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會主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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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會主義的本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8月14日
作者 秦暉
在批評「瑞典模式」的人中，通常都會提到這壹模式只是「分配社會主義」，國家只搞分配，不搞生產，生產領域90%以上還是私人資本。所以它仍然是資本主義，而社會民主黨這麼干，也證明他們還是代表資產階級，屬於「資產階級政黨」，只是有點「改良主義」而已。
僅就當代瑞典而言，確實它的「社會主義」主要就體現在「高稅收高福利」的強化二次分配、增加分配平等上。除了某些特殊領域（如北部的基律納富鐵礦區）外，瑞典的生產企業幾乎沒有國營企業。
但是，即便不談分配而僅就產權結構而言，瑞典所謂的「私營企業」是不是就是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也還值得商榷。瑞典社民黨執政時期對工會持股、僱員持股是下了很大功夫的。這對「資本家」的產權壟斷難道不是壹種改變嗎？
現在瑞典的大公司幾乎都沒有自然人控股者或家族控股者，而控股法人本身的股權結構也極為複雜和「社會化」，因此在瑞典誰是「資本家」其實真是很不好說。
舉個中國人應該熟悉的例子：「李書福收購沃爾沃」（其實只是收購其部分股份）似乎是壹件很「長國人志氣」的新聞。誰都知道李書福是吉利的老闆，然而誰能搞清楚瑞典沃爾沃的老闆是何人？是哪個「資本家」把沃爾沃這個「資本主義企業」部分股權賣給了中國老闆？
其實，無論是多年前福特收購沃爾沃，還是後來福特吃不消又由李書福來接盤，他們主要的談判對手都是沃爾沃的工會！平心而論，沃爾沃的經營困境在壹定程度上體現了「瑞典模式」的局限性，人們不必對這種模式過於迷信。但是老闆明確的中國吉利和沒有真正的資本家、很大程度上是工會說了算的瑞典沃爾沃究竟哪個更像「社會主義」，難道還不清楚嗎？
更重要的是如果從大範圍長時段看，說社會民主主義只是「分配社會主義」就更站不住腳。
不管是最早開始掌權的瑞典社會民主黨，還是英國工黨，甚至第三世界國家中這種模式曾經的典型代表印度，其實本來都是想搞「生產社會主義」的。但不是他們不想搞，而是發現國營企業很難經營，其中最大的困難還不是「資本家」的反對。而是因為在民主體制下搞生產型國有制，難就難在民*主條件下搞「紅色血汗工廠」不太可能。
不要說民主國家，就連歷史上有過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和工會運動傳統的東歐也面臨這個問題。東德剛剛建立沒幾年就發生了1953年的6.17工潮，就是工人運動，提出的主張就是「反對紅色血汗工廠」。
既然搞社會主義，怎麼能允許血汗工廠比資本家都搞得厲害？資本家都不能讓我們干那麼多，掙那麼少，「社會主義」就意味著我們有權比資本主義工人乾的時間要短，工資要高，福利要多。妳現在相反，居然要我們「壹不怕苦，二不怕死」、「先生產，後生活」、「小車不倒只管推」？資本家都不敢這麼要求我們，是不是？
經濟學家通常講國有企業是「預算軟約束」，其實在民主條件下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是最典型的。在專*制條件下這個問題倒不壹定很突出，因為專*制條件下官僚唯上是從，完全可以對勞動者進行「硬約束」，把國有經濟搞成「紅色血汗工廠」，要勞動者幹得更多，掙得更少。
例如列寧就對泰羅制很著迷，他認為蘇維埃經濟的優越性之壹就是可以強制普及泰羅制。布哈林更是赤裸裸地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對付資本家，也包含「對工人階級自身的超經濟強制」！他列舉的強制方式包括：禁止罷工、「勞動軍」制度、強制無償勞動、變勞動權利為勞動義務、取消「勞動自由」（「勞動自由與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不相容」）等。
