相對的乃至於絕對的多數，是普遍現象。通常無準備、無方案因而也無能力者在被選拔成為握有重權的行政首腦時，他與上級領導的關係能力、他與周圍人之間的關係能力是作為首要問題而予以考慮的。八面玲瓏者上，直言耿義者下，這就是傳統政治體制的固有的表現內容。

傳統政治制度任命行政管理者並不關注於他是否有準備，是否具備相應的最佳方案，是否具備與該行政職位相適應的能力；壹紙任命，足以讓某人大權在握，甚至使無數的平庸之輩竊取與他們的能力極不相稱的職位。

當某個無準備的、無方案的、無能力的人被委任為極其重要的行政管理崗位，例如省長、市長（或叫巡撫、督撫、州牧、縣知事），他事先對於所轄地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工業、農業、城建等等壹無所知，因而也必然壹無所為。在此情況下，亦即在他瞎子般地登上他本不該登上的行政崗位后，他需要壹段時間對於所授權領導或管轄的地區進行壹番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這壹段時間（例如三年、四年、五年）的調查研究使他對於不甚了了的問題有了壹個逐漸的了解。在這麼長的時間內，他不可能作出好的或比較好的、適應於該地區的諸項事業發展的決策；倘若作出，基於他的瞎子般的狀態，也決不可能是合理的決策；倘若在徹底地熟悉和掌握了他所管轄的地域的各方面的情況之後，他才能有可能作出某種適宜的決策。那麼，這麼長時間的調查研究的過程是不是耽誤了社會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時間了呢？無數的事實證明：這是壹種禍國殃民的過程，這是壹種浪費社會時間的過程。

可以把傳統政治體制的這兩種方式，壹是選拔無準備頭腦者作為行政首腦，二是花費時間逐漸熟悉、逐漸交學費的情況，冠之以實事求是的名稱：前者叫「瞎子引路」；後者叫「禍國殃民」。

王朝似的政治制度向來是「瞎子引路」。幹事業無能，把人們引入到貧困、無知的境地，但在保住頂戴花翎、保住烏紗帽、保住自身的寶座方面，卻能顯示出自己無所不為的能力：或重複謊言以愚民，或挾持軍隊以自保，或派遣密探以恐嚇，等等，無所不用其極。

在全世界範圍的科學技術有如江河奔騰、知識爆炸、知識更新、信息共享，等等，已經使地球成為壹個人類共同家園的情況下，在各種資源得到合理配置的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在現代化的歷史命題已經為中華民族所認定、所認同、所讚許的情況下，「瞎子引路」的政治體制難道還要繼續存在、繼續發展其本應「壽終正寢」的歷史作用嗎？

在「瞎子引路」的政治體制、亦即各級主要的行政首腦無方案上任的情況下，那些有準備、有方案的人就要受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對待，他們所具有的能力也就必然地、程度不同地乃至極大程度地被壓抑、被剝奪，總之肯定要受到致命的摧殘，當然這種種摧殘活動都要被冠以形形色色的、不壹而足的、似是而非的名稱。換言之，明眼人必得在「瞎子」的領導下「勝利向前進」。所以，明眼人也得裝作瞎子壹般地跟著感覺走，跟著瞎子走，這就完全地扭曲了人的個性、人的獨立思考的心靈。倘若要作明眼人壹樣地行事，那就違背了「瞎子」領導的意志，因而由此而帶來的職位的、經濟的損失將是巨大的和不可估量的。只有對真理裝聾作啞、只有對「瞎子」唯命是從，才是求生存、求發展的唯壹途徑，所以才有「指鹿為馬」這壹顛倒黑白的現象。整個社會都如此這般，那麼，「假」就是這個社會的普遍現象。所以，歷史上歷代封建王朝和現行的社會主義王朝都是以「假」作為其生存和發展的極其重要的特徵的。

任何王朝似的政治體制都自封為「真理」的唯壹代表，豈不知「真理」並不是以權力或武力作為評判依據的，權力和武力根本就不應當是、也根本不是評判「真理」的標準。所謂真理，就是事物的本質，而不僅僅是表象，所以評判「真理」是不應該有所謂的唯壹的權威的。真理的獲得來源於眾說紛紜的爭議和辯論，以及由此而達成的共識。這種共識達到「真」的境界，達到普遍的真的境界，就成為真理。

而「假」是真的對立面。整個社會的「假」既是對真理的嘲弄，也是對真理的根本否定。這對於現代化建設事業是極其不利的，是大有害處的。因此有必要大聲疾呼：更正扭曲的人性，解放壓抑的心靈。

「禍國殃民」的王朝政治體制，在泱泱的中華大地已經實行了兩千多年，這正是我們落後、貧困、愚昧的根源，這正是我們落後於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落後於時代進步的根源，這正是我們迫切需要改革、迫切需要使我們中華民族得以新生的原因之所在。

就人均收入而言，在全世界不到二百個國家和地區里，我們佔到第壹百多位，換言之，大約有壹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比我們先進。我們是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之壹，最貧窮的國家之壹，最愚昧的國家之壹。但要知道，中國人卻應當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類之壹部分。為什麼會達到貧窮和落後這壹令人悲痛的境地呢？傳統的政治體制認為這是由於人口眾多的因素所造成的，豈不知人口眾多也正是毛澤東提倡的結果，也是傳統政治體制的人口政策所使然。傳統的政治制度總是尋求其客觀原因，來為自己的無能進行解脫，來為自己的無能所生成的必然惡果進行辯解，豈不知我國人民的長期落後、長期貧窮和長期愚昧完全是罪惡的王朝政治制度的腐朽統治所形成的直接現實呢？

「禍國殃民」的王朝政治體制，造成權力至上、唯我獨尊的權力本位思想。這壹思想的基礎在於愚昧的人們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小生產思想，亦即依賴於「皇恩浩蕩」的權力拜物教的陋習。這壹醜陋的權力拜物教，不問權力來源的合理程度，不管權力所包含的能力程度，亦即能力是否與其職權相適應，只要有權，統統地成為人們頂禮膜拜、卑躬屈膝的對象。

「禍國殃民」的王朝政治體制，形成普遍的社會時間浪費。無能、無準備、無方案、無目標的行政長官的委任制，對於現代化的經濟、文化、國防和各項事業的建設的損害程度是難以用精確的數字進行計算和測量的，因為就現代化事業而言，無能的行政首腦既不知道做什麼，也不知道怎樣做，更不用說怎樣把事情做好，做得完善了。這樣所引發的損失何其巨哉？

按照無方案的行政首腦的意願，他也可能希望把事情辦好，但搞現代化，僅僅有意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有切實的準備，有儘可能完善的方案，有經得起推敲、論證、批判，亦即經得起競爭的能力。

凡此種種的現行的和傳統的行政體制，恰恰是使國民經濟遲滯不前、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達到理想高度的根源。不破除這種禍國殃民的政治體制，中國的現代化就只能坐著破舊的老牛車去追趕壹日千里的火車和壹日百萬里的飛機了。


第六條：壹黨制乃萬惡之源，並阻礙現代化的實現

壹黨制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最大障礙。壹黨制是專制，壹黨制是暴政，壹黨制是萬惡之源。

自壹九二壹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到壹九四九年十月壹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黨的最終目標是：「奪取全國性政權」。目標已經達到，這是通過「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即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暴動的武裝鬥爭的方式，實現這壹目的的。如果說毛澤東及其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戰推翻了蔣家王朝的統治是正確的話，那麼自壹九四九年建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人民共和國」直到他壹九七六年老死於任上，從而建立了「毛家專制王朝」，則又形成了歷史上司空見慣的壹個大的封建王朝的輪迴，這正是中華民族歷史悲劇的壹個見證。

民主、自由並沒有降臨到中國人民的頭上，相反，作為人民大救星的毛澤東卻在他建國以後漫長的二十八年裡嚴重地摧毀了中國人民的現代化理想，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工具，連綿不斷地大搞急風暴雨似的政治運動，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據不完全統計，五十年代初的鎮壓反革命（簡稱「鎮反」），殺掉了壹百五十多萬人；五壹年至五三年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抗美援朝，壹百零二萬人死於戰場，永遠冥目于異國他鄉；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使壹百萬左右的直言進諫者流離失所、慘遭迫害；五十年代末期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徹底地違背經濟規律而大搞所謂的「群眾運動」，以致於在六十年代初造成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其實是沒有天災、只有人禍，餓死者數以三千萬之多；「四清」運動，使得人們緘默無言；壹九六六年至壹九七六年的波瀾壯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者數以千萬計，受株連者數以億計，直接的經濟損失按當時的比價竟達四千億之多。這是對黨外的，亦即對人民所採取的「革命行動」。

而在黨內，毛澤東又進行了數次大範圍的路線清算和路線鬥爭。壹九五四年揪出「高崗、堯溯石反黨聯盟」，壹九五七年廬山會議揪出「彭德懷反黨集團」；壹九六六年「打倒劉少奇」的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壹九七二年又出了個「林彪反革命集團」；壹九七六年又在毛澤東繼承人華國鋒的主使下壹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如此等等，對黨內形成內耗，對黨外形成外耗，互相消耗，勞民傷財，既不能增添物質財富，又不能使精神得到解放，用經濟學的標準衡量上述的林林總總，都是圍繞著壹個「權」字進行的浪費，並且既不是空前也不壹定是絕後的巨大的浪費。

毛澤東是個武裝鬥爭理論家，亦即農村戰爭戰略家。搞打仗可以，也有壹套；但搞建設，則顯示出充分的無能。搞經濟建設而不懂按經濟規律辦事，所以經濟不行；搞文化建設而不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只是壹味地獨尊毛術，所以文化也不行。總之，現代化建設是他所根本不懂，也不屑於壹懂的。他只懂得權術，只懂得歷代的帝王之術，亦即寶座的保存和延續之術。

在毛澤東的壹黨專制下，中國人民的思想遭到了極其粗暴和野蠻的討伐，中國人民的人權被廣泛而深入地、全面地、肆無忌憚地遭到踐踏。

在毛澤東專制王朝所統治的二十八年裡，曾經出現過許多反對專制王朝的英勇不屈的鬥爭，壹九五七年壹次，壹九七六年四月份的「天安門事件」壹次，但卻都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

毛之後，經過大約六年之久的華國鋒政權的過渡，毛家王朝逐漸轉移到鄧小平的手中，形成了鄧家專制王朝。但作為明君的鄧小平深知毛家王朝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壹系列罪惡行徑，試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更正毛澤東對於中華民族所造成的深重災難，所以識時務地提出了改革和開放的設想。但改革僅限於經濟體制的改革，根本沒有觸動封建的社會主義王朝的政治體制；開放，使中國人民懂得了自身所處的屈辱的貧窮與落後的地位，因而也為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尋求壹條富國強民之路打開了封閉幾千年的門戶。從這種意義上講，鄧家專制王朝的代表人物確實是辦了壹件好事情，正像在慈喜太后的封建大清王朝搞了壹個眾所周知的洋務運動壹樣。洋務運動是慈喜太后給當時的中國人民所做的壹件好事；現行的改革開放也是鄧小平給中國人民做的壹件好事。僅此而已。鄧小平是新時代的男性慈喜太后。

正如洋務運動培育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壹樣，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新形勢也培育出了被共產黨所稱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英分子」，例如方厲之、王若望、劉賓雁等等。

壹九七九年在北京出現的「西單民主牆」事件，就是以覺悟了的中國知識分子率先向王朝似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制度提出改革的歷史性要求，就是以富國強民的理想和有理有據的分析對於還處在蒙昧和愚鈍狀態下的中國人民的啟蒙。在北京，七年後再次爆發學生運動；十年後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聲援請願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

天安門民主運動，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全民族思想解放的偉大運動。這個運動的起因是追悼共產黨的開明人士胡耀邦逝世，但由於眾望所歸的民主意願，最後竟發展成波瀾壯闊的、以現代化為目標的要求民主、要求自由的全民族的壹致呼聲。在這種情況下，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壹封建朝庭決定派軍隊這壹武裝的暴力集團採取戒嚴的軍事行動，直接把槍口對準手無寸鐵的學生和人民，直接把槍口對準中國人民請願的民主權利。壹聲槍響，震驚了世界，震驚了前蘇聯這壹為列寧所首創的共產帝國，也震驚了前東歐的共產八國，緊接著的是包括前東歐八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在內的共產體制的土崩瓦解。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封建朝庭所壹手策劃的「六四」慘案，是中華民族的百年之內的最大恥辱，因為它是對於中國人民尋求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歷史性要求的根本否定，是對於中國現代化的宏偉事業所採取的極其殘忍、極其野蠻的暴力行動，它已經永遠地釘在了中國人民心中的恥辱柱上，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走向繁榮、走向富強的壹條鎖鏈。

歷史終將證明，民主的歷史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團體都阻擋不了的，可謂「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民主，在現今的中國已經呈現出加速度前進的態勢，它無疑將成為中國現代化進步的尺度。就全球範圍來看，沒有任何壹個國家，通過採取壹黨制而使自己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得到理想發展的。新加坡和台灣都是壹黨執政，但問題在於：在那裡，其他在野黨均有制約和評判執政黨的水平和能力。

在中國共產黨的所謂「多黨合作制」中，其他黨派只有緊跟的可能，而根本就沒有自己的獨立性，根本就沒有制約和評判作為壹黨制的中國共產黨的水平和能力。不受任何制約和評判的壹黨制，凌駕於人民的意志之上，自封為人民的唯壹的和絕對的代表，自封為整個社會的天然的和英明的領袖，造成歷史上無數次的劫難和罪惡多端、罄竹難書的暴行。無論是希特勒的納粹黨法西斯專政，還是斯大林布爾什維克黨的「以人民的名義從肉體上消滅人民的敵人」的大規模清洗，抑或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都是壹黨制所必然導演出的人類文明的歷史性悲劇。

壹黨制永遠只是壹部分人所認同的通常是國家行政官僚階級所認同的政治體制，而絕不可能成為人民普遍意志的代表；壹個黨派，永遠只是人民的壹部分，而絕不可能成為人民的全體。因此，它所能代表的也只能是人民的壹部分，它所表達的意願也只能是人民中的壹部分人的意願。

黨不過是壹個團體而已。小黨，是小的團體；大黨，是大的團體。因此，它根本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全體。政黨，不過是為著某壹個特定的政治目標並採取相應的政治的、經濟的抑或是其他的手段而集合起來的壹幫人而已。所以，任何政黨都有其團體的利益，都有其所代表的壹定範圍的人群的利益。

可以認為，黨派的利益，由於是人民的壹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小於全體人民的利益，小於國家的整體利益。進而推之，某壹國家的人民的利益，則小於全人類的整體利益。換言之，全人類的整體利益，大於國家的局部利益；而國家的整體利益，則又大於黨派的局部利益。理解了這壹點，有助於加速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壹黨制，由於凌駕于壹切之上，而不受任何制約，不受任何束縛，甚至法律也對它無可奈何，因此它擁有至高無上的、無限的乃至於絕對的權力；它可以對其他政黨和其他人指手劃腳、行批評和監督的職能，其它政黨和其他人則不能反過來同樣地對待它；它可以認定其他政黨和其他人為「壹小撮」，而其他政黨和其他人則不能反過來對它進行同樣地認定；它可以通過所有的新聞媒體以國家的儼然理所當然的意志發號施令，而其他政黨和其他人則完全不能利用甚至壹種新聞媒體宣講自己的觀點。歷史上有個典故，叫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對照壹下現實，委實如出壹轍。

壹黨制擁有不受監督、不受制約、不受批評的至高無上的、無限的乃至於絕對的權力。它的壹個主要特點是，不允許其他政黨和其他人對它進行論證。只允許讚揚，不允許批評；只允許歡呼，不允許挑戰；只允許緘默無語，不允許「胡言亂語」。

這種不允許論證的壹黨制說到底是它經不起論證，而經不起論證、經不起推敲的任何政黨都必須採取洗新革面、脫胎換骨的壹系列活動使自己重新做人，但在我們傳統的封建王朝和現行的社會主義王朝里，經不起論證的壹黨制卻仍然在茍延殘喘地指揮壹切、領導壹切、論證壹切。

壹黨制既然擁有絕對的權力，它就可以為所欲為，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無所不用其極地為捍衛自己的寶座而進行所謂的正義的鬥爭。與此同時，它的各級國家行政官僚階級有賴於這種壹黨制所造成的強大的淫威（或曰保護傘），便可以巧取豪奪人民的財產、鯨吞國家的各種形式的財富，這種絕對的權力不能不造成絕對的腐敗。

壹黨制從體制上決定了它自身不可能解決殃及全社會的腐敗問題，況且它自身就是腐敗的溫床，儘管它口口聲聲高喊「反腐倡廉」，但這無異於賊喊「捉賊」。

壹黨制擁有貌似龐大的黨員群體，但大多數黨員是根本就沒有任何發言權的，更談不上什麼決策權了，而大多數作為黨員的人民群眾卻只能以緊跟的方式維持自己的生命、維持自己的生活不受更多的侵犯。

壹黨制對內專權、對外專權，形成了全黨跟著中央（朝庭）走；中央（朝庭）跟著主席（皇帝）走，或變個方式，中央緊跟總書記（皇帝的變種）。而全國則要堅定不移地緊跟以當代皇帝（黨的總書記）為代表、為核心的「朝庭」（中央）走的滑稽而可笑的局面。

黨員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其本質是人，應當具有人為之人的壹切。填個表就可以成為黨員，不過填個表卻常常出於自身目的的考慮：或有利於生存，或有利於發展。總之，在填表的時候，就意味著填表者必得違背個人的權利而遵從組織的權利；壓抑個人的思想而聽命于上級的指令。在這種專斷面前，個人是無關緊要的，個人的權利被完全地剝奪凈盡。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黨員登記表也就是黨員向組織上所呈交的賣身契。在扭曲人的本性和意願的情況下，當然在口頭上和表面上是完全自願的，這種壹黨制的龐大體繫到底能有多少實力可言呢？

壹黨制所實行的是列寧所倡導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翻譯成毛澤東的語言，叫做「個人服從集體，全黨服從中央」，那麼中央到底服從誰呢？當然必得服從中央主席或曰黨的總書記。

可是黨的主席或總書記作為個人而言，倘若犯錯乃至犯罪了怎麼辦？倘若他的設想和計劃造成了全黨的災難、全國的災難、全民的災難又將如何呢？倘若他作為黨的最高首腦、作為國家的最高行政長官、作為軍隊的最高統帥毫無創造力，相反倒顯示其充分的無能狀態又行將如何呢？在民主集中制的條件下，誰都沒有辦法，只能聽天由命地寄希望于在他死後出現個英明聖主。

「民主集中制」根本就沒有民主，只有專制，這是為歷史的經驗壹再地證明了的事實。列寧的這壹理論以及相關的其他理論，于現代化的政治制度的建設，是毫無益處的。因為，列寧本身就是個暴君，隨機性、隨意性甚強，從來就沒有建設過符合於現代化要求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他的繼承者斯大林，又把這種所謂的「民主集中制」發揚光大，於是造成了兩千萬以上的蘇聯人的無辜死亡。

