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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國凱

社會民主黨與中國共產黨相比，「體積」 和能量都實在有天淵之別。但是很多年以後情況會如何？這就要看這兩個黨誰擁有真理，誰是順應歷史潮流，誰逆潮流而動。中國共產黨堅持壹黨專政的政體。中國社會民主黨則尊崇多元化民主政治。這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民主黨必將在社會力系的角逐較量中此消彼長。奉行專制，堅持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中國共產黨必將日益走向衰落，最終被人民和歷史唾棄。推崇民主的中國社會民主黨必將日益成長壯大，在未來中國社會的政治事務中起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我們在具有前瞻眼光的同時，又應深刻洞察目前中國的政治生態。必定走向衰微的中國共產黨當今還控制著龐大的國家機器。它還具有強大的外殼。為早日終結專制政治，為早日在中國實現民主，我們有必要對當今中共政權的現狀作深入細緻的分析。

壹、不同的領導人面對不同的世界


毛澤東死後的中共領導人普遍沒有毛澤東的歷史光環，這首先意味著他們完全不具備中共第壹代領導人的神化人格。幾十年來，中共政權通過其控制的各種宣傳手段，從報章雜誌到中小學教材，都把中共第壹代領導人描繪成無比英明、頭上罩著光環的神聖人物。他們從北伐到井岡山；從長徵到抗日；從百萬雄師過大江到打敗美帝國主義，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對於廣大群眾來說中共第壹代領導人充滿了神秘的色彩。這也就在民主意識極為淡薄的中國人心目中種下了共產黨執掌政權合法性的潛意識。共產黨如此神武地打下天下當然就該坐天下。

不但毛澤東內心有著極其濃厚的「秦皇漢武」 君王心態，其他劉少奇等亦都極其威嚴地高高在上。入城后他們與民眾就完全隔絕，過著王公貴族的生活。這種極度的威嚴使中國共產黨第壹代領導人對人民的統治是超強度的。不但民眾的政治權利被徹底剝奪，要完全葡匐在他們腳下，而且失去了壹切人身自由。人民的居住、飲食、就學、職業、婚姻、子女教育、旅遊探親等等、等等壹切人生內容無不在共產黨的嚴密控制之中。那時有「螺絲釘」 之說，即每個人都必須做黨的螺絲釘。

共產黨第壹代領導人的這種超強統治模式通過反右運動擴張到地方各級乃至基層單位的黨委、黨支部書記。1957年初夏短短的兩個月里，數十萬僅僅由於對本地區、本單位共產黨領導人提了意見的知識分子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遭到嚴酷迫害。當他們辯解自己是擁護黨中央的，只是對地方和基層單位領導有意見而已時，共產黨嚴厲譴責他們這種說法是對共產黨領導實行抽象肯定，具體否定；是要把黨中央架空，居心極為險惡。於是，從此以後反對任何壹級的共產黨領導，甚至反對某壹個黨員，都可被上綱為反對共產黨遭到懲罰。

在那個時代，共產黨對人民擁有絕對的驅使權。政治上絕對服從共產黨的統治自不待言，經濟事務上也在共產黨的絕對指揮之中。對1958年毛澤東、共產黨瘋子般的大鍊鋼鐵和高產田的瞎胡鬧，人民群眾都絲毫不敢違抗地聽從，甚至把自家煮飯用的金屬器皿都奉獻出來，扔到土高爐里去鍊鋼。而時隔壹年多后，在1959-1960年的人為大飢荒里，中國人民又默默忍受了三千萬人淪為餓殍。壹句話，毛時代人民群眾絕對服從共產黨，換言之，共產黨對人民實施著絕對的統治。

共產黨的超強統治力以極端暴力為後盾。1957年5月，湖北漢陽中學發生學生為抗議大學招生問題而上街遊行示威事件。兩名教師出面表示支持，并行進在示威隊伍中。事後這兩名教師被逮捕。后被定為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從這壹血腥判決可以洞悉當年共產黨的統治是何等的嚴酷。

把當今的共產黨統治和那時相比，雖都是壹黨專政，但力度確已有天壤之別。八十年代以後，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已大大區別於昔日。這壹嬗變是始於何時、又有幾個大的嬗變階段呢？

嬗變始於文革。

1966年6、7月間，劉少奇、鄧小平重施1957年故伎，把大量學生、教職員工、機關幹部，甚至工廠工人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但是這次情況大相徑庭，毛為了利用群眾打擊潛越他的劉鄧派系，遂否定劉鄧的作法，把劉鄧的作法稱之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號召群眾起來批判之。中國原有政治板塊因之發生大地震。稍後，在1967年4月，毛澤東又否定了各地軍區把奪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的作法，引發又壹輪政治大地震。

文革雖在1968年夏，以各地造反派群眾組織被鎮壓屠殺，或被勒令解散為結束，但反對壹個單位黨的領導人不能判定為反黨則作為新的政治法則沈澱下來。而1971年底林彪事件的公開則使毛的神聖光環驟然暗淡。共產黨文革前那種鐵壹般的統治力已大大削弱。

1978年底鄧小平重掌權柄后說是要「撥亂反正」 ，但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他都不能「河歸舊道十七年」 。他平反政治冤假錯案；基本否定了1957年的反右；宣布停止在民眾中劃分成分。在經濟上實施了持續的各種「改革」 措施。廢除了毛澤東時代許多極端荒謬的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條條框框，釋放了被壓制的生產潛能。這是中國社會的第二次嬗變。

文革時期的民眾衝擊和統治集團的自亂陣腳，再加上文革后鄧小平的「新政」 ，使八十年代的中國與毛時代的中國已相去甚遠。1989年鄧小平血腥鎮壓了八九民主運動后，為誘導人們淡忘他手上的血跡，於1992年初以南巡講話掀起新壹輪的「改革開放」。與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 相比，它把中國塑造得更加面目全非。八十年代的價格雙軌制、計劃外銷售、企業自主擴權等使部分共產黨官僚開始有限貪腐。九十年代中以後的倒賣外貿批文、企業私有化、圈地建樓，使單個共產黨官僚貪污的數目從八十年代的萬元、幾十萬元激增至數百萬、數千萬乃至過億。而且共產黨官員的貪腐惡行象瘟疫壹樣地在社會上蔓延開來。從各行各業以職業優勢為手段的互相坑蒙拐騙到白衣天使墮落為冷血勒索者、人類靈魂工程師蛻變為校園綁架者，中國社會的道德操守已徹底崩塌，而底層民眾則被崩塌下來的磚石壓得遍體鱗傷。

如果說，第壹、第二個嬗變的社會效果基本是正面的話，那麼第三個嬗變則正面、負面都有。這三段嬗變社會效應的疊加使共產黨不得不嘆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 了。

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共老人政治已經終結。對中共政權的建立毫無戰功的所謂第三代、第四代陸續走上權力要津。這些完全沒有「革命資歷」 的中共領導人面對與毛時代大相徑庭的世界已不可能照搬毛時代的方式去統治中國。他們的統治方式不得不與時俱進了。

