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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清漣

從鄧小平1979年提出讓中國過剩勞動力與國際過剩資本相結合的「引進外資」政策，到2008年外商大舉撤資，中國吸引外資正好經歷了壹個駝峰型變化，其中2007年是駝峰的最高點。這壹年，中國已連續16年成為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達7,630億美元，世界500強中有480餘家到中國投資，不少國際金融巨頭還成為注資中國銀行業的「戰略夥伴」。不少外商為了落戶中國，被迫向負責外商投資審批的各部官員行賄，如商務部官員郭京毅、鄧湛、杜寶忠及國家工商總局官員劉偉等均因向外商大肆索賄而聚斂大筆財富。[1]面對這壹「成績單」，中國政府認為本國成了世界各國資本嚮往的投資寶域。

始於2008年的外商撤資，是外商繼2000年與2005年兩輪產業資本大撤資之後的第三輪。這次撤資潮中，既有產業資本，也有金融資本；既有獲利后全身而退的國際金融巨頭，如瑞銀（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簡稱UBS）、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與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 Plc, RBS）等，也有大量因破產而黯然離開中國的外商。中國政府向來只公布外商投資數字，卻從不公布外商撤資數額。從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公布的2008年國際收支平衡表來看，2008年資本金融項目順差比2007年下降74.2%，首次突破1千億美元。這表明2008年在華外資採取了大規模撤資行動。[2]2009年，外資撤退還在繼續。中國海關總署4月份發布的報告指出，從2008年的加工貿易進出口數據來看，中國今年有外資大規模撤資的風險。[3] 2008年外商撤資潮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嚴重依賴出口的中國經濟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壹大動力。「外資」這隻「金鳳凰」是否還眷戀中國這隻「巢」，已成為中國政府最擔心的問題之壹。

多年來龐大的外資進入中國，其作用除了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推動中國經濟市場化之外，還承載了世界的另壹期望：通過經濟市場化，推進中國政治的民主化，促使中國儘快與國際接軌。這種接軌除了市場規則接軌之外，還包括文化及價值觀念的接軌。如今30年過去，外資做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壹，經濟之功世所皆知，但它所負載（壹些跨國公司也曾慨然承諾）的政治使命——推動中國民主化到底完成了多少？

壹、中國引進外資30年略述

中國連續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依賴所謂「三駕馬車」拉動。這「三駕馬車」分別是投資、出口與消費。而投資當中，中國本身的投資以基礎設施為主，外商投資則對中國經濟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短期經濟效益來看，這種投資是壹種「雙贏」：90年代的中國為「資金饑渴」所苦，也缺乏技術、產品開發能力和國際市場，外商投入中國的巨大資金和大量技術有如輸血；對於外商來說，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降低生產成本並開發中國市場，成了企業謀求生存發展的捷徑。於是，繼60和70年代義大利、東亞四小龍相繼成為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發展的「福地」之後，中國成了新的「成本窪地」和「世界工廠」。中國政府對外商的低稅收優惠政策、近於零成本的污染寬容政策以及「血汗工資制」，使得中國在外資眼中成了壹個巨大的「掘金場」。

中國引進外資，從投資主體與政策導向來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壹階段：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綠地投資。

這段時期進入中國的外資以港台資本與日資為主（80年代香港資本幾乎佔中國外資總額的70%左右），廣東是港資聚集之地，台商以福建為投資鵠的。這些外資主要是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與廉價土地的「綠地投資」。「中國製造」在國際市場上的主打產品，如紡織品、鞋類、玩具製造的生產主體是港台資本外加少量韓資。中國那些透支勞工生命福利與生態環境的「血汗工廠」，亦以港台韓等資本為主體。

第二階段：從90年代中期至2006年以歐美產業資本為主的投資潮。

這段時期，美歐大資本相繼搶灘中國，投資重心由廣東沿海轉移至美歐資本看好的上海等地。

在這兩個階段，吸引外資並非壹帆風順。在2008年港台商人為主的製造業大量倒閉之前，在華外資其實已經歷了兩次規模較大的撤資潮。第壹次撤資潮發生於2000年到2001年間，該年部分外國電力投資商撤出中國市場，是為「第壹次退潮」；第二次發生於2005年4月至5月間，美國電力、賽德能源、阿爾斯通和西門子等壹批國際電力巨頭紛紛撤離中國市場。[4]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少從中國市場撤出的外國企業似乎不願意對外公開自身的投資失敗，反而出於商業考慮，將本公司的「中國因素」作為佔領國際市場的業績誇耀，以維持或拉擡公司的股價。而面對源源不斷湧入中國、想在這「投資福地」淘金的外資，中國政府則壹再擡高投資門檻。2006年10月，中國調整對外資政策的方案陸續出爐，官方研究機構就中國今後的外資政策取向發表報告稱，未來中國的外資政策將逐步向中性外資政策轉變――所謂「中性」，即取消對外資的各種優惠政策。其中作為標誌性的方案有二：其壹是醞釀提高外資企業所得稅率，與中國本國企業的所得稅率壹樣，為25%－28%。這壹政策的正式實行時間是2008年1月1日，但實行不到半年後，面對出口貿易的窘境，中國政府不得不重新提高出口退稅率[5]，為從事出口的外資企業提供稅收補貼，降低這類外資的稅收負擔，變相地部分恢復了對外資的稅收優惠。此後，由於出口呈負增長態勢，政府多次提高出口退稅率以刺激出口。[6]其二是對外資併購政策的重大調整。此前外資併購曾經是中國商務部鼓勵的外商投資方式。2004年以併購方式進入中國的外資約佔當年外商直接投資（FDI）的10%左右。但從2005年以來，壹些著名的併購案在中國引起了廣泛關注，如美國凱雷收購徐工機械、拉法基控股四川雙馬、新橋投資入股深發展、美國AB公司入股青島啤酒、阿賽洛謀求入股萊鋼股份等。這些併購案有的成功了，有的未成功。未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國內輿論認為壹些被併購企業有關中國的國家經濟安全（事實上是否有關並不重要）。持續三年的輿論造勢以後，有關國家經濟安全的行業與企業名單越來越長。在中國的資金饑渴已得到緩解，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情況下，外資併購的門縫越來越窄。2006年9月8日生效的《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可說是中國外資併購政策調整的標誌性文件。該文件規定，在7大重點製造行業中，將設限限制外資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這些行業包括核電設備製造、發電設備、輸變電設備、造船、齒輪、石化通用設備製造和鋼鐵領域。[7]從此外國產業資本湧入中國的高潮結束，進入中國的外資主力軍換成了金融資本。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壹階段，能帶來高額利潤的高污染工程PX項目在中國大量興建。[8]

必須說明的是，中國引進的外資當中，有三分之壹左右是假外資，即中國人或中國公司將資金轉至海外，在國外註冊公司后，再以外資的名義迴流中國。根據中國政府部門的總結，假外資主要有三種類型：第壹種是在港澳及國外有實體經營的中資企業，出於發展的需要，回國創辦「外資」企業；第二種是出於海外融資的目的，通過註冊海外空殼公司及返程收購，以紅籌形式上市的原內資企業；第三種是純粹出於政策性尋租的目的，到境外尤其是離岸金融中心註冊空殼企業，然後將自己變身為外企的原內資企業。據估計，第三種形式的假外資在中國非常普遍，不僅實行低稅的香港成為內資企業註冊空殼公司的寶地，英屬維京群島、開曼島、薩摩亞等地也分別成為中國引進外資（FDI）的第2、第7和第9大來源地（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全部的FDI中假外資的比重到底有多大，世界銀行1992年的估計是該比重當時已達到 25%；而許多專家學者則認為，至2006年中國的假外資比重已超逾33%。[9]國內企業變身外資，目的無非是為了獲得對外資的稅收優惠。針對假外資泛濫的情形，中國當局2006年8月推出的《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引入了「實際控制」原則。該規定第11條、第15條要求當事人向審批機關披露其管理關係及實際控制人，對於境內主體實際控制的併購行為均報送商務部審批；第9條規定，對於境內主體以其控制境外公司名義併購境內企業的，所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原則上不享受優惠待遇。此外，第58條規定，境內公司的自然人股東改變國籍的，不改變該公司的企業性質。[10]上述規定使「假外資」的套利預期落空。這壹變更倒很符合中國政府壹向視海外華人為本國子民的政治原則。

第三階段：2006至2008年，新進入外資以金融資本為主力軍。

自2006年開始，有關外商撤資的消息壹直未斷。尤其是生產冰箱、洗衣機、空調、彩電及小家電的外資企業，由於獲利低微，不得不黯然撤離。[11]韓、日、台資企業都開始尋找新的「成本窪地」，將企業轉移至成本更低的地區，如東南亞國家。壹家生產食品添加劑的台資工廠將其業務轉移到了越南，稱該廠的平均成本比中國低30%-40%。日本不少機械電子部件廠家從2007年初就開始在越南設廠，並逐漸將部分中國業務轉移至越南。[12]

隨著「西門子」等公司撤出中國，美歐國家產業資本的中國投資熱已漸漸退潮，繼之而來的則是美、歐金融資本。外國金融資本應中國政府之邀，於2006年前後陸續成為中國銀行業的「戰略投資者」。中國銀行業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對境外戰略投資者出售股權的改革始於1999年，最初只是在城市商業銀行中小規模試點。至2007年底，共有25家中資銀行引入33家境外投資者，引入資金212.53億美元。[13]這些外商金融資本與中國銀行業同進退，隨著中國政府將銀行業這些巨艦推向中港兩地股市圈錢，外商金融資本不費吹灰之力便可賺個盤滿缽滿。

不過，這些戰略投資者似乎並未打算成為中國銀行業的長期合作夥伴，壹旦中國規定的三年投資「鎖定期」期滿，不少外國投資機構就將手中的中國金融機構的股票拋出。始作俑者是新加坡的「淡馬錫（Temasek）」，2007年11月「淡馬錫」先後減持10.8億股中國銀行H股及2.8億股建設銀行H股，據估算獲利30多億港元――那時，美國次貸引起的金融危機還遠未到來，不少人還看好中國經濟。2008年12月31日是瑞銀（UBS）持有中行H股3年鎖定期結束后的第壹天，UBS立即清空所持33.78億股中國銀行H股，套現約8.08億美元，完全退出了中國銀行。[14]緊接著，鎖定期陸續到期的外資銀行紛紛如法炮製。2009年1月7日，「美國銀行」以每股3.92港元減持建設銀行56億股H股，持股比例從原來的19.1%下降至16.6%，套現約28億美元。 同日，李嘉誠基金會出售所持20億股中國銀行H股，套現5.24億美元。1月14號，蘇格蘭皇家銀行（RBS）又悉數出清所持108.09億股中國銀行股份，套現約24億美元。[15]

外資銀行撤離只是中國外商撤資潮的壹股寒流。除了減持股票以外，不少外資也陸續中止與中國上市公司的項目合作。2008年8月7日至2009年1月9日，高盛（Goldman Sachs）旗下子公司減持西部礦業近8千萬股，套現5億，使高盛對西部礦業的持股降到了5%以下。下面再列舉若干外資從中國的上市公司撤資的案例[16]：2008年11月，英國石油公司（BP）宣布撤回在亞洲風電業務的投資，導致金風科技子公司北京天潤與BP共同開發內蒙古達茂旗風電項目的合作終止。與此同時，日本的原弘產株式會社宣布撤出湘電股份控股的湘電風能公司27%的股權。12月，航空動力控股子公司西安維德風電設備有限公司之外方股東德國諾德巴克－杜爾公司決定撤資，將其持有的維德公司股權的40%轉讓給西航集團所屬的西安西航集團航空航天地面設備有限公司。