壹黨制操縱著國家的全部權力，並把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集於壹身。由於黨內特有的權力來源方式是極為傳統的，亦即(1)打天下者坐天下、(2)世襲制或禪讓制、(3)政變制，故而黨的領導人就必然地成為國家理所當然的領導人。權力----國家的各級行政權力乃至最高的行政管理權，在密室的策劃中就已經被骯髒地瓜分完畢。這，正是民國初年被稱為「竊國大盜」袁世凱的所做所為，而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政治體制及其代表人物，只不過是袁氏的重蹈復轍而已，只不過是袁氏的現代翻版而已。

王朝似的政治體制的這種大盜，卻以人民的合法的和天然的領袖身份自居，還美其名曰「政治家」。如果這種大盜叫做「大政治家」，那麼中盜就叫做「中等政治家」，小盜就叫做「初等政治家」。總之，在政治權力私有制的情況下，盜賊們確確實實是我們應該和必須緊緊跟從的「政治家」。

盜竊財物被稱之為罪犯，那麼盜竊這種人民所共有的無形資產----這是無形資產中最大的和無價的無形資產----權力的犯罪行為，難道就不是犯罪，難道就是合理合法的嗎？難道這種任憑政治盜賊泛濫的社會就是壹個祥和、昌明的社會，就是人類文明的新氣象？難道確信竊國之大盜、竊國之中盜、竊國之小盜的政治制度的人們竟是對自己認真負責的、敢於承擔現代化歷史使命的中華民族嗎？

壹黨制嚴格地操縱著新聞媒介，進行著所謂的「正確輿論導向」的工作。人民在強大的輿論宣傳中深深地陷入了幾乎不能自拔的迷信和盲從之中，從而聽不到任何來自於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真實信息。人民在只能接受壹個信息的情況下，只能在壹個聲音的傳播中被嚴重地摧眠，從而陷入昏睡狀態。

人民不能獲得不同聲音的比較的權利，同時也不能從事作為人的應有的選擇。只有壹個聲音，假如這個聲音被叫做商品的話，那麼妳買也罷、不買也罷，只有這壹種聲音的商品，妳買也得買，不買也得買，因為沒有其他的商品可以進行比較，因為其他的商品都被這種商品通過強制性措施予以取締了。壹黨制的輿論宣傳就是這樣蠻橫霸道的。

壹黨制具備十分嚴格的輿論審查機關。幾乎是壹個模子套出來的壹樣，壹天到晚、年復壹年的老掉了牙的陳詞濫調，周而復始地充斥于報紙、電視台、廣播電台等幾乎所有的新聞媒介，毫無創意可言。人類的思想，似乎是無與倫比地僵硬、老化了。

壹黨制蔑視人權，蔑視人的自由和人的財產權以及人追求幸福的權利。在沒有制衡機制的壹黨專制下，公民個人根本得不到安全保障，財產權可以被任意地剝奪，追求幸福的權利更談不上。

壹黨制給文化事業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作家、藝術家的自由被嚴格地限定在非常窄小的圈子裡，他們出自心靈的創作只能在壹黨制所劃定的框框里進行而不得越雷池壹步。黨文化與人類的自由創作是格格不入的；黨文化是對於人類廣闊的思維的嚴重束縛和限定。黨文化的特點是回顧歷史的業績、確定思想的陳規，從而也確定文化事業的陳規，引導作家、藝術家沿著壹定的、被指明的方向或道路進行不可能進行的所謂的「自由的藝術創作」。所以，難以創作出應有的精品，也就不足為奇了。壹黨制使作家的筆不能自由地運行，不能流暢地表達，不能盡情地發揮和想象，禁區甚多，雷區密布，言何自由？言何創作？文藝亦應作如是觀。

壹黨制使教育體系、包括教育思想、教材和培養人才的方式只能適應于落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需要，而不能適應于現代化的建設事業的需要。以應試為主的教育十分傳統，根本不及以素質為主的教育方式；教材，尤其是社會學術的教材十分老化，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相當嚴重地落伍，如此等等，足以說明問題。

上述關於壹黨制的弊端，僅僅是幾個方面而已，難以包攬全部。壹黨制，不如多黨制，不如多黨制的競爭。前者是專制，後者是民主。進壹步說，最好的壹黨制也不如最不好的兩黨制或多黨制。況且兩黨制或多黨制又怎能不好呢？好者，上台；不好者，下野，這是民主體制運行的必然結果，這是人力資源、團體資源的優化配置，因而也是市場經濟發展到現今程度的必然要求。


第七條：與人民相異化的王朝式「人民政府」必須廢除，

傳統政治體制的政府是壹黨制的派生物，雖然它叫做「人民政府」，但本質上卻只能代表壹部分人，通常是國家行政官僚階級利益的政府。

從理論上說，政府是行使政治權力的機關，是執行法律意志對社會進行管理、進行協調，對於國家的各項事業、包括緊急情況進行處理的行政部門，是推進社會的全面進步的具體執行者。按照美國偉大的「獨立宣言」所申明的那樣，「政府是由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契約產生的，訂立這種契約乃是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如果遇有任何壹種形式的政府變成是損害這些目的的，那麼人民就有權改變它和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這新的政府，必須是建立在這樣的原則的基礎之上，並且是按照這樣的方式來組織它的權力機關，庶幾就人民看來那是最能夠促進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的。」

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傳統政治體制的政府是不可能達到促進人民「自由和幸福」這壹目的的，因此也必當處在「人民有權改變它和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之列，其理由如下：

壹、在領導人們走向現代化之前，政府的首腦人物必須首先使自身的素質現代化。傳統政治體制無論如何也達不到這壹點，亦即不能使各級行政首腦的素質達到現代化建設事業所要求的現代化水平以及相應于其職權的必備能力。前此已經論述過，壹個是「瞎子引路」，壹個是「禍國殃民」，此種狀態足以證明傳統政府的無能領導了。

二、「人民政府」的所有權力是自上而下委任的結果，上壹級政府是下壹級政府權力的唯壹來源，因為它不是自下而上的人民競選和選舉的結果。所以口號是「為人民服務」的，實際上卻是為上級行政首腦服務的，從而形成龐大的國家行政官僚體系，而且這種體系與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異化，相對恃。

三、由於行政級別的劃分不是以幹事業的能力為標準，而相當普遍地以人際關係為標準、以上級權力掌握者的主觀意志為標準，甚至以他們的親疏程度為標準，以下級對上級的效忠程度為標準，所以就層出不窮地生成著壹批又壹批行政級別甚高卻幾乎壹事無成的官僚主義的庸人們，「混時度日」是其必然表現。

四、由於政府是黨的派生物，而根本不能遊離于黨的領導獨立地存在、獨立地進行隸屬於其職權範圍的行政活動，所以當由壹幫人組成的政黨及其首腦處於昏蹶狀態時，政府也必然地處於昏蹶狀態。當政府行為在癱瘓中進行時，勢必給它所轄治的人民造成莫大的災難。

五、這種「人民政府」由於對新聞媒介的壟斷，就不能不造成民意不能上達的狀態，因而它所制定的壹系列方針、政策就不能不帶有普遍的長官色彩和長官意志。這種連人民的請願書都不敢接受的「人民政府」，到底是誰的代表？能說它是代表人民的行政權力機關嗎？

六、這種「人民政府」由於屬於封建王朝制的分支機構，所以它就不能與人權、亦即公民的自由權、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划等號，「人民政府」不等於人權。相反，無論這種政權的來源多麼無理、多麼荒謬，但維持其永不變色的地位就成為其唯壹的口實，也就成為其壓迫人權、剝奪人權的基本概念。既然政權不是來源於人民、卻又要打著「人民政府」的旗號，既然它要保護其江山並使之萬年永固、卻又要以人民的普遍意志的名義抑或動用軍隊、抑或動用警察、抑或採取其他的暴力手段來保持穩定、來維持其統治，那麼，這種刺刀所維繫的統治又能延續多久呢？

與人民相異化的這種政府，只有在人民處於普遍的蒙昧狀態下才能夠得以茍延殘喘；而壹當人們覺悟之時，正是這種所謂的「人民政府」壽終正寢之日。新的現代化的政府，與人權划等號的政府，將會把中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推向未來。


第八條：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在於確保人權普遍受到尊重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要求從制度上確保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要求從法制體系的層面上清除悲劇發生的根源。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再寄希望于某個人的良心發現了，而應該寄希望于政治制度的權力分衡和權力的相互制約，應該寄希望於人權的普遍地受到尊重、受到「憲法」等全面地保護的適應于現代化事業需要的法制體系的完善。

要根除無論以什麼措詞草棺人命的政治體制；

要根除無論以什麼名義行思想壹元化、言論壹律的政治體制；

要根除無論以什麼方式永保其權位的政治體制；

要根除壹切監視並審查、批鬥並迫害人權的「秘密警察」的政治體制。

要從政治體制上避免秦王朝的「焚書坑儒」、毛王朝的「反右鬥爭」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避免形形色色的「文字獄」或清除所謂的「精神污染」等反人權的活動；

要從政治體制上避免斯大林式的清洗、避免毛澤東的「鎮反」、避免鄧小平的軍事戒嚴和對北京天安門示威人民的鎮壓和屠殺。

任何殺戮都是非人道的，都是與人類的文明程度相距甚遠的，因此應當從制度上把造成這種殺戮狀態的原因徹底搞清楚，並永不再犯同樣可恥的罪惡行徑、永不再犯同樣的或類似的暴行。

要從政治體制上避免群眾壹哄而上的掠奪，哪怕這種哄搶具備怎樣怎樣冠冕堂皇的理由。陳勝、吳廣的「均貧富」的理想只有通過公民個人的實際奮鬥並使這種奮鬥社會化，才能達到。貧富差別的消失僅僅是個理想而已，貧富差別將永恆地存在下去。不能因為其他公民的富裕而進行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搶劫活動，更不能因為這種大規模的群眾性的犯罪卻轉而以歷史的豐功偉績加以讚頌。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其實就是陳勝、吳廣農民起義綱領的現代譯文，絲毫也沒有什麼新奇之處。唯壹不同的是：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失敗了，而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農民起義（名義上是「無產階級革命」）竟然成功了。除此，本質上卻毫無差別。

群眾性的和平請願、和平示威應予以允許，但群眾性的武裝暴動卻是歷史進步的反動，是無益於現代化事業進展的。只有在王朝政治制度毫無改動的情況下，武裝起義和武裝暴動才是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迫不得已的必由之路。否則，還是要以採取非暴力方式為最佳、為上上策。

要從政治體制上避免幾千年來壹以貫之的王朝似的世襲制和禪讓制，避免宮庭內部的傾扎----政變制，還權於民，還政於民。

要從政治體制上杜絕貪污腐化的弊端，根除其禍源。腐敗，由於滋生並寄生於傳統的王朝似的政治制度，並不僅僅存在於權力的掌握者身上。當然，主要還在他們身上，而且腐敗已經成為社會生活的普遍規範和暗地裡的行為準則，已經無孔不入地浸透到社會生活的每壹個層面、每壹個角落之中。社會中的每壹個公民，只要在這個體制下，都不能不親歷著腐敗的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影響。腐敗，使整個社會的起碼良心、使公民的起碼的做人準則，統統地喪失殆盡。

要從政治體制上確保「民治、民享、民有」的適應于現代化事業需要的現代化政府具有相當理想的高效率，具有高水平的處理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要從政治體制上確保「憲法」符合於社會公民的普遍意志，符合於中國社會發展的共同需要，符合於與國際慣例接軌和並軌的相應條件，因而「憲法」就不能僅僅成為某壹黨派、某壹政治集團的意志，而應當成為所有黨派、所有政治團體的意志，成為每壹個公民的意志，因此每壹個中國公民都可以對「憲法」的制訂和完善表達自己應有的意見、建議抑或批評。要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建立壹部全新的現代化的「憲法」。

要從政治體制上確保所有的法律、法規實行無差別對待的制度，換言之，叫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與庶民，同罪同罰」。不能以黨派的加入者的身份高人壹等或進行所謂的「黨內處分」而代替法庭的正義審判。壹切引起糾紛的事物，壹切需要審定的案件，都要通過法庭予以公正而合理的解決。法律要改變現行的猴皮筋狀態。

要從政治體制上確保國家議會是集思廣益、進行開誠布公辯論、表達不同乃到相反意見的場所，是就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進行絕對票數認定或否定的場所，是建立適合於國家和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律、並就此進行儘可能詳細論證的場所，而決不是僅僅順應黨派意志，成為「舉手機器」或「贊同機器」的傀儡。

要從政治體制上確保公民具有私人辦報、私人辦廣播電台、私人辦電視台、私人辦壹切其他新聞媒體的權利，並且不受國家行政機關的干涉、限制和侵犯，但卻可以為法律所裁判。

要從政治體制上確保公民個人的權益不能被集體的乃至國家的利益所侵蝕、所吞沒。當國家的利益要求個人利益作出犧牲或作出讓步時，國家必須通過其執行機關對公民個人進行相應的經濟補償。要確立公民個人的物質損失的標準，同時也要承認精神損失對公民個人所造成的損害，這些都需要以經濟賠償的方式由國家的執行機關具體執行和壹壹落實。

要從政治體制上確保每壹個公民應有的思想權利以及表達思想的權利。不能只有隨風聽命的思想，不能只有國家意志的思想，不能只有唯壹「正確」的思想，並且不能允許昔日的唯壹「正確」者再次行使其對其他獨立思想自然表達的生殺予奪之大權、之強權。

要從政治體制上確保公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確保公民的自由權和對幸福的追求權。首先，要確立「私有財產天然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則。隨意的搜查抄家等等，既是歷史上歷代王朝對平民百姓或者對不服從的官員的所做所為，同時也是共產專制王朝對現代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王朝的政治體制下，公民生命的安全根本不可能得到應有的、切實的保障，成千上萬、上十萬、上百萬乃至上千萬的人頭可以在保衛皇帝或主席、保衛朝庭或中央的名義下紛紛落地或高懸於國門之上。在王朝的政治體制下，公民的自由是根本就沒有的，只允許有所謂的生存權，亦即喘氣的權利，這是包括所有的生物和植物都可能具有的權利，亦即所謂的「豬權」。因此，所謂的「生存權」，就是僅僅讓公民具有動物壹樣的權利，這就把人變成了與動物和植物毫無差別的非人狀態。在人被嚴重地異化的情況下，還談什麼人的自由權？在王朝的政治體制下，公民也無權追求人應享有的幸福，他們只有在王朝體制認可的情況下才被允許，否則就要遭到滅頂之災。

要從政治體制上確保人權，並通過確保人權而實現社會生活的正常化。要把被顛倒了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歸還真理於它的本來面目。中國人民的富國強民之夢之所以不能實現，原因就在於長期以來對人權的忽視和蔑視，就在於中國人民不能夠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人格價值，不能夠清楚地把握住自己的命運。相反，這種命運卻還要由「救星」、「救世主」、皇帝或主席來把握、來規定、來統壹。因此，中國現代化的艱難的漫漫旅程，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現代化，關鍵在人權，關鍵在於人權的充分運用和發揮；關鍵在於人權的廣泛而深入地受到尊重、也廣泛而普遍地受到保護；關鍵在於憲政體系和法制體系能夠體現人權的應有要義，關鍵在於人權與政治制度的壹致和同壹。


第九條：選擇漸變或劇變、實現有利於現代化的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就是把不符合現時代要求的傳統的王朝似的政治制度改變成為民主的政治制度。要完成這壹偉大的歷史任務，就要考慮怎樣過渡的問題，亦即從傳統的政治制度怎樣向著現代政治制度轉變的銜接的環節問題。變不變和怎樣轉變，是近期所要解決的極為迫切的問題。

關於變與不變，鄧家王朝的君主鄧小平說「壹百年不動搖」，文化大革命時也有人說「要讓社會主義的江山萬年長」。確實，王朝變化僅僅以舊王朝的復滅、新王朝的誕生為其基本標誌。二千多年以來，在中國，王朝體制從來就沒有發生過變化，只是名稱有所差異，形式有所不同，但王朝畢竟還是王朝，現存的王朝不過是古代王朝擴大了的翻版。

如果中國不搞現代化，不希望自己加入世界先進的民族之林，那麼王朝的政治體制可以延續下去；如果中國人民不希望自己像真正的人壹樣地生活，像真正的人壹樣地思索，像真正的人壹樣地具有表達獨立思想的能力，像真正的人壹樣具有行動的自由，那麼王朝的政治體制可以延續下去；如果對人民殘暴的殺戮可以被容忍、大規模的和有組織的劫掠可以被肯定、對思想的全面圍剿和對文化的全面封鎖可以被視作正常，那麼王朝的政治體制可以延續下去，但社會將為此而付出沈重的和巨大的代價：遲滯不前于當今壹日千里的世界；終止發展于洶湧澎湃的科技和信息浪潮之後；大大落後於世界上任何其他發達國家抑或壹般不怎麼發達的國家；屈辱地被人看不起，被人嘲笑。

王朝的君主們怎麼不希望自己的寶座永世長存呢？至於人民的利益與寶座的價值比起來，又孰輕孰重呢？「壹百年不動搖」，就是壹百年的無發展，無進步，就是社會壹百年的停滯不前，就是忽略並渺視現時代社會發展所具有的基本的客觀規律。

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總是千方百計地維繫自己的腐朽統治，而王朝的君主們（主席、皇帝或總書記）則視自己的寶座為唯壹的、合法的國家和社會的代表。因此，所謂的「壹百年不動搖」，也就是要求君主寶座壹百年不動搖，朝庭壹百年不動搖，王朝的政治體制壹百年不動搖。

這種不變于中國現代化無利，于社會的昌明、繁榮無利，於人民的幸福、康樂無利。所以，變才是大趨勢。

關於怎麼變。變有兩種方式。壹種是劇變，壹種是漸變。無論採取什麼方式，變總要比不變好得多。從傳統的王朝似的政治體制向著現代化的政治體制轉變，將呈現出加速度的趨勢，將呈現出量變與質變同時進行、最後達到質變的趨勢。

劇變通常時間極短。數天或數個星期。但劇變要求壹個或數個突破口或導火索。需要朝庭最高權力機關的民主派與保守派的分裂，需要有像共產黨內部的開明人士，也就是民主觀念較強的，具有壹定超前意識的先知先覺者以非常的方式（政變或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權。但這種新的政權不過是從王朝似的政治體制轉向現代新型的民主政體的壹種過渡，最後還是要通過競選的方式來確立未來的國家行政首腦。