二、中共新壹代領導人新的統治術

（壹）、放鬆淺層自由；扼制深層自由

儘管當今中共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政治格局不變，但是，其統治宗旨再也不是毛的世界革命，不再具有把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推展到全世界的雄心壯志，而只是維持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在此相去甚遠的宗旨之下，他們的統治方式也與毛時代大相徑庭。為了在與昔日截然不同的社會大環境下繼續維持共產黨的統治，他們採取了收縮政策。這政策可以歸納為這樣十二個字，「實行有限自由，堅拒絲毫民主」 。

應該說當今的中國民眾比毛時代擁有了許多自由。在經濟生活上，毛時代實行嚴格的配給制度。人們沒有選購的自由。在人身行動上受著無數規章制度的管制。職業的選擇要聽從黨安排，做革命的螺絲釘。居住上不能自由遷徒，更遑論農業戶口與吃商品糧戶口之間的天塹鴻溝。結婚離婚要單位同意；子女就業要靠組織關心，甚至到另壹個城市探親都要單位開具證明。人民群眾象工蜂壹樣嚴格第按照蜂王指揮作息。

九十年代以後，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早在八十年代，糧油主食、肉類副食、衣料、肥皂、生活用煤等的配給制度逐壹取消。八十年代中後期，擴大個體經濟牌照的發放。人們較易取得個體經營牌照，有了壹定程度的創辦私人企業的自由。外商廠也開始進入，給人們的擇業自由開拓了空間。壹些國營工廠的技工和技術人員跳槽到外商廠工作。許多農村男女青年則離開農活來到外商廠的生產線上。鄧小平南巡后，外商進入步伐加快。國營企業之間人員的流動也成為現實。隨著糧食市場的開放和戶籍保甲制的放鬆、以及人事擋案制的鬆弛，人們的擇業自由和遷徒自由得到某壹程度的實現。

李鵬為收羅人心，洗刷他在六四中的惡名，在其任內力主實行雙休日制，其後還有所謂五壹黃金周、十壹黃金周，鼓勵人們旅遊探親，再也不需為此尋求單位證明。新世紀到來后，中共還有更大的改革措施，結婚、離婚不需單位證明；投考大學無年齡限制；大學生可以結婚；開放公務員公開招考；簡化領取出國護照手續等等、等等。這壹切使當代中國人民有著毛澤東時代不可想象的許多自由。

但是，我們只要稍作探究，就可知道，這並不說明中共政權有著質的變化。

自由權利可分為人身自由權和政治自由權。人身自由可視為淺層自由，政治自由則是深層自由。九十年代以後，中共逐漸把毛時代徹底剝奪了的淺層自由逐漸給回人民，而對深層自由仍然實行嚴格控制或扼殺。

深層自由是什麼？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組織政黨）自由。毛時代，人們壹句私下牢騷話都會招致牢獄之災甚至殺身之禍。當今，共產黨對人們私下的言論已無力再管，但對公開、公眾言論則仍然實行嚴格控制。妳絕無可能在公眾場合發表妳與共產黨意識形態相左的政治觀點；妳更不可能把揭露共產黨反動本質和宣傳民主理念的文章刊于書面報章上。至於成立旨在反對專制的政治組織則立即會遭到共產黨的殘酷鎮壓。1994年北京語言學院講師胡石根等組織中國自由民主黨被中共判處十幾至二十年重刑。1998年，壹批七九、八九兩代民主志士組織中國民主黨。分佈全國十多個省市的幾十名中國民主黨的骨幹成員被判十幾年重刑。至今秦永敏、高洪林、查建國、毛慶祥等十幾名民主黨志士仍在黑牢之中。2003年，中國社會民主黨北京黨部成員、中國社會民主黨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被判處十年重刑。王小寧於2001年加入中國社會民主黨，2002年王小寧向我提出退出中國社會民主黨，另組完全紮根大陸本土的「第三條道路黨」 。旋即被秘密逮捕，並於2003年秘密判處十年重刑。去年，作家楊天水重組中國民主黨，又被中共逮捕，判處十二年重刑。共產黨鎮壓的瘋狂程度在新青年學會案上體現得尤其鮮明。如果說胡石根、秦永敏、王小寧、楊天水等的幾波組黨行動是挑戰了共產黨最敏感的神經，那麼楊子立等四名青年知識分子組織「新青年學會」 則完全是和緩的社團行為，理應不會招致大禍。事實上「新青年學會」 也並不作尖銳的政治訴求。它只是十分關注底層民眾的疾苦，為民工子弟創辦民辦學校。但萬萬沒有料到，對「新青年學會」 這樣旨在以平和手段改革社會現狀的社團，共產黨都要以最嚴酷的手段予以鎮壓。「新青年學會」 四君子被判處六至十年重刑。

這壹波又壹波的嚴酷鎮壓行動表明了共產黨絲毫不放鬆鎮壓深層自由力度的意念。

對淺層自由的放鬆和對深層自由的繼續嚴控，這成為當今共產黨維持其專制政權的兩手。放鬆淺層自由不但不會危及中共政權，而且在中國人民族性格的攙和下會起到某壹程度扶持作用。

中國漢民族是勤勞、重實際利益而缺乏理想主義的民族。在毛時代，人群中壹些潛能較強的人往往被壓抑著，被迫做著與其能力不相稱的工作，從毛時代走進鄧時代，尤其是鄧後時代，他們的確有被解放的感覺。人身自由的獲得使他們的勤勞和聰明才智有了發揮的餘地。有技術有體力的人們紛紛去跳槽找更好的工作。更有開拓精神的人們去自創企業。能讀書的人們去爭取文憑和學銜以走向社會上層。即使是沒能離開家鄉的農民，有的也因創辦養雞場、做養魚專業戶、搞客運貨運等取得成功。當他們賺到金錢后，如雨後春筍的遍地商品房、小汽車、高級家用電器等著他們去購買消費。還有花樣百出的娛樂項目、旅遊景點等待他們去享受。成功者成為奮鬥者的示範，激勵著更多的人為獲取物質享受去拼搏。他們對這種社會現實感到滿意。他們不再關注共產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制度是否合理。客觀上他們認同或認可了共產黨的統治。這與毛時代靠高壓、愚民來使民眾絕對服從其統治無疑是有所區別的。

人群中少數富於理想主義的人們，認為人應該不僅擁有擇業、居住、遷徒、婚姻、旅遊、娛樂的自由，還應擁有充分表達思想的自由；以演說或著文來陳述言論觀點的自由；還有結成組織的自由。由於共產黨剝奪人的這些自由，他們指責共產黨實行的政治制度是反動的，指出貪瀆的泛濫來源於制度的反動，並進而提出民主政治訴求。共產黨毫不猶豫地掐住這些人的喉嚨。使之在社會上的影響力淡薄。

對淺層自由不斷予以放鬆；對深層自由的堅定不移予以繼續剝奪，成為沒有「革命資歷」 的新壹代中共領導人維持其政權的兩手。

（二）、收縮專政防線、擴大政治基礎、強化鎮壓手段

毛時代實施著全方位的絕對統治。每壹個社會細胞--工廠、商店、學校甚至街道里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鏈的壹節。用當時的政治術語來說就是把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