外資還通過減持上市公司股票撤離中國的A股市場。2008年12月，QFII雲集的中金公司上海淮海中路營業部共完成268筆賣單，成交金額高達59.66億元，工商銀行、中國石油、中國平安等權重股均為賣單。據香港聯交所資料顯示，摩根大通在2009年1月的頭兩個交易日中分別減持了中國石化、中國鋁業和招商銀行3隻中資股的港股股份，總共涉資8.75億港元。[16]

面對退潮般的外資撤離，2008年12月19日中國商務部在網站上公布了商務部、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印發的《外資非正常撤離中國相關利益方跨國追究與訴訟工作指引》，宣稱將對「非正常撤離」的外資提起跨國追訴。[17]且不討論這種「跨國追訴」操作起來有多困難，僅這壹「工作指引」問世本身，就說明中國政府對外資撤離憂心如焚。為了挽救經濟頹勢，中國政府甚至置環境保護于不顧，倉促地大量上馬污染項目。2008年11月，在短短3天之內，中國政府就批准了93個投資計劃，價值達2,600億元人民幣。同時，各省級環境部門立刻紛紛效仿，縮短有關項目環境影響評估的時間，在壹些地方，評估外資項目對環境影響所需要的評估周期從60天減少到5天。 [18]

二、中國真是外商投資的「福地」？

儘管港、台、日、韓資本的撤資早於這次金融危機，其撤資原因是中國的土地、原材料及勞務價格持續上漲，與金融危機發生后歐美大資本撤離的因素不同，但中國官方卻壹律將所有的外資撤離稱為「受美國金融海嘯的影響」。對2009年接踵而至的外資銀行撤資案例有幾種不同的解讀。中國官方的解讀是：這些急於「撤離」的境外戰略投資者是因為財務狀況差，自身的「流動性」出現問題，所以它們的撤離與中國銀行業的經營狀況沒有直接關聯。但境外同業的分析卻認為，外資從中國的金融業撤離，主要是因為中國銀行業的呆壞賬率將迅速上升，預期盈利能力會明顯下降。例如，「標準普爾」評級機構宣稱：2009年中國國內銀行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的利潤率將收窄50%，平均貸款利率則會由2008年6月的水平下調300個基點，在此預期下，中國銀行業的隱含壞賬率將揚升204基點。[19]

2008年11月26日《美國商業周刊》刊登過壹篇「美商加速撤離中國」（China Losing Luster with U.S. Manufacturers）。若想了解外商撤資的原因，此文不可不讀。該文指出，美國AMR研究機構在最新調查中發現，近月美商對在華投資抱持的心態已發生極大轉變，儘管仍有35%的廠商把勞動力成本上升列入首要考量，但更多的廠商從中國撤廠的考量已由直接成本因素轉變成無形的產品品質及知識產權因素。該結論系研究人員對130位美國各產業的製造業者調查后得出，被調查企業涵蓋製藥商、電腦廠家與汽車零件廠。研究人員為探求廠商態度大變的原因，就15項不同的風險因素，要求受訪者分別對不同地區設廠可能的風險予以評等。調查結果是，廠商認為在中國設廠的主要風險為產品品質及知識產權考量――而2008年5月的調查顯示，那時廠商最關心的是薪資及運送成本不斷上升的風險。統計數據顯示，這15項風險因素中，中國在其中9項上被評為最高風險，有壹半受訪者把中國的品質不良、57%的受訪者將侵犯知識產權風險等級列為最高，兩項的比率都比5月的調查高出許多。只有不超過7%的受訪者將世界上其它地區的這兩項風險列在首位。調查顯示，中國的風險因素還包括不易管理、商品價格波動大、供應鏈不夠穩定、信息科技問題等。[20]調查者發現，表示要減少從中國供貨的廠商比率已從9%上升至17%。2009年第105屆廣交會的交易結果彷彿證實了這項調查的結論：該屆廣交會達成的出口成交額（262.3億美元）比上壹屆減少53.2億美元，減幅為16.9%。[21]

1、有多少外資在中國實現了「淘金夢」？

與阿拉伯國家（比如另壹個淘金天堂迪拜）相比，中國的投資環境當然要好得多。但中國這個淘金天堂里也充斥著許多失敗者。2005年5月18日，在北京召開的《財富論壇》上，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的講話列舉了外商在中國贏利的成績：正在運營的28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贏利。薄熙來還列舉了在華美國商會2004年的調查：被調查的四分之三美國公司在華贏利，42%的公司在華利潤率超過其全球的利潤率。薄還特別提到，德國大眾在華合資公司的運營利潤相當其全球運營利潤的四分之壹。[22]《財富》（中文版）發布「2005年度外商投資調查」時，再次強調「在中國做生意並不像外面傳說的那麼無利可圖。……我們調查的另壹個結果是：如果在中國擴展或者建立新的業務，超過 56% 的外商認為3年內可以盈利，超過 90% 的外商認為5年內可以盈利。」然而，事實並不像他們所說的那般美好。上述報告極力強調在華外資正在贏利，這恰恰表明，在華外資的贏利與否，是壹個頗值爭議的問題。

在華外資的真實成績單是：壹半外資已撤走，留守者只有壹半多贏利。薄熙來所引用的數據迴避了兩個事實：其壹，投資失敗而黯然撤資者占來華外資的壹半；其二，留在中國的50多萬家外資企業當中，有22萬家並未正常運營。筆者的這壹發現，得之於偶然的機緣：商務部為了抵制國家發改委（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的政策建議，向公眾提供了壹組通常情況下被視為絕密的數據。2004年，這兩個政府部門為「兩稅並軌」（即中外企業所得稅並軌，2008年推行時改稱為「兩稅合壹」）壹事發生爭執。國家發改委的壹份報告認為，中國引進的外資過多，已對國家的經濟安全構成威脅，因此主張取消對外資的稅收優惠。主管外資業務的商務部官員情急之下，於2004年12月中旬公布了壹組數據：當時中國累計使用外資的金額是5,590.23億美元，其中近壹半資金已經撤回；當時在中國註冊的外資企業共有504,568家，但實際運行的不到三分之二。透露這壹數據的商務部部長助理黃海在公開發言中表示，由於中國沒有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的統計，而被普遍使用的「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這壹指標並不能反映外商投資企業終止運營及撤資等情況，到2004年底，中國利用外資的存量約為2,500億美元，僅及實際利用外資累積金額的壹半。[23]那麼，運行中的外資企業的贏利狀況又如何呢？2004年7月，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反避稅官員蘇曉魯指出，55%的外資企業均報虧損，但他認為其中不少是借虧損之名行避稅之實。[24]2005年廣東省統計局調查了廣東的696家重點外商投資企業，發現廣東省東西兩翼和北部山區的外資虧損面逾半。[25]

筆者根據上述數據稍作分析，得出了中國政府壹直力圖隱瞞的結論：在華外資中有壹半因為虧損已經撤走，留下的外資當中有將近壹半未營業，而營業者里只有三分之二贏利。如此成績，中國能算得上是「投資福地」嗎？

有關中國吸引外資的報道總是「金光燦爛」，不僅中國自彈自贊，不少外資也唱著相同的曲調。唱歸唱，但有關到中國投資是否贏利卻始終是個問題。過去十幾年來，美國影視媒體產業對中國十幾億人口所隱含的龐大潛在市場充滿憧景，不少媒體企業在中國投入相當規模的投資，紛紛登陸中國市場。據《紐約時報》2009年5月4日的報道：「美國在線」（America Online）二度結束在中國的業務；同屬時代華納集團（Time Warner Inc.）的華納兄弟電影公司（Warner Brothers Entertainment）2006年曾計劃在中國設立200多家零售店，此計劃也已胎死腹中。該報道指出，在很長時間內，美國媒體主管高談中國的市場潛力，把中國說成是影藝產品（包括媒體產業）的金礦；但壹旦進入中國，媒體公司的挫折感就不斷升高。時代華納公司的副總裁戴爾寧（Michael Del Nin）表示：「沒有壹家公司在那裡真的站穩，似乎也沒有人知道怎樣才能站穩。」 [26]另壹位非常懂得向中國政府彎腰並放棄新聞原則的媒體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曾傾注全力打進中國市場，但10年之後不得不承認敗北，有人諷刺說他唯壹的收穫是找到了壹位華人妻子。[27]

外商在華投資的業績究竟如何？也許，與其聽投資者的自我吹噓，還不如根據宏觀數據作直觀的判斷。《中國經濟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總編喬·斯塔威爾(Joe Studwell）寫了本《中國夢》（The China Dream，2002年）。該作者採用美國商務部的數據（美國商務部要求美國企業的外國分支機構報告盈利狀況），所列舉的事實正好與薄熙來的結論相反：2003年，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為美國企業提供了44億美元的利潤，人口僅為1,900萬的澳大利亞為美國公司創造的利潤是39億美元，而墨西哥這個人口僅9,500萬的國家為美國企業提供了57.5億美元利潤。[28]在國際投資者「中國夢」正酣之際，這本《中國夢》似乎是只不討人喜歡的「烏鴉」。

所有外商中，港商與台商的命運最為悲慘，不少港商不但血本無歸，甚至還身陷囹吾。2005年廣為流傳的「北京門事件」，就是政商合作當中外商利益被侵吞的壹個著名案例。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香港嘉利來集團想與有官方背景的北京市二商集團合作開發房地產，藉助官勢賺錢發財，但投資的房地產增值后，數億資產卻被北京市的合作方侵吞。壹位采寫「北京門事件」的記者認為，此案「實際上是北京市三個局級政府部門內部腐敗分子共同涉入，聯手合謀搶奪外商巨額投資權益的公務員詐騙案」；他寫道，「據了解，目前港資在大陸外資總額中比例為45%，而近年來港商在大陸吃官司、被關押的人數上萬。美、歐、日等國商人處在本國政府的強力保護傘下，台商因為涉及兩岸關係，大陸貪官亦不敢妄欺。而港商，早在1980年代，就被北京的士司機冠以『港熊』（念『松』，即『熊包』，好欺負之意）之稱」。[29]這位記者其實高估了台商的處境。近年來，有關台商在大陸投資失敗的新聞同樣不絕如縷。台灣商人高為邦對自己在中國投資失敗的經歷創痛鉅深，為警示他人，成立了壹個「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並以30多個案例分析為主線，寫了壹本《投資中國，妳必須知道的陷阱》。該書列舉了台商投資中國的12大陷阱，諸如「假合資、真詐財」，「勾結銀行貸款、債務套牢台商」，「假執法、真搶劫」，「白道撐腰、黑道搶劫」等。[30]至於到大陸投資的台商到底有多少獲得成功，北京政府與台灣雙方的說法差距甚大。北京官方宣稱，到大陸投資的台商有80%賺了錢；而台灣陸委會則認為，在大陸的台商中只有四、五成是賺錢的，台商協會自己的估計是，投資失敗與成功者的比率各半。[31]

2、外商投資遇到的「剋星」

中國吸引外資的主要閃光點是「比較優勢」，即中國能為外資提供低廉的勞動力與土地，再加上從90年代後期開始人民幣幣值被低估，這些因素都使中國的廉價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具有壹定的競爭力。但從2004年開始，這壹「比較優勢」日益受到質疑。部分外商抱怨，過去10年來，三類成本（即經營成本、監管成本和外部成本）過高，壹直制約著他們在中國的商務發展，連眾多提供減稅政策的經濟特區也是如此，對外商而言，盈利變得越來越困難。