但社會民主主義這麼干就不行。當初瑞典社會民主黨掌權以後，是國有化了壹批企業，之後就發現經營很困難。1924年後，經過黨內、工會內乃至社會上的討論。社民黨就基本放棄了發展國營企業的打算，轉向在分配方面做文章了。
為什麼？因為民主條件下的國有企業往往工會就很強大，民主條件下國有企業管理者也不可能像中國的國企幹部那樣，上面的指令完成得好就可以陞官。民主國家政府官員，政務官靠選舉，事務官靠專業考核。沒有「廠長受上面賞識就可以提部長」這種升遷渠道。既沒有升遷激勵，又沒有資本積累激勵，所以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是非常難解決的。
東歐國家劇變初期之所以急於處理國有企業，主要並不是什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影響，而是因為民主化以後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變得更厲害。講得簡單點，既然民主化了，廠長就不能只討好上面，而要討好工人，工廠又不是他廠長的，工人和管理者大家壹起吃國家，國家受得了嗎？包括南斯拉夫的「社會所有制」企業，後來也碰到了這樣的問題。
民主國家不僅企業內部難以搞「紅色血汗工廠」，外部也難以搞「官與民爭利」。民主條件下很難用鐵腕權力為國企創造「競爭優勢」。漢代的《鹽鐵論》就指出當時官辦鐵業生產的犁鋤價格又貴、質量又差，但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封禁了民間鐵業，官營鐵業就可以為朝廷大賺壟斷之利，而主持鹽鐵官營的桑弘羊也成了著名的「理財家」。
民主國家的國企能有這種條件嗎？有人說「與民爭利」只是與富人爭利，此說不值壹駁。強制農民付更貴的錢買官家提供的劣質農具，這欺負的難道只是富人？
倒是民主國家的國企確實可能有「節制私人資本」的作用，因為在多數決定的民主體制下國營部門的公益職能是可以被民眾問責的，至少在直接的分配意義上（資源配置效率意義上另當別論）它很難坑了民眾而為官僚創收，但確有可能為公益而損害某些私人投資者利益（這也帶來了國企在資源配置上是否合理的爭議）。
不過，也正因為國營部門在民主體制下受到更多的公益問責，它自身的資本積累也更困難——用中國人的話講，民主國家的國營部門更可能「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其利潤處置、投資取向、環保和社會責任等等更易受到民主政治的影響。而專*制條件下的國營部門反而更可能讓桑弘羊這類「理財家」（貶義的說法叫「聚斂之臣」）大顯身手——當然，那是為皇上為朝廷理財，不是為百姓理財。
專制國企當然也會「政治（宮廷政治）挂帥」影響「理財」——典型的就是桑弘羊這位傑出的「理財家」最後卻因宮廷政治掉了腦袋。不過這種專*制性質的「政治賬」是否比民*主國家的「政治賬」更影響國企的「聚斂」效果卻不壹定。至少在經驗上，民*主化以後國企更難經營不是什麼罕見的現象。
這就可以理解民主左派上台後的國有經濟夢為什麼容易破滅。從生產社會主義角度講，有壹個時期很多工黨和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也搞得很大。比如英國工黨，有人說它比瑞典社會民主黨「右」，其實那是在政治上英國人更加溫和，「告別革命」比瑞典人更徹底，但在經濟上要講國有化，工黨卻比瑞典人更熱衷。當然有些國家的社會黨，像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比英國工黨還積極，經濟國有化壹度比英國的比重還要大。
但是後來到1970年代，就普遍認為國有企業很難辦。還有壹個典型就是印度，印度所謂的馬哈拉納比斯社會主義，就是「政治學英國，經濟學蘇聯（不是學瑞典）」。
印度國有企業辦得怎麼樣？記得改革初期1980年左右，我國體改部門有個代表團訪問印度，回來后做了個報告，我印象深的壹點是說印度的國有企業辦得不如我們，但是印度的私營企業辦得比我們好。請注意，1980年的時候中國沒有私營企業，所謂不如我們和比我們好，都是與我們的國有企業比。
簡單地說就是印度民營企業的狀況比我們的國有企業要好，但是印度國有企業比我們的國有企業要差。政治民主化延伸到企業內部，變成企業民主化、「工會治廠」，資本積累激勵和政治升遷激勵都沒有了以後，搞國有企業的確是難度很大。