漸變也需要王朝（或共產黨）內部的開明人士，像胡耀邦、趙紫陽等，把不自覺地向民主政體發展的王朝體制推向到壹個又壹個高度，最後實現徹底破除王朝制，建立民主機制的政治體制。漸變的時間相對拖得較長，在壹點壹滴的不斷改變中逐漸地達到政體改革的最終目標。但由於漸變的不明確性，對王朝可能還是無法觸動其根基。任何壹種社會制度的變革，不能不引發壹定程度的表面上看起來是「無序」的狀態，不能不導致相當程度的乃至極大程度的陣痛。但為著中國人民的現代化的宏偉事業，必須深刻地理解我們的歷史使命：遲變不如早變，但早變不如現在就變。總之，即使我們把政治體制從傳統的方式轉移到了新型的現代化的體制，與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體制比較起來，也是落後了上百年之久，頂多算是趕上了末班車。

第十條：邁向現代化的政黨、議會、政府、軍隊與三權分立

破除「壹黨合作制」，建立多黨競爭制。壹黨專制、多黨聽命；壹黨暴政，多黨隨從。所謂的「壹黨合作制」，徒具形式而已，實質上是壹黨專制的裝飾抑或點綴而已，這是根本不符合民主的基本理論的。因此，要建立多黨輪流執政的現代化政治體制，以達到實現民主的目的。

實行多黨制的競爭，有助於激發各政黨的活力。沒有競爭，就沒有活力。現在毫無競爭力可言的中國共產黨本身，也處在死氣沈沈的、渾渾噩噩的不良狀態，而其他政党參與競爭，將從外部施加壓力，從而不能不激發共產黨內部的良性細胞，從而使共產黨的肌體健康和健全起來。

任何政治實體、政治黨派、政治團體，都應當平等對話，而不應當以上壓下，以大欺小，這種狀態決非合理、決非正常，也不符合人權的基本概念。號稱五千萬之眾的中國共產黨總是認為自己倘若不去領導，其他任何政黨都沒有領導的可能，那否則就要天下大亂。豈不知沒有共產黨的壹黨制，就必定會產生多黨競爭的現代化的政治體制，就會通過競爭的方式產生出具備現代意識和相應能力的新型領導人。而現行的「黨禁」政策嚴重束縛了公民組織社團或黨派的自由，造成了壹黨制的家天下為所欲為、無所不為的惡劣局面。倘若公民被現代化的「憲法」認定為具有結社、建立政治團體或政黨的自由，那麼社會的飛速發展無疑是指日可待之事。所以，有必要重申現代化的未來社會對現行政治體制的歷史性呼籲和迫在眉睫的要求：

壹、釋放所有政治犯，釋放以種種不實之詞強加給思想表達者的各種形式的政治犯；

二、解除黨禁，允許公民自由地組織政治團體甚至組織政黨，允許公民根據自身的條件創建任何形式的非暴力組織；

三、歡迎壹九八九年因「六四」慘案而出走國外的民主人士和民主政團回國參与現代化的政治制度的建設，歡迎有遠見卓識的民運精英回國執政或參政；

四、邀請台灣國民黨和港台其它民主黨派參与未來國家政治制度的共同建設；

五、中國共產黨作為壹個黨派應參与未來政治體制的競爭。反對現行的壹黨制並不是不允許中國共產黨的存在，更不是危言聳聽和蠱惑人心的什麼「千百萬人頭落地」，而是要求中國共產黨作為壹個黨派、作為人民中的壹部分，平等地因而也公平地參与政治競爭。共產黨能競爭上去成為執政黨，當然很好；競爭不上去，那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就是成為在野黨而已。由此，共產黨可以接受教訓，改善自己的形象、不斷地完善自己，使自己在下壹次選舉中重新具備組閣的能力。

未來社會的立法權應在議會。現行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是壹黨制的「御用工具」。千人壹腔，千篇壹律，除了「贊同」或「舉手」之外，毫無其他功能。這種無論證、無辯論的會議，哪怕人數眾多、機構龐大，也是個擺設或花瓶，絲毫無益於法治國家的建設。

議會，應該是集思廣議的場所，是信息交匯、民意充分表達的場所。因而，不同的乃至於截然相反的意見和建議，以及對相同內容事情的不同論證和爭辯，就應該成為題中應有之議和不可或缺的表現形式。由此，議會會議的決議，通常在絕對票數通過之後便可以成為法律。議會可以分設上議院和下議院：上議院的組成人員來自於業已退出權力舞台的政要、退休的將軍和各界社會名流；下議院的組成人員是來自於被劃分為行政區域的各地代表。

議會是就國家重大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以及就國防預算等問題進行正論和反論、進行聽證和表決的立法機關。因此，每個立法委員都有權提交議案並發表自己的看法，每個立法委員都應該對自己所代表著的地區或人群負責，而這種負責的方式就是在進行表決時投下莊重的贊同票或否定票抑或是棄權票，但棄權票的使用率不宜太高。

就上議院的立法委員而言，由於他們具備傳統政治體制所提供的優越條件，因而也具備適合於傳統的能力，因此他們可以就任何法律提出他們所代表著的那壹部分人的意見和建議。他們只適合於作出表達，而不適合於作出表決；倘若表決，那就需要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予以認可，少於此數均被視作無效。上議員立法委員可以採取終身制。

就下議員的立法委員而言，由於他們是各選區所推選的代表，他們是所代表區域的民意的表達者，因此每壹個區域的每壹個代表者所組成的下議院應該具有更有力的表決權。超過半數為有效，低於半數為無效，這樣做較為適宜。

未來的立法委員要堅決摒棄現在所謂「人民代表」的普遍的無能狀態、聽命狀態和無為狀態，要敢於並善於表達各種民意，這些正是人民代表應盡的職責。未來的人民代表，亦即立法委員要在每壹個區域參与立法委員的競選，使壹定區域的人民確信該立法委員、該人民代表的能力和水平、膽略和學識。

立法委員要定期地、最好是隨時地接受人民的諮詢、建議，接受人民的請願，並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最好是立刻作出明確的答覆；立法委員有權調查社會的壹切事物，但不能發布命令和指示。他只能以立法委員的身份參与立法，而不能以行政長官的面目出現。立法委員應當只說不做，應當每四年或每五年更換壹次、或被重新認定。議會每年應淘汰四分之壹的立法委員，並補充四分之壹新的立法委員，以保持議會應有的活力。

未來的最高行政首腦，不管叫做「總統」、「總理」或者其他名稱，都必須通過全國範圍的選舉人選舉方可擔當。與此相適應，任何級別的政府首腦，必須通過競選其施政綱領並被絕對多數認定為最佳方案方可走上其所選定的行政管理崗位。

通過競選而組成的政府是林肯著名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的具體實現，是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性要求，是能力與水平達到理想政治並與理想政治同壹的標誌。

選舉人是全國每壹個行政區的選民所選出的、為投票選舉國家最高行政首腦而設立的制度。壹經大選完畢，選舉人的歷史使命就告壹段落。人民參加選舉是通過投票產生選舉人而進行的。人民通過認定具有壹定傾向的選舉人而認定具有壹定傾向的未來的國家首腦。

每壹個選民都有選舉權，亦即直接選舉選舉人或最高行政長官的權利。每壹個選舉人都必須參加國家最高行政首腦的選舉。由選舉人的絕對票數選出國家元首，是未來產生國家最高行政長官的方式之壹。而條件許可時，全民直選將是產生國家領導人的最佳方式。

當參加競選並且以其可能最佳的方案被選舉上來的國家最高行政管理者執政或組閣時，為著他所提出的競選方案的具體實施，他可以對其內閣成員進行任命。這種任命，大相徑庭于傳統政治體制的任命制。因為，執政者在現代化的任命制里主要考慮的應當是被任命者實施其方案的能力。倘若，他所挑選的被任命者是個平庸之輩，那將嚴重地危害他施政方案的貫徹執行，也不利於他可能的連任。執政者需要處理全社會的公務乃至於緊急事務，因此能力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位置。執政者的能力不僅通過他自己的，也通過他所任命的行政領導人的表現而充分地表現出來。執政者可以定期地向立法機構----未來的議會，就關於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提交施政報告，以徵得議會的理解和贊同。

立法委員不得擔當政府要員。不允許既立法又執法，那樣極容易導致專制。同樣地，政府要員也必須與立法機構徹底脫鉤，壹心壹意地執政。執政者參与立法，只能以使用否決權的形式進行。

由競選產生的政府，應當保持公務員穩定的態勢。每次政府的更換，主要是行政首腦及其所任命的行政官員的更換，公務員的設置應不受其影響。公務員，是實施社會管理的具體執行者；公務員制度，是保持行政管理、實現政府過渡的牢固基礎。

登台執政的政府，也應當受到下野的或不在野的「影子內閣「的監督。「影子內閣」也有相應的「政府」設置。但它沒有執政權，只有建議權和批評權，即監督權。「影子內閣」的目的，是從外部給政府施加競爭的壓力、督促的壓力，從而使執政的行政機關具有更大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率。

行政首腦應當定期地和不定期地通過召開記者招待會或新聞發布會等形式把自己的執政意圖和具體措施不帶水分地宣布出來，以接受社會的監督。行政首腦的執政採取限任制，最長不能超過兩屆，不能超過八年或頂多十年，要從制度上徹底根除王朝的終身制或無限期任制。

司法是進行公正、合理的審判，但審判必須依據「憲法」及其所統轄的相關法律進行；司法機關是進行裁決和判決的審判機關。司法不獨立，而聽命于某個黨派，抑或聽命於行政機關，那麼它所進行的審判就不能不帶有黨派的偏見，就不能不考慮權宜之計，亦即為了暫時的利益而犧牲長遠的利益，為了局部利益而犧牲全局利益，為了某壹部分人的利益而犧牲全民意志的共同反映。

司法甚至獨立於立法機關。立法機關是法律的制訂者，它只能創建、修改並完善法律，它只能根據社會發展的不同內容和不同情況而適時地提供立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並就這種可能性和必然性進行辯論，最終以絕對票數的形式予以通過或否決。但立法機關決不是法律的具體執行者，立法機關的全部工作就在於它的辯論成果----「法律」。當立法機關所制訂的「法律」壹經完成，執行的使命便落到了司法機關。立法機關不能以除了「法律」之外的任何方式干涉或阻撓司法的獨立審判。倘若立法機關直接參与審判工作，那麼冤案的產生也就不足為奇了；倘若立法機關間接地參与審判工作，那麼所審判的結果就可能有失公正。

司法權要獨立於行政權。司法機關有絕對的權力依據法律審判任何壹個罪犯，甚至國家的公職人員犯了罪，乃至最高國家行政管理者犯了罪，都要同樣地予以量刑，此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政首腦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託辭、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干涉或阻撓司法的獨立審判。行政權參与司法權，就必然成為專制和暴政的混合體，就必然成為社會生活非正常化的重要根源。

司法權只是面對「憲法」和其他相關法律，並對「憲法」和其他相關法律負責。司法不獨立意味著它不能遵從「憲法」和壹切其他相關法律，那麼它所遵從的就必定是它所應予拋棄的、它所應予遊離的，也就是它從理論上說最不應當遵從的。

「憲法」必須是從事現代化建設的人民為實現自己的民主、自由和保障自己的人權所制定的根本法律。因此，有必要廢除以往王朝的朝綱----包括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建立壹個人人都可以參与、人人都可以進行論證的新的「憲法」。與此相適應，也應建立保護和捍衛這壹新時代「憲法」的憲法法院；並在此基礎上，建立進行獨立審判的巡迴法院。

憲法法院可以就國家行政首腦的來源是否合理，亦即選舉是否公正進行判決，因而從制度上能夠保證公民選舉的客觀和公正，任何王朝似的卑鄙齷齪的權力私下瓜分的現象將由此而得到徹底阻滯；巡迴法院將有效地監督和促進地方司法機關的辦案效率和客觀、公正。此外，成立類似於「廉政公署」式的獨立司法機關，可以根治腐化墮落的官吏肆無忌憚敗壞執政形象的問題。

法官的產生方式直接影響其獨立審判的性質。因為，它獨立於立法機關，獨立於行政機關，所以任何壹級的司法機關的首腦----各級大法官都必須得到上壹級的立法機關和上壹級行政機關的同時任命。可以採取終身制的法官任制，倘若無原則性錯謬可以終生不予罷免。國家壹級的司法機關首腦，則應由政府首腦提名並報請議會審辯、通過或否定，亦可以終身制。

各級法官，是法律的裁決者，是法律的代言人和執行者，因此他們更多地關心法律的技術問題，而不應當具有聽命于誰的憂慮。他們面對的是法律與案件的契合點，而不應當是來自於外界的脅迫。

未來國家的基本框架應該是在破除了王朝政體之後成立的「邦聯制」或「聯邦制」。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應該具有自己相對獨立的法律，具有適合於自身需要的社會發展綱領，但軍隊和外交，則歸未來的中央政府領導。具有統壹的軍隊，以保衛國家的統壹、主權和領土完整；具有壹致的外交，以爭得應有的國際地位。中華民族大家庭這個原則不能變，非但不變，而且還要進壹步發揚光大。

軍隊是國家自我防禦的工具，是維持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的武裝力量。由於傳統的王朝體制必得用刺刀維繫自己的統治，因此軍隊在社會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甚至是關鍵的作用，它因而不是國家自我防禦的工具，而是某個黨派自我防禦的工具，甚至是某個君主個人（主席、皇帝、總書記抑或其他名稱）自我防禦的工具；軍隊因此也不是維持世界和平和國內穩定的武裝力量，而是維持傳統政權的武裝力量，是維持「君主」寶座的武裝力量，雖然它被稱之為「人民的武裝力量」，但究其實質，卻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它變成了皇帝的御用工具，變成了地地道道的「皇軍」。

現代化國家的軍隊應按如下原則組建：

壹、軍隊是國家的武裝力量，而絕非是黨派的武裝力量。軍隊可以由國家的最高行政首腦來統帥，而不應當由黨派的最高首腦來指揮。倘若某個黨派具有軍權，勢必就對其他黨派和其他人民構成暴力的威脅，因而這是野蠻的和不文明的表現，這是對現代化歷史進步的武力遏制。軍權必須掌握在國家的手中，並由國家的最高的行政首腦加以統領。

二、軍隊參与國家重要的事務只有在緊急狀態（外部入侵、洪災、水災、地震等自然災害發生）下方予應允，否則軍隊應當退居到它應有的進行防禦和戰備的位置上。軍隊不應當介入任何黨派紛爭、權力紛爭的政治旋渦之中，它應當維持自身的清白；軍隊不應當介入到維持國內秩序的任何事務之中，因為這種維持極易受到某種權力意志的驅使而發生流血的悲劇；軍隊不應當更多地參与社會的其他生活，而應當讓居民的生活在沒有軍事化的干擾中正常地進行。軍隊在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僅僅是以保衛者（防禦外來侵犯、對付自然災害）的身份出現，而不應當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出現。軍隊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出現，就必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有組織的和大規模的暴政，就必不可免地形成國家正常生活的滅頂之災。

三、軍隊以其現代化的裝備和現代化的指揮系統為現代化的建設事業保駕護航。軍隊不應當是社會生活實力的顯現，而應當是國家實力的顯現。陸、海、空三軍應當成立國防聯席會議，就國防的每壹重大問題進行研究和討論，並報請國防部批准。國防部長應由文官擔任，這有利於各方的軍事協調。國防部長所批准的包括國防預算等問題在內的國防咨文，應報請國家最高行政首腦批准，並就其計劃的實施徵得議會的通過或否決。

國家重大的軍事行動必須經過至少三個層次的批准：(1)國防聯席會議；(2)最高行政首腦；(3)議會。只有這三個方面都批准了，方可動用國家的武裝力量。不能再次發生某個君主腦袋壹拍，就大動干戈、就勞民傷財、就遺屍遍野、就成歷史悲劇的無可挽回的現象了。只有從制度上保證，才能徹底根除希特勒的現象、才能根除斯大林的清洗和毛澤東的鎮反和抗美援朝、才能根除鄧小平的「六四」軍事鎮壓，才能根除所有這壹切動用武裝暴力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犯罪的行為。這，乃是中華民族向著現代化的未來社會邁進的非暴力的文明要求。


結論：中華民族終將擺脫王朝禁錮、確立現代化的政治體制

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歷經坎坷、歷經磨難，但始終不能從對於王朝的權力膜拜中解脫出來，因而對於思想的禁錮、對於言論的禁錮，以致對於人本身的禁錮，便成了歷代封建王朝和社會主義王朝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不推倒這「三座大山」，中國大陸就不可能實現自身的現代化，中國人民就不可能使自己走上繁榮、富強和文明的康庄大道。

中華民族具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想象力和壹切潛力，但所有的天才卻只能在王朝制的腐朽而沒落的權力等級制中被榨乾血肉並泯滅凈盡。除了王朝的所謂御用之外，壹切的能力只能面對著無能的權力屈辱地卑躬下跪，壹切的人性轉而成為殘暴的獸性的階下囚或犧牲品。中國的落後、貧窮、愚昧的萬惡之源在於王朝的政治制度。王朝的政治制度將隨著中華民族的自我覺醒而土崩瓦解，並終將成為歷史的遺迹。

中華民族在確立現代化的政治體制的過程中壹定會展現出自身巨大的潛力、勇氣和前所未有的創造精神的，也壹定會以大踏步的雄姿迎候新的二十壹世紀無比燦爛的曙光的！

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正義事業必勝！

中國民主轉型綱要

百年蒼桑巨變，憲政至今未獲其應有的地位

中國憲政體制，已經走過了將近壹個世紀的歷史。壹百年來，世事蒼桑巨變，憲政並沒有獲得其應有的地位，此其壹；其二，憲政成為統治者或統治集團個人意志或集團意志的工具，可以翻手為雲，復手為雨，而沒有成為人民意志的普遍反映；其三，憲政沒有深入人心，憲政體制並沒有在人民觀念中確立其本質價值。誠如上述，憲政體制自身從來就沒有真正地完善過，憲政體制無法確立自身，其諸多原因，本質只有壹個：人治社會阻礙了憲政體制的現代化建設。因此，中國至今尚未形成符合於社會進步的現代化的憲政制度。換言之，非現代化的社會存在不可能產生現代化的憲政制度，而現代化的憲政制度的根本確立，來源於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的現實要求和為適應這壹要求所確立的的法治社會所必然面臨的迫切的歷史任務。因而，對於中國憲政體制的行程作壹全面的回顧和總結，將成為建立現代化新型憲政體制的基礎性工程。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現代化憲政體制，將以現代化的憲政觀念作為其精神內核並外延到全新的制度本身，從而壹改以往壹切憲政體制之不良面貌，以謀求社會的全面發展為要旨，以達到人類文明與進步所應抵達的高度為要旨。