與這種全方位絕對統治互為支撐的是共產黨的計劃經濟和人身強制。當今中共新壹代領導人繼承的是毛創立的、卻被鄧小平等變了調的家業。計劃經濟的萎縮；人身強制的放鬆，使中共當代領導人再也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 。在許多私人企業里、外商企業里、尤其是在個體經濟里，共產黨的組織已失去了活動的空間。新的大片公寓樓的興建，也使昔日互相知根知底的街道保甲制日益式微。糧食配給制的取消使人們易於四處流動。面對這種今非昔比的局面，共產黨新壹代領導人不得不收縮其政權的防線，從昔日的「落實到基層」 收縮到軍隊、警察、司法、民政和施行各種行政權的政府機構。只要這些要害部門、這些政權的精髓和象徵仍然在共產黨手裡，江山就不會變色。。

八十年代以前，壹個國營企業就是壹個小王國。裏面有保衛科--施行警察司法權。他們甚至能在廠里私設牢房關人。有武裝部，管理指揮本單位的軍隊--武裝民兵。有政工科、宣傳科、共青團、人事科……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儼然是壹個政權的雛形。九十年代以後，這成千上萬的小王國瓦解了。無產階級專政高大的城牆倒塌了壹大片。專政的鐵杆捍衛者們退卻到皇城之內，高築皇城的陡牆。別看皇城之外人聲吵雜，只要居高臨下的皇城裡意志壹律，隨時可以派出尖銳力量衝出城門，消弭各種吵雜騷動，那麼這個毛澤東創建的，鄧小平改建過的，就仍然是共產黨主導的紅色江山。

毛時代共產黨是虐待狂式地進行鎮壓屠殺。不但鎮壓那些為數極為稀少的政治反對者，而且鎮壓那些僅僅是出身於歷史上的敵對階級，而在現實生活中俯首貼耳、茍且偷生的人們。當今共產黨則是實行有選擇的有限的鎮壓。即只鎮壓政治反對者，對服從其統治的人們，不論是什麼出身，都可在達摩克利斯劍之外。

中共新壹代領導人除了奉行這種收縮戰略外，它還極力擴大其政權的基礎。毛時代峰期中國八億五千萬人口，共產黨黨員三千萬。兩者比率為百分之三點五。現今中國十三億人口，共產黨員六千八百萬，比率攀升為百分之五。這個比率就是說每二十個中國人中就有壹個中共黨員。除開少年兒童；除開那些四處流動謀生的農民工；除開城市裡大量底層民眾--這許許多多在政治上毫無「作為」 的人們，那麼，這個比率就會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換言之，在社會上較有穩定生活狀況的人群里，平均幾個人之中就有壹個共產黨員，這是壹個多麼高的比率。在共產黨的社會威信壹落千丈之際，共產黨員的人數竟還能如此大幅度增加，這說明共產黨已從當年嚴格挑選黨員到拉人入黨。事實上在許多高等院校里，入黨的容易程度已相當於毛時代入團。

共產黨新壹代領導人擴大其政權基礎的手段還有個壹招，擴大官員隊伍。從毛時代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培養革命接班人，到鄧時代大胆地提拔、破格地提拔，培養第三梯隊、第四梯隊，共產黨的官吏隊伍已空前膨脹。1979年毛去世后的第三年，鄧時代的元年，共產黨的編製幹部279萬人，十年之後增加為543萬人，再過八年之後，即1997年，也就是鄧小平去世之年，共產黨的在編幹部激增為八百多萬人。同期人口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官吏數目則增加了百分之三百。

當今中共官吏和所有吃「財政飯」 的人（即包括各類壹般公務員）共達4700萬（文章寫於十幾年前，所以參照的是當時的標準）。官民比率達1比28。如果作歷史的縱向比較。中國唐朝的官民比是1比3927；明朝是1比2299；清朝是1比911。

當代經濟、工商業發達，各類專業管理人員相應產生，官民比是要比古代高壹些。但斷不至高到當今中共政權的程度。例如日本官民比是1比150；法國是1比164；美國是1比187。

中共政權官民比為何高到如此程度？1975年鄧小平搞「整頓」的時候說：「現在軍隊幹部太多，陸軍有個師師長姓王，還有七個副師長都姓王，如不裁掉壹些，就成王八師了。」

二十多年過去，共產黨年年叫精簡機構其實年年在膨脹。「王八師」 之典故重演不衰。如教育部有六名副部長、外交部六名、衛生部六名、勞動部六名，其他各部多為五名，商務部最多，有七名副部長，連同正部長就是八名。幸虧他們不都姓王，否則就是王八商業部。

廣州市郊區的行政劃分魔術也很能用來說明共產黨官吏隊伍的惡行膨脹。七十年代以前廣州有個附屬於廣州市的郊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同樣在這九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漸次劃出了芳村區、白雲區、黃浦區、經濟開發區、天何區。從壹個區魔術般地變成五個區。每個區都配備著同樣整齊的各類機構。官吏隊伍壹下便擴大五倍。許多人平地陞官，真是皆大歡喜、不亦樂乎！

儘管官吏隊伍已膨脹到前無古人、今世無雙的地步，但是共產黨為了擴大其政治基礎，還在年年招考公務員。

2004年中央機關招考公務員7800人；2005年招考8400人；2006年招考8600人；2007年擬招考12000人。除此之外各地區亦另行招考公務員。如2005年江蘇省招考300人、瀋陽招考350人等等，故全國招公務員的總人數將是另壹個更大的數目。

政府公務員實行招考任用制方向是對頭的。但必須伴隨大規模裁除不稱職的冗員。冗員不除，又年年招人，其意為何？為擴大共產黨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除冗員會傷官吏隊伍的心。不要看那些貪官污吏品質低劣行為污穢，但在擁護專制、抗拒民主方面他們則是同仇敵愾的。裁汰他們會大大動搖共產黨政權的根基，故切不可貿然行之。至於招考公務員，壹則向世界顯示中共在改革，不只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選拔接班人，也在向民主國家的公務員制度看齊，實行公開招考。同時，這壹措施又可拉攏新壹代青年才俊，使之不要去反對現政權，使之與現政權認同。社會上最有活動能量的就是這班人，收攏了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也就穩定了社會。故無論官僚隊伍膨脹到何種地步，共產黨都不會真正裁汰冗員。