到了1990年代，拉吉夫.甘地時期，印度也向市場經濟轉軌了——比中國晚了十多年。總之要麼是專制國家的國有企業我不說好不好吧，至少還可以正常經營，要麼是民主國家的民營經濟經營得也不錯。
這樣，「社會民主主義」的國營企業經營困難，逐漸就主要轉向「社會主義分配」了。有人說這是社會黨「變質」了，被資本家收買了。其實民主體制下的存量國有化壹般也是贖買而非沒收，增量國有化就和資本家的偏好更難相關。國家投資新辦企業，既沒有沒收也沒有贖買民企，只要議會同意就行，資本家管得著嗎？
像印度獨立前只有壹個民營的塔塔鋼鐵廠，獨立後學習蘇聯，連續幾個五年計劃搞了六個國營鋼鐵聯合企業——波卡羅、比萊、魯爾克拉、維沙卡帕特南……唯壹的民營塔塔鋼廠仍然存在，但全國鋼產量90%以上已是國營企業生產遺憾的是大部分國營鋼廠虧損，還就是塔塔盈利。
即便就是存量國有化，國家是把資本家的企業贖買下來由政府自己經營，還是搞累進的高稅收、讓資本家主要是給國民、而沒法給自己掙錢？資本家對哪個的抵觸更強烈？這根本是不壹定的。
道理很簡單：贖買也好，徵稅也好，兩者都有條件是否優惠的問題。對資本家來說，企業要是可以賣個大價錢，這錢還是我的嘛，我怎麼壹定會更願意交那麼高的稅讓妳把我賺的錢幾乎全拿走？
所以瑞典左派放棄大辦國企而轉向「分配社會主義」，與資本家的偏好無關，那就是絕大多數選民（主要當然是勞動者）的選擇，實際上就是可行性的緣故。
這個體制發展到現在，已經在發達國家中成為普遍的形態，即使在美國，我們知道美國幾乎是不辦國企的，連軍事工業都是私營的，但就再分配而言，國家財富中公共財政所佔比重也是相當大的，而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之下公共財政就是「公有」而不是官有、皇有的，是用於「社會」、取向于社會平等的，不可能用於皇家或官家，那還不是「社會主義」？過去古代專制皇帝的「鹽鐵官營」倒是管生產的，難道那才是社會主義？
有人說，國企很少的經濟即便分配再平等，也不能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叫「社會市場經濟」。其實人家也不想跟妳搶這個名詞。從社會平等這個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講，在本質上沒有區別。
在批評「瑞典模式」的人中，通常都會提到這壹模式只是「分配社會主義」，國家只搞分配，不搞生產，生產領域90%以上還是私人資本。所以它仍然是資本主義，而社會民主黨這麼干，也證明他們還是代表資產階級，屬於「資產階級政黨」，只是有點「改良主義」而已。
僅就當代瑞典而言，確實它的「社會主義」主要就體現在「高稅收高福利」的強化二次分配、增加分配平等上。除了某些特殊領域（如北部的基律納富鐵礦區）外，瑞典的生產企業幾乎沒有國營企業。
但是，即便不談分配而僅就產權結構而言，瑞典所謂的「私營企業」是不是就是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也還值得商榷。瑞典社民黨執政時期對工會持股、僱員持股是下了很大功夫的。這對「資本家」的產權壟斷難道不是壹種改變嗎？
現在瑞典的大公司幾乎都沒有自然人控股者或家族控股者，而控股法人本身的股權結構也極為複雜和「社會化」，因此在瑞典誰是「資本家」其實真是很不好說。
舉個中國人應該熟悉的例子：「李書福收購沃爾沃」（其實只是收購其部分股份）似乎是壹件很「長國人志氣」的新聞。誰都知道李書福是吉利的老闆，然而誰能搞清楚瑞典沃爾沃的老闆是何人？是哪個「資本家」把沃爾沃這個「資本主義企業」部分股權賣給了中國老闆？
其實，無論是多年前福特收購沃爾沃，還是後來福特吃不消又由李書福來接盤，他們主要的談判對手都是沃爾沃的工會！平心而論，沃爾沃的經營困境在壹定程度上體現了「瑞典模式」的局限性，人們不必對這種模式過於迷信。但是老闆明確的中國吉利和沒有真正的資本家、很大程度上是工會說了算的瑞典沃爾沃究竟哪個更像「社會主義」，難道還不清楚嗎？
更重要的是如果從大範圍長時段看，說社會民主主義只是「分配社會主義」就更站不住腳。
不管是最早開始掌權的瑞典社會民主黨，還是英國工黨，甚至第三世界國家中這種模式曾經的典型代表印度，其實本來都是想搞「生產社會主義」的。但不是他們不想搞，而是發現國營企業很難經營，其中最大的困難還不是「資本家」的反對。而是因為在民主體制下搞生產型國有制，難就難在民*主條件下搞「紅色血汗工廠」不太可能。