中國憲政史簡要回顧

與世界上其他發達的國家相比，中國的制憲歷史相對短暫，大約百年之久。而法國的制憲歷史有二百多年，美國也是二百多年，英國要比上述的兩個國家更早壹些，甚至奧地利的制憲歷史也差不多已經有三百多年以上。由於中國長期處在封閉的王朝制度之中，對外國的壹切都看不慣，即使不得已看慣了，也要採取「中學為體，西學為輔」、「洋為中用」等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政策，因此外國的制憲經驗並沒有成為中國近代王朝所應汲取的有益之物。然而，風起雲湧的近代思想卻衝擊著根深蒂固的然而卻是腐朽的王朝統治，於是為維持自身的統治計，清政府採取了迷惑人民、欺騙人民的迂迴戰術，不得已假意立憲，但實際上的帝制，卻沒有從根本上加以杜絕。辛亥革命之後中國陷入混亂，北伐戰爭之後，由蔣介石所制定的有關憲政適應于「蔣家王朝」的需要，也成為新時代的王朝之朝綱。1921年7月，以「奪取全國性政權」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標誌著新壹輪朝代的雛形之誕生。經過28年的「艱苦卓絕」之奮戰，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後所確立的不同時期的不同的「憲法」，或增或減，但萬變不離其宗，就是堅持黨對憲法制定的絕對的領導。換言之，黨的意志也就是憲法的意志，黨的意志必得貫穿于憲政的始終。

現編製中國制憲歷史的時間程序表如下：

(1)1906年9月1日，清政府發布預備立憲詔書。

(2)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頒發「欽定憲法大綱」。第壹條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壹系，永永尊戴」；第二條規定「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

(3)武昌起義后，1911年12月3日，通過並公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作為臨時憲法，仿照美國憲法而創製。

(4)1912年3月11日由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公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名義上確立了具體的政治制度。

(5)袁世凱及其北洋軍閥政府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於1913年1月26日公布，又復辟了獨裁製度。

(6)1922年10月10日由賄選總統曹錕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即「賄選憲法」，名義上規定「民國」，但實際上卻實行軍閥獨裁和中央集權制。

(7)1928年5月1日由國民黨政府公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規定實行壹黨專政的政治制度。

(8)1936年5月5日由國民黨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名為「五五憲草」；1946年11月22日完成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即五五憲草修正案）的立法程序，並於該年12月25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

(9)1934年1月22日，在瑞金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區共和國憲法大綱」，確立了紅色政權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實行「議行合壹」的民主集中制，實行對壹切剝削階級專政制。

(10)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過「鎮反運動」，槍斃了壹百五、六十萬之眾的「反革命分子」之後，經過三反五反，于壹九五四年九月二日通過第壹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徵。

(11)1975年1月17日通過了第二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主要強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挂帥」，並且規定「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等等。

(12)1978年3月5日又通過了第三次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強調「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對資產階級道路的鬥爭，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準備對付社會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我國的顛復和侵略」等等。

(13)1982年12月4日又通過了經過修改的第四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強調「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壹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中國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等等。

中國歷史上所制訂的「憲法」可謂甚多，但卻沒有壹部經得住時間的考驗，總是過了壹段時間，把以往的憲法推倒重來，再制訂壹部新的憲法，這部新憲法沒過多少年又要再行修訂壹次。如此的循環往複，何年何月何時了？究其根源，主要是因為中國乃是人治社會的本質特點。

中國近代和現代王朝「憲法」的非法性

作為人治社會的中國，其制憲的歷史也就是反映人治的歷史，具體到每壹部「憲法」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和必然地反映濃郁的人治的主觀性、隨意性和隨機性，也就變成了「壹朝天子壹朝臣，壹朝帝王壹部憲」的必然景觀。中國歷史上的歷次「憲法」，都是根據當時統治者個人的或統治集團局部的利益需要所制訂出來的，因而也就強烈地帶有統治者個人的或集團的主觀性。但統治者個人的主觀性或統治集團狹隘的局部利益能否真正地代表每壹個中國人或曰全體中國人的利益，這還是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恐怕也是不能解決的問題，因而歷史上憲政的制訂也有個是否合乎法律的問題，亦即其自身是否合法的問題還尚未解決。

「憲法」作為所有法律的首腦、中樞神經，作為統帥並制約壹切其他法律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法律制度，作為國家最大的法律中心地位，應當由全體民眾所認同，亦即由每壹個人的意見、建議乃至批判審定之、增刪之、完善之，最後通過全民絕對票數的裁定而成之、而成法。這個程序是「憲法」合法的程序，而只是反映統治者個人的或集團的有限的狹隘利益的任何種類的「憲法」，無論其名稱多麼美妙、內容多麼新穎，由於脫離了「憲法」的人民原則或曰每壹個社會公民原則，亦即沒有經過全體民眾的認同，那麼，它就是非法的。「憲法」自身的非法構成了中國制憲史上的基本的和普遍的特點。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令人遺憾的狀態呢？其原因在於(1)所有的王朝，包括近代的和現代的王朝制度都與人民相脫離、相異化、相敵對，因而王朝自身的制憲活動也就只能由王朝的官僚所修訂，而不可能讓全體臣民或曰全體人民公決之；(2)歷代統治者都認定自我為全體人民的當之無愧的天然的領袖，因而領袖的意旨也就毋庸置疑地、合情合理地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和意旨，因而代表人民無商量，即毋須徵詢人民的意見、建議和批評，領袖代表人民直接制憲；(3)由於中國民眾從來沒有民主的地位，而且也很少親歷民主的益處，自動放棄自己的基本的人權，也就成為統治者制憲並利用制憲來愚民的先決條件之壹；(4)人民或曰每壹個社會公民參與制憲權利的被剝奪，是統治者為所欲為地制憲的另壹個先決條件，或訴諸武力以脅迫，或巧立名目以鎮壓，無所不用其極地查封並關閉所有意欲參與制憲或對制憲發表意見的所有的新聞媒體。

由於上述各項，「憲法」便成為中國近代和現代王朝的統治者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御用工具，成為他們欺詐民眾、愚弄民眾，以期實現罪惡的王朝統治的御用工具。「憲法」既是統治者施行人治的工具，為統治者必然的隨意性和隨機性所限定、所支配、所左右，那麼「憲法」也就合邏輯地充滿著隨意性和隨機性的極不穩定的性質。憲法的非法性也就在所難免。

憲法的非法性在於：(1)沒有經過全民公決，沒有徵詢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批評，亦即「憲法」沒商量，作為壹種強制頒布的根本法而直接統御所有的法律法規和社會生活的壹切方面；(2)僅僅反映統治者個人的或集團的意願和利益，而沒有或根本不可能反映社會公民的普遍意志、需要和利益；(3)以國家制度或人為的規定與設置為目的、為本質，而不是以人為目的，不是以尊重和提倡普遍的人權為目的、為本質。

中國歷史上的制憲活動就其具有的先進程度而言，以孫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最。其他的各種憲法從本質上並沒有適應于現代化進步需要的東西，或是皇權專制，或是以人民的名義對人民實行專政，總之，按照現時代市場經濟觀念的標準來衡量，均屬於不合格產品，質量低劣而粗糙，從社會經濟學角度來考慮，其所帶來的價值微乎其微，大部分甚至還產生了負價值，或負面效應。

那麼，怎樣使未來的中國憲法適合於中國現代化發展和歷史進步的新形勢呢？如何壹改近百年來制憲活動中徘徊不定的惡性循環的局面呢？為此，有必要在制憲觀念上加以徹底的澄清，亦即需要建立適合於現代化發展的全新的思維。這無疑是個艱巨的任務，但不完成這壹巨大的理論建構，也就不可能建立起迎接未來的、適應全民市場化需要的、從內容到形式完全新型的壹部憲法。

確立「憲法」的哲學基礎

「憲法」具有全民的意義。「憲法」是普遍民意的集中反映和最高表述，「憲法」是立國之綱，「憲法」是社會全面發展與全面進步的奠基石。

「憲法」具有全民的意義。所謂全民，是指每壹個社會公民。如果不承認每壹個社會公民，那麼「人民」這個詞就被虛擬化了，亦即成為虛設之物，人民也就不成其為人民。人民是由每壹個社會公民組成的，對於每壹個社會公民權利的尊重、理解，也就是對於全體人民的尊重和理解；反過來說，不能理解和尊重每壹個公民所應具有的權利，那麼也就不能理解和尊重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權利。「憲法」關涉到每壹個公民的利益和權利，關涉到每壹個作為人之存在的人的社會行為、自律和他律，關涉到每壹個社會細胞、男人和女人的應有的自由度和民主權利，因此「憲法」必須經過每壹個社會公民的討論、辯論乃至論證，方可成為成形成文的法律，否則只是少數人具有修訂和改正「憲法」的專利，那就與「憲法」的本質背道而馳了。確立並修訂「憲法」並不是某個作為當權者個人的專利，也不是作為統治集團，亦即壹部分人的專利，而應當是、並且必須是每壹個社會公民、亦即全體人民共有的權利。「憲法」的制定和修改不獨于授權某個人、某個政治派別、某個組織機構，因為沒有人能夠授此權力，而是應由社會全體，亦即每個人、每個政治派別、每個組織機構，或曰所有的組織機構來共同提出或分別提出，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擇選出最優方案。這就是未來「憲法」所由誕生的理想程序，非此則就不是理想的程序，因而也就不可能產生出理想的「憲法」。換言之，每壹個社會公民和社會團體，都可以就「憲法」的制定和修正發表自己的意見、建議和批評，都可以毫無保留地、暢所欲言地表達自己對立憲所具有的態度和思路，都可以合理地成為制憲的成員和倡導者。

「憲法」是普遍民意的集中反映和最高表述。作為普遍民意的最高抽象，「憲法」不能對每壹個事情，對每壹個公民的想法和要求，對每壹個社會團體的利益面面俱到、包攬無遺，「憲法」只是就每壹個社會公民和每壹個社會團體的主要方面、主要的要求和基本權利和利益作以高屋建翎的、俯瞰似的描述和規定，因而「憲法」具有其他的法律法規所不具備的、對於社會結構的基本框架作以概述的素描般的功能。「憲法」是政權機關形成的主要框架結構，至於細節，則留待其他法律去解決。

「憲法」是立國之綱。每壹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憲法，但每壹個國家的「憲法」都有其先進與落後的區分。通常先進的「憲法」都誕生於先進的國度，而落後的「憲法」則誕生於落後的國度。先進的「憲法」有其共性，而落後的「憲法」也有其共性。因此分析「憲法」的先進與落後，就顯得很有必要。

落後國家所造成的「憲法」之落後性在於以領導者的變更而變更，受領導者（或曰君主）的意志所左右；而先進國家所生成的「憲法」則不受任何領導人的變更之干擾，仍然能夠壹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本質。因此，可以認為，落後的「憲法」不能超越壹定的歷史時期，相反倒受到壹定的歷史文化的影響，受到壹定的人為因素的波及，尤其受到狹隘的黨派之爭所囿，而不能超越自身。先進的「憲法」卻能夠超越所有狹隘的政治集團的利益，超越所有的地域，甚至超越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而不失其固有的價值與光彩。因此，有沒有超越性乃是衡量壹部「憲法」是否是現代化的極其重要的標誌。當壹部「憲法」能夠具備超越性之時，這部「憲法」就是現代的；反之，當壹部「憲法」不能脫離壹定歷史時期的羈絆，不能擺脫黨派之爭的私利，也就是不能具備超越性之時，那麼，這部「憲法」就必定是非現代的，是落後的，它也必將隨著歲月的流逝和時代的進步而衰亡。

「憲法」是國家的基本法。「憲法」是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制度的自我規定，「憲法」是立國之綱。

「憲法」是社會的奠基石。社會的文明程度壹方面反映到「憲法」上，另壹方面「憲法」也能遏制或促進社會的發展。王朝也有自己的朝綱，也有自己的憲法，但王朝的憲法只能以維護王朝制度、以維護特權者階層的利益、以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為宗旨，它忽視或否定社會的全面發展和歷史性進步。「憲法」奠定了社會自我發展的基礎，「憲法」又成為社會發展的座標和方向。因此，在壹個成熟的、文明的社會裡，「憲法」與社會發展的關係甚至達到唇齒相依、唇冷齒寒的程度。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憲法」的意義確實十分重大，確立壹部面向未來的新型的憲法，應當成為中華民族的眾望所歸。

那麼，確立壹部代表先進社會發展需要的先進的「憲法」，無疑需要首先確立其所應有的哲學基礎，亦即先進的制憲哲學。

1.人權原則。「憲法」必須自始至終貫穿著人權這壹主線，人的利益大於壹切，人的價值高於壹切，人的權利勝於壹切。

以人為本，以人的權利為本，以人權的全面實現為本，任何政黨、集團、機構、制度甚至國家都不應違背人權原則，都不能偏離人權，都應為人服務、為人權服務，併為人權的實現而創立並設置。違背人權原則的政黨、集團、機構、制度甚至國家，無論以什麼名義，都應予以堅決取締。

對人權的任何割裂、渺視、壓迫、否定，都是暴政的專制之所為，都是對於社會進步和社會全面發展的強力遏制，都是對於現代化的歷史性圍剿和現實性殲滅。

人權要覺醒、人權要獨立、人權要自強、人權要自治。「憲法」應以人權為中心並確立人權的絕對地位。

2.國家利益原則。國家利益大於黨派利益，「憲法」不是某個黨派的政綱，也不是某個利益集團的政綱，「憲法」是國家的政綱。國家就其概念而言，應當包括所有的政黨和所有的利益集團。因而作為國家政綱的「憲法」就必須超越某個政黨而為所有的政黨所接受，就必須超越某個利益集團而為所有的利益集團所接受。「憲法」不是「黨章」的外延，亦即不是黨的意志的外延，不是黨的以國家最高法律為標誌的自我體現。

「憲法」不應遵從歷史上某壹特定學說的指導，不能按照某壹特定理論的挾持而放棄自我，不能唯壹種理論是從，而應繼承以往人類文明的全部優秀成果並汲納全球先進的併為各國的經歷所證明為行之有效的理論經驗而確立自我。

3.非政治化原則。「憲法」的非政治化原則也就是非意識形態化；非意識形態化也就是不能以某壹種理論、學說和定義為基礎而進行人格的不平等區分，簡言之，非意識形態化也就是公民人格的平等原則。政治化，使社會圍繞著權力的軸心旋轉，使公民的人格不能獲得應有的平等地位，使人與人之間產生了人格上的高低之分，因而常常造成社會的不公正，使社會不能在正常的條件下順利進展，亦即社會生活的非正常化成為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觸目驚心的悲劇現實。

政治化的本質特徵是意識形態化，無孔不入的意識形態化是政治化的顯著表現。堅持歷史上所產生的千百種學說之壹種，堅持某壹特定歷史時期可能行之有效的理論于無限期的永遠，堅持在某壹特定地區可能行得通的定義于所有的地區、乃至放之四海而皆準，這種嚴重的意識形態化反映到「憲法」上，便造成了「憲法」的極大的局限性。

4.權力制衡原則。「憲法」從制度上確保權力制衡原則的實現，「憲法」本身就應當是權力制衡的範本。

沒有任何壹個人可以有至高無上的、永恆的、絕對的、毋庸置疑的和不可論證的權力和權威；沒有任何壹個政黨可以有至高無上的、永恆的、絕對的、毋庸置疑的和不可論證的權力和權威；沒有任何壹個國家可以有至高無上的、永恆的、絕對的、毋庸置疑的和不可論證的權力和權威。所有的權力都是應當而且必須具有制約，甚至包括國家的權力。沒有制約的、絕對的權力，從歷史上看，幾乎沒有產生任何益處，相反倒造成了連綿不絕的、慘絕人環的災難性事變。倘若任何人、任何政黨、任何組織、任何國家自封為毋庸置疑地光榮、偉大和正確，那也就意味著任何人、任何政黨、任何組織和任何國家找到了壹條自我封閉、自我停滯、自我毀滅的死胡同；它既不會有理想的現實，更不會有現實的理想，，而且不可論證和不可證明的權力和權威本身就具有非法性質的極大的可能性與現實性。權力必須經過論證和證明才能被視作合理與合法；必須經過證明是合理與合法才能得以運用。沒有經過論證也不允許論證的權力是不合理也不合法、亦即非法的權力，這種權力壹經得以運用，也就是濫施淫威、強權政治、強姦民意，也就是「苛政猛於虎」的必然狀態。

權力制衡原則否定集權和極權，主張分權，主張分權自治，主張權力的相互牽制，相互制約；權力制衡原則否定王朝本質規定的集權和極權體制，確立民主體制，確立立法獨立、行政獨立、司法獨立的相互獨立體制，確立此三權（立法、行政、司法）在行使權力時互不干擾，在超越許可權時受到遏制的、各司其職、各盡所能的制度，從而在根本上杜絕了社會重大惡性事故的發生，也避免了全民族災難生成的任何可能。中國的許多事情沒有搞好，也不可能搞好，就是與這個權力制衡的空白有著本質的內在聯繫的。

5.程序化原則。「憲法」規定國家政權的來源方式，規定確保社會穩定和發展的組織方式，這個「方式」也就是程序。程序化原則是「憲法」實現自我價值的極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則。

程序化同時也是民主化的內容。可以認為，沒有程序，也就沒有民主；沒有程序化，同樣也沒有民主化。對於程序化的強調，也就是對於民主化的強調。要強化民主，就必須強化程序。

三權分立的運行方式就是程序化的運行方式，非三權分立的運行方式就不是程序化的運行方式。專制政權的暴政之所以能夠產生，是因為從根本上破除了程序化的原則。在歷代君主的概念里，在傳統政權的詞典里，是找不到也根本不可能找到「程序化」的詞語的，因為君主的喜怒哀樂就是程序，君主的意志就是程序，換言之，也根本就沒有什麼程序。即便有所謂的程序，也是唯君主之命是從的「幌子」或騙術。

非程序化的政權來源壹概非法。無論該政權舉的是什麼旗幟、喊的是什麼口號，有怎樣怎樣冠冕堂皇的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只要是非程序化的，那就必定是非法的。因為這種政權破壞了「憲法」的程序化原則。違背了程序化原則，也就是從根本上渺視了「憲法」的極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則。

「憲法」的程序化的政權來源方式應當以民選、直選的最終結果為正常，因而非直選的政權來源就是脫離社會全體公民的意願而進行的自我認定，其特點是「密室政權分配」，而根本沒有公開化的民主特點。這種「密室政權分配」就是把各級國家政權的行政職位以非公開的、秘密的方式通過幾個或幾十個同僚自我相互贊同和相互吹捧的方式分配完畢，也就是把全民共同享有的極其寶貴的權力資產在私下裡極其骯髒地分配完畢。這種權力分配方式是所有非民主和反民主的王朝制度的特點。

王朝政權私有化，其特點是：(1)通過非程序的起義、暴動等革命方式產生政權，(2)通過非程序化的世襲繼承或禪讓的方式延續政權，(3)通過非程序的權力更疊方式或曰政變方式改變或延續政權；但萬變不離其宗：政權私有，或公開掠奪，或密室攫取，總之任何傳統政權都不是在民眾中、在競爭不同的政治制度方案之後經過民眾的普遍認可而登上政權舞台的。傳統政權自有其傳統的來源方式，亦即非公開的和不透明的方式。