2005年4月，英國《金融時報》曾發表壹篇「中國『成本優勢』的神話」，講述了外資企業在中國難以贏利的真相。文章說，經營成本上漲與全球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趨勢同步，這兩類生產要素的進口成本遠遠高於土地和勞動力成本，而中國對進口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賴程度還在不斷加大；在投入成本上升的同時，產能過剩、准入壁壘下調、以及對低投資回報率的高容忍度，會繼續壓低利潤率；據在華製造商估算，在中國的製造企業之能源和原材料支出往往高於國外同類企業，因為其原材料要加進口關稅、出口產品要加海運成本，此外還要付17%的增值稅。該文作者舉例說明中國的大市場並不意味著高贏利：2004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啤酒市場，然而，佔中國市場份額35%的中國三家最大的啤酒生產企業2004年的利潤總額只有1億美元，僅相當於荷蘭喜力(Heineken）公司當年利潤的七分之壹和AB集團(Anheuser-Busch）當年利潤的5%。[32]

此文發表之後壹年多，中國的企業稅負、土地與勞動力成本更呈快速上漲之勢。 2006年底，中國政府出台了「財稅139號文件」，公布了出口退稅率下調方案，此舉令外資企業出口的盈利能力下降。此後，由於勞動力成本、土地費用等不斷上升，再加上宣布實施「兩稅合壹」政策之後企業稅負增加的預期，外資製造類企業開始從中國撤離，率先行動的是在華韓資、日資及台資。這些製造類企業主要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勞動力成本上漲成為企業抱怨最多的問題。2006年，廣東省的東莞、廣州、深圳等地均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全省平均增長17.8%，最高的增長32.6%。[33]當時，越南工人每日最低工資是2美元，而深圳是4美元。土地費用也日益讓外商頭痛。2006年以前，廣州開發區工業用地的最高價格不超過每平方米400元，而從2007年開始，該地的土地起步價上升到每平方米600元，深圳、東莞等地的土地價格亦相應上漲。[34]

令外商最頭痛的，還有中國的政府行為導致的監管成本過高。在企業眼裡，政府的政策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業務的獲准（如獲得免稅期、政府合同和營業執照之類的優惠和照顧等等）往往需要不斷遊說政府。這些耗時耗資的事務明顯加重了本來就在不斷上漲的商務成本。更兼稅收與其他許多雜費的徵收永遠處於不透明狀態，讓企業無所適從。談到外商的所謂「外部成本」，可以知識產權為例加以分析。美國是近年來在知識產權方面與中國發生糾紛最多、也花費最大力氣打官司的國家，即便如此，也無法解決中國企業不斷侵權的問題。[35] 許多影視媒體公司陸續撤資，原因就是受不了中國的「檢查制度、盜版問題、對外資的嚴格限制和官僚體系其慢無比的步調」。[36]

除了成本優勢不再、監管成本過高等障礙之外，政策的多變也是外資不得不面對的另壹剋星。2005年4月，美國電力、賽德能源、阿爾斯通和西門子等壹批國際電力巨頭紛紛撤離中國市場[37]，主要是因為中國的政策多變，投資環境變化莫測。電力投資的特點是資金規模大，回收期長，最忌投資環境的不穩定。當初各國電力巨頭搶灘中國，原因是中國對電力外資的特殊優惠政策。上世紀90年代初期，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國成為全球能源短缺最為嚴重的國家之壹。為了緩解日益加劇的能源緊張狀況，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的電力工業，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保」政策，即保電量、保電價、保回報，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在優惠政策的吸引下，美電、法電、韓電等500強企業紛紛涌進，期望在中國這塊「淘金寶地」上掘到財寶。至1997年，外資佔中國電力固定資產投資比例已達14.5%。但中國經濟的發展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壹直在過熱與收縮之間搖擺，相應地，發電行業也在緊缺和過剩的循環中起落徘徊。壹旦電力供給暫時過剩，政府的調控措施就限制電廠建設，比如，1998年國家制定了「三年不上火電」的政策。而經濟壹回暖，電廠投資增加，政府又限制電價。例如，2002年，各地大量興建電廠，中央政府因此提出了競價上網的政策。這壹政策使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電力緊缺時期各地方政府為引進外資而許諾的「保電價」、「保回報」等優惠政策成為壹紙空文。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由於中國政府的外資政策變化不定，當初衝著優惠政策而來的外資電廠到2004年幾乎全部陷入虧損，或接近虧損狀態。太平洋頂峰曾是在中國排名前五位的壹家外資電力公司，出資方為世界500強美國聯合能源公司和世界銀行等。2004年底之前，該公司壹共在中國投資了7個熱電聯供企業，總裝機容量40萬千瓦，總投資額達到20億元人民幣。到了2004年，太平洋頂峰的7家電廠有4家虧損，僅3家微利，2005年整個公司出現虧損。這樣便發生了外商電力資本的大規模撤退，西門子公司被迫於2004年年末將該公司在河北邯峰電廠40%的股份出售。經過這輪撤資潮，電力行業的外資在中國的投資存量大約還剩1,200億人民幣。

在中國市場上敗北的還有汽車行業的壹些外資。大眾汽車公司的產品在美國和歐洲市場上都不暢銷，中國成了它最重要的海外市場。但是，大眾汽車在中國的銷售於2003年達到創紀錄的69萬輛后，便開始走下坡路，2004年的銷售量滑落到64萬輛，盈利更是壹落千丈。2005年第壹季度，大眾汽車在中國的業務陷入運營虧損，它在中國的兩家合資企業的盈利狀況從上年同期的1.06億歐元利潤變成1,700萬歐元虧損。[38]經營如此不景氣的大眾汽車，還被薄熙來在2005年的財富論壇上作為外資贏利的樣本。

外商遭遇到的最深且無法擺脫的困擾是中國高度腐敗的制度環境。外國商人到中國投資，有如拎著滿口袋的金錢到拉斯維加斯賭博。他們是否能賺錢，不取決於在本國煉就的經商能力，而是依靠他們到中國后的「悟性」――能否儘快悟出結交中國政府官員的門道，如果自己不能，就將這類事務交給「公共關係公司」去打理。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壹書中敘述了自己在北京的壹家外資公共關係公司工作的經歷。他提道，公共關係公司的職員人手壹本《遊說者手冊》，教員工在中國遊說政府的技巧。對在中國從事商務活動的美國公司來說，有兩個重要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在這個沒有真正法制和腐敗猖獗的社會中，尤其是面對如此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美國商界根本沒有選擇忽略中國政府部門的餘地。事實上，要想在中國獲得營業執照──即加入遊戲──不僅僅需要與上面人士拉關係，還需要與幾個下面的人士同時打通關係，通常包括壹些地方官員。壹個公關公司如能吸引有龐大關係網且有相當級別的前政府官員加入（用我們的行話），就能為公司加分。壹些象摩托羅拉、思科和柯達等大公司都有專門的強大的工作部門負責與中國內部官員保持良好的關係，但這隻是例外。大多數公司需要通過我們去與中國官僚隊伍建立關係和依賴我們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們從中抽取傭金。」「其次就是與公司總部的關係，儘管在我們的手冊中沒有列出。當某個公司總部的執行總裁或者更糟糕壹點，是財務總監宣布即將到北京來，很多公司駐華代表都會不露聲色地陷入緊張之中。為避免被問到壹些有關盈利方面的問題，第壹道防線就是準備大量的套話。因此，我們會為他們預備大量的簡報和幻燈圖片：都是高質量的、謹慎樂觀卻又模糊不清的關於市場發展機遇的長期計劃，同時又靠指出與當地政府交往中出現的不確定因素而為自己留有迴旋餘地。第二道防線就是雇傭幫手，那就是我們。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公司會議上我們扮演獨立的審計角色，表示在經過多番精心調查和驗證后，十分贊成公司首席代表的市場計劃。第三道防線是，總之，要執行總裁或財務總監忙不接暇。這又會用到我們：我們知道如何把他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不僅僅是娛樂，還有與中國同行舉行座談和宴會，讓他們產生壹種滿足感，即便所討論的細節沒有壹項落實到實處（在中國，要想細究壹個問題可能要花上壹輩子的時間）。」良好的關係是不是意味著必然賺錢？答案也是否定的。該作者道出了外國商人的感受：「他們與令人厭惡的強盜般的中國搭檔共同經營齷齪的合資企業，他們需要解除合約后仍舊能夠繼續維持自身生存。他們在5-10年期間金錢損失得好比人體大出血，即使不斷調整自身的燒錢率也無濟於事，直到最後，公司總部不得不說，夠了。」[39]

實際上，在「中國熱」的背後，中國也是「不少外國商人事業的墳墓」。失敗的投資者只能選擇撤離，而外資的撤離方式則千姿百態：美國、歐洲的跨國公司出於對公司形象和公司股票價格的考慮，大多不願意對外界坦承在中國的投資失敗；港台資本除了部分轉移他地之外，還有不少以破產告終；不少韓資乾脆採取逃離躲債的方式；日資因為進入中國的方式與他國不同，撤離時也講究技巧與策略。

改革開放30年來，外資幾乎對中國所有有利可圖的產業都作了試探，從消費品到汽車，從能源產業到機械設備製造，從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到房地產業，乃至金融領域，大致可以說，外商大約已經很難在中國再找到新的投資「處女地」了。同時，中國這個市場到底有多大，各行業的外商也都摸清了這潭水的深度。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外商選擇了大規模撤資。時至今日，或許可以作出以下判斷：外資的中國投資熱之高潮已經成為過去。中國若仍然指望像2007年以前那樣每年有新的巨額外資進入中國來拉動經濟增長，這樣的期待恐怕會落空。這不僅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將面臨外資推動力遞減的挑戰，而且意味著中國在國際關係上以經濟制約政治的基本策略之基礎將逐步削弱。

三、腐敗：外商遭逢的制度環境之困

當外資受困於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之時，它們還能完成各國理想主義者所賦予的、它們自己也承諾過的使命――促進中國經濟市場化進而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外資被迫順應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所產生的後果相當複雜――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這些外資本身而言均如此。

1、壹個有關外資作用的中國神話

筆者至今還記得2000年左右在中國陷入的壹場爭論。當時最熱門的壹個公共話題是，中國加入WTO將會發生何種變化。這個話題背後隱含著壹個不容質疑的默認前提：「經濟發展必然會促進中國政治民主化」。不少學者都主動或被動地捲入了有關這個話題的討論。許多人相信，「加入WTO有助於中國減少腐敗」，其理由是，中國加入WTO以後，實力強大的跨國公司會迫使中國政府和企業遵循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如此將減少中國的腐敗，促進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化。筆者當時是極少數持反對意見者之壹。我的反駁理由很簡單：第壹，這壹默認得不到國際經驗的支持，印度、墨西哥等都是WTO成員國，但這些國家的腐敗仍然非常猖獗。加入WTO既然未能減少這兩國的腐敗，自然也不能減少中國的腐敗。第二，這壹默認也得不到中國本土經驗的支持，中國上個世紀80-90年代就開始大量引進外資，事實證明，不是外資改良了中國的制度環境，而是它們順應了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再壹次為世界提供了壹個西方文明到中國「淮桔成織」的樣本。雖然筆者這兩點立論未曾被人直接駁斥，但不少言者繼續堅持「外資大量進入將減少中國腐敗，促使中國政治民主化」之說。至於「資本最聽利潤的話，哪裡有利潤哪安家」這壹被馬克思用極其精闢的話闡述過的道理（即「為了300%的利潤，資本家可以冒上絞刑架的風險」這句名言），被所有的人忘得精光。持民族主義觀點的人士批評外資進入中國擠垮了中國本國工業時，其實也忘了這個前提。他們的批評總讓人覺得，他們原以為外資到中國來是為了促進中國經濟發展這壹高尚目的。