除了擴大政治基礎外共產黨還極大地強化其鎮壓手段。雖然在新形勢下共產黨再沒有大搞整人的政治運動。作為最顯著的專政機器公安部門是共產黨政權中最龐大的機構。壹個地級市的公安局中就有十幾個處。後來為適應「階級鬥爭新動向」 的需要，加強打擊「海外敵對勢力」的破壞活動，鄧小平又再創國安部。使中共警務人員倍增。但共產黨還不以此滿足，它還極大地擴充其武裝警察部隊。八九民主運動中，共產黨動用野戰部隊血腥屠殺人民為世界詬病。事後共產黨也總結經驗。鎮壓是必要的，但不必用野戰軍實施。於是擴建武警。把幾十萬乙級陸軍師改建為武警部隊。時至今日武警部隊總人數已接近百萬。武警的主要任務明確定為「處置各種突發事件，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 。這句共產黨的行話說白了就是鎮壓人民的反抗。根據公安部門披露的數據，群體性事件數量從1994年的壹萬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七萬四千多起，增加了六倍多，參与人數從1994年的七十三萬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三百七十六萬人次。近年來，萬人以上的群體暴動事件就有2004年10月重慶萬州爆發官民因街頭細故引發的暴力衝突；同月底四川漢源爆發由於政府強制拆遷和官員黑箱作業造成官民衝突事件；2005年6月安徽省池州因壹樁普通街頭車禍引發的官民衝突事件，2005年5月浙江省東陽農民由抗議化工廠破壞環境演變成反地方官員腐敗的流血衝突事件；2006年10月四川廣安爆發因醫院拒絕搶救壹名誤服農藥的四歲男孩導致其死亡的警民衝突事件；2006年12月四川達州爆發因傳官員輪姦虐殺酒店女服務員而引起的警民衝突事件……這其中以漢源暴動規模最大，有多達10萬農民參加。正是在這樣的局面下，共產黨急促地擴充其武警部隊，將其分佈全國各地，以隨時出動鎮壓起來反抗的民眾。應該說，共產黨的這壹強化鎮壓措施是有延緩其政權的作用。因各地的反抗運動是分散的、隨機的。儘管它瞬時能發展到萬人乃至十萬人的規模，由於孤立而無全國響應，終在共產黨及時調動武警前往鎮壓下瓦解。

（三）、收買精英階層、製造表象繁榮、煽動民族狂熱情緒

八十年代初，鄧右共產黨就壹反毛左共產黨的陳規，開始著手締結官知聯姻。首先是對老壹輩文化名人百般禮遇優待。以最優渥的待遇把他們供養起來，並給予各種榮譽。接著是把1961--年1965年入學的五屆大學畢業生作為首批收攏對象。其中政治尤其可靠者成為共產黨各級領導職位的繼承人。胡錦濤、溫家寶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接著1977-1979年考入大學者也成為籠絡對象。這幾批大學畢業生沒被網羅到官僚隊伍之中的，大多也在其工作崗位上得到恩澤。紛紛被評上職稱、高級職稱。工資、住房、各種補貼。

十幾二十年過去，老壹輩文化名人已大都辭世。那幾屆大學畢業生也年屆退休或年近退休。共產黨籠絡目光移至新壹代社會精英。儘管共產黨的官吏隊伍已極端龐大，絕大多數單位都嚴重超編、人浮於事。但共產黨還是咬著牙年年招考公務員。公務員招考的條件之壹是學歷大學以上，年齡在35歲以下。顯然是用以招徠青年知識分子。共產黨這壹招相當有效。每年都有數量極為巨大的知識青年去擠公務員的窄門。現已有53萬多人報考2007年的國家公務員，連同各地自行招考的，投考者將超過百萬。

共產黨不動聲色地判定，壹個社會的精英階層往往主導著社會輿論和民情。他們的能量與人數不成比例。人數眾多的平頭百姓往往是集體失語的沈默壹群。而人數遠遠少於他們的社會精英卻會發出巨大聲浪。故能得到社會精英的擁戴和認同是維持政權的關鍵。應該說，共產黨的這壹判定不是沒有道理的。

由於鄧小平摒棄那種荒謬絕倫的束縛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毛式社會主義政策，使生產得到發展。同時由於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地發展和引進外資，這些年來中國基本解決吃飯問題，藉此，能投入人力去從事修築公路、鐵路、橋樑、高樓、建電站、射衛星等項目。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迅速提高主要就有賴於這些方面。儘管這些項目的成就並不說明底層民眾生活的改善，但中共政權卻以此作為其政權合法存在的依據。

當東岸沿海各大中城市高樓櫛次鱗比；當高速公路上小汽車來往如梭；當子彈高鐵呼嘯而過；當霓虹燈晝夜不停地閃亮，世人的目光就會看不到農村腹地的貧窮雕敝；就會看不到終年勞碌卻薪水無著的民工的滿臉愁苦；就會聽不到病重無醫乃至茫然等死的底層貧民的哀嘆……於是共產黨政權就有政績作為它存在的理由了。

共產黨除在這些硬體上製造表面繁榮景象外，還在軟體上下功夫。那就是竭力營造壹片娛樂昇平的景象。在數不清的歌舞連台之中，最能發人深思的是旋風不絕的選美大賽。

毛時代，對選美是極盡遣責的。中國大地上絕無選美痕迹。國外、香港的選美活動壹律被斥為為資產階級香風臭氣，指責為侮辱女性甚至是玩弄女性的低級趣味。現在仍然是共產黨執掌政權，但選美在中國卻有了截然不同的命運。不妨回過頭去檢視壹下它走過的足跡。

1989年廣州地區推出了以「廣告新星大賽」為名的選美比賽，這是中國選美比賽的初試啼聲。九十年代之初「選美」 在全國各地悄然興起。1993年「北京小姐」選美活動在北大設了報名點。《北京青年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了北大女生高菁寫的《北大女生拒絕選美》的文章。從側面表達官方不支持「選美」 活動。接著，1994年全國婦聯公開表態反對舉辦選美活動。但是，此後情況漸漸發生了變化。知識女性的不屑和婦聯的公開反對並未奏效，選美活動愈來愈頻繁和熱烈。

1999年壹個重大的轉折信號是《北京日報》社首開省市黨委機關報主辦「選美」活動之先河，主辦了"都市女孩服飾風采大賽"。《北京日報》是北京市委黨報，它代表著北京市委的意向。既然北京市委主辦，婦聯就啞了。接下來2001年舉行了第二屆都市女孩服飾風采大賽。來自北京、天津、重慶、哈爾濱、瀋陽、深圳等地的、歷時壹年半、經過數千人初賽、複賽、決賽而產生的32名選手在北京通州會堂進行最後決賽。此次大賽經國家民委批准，並得到了全國婦聯的特別支持，由中國民族報社主辦。比賽結束后，中共已故元老陳雲的遺孀于若木、中共中央組織部原常務副部長趙宗鼐為優勝者頒了獎。中國國情調查研究中心秘書長方建文也出席了總決賽。

由於得到中共官方的認可和支持，選美活動遂在全國波濤洶湧地展開。僅以2001年的廣州為例，就可知選美頻繁到什麼程度。2001年3月啟動歌樂小姐大賽；4月啟動新絲路模特大賽；5月啟動第九屆「美在花城」廣告新星大賽、華凌東方新娘大賽、2001精英模特大賽；6月啟動自然美親善大使大賽；8月啟動花季少女大賽、和第二屆「明日之星」影視新星大賽，壹年之內竟有八項選美活動。其頻繁之狀讓世界為之瞠目。