公開化和透明化，乃是程序化的固有內容。國家權力既然與每壹個國民有關，那麼它的運行情況就應當毫無保留、也沒有什麼可保留地予以公開；除了不便於現在公開的之外，現在的壹切都要公開。國家權力既然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人民的利益而設立的，那麼它的運行方式就要被置於人民普遍的監督之下，就應當讓人民雖然摸不著但卻看得見，應當讓人民，即讓每壹個社會公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確切地說，讓人們心底透亮，這就需要政治的高度透明。沒有這種高度的透明，政治就是不民主的政治，政權也就是反民主的政權，說什麼美妙動聽的言辭都沒用，其實質就是如此。

人民代表的產生方式也應程序化。非程序化的人民代表，不夠做人民代表的資格，亦即不能成為人民的真正的代表，而只能成為人民的「假代表」，只能成為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所謂的「代表」。

任何壹個有行為自理能力和精神正常的人都可以成為自身的代表，因為他可以控制自己、他可以成為自己的精神和肉體的主宰。換言之，任何壹個社會公民都可以代表自己。設想兩個公民在壹起，如甲和乙，如果甲想成為乙的代表，那麼甲就必須徵得乙的同意和認可，亦即經過與乙的協商而後方可成為乙的代表，否則就不能成為乙的代表。乙同意和認可，甲可以成為他或她的代表；乙不同意和不認可，那麼甲就不能成為乙的代表。倘若在乙沒有同意和認可的情況下，甲如果自稱為乙的代表，那麼這顯然是撒謊、是欺騙，是對乙的人格的公然的和肆無忌憚的污辱。因為，這種代表是不真實、不合理、也是不正常的，因此也是非法的。倘若成為某壹地區的人民之代表，必須經過某壹地區人民的普遍的同意和認可，方能具備資格；如果沒有某壹地區的人民通過統計學意義的絕對票數的認可，那麼自稱為某壹地區的人民代表或由某壹地區的行政機關予以委派的人民代表，就是既沒有代表的資格也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人民代表，亦即只能成為詐騙人民的代表。「人民」代表騙人民，「人民」代表只能是御用工具，「人民」代表只能代表統治者個人或集團的利益。「人民」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污衊人民人格的非法的存在，因而也是罪惡的存在。

倘若代表某人，就得了解並徵詢某人的意見和建議，他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大的或小的要求，因而表達他的意願也就成為他的代表的義不容辭的、天然的和必然的職責；倘若代表某壹地區或某壹領域的人民，就得了解、徵詢這部分人民的意見和建議、他們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大的或小的要求，因而表達他們的意願也就成為他們的代表的義不容辭的、天然的和必然的職責。

表達，是代表的基本功能。沒有表達，談何代表？人民是由各個地區、各個領域、各個階層的每個人的個人之集合。因此，每個人的願望和要求不盡相同，也永遠不可能相同，那麼，人民的願望和要求也有不同之區分，也是不可能具有統壹步伐、統壹行動的壹致性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無差別、無出其左或無出其右的完全壹樣的狀態的，這就要求人民代表必鬚髮表相同的、不同的乃至於截然相反的意見、建議和批評，這就需要人民代表之間爭論、辯解、論證和證明等等激烈的有時甚至是莫衷壹是的場面。這無疑是人民思想彙集交流和自我評價的理想場所。最後經過絕對票數的通過或否決而達成共識，這就是人民代表之所以代表人民的程序化的圖景。

千人壹腔、萬人壹腔的「人民代表」不足以代表人民，而只能是君主的徒具形式，因而也是行欺騙之實的所謂的「人民代表」；無差別、無否決的壹致舉手贊同只能是「舉手機器」和「贊同機器」的機械動作而已，因此也不可能具有廣泛的人民性。在這裏，「人民代表為人民」應轉換成「代表君主騙人民，欺騙人民為君主」。

現行所謂的「人民代表」是由「幾十年如壹日任勞任怨的勞動模範」、某個「英雄」的母親或父親、某個行業的所謂名人，或者具有相當權力的黨、政、軍要員，亦即權力掌握者所組成的。他們以唯命是從、堅決照辦為表現其所代表的某壹地區、某壹行業、某壹領域的人民之方式，這是壹方面；另壹方面，出於各自利益的需要，尤其因為低素質和無能力等方面的原因，他們不可能顯示其不同意見乃至相反意見表達者的身份。換言之，在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事項方面，他們常常保持令人驚詫的壹致性。

6.操作性原則。法律是必須加以運用的，亦即具有可操作性。無論什麼法律，包括「憲法」，概莫能外。不能進行操作的、不能加以運用的法律說到底不能成為法律自身，但卻可以成為法理，亦或是法律和其他種類的理論、學說等等，但不能成為法律。法律的可操作性原則是由於法律必須貫穿于社會生活的壹切或某些行為方式所決定的。法律只能對於危害他人、危害社會安全的行為構成制約。在壹個正常的社會裡，公民的思想和言論有充分的自由，公民的行為亦應享有充分的自由，但公民的自由度以法律為限定；凡是法律沒有限定的，公民具有無限的自由；法律所限定的，公民的行為應予停止。因此，法律是對於公民自由的超越許可權的規定，而不是對於公民自由權的規定。凡是對於公民自由權的規定之法律，都是與人權原則相違背的法律，因而實屬非法之列，實屬必當取締之列。

法律應具有其合理性，「憲法」也應如此。「憲法」的合理性在於它的平等、公平和適度，在於它能夠反映出公民個人或公民個人所組成的不同利益集團的廣泛的政治要求。法律不能進行有差別對待的非國民待遇，倘若有差別對待，那麼法律也就是強權和專制；法律倘若不能壹碗水端平，相反倒是有所偏袒，那麼法律就不可能成為社會的裁判；法律如果不能夠運用適度，而只是搞所謂的從重從快的嚴打，那麼法律就是被人治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殺手□，是無法起到法律應起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管理的特殊職能的。

包括「憲法」在內的法律也有壹個穩定性的問題，不能朝令夕改，不能換了壹朝就另換壹部，不能唯掌權者的意志是奪。如此種種不良之表現，都可以在任何壹個名義上的和不叫其名的王朝制度中找到：「憲法」處在壹種動蕩不安的起伏的狀態中，「憲法」喪失了其長久不變的穩定性，「憲法」沒有穩定性可言，「憲法」隨著新壹代君主的誕生而誕生，「憲法」隨著壹代舊君主的自然生命的消亡而更換。人治社會的「憲法」從來就不可能使自身提高到具有高度穩定性的理想狀態之中，這壹點恰恰與法制社會的「憲法」迥然有別。

合法性、合理性與穩定性為「憲法」的可操作性原則開闢了壹條自我實現的寬廣道路。合法性掃除了非法的障礙，合理性掃除了不合理的障礙，穩定性掃除了不穩定的障礙，在這樣的基礎上所建立的「憲法」應當成為每壹個社會公民實現自我價值、實現自我理想的有力法寶。

「憲法」既然與每壹個公民有關，那就應當允許每壹個公民參与其中，不允許每壹個公民參与其中的「憲法」，至少是個假憲法，或者叫做「偽憲法」。「憲法」就其語言學的含意而言，是組建社會和國家的組織章程，而社會和國家之組織建設，必須由每壹個可以並願意參与的公民參与之。

現行共產王朝「憲法」的野蠻性和隨意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成立以後，迄止今天已經將近半個世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壹個新的朝代，象歷代王朝壹樣，具有其不可置疑的王朝性質。但王朝畢竟是王朝，只不過換了個名稱而已，只不過換了個形式而已，其本質是歷來如此的，是壹以貫之的。現代的王朝具有古代王朝所不壹定具有的表現形式和更加隱蔽，因而也不壹定為人們所知曉的欺騙性。這種具有現代意義的欺騙性表現在現代王朝的朝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國憲法」上，它業已廣泛而深入地影響了中國大陸範圍內的社會生活，並使中國人民在其專制而殘暴的統治下不能像真正的人那樣地生活，相反倒像動物壹般地甚至還不如動物那樣地茍延殘喘。中國人民已經被嚴重地異化了，中國人民已經被欺矇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中國人民在欺騙他人和自我欺騙的循環狀態中空耗著自己寶貴的生命和生命的能量，中國人民由於其貧困、落後、愚昧和野蠻而受到世人普遍的嘲弄和排斥。中國人民自身是偉大的，但由於生活在王朝的狀態之中而顯得渺小和卑微；中國人民自身是聰明的，但由於生活在王朝的狀態之中而顯得愚茫和蠢笨；中國人民是有潛力、有能力的，但由於生活在王朝的狀態之中而顯得無能無為。如此等等，既是現代王朝的罪惡，同時也是中國人民不能清醒地意識到自我價值所造成的必然結果。而王朝的罪惡之所以能夠屢犯不止，乃是由於中國人民的不覺悟這壹罪惡所造成的現實存在。而王朝的罪惡之源或曰罪魁禍首，當推以最高法律形式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部沒有經過全民公決，而是由權力的最高掌握者制訂的，並經「橡皮圖章」、「贊同機器」和「舉手機器」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王朝之朝綱。當然，在通過「憲法」前，還得徵求省級的有關部門的有關領導的同意和提出所謂的「修改意見和建議」等等。這后壹項亦即是經過共產黨的權力貴族階層的認可和贊同。即便如此，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不足以代表全國人民、亦即全中國國每壹個公民的意志，也只能說它是代表了壹部分人的意志，通常是國家行政管理階級的意志，或共產黨國家行政官僚的意志。

尤其荒唐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竟是「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直接的、赤裸裸的外延，是經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准后才提交給所謂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再次批准而後予以頒布的。說到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派意志的化身，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意志的化身，是中國共產黨官僚階級意志的化身，但這種被嚴重地扭曲了的、已經與自身相異化的「憲法」，卻要以全體人民、亦即以每壹個生長在大陸之上的公民的意志出現。這是壹種十分奇怪的現象。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奇怪的乃至於荒謬絕倫的存在竟還天然合理地不被論證、不被驗證、不被追究、不被更正。

作為「黨章」的直接外延的「憲法」，只能是黨派的壹家之言而不可能成為所有黨派的百家之言、千家之言、萬家之言；而「黨章」所明確地規定了的「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主席」的所謂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說到底不過是君主獨裁原則。因而，「憲法」也就必然地貫穿著君主獨裁的基本精神，亦即「憲法」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或曰君主的個人意志的產物，而不可能成為全體民眾、亦即每壹個公民所直接參与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憲法」能夠成為指導社會的「綱領」也就是歷代王朝所通行的君主的聖旨而已。「憲法」與聖旨具有同壹性，「憲法」即是聖旨，「憲法」是現代的聖旨。「憲法」集中地表現了君主的意志，「憲法」成為君主確立自身的御用工具，「憲法」成為某個政治集團或某個黨派意志的法律表述。「憲法」由於其代表了局部利益而置全民利益於不顧，由於其代表了某個黨派的利益而置所有的黨派的利益於不顧，由於其代表了君主的利益而置公民的利益於不顧，由於其代表了現行統治集團的現行的利益而置社會發展和歷史性的全面進步于不顧，「憲法」因而喪失其本質存在的應有價值。「憲法」不能合法，因而也不能成立，這就是為什麼現行的「憲法」為「偽憲法」的根由。

任何壹個人，無論什麼人，哪怕是「最好的人」，都不可能單獨地代表所有人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它頂多隻能代表它自身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任何壹個組織，無論什麼組織，哪怕是「最好的組織」，都不可能單獨地代表全體公民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它頂多隻能代表它自身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任何壹個黨派，無論什麼黨，哪怕是「最好的黨」，都不可能單獨地代表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整體利益，它頂多隻能代表它所佔有的極其有限的甚至是極小的份額。而中國共產黨竟以局部的、集團的利益取整體的全民的利益而代之，並以自己的「黨章」通過外延的方式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于理不通，業已昭然若揭，其非法面目，業已暴露無遺。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化的特徵，它用具有極大的柔軟性的規則取代法律所應具有的剛性。所謂的柔軟性，亦即隨意性、隨機性，換言之，也就是主觀隨心所欲性和隨機應變性。這突出地顯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實乃人治社會中的人治產物，而決不是法治社會中的法治產物。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扮演著意識形態最大的警官的角色：(1)任何稍有不同的思想、言論都被指斥為異端邪說，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追究和審判。(2)任何對於現行制度存有疑惑的人，都要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和審查，甚至關押。(3)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等等。在這種高度的意識形態化之中，每壹個社會成員都不能無差別地享受同樣的公民待遇，所有的公民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和不同而成為人格意義的不平等狀態，甚至有的公民僅僅因為具有不同的思想及其表達，而橫遭慘禍、受盡迫害。

高度的意識形態的同壹性或曰統壹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本質之壹，這種統壹性完全抄襲自「中國共產黨章程」的壹系列強制性規定。作為黨派章程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倒是可以有這樣或那樣的強制性規定的，因為這些規定是對於黨派內部的成員制訂的，並且也是為這些成員所遵守的。但倘若把這種壹個黨派的章程及其硬性規定強制地寫進「憲法」之中，並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亦即每壹個人必須堅定不移地遵守之，那麼這種表現就是強權的霸道，就是霸道的強權。

壹個黨派的意志不能成為國家的意志，哪怕這個黨是執政黨。倘若硬是強加，硬是自封為國家意志的化身，那麼這就是赤裸裸的欺騙。國家的意志只能通過全民公決這幾乎是唯壹的方式而確定，別無他途。黨派的意志哪怕再偉大、再光榮、再正確，也不足以代表國家意志，也不足以代表全民（亦即每壹個公民）的意志。

意識形態化使整個社會只能存在壹種意識形態，而不允許各種不同的乃至於截然相反的繽紛多彩的意識形態存在，只允許壹種黨的意志耀武揚威，而決不允許任何遊離于這種意志的其他意志的萌芽、生成和發展。單壹的意識形態剝奪了人之為人的思想的不可剝奪的神聖的權利，使人在毫無思想選擇的條件下只能進行唯壹的選擇——即不得不接受國家意志，不得不極其被動地接受復蓋於全社會、統懾于全社會的、作為唯壹存在的國家意志。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所接受的具有高度壟斷性的國家意志，並不出自於公民自願的選擇，而是被強制性地灌輸、被強大的壟斷的宣傳機器連篇累犢地、日復壹日地，年復壹年地「洗腦」，使得公民喪失了自己的頭腦，亦即獨立思考的能力，並且誤認為「國家意志」也就是自己的意志。

否定意識形態的多元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為中國共產黨王朝的朝綱的顯著特色。這壹特色是中國共產黨的壹貫主張：只允許「代表人民」的黨（州官）放火，決不允許百姓（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和極少數的「敵對分子」（亦即人民）點燈。由於被壟斷整個社會的、眾口壹辭的新聞媒體經年久月地灌輸和教育，公民已經被嚴重地乃至於極大程度地異化了，人不能獨立自主地思考，人沒有自我意識，人沒有自我意識的選擇，人云亦云。人無創造力、想象力和其他壹切潛力，人喪失了自己作為人的存在價值。人的獨立的頭腦被「國家意志」所斬斷，於是人在無頭腦的愚鈍狀態中幸福安樂地生活著，同時也被愚弄著。人在自我欺騙的同時也在欺騙著他人。如此這般的惡劣狀態每時每刻都在令人吃驚地複製著，形成了積重難返的罪惡循環。王朝的統治就是這樣以其封閉、狹隘而且落後的大壹統的意識形態製造著具有廣泛意義的、罄竹難書的罪惡，它把人變成了普遍的非人之狀態，並且使人動物壹般甚至還不如動物地生存。這就是共產黨王朝所謂的「生存權」的要義。

作為王朝朝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處處充滿著渺視人權、壓迫人權、否定人權的限定和規則。它把黨派、集團、組織、機構和國家擺到了至高無上的和毋庸置疑的位置；它把某種歷史上的壹種或幾種理論學說的定義擺到了不容爭辯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位置；它把某種具有局部意義的表述衍變成具有全局意義的表述，把歷史上出現的東西衍變成具有永恆意義的事物。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人權的基本原則相矛盾，相違背，相敵對。

由人所設置的政黨反過來成為壓迫人權的工具；由人所設置的組織反過來成為人權的桎梏；由人所組建的國家反過來成為人權的牢獄。與其有這樣的政黨，莫不如沒有這樣的政黨；與其有這樣的組織，莫不如沒有這樣的組織；與其有這樣的國家，莫不如沒有這樣的國家。只要是違背人權原則，無論什麼樣的東西，都必須堅決地予以取締，因為這些非人道的東西，也就是野蠻的存在之物，也就是落後的存在之物，也就是阻礙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之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就是違背人權原則和否定人權原則的野蠻、落後之集大成，是阻礙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的拌腳石與攔路虎，是置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于不顧的中國共產黨王朝的朝綱，是高懸于中國人民頭上的達摩克斯之劍。

這種落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籠統地進行全方位的規定，絲毫不具備可以運用到社會生活之中的具體措施，因而嚴重違背了公民可以直接參与的程序原則和可操作原則。壹切都是概念，壹切都是虛詞，壹切都是謊言。概念，不過是理論的抽象而已。而作為國家最高法律的「憲法」，是必須執行的，是必須應用的，是必須操作的。概念無助於「憲法」的應用，概念只能構成法律的立法基礎，而不能構成法律本身。虛詞，遍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每壹個章節。所謂虛詞，也就是主觀意識的東西多於實際上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也就是虛的東西多於實的東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沒有實話，謊言就是赤裸裸的欺詐，就是披著合法的外衣從事著極其陰謀的詐騙性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謊言的策源地，是欺詐語言的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源泉。明明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可是卻要求公民必須在某個範圍內有這種自由，言論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形形色色、不壹而足的禁區；明明規定「公民可以有結社、遊行的自由」，可是卻在「憲法」之外另行規定所謂的「戒嚴法」和其他與「憲法」的這壹規定具有抵觸和違背意義的地方法規，千方百計地限制公民的「結社、遊行自由」。這不是謊言是什麼？這不是欺騙是什麼？

架空人民奢談專政、「偽憲法」推行法西斯獨裁專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為黨的意志，是高度政治化的產物，因而違背了非政治化的原則。由政治概念而作出的憲法判斷，不可能產生任何所謂的社會平等與公平，不可能做到所謂的不偏不倚和公正無私。「憲法」中充滿了「專政」壹詞，並使「專政」得以進壹步強化，因而也充分地暴露了它的非文明的本質特徵。為更好地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內容，僅舉出已修改了四次的、最後壹次定稿的、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4年通過）作為深入剖析的對象，以正視聽，以解迷惑：