由於默認了「經濟發展將促使中國政治民主化」這壹前提，而經濟發展的主力之壹是外資，於是外資進入中國的作用被誇大到了經濟領域之外，吸引外資不僅在中國被塗抹上壹層倫理色彩，也成為歐美資本樂於披在身上的壹件倫理外衣。出於利益考量，歐美資本集團自願充當中國政府遊說本國政界的代理人（在美國這批親中人士被戲稱為「擁抱熊貓派」）。他們在遊說本國政府制訂對華政策及說服各人權團體時，這點預想壹直是個最好的理由。在中國政府與外資共同的努力下，外資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壹，中國GDP的壹個主要增長點便源於外國直接投資（FDI）。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04年發表的壹份題為《外國直接投資趨勢和近期發展》的報告，2003 年中國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530億美元，而同年美國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僅為399億美元，屈居第二，中國首次成為全球接受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40]。2005年中國調整外資政策，2006年實際利用外資比2005年下降4.06%，但仍然高達694.68億美元。[41]

如此龐大規模的外資進入中國，對中國不可能不產生巨大的經濟之外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並非民主國家的壹些理想主義者所預期的「促進中國民主化」，反而使中國的制度性腐敗國際化了。

2、外資如何逐漸順應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

中國的市場處於壹種規則不透明的半開放狀態，政府不僅掌握分配稀缺資源的大權，還決定外資進入中國門檻的高低。在這種投資環境中，跨國公司為了規避市場風險，降低市場進入成本，必須多方尋求政府力量的支持；而這種尋求支持的過程，其實就是跨國公司通過非正當手段與政府官員達成「雙贏」的過程――所謂「雙贏」，于外資而言，是進入了中國市場；于中國方面而言，這種「贏」具有雙重含義，壹方面中國各級政府的政績單上增加了「引進外資」的數量，另壹方面參与引資的官員獲得了大量個人利益。

外商在中國涉嫌腐敗由來已久。據不完全統計，這類案件從2000年開始直線上升，僅2003年國外公司涉嫌賄賂有關的腐敗案件便達到1,500餘件，比2002年增長20%。[42]而外資企業負責公關的高管們關於外資行賄的種種說法更是口口相傳，且有聲有色，只是當時很少見諸于媒體。即便媒體偶爾報道，用語也十分謹慎。2002年12月4日，雲南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原黨組書記彭木裕涉嫌受賄。他審批「昆明沃爾瑪管理服務有限公司」項目時，允許其妻接受該公司董事鄒麗佳約10萬元人民幣的禮物。《中國青年報》小心翼翼地刊登了壹篇隱去受訪者姓名的文章「怎樣與國家公務員『溝通』――壹外企總監談行賄技巧」，描述了外企在中國行賄如何由淺入深地與政府官員建立「交情」的過程。[43]2003年，山東濟南市歷城區檢察院反貪局辦理壹起外企高管人員涉嫌腐敗案件，辦案時「上級」特別提出要求，「為不給外企帶來不良影響，辦案人員不開警車、不著檢察服，表面看來壹切悄無聲息」[44]。

中國媒體對外資在華的商業賄賂問題的報道，可以2004年為分界線，這與中國政府當時對外資的態度直接相關。2004年以前，中國政府的思路是儘可能多地吸引外資，因此在處理外資涉嫌腐敗案時非常小心。自2004年起，針對壹些外商抱怨中國投資環境的腐敗，中國政府為了肯定中國的現行制度，把腐敗的責任推給外商，在宣傳部門的主導下，有關外資企業在中國行賄的新聞不時披露于報端。這些案例中不少是案發海外，見諸西方媒體，國內再廣泛報道。例如，2004年4月8日，美國電信巨頭朗訊宣布，其中國公司總裁戚道協等4名高管因涉嫌違反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行為而被撤職[45]；隨後，巴黎的法院法官勒魯瓦於5月27日披露，法國著名建築師保羅·安德魯以「非正常方式」（即行賄）獲得了中國國家大劇院的設計合同。2005年5月20日，美國加州的醫療診斷設備企業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簡稱DPC）和美國司法部同時宣布，該公司在天津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診斷產品有限公司通過賄賂取得中國醫院的訂單，被罰款480萬美元。中國的媒體報道此案時提到，是否中國「灰色的商業環境」迫使外國投資者不得不冒違犯本國法律的危險。[46]幾乎與此同時，壹篇介紹外國商業遊說的文章「站在大門口的陌生人」，被中國各大網站改成各種標題登載。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介紹外資如何利用「遊說」這壹公關策略，在中國獲取商業利益。該文介紹說，尋找Mr.Key（關鍵人物），並通過關鍵人物的社會關係網路（主要是政商關係），進行相對間接的遊說，輔之以直接遊說，是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尤其是敏感產業的主要遊說形式，而這種遊說屬於「不怎麼正當的活動」。[47]隨著中國媒體對這些案例的追蹤，外資在中國扮演的角色開始在中國國內頻頻受到質疑。這首先與外資在中國的道德形像有關，有關外資在中國涉及腐敗的內幕被陸續披露，包括嚴重的偷漏稅問題。其次，不少學者開始詬病中國讓出了市場卻沒有得到技術。

與此同時，外商圈內也開始了反思。壹方面，不少外資企業重新評估中國市場的前景。另壹方面，壹些曾在中國的外企工作過的高管，也開始反思外資進入中國后，給自己、給中國帶來了什麼。比如，在壹家專門為外資提供服務的律師事務所工作的Gorden Chang將自己的思考寫成了《中國即將崩潰》壹書；曾供職于北京壹家外資公關公司的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出版了《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而美國媒體界「大鱷」默多克的重要助手、澳洲記者布魯·多夫（Bruce Dover），則發表了《默多克中國冒險記》（Rupert』s Adventures in China: How Murdoch Lost a Fortune and Found a Wife）壹書，描述默多克試圖進軍中國市場賺取商業利益而向北京叩頭，昧著良心所採取的妥協。[48]

「外資進入中國能促進中國民主化」這壹「神話」的真正褪色，始於2006年。如果說德國西門子公司、法國家樂福、美國麥當勞等各色「賄賂門」事件還未直接傷及這個「神話」，默多克放棄媒體應有的原則未獲得中國市場只是讓這個「神話」沾上了壹點污跡，2006年2月美國國會兩度傳召四大網路公司，則為這個神話劃上了壹個休止符。

2006年2 月15日， 美國國會眾議院人權小組委員會舉行題為「中國的網際網路：自由或壓迫的工具」的聽證會，傳召微軟、Google、雅虎以及思科等網路巨擘，對它們幫助中國政府過濾信息進行嚴厲的質詢――就在半個月前的2月1日，這四大公司曾經倨傲地拒絕眾議院的傳召，從而引起美國朝野憤怒，招來洶湧如潮的指責。2月15日四大網路巨頭公司不得不派高管出席聽證會。在面對嚴厲的質證時，這些網路巨頭都不得不承認自己服從中國政府的要求，幫助過濾信息。雅虎高級主管在聽證會上對國會議員陳詞，表示對中國的異議人士因在網上表達自己的觀點而受到懲罰感到遺憾――此前，雅虎在兩件事情上遭到指控，壹是於2005年協助中國緝拿異見人士師濤，導致師濤被當局以「泄漏國家機密罪」判刑10年；二是2004年雅虎與中國警方合作，向官方提供有關四川省達州市財政局公務員李智的上網紀錄，導致李智於2003年12月遭當局以「顛復政府罪」起訴，判刑8年－－這位高級主管陳說苦衷：為了做生意，他們必須要遵守中國的法律。其它公司如Google和微軟也都承認他們按照中國政府的要求過濾信息，屏蔽了中國政府認為政治上敏感的字眼與網站。但是，這些公司還是用另壹種方式為自己辯護，他們聲稱已明確告訴中國用戶，那些搜索是被中國政府的文字審查人員封堵的。[49]這些公司去中國之前，都曾宣稱要用網路這壹工具幫助推進中國的言論自由，如今卻為虎做倀，成了中國當局控制言論的幫凶。自此之後，筆者在美國也不再聽到有人重複敘說「外資進入中國能促進中國民主化」這壹神話了。而中國方面則乾脆放棄轉型學說，拋開「民主化」理念，受《北京共識》壹書的啟發，開始構建「中國模式」理論。

就接受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的先後順序而言，最開始自然是與中國有文化血緣關係的港台資本，因為港台兩地人士對腐敗基本上沒有文化上的抵抗力；緊接著是與中國有文化近親關係的日本、韓國企業，最後才是歐美資本。據筆者向數碼在外企專門負責與政府部門聯繫的朋友了解，他們認為：跨國公司的腐敗是被逼出來的。80年代這些外資公司剛到中國開拓市場時，並不習慣於行賄；但他們很快發現，自己與壹些行賄的公司處於不平等的競爭起點上，流失了許多機會；於是，外資公司也開始默許這壹行為。許多跨國公司迫於中國的制度環境，深知「如欲取之，必先予之」，只是取得的是中國官員與國有企業出讓的公眾利益，回饋則給予官員私人。況且「羊毛出在羊身上」，做成壹筆生意，賄賂成本最後都會在高報的價格與巨額利潤中獲得補償，所以外資通常都明智地選擇了「以較少成本獲得較大利潤」的策略，認同「中國特色」的遊戲規則，參与腐敗。只不過歐美資本在行賄方式上「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無論手法還是氣派，確實非「先行者」港台中小資本可比。

3、賄賂：Mr. Key手中的 Golden Key

外資在中國的經濟活動之所以必須向中國政府官員行賄，完全是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政治狀態造成的。這也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通病。長期研究腐敗的Cheryl W. Gray和Daniel Kaufmann曾將跨國公司投資于發展中國家時出現的腐敗行為，劃分為以下5種類型：

1）政府合同：賄賂能影響政府部門選擇哪些私人團體提供公共貨物和服務及其供貨合同的確切條件，它還能夠影響項目執行期間轉包合同的條件。

2）政府收益：賄賂能影響貨幣收益（指逃稅、補貼、養老金和失業保障金等）和實物收益的分配（指進特權學校、醫療、保險、房地產或是取得正在私有化的企業中的股份）。

3）公共收入：賄賂可以被用來減少政府從私人團體徵稅或其他費用的數量。

4）節省時間及避免監管：賄賂可以加速政府批准從事合法活動的過程。

5）影響立法和監管過程的結果：賄賂可以改變立法和監管過程的結果，使政府或者不制止違法活動（比如毒品交易或污染），或者在法庭審理案件中及其他法律事務過程中不公平地對待各方當事人。[50]

在不少發展中國家，政府都強力干預經濟活動。在中國尤其如此，政府不僅是經濟遊戲規則的制定者、裁判者，並且還是參賽者。政府官員通常掌握著政策、行業發展的資源，並負責看管行業准入的壁壘，這是他們索取賄賂的「資本」。官員們將這壹「資本」用之於國內企業，謀取了不少非法利益，對於國外企業，他們自然也不會放棄這壹機會；而且，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他們對能給他們帶來更多機會（如子女到國外求學、家屬移民外國）的外資，自然格外青睞。壹般而言，跨國企業在本土做生意都比較「規矩」，經營行為相對比較規範，但到了中國這個腐敗成風的國家，要想獲得利潤，就只有入鄉隨俗，通過賄賂繞過政策壁壘而迅速獲得市場准入權及各種便利。

在這種制度環境下，外資要想不腐敗，就只能退出中國市場。儘管深為腐敗所苦的中國人寄希望于跨國公司能迫使中國政府與企業按照國際通行的遊戲規則辦事，減少腐敗，但事實證明，這些公司不但未能改善中國政府與企業的行為，相反卻順應了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按照中國的遊戲規則辦事，屢屢成為行賄主體。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港台資本與中國官員的行賄關係中，中國政府往往反誣港台資本腐蝕了中國官員。比如，廣東省曾刊載過壹篇以該省高級檢察院的名義所寫的長文，論證港商如何用「糖衣炮彈」擊中了中國官員。該文提到，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官員們由於沒有見識，那「糖衣炮彈」不過是彩電、冰箱以及空調等廉價物品而已。現在，官方已不願再討論中國官員和外商在腐敗共謀上的主從關係。但仍然有少數糊塗的中國人認為，需要討伐的只是外國資本這壹「罪魁禍首」，彷彿中國官員總是「受害者」。試問，如果不是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逼良為娼，在本土並不腐敗的這些跨國公司難道真那麼願意花費大量資金去行賄？