不要說民主國家，就連歷史上有過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和工會運動傳統的東歐也面臨這個問題。東德剛剛建立沒幾年就發生了1953年的6.17工潮，就是工人運動，提出的主張就是「反對紅色血汗工廠」。
既然搞社會主義，怎麼能允許血汗工廠比資本家都搞得厲害？資本家都不能讓我們干那麼多，掙那麼少，「社會主義」就意味著我們有權比資本主義工人乾的時間要短，工資要高，福利要多。妳現在相反，居然要我們「壹不怕苦，二不怕死」、「先生產，後生活」、「小車不倒只管推」？資本家都不敢這麼要求我們，是不是？
經濟學家通常講國有企業是「預算軟約束」，其實在民主條件下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是最典型的。在專*制條件下這個問題倒不壹定很突出，因為專*制條件下官僚唯上是從，完全可以對勞動者進行「硬約束」，把國有經濟搞成「紅色血汗工廠」，要勞動者幹得更多，掙得更少。
例如列寧就對泰羅制很著迷，他認為蘇維埃經濟的優越性之壹就是可以強制普及泰羅制。布哈林更是赤裸裸地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對付資本家，也包含「對工人階級自身的超經濟強制」！他列舉的強制方式包括：禁止罷工、「勞動軍」制度、強制無償勞動、變勞動權利為勞動義務、取消「勞動自由」（「勞動自由與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不相容」）等。
但社會民主主義這麼干就不行。當初瑞典社會民主黨掌權以後，是國有化了壹批企業，之後就發現經營很困難。1924年後，經過黨內、工會內乃至社會上的討論。社民黨就基本放棄了發展國營企業的打算，轉向在分配方面做文章了。
為什麼？因為民主條件下的國有企業往往工會就很強大，民主條件下國有企業管理者也不可能像中國的國企幹部那樣，上面的指令完成得好就可以陞官。民主國家政府官員，政務官靠選舉，事務官靠專業考核。沒有「廠長受上面賞識就可以提部長」這種升遷渠道。既沒有升遷激勵，又沒有資本積累激勵，所以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是非常難解決的。
東歐國家劇變初期之所以急於處理國有企業，主要並不是什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影響，而是因為民主化以後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變得更厲害。講得簡單點，既然民主化了，廠長就不能只討好上面，而要討好工人，工廠又不是他廠長的，工人和管理者大家壹起吃國家，國家受得了嗎？包括南斯拉夫的「社會所有制」企業，後來也碰到了這樣的問題。
民主國家不僅企業內部難以搞「紅色血汗工廠」，外部也難以搞「官與民爭利」。民主條件下很難用鐵腕權力為國企創造「競爭優勢」。漢代的《鹽鐵論》就指出當時官辦鐵業生產的犁鋤價格又貴、質量又差，但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封禁了民間鐵業，官營鐵業就可以為朝廷大賺壟斷之利，而主持鹽鐵官營的桑弘羊也成了著名的「理財家」。
民主國家的國企能有這種條件嗎？有人說「與民爭利」只是與富人爭利，此說不值壹駁。強制農民付更貴的錢買官家提供的劣質農具，這欺負的難道只是富人？
倒是民主國家的國企確實可能有「節制私人資本」的作用，因為在多數決定的民主體制下國營部門的公益職能是可以被民眾問責的，至少在直接的分配意義上（資源配置效率意義上另當別論）它很難坑了民眾而為官僚創收，但確有可能為公益而損害某些私人投資者利益（這也帶來了國企在資源配置上是否合理的爭議）。
不過，也正因為國營部門在民主體制下受到更多的公益問責，它自身的資本積累也更困難——用中國人的話講，民主國家的國營部門更可能「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其利潤處置、投資取向、環保和社會責任等等更易受到民主政治的影響。而專*制條件下的國營部門反而更可能讓桑弘羊這類「理財家」（貶義的說法叫「聚斂之臣」）大顯身手——當然，那是為皇上為朝廷理財，不是為百姓理財。