相比之下，無論是白人社會的歐美國家，還是同為華人社會的和香港台灣，選美都是純粹的民間活動，官方壹律不予介入，既不批評也不支持。

舉行選美活動是民眾的固有權利。至於它的適度線在哪個水平，社會人士見仁見智。由於那不是我們民主志士關注的焦點，故沒有深入研究，亦無明確定見。但是我們深以為怪的是，同為壹個中國共產黨，從前把女子燙頭髮、穿緊身裙、高跟鞋都定為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嚴加斥責禁止，甚至把違禁者拉上台去批鬥，怎麼現在嬗變到帶頭去欣賞身穿三點裝的美女走玉碎步了？

當今共產黨官員包養多名小蜜和淫嫖高級妓女的頻度遠遠高於世界官員的水平。相比之下欣賞三點裝美女的玉體實在不算什麼。但問題是，共產黨官僚盡可去暗中淫嫖包養，卻何必帶頭在大庭廣眾之下去推動選美波濤。

九十年代初選美剛萌芽，就遭到共產黨原教旨衛道士的攻擊。稍後，共產黨「改革派」 人士省悟到，當今搞選美其實對共產黨政權有利無弊。但由於衛道士的聲色俱厲使選美卻步，解鈴還需系鈴人。只得由「改革派」 的官方自己來打開局面。

毛時代，共產黨自信對民眾有絕對的控制力。它把民眾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都壓縮到最低水平。民眾非但不敢有怨言，還極為順從地聽其使喚去鬥爭階級敵人和自身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二、三十個春秋過去，世事今非昔比了。共產黨神聖光環不再，民眾也躁動忤逆起來。當今共產黨已不敢設想自己有威望去「運動群眾」 批判什麼資產階級生活作風，恰恰相反它正需要民眾都去追求「資產階級生活作風」 ，都去縱情酒綠燈紅、犬馬聲色。當人們都去追求那些，都去寄情于那些時，就不會，起碼少些關注制度弊端和社會不公，就不會對共產黨壹黨專政的政治格局提出疑問了。

當今中國城市裡有著世界最高密度的的娛樂場所；有著頻度最高的大型歌舞表演；有著世界最頻繁的選美活動。中國人生活得何等多姿多彩；何等輕鬆愉快。當年毛澤東說「鶯歌燕舞」 純粹是虛飾讕言。當今說中國壹些城市裡日日酒宴、夜夜笙歌倒確是事實。能給民眾以這樣生活的政府難道不是個好政府？難道對這樣的政府還需要去指責挑剔、去終結推翻嗎？

不過，無論壹個社會的表象是何等的歌舞昇平，總還是有些人肝火較旺。怎麼把這些人的肝火引向別處？共產黨祭出了民族主義。共產黨現在再也不搞紀念馬克思、恩格思、列寧、毛澤東了。而是年年大搞祭孔子、祭黃帝、炎帝、大禹。彷彿它最具有民族感情。除在歷史題材上大搞噱頭外，更在現實題材上大作文章。如「神舟」五號載人飛船被共產黨吹噓得神乎其神。幾個航天飛行員被捧為民族英雄，到處作報告，煽起壹陣「中華騰飛」的狂熱情緒。殊不知前蘇聯和美國早在三、四十年前已把宇航員送上太空。在俄國、美國的航天站技術面前，中共的那點東西實在不值壹提。可是就是這麼點「神五」 工程就被吹噓成是中共了不起的政績。

GDP是共產黨的壹大賣點。共產黨宣稱中國已超過英、德成為世界第三的經濟實體。數字遊戲與各種大祭以及「神五」 凱曲匯合起來激起了許多人的民族狂熱。在民族自大感高漲的氣氛下，中共通過文化痞子何新之流製造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敵視、欺侮中國的謊言。謊言的戈貝爾效應催生了壹個在網路文化中被稱之為「憤青」 的社會群體。「憤青」即憤怒的青年。這些青年不對共產黨的專制腐敗憤怒，而只對西方國家敵視欺侮中國憤怒。雖然「憤青」 不是社會主流，亦非壹個固定的群體，但只要它流動性地、某壹程度地存在，就為中共政權注入了些許支撐。它設法轉移了社會的怨氣和不滿，把人們的視線從國內種種弊端轉移到子虛烏有的西方國家的敵視欺侮上。

三、共產黨政權的絕症--貪腐

我的以上剖析似乎給人以這樣的理解：就是共產黨的統治術「與時俱進」了，它的江山可以鞏固長存了。這種理解的產生是忽略了，共產黨的統治術雖然「與時俱進」 ，但是它還有壹個無可救藥的絕症--貪腐。共產黨最大可能就是亡在這個絕症上。

（壹）、反貪更貪的怪圈

2000年3月江西省副省長胡長青以受賄400多萬元被處以槍決。半年後比他官更高壹截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以貪污受賄4000多萬元被處以死刑。(注射行刑法) 貪污受賄要以被剝奪生命為代價這懲罰不可謂不重。可是效果如何呢？請看共產黨貪官的繼往開來、勇往直前。

海軍副司令王守業貪污1億6千萬；中國銀行（香港）總裁劉金寶貪污2億6千萬；上海市長陳良宇初步已查獲其有秘密賬號3億多元；中國銀行西安分行北大街支行行長周利民貪污4億元；福建省工商局長周金伙貪污8億元；中國銀行開平支行行長余振東貪污20億；……尤其驚人的是中共官員中貪污數額之首還並不是陳良宇之類的大員，而是七品芝麻官廣東南海市委書記鄧耀華。他的貪污數額高達百億。

中共官員貪污之風也污染及工程技術人員。被譽為「神五功臣」 的航天壹院院長厲建中也貪污受賄4千多萬元。案發後還自稱是專家有功於國，要求寬大處理。

中共貪官的鯨吞之心異常急迫。例如河北省外貿廳副廳長李有燦，在位2另8個月，貪污4700多萬元，平均每天貪污5萬元。中共貪官往往並不因其職位較低而業績有限，如廣東東莞塘廈鎮長李為民是個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的小玩意，但他竟在五年中貪污了9千萬元。

從前江澤民主政，上海無貪官被擒，有人說上海官員廉潔。可是胡錦濤壹打上海幫就打出成績。而北京同樣有壹名副市長貪官劉志華落馬。這壹方面說明中共貪官處處都有，不存在「免疫」 的角落，又說明貪官能否被揭露與中共黨內派系鬥爭有關。如江澤民掌權壹天，陳良宇之流就「廉潔」 壹天。換言之，中共高層貪官的揭露往往是黨內派系鬥爭的副產品。

中共貪官究竟鯨吞席捲了多少民脂民膏已無法統計。報載中國商務部調查報告說，中國有4000名貪官外逃，攜走了4000億元。這是壹個多麼驚人的數字。而且它會促使人們深思，尚留在國內的貪官究竟貪了多少？

中共貪官除鯨吞之心甚烈外，還十分黑心爛肝、無恥下作。他們不僅貪那些社會浮財，而且連饑民口中之食都要掠奪。如中央政府發給吉林省長嶺縣某村20名貧困村民每人5000元扶貧金，到貧民手中時只有50元。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層層貪官剋扣掉了。又如2003年陜西渭河洪災。中央政府撥6千萬元救濟災民，而最後此款能到災民手中的只有百分之壹。有災民為此事上訪中央，結果被縣鎮官員捉拿判處勞動教養。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因須大量移民，中央政府投入400億用以安置移民。此巨款成為各級貪官眼中「肥肉」 。他們層層貪污、挪用、剋扣，最後只有十分之壹到移民手中。