外資在中國又是如何被鍛煉成腐敗高手的呢？其中，中國的壹些「海歸」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由於外資公司那些來自母國的高管們均非「中國通」――「中國通」在此指的不是僅僅懂中文，而是指那些通曉中國國情、擅長與中國政府官員打交道的人。如果本人在中國的官場有「根」（即父母或家族成員掌握政府部門的某些實權），自然是外資公司青睞的「上上人選」。即前文所說的Mr. Key。但是，僅僅只找到Mr. Key是不夠的，這些Mr. Key手中還必須掌握Golden Key，即用於賄賂的大量資金或與金錢等值的機會。

2004年7月23日，廣州的《亞太經濟時報》發表了壹篇題為「電信企業行賄內幕驚人，反腐機構面臨嚴峻考驗」的文章，揭露了國際電信業巨子們在中國參与腐敗的大量觸目驚心的事實。據民間經濟分析機構安邦集團調查，跨國企業在華行賄的事件近10年來壹直上升。中國在10年內至少調查了50萬件腐敗案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這篇報道透露的外資企業行賄招數，除了中國國內企業常見的手法之外，還因跨國企業本身的便利而富有特色，其手筆之大，行賄氣派之豪闊，遠非當年被廣東省高檢指為「腐蝕了中國政府官員」的港台商人可比。

文章指出，外資企業的行賄翹楚為電信業跨國公司――20世紀90年代中期進入中國的外資主力是電信產業，這點正與Ethan Gutmann 依其親身經歷而寫成的Losing the New China壹書中所談壹致，也與2005年2月9日《瞭望東方周刊》所載「經濟學家為企業代言的是是非非」壹文所述壹致。Ethan Gutmann記述了摩托羅拉公司行賄的故事，「經濟學家為企業代言的是是非非」壹文則披露了中國某著名經濟學家的政策建議與電信業的關係，指出中國電信產業的政策幾乎完全出自於這位經濟學家的建議。

從《亞太經濟時報》所載文章的介紹來看，歐美和日資企業往往採用以下行賄手法：

壹是虛擬職位。部分外資銀行為了培植中國政府和客戶的關係，常將壹些高官或國有大中型企業負責人的親屬（甚至是司機）等，高薪聘為外資銀行的高級主管甚至是副行長之職。雖然政府規定高幹子弟不能從商，但這些人擔任外企的高級白領卻不在受限之列，這種形式的行賄可以堂而皇之地將賄賂轉化成薪資。

二是聘任顧問。壹些跨國企業為了拉到某項目的大額訂單，可能另行設立壹個與本企業毫無瓜葛的新公司，再聘請作為行賄對象的相關負責人為該公司顧問，以此名義發放上百萬元的年薪。

三是股權誘惑。這在房地產業非常普遍。為了拿到地塊，壹些外資房地產公司會向公關對象承諾，在未來設立的某個項目公司中給予相應的股權。

四是通過「助學」賄賂政府高官與企業高管。某知名外企從1998年起在中國投入驚人的成本，與國內高校或研究機構合辦「主要面向政府高官和電信企業的高管」的EMBA班，甚至自建以企業名字命名的大學。這種教育機構擁有世界壹流的專業背景、教學資源，對外招生的學費不菲且名額相當寶貴。但是，若學員來自外企的重要合作夥伴，則經常不需自掏腰包交學費。外企選擇這些具有最佳發展潛質的骨幹，是因為這些「精英」會與外企成員在學校里發展良好的關係，為外資將來獲得長遠的公司利益形成良好的循環。

五是通過關聯交易行賄。很多中國通信企業的老總都有自己的公司，這種公司名義上的投資者常常是這些企業老總的家人或朋友，隱蔽性很強。據說，最普遍的「洗錢工具」是提供諮詢服務的公司，因為諮詢服務費用的定價自由度最高，更適應行賄的需要。

上述具有長遠戰略眼光的行賄大手筆，確非「土頭土腦」的港台中小資本可比。港台中小資本的行賄歷來只有戰術的創新，絕無如此「戰略眼光」。據說，外資大企業的行賄成本壹般為合同涉及金額的10%左右。

4、外資在中國的「哈姆萊特之困」：賄賂還是放棄？

2007年9月，前殼牌石油公司（Shell）的高管布里格斯（Paddy Briggs）在他的博客上發布題為「公司致力於人權的迷思」的文章，揭露殼牌石油公司表面上制訂政策推進人權，實際上完全不顧某些國家侵犯人權的行為，持續擴大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和生產規模。[51]這篇報告讓我想起了另壹個流行已經久的說法，即跨國公司在促使投資國反腐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這壹說法與跨國公司可以促進資本輸入國的人權進步之論，其實是西方社會對公司社會責任的兩種表述。

對於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腐敗問題，包括腐敗類型、產生原因等，美國政治學界與經濟學界都有人做過深入研究。例如，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家蘇珊·羅斯·艾克曼（Susan Rose Ackenrman）的著作《腐敗與政府》（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就是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產生腐敗的原因以及如何改良政府機制，推進反腐敗的。前述Cheryl W. Gray和Daniel Kaufmann為世界銀行所撰寫的研究報告「腐敗與發展」（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亦是這壹領域的研究成果。應該說，這些研究者對發展中國家出自其文化背景的腐敗原因、腐敗類型都做了深入研究。儘管這些研究並非針對中國，但中國的腐敗類型並未超出這些研究所揭示的範圍。但必須指出，如果說蘇珊研究發展中國家的腐敗問題時，中國投資環境的腐敗還未進入西方學者的研究視野，那麼到了Cheryl W. Gray等人的研究報告《腐敗與發展》發表之時，中國的腐敗之嚴重早已為世界所知。然而，在西方學術界，對中國腐敗問題的研究經常被刻意忽略，很少有人願意就此作深入的分析，其中似有實際的利益考量。曾有壹位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Carsten A. Holz痛定思痛，寫了壹篇文章「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都被收買了嗎？」反思國際社會P.R.China研究所存在的問題，作者開篇就談：「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術界人士，包括本文作者自己，習慣性地討好中共，有時自己明確意識到了，有時沒有意識到。這麼做的動機是為了適應生存環境。我們通過以下方式討好中共：提出某些研究課題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課題，報告某些事實或者忽略某些事實，我們使用的語言，我們講授什麼以及如何講授。」[52]後面則是很具體的陳述與分析。建議國內研究海外中國研究（主要是P.R.China研究）的學人，務必讀讀這篇難得壹見之好文。

近年來，中國政府已經尋找到壹種新的方式來捍衛自己的「名譽」：每當海外媒體或機構陳述中國的某些被官方視為「負面」的消息時，中國政府就會提出「抗議」，或者讓本國專家出面「駁斥」。比如，2006年5月4日，著名國際會計公司安永公司（Ernst & Young）發布年度報告，稱中國銀行壞帳高達9,110多億美元。這個數字是中國政府公布的壞帳數字的2倍多，總額超過了中國當時的外匯儲備8,536億美元，從而招致中國政府的嚴重抗議。儘管此前瑞銀集團（UBS）董事總經理喬納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對中國金融系統壞帳的估算數額與之相差無幾，但安永被中國政府抓住了「痛腳」――這「痛腳」就是這份報告與安永以前受聘對中國工商銀行所作審計的結果相互矛盾。由此安永陷入了兩難困境：如果堅持2006年年度報告的壞帳數據為真，那麼它為中國工商銀行等幾家銀行所做的審計就不真實，其職業信譽將面臨極大損失；如果堅持此前審計報告的真實可靠，那麼這個壞帳報告的真實性就值得懷疑。兩害相權取其輕，安永只能選擇它自認為損失最小的措施，被迫否認其2006年報告中該數據的可靠性。[53]2007年6、7月間，中國亦曾迫使世界銀行修訂壹份有關中國的環境污染報告中的數據。[54]2009年2月份，中國政府又與路透社打了壹場「口水仗」。起因是1月22日路透社發表壹篇文章「中國統計數據迷霧重重，經濟學家不知所措」。該文提到，中國的統計數據就像「包裹在謎團之中的壹個謎語」，尤其是2008年第四季度的經濟數據令人如墮五里霧中，因為「廣義GDP數據與潛在名義增長趨勢不相符」。該文引用多位外國經濟學家的看法，提到「對中國經濟數據的解讀要留有餘地，而且不是壹點半點餘地」，因為「這些數字可能被政府操縱」。從2月6日開始，中國方面的反駁陸續出場，反駁隊伍的主力有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55]、北京大學教授劉偉、蔡志洲[56]。其實，對外國專家威脅最嚴重的並非這些反駁，而是中國政府不再發給這些被視為對中國「不友好人士」簽證，使他們無法進入中國。這對壹些需要依賴與中國合作的機構與研究者來說，是最致命的打擊。這也是為什麼在P. R. China研究領域里少有批評聲音的原因。

事實上，在眾多發達國家中，只有美國等少數國家有專門的法律遏制本國企業在投資海外時行賄。比如，美國早就制訂了《反海外腐敗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又譯為《反海外賄賂法》，簡稱FCPA）。總部設在美國的「社會責任國際組織（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SCI）於1997年發起並聯合歐美跨國公司及其他國際組織，制定了全球首個道德規範國際標準――SA8000社會責任國際標準（Social Account Ability 8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簡稱SA8000）。美國曾先後懲罰了好幾家在中國行賄的企業，其中之壹是美國朗訊科技有限公司（Lucent）的中國分公司。2004年第壹季度，朗訊科技有限公司在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下稱「美國證交會」）的財務調查時，由於採取不合作態度被美國證交會處以2,500萬美元罰款。在此壓力下，朗訊對其在23個國家的業務部門進行了審查，這些國家包括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以及俄羅斯等。審查結果是，2003年美國之外各業務部門中，唯有朗訊科技中國有限公司的營收達到總公司營收的10%，而朗訊科技中國有限公司恰恰是惟壹在《反海外腐敗法》上出問題的海外分公司。2004年4月6日，在朗訊科技中國有限公司尚不知情的情況下，朗訊總公司向美國證交會遞交了報告。文件指出，由於存在涉嫌「違反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內部管理控制不力行為，朗訊將解除其中國區總裁戚道協、首席運營官關赫德及財務主管和市場部經理的職務。」[57]還有壹家公司――G&D公司（Grace &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由於與其服務供應商AIS發生合同糾紛，因此控告AIS在中國銷售金融服務軟體時違反了FCPA的條款，曾向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恩照行賄，使張恩照與AIS共謀，讓G&D公司本該獲得的壹筆高達5,800多萬元美元的傭金收入成為泡影。[58]此案最後導致張恩照辭職並受到懲罰。

但是，有些發達國家卻抵制國際社會控制腐敗的努力。它們相信，本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行賄，會給這些企業帶來好處。雖然這類看法從來不能宣之於口，但它們容忍本國企業在中國大肆行賄並對此類現象裝聾作啞，卻是顯而易見的。不少研究者曾對跨國公司在促使資本輸入國減少腐敗方面抱有較高期望。應該說，眾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腐敗行為讓國際社會深感失望。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排在前20名內的跨國公司的年銷售額均在600億－1,800億美元之間，在向世界銀行提供經濟數據的約140個國家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的GDP總量甚至比不上20家跨國巨頭當中最小壹家的銷售收入。基於如此巨大的經濟實力，在與中小國家打交道時，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討價還價能力。因此，國際人權組織與勞工組織多年來通過各種方法，試圖促使跨國公司履行企業責任。壹些研究者，如Susan Rose Ackenrman曾總結跨國公司在促進發展中國家反腐敗方面的經驗：第壹，國際知名消費品牌公司可以利用自己現代化標誌的本錢拒絕當地官員的索賄要求；第二，在協議中加入減少腐敗的附加條件，約束資本輸入國政府的行為；第三，揭發官員的索賄要求；第四，使國際組織成為投訴腐敗行為的信息交流中心。上述措施在巨無霸跨國公司與壹些中小國家的關係中曾產生過較大作用。但對90年代中期以來紛紛搶灘中國的跨國公司來說，這些措施卻毫無力道。跨國公司不僅沒有機會展現自己拒絕索賄的道德勇氣，反而在壹輪又壹輪的行賄競賽中鍛煉成了腐敗高手。