(1)1982年12月4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回顧了中國諸多「偉大歷史變革」之後，稱1949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但「人民」二字卻談不上，亦即只見毛主席這壹當代最偉大的皇帝，這壹成功了的李自成、當代的朱元璋、了不起的洪秀全、人所共知的秦始皇，除了毛澤東主席之外，是看不到任何人民的，「人民」被虛擬化了。「共和」二字也談不上。沒有共和，只有專政；沒有聯合政府，只有獨裁政府。「共和」二字被用來當作幌子，當作欺詐整個社會的冠冕堂皇的手段和措辭。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王朝，其實質是「中華君主獨裁國」或曰「中華共產黨的王朝國」。

「人民」二字既然被虛擬化了，那麼「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又從何談起呢？「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又從何談起呢？打著「人民」的旗號，行獨裁專制之實，是中國歷代王朝及其君主的壹貫伎倆，毛澤東也是如此。

作為近代歷史上著名的先皇，他總是打著「人民」的旗號對人民進行殘暴的統治和迫害，對「人民」中的獨立思想者、言論的自由表達者進行無所不用其極的鎮壓、流放和殺戮。作為近代農村軍事戰略家，他把搞戰爭的那壹套硬性強加于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從而導致整個國民經濟陷於崩潰的邊緣。大搞「階級鬥爭」，並要求階級鬥爭必須「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提倡所謂的「政治挂帥」，說什麼「階級鬥爭，壹抓就靈」，「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對內內耗，對外外耗，互相消耗，耗死拉倒，堪稱是「內耗專家」。

就是這麼壹個毫無人權概念的君主，竟能夠老死在任上；就是這麼壹個對經濟壹竅不通的人，竟能夠到處瞎指揮，到處發布最高指示，到處用槍杆子的方式搞建設，既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又阻礙經濟的自由運行。巧取豪奪，於1956年實行所謂的「公私合營」，實際上是掠奪公民的個人財富並使之充公；大搞「陽謀」，於1957年鎮壓百萬之眾的自由思想者，使人民的所思所想遭到慘不忍睹的封殺。更有甚者，以大革文化之命而臭名昭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極盡中國共產黨的迫害與鎮壓之能事，受到株連者竟達上億人之多，其直接的經濟損失按當時的可比價格計算竟達4000億元之多。人心慌慌，人人自危，人人不能自保。

就是這麼壹個「禍國殃民」的偉大領袖，竟使「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並「成為國家的主人」，豈不怪哉？誰是主人？非人民也，乃主席也。主席乃皇帝的現代之稱謂也。誠如盡人皆知的「東方紅」歌曲中所唱的那樣：「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既然是「救星」，是救世主，是主宰，那麼，人民就只好聽之任之，就只好堅定不移地和毋庸置疑地跟從之。別無他途，只好如此。

(2)「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部分根據毛之後的另壹個君主鄧小平的意見確立了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亦即「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

關於壹黨制。壹黨制是所有王朝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王朝的政治制度本質之表現也是壹黨制。哪怕是最好的壹黨制，也無利於社會的全面發展和歷史性進步，況且從來也沒有甚或也不可能有什麼最好的壹黨制。壹黨制毫無政治上的競爭力可言，因而也毫無生命力可言。壹黨制從來就是社會災難和悲劇的總根源。法西主義是壹黨制，叫做「納粹黨」；歷代王朝也實行壹黨制，叫做「皇帝黨」；社會主義作為現代王朝也同樣實行壹黨制，叫做「中國共產黨」。總之，壹黨制是萬惡之源。

關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馬克思的主要理論是「剩餘價值」學說，亦即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但馬克思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忽視了資本家作為生產管理者所起到的歷史性的進步作用，忽視了資本家作為腦力勞動者所具有的推動企業發展的無可取代的能力。換言之，馬克思過多地強調了體力勞動，從而在根本上剝奪了腦力勞動、亦即否定了智力創造的無可估量的價值，這是馬克思主義歷史悲劇的根源之所在。馬克思的另壹個主要理論是「工人階級不能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它必須徹底摧毀舊的國家機器，並在這壹基礎之上建立新的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見「法蘭西內戰」）這壹理論主張實行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主張實行無產階級的革命獨裁，因而這壹學說恰好適應于中國所有王朝罪惡的統治方式，也理所當然地適應于中國現行王朝的罪惡的統治方式。馬克思主義作為野蠻人的行動綱領，與文明社會的基本人權是格格不入的，是水火不能相容的，馬克思主義不但帶給中華民族以巨大的災難和悲劇，同樣也給俄羅斯人民，給東歐諸國人民，乃至給世界範圍的許多國家的許多人民造成了慘絕人環的災難和悲劇。列寧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俄羅斯的實行者，以人治為特徵，殘暴地鎮壓和殺戮本國人民，並老死在任上，堪稱是俄羅斯近代歷史上偉大的「暴君」。其繼承人斯大林大肆清洗，更是使千百萬俄羅斯人民非命地死於他的英明的「領導」之下。

毛澤東思想是在中國近代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的長達二十八年的漫長曆程中逐步形成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國農民戰爭的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業已過時的硝煙瀰漫的游擊思想，毛澤東思想不是現代化的思想，毛澤東思想早已落伍於時代的歷史進步，早已成為過去時代的遺迹，毛澤東思想不能成為中國人民從事現代化偉大事業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倘若指導現代化的建設，那無異於用鐮刀指揮多媒體電腦的操作，那無異於用刀耕火種的方式指揮現代化的大生產。實踐已經痛苦地然而卻是真實地證明了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的萬惡之源，不清除毛澤東思想的惡劣影響，就不可能搞好中國的現代化。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即是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的另壹種稱謂，這是馬克思根據1871年3月18日法國「巴黎公社」的工人階級暴動的歷史經驗而得出的壹個結論。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由工人階級執掌政權，進行全社會的管理與統治，對於剝削階級例如資產階級等，實行全面的專政，在推翻了由資產階級掌權的國家之後，要建立壹個由工人階級掌權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暴力是非暴力的對立，暴力革命是非暴力抗議的反面。暴力是用武器所進行的批判和征服，因而帶有極大的強制性；暴力的結果必定是流血、犧牲乃至於屠殺，因而是非文明的野蠻之舉。暴力，是與人道主義背道而馳的，是非人道主義和反人道主義的，因而必當破除之、取締之，方能形成社會文明的普遍之狀態。現代化建設毋須暴力，也反對暴力。

無產階級作為壹個歷史上人為的定義，與有產階級相對立。無產階級必須使自己上升為有產者階級，才是自身努力的方向，才是自己應予達到的目的。但這個目的的實現，不能靠掠奪的方式和鎮壓，亦即專政的方式，而應當靠充分發掘和利用自己的所有的能力，包括體力的和智力的能力的方式。倘若靠公私合營、最後達到全面地收歸國有的方式，那麼所有的社會創造力、想象力以及壹切潛力都會遭到慘不忍睹的扼殺和泯滅，社會的歷史進步就會受到廣泛而深入的遏制和停滯。無產階級作為貧窮、落後、愚昧、無知的同意詞及其集中表現，應當以改良自身的素質而使社會得到改變，應當以豐富自身的素質而豐富社會的人力資源和智力資源，如此才是正途，才是無產階級實現自身歷史任務的關鍵之處。無產階級必須通過合法的方式使自身上升為富裕的有產者階級，即資產階級，才是其革命成功的最終標誌。不能再搞「打打打、殺殺殺、搶搶搶」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了。因為，無產階級暴力革命既無助於自身，也無助於他人；既無助於現實，也無助於歷史。總之，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革命無助於社會的正常發展和全面的歷史進步。

此外，無產階級專政由誰來執行？難道是由無產階級自身來執行嗎？顯然不是，是由無產階級的代表來執行這種專政嗎？那麼，誰敢保證無產階級的「代表」是真正地代表無產階級而不是代表他個人的或集團的私利來執行這種專政？誰敢保證他不能濫施淫威、為所欲為且無惡不做呢？誰敢保證他能夠真正地為人民而不是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利用他手中的權力呢？況且無產階級只是人民中的壹部分而決非是全部，哪怕是壹大部分，也畢竟不是全部，因而用這壹部分人，哪怕是壹大部分人的權利來剝奪另壹部分人民的權利，于理不通，實屬荒謬之至。

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由於「人民」二字被駕空、被虛置了，亦即作為人的個人不被承認，那麼口頭上或形式上的「人民」也就在本質上不復存在，因而這是毫無疑義地赤裸裸的欺騙。「民主」就更是無稽之談。連最起碼的人權都沒有，還有什麼「民主」？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難道是「民主」？只許人民緊跟，不許人民違逆，這難道是「民主」？只有壹種聲音自我標榜，沒有第二種不同的乃至於相反的聲音，這難道是「民主」？沒有自由的言論，只有強制性的宣傳，這難道是「民主」？這樣的「民主」除了欺騙，還剩下什麼呢？謊言，壹派謊言，謊言加胡言而已。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以集體的和國家的利益為目的，社會主義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其本質特徵，社會主義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其統治方式。社會主義否定個人的存在價值，因而否定人權，社會主義以政權為其核心，要求所有的人對政權頂禮膜拜，社會主義以紅旗作為招搖，因而是紅色政權。

在歐洲大陸，從公元700年至1400年之間，存在壹個黑暗的中世紀，所有人必須對神權頂禮膜拜，政教合壹，教皇既是宗教領袖，也是世俗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掌握者。由教皇所分封的各級神職人員掌握著對於被統治者的生殺予奪之大權，所有的人必須定期或不定期地對牧師進行所謂的「懺悔」，從而表達對於上帝的膜拜與崇敬之情。由於所有的神職人員（教區牧師和各教堂牧師）都身著黑色的長袍，人們必須向上帝進行懺悔，故而取名為「黑暗的中世紀」。

二十世紀初葉和中葉，在東歐和亞洲興起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廣泛運動，相繼成立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諸國、中國、北朝鮮、越南、柬埔寨等社會主義國家。這些國家作為社會主義王朝制度，以暴力、恐怖和謊言當作支撐社會運行的三大支柱，以毀滅和圍殲人權為目的，以渺視和否定人的價值為職能，所有人必須對紅色政權頂禮膜拜，卑躬屈膝，聽之任之，任其宰割，而由社會主義王朝的君主所分封的各級共產黨的國家行政官僚主義的庸人們掌握著人民的命運，人民必須對其進行懺悔似的思想彙報。這種政權因其血腥的紅色，而形成了「紅色中世紀」的狀態。「紅色中世紀」亦即人們必須無條件地、絕對地向著紅色政權，不管這種政權來源於何處，合法抑或非法，而頂禮膜拜、卑躬曲膝且山呼「萬歲」。

無論是黑暗的中世紀抑或是紅色的中世紀，都以否定人權為特色、為目的、為本質。前者以神權為本，後者以黨權為本。總之，都是壹種高居於人權之上的非人道主義之強權、之專制、之暴政。

社會主義是近代和現代的王朝形式。社會主義誕生於落後的國家，同時又使這種落後得到極大程度的強化。社會主義使幾千年的帝制傳統在歷史發展的現階段發揚光大，社會主義是不合人性而且是毫無人性的極其野蠻的制度，社會主義是非文明的、反文明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是奴隸制與封建制的集合體，社會主義是法西斯蒂的另壹種冠冕堂皇的稱謂，社會主義是對社會進行全面控制的、無所不用其極的社會法西斯主義，它與其叫做社會主義，莫不如叫做社會法西斯主義，這樣來得更加切合實際和更能說明問題的本質。

綜上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中所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不過是維護共產黨君主制的陳詞濫調而已，沒有絲毫新意可言。它是嚴重地束縛中國人民思想解放的鎖鏈，它是阻礙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的囚籠，它是使中華民族不能繁榮昌盛的緊箍咒。中國要想發展，中國人民要想求得應有的進步，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四項基本原則」，並把它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非此不足以談發展，非此不足以談進步，非此不足以談人權。

(3)「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還說：「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壹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

階級已經消滅，怎麼還會存在階級鬥爭？並且還是「在壹定範圍內長期存在？」沒有水，怎麼還會有水的奔流和嘩嘩流瀉的水聲？沒有風，怎麼還會有風的怒號？沒有森林，何來森林之大火？沒有生命怎麼還會有呼吸？沒有本，哪有未？本未之倒置，實乃荒謬之至。

既然「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那麼階級鬥爭就沒有存在的任何根基，因而也就沒有必要強調所謂的「階級鬥爭還將在壹定範圍內長期存在」。這種強調為共產黨自身的殘暴統治找到壹個理由並不充分、因而也無法自圓其說的口矢，硬把不是當理說，胡攪蠻纏、毫無理性地從事著極其野蠻、極其卑劣的所謂的「鬥爭」，既不能增進人們的精神財富，也不能增進人們的物質財富，總之是勞民傷財，到頭來是水中撈月壹場空。這也正是為什麼中國人民始終走不出貧窮的怪圈、走不出野蠻的怪圈的原因之所在。至於「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那麼什麼叫敵視，什麼叫破壞？「敵視」這個詞很隨意，毫無法律的硬性規定可言，完全是人治的狀態，亦即可以根據辦案人員的主觀臆斷而得出不壹定具有的結論，實際上也就是宋朝奸臣秦檜臭名昭著的「莫須有」的翻版。「敵視」包括思想、態度、議論等等非行動的不滿意和怨恨，取締「敵視」也就是取締人們的思想自由、態度自由和言論自由，也就是不允許任何違逆社會主義原則的不同意見、建議和批評的存在，也就是必須壹個腔調地說話，壹個步伐地行動，也就是壹個君主統攝全民的億萬之眾。

包括「憲法」在內的壹切法律對於非行動的思想、言論和態度，甚至感情進行約束，是壹切王朝制度的固有表現，社會主義王朝也不例外。須知法律，包括「憲法」在內只是對於公民超越其自由許可權的行動的規定，而不是對思想及其言論進行規定，亦即法律與人們的行動有關，而與人們的思想及其言論無關。法律對於人們的思想、態度、言論毫無約束力，毫無規定性，亦即人們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發表言論，自由地選擇其態度。總之，人們的思想、言論和態度之自由不能夠也不應該受到法律的任何限制。而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為人所創立的制度為什麼就不能允許人們提出論證、抑或反論，論辯抑或答辯，分析抑或批評和批判呢？無論社會主義抑或其他任何主義，哪怕是「最好主義」，也必須在人們的反覆地論證和分析、在不斷地被批判中才能確立自己應有的位置，而不允許論證和分析，更不允許批評和批判的主義及其所由建立起來的制度能說是正常、合理而且合法的嗎？能說這樣的主義及其所建立起來的制度是完善的嗎？

假如有人以不同的意見、建議和批評「敵視」某種制度，那麼這種制度的捍衛者也應該提出自己的反駁的意見、建議和反批評，只有這樣才算是正常。不允許「敵視」的任何理論、學說、主義和制度都是必須加以「敵視」的，都是必須打壹個大大的問號的，都是必須加以論證、剖析和批判的。

何謂「破壞」社會主義制度？所謂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就是採取與社會主義王朝所規定的壹系列所謂的法律法規相違背的行動。(1)公民的請願算不算「破壞」？按照社會主義王朝的規定，公民，亦即政權的奴隸們的請願，直接危害社會主義社會的安全、穩定和團結，因而是不合法的，是不允許的。各級共產黨的國家行政官僚階級，亦即政權的奴隸主們，怎麼能夠接受並聽從政權奴隸們的請願呢？奴隸只有聽命于奴隸主的份兒，政權的奴隸只有聽命于政權奴隸主的份兒，這就是社會主義王朝的奴隸制邏輯！(2)公民的遊行、示威直接危害社會主義社會的安全、穩定與團結，因而是不合法的，是不允許的。遊行示威意味著抗議，意味著不滿，意味著反對共產黨作為壹黨制的英明領導，意味著反對社會主義這壹人類歷史上最先進、最文明、最偉大的制度，意味著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總之意味著與王朝制度及其代表人物——共產黨的皇權制度的代表人物——黨的最高權力和國家最高行政權力的掌握者——當代和現代皇帝們的君主意志相矛盾、相悖離、相敵對。因而，這是最典型的，也是共產黨國家官僚階級最為恐懼的壹種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形式。所以，必須採取強力鎮壓的手段，必要時，要殺他壹批，決不心慈手軟，為了捍衛社會主義江山社稷，不要怕流血，要派軍隊實行戒嚴，要開槍把那些喊口號的、把那些舞文弄墨的、把那些心懷不軌的極少數極少數的「人權分子」和「精英分子」統統槍斃！這就是社會主義王朝及其君主的邏輯。殺人劊子手，這就是王朝，這就是社會主義王朝；劊子手殺人，這就是社會主義領袖之所為，這就是現代皇帝之所為！對這樣毫無人性也喪失了人性的社會主義王朝制度的破壞，對這樣喪失了人性也毫無人性的社會主義君主權力的破壞，實乃是人權覺醒與獨立的鮮明而合理之標誌，實乃是現代化事業走向成功的別無選擇的必然之選擇。

(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版）的序言最後指出：「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中國各族人民奮鬥到底為什麼？難道是王朝君主制？難道是政權私有制？難道是壹黨制？難道是剝奪並否定人權的暴政？難道是剝奪並否定公民個人自由的所謂的社會主義？難道是剝奪並否定公民民主的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難道是進行全社會欺詐的國家意志的無所不在的宣傳機器的大肆鼓噪？難道是作為黨的喉舌的所謂的正確的輿論導向，亦即輿論壹律？

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到底是什麼？難道是推翻了壹箇舊的王朝之後建立了壹個新的王朝？推翻了壹個皇帝后又產生了壹個新的皇帝？難道是用刀耕火種的帝位禪讓制來取代多媒體時代的政權競爭制？

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到底是什麼？難道是種種規範和限定、種種名目的意識形態之劃分使公民，亦即使人之存在分成「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簡單而機械的公式？這種「毛式定理」對於中國人民的人格獨立和人格完整具有極其巨大的危害，因而也無益於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進程。難道形色各異的陳規戒律是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難道沈甸甸的鐵鐐、手銬和範圍廣大的囚籠是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

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明確的解答，那麼秦王制也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唐、宋、元、明、清的歷代王朝制也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總之，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只能有壹個：就是王朝，就是皇帝。而現時代的王朝就是社會主義王朝，現時代的皇帝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壹封建朝庭的首腦人物，主席或總書記。

與其有這種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還不如沒有這壹奮鬥成果好些。這種成果對於中國各族人民來說，莫過於作繭自縛、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莫過於從事著自我貶低和自我否定的犯罪行徑。這實在是中國各族人民的難以言喻的恥辱和悲哀。這也許正是應了中國諺語所指明了的壹個道理，叫做「命里八尺，難求壹丈。」中國各族人民也許只能有命里八尺的王朝之命運，而沒有並且永遠也不會有民主與自由的壹丈之命運。真乃令人悲痛欲絕、嗚呼哀哉！