從中共懲處貪官用典程度來看，不可謂不嚴。連死刑都用上了。儘管那些鯨吞千萬乃至上億的貪官在三餐無繼的民眾面前死壹百次都應該，但是，從當代人道司法的角度來看，貪官侵害的是物，而不直接是人，故實不該剝奪其生命。然而令人驚異的是，為何動用了如此嚴酷的手段懲處貪污，貪污仍愈演愈烈，中共官僚階層深陷貪污怪圈無可解脫？這隻能從兩個方面去解釋。壹是容易得到的巨額錢財會使許多人利令智昏，不惜鋌而走險。二是共產黨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政治架構既造就了巨貪的渠道又堵塞了社會監督的管道，使貪官有了黑箱作業的可能。

在民主制度里，同樣有為巨額利潤鋌而走險的人們。但民主政治下的自由經濟受著許多法規的控制，政治權力無法進入經濟運作，不存在以政權為槓桿的巨大買賣差。而且民主政治有著極其透明的社會監督，使官員的暗箱操作難以進行。故此在歐美成熟的民主國家裡很難產生巨貪。如果有人想為暴富鋌而走險就得去走私毒品。但那與以政治權力去貪污索賄是不同類別的犯罪了。

（二）、中共官僚的「合法」貪污

共產黨官員的瘋狂斂財除了上述種種作姦犯科之行外，更經常的是設法化公為私。這裏表面上不觸犯刑律，因而常唐而皇之地進行。當代的「圈地運動」 和私有化浪潮正是給了中共官員合法鯨吞民脂民膏的最佳途徑。

由於中國土地不為民眾私有，地方政府看中了哪塊土地后可以繞開農民直接與鄉村領導洽談「圈購」 。鄉村領導人在上級的恩威並施下大都樂於接受。地方政府遂以低價收購農民耕地，再高價賣給業已相中這些土地的房地產開發商，從中賺取巨額利潤。如果這巨額利潤中有落入官員私人腰包里，那就是貪污，但若這利潤不直接打入某個官員的賬號，那就不是貪污。但是官員們有其他辦法使這些錢財滋潤他們的生活。壹個極端的例子竟然就出在天子腳下。北京六圈村緊鄰四環路的壹片土地被徵收。地方政府只給農民每平方米117元的收購價。轉眼以每平方6750元高價賣出。當年列寧說百分之二百的利潤會使資本家紅眼瘋狂，那麼現在這高達百分之五千的利潤又會使共產黨官僚如何呢？

私有經濟被歷史證明比計劃經濟有無可比擬的活力。所謂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是共產黨的改革措施之壹。它壹度給共產黨披上開明的色彩。可是在共產黨專制政治的前提下，國企私有化只是壹條讓共產黨官僚名正言順地鯨吞民脂民膏的途徑。共產黨官僚既可以低價「圈地」 購入再以高價賣出，又如何不可以低價購入國企，而讓自身轉變為私人企業的董事？那種低價購入國企，高價賣給他人，從中收取巨額中介費中飽私囊的作法當然也可賺大錢，但那明顯是貪污行徑。壹旦東窗事發難以收拾。倒不如就此轉變身份，既不觸犯現有法律，又為今後構建了經濟宏圖。最近被<財經>雜誌披露的「魯能集團事件」 就是典型的例子。私人企業北京首大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和北京國源聯合有限公司以37億3千萬購得總資產高達738億魯能集團公司91%的股份。而魯能集團的高層大部分都變身為新公司的董事。許多共產黨官僚就是這樣使自己從國企經理變身為私企董事。私企所賺利潤落入他們的私囊就再也沒有貪污不貪污之說了。報載中國私人企業家中三分之壹持有中共黨證。毫無疑問，原始老闆入黨的只是少數，大多數是拿著黨證搖身壹變過來的。無怪乎江澤民要讓資本家入黨，否則怎麼處置原已持有黨證的中共官僚變身為私企老闆。

資本家在正常的自由經濟中致富可稱之為長袖善舞。共產黨官僚通過「圈地」 和國企私有化致富則應稱之為巧取豪奪。這巧取豪奪即使表面上不違法，但本質上仍是貪污。共產黨政權默許了這巧取豪奪，遂成為官員們在政治上忠於這個政權的原因。

（三）、中共官僚的變相貪腐與異常心態

共產黨官員極度的奢侈揮霍是壹種變相的貪腐行為。由於直接把公帑落私人腰包作貪污論，為既要享受又不被追究，共產黨官員們遂大肆揮霍浪費。報載統計數字是（以2005年為例）公款吃喝、公款接待用去2500億；公共汽車費用3000億；出國「考察」1500億。另據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披露2004年的官員公款吃喝、公共汽車消費及出國考察培訓共花費6000億。相當於當年政府財政收入的20%。04、05年的情況是在中共中央對此加以整頓之後。1999年更驚人。僅出國考察壹項就用去3000億。許多地方低至鄉鎮壹級幹部都壹批又壹批地「出國考察」 ，大肆揮霍公帑遊山玩水。

當代中共官員的心態是異常陰暗的。毛時代的中共幹部都有著從北伐到渡江的各種資歷。在人民面前他們具有神聖的光環。科級以下幹部過著與平民無異的物質生活。處級幹部也差別有限，甚至廳級幹部都沒有太大距離。只有部級、中央級的高幹才生活在另壹個數量級的層次中。那時共產黨幹部的生活樂趣在於民眾對他們的敬仰、唯唯諾諾、恭敬服從；在於他們能隨心所欲地發號施令役使人民。政治榮譽感高於物質享受，而且在毛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他們也沒有豐富的物質可供享受；更沒有貪污的大渠道。

當代中共領導人就截然不同了。他們來自民間，都曾是芸芸中的壹員。每個人的經歷為大眾所知，他們對共產黨政權的建立無寸分戰功，絲毫沒有那類爬雪山過草地，九死壹生，只有自己心裏明白，外界無以洞悉的「英勇」故事。無論是賈慶林還是陳良宇；無論是南海縣霸鄧耀華還是銀行蛀蟲余振東，到處都有他們的同學、鄰居、同事對他們的底細了如指掌。他們非但沒有光環，而且其發跡中的貓膩亦為外界所知。人們當面對其並無崇敬，背後更是敢隨意詈罵。反對地方和單位的領導幹部不再算反黨，這棵文革人民反抗運動的果實在當代更加光彩奪目。身為壹地之官，竟無顯赫政治榮耀，竟得不到民眾的敬仰擁戴，他們的內心是失衡的。於是共產黨的官僚們就把心志全部寄托在物質享受上。他們心境陰暗靈魂骯髒，仇視民眾；敵視民眾，對民間的疾苦極端漠視，只顧在自己有權有勢之日及時享盡人間之酒綠燈紅。貪污既有風險，那就拚命地去揮霍吧。如在北京三里屯的「後宮」 餐廳和「美麗會」 餐廳進餐動輒超過壹萬元。消費壹瓶馬爹利金皇的價格為16880元。而到這些地方消費的70%都是公費結賬。2006年武漢召開壹次人事工作會議。125人與會。會議進行三天。共花費304萬元。人均每天2萬4千元。故語說「富家壹席酒，窮漢半年糧」 。這個會議的壹席酒等於壹個農民十年勞動所得。共產黨幹部的奢侈揮霍令中國古代之富豪都望塵莫及、自愧不如。