跨國公司在其它國家獲得的反腐敗經驗，為什麼用之於中國卻折戟沈沙？我仔細思考，認為有幾個原因：

1）上述反腐敗經驗來自於規模較小的非極權國家。這些國家中有些雖然也是威權體制，但其政府壟斷資源與控制社會的能力卻遠不如極權政府。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共政府統治的地域和人口極其龐大（這壹點在外資眼中意味著極為廣大的市場）；同時，中共極權政府的權力比非極權國家廣泛而強大得多，30年的經濟改革諸多措施最後幾乎都成了為權力開闢牟利通道，因而給官員們營造了無限廣闊的尋租空間。

2）中國政府巧妙地動員國內外壹切管道，宣傳中國的「經濟神話」，令世界經濟巨頭為之眩目，在中國這塊「投資福地」上登陸搶灘唯恐落後於他人。2005年是中國「經濟神話」的高峰年，那壹年由BBC帶頭在英國營造「中國年」，世界各大媒體緊緊跟上，美國《新聞周刊》在5月份不吝以整本雜誌的篇幅報道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就。《時代》周刊也加入營造中國「經濟神話」的行列，與BBC、《新聞周刊》略有不同的是，在幾十頁的「讚美詩」中，《時代》夾進兩頁版面指出中國存在貧富差距問題以及農村的貧困，以此表示自己的公允立場。顯然，在處理與外資的關係方面，中國政府比小國政府更具強勢地位。

3）到90年代中期，中國已積累十多年與港台資本打交道的經驗，港台地區與中國屬於同源文化，商界偏好使用賄賂以求政府官員施惠。面對蜂擁而來的跨國公司，中國的官員們明白，在如何開放中國市場這壹供需關係上，由於需求方（想去中國投資的跨國公司）迅速增多，已經形成了對中國政府絕對有利的「賣方市場」。也就是說，90年代中期以後，眾多跨國公司面對的是壹個富有索賄經驗的官僚集團，這個官僚集團的成員已經很清楚出讓市場的含金量。

4）在中國，政策法規的模糊性與隨意性使其伸縮餘地極大，從而造成壹個讓投資者不得不遵守的潛規則：行賄可以將投資門檻降低，從而大幅度節約投資「成本」。

5）跨國公司擁有壹大批在西方受過訓練並能嫻熟運用中國官場潛規則的中國人代理，這批人在催化跨國公司順應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方面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這樣壹個腐敗泛濫的國度，跨國公司很清楚地知曉壹個事實，它們在中國市場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放棄中國市場這座「金礦」，要麼適應中國的制度環境，用賄賂作為打開中國市場大門的金鑰匙。[59]從其它發展中國家總結出來的那些經驗，在中國好比中看不中用的「銀樣蠟槍頭」，僅具觀賞價值而已。

從2005年開始，西方國家紛紛派出強大的遊說團隊到北京，希望中國能把市場的大門開得更大。2005年10月，美國財長斯諾率華爾街的知名投資銀行組成豪華遊說團隊遊說北京，要求讓更多外國公司進入大陸受政府保護的資本市場。此次跟隨斯諾出征的包括花旗集團、瑞士信貸第壹波士頓銀行、高盛集團、雷曼兄弟公司、美林集團、JP摩根、摩根士丹利等金融業巨子。[60]2007年10月，中共召開「十七大」前夕，各國跨國公司組成的遊說大軍又紛紛涌進北京。美前商務部長埃文斯（Donald L. Evans）率領由20家跨國銀行首席執行長組成的「金融服務論壇（Financial Services Forum）」出訪北京，此行目標是說服中國監管機構對更多的外國投資開放其金融部門。不過，這種遊說並非僅僅是「討論」而已。由於在中國，外國機構的遊說處於灰色地帶，說客不需要登記或註冊，因而各種活動都可能借「遊說」的名義。《華盛頓郵報》引用壹位專門研究外資遊說的復旦大學教授的話，指出「有很多遊說資金流入了個別官員的口袋」，除了直線上升的賄賂外，壹些遊說公司還給高職位的政府官員朋友開支，或為這些官員支付出國「培訓」費用。[61]

發生於中國商務部與國家工商總局的多起腐敗案件，也許能說明外商如何順應了中國的制度性腐敗。2008年8月至11月間，壹條外商投資審批的尋租鏈條曝光，負責外商投資的各個審批環節都有官員涉案，其中包括商務部條法司正司級巡視員郭京毅、商務部原外資司副司長、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鄧湛、條法司行政法律處處長杜寶忠、國家工商總局外商投資企業註冊局副局長劉偉。郭京毅供職商務部條法司，主管起草、修訂、解釋外資法律法規。自1986年進入商務部后，郭幾乎參与和主管了近20年來外資法律法規的起草和修訂。而鄧、杜、劉等三人的工作範疇則高度重合與交疊，凡外資公司的設立、投資或併購，均須經商務部審批；跨境換股、外資併購等活動，則通常涉及商務部的外資司、條法司兩個部門。身為律師的張玉棟、劉陽都曾是商務部條法司的官員，張玉棟和郭京毅為大學同學，3人「都屬於壹個小圈子」。在從事外資併購業務的律師界，張玉棟頗為知名，其長處在於熟悉國內政策，在政府部門有很深的人脈關係。張玉棟的「思峰律師事務所」憑藉人脈網羅客戶，向郭、鄧、劉等相關官員輸送利益。這壹條尋租鏈運作得相當有效：郭京毅等人在實務操作上相當純熟，為有關公司指明規避法律的路徑，並運用其手中的司法解釋權和自由裁量權，與許多外資公司完成了大量繞制度的審批「交易」。郭京毅、鄧湛等人並不避諱彼此的私密關係，甚至私下戲稱是「思峰所村委會」成員。其中，年紀最長的鄧湛自稱「村長」，郭京毅位居「副村長」，劉偉是「村支書」，管錢的「會計」壹職則封給了張玉棟。[62]郭等人入獄半年之後，另兩位與此案有涉的外管局官員也被逮捕，其中壹位是外管局管理檢查司司長許滿剛，另壹位是外管局綜合司司長兼外管局新聞發言人的鄒林。這兩位在外管局長期任職，均是深知利用政策法律漏洞尋租的技術官僚。[63]

5、是什麼逼使在華外資「淮桔成織」？

為什麼西方國家的企業家在本土都要講誠信，而壹到中國就大都變成精明的賄賂者？這個問題其實也深深折磨著中國土地上的外國投資者。壹些良知未泯的外國人曾經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書――必須指出的是，他們寫了這類書之後，事實上就不得不從他們原來的職場退出，在中國的外商圈就不再歡迎他們了。

壹位在中國商界曾經活躍數年的商務代理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覺得有必要讓美國商界、政界了解中國這潭渾濁的污水裡到底有些什麼，將他的親身經歷寫成了壹本書《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他指出，外商在中國的腐敗行為實在是「淮桔成織」，是身處中國灰色的商業環境中不得已的變異。作者在該書第五章中談到了自己的觀察與經驗，「共產黨把自己改頭換面，變成了國家壟斷資本的政黨，為了避免承認過去30年的所為都是錯誤的，他們自稱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為壹個外國僑民，我認為這句話有雙重諷刺意味。在商場上，中國特色代表著徹底貪污腐敗。」作者表示，感到擔憂的不是偶然發生的賄賂事件，而是此類非法行為已經被認可為商業活動的組成部分，「若想在華成功經商必須要做出許多妥協，那些不具有中國特色的壹些美國公司在中國的市場競爭中註定要遭到失敗。」

作者認為，壹個外國商人要在這樣壹個國家裡做生意發財，「想不與政府官員做交易，基本上沒有任何可能性」。作者以非常生動直觀的語言寫道：「新到的外國僑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國取得成功就必須得到當地政府的認可。接下來就意味著妳要被認作是中國的朋友。中國領導人至少建立了三種方法讓妳顯示友善：

「第壹種，夏皮羅和李敦白式，即緊緊跟著黨走，永遠為黨的目標奮鬥。但這不僅僅是動動嘴皮子般的簡單，經過了50年的歷練，中國領導人雖然在處理公共關係方面還是生手，但卻能熟練地判斷出壹個西方人所說的話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種，即用之於亞洲地區皆準的商務活動──送禮（投資、政治優惠或者是技術上的援助）。如果貝彼得能為中國引入投資，並願意在其他外國企業紛紛撤出的時候表示對中國的局勢有信心，那麼他將會立即得到部長們的接見。如果通過他的公共事務機構進行運作，起碼要花上數年的時間。

「第三種，學者或記者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拍馬屁，對中國文化大加讚賞。這種方法如果運用得好，會被認為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對中國的嚮往。

「每壹個成功的外國商人都會用壹到兩個上述的辦法。」

讀者或許應當感謝伊森·葛特曼的坦誠，上述三個辦法確實是外國人在中國獲得成功的「秘籍寶典」，但因對自身形象有損，很少有外商願意將自己的秘密公之於眾。伊森·葛特曼寫出此書的代價是，他從此以後成為中國政府和在中國的外商均不歡迎的人，結束了他在中國的職業生涯。2006年我在紐約見到他時，正是他在美國重新尋找生活起點的時候。

當然，對外資公司的在華高管們而言，通過行賄進入這個市場，並不見得全都贏得了美好的前景。壹旦行賄行跡暴露，除了導致公司信譽嚴重受損，更糟糕的是，在母國可能受到法律制裁。這時候，那些代公司出面的行賄者也會由企業的「功臣」變成「罪人」，結束自己的職業生涯。

上述事實說明，人們曾寄予無限厚望、希望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市場，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最後促使中國政府民主化」這壹期望是多麼虛幻。更惡劣的是，外資通過賄賂與中國政府結成的聯盟，反而使中國的專制統治獲得了新的生命力，更加富有韌性。由此可見，「經濟發展必然促進政治民主化」以及「外資對中國將起到積極的政治作用」之類說法，不過是壹些虛假命題。遺憾的是，這樣的虛假命題卻引導著不少學者消耗了無數筆墨，浪費了無數口舌。

四、中國正在改變世界

中國的外資引進雖然目下正在進入退潮期，但這壹過程帶給世界的影響並不會就此告終。對中國這類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低的國家來說，跨國企業的影響相當重要。這種重要性首先從經濟上反映出來。2006年中國有28萬家運營的外資企業，雖然僅佔中國企業總數的3%，但產值卻占整個工業的27.8%，出口佔57%，其納稅佔全國稅收的20%。更重要的是，這些外資企業解決了約2,300萬人的就業問題，城市人口中約有10%在各種類型的外資企業中就業。[64]此外，大量外資還為中國帶來了先進的管理制度。中國人在本國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這兩種管理模式之外，還見到了市場化的兩種效率管理模式：台資的軍事化管理方式，以及歐美等國相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

而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影響，除了讓外國財團駐華代表們認同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之外，還讓它們成為中國政府的「好朋友」，通過他們在其母國遊說，影響母國政府對華政策。於是，中國政府得以在壹個新的國際關係網路中扮演壹個日漸重要的角色。在這些「中國政府的好朋友」那種「中國正在進步，我們需要耐心等待」的說辭下，中國的專制政治體制及其惡劣的人權狀態被刻意忽視，而日漸強大的經濟實力也使中國政府對壹些同樣是專制國家的窮國扮演「樂善好施」者。中國政府最後不僅成功地讓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墮落成壹個暴政者俱樂部，還讓聯合國解散「人權委員會」后重組的「人權理事會」變成壹個同樣在人權問題上無所作為的機構。