由於中國各族人民奮鬥而產生的結果就是新王朝的誕生，也就是于壹九四九年十月壹日誕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歷史上，無論是中國歷史上還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封建王國。這樣的國家作為中央集權，亦即秦王贏政所開創的大壹統的千秋之偉業，綿延不絕，業已造成了超世紀的罄竹難書的災難，業已形成了無以盡數的人間之慘劇。這樣的國家以渺視人的價值、以否定人的基本權利為旨歸，這樣的國家以人為設置的非人的陳規戒律為招搖的幌子要求公民們對它頂禮膜拜，這樣的國家僅僅以其國家制度為目的，為其存在和發展的唯壹根源，這對於人的利益，對於人的創造力、想象力和壹切潛力的發揮，對於社會的全面進步究竟有何推進之作用？亦即國家之功能究竟何在？

國家的功能應當以為人權服務為本，亦即應當遵循人權原則。國家是由人民所創製的，因而決不應當反過來成為人民自我限定、自我貶低和自我否定的工具，更不能成為國家權力掌握者對人民實行鎮壓和專政的口矢。倘若如此，必須對於這樣的國家實行變革，亦即把這樣的壹箇舊國家轉變成壹個新國家，把這樣的壹個王朝的國家轉變到壹個民主政體的國家。如果還是不能達到此種目的，那就要採取解散這個國家的方式而創立保障人權並與人權划等號的新的國家。總之，遵循人權原則的國家是我們所需要的，而不遵循人權原則的國家則是我們所不需要的，並且是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加以反對和千方百計地加以破除的。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何以見得「是國家的根本法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就是不允許任何地方法律和法規與《憲法》相違背，可是在我們這個現行的人治社會裡，與<<憲法>>,哪怕是與王朝的朝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違背的事情甚多，地方的法律法規可以直接與《憲法》相矛盾、相背離，並且可以不受到任何法律的追究。因為地方的法律雖然與《憲法》有矛盾，但卻是為統治階級——為中國共產黨的國家行政官僚統治階級服務的，而《憲法》中的有關規定卻是為了給人民看的，是為了取信於民的，總之是為了欺騙人民並且是愚弄人民的。由此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既然可以被地方法律所限定和所推翻，因而喪失了作為根本法的地位，並且也無法具備最高的法律效力。《憲法》無效力可言。上述所論，僅涉及到１９８２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部分的幾個問題，不足以說明其全部問題的全部癥結，只是管中窺豹，點滴而已。倘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就必須進入正文，並且對每個句子都要細緻地加以分析和論證，如此才能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本質有個清醒的了解。王朝法條荒謬絕倫處處殺機處處人治

且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溥`綱》的第壹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試問工人階級怎麼領導？能夠讓每壹個工人都參与國家政權的領導嗎？能夠讓每壹個工人在沒有經受過正規的企業管理培訓的情況下直接成為工廠廠長和公司經理嗎？能夠讓他們在不懂科技知識的情況下直接成為科技專家們的領導嗎？

工人階級不能領導壹切。工人階級也沒有領導壹切的能力。工人階級領導也就意味著外行領導內行。而我們通過壹而再、再而三的痛苦的歷史經驗可以得知，外行是不能領導內行的，外行的領導也就是強制，是壹種強權之所為。關鍵的問題是，工人階級沒有領導現代化事業的相應的能力、水平和才學。工人階級是簡單的生產方式的代表，因而並不具備現代化事業所要求的應有素質，工人階級對於各項事業的強制領導只能引發現代化事業的大踏步後退，因為無知無論如何是無法領導以知識和能力為中心內容和基本要求的偉大的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況且中國的工人階級也就是中國農民階級的變種而已，說得準確壹點，中國的工人階級不過是住在城市裡的農民而已。中國工人階級本質上是農民階級，具備農民階級所具有的壹切特點。這壹點可以說是毫不含糊的。

就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現代的革命戰爭，實際上也就是農民戰爭。而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其實也就是堅持中國農民階級的領導，就是堅持住在城市裡的農民階級的領導。

我們知道，農民的生產方式通常是手工操作，尤其是中國農民，其現行的生產方式與幾千年前的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並沒有根本的區別。因而生產方式的落後必然導致其意識形態的落後，必然導致其行為方式的落後，必然導致其所建構的黨派、機構、組織甚至國家制度的落後。這是無可更改的歷史及其具有普遍意義的客觀規律。

所謂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就是以住在城市裡的農民——工人與住在廣大的鄉村裡的農民為基礎，以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及其所生成的思想觀念為基礎，就是以農民生產方式的本質為基礎。「工農聯盟」到底怎樣形成，誰能穩固這種所謂的聯盟？如此等等的問題長期以來壹直懸而未決，而且也不可能得到有力的現實解決。所以「工農聯盟」實在是壹種虛設之物，是毫無具體操作性可言的純系主觀想象之物。

「工農聯盟」倘若僅僅包括住在城市裡的農民，即工人與住在廣大鄉村裡的農民聯盟，那麼就必然地也自然地排擠了其他階層的人民，亦即其他階層的人民就無權參与這種由工人和農民所組成的所謂的聯盟。所以這種單壹的聯盟是中國人民的壹部分，而不包括中國人民的全體。壹部分畢竟是壹部分，它無論如何也不是全體，也不能夠代替全體。「工農聯盟」至少沒有包括商人、知識分子、實業家、律師等其他各行各業的諸多人群。「工農聯盟」在中國不過是農民自身的壹種集合，因為中國的產業工人所佔的比例太少，而中國的農民又實在太多。可以說不成比例。這是壹方面，另壹方面，工農聯盟必須通過某種組織形式而顯示自身，這種組織就是政權，亦即只有權力者才能夠代表這種聯盟，而沒有權力者就不可能成為這種聯盟的代表。那麼能夠還是不能夠代表「工農聯盟」也就是政權掌握者自身的事情，而與工人和農民是沒有什麼緊密之關係的，甚至是毫無關係的。而政權掌握者是通過某種方式（或自然生命的消亡或被其他人所接替）變更的，那麼，誰能保證政權的後繼者能夠具有代表「工農聯盟」的合法之地位呢？

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問題，前此已經有過明確的論述，基本上歸結為壹點，就是「人民」是壹種虛置的概念，根本落實不到作為公民的個人的頭上，而「民主」則是沒有的，至於專政，則是壹種霸道，是壹種強制或曰專制，是壹種暴政。總之純粹是騙人的胡說，實乃荒謬之至。

而社會主義究竟怎麼搞，還不清楚，還是個未知數。對這壹點鄧小平早已說過。但對於不知道究竟怎樣搞為好的社會主義卻還要堅定不移地捍衛和堅持，則就成為令人啼笑皆非的悖論了，總之沒有充分的邏輯證明，不具備充足的理由。況且實踐已經反覆地證明，社會主義向來以政權為本，以政權壓迫人權為本，是慘無人道的政權法西斯主義。沒有任何值得堅持的道理。倘若硬要堅持，那就是堅持政權奴隸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中國的第壹部《憲法》，亦即由清王朝政府所制訂並頒發的《欽定憲法大綱》在其篇首也指出：大清王朝的壹切權力歸大清王朝的臣民所有。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在其總綱的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何其相似乃爾？！簡直如出壹轍。

英明的和偉大的慈喜太後作為１００年之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與大約１００年之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另壹個總設計師鄧小平通過兩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憲法》走到了壹起。壹個是慈喜太后的「臣民」，壹個是鄧小平的「人民」。都是王朝及其君主假借「人民」之名而行專制與奴役之實。這是不難區分的，這是對於同壹事物的幾近壹致的表達。

歷史上沒有任何壹個帝王不自我標榜他不是為人民服務的，他不是為人民利益著想的，他不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但恰恰是這些滿嘴「人民」，張口壹個「人民」，閉口壹個「人民」，卻成為動輒殺戮成千上萬人民的劊子手和惡魔。這些惡魔的殺人陰謀之所以能夠屢屢得逞，乃在於以人民的名義對人民實行慘無人道的屠殺，而這麼壹種赤裸裸的欺騙竟不能為廣大的人民所知曉，這實在是人民的活該的悲哀。

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以人民的名義殘害人民的事例難道還少嗎？以人民的名義犯下的滔天罪惡難道就不能使我們有所警醒嗎？斯大林就是以保衛列寧開創的人民政權的名義大肆清洗，槍斃了上千萬的前蘇聯的人民；希特勒就是以為第三帝國的人民擴大生存空間的名義大搞侵略擴張、大肆屠殺各國人民的；歷代的中國王朝的君主們也是以為各自「臣民」或人民服務的名義施行其鎮壓與迫害的種種罄竹難書的暴行的。

作為虛置狀態的「人民」成為歷代皇帝及其所代表的專制王朝奴役和迫害、鎮壓和屠殺人民的再好不過的借口，成為他們到處揮舞光燦燦的明亮的刺刀、成為他們維護和捍衛無能而腐朽的寶座的冠冕堂皇的工具。這種「人民」與公民的個人無關，相反，這種「人民」倒與皇帝的權力有關，與宮廷的統治之術有關，進壹步說，這種「人民」是御用的專門術語，是毫無「人民」之實的謊言、是徹頭徹尾的欺騙。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應當翻譯成下列句子，才是實實在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王朝的壹切權力名義上屬於王朝的臣民，實際上則屬於王朝的君主（主席、皇帝抑或總書記）」。

第二條曰：「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何謂「人民代表大會」？難道每壹個人都有權利參与嗎？否。人民代表大會通常是由所謂的人民代表組成的。而人民代表又都是由執政者或由執政者所選定的人員組成的。人民代表是各級政權的派生物，因而不足以代表人民。「人民代表」千人壹腔，萬人壹調，統壹意志，統壹步伐，統壹行動，完全是君主的御用工具，所以才形成流行於民間的詞語，「橡皮圖章」、「表決機器」、「贊同機器」等等。「人民代表」不能夠表達人民中廣泛存在著的各種不同的意見、建議和批評，因而喪失了作為代表的獨特的個性、思想和自由的言論，總之喪失了自身的功能。在此情況下，人民根本無權行使自己的權利，更不用說可以進行有效的和充分的表達了。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各級政權的派生物和附屬物，是黨的意志以某種組織機構的方式合法化的途徑。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常則由喪失了自身的表達功能的權力依附者和獻媚者、某些行業的所謂名人、戰鬥英雄的父親或母親或妻子、丈夫和「幾十年如壹日」的勞動模範等等所組成的。即使有壹萬個這樣的人，也不會提出對於社會發展和進步有任何價值的、不同的乃至與相反的意見、建議和批評等等的，他們的目的只有壹個，就是去聽命（開會），去吃喝（浪費民脂民膏），然後就是舉手（行欺騙人民之實）。在去開會之前，結果就可以被預料出來，什麼「領導的報告很重要」啦，什麼「某某的講話很有現實意義、教育意義」啦，什麼「回去以後壹定要認真地貫徹、堅定不移地執行」啦，什麼「這次大會開得很成功、很圓滿，開成了壹個團結的大會、壹個勝利的大會」啦，然後就是全體起立，奏「國歌」或奏「國際歌」。如此的人民代表大會召開與不召開有何不同？不召開與召開結果反正是壹樣，為什麼還要勞心費力地召開？不召開這樣的大會，倒是可以節省壹些巨資的，而召開這樣的大會，則就是勞而無功的巨大的浪費。

第二條指出：「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人民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到底是誰能管理？難道這種表述也要陷入公有制生產資料的誤區，亦即人民共有，但卻誰都沒有，只有國家行政官僚階級擁有其支配權和處置權？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公民作為個人是無法參与國家與社會事務的管理的。因為公民是紅色政權的奴婢，是只能有卑躬屈膝、頂禮膜拜的份兒的。公民個人連發表自己的言論的自由都沒有，更何談什麼「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究竟讓公民作為社會的壹份子，怎樣採取壹定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來參与國家和社會的管理呢？說是「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究竟是怎樣的壹種形式，怎樣的壹種途徑？這裏所說的「各種途徑和形式」，也就是通過（１）國家行政官僚作為人民群眾的當之無愧的、天然的領袖，作為公民這種權力之奴隸的奴隸主，而奴隸總是要受制於為所欲為的、具有絕對自由的奴隸主的，此其壹；（２）各級所謂的「人民代表」所組建的政權派生物，亦即贊同機器的人民代表大會；（３）還有壹個叫做政治協商會議的徒有其表、僅具形式的花架子。此三種，均是皇權的多層次派生，亦即中央朝庭的附屬物，根本不是由人民的廣泛參与、投下莊重的壹票通過競選和全民公決的方式產生出來的，亦即不是由下而上的，相反卻是由上而下的、具有幾千年王朝制度壹以貫之的分封制特點。

因此，第二條的最後壹句話應該做如下翻譯：人民依照法律規定，必須聽命於國家行政官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對國家和社會事務所進行的管理、領導或曰統治，不得有誤。

上述是對於第二條所進行的剖析。現在引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

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查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壹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社會主義國家，像奴隸制國家、封建制國家壹樣，很多事情或者說大多數事情壞就壞在「民主集中制」這個原則上。這個原則是由列寧所倡導的，充滿著濃郁的個人的主觀色彩，充滿著人治社會所特有的隨意性和隨機性的特徵，充滿著可怕的皇權意念和官本位的陳腐觀念。問題在於，集中到誰？怎樣集中？集中的結果怎樣判定？

誰有權就集中到誰；誰沒有權就不能集中到誰。可以認為，民主集中制自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發展到了壹定的高度。直到秦王朝，便形成了其不可壹世的鼎盛之勢。合皇帝「朕」意者而發表意見，民主也；皇帝決斷之，集中也，此之謂民主集中制原則之要義。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人民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既然「是由民主產生」，怎麼個民主方式？怎麼產生？怎麼個產生方式？對這個問題，前面已有較為詳細的論述，亦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是非民主產生的政權派生物，是對君主負責並受黨國君主監督和轄制的組織機構。

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查機關都是由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橡皮圖章圈定，而人民代表大會又是由政權本身圈定，而政權又由黨委會圈定，因此人民代表大會是由黨委會最終圈定的非自在之物。它只是壹種欺騙社會和人民的工具，它實際上是各級黨委的御用組織而已。凡是黨所作出的決定，都要舉手贊同；凡是黨的指示，都要堅定不移地執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是黨的意志的程序化通過的場所，因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只能為黨服務、為黨負責、受黨監督。形式上，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查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但在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之前，各級黨委都已經「欽定」完畢，只是把「欽定」的人選和設置的機構拿到所謂的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查機關不但不能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而且對它毫不重視，也無法重視；不但不能受它監督，而且可以為所欲為，無所不為且胡作非為。它們只能受到黨的指揮和監督，只能在黨的意志通過人民代表大會的通過而變成人民的意志下進行著集權式的工作。至於「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壹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者就更是「中央集權制」的現代描述，是赤裸裸地堅持「中央集權制」的反民主和反自由的規定。怎麼個劃分？中央和地方如何協調各自的關係？地方有無更大的自主權、立法權、經濟創製權？地方有無相對的乃至絕對的自由？這種「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壹領導下，亦即是壹個中心、壹個頭目、壹種模式，此外無他。只能有壹種選擇，從而排除了多項選擇；只能有壹種認定，從而排除了多種認定；只能有壹個模式，從而排除了多種模式。在壹個模式、壹種選擇、壹條道路的情況下，亦即在沒有獨立自主的立法權、沒有適合於本地區實際的經濟和文化創製權的條件下，如何「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如何調動各地方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以及壹切其他的潛力？遵循中央的統壹領導，就是由中央——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壹封建小朝庭大包大攬，全面干涉和全面控制，無論從政治到經濟、從經濟到文化，從文化到軍事乃至到對外省、外國之政策，從工業到農業，從農業到科技，總之是無所不包，無所不攬。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的發揮被限制到壹個極其狹隘而閉塞的範圍，是幾乎沒有任何自主權的所謂的地方管理或地方統治。

中國自秦王贏政以來的二千年來壹直實行著中央集權制的王朝體制，無論是古代的朝庭，還是現代的朝庭，都大權獨攬，使地方不能自治，不能自主，不能自立，亦即沒有法律創製權、經濟創製權、文化創製權和其他各種創製權。所有的地方事務都必得在中央或朝庭的統壹號令下壹刀切地貫徹執行，因此，毫無地方自主權的地方政府說到底是不可能也根本不能根據各自的地方特色而確立適合於本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的壹系列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的。這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阻礙了地方經濟和地方文化的發展與進步，阻礙了不同地方的不同的社會需求之滿足。這是不顧實際的鴕鳥政策。遺憾的是，這種鴕鳥政策正是所有王朝，包括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壹現代的封建王朝所津津樂道的政策。

集權制是專制獨裁的制度，分權制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壹種必然的表現形式。沒有分權制且否定分權制的中央集權制二千年來把中華民族固有的聰明才智扼殺于萌芽之中，使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遭到了毀滅性的阻滯，使我們炎黃子孫長期地處於貧窮與落後的水深火熱之中。中央集權制，作為帝制的本質表現，以皇帝的意志為意志，並斬斷所有其他人的意志，用各種各樣冠冕堂皇的或極其卑劣的方式，迫使所有人的意志就範于皇帝的意志；中央集權制，作為公有制的集中表現，以公有制生產資料為主體，杜絕或從根本上絞殺所有其他的經濟形式，或變著法地蔑視其他的經濟形式，從而使所有人的經濟利益和生活方式「國家化」，「全民化」，「公私合營化」，總之，以壹種單壹的經濟形式取代繽紛多彩的經濟形式，以國家的主控經濟遏制並阻斷其他類型經濟的迅猛發展；

中央集權制，作為皇帝黨的制度，由於採取官爵分封制，使政權私有化，使太子黨巧立名目地順利攫取國家的各級政權，使人民的最大的無形資產在親信們的密室策劃中就已被極其骯髒地分配完畢；

中央集權制，由於千方百計地遏制地方分權，便自然地也必然地追求封建的大壹統之效應，因而也進行著廣泛而深入的具有全社會範圍的欺詐性工作。撒謊社會化，不說謊話辦不成大事，甚至連小事也辦不成；欺騙暢行無阻，無處不騙人。《光明日報》無光明，《人民日報》為君主，如此等等，已見慣不慣，司空見慣了；

中央集權制，由於其強大的專政手段，無處不插手，實行全社會的全方位的控制，使孕藏於人民群眾之中的所有的創造力、想象力和其他潛力在經年久月的無為狀態中消融凈盡，在無能統治的狀態下耗儘其所有的能量；

中央集權制，無論是古代的也罷，還是現代的也罷，都是與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格格不入的，都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極其兇惡的大敵。中央集權制，實乃萬惡之源。不除中央集權制，中國現代化毫無希望可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的第五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律的統壹和尊嚴。壹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壹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規。壹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何謂「社會主義法律」？中國又如何維護「社會主義法律」的統壹和尊嚴？