如果說對貪污受賄中共最高層還要予以懲處--儘管這種懲處往往與黨內派系鬥爭糾葛在壹起--那麼對官員的揮霍奢侈就相當姑息了。這壹方面是由於太普遍，無法嚴管，而更主要的是中共根本不想管、不敢管。當今共產黨是壹個利益的集合體。沒有利益誰願為之效力？如果連官員的揮霍都處罰杜絕，那就沒有人願為壹個明顯沒有民意基礎的政權效忠出力了。中共最高層心知肚明，對揮霍不可下重手，恰當的舉措是把它限在某壹範圍之內，並輔以「贖買」 措施。於是除不斷給官員加薪外，還給予官員種種額外補貼。如僅坐車補貼就給副處級幹部實質幹部每月1800元；副處級非實質幹部1600元；科長500元；科員200-500元。正處級、廳級以上幹部的各種補助更是巨大數目了。對比許多底層民眾每月辛勞只得數百元工薪，就可知官員揮霍是得到中共政權的默認。

除了吃喝、公共汽車、出國考察這幾項大肆揮霍項目外，還有就是大興土木。中央三申五令不準建高標準的樓堂館所。但他們均作耳邊之風。

安徽埠陽縣穎泉區，壹個小小的區政府竟搶奪農田四十二畝、耗資3000萬興建壹座外型酷似美國國會山莊的區辦公樓。僅大門口的大理石階梯就花費50萬元。鄭州市惠濟區委書記馮劉成建造六座豪華辦公樓，其中還有個巨大的半球形會議中心，外觀酷似美國白宮。這壹豪華建築群佔地高達530畝，令安徽埠陽縣穎泉區政府的「美國國會山莊」 相形見絀。這是西洋派。還有些官員是國粹派。他們把自己的辦公樓建成類似天安門。如重慶忠縣黃金鎮，此鎮名叫黃金，其實十分貧窮。但其鎮長壹伙竟舉債建了壹棟酷似天安門的鎮辦公樓。河南省濮陽縣屬省級貧困縣。每年都要上級投入億元來維持該縣財政運作。但該縣黨政領導竟投入七千萬元建造本縣的天安門辦公大樓。還建造許多別墅。該縣副科級以上幹部都搬進數百平方米店豪華別墅。建這些「國會山莊」 、「白宮」和「天安門」以及所有豪華辦公樓，除了反映共產黨官員的浪費揮霍，還折射了他們土皇帝心態、膨脹的權力欲，和空虛腐敗的靈魂。他們是在幻想自己擁有類似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威儀或美國總統的權勢。

把當代共產黨地方官僚的這類「幻想」表演得最淋漓盡致的是安徽省亳州市委書記李興民。他在上任之後組織了壹次大閱兵。其閱所「兵」 是當地的警察公安。李興民站在敞篷吉普車上向被檢閱的警察隊伍高叫「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警察隊伍則按他預先教定的回應：「首長好！為人民服務！」完全是當年毛澤東十壹國慶節檢閱三軍的派頭。好壹副精彩畫面。共產黨官員的淺薄無聊、小人得志、自我膨脹、沐猴而冠，都在這大「閱兵」 得到最透徹的詮譯。此「閱兵書記」 后因貪污數百萬元被判12年徒刑。而鄭州惠濟「天安門」 的建造者惠濟區委書記馮劉成也因貪污600多萬元；受賄80萬元和挪用公款2700萬元被判無期徒刑。

試想毛時代和鄧時代豈會有小小的地方幹部敢建天安門式的辦公樓、敢效仿毛澤東「十壹」閱兵？當今共產黨區縣級地方幹部竟敢如此潛越，說明了共產黨政權曾經極為嚴格有效的垂直控制力已相當式微；說明了某些地方幹部對上級乃至中央的藐視。也說明了這個政權猶如壹個「大佬」 死去后嘍羅們各自稱大的、規則已亂的黑社會組織。這預示著這個政權的分崩離析不再遙遠。

（四）、共產黨官僚貪腐的最高段位

無論是八十年代倒賣各種原材料和產品，還是九十代的倒賣批文；抑或新世紀的「圈地」 和企業私有化，共產黨貪官用來買賣的都是物。這其中固然在逐步升級，貪污的數額和層次都不斷在提高，但與近年共產黨官僚貪腐的最高段位來比都還是初級階段？那麼這最高段位是什麼？是買賣無形且價值無定之物--官位。

九十年代中後期，筆者已從國內友人發來的信息中得知買賣官職的事情已廣為發生。某人想得到某壹職位，極力討好關鍵的上級。除平時極表恭敬外，尤其注重在上級家庭有喜慶事時送上極厚的紅包。我當時在對此嗤之以鼻之餘，實沒料到曾幾何時這勾當發展到如此明目張胆、明碼實價的地步。由於過於猖獗暴露，中央不得不過問之，也懲處了壹批賣官鬻爵者。如陜西省商州市委書記張改萍從2000年11月至2005年9月，利用職權為他人在晉陞職務方面謀取利益，先後收受商州區教育局原局長陳某、柞水縣原副縣長陳某等28人賄賂共計106.9萬元。

四川省涼山州委副書記曹永葆在1994年至2004年擔任涼山州委組織部長、州委常委、州委副書記期間，利用職權在任用、提拔幹部時關照賄賂者，先後收受他人賄賂152.3萬元，另有107.4萬元、1.18萬美元的巨額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

國家級貧困縣―定遠縣縣委書記陳兆豐所收207人334次283.76萬余元賄賂中，除去9人37次是為承攬工程外，其餘均為升遷、提拔。平均每頂官帽1萬多元。權力成了陳兆豐有恃無恐的靠山，賣官是他大肆斂財的最好工具。其賣官的猖獗程度是在被紀委調查期間，還在收賣官之錢。

……

賣官鬻爵之風已吹遍中國，其中規模最大的當推黑龍江綏化市委書記馬德賣官案。1999年，任牡丹市副市長的馬德通過賄賂時任黑龍江省省長田鳳山和黑龍江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的韓桂芝當上綏化市委書記。他花錢賣到官后就要以賣官把投資成倍成倍地賺回來。其任職四年之中，把綏化市委大院變成烏紗帽銷售部。其賣官職囊括綏化市屬下十縣市半數以上處級幹部，達265人之多，收取賄賂兩千多萬元。

然而賣官「產值」 最高的還不是馬德，而是太原市委書記侯伍傑。從2000年到2001年壹年多的時間里，他的賣官創收達5000多萬元。平均每天10多萬元。無論是「總產值」 還是「單位時間產值」都獨佔鰲頭。