必須承認，中國政府在對外關係上確實「進步」很快。每有涉及國際關係的新名詞問世，都能迅速地「洋為中用」。用自己的壹套理念來闡釋這些名詞，更是拿手好戲，比如「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軟實力」之類。中國政府將通過經濟利益牽引各國對華政策概括為「展示中國軟實力」。

1、中國的「軟實力」外交

「軟實力」（soft power）指國際關係中，壹個國家所具有的除經濟、軍事以外的第三方面的實力，主要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這壹概念由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亦譯為「軟權力」、「軟力量」、「軟國力」，現已成為國際政治中的流行用語。[65]根據約瑟夫·奈的說法，「硬實力」是壹國利用其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強迫或收買其他國家的能力；「軟實力」則是「壹國通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妳的目標，從而使妳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能力」。約瑟夫·奈認為，壹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存在於三種資源中：「文化（在能對他國產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價值觀（當這個國家在國內外努力實踐這些價值觀時）及外交政策（當政策需被認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時）」。他指出，當今世界力量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無形的權力資源即價值觀的力量越來越重要，霸權越來越靠「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共同支撐才能維持。

西方國家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壹直希望中國能遵守由國際組織、國際公約和各種國際準則構成的遊戲規則，在這些規則的約束下，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成員。但中國自詡為「敏捷的龍」，哪裡甘心接受這些與其極權價值觀格格不入的國際規則的束縛？於是，中國在用「神五」、「神七」、軍事力量現代化、GDP總量等展示「硬實力」的同時，也將「軟實力」這壹概念吸收過去，並按照自己的理解，設計了壹整套「軟實力外交」方略。這樣壹個毫無原則，按照機會主義方式行事的政府設計的「軟實力」外交，實在是頗具「中國特色」。

按照中國官方的闡釋，中國的「軟實力」外交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以亞洲外交為例：首先，通過增加對外援助，與東南亞國家政府建立牢固的政治和經濟聯繫；其次，通過自由貿易協定等計劃，發展全面合作框架，讓東盟國家成為中國的利益夥伴；再次，通過半官方項目加強文化吸引力，並增進東盟國家的親中態度。這種「軟實力外交」不僅體現在亞洲戰略中。事實上，在世界範圍內，對外援助、全面互相滲透的經濟關係就是中國「軟實力」資源的核心――這與國際社會公認的「軟實力」不同，經濟實力這壹「硬實力」被當作「軟實力」推銷，在「利誘」之下，將中共的文化價值觀念包裹于「孔子學院」的外衣之中，讓世界接受早已變味的「中華文化」。這些年來，通過「利誘」，中國確實成功地讓法國、德國等國與其合作。

按照不少在華「中國通」對中國社會的理解，所謂的「中國特色就是腐敗」。帶有「中國特色」的「軟實力」 外交，常常導致對國際社會遊戲規則的破壞與腐敗。「中國特色」的蔓延，給國際投資關係、貿易關係與政治關係打上的深重烙印，就是腐敗泛濫。除了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相繼傳出賄賂中國官員的腐敗醜聞之外，壹直是塊凈土的「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2008年也曝出幾位委員涉嫌收受中國政府賄賂的醜聞。[66]

2、在人權與經濟利益之間搖擺不定的歐洲

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就壹向以是否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態劃線，誰批評中國的人權，誰就是「反華反共勢力」。懲罰「敵人」的辦法除了讓媒體口誅筆伐之外，還讓愛國「憤青」上街遊行並甩給「敵人」在華商家幾磚頭以顯中華「神威」；而施惠于友的辦法則是送富國政府以採購大單，贈窮國政府以經濟援助。應該說，中國這方面的策略非常成功。在2007年以前，除了美國之外，各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均採取了綏靖政策。經歷過20餘年的外交歷煉，中國政府已經很善於利用經濟利益引導並塑造歐盟各國的對華政策，居於歐盟軸心的法、德兩國對華政策的不斷變化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德國在施奈德政府時期奉行極度親中政策。2004年4、5月之間我到德國作短期訪問時，在科隆、柏林、漢堡等地共做了4場演講。壹些中國同胞聽了我的演講后告訴我，妳這類批評中國政府的演講，要在半年之前是不可能被德國社會接受的。那時候，德國的施奈德政府非常「親中」，壹些著名的漢學家乾脆在電視節目中公開告誡德國政府與公眾：要想與中國做生意，就不要批評中國的政治體制與腐敗以及中國的人權狀態。接替施奈德任德國總理的默克爾女士改變了施奈德政府的對華政策，堅持「價值觀外交」和「新亞洲戰略」，在2007年訪華時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態並提出了批評。她的這種做法雖然贏得了德國壹些公眾及世界人權組織的讚譽之聲，但卻因此未能在這次訪問中獲得壹宗訂單。中國為了反制默克爾9月會見達賴喇嘛，還取消了兩國外長參加聯大期間的早餐會和德國財長原定於12月訪華的行程，冷凍了兩國外交部次長每年定期討論經貿和人權議題的戰略對話，計劃2008年啟動的為期三年的「德中同行」活動準備工作也已中止。[67]默克爾之所以能這樣做，並非全出於她個人的價值偏好及其在前東德的生活背景，也與她上任以來德國開始反思對華政策有關。而這種對華政策的反思之所以能夠開始，是因為部分在中國投資失敗的德國中小企業公開披露了自己在中國的失敗經歷，大企業西門子在華撤資以及在中國的賄賂醜聞均在這壹時期發生。

法國號稱「人權祖國」，但長久以來為經濟利益所牽引，放棄了對中國人權狀態的關注與批評。希拉克政府奉行「重貿易、輕人權」的對華政策，因此經常為「空中客車」等大企業拉到中國的採購大單。高興之餘，法國政府居然於2007年4月向中國新聞出版署署長龍新民頒授法國政府的最高榮譽「騎士團勳章」（Légion d'honneur），而龍新民在中國管制媒體方面以「強硬派」著稱。法國政府給這位控制媒體的強硬派代表人物授勛，無異於肯定中國政府控制媒體具有政治正當性。此舉不僅讓飽受政府控制輿論之苦的中國知識界為之氣憤，也受到壹些法國媒體批評[68]，但法國政府此舉卻讓商界大有斬獲。為了「懲戒」德國，儘管繼承希拉克的薩科齊的對華政策還處於搖擺不定的階段，中國政府對德法兩國採取了「壹打壹拉」政策：當默克爾遭受冷遇之時，薩科齊正在中國沐浴著「冬日的暖陽」，拿到了世界民用核電史上最高額的訂單（100億歐元），還售出了 160架「空中客車」。[69]只是好景不常，中國政府與法國薩科齊政府的蜜月很快結束。2008年3月，北京奧運火炬在巴黎過境傳遞，法國各界舉行了規模巨大的抗議活動，此後薩科齊又決定於12月會見達賴喇嘛。在此情況下，中國當局終於決定懲戒法國，於是中國又出現「仇視法國和抵製法國貨運動」。法國人深感委屈：對美國總統布希、英國首相布朗及德國總理默克爾會見達賴喇嘛，北京當局都克制住自己的不滿，卻偏偏對法國領導人會見達賴喇嘛如此難以容忍？是不是法國成了北京眼中的「西方薄弱環節」？法國媒體在批評北京政府蠻橫無理的同時，也嚴詞抨擊了巴黎處理西藏問題的方式，認為薩科齊在競選總統時批評前總統希拉克的對華政策是「重貿易、輕人權」，而自己最終還是步希拉克的後塵，不僅在法國國內失信於民，而且也使法國在國際舞台上威信掃地。有人指出，那些認為「為了壹個達賴喇嘛不值得同中國鬧翻」的說法，與當年那些「為了壹個索爾仁尼琴不值得同蘇聯對抗」的說法如出壹轍，法國早就應該停止對中國的阿諛奉承。[70]中國政府的報復也未就此結束，2009年2、3月間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歐洲，特意未去法國訪問以示冷落，並給了德國總金額超過100億美元的巨額訂單，德國新任經濟部長祖·古滕貝格將此舉稱為德中關係的「偉大時刻」。而壹直有強烈親中共傾向的德國之聲中文部的新聞報道乾脆以「柏林歡迎中國採購團，結交朋友看到信心之光」為標題。[71]

在經濟利益與人權議題之間的取捨，讓歐洲的對華政策搖擺不定。在慶賀「人權宣言」60周年之際，壹位法國政治家無奈地承認，「在人權與包括法國在內的壹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之間存在著永久性的矛盾」。中國政府對歐洲這種這種搖擺不定、服從於經濟利益的無原則外交，不僅已經能夠輕車熟路地操控調整，而且還譏諷為「人權外交的虛偽性」。

3、美國政治中日益趨強的「中國因素」

與歐洲的英、法、德等國相比，美國在人權與經濟利益之間的取捨既不象法國與德國這樣游移不定，也不象英國那樣壹開頭就以經濟利益至上為取向。壹直到2009年奧巴馬政府的國務卿希拉里訪問中國，明確表示不要因為人權問題影響兩國經濟交往時為止，美國壹直堅持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與關注。對於中國透過美國政商要員的關係影響美國決策這壹點，美國也未放棄警惕。2009年4月底，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暨安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召開了聽證會，主要針對中國運用外國政要與媒體進行宣傳的策略。[72]但防備歸防備，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因素」已經成為現階段美國政治中的重要因素。美國政界及其智囊群也因其對中國的立場各不相同而分為幾派。

美國政界習慣用「紅營」與「藍營」來標識親中派與扼制中國派，主流媒體至今仍然沿用這壹稱呼。但從2004年開始，親中派與扼制中國派分別獲得「擁抱熊貓派」（Panda Huggers）與「弒龍派」（Drangon Slayer）的謔稱。[73]如果大致做壹劃分，藍隊認為，中國在國際事務方面的所作所為，已經嚴重威脅到美國的利益，其主訴是意識形態與人權等問題；而紅隊則壹廂情願地堅定相信，中國的掘起將成為穩定東亞與世界的力量，其主訴是巨大的經濟利益。柯林頓政府時期是紅營當道，布希時期紅營仍然佔主導地位。

隨著中美經貿重心的轉移與美國政治家的代際更替，紅營與藍營的成員早已不再是以黨派劃線，而是以選區利益劃界。2005年以前，中美經貿的重心是貿易（紡織品、玩具業、制衣業等），此後隨著美國相關行業受衝擊及中國產品的質量問題，「中國製造」已受到美國產業界及市場的嚴重抵制，產品經貿關係漸居次要地位，起而代之的是美中金融界之間的投資合作。美國政府對華經濟戰略的重點從貿易轉向金融，直接促成了美國國內金融政治的出現。中國當局及時注意到國會內部的微妙變化：以前那些從心裏厭惡中國專制體制的老牌「反華派」議員由於年事漸高逐漸退出國會[74]，新壹代國會議員的對華態度主要受選區經濟利益主導；受惠于中國經貿關係的選區（比如金融產業集中地）在增多，而因中國對美出口的增長、利益受到損害的選區數量也在變化，這些都影響到國會議員的態度。中國當局最重要的「發現」是：因選區利益受損而呈強硬態度的議員，畢竟不同於以前討厭中共意識形態的的老派「反華派」議員，因此可以用種種「適當」的手段爭取其軟化立場，比如與其選區的企業加強經濟合作之類。[75]