專制國企當然也會「政治（宮廷政治）挂帥」影響「理財」——典型的就是桑弘羊這位傑出的「理財家」最後卻因宮廷政治掉了腦袋。不過這種專*制性質的「政治賬」是否比民*主國家的「政治賬」更影響國企的「聚斂」效果卻不壹定。至少在經驗上，民*主化以後國企更難經營不是什麼罕見的現象。
這就可以理解民主左派上台後的國有經濟夢為什麼容易破滅。從生產社會主義角度講，有壹個時期很多工黨和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也搞得很大。比如英國工黨，有人說它比瑞典社會民主黨「右」，其實那是在政治上英國人更加溫和，「告別革命」比瑞典人更徹底，但在經濟上要講國有化，工黨卻比瑞典人更熱衷。當然有些國家的社會黨，像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比英國工黨還積極，經濟國有化壹度比英國的比重還要大。
但是後來到1970年代，就普遍認為國有企業很難辦。還有壹個典型就是印度，印度所謂的馬哈拉納比斯社會主義，就是「政治學英國，經濟學蘇聯（不是學瑞典）」。
印度國有企業辦得怎麼樣？記得改革初期1980年左右，我國體改部門有個代表團訪問印度，回來后做了個報告，我印象深的壹點是說印度的國有企業辦得不如我們，但是印度的私營企業辦得比我們好。請注意，1980年的時候中國沒有私營企業，所謂不如我們和比我們好，都是與我們的國有企業比。
簡單地說就是印度民營企業的狀況比我們的國有企業要好，但是印度國有企業比我們的國有企業要差。政治民主化延伸到企業內部，變成企業民主化、「工會治廠」，資本積累激勵和政治升遷激勵都沒有了以後，搞國有企業的確是難度很大。
到了1990年代，拉吉夫.甘地時期，印度也向市場經濟轉軌了——比中國晚了十多年。總之要麼是專制國家的國有企業我不說好不好吧，至少還可以正常經營，要麼是民主國家的民營經濟經營得也不錯。
這樣，「社會民主主義」的國營企業經營困難，逐漸就主要轉向「社會主義分配」了。有人說這是社會黨「變質」了，被資本家收買了。其實民主體制下的存量國有化壹般也是贖買而非沒收，增量國有化就和資本家的偏好更難相關。國家投資新辦企業，既沒有沒收也沒有贖買民企，只要議會同意就行，資本家管得著嗎？
像印度獨立前只有壹個民營的塔塔鋼鐵廠，獨立後學習蘇聯，連續幾個五年計劃搞了六個國營鋼鐵聯合企業——波卡羅、比萊、魯爾克拉、維沙卡帕特南……唯壹的民營塔塔鋼廠仍然存在，但全國鋼產量90%以上已是國營企業生產遺憾的是大部分國營鋼廠虧損，還就是塔塔盈利。
即便就是存量國有化，國家是把資本家的企業贖買下來由政府自己經營，還是搞累進的高稅收、讓資本家主要是給國民、而沒法給自己掙錢？資本家對哪個的抵觸更強烈？這根本是不壹定的。
道理很簡單：贖買也好，徵稅也好，兩者都有條件是否優惠的問題。對資本家來說，企業要是可以賣個大價錢，這錢還是我的嘛，我怎麼壹定會更願意交那麼高的稅讓妳把我賺的錢幾乎全拿走？
所以瑞典左派放棄大辦國企而轉向「分配社會主義」，與資本家的偏好無關，那就是絕大多數選民（主要當然是勞動者）的選擇，實際上就是可行性的緣故。
這個體制發展到現在，已經在發達國家中成為普遍的形態，即使在美國，我們知道美國幾乎是不辦國企的，連軍事工業都是私營的，但就再分配而言，國家財富中公共財政所佔比重也是相當大的，而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之下公共財政就是「公有」而不是官有、皇有的，是用於「社會」、取向于社會平等的，不可能用於皇家或官家，那還不是「社會主義」？過去古代專制皇帝的「鹽鐵官營」倒是管生產的，難道那才是社會主義？
有人說，國企很少的經濟即便分配再平等，也不能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叫「社會市場經濟」。其實人家也不想跟妳搶這個名詞。從社會平等這個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講，在本質上沒有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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