社會主義作為壹種學說，起源於烏托邦的幻想，是壹種非現實的、完全出於主觀臆斷的產物；適應於１００多年前工人運動發展的需要，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會主義思潮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產生了後來被共產黨人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這壹理論要求實際上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強調國家對公民個人進行物質分配，亦即「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壹九四五年以來，通過戰勝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根據《雅爾塔協議》之規定）而在東歐諸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和亞洲諸國（中國大陸、北朝鮮、越南、柬埔寨）相繼誕生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加上龐大的前蘇聯帝國，形成了人所共知的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但遺憾的是，這個陣營中的每壹個社會主義國家，都不是以法治取勝，相反倒是以人治為特色、為其本質表現。可見，社會主義的法律就是人治的法律，而人治的法律是不成其為現代的文明之法律的，換言之，人治的法律不過是野蠻的，適應于落後社會的極其落後的法律法規體系。

社會主義社會，作為現代的全新的王朝制度，本質上是無法律可言的。所有的法律，不是以人為目的，相反倒是以遏制人為目的；不是以保護人權、捍衛人權為職責，相反倒是以壓迫人權和圍剿人權為職責。這是其壹；其二，重刑律，以刑殺為威；其三，隨機性、隨意性甚大，彈簧似的和猴皮筋似的法律規定比比皆是，不壹而足，不勝枚舉，可謂司空見慣；其四，特權者階級，即共產黨國家行政官僚階級利用手中的權力，竟可以置法律規定於不顧，利用黨內處分取代司法追究和法律的正義審判，因此，法律毫無正義可言。

社會主義法律的質量嚴重不合格、不過關。幾乎每壹種法律都存在著無法自圓其說的癥結和弊端，都充滿著人治特色的極大的柔性和所謂的靈活變通性，亦即猴皮筋的特性，都充滿著不符合現時代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之需求的傳統表述。總之，這種漏洞百出的社會主義法律是根本不符合人類文明的正常合理的要求的，是根本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的，是根本不符合基本的民主精神的。因此，所謂的「社會主義法律」作為千瘡百孔的人治條款，作為蔑視人權與壓迫人權的行之有效的工具，必當破除之，推倒之，唯有如此才能得以重建新時代的法律體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壹新時代的王國於１９４９年成立以後，基本上是以刀把子和槍杆子作為憲法和法律內容的，充滿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遍布著隨意逮捕、遊街示眾、草棺人命的血雨腥風。特別是五十年代初葉的那場恐怖的鎮反運動，五十年代後葉的那場「反右」運動，還有六十年代中葉的那場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了壹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竟悍然地對手無寸鐵的請願的學生和北京市民實行武裝鎮壓，如此等等的作為，毫無憲法的程序可言，毫無法律的程序可言，毫無憲法和法律的尊嚴可言。

如果有尊嚴，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只能有主席或總書記或執掌實權的軍委主席作為垂簾聽政者的尊嚴。這就是社會主義法律的統壹的尊嚴的要義之所在，這就是社會主義王朝制度無可置疑的本質規定。

第五條還規定：「壹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壹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規。壹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明明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可是為什麼北京地方人大卻頒布了限制遊行示威的地方法律，而且李鵬還頒布了所謂的《戒嚴法》來限定公民的這種為憲法所認可了的自由？明明寫有「言論、出版自由」的，可是又為什麼頒布了限制這種「言論、出版自由的」的《印刷行業管理規定》？難道在中國大陸上果真有所謂的「出版」自由嗎？否。根本就沒有。妳只能出版歌功頌德的書，而根本就不可能出版任何民主觀念甚強的著述。地方法規與《憲法》條款相違背的地方委實太多，但卻仍然能夠安然無恙地暢行無阻。至於「必須予以追究」等詞純系騙人的口矢而已。凡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王朝的統治的，哪怕矛盾百出，也是合乎道理的；而不利於社會主義王朝的統治的，則要以種種名目加以限定，用種種地方法律法規與《憲法》的有關條款（例如第三十五條）相抗衡、相矛盾，以致於使《憲法》喪失其基本法的應有地位。如果地方法律與《憲法》相違背被視作合理，那麼《憲法》的規定就是根本的無效，因而《憲法》也就是假的，是以騙人為宗旨的，總之《憲法》就必定是《偽憲法》。這是十分明顯的道理。

第五條還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其實這種規定完全是限制除中國共產黨特權者階級之外的所有人的。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毫無疑義地具備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為什麼？因為作為唯壹的執政黨，它具有設置、增訂、修改《憲法》的權力。作為社會主義王朝的皇帝黨，中國共產黨所制訂的《憲法》理所當然地應當服務於並聽命于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其實無論在《憲法》的序言中，還是在正文中，幾乎無孔不入地浸透著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死規定。壹黨制是政治上的萬惡之源，而《憲法》卻不厭其煩地申明這種蠻橫霸道的壹黨制的強制性，足見其憲法究竟是怎樣的壹種貨色了。

中國共產黨作為政治組織，高高凌駕于《憲法》之上，並把壹黨制冠冕堂皇地寫進《憲法》之中，並把黨的意志化為《憲法》的意志予以公布，如此等等的表現，還談什麼「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它本身就是壹種絕對的、不可置疑的和不可讓渡的特權，不僅僅是特權，而且是集權；不僅僅是集權，而且是皇權。

作為皇權掌握者的中國共產黨的首腦，集黨、政、軍大權于壹身，令出法隨，言出即法，金口玉言，即獅子大張口，口大吞四方。哪管什麼憲法不憲法，哪管什麼法律不法律。試問如果「個人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那麼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又當何解？所謂最高，就是沒有任何東西堪于比較，堪于匹敵。如果毛澤東的話被當作最高指示，那麼《憲法》的地位就必定是甘拜下風，位居從屬的、次要的地位的。如果《憲法》被視作最高法律的話，那麼毛澤東的話就不能被當作最高指示來對待，很明顯，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存在這壹事實本身，就意味著《憲法》的實際上的充分無能。

試問如果「個人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那麼中國共產黨的首腦，即我們現代的皇上通過壹句話或壹個指示怎麼就可以把某壹個官僚、某壹個無能之輩、某壹個阿諛奉迎之小人、某壹個毫無創造力也毫無想象力、毫無想象力也毫無任何潛力的聽命者提撥成新壹屆的所謂的英明領袖或所謂的第三代領導人呢？試問如果「個人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那麼鄧小平怎麼竟能夠調動起四面八方的野戰軍，包圍北京，用槍杆子對準手無寸鐵的學生和老百姓，大開殺戒，大肆屠戮，其殘忍之手段，比北洋軍閥政府還甚，比滿清政府還甚，比秦王贏政還甚。這不僅僅是特權，簡直是集權、簡直是強權，簡直是暴政。請問這還有什麼憲法和法律可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１９８２年出版）第六條作如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特點是，生產資料名義上全民所有，但在實際上卻是人人所無。產權不但不明晰，而且還相當地乃至於絕對地模糊。所謂的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國家所有制，亦即皇糧；而在全民所有制企業工作的人，也就自然地是吃皇糧的人。由於都是國家的財產，不同的國有企業之間債權不清，即便所謂的清晰，也是壹筆糊塗帳，欠帳者可以不還或者在無任何追究和干涉的條件下無限期地拖欠下去。企業之間如此，企業與銀行之間如此，就是銀行之間也無不如此。有多少令人驚嘆的呆帳、死帳、混帳？又有多少結不開的「三角債」？可以認為，三角債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必然產物。

由於名義上全民所有但在實際上人人所無這壹事實，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造成了絕大的、全面的和空前的浪費。無論是人力資源，還是原材料資源；無論是固定資產，還是流動資產；無論是企業的組織結構，還是產品結構，抑或是產業結構，都造成了絕大的、全面的和空前的無效益或低效益運行的狀態。浪費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無孔不入的弊端，浪費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表現，浪費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制度病症。

《憲法》第六條還規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社會主義，誠如馬克思在其《哥達綱領批判》中所闡明的那樣，是由國家把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對勞動者個人實行第二次分配，第壹次分配是由國家把勞動者創造的價值交由國家進行統壹分配，亦即在扣除了國家所應徵得的費用之後，再對勞動者返還其所應得的報酬。這種報酬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工資。

社會主義的工資制長期以來實行的是大鍋飯的體制，即便有八級工資制，工資差別也微乎其微。能力強的與能力差的，甚至與無能力的，工資待遇都是幾乎壹樣，有時後者比前者的工資還要高。此其壹；其二，人浮於事的企業行政化狀態，業已發展到令人不堪忍受的程度。那些壹不增加經濟效益，二不增進精神文明的權力掌握者只知道「壹杯茶，手中拿；壹張報，看半天。」這些人難道不是在對勞動者進行剝削嗎？其三，龐大的國家行政官僚階級養尊處優，為腐敗的肚子胖得發愁的那些人，難道不是剝削勞動人民嗎？共產黨特權階級的以權壓人、以勢壓人的種種表現難道不算剝削？大興吃喝之風，巧立名目榨取民脂民膏，難道不算剝削？

至於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乃是經濟上的幻想和臆斷，是重體力而不重視智力、渺視智力、渺視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的極為傳統也極為落後的表述。此種表述，與市場經濟的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馳。

市場經濟的基本精神是，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進行資源的合理調配。而資源，誠如我們所知，包括原材料資源、信息資源、金融資源、人力資源（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產品資源（初級產品、半成品與成品）等等。至於勞動，則佔據所有資源的壹個極其有限的、甚至是微小的部分。不承認這壹點，無利於調動其他資源參与合理而有效的市場配置，因此也無利於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能不能按資分配？能不能按信息分配？能不能按材料分配？能不能按知識分配？如果只是壹味地強調「按勞分配」這種單壹的社會主義分配形式，這就無疑絞殺了所有上述的分配形式，因而這是極不正常、極不公正、也極不合理的。這個原則必須加以徹底改變，以正視聽。

《憲法》第七條規定：「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第八條規定：「國家保護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鼓勵、指導和幫助集體經濟的發展。」

第十壹條規定：「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國家通過行政管理、指導、幫助和監督個體經濟。」

通過對第七條、第八條和第十壹條規定的分析，可以認為，國有經濟是老大，集體經濟是老二，而個體經濟或曰私營經濟根本就毫無任何地位可言。因為（１）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豈不知任何壹個封建王朝由皇帝所控制的、以國家的名義所分配的皇糧也向來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這就是在經濟領域里實行的中央集權制；（２）國家保護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城鄉集體經濟在這種保護下位於第二位；（３）唯獨個體經濟卻要在「法律規定範圍內」，又要受到「國家通過行政管理、指導、幫助和監督」個體經濟。為什麼對個體經濟實行如此嚴厲苛刻的限定呢？為什麼在《憲法》上對私營經濟實行如此巨大的差別性和歧視性的國民待遇呢？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壹直實行著限制、渺視、敵視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政策，通過「打土豪」的方式，通過國家無條件沒收的方式，通過１９５６年所謂的「公私和營」的方式遏制並從根本上取締所有的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從而把所有的經濟類型統統納入國有經濟或集體經濟的軌道，使繽紛多彩的經濟形式，尤其是私營經濟變成國有經濟的單壹的形式。這種以巧取豪奪的經濟壓迫和長期以來的經濟統治或叫做統制經濟，使得中國大陸的經濟始終處在全球範圍內最落後的名次之內。這壹點可以從我國的人均收入約佔１８０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第１３０位左右這壹事實看得出來。

自由市場經濟或社會市場經濟都要求經濟法人必須具備明晰的產權，必須具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籌資金、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能力。私營經濟恰恰能夠做到這壹點，而公有制經濟或曰國有經濟從本質上說恰恰做不到這壹點。這正是我們之所以大大地落後于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原因之所在。這是已經為層出不窮的令人痛苦的事實壹再證明了的真理。東德與西德；北朝鮮與韓國；前蘇聯與美國；中國大陸與日本或台灣，等等，不壹而足，不勝枚舉。可以肯定地說，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沒有壹個國家因為實行了公有制經濟而走上富欲之路的，我們觸目所見的卻是令人驚異的事實，那就是，私營經濟帶給人類的是普遍的富足、社會的昌明和文明的歷史進步。

《憲法》應當壹視同仁地對待所有類型的經濟形式，而不能厚此薄彼或非此即彼，因為各種類型的經濟形式都是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得益彰的經濟形式，各種經濟形式都不能不有其自身存在的價值。各種經濟形式只有無差別地遵循經濟規律才能在市場競爭中找到自己應有的位置，而依靠市場以外的力量去剝奪某些經濟形式，例如依靠武裝的方式、行政的方式、司法的方式等等，都無疑是對經濟發展的極大的蔑視和否定，因為否定了經濟規律也就意味著否定了經濟發展。這是不能存有絲毫含糊的觀念的。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不但不能按照經濟規律辦事，而且還千方百計地渺視並從根本上否定經濟規律，這就造成了國民經濟普遍的停滯狀態，造成了中國大陸的普遍的貧困狀態。

到了１９９２年，根據三年前所發生的聲勢浩大且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壹社會主義的封建朝庭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提出了市場經濟的口號。這壹市場經濟被冠之以「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雲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的偉大的創舉，等等。其實，市場經濟與共產黨的長期的所做所為是格格不入的，市場經濟的精髓與社會主義的教條原則是水火不相容的，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市場經濟，將以其追求平等、競爭和公正的秉性，將以其衝破各種禁區的能量顯示其創造性極強的偉力，它將傲視壹切權威而確立自身的價值，它將以其史無前例的效率克服傳統制度下根深蒂固的墮性。市場經濟，是中國民主運動在現時代所達到的理論成果之壹。但這壹理論成果在１９８２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絲毫也沒有反映，也根本不可能反映出來。

第十五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國家通過經濟計劃的綜合平衡和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地協調發展。

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破壞國家經濟計劃。」

計劃經濟長期以來壹直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本質表現。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整個社會宛如壹個巨大的工廠，而權力掌握者就是這個巨大工廠的廠主。什麼都依賴於計劃，各生產單位必得按照計劃進行生產和分配，甚至於價格，各生產單位都無權自行決定，而必須上報計劃經批准後方可執行。於是，哪怕壹個十分簡單的事情，也得經過幾十個公章的重重難關。繁文縟節、手續繁雜，似乎強調了計劃的重要性。況且在所有的國營經濟單位里，領導體制的行政化、官僚化，各級行政管理部門都通過直接任命企業的領導而對該企業實行緊約束的政治領導。企業領導任命制，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極大的拌腳石。這個拌腳石不予推開，那是無論如何也搞不好中國的企業的。

現在試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三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１８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

什麼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具有壹定的限定，其實質是選舉和不選舉其結果是壹樣的，也就是說，在沒有選舉之前，其結果就已經在各級黨委的欽定文件中安排妥當。因此，選舉不過是徒具形式的壹種幌子而已，根本起不到選舉的真實作用。在整個中國大陸，在共產黨領導的條件下，選舉不過是上級黨的機關的長官意志，通過壹定方式——通常是虛假的民主形式，而進行的具有強制性的行政任命，亦即官爵分封的委任。在各部門、各單位所進行的選舉中，通常是被選舉人不能夠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施政綱領，因而不能充分表明自己的與其職責相適應的能力，這樣的人被選舉成為某壹級的行政首腦或部門領導，完全憑藉著與周圍人群的人際關係。關係搞得好的，儘管能力不如人意，甚至很不理想，也可能當選為壹定級別的，甚至很高級別的行政首腦。總之，這種選舉毫無競爭力可言，根本就沒有現代化的競爭意識。這種選舉以腐朽而庸俗的人際關係為標準，而不是以施政綱領的最優化作為標準；不是以推進事業的進步為宗旨，而是以維持現狀和不出差錯為宗旨，因而這種選舉完全是中國現代化歷史進步的極其重要的負作用，是中國人民走向歷史進步的巨大的絆腳石和攔路虎，因而徹底改變現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應用方式，真正地確立適應于現代化發展需要的人民競選制，即每壹個社會公民通過自身的施政綱領而競選上不同國家的管理崗位乃至最高的國家行政管理崗位，實在是歷史賦予我們的光榮而偉大的神聖使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的「關於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當中，從來就沒有「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有關規定。任何壹個落後的國家，無論是奴隸制國家、封建制國家，抑或是社會主義國家，都與私有財產相敵對，都不允許私有財產的不可控制，都千方百計地遏制並扼殺私有財產，並使其納入奴隸制、封建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資產的軌道。對於私有財產的蔑視、誹謗、排擠以及否定，也就是對於人類追求自由、幸福和自我發展的蔑視、誹謗、排擠和否定。這是非人性的所作所為，這是違反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因而必須堅定不移地提倡「私有財產，天然不可侵犯」的人道主義原則，必須豎起「私有財產，天然不可侵犯」的現代化的偉大旗幟。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４０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這裡是明文規定了的，然而卻有壹個理由使這種保護又不能得以實施，即「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那麼，什麼叫「國家安全」？誰來判定「國家安全」或國家不安全？有沒有定量的規定？只有定性的規定，而無定量的規定是不符合現代的法治精神要求的。因而這種法律完全是傳統的、落後的法律之表述。給外國人寫信行不行？給美國總統寫信可不可以？與發達國家的某些領導人進行通信聯繫能不能被允許？跟境外的新聞媒介機構建立某種長期而穩定的關係究竟符不符合中國的法律？如此等等的問題，長期以來不但沒有解決，相反還受到了種種的質疑、詢問和審查，總之受到了名目繁多的司法追究。

言論不自由，不僅體現在公民不能暢所欲言上，而且不能在通信方面與國外進行自由而廣泛的交流。不能與境外的新聞媒介建立人之為人所可能具有的良好的關係。凡是與國外的政界領導、新聞媒介機關建立聯繫的，不是受到壓制，就是受到打擊，甚至受到司法追究，抑或是受到行政處分。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護的中國人民就是這樣在毫無通信自由權的條件下生活著的。

結論

綜上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１９８２年版）作為人治社會的綱領性文件，作為傳統落後的社會經濟基礎所由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的集中表述，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洶湧澎湃的信息革命的驚濤駭浪了，已經大大落後於世界範圍內的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了，已經喪失了作為憲法、作為統率壹切法律的基本法的神聖地位了。因此，推倒這壹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偽《憲法》，建立壹個適合於社會發展需要的現代化的新憲法是擺在每壹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面前的當務之急！

憲政體制改革是法治社會的必要程序。在刑法時期之後，有壹個漫長的民法時期；在漫長的民法時期之後，有壹個艱難的憲政立法時期。而憲政立法需要的是全民族素質的普遍提高，需要的是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需要的是社會經濟基礎的不斷充實。憲政體制的改革任重而道遠，但為著中華民族的發展計，為著市場經濟成為我們的立國之本計，為著我們的千秋萬代能夠在自由與民主的環境中祥和而幸福地生活計，那麼無論多麼艱難，也無論多麼困苦，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進行憲政體制改革，以期為法治社會的建立作出應有的努力。

憲政體制改革的時代已經來臨!

建立法治社會的宏偉目標在中國壹定會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