中國通過利益牽引影響美國主要通過幾條途徑：

其壹，透過各種管道在美國展開遊說業務[76]。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當局按照極權國家的政治邏輯來理解美國政治，熱衷於開展元首外交，以為美國也是「壹把手」說了算。鄧小平在這方面仍然是「蕭規曹隨」。從尼克鬆訪華開始，歷經30年時間，中國政府才開始明白，美國政治並不是由白宮的「領導核心」全盤主導，國會山的535位議員隨時都可能給白宮、大大小小的外國政府、公司和社會團體「製造」壹些可大可小的「麻煩」。與此同時，中國也懂得了在美國遊說（Lobby）國會議員並不違法：「遊說早已成為眾多的利益團體、外國政府在華盛頓順利達成自己的目標，實現小至團體得失，大至國家利益的必經之路」，「遊說活動在美國的興盛，恰恰反映出對於美國這樣的國家，外交並不只意味著『外交』，它更意味著要深入美國的政治體系，去了解其政策的運作過程，知其筋骨，通其脈絡，才能獲取最大的國家利益。」[77]目前，為中國遊說的公關公司已有23家，其中由中國駐美大使館出面雇傭的有兩家，Jones Day的主要業務是在台灣、西藏、宗教自由和經貿匯率問題上向中國提供簡報，並代為聯絡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78]

其二，邀請國會議員到中國做走馬看花式的互訪。從2004年開始，中國全國人大與美國參議院建立了正式交流機制。根據雙方簽署的備忘錄，雙方同意每兩年互訪壹次，並且在美國國會和中國人大之間建立固定的會議機制，每年各派遣12名資深議員參加在華盛頓和北京輪流舉行的會議。現在，美國國會內已建立了3個與中國相關的「中國議員團」，其中跨黨派的「美中工作小組」（US-China Working Group）最引人注目。該小組成立於2005年6月，次年就有近40名成員加入。共同主席里克·拉森（Rick Larsen）和馬克·柯克（Mark S. Kirk）曾在許多場合表示，「應與中國人手拉手過河」，而克·拉森的另壹句名言則是：「要讓議員們了解中國，最好把他們送到中國去」。[79]事實上，在中國這種實行控制媒體與思想管制的國家，從未在極權國家生活過的人根本不可能憑藉十來天走馬觀花式的訪問了解真相。況且，中國共產黨積幾十年「檢查文化」之經驗，很善於向外國人與上級領導展示美好的壹面。從1944年7月訪問延安的「美軍觀察組」開始，直到尼克鬆訪華后相繼訪問中國的美國政治家們，往往對中國印象良好。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壹生最感頭痛的事情，就是與這類到過中國幾次或曾在中國短暫停留的所謂「中國通」們討論中國問題。

其三，通過在華投資的美國跨國公司遊說美國政界。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廣泛利益使他們成為連接中美政治經濟關係的重要紐帶。多年來，跨國公司為了實現和保障在華投資利潤，對國會進行了大量遊說。它們在華盛頓有專門的遊說人員，還結成了同盟。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前，他們熱衷於呼籲美國政府無條件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面對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態與專制政治，他們遊說國會的主要理由是，「中國正行進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經濟發展將會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網路普及將給中國帶來新聞自由」等等。這些遊說活動中有幾項讓中國政府受益匪淺。例如，2000 年美國國會對中國最惠國待遇表決之前，波音等美國數百家跨國公司結成團體，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遊說行動。參與人員包括各公司的政府關係專家、行業聯合會的遊說機構以及共同雇傭的專門遊說公司。在近壹年時間里，他們舉辦大量講座和會談，向國會灌輸開放對華貿易將會給美國企業帶來的巨大商機的理念，最終獲得成功。這次集體遊說總共花費1.12億美元－－此前，美國商界集體行動的最高紀錄是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遊說，總額也不過3,000萬美元。[80]2007年美國出台《對華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權合格最終用戶制度》，增加了47項出口管制產品，但最後促使美國減少管制產品的不是中國政府的抗議，而是美國的跨國公司波音、聯合技術等企業的遊說。[81]

與歐盟各國相比，中國對美國的遊說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如果說壹宗大的訂單可以暫時改變歐盟國家的對華態度，那麼改變美國政界的態度則相對複雜與漫長，但滴水穿石之功也日益彰顯。2009年2月下旬，美國務卿希拉里訪華時擱置人權議題，就是中國多年通過各種管道尤其是跨國公司對美國政治施加影響的結果。

4、外商對中國的另類「理論奉獻」

中國這種「專制極權政治＋市場經濟」、罔顧社會公正與國民人權的發展模式，被美國高盛公司的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兼任清華大學教授）概括為壹個研究報告，於2004年春天以「北京共識」之名由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該報告高度讚揚中國的經濟奇迹，預言「北京共識」（北京的專制意識形態）將在全球範圍內取代「華盛頓共識」（美國的民主自由價值理念）。[82]這壹報告可視為部分「中國政府的好朋友」對中國當局的另類「理論貢獻」。雷默認為，「中國發展模式」以平等與高質量的發展為其特點，不僅是壹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還是「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北京共識」包含的許多「非經濟理念」（本文作者注：指的是近年來的新極權統治理念）不僅值得發展中國家仿效，還將在全球範圍內取代主張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經濟發展道路的「華盛頓共識」。

自由世界的言論極度寬鬆，但雷默的觀點我實在無法用「見仁見智」來加以評價，因為他的判斷完全罔顧中國的事實。不管他給自己的說法加上了多少眩目的理論包裝，缺乏事實根據的說法終究只是妄斷。我多年來所有的研究都反覆證明，中國的現實恰好與「北京共識」所歸納總結的「特質」相反。如果探討「中國模式」對世界各國的實際影響，人們不難發現，它確實給中共政權的同類國家――世界各地的專制政權（如辛巴威、蘇丹、烏茲別克斯坦、古巴和朝鮮等）――極大的鼓舞和實際支持，提升了這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倍受孤立的專制政權的國際地位。但這些暴政國家對「北京共識」的認同，只能證明中國與它們同屬壹個「暴政俱樂部」。它們對中國模式的承認與追隨，對中國人民而言不僅不是榮耀，反而是莫大的恥辱。

儘管雷默對暴政專制缺乏應有的道德認知與評判，對這些國家的民眾所遭受的苦難全然漠視，但他至少在壹點上達到了目的，那就是迎合了堅持專制、日益加強鎮壓的中國政府的需要。他的說法也給了中國的御用學者團隊以很大啟示。在「北京共識」的影響下，他們開始努力構建「中國模式」的理論框架，為這壹模式尋找倫理與政治解說。毫無疑問，中國的制度和施政確實具有壹系列他國所無的特點，但這些特點並不因為戴上了壹頂「中國模式」的帽子，就隨之具備了政治合法性與道義正當性。判斷壹種發展模式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與道義正當性，至少應有若干基本準則；政治上，應當認同普世價值並逐步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經濟上，應當具有可持續性發展的可能；社會發展方面，應當讓社會成員擁有日益增多的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社會分配上，收入分配趨於均衡，社會公正明顯提升；社會結構上，應當出現階層結構明顯的改善，即中產階級日漸增多，向上流動管道暢通。正是在這些方面，「中國模式」存在嚴重問題。在「改革30年：中國國家能力的畸型發展及其後果」壹文中，我曾指出中國政府目前已經墮落為壹個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其軟力量的缺陷表現在道德和制度合法性兩個方面。這壹缺乏政治合法性與道德正當性的「中國模式」，不僅缺乏自由世界的認同，更缺乏國內民眾的認同。目前，「中國模式」這個提法浮出水面，「中國主張」也正在步《北京共識》的後塵[83]。但無論這些「理論」如何堆砌概念與名詞，都不過是在編織「皇帝的新衣」。讓雷默先生比較開心的是，那些「中國模式」的倡導者們，總不忘記提到雷默「北京共識」的「卓越貢獻」，這種挾洋人以自重之態，應該讓雷默非常受用。

結語

通過本文抽絲剝繭的分析，可以對外資進入中國這壹輪大潮漲落作如下結論：

第壹，外資大量進入中國，其功效在於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開闊中國人的視野，而非促進中國的民主化。

第二，不是外資改變了中國的制度環境，而是外商順應了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與中國政府官員形成了壹種有別於中國企業界的「政商結合」。

第三，不是外國「反華勢力」對中國成功地實行了「和平演變」，而是美國、歐盟等國學會了在謀求共同的經濟利益的基礎上與社會主義中國「和平共處」。

第四，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上，政治關係很大程度上受經濟利益的牽制，但政治的變化滯後於經濟風向的轉變。隨著外商投資的退潮，中國的「以商制政」外交策略將度過它的「蜜月期」，西方企業「中國熱」的逐漸淡化，同時也意味著中國政府的「外國朋友」將可能失去繼續密切交往的興趣。

「外資進入中國，通過促進經濟發展最終推動中國政治的民主化」這壹神話事實上已經破產。剖析這個神話的的破產，不僅對中國有著現實的意義，對修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產生的壹些政治理論也有現實意義。這個命題曾經讓中國知識界激動過20餘年，只是這些夢想並非我們這代知識分子的憑空臆想，而是有第三波民主化的理論作為思想資源。

首先，在比較政治學理論中，有壹個基於對拉美政治觀察研究得出的「鐘擺理論」。這壹理論認為，拉美國家政治體制的演變呈鐘擺現象，即每隔20年左右，會出現壹次在民主制度和威權體制之間的擺動。民主體制下，如果經濟發展不順利，社會不穩定，會導致威權體制的出現；而威權體制面臨西方國家的壓力，結果可能又讓路給民主政體。　

其次，理論界公認，有5項因素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起了決定性作用：（1）在民主價值被普遍接受的世界上，對威權體制合法性的質疑日益加深。（2）20世紀60年代發生的全球性經濟成長，提高了生活標準與民眾的受教育程度，在許多國家中出現了城市的中產階級。（3）宗教團體的活動。在教會與國家的關係上，許多國家在某個時段會出現壹個突破點。（4）外部行動者施加的壓力。如60年代末期歐共體對擴展其成員的新態度，美國自1974年起積極促進其他國家的人權和民主化，等等。（5）民主化成功的國家所產生的示範效應，這種效應通過新的國際溝通手段而得到擴展，特別是第三波中第壹個向民主過渡的國家，會刺激其他國家努力實現政權變遷，併為後者提供示範。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當中，美國的壓力至關重要。比如，台灣從1980年代以來就不斷遭到來自美國的壓力。美國國會議員組織了「台灣民主促進會」，以《與台灣關係法》中的「人權條款」為依據，反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美國還以停止對台軍售來施壓。迫於美國的壓力，蔣經國不得不多次表示要使台灣民主化。在韓國，美國通過駐韓美軍對韓國政局發揮決定性的影響。

上述5個因素在中國目前並未全部出現。政治合法性危機雖然始終存在，但中產階級卻始終未能脫離對現存體制的依附。而中共對壹切異己力量（包括宗教團體）的防範之嚴密，遠遠超過所有專制國家。在此情況下，中國那些嚮往自由民主的人士常常寄希望于外部影響。由於中美兩國的歷史淵源及地緣政治的關係，美國對中國並不具有類似於它對拉美國家、台灣及韓國那樣強大的影響力與制約力，只剩下「人權外交」壹途。當中國挺過1989年的政治危機之後，通過引進外資與世界各國建立了廣泛的經濟聯繫，這種聯繫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由於中國吸引外資的數量遠遠超過其它發展中國家，許多在中國投資的跨國公司本來就是在美國政治中有足夠影響力的「院外集團」，它們出於本身利益的考量，紛紛成為「中國政府的好朋友」，於是以勸說與批評為主的人權外交之力道也變得越來越弱。

可以說，30年間外資進入中國從潮起到潮落，整個過程已經證明，「外資進入中國、通過促進經濟發展進而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這壹默認，對中國人而言實在是「心嚮往之，卻不能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