毛時代是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選拔、提拔幹部。這是壹部血腥的歷史。許多人就是通過做運動員，在政治運動中整人，踩著別人的政治屍體乃至人身屍體向上爬。壹大批文革保皇派就是通過在文革中保共產黨統治秩序、鎮壓屠殺「黑五類」 、鎮壓屠殺造反派群眾而登上官位。

鄧時代是對知識分子採取拉攏政策。在八十年代提拔了壹批有學歷的專業人士。同時也在陳雲力主下提拔了壹大批高幹子弟。這是壹部官知聯姻史和子承父職封建史。現在這些歷史卷頁都翻過去了。文革保皇起家者仕途已盡。官知聯姻得寵者也年屆退休。太子黨入選者固然意氣風發，但鄧小平擬定的年齡劃線制使之宦途有限，落選者更只得去沈浮商海。這壹系列情況的疊加使共產黨提拔幹部的倫理原則出現空窗。遂使賣官鬻爵有了登堂入室的可能。但是，真正使賣官鬻爵能風行於世則歸功於共產黨的專制政治。中共各級黨委領導人的產生，選舉流於形式。真正人選由上級黨委欽定。疏通上級關節是謀取官職的捷徑。馬德不就是這樣到綏化走馬上任的嗎？更何況更多的黨政部門領導人是由組織部直接任命，這更使大權在握者賣官成為可能。

賣官與買官是孿生兄弟。如無人想買，賣者何處尋顧客？然而情況是想買官的人多不勝數。何故？當官可以獲取巨大利益，特別是那些「肥缺」 。這除了前述當官可以「非法」 貪污、「合法」 貪污、揮霍享樂、作威作福外，還有複製擴大的機能。買官花了錢，如何不可以賣官再若干倍地撈回來？

例如黑龍江省綏棱縣委書記李剛買官花了人民幣42萬元、美元1萬元，爾後他賣官則收受賄款219萬余元。

馬德更是成果豐碩。他通過賄賂田鳳山10萬元、賄賂韓桂芝80萬元當上綏化市委書記。而他賣出兩百多個官職則收受賄賂達2338萬元。收入是付出的26倍。試問做什麼行當有如此豐厚的回報？

當然，賣官買官也不總是壹出皆大歡喜的劇目，有時它會給買賣雙方帶來災禍。如山西大同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李慧敏收受該局交通支隊副教導員宋建忠的賄賂，幫他陞官，但後來卻不兌現。宋建忠惱怒之極於今年1月殺李全家。李身亡，家中三人皆受傷。

壹個政權的官員貪污受賄從經濟類運作到買賣官職，這是壹個質的飛躍。它揭示這個政權的腐朽程度已病入膏肓，表明這個政權的官僚已廉恥喪盡。它預示著這個政權離其崩潰之日不太遙遠。因為買賣官職說明政權中人純粹是利益的結合，再絲毫沒有意識形態的維繫力。當利益的鏈條斷裂時，政權的統治鏈條也會斷裂。

當今中國共產黨的貪腐創古今中外最高記錄。如此之熾烈的貪腐會導致亡黨，對此共產黨最高層的某些有識之士並非不知。他們也憂心忡忡，並做出某些努力以求扭轉危局，但效果闕如。這是什麼原因呢？這使人不由得想起大明末代皇帝朱由檢。朱由檢的勤政在大明十六帝中堪稱上乘，但可惜他時運極為不佳。在那最後惶恐的歲月里，朱由檢曾幾次在朝廷上對皇親國戚、高官重臣門作揖打恭說：「現韃虜入寇、燒殺擄掠、災荒連年、流民四起，征討所需甚重、然國庫空虛、三餉無著、國家危在旦夕。懇請眾愛卿慷慨解囊，以救社稷于危難之間……」說得是情懇意切、聲淚俱下。可是眾皇親國戚、高官重臣均鐵石心腸，絲毫不為所動。在他們看來，妳朱姓皇朝氣數已盡。改朝換代自古亦然。妳大明完結，我等投靠新主，如何不會有壹片新天地？為何要為妳必死無疑者白送上我多年的斂集？

當今共產黨的貪官們也有類似心態。他們也明白專制不會長久，能在台上手中有權時就盡量撈。享盡人間的犬馬聲色、榮華富貴。更有遠見者，把錢財子女及早遠送國外。共產黨政權崩塌后的洪水滔天與我何干，我有享受就行。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共產黨因不可遏制的貪腐而導致亡黨，不是共產黨里的「朱由檢」 的憂心和「勤政」 可以挽救的。

四、共產黨上層的僵化與中下層的黑社會暴力化

七、八十年代之交，鄧小平等曾被稱之為改革派。但後來他們的行徑說明其頂多只是務實派，而且不久從務實派倒退為頑固派。共產黨內真正的改革派首屈壹指的是趙紫陽。還有胡耀邦、李銳、任仲夷、胡績偉、林牧等等。從年齡和資歷上來看，他們是中共革命的第二代。（鄧小平應屬第壹代）這些人都是青少年時期投身中共革命的熱血青年，不是王震那類身處底層生活無出路者。他們的改革理念是當年熱血理想的繼承和升華；也是多年來在共產黨營壘中摸爬滾打痛苦經歷的結晶。隨著這壹代人的逐漸故去，中共黨內再也難覓這樣的人士了。

當今中共高層是些什麼人呢？壹部分是太子黨，如薄熙來、王岐山等，另壹批是平民子弟，胡錦濤、溫家寶就是代表人物。

八九民運時叫囂「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 ，壹說是出自王震之口；壹說是出自王岐山之口。不管這傳聞真實性如何，有壹點被事實證明了的是，這些太子黨在堅持共產黨壹黨專政上是毫不含糊的。他們沒有辜負陳雲的信任和期望。「還是我們自己的孩子可以信任」 。對這班太子黨，根本不可以指望裏面出民主改革家。

平民子弟如胡、溫之流又如何？檢視他們發跡的腳印，就可知此時和今後的步履。

他們在六十年代上半期讀完大學。在學校里「積極要求進步」 、「積極靠攏組織」 。在學校里入了黨，當了政治輔導員。這壹擋子人從青少年時期起就被中共成功地塑造成「正統的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 ，是最沒有個性；沒有膽略；沒有獨立思考；沒有義勇血性的壹群。趙紫陽病重之際，溫家寶都不最後去看壹眼自己的老上級，其謹小慎微、其冷血無情由此可見壹斑。

他們也是意識僵化、思想貧乏的壹群。他們從小被灌輸毛理論，對民主政治既缺乏嚮往熱忱也缺乏洞悉了解。倒是對毛澤東「思想」 頂禮膜拜。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素質和知識素質，胡錦濤才會於2004年在壹個中宣部的文件上批示：「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但政治上是壹貫正確的。」

胡錦濤訪問俄羅斯時，外國記者問他讀過些什麼俄羅斯名著。胡錦濤思索壹陣列出幾個書名：《古麗婭的道路》、《卓婭和舒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頓時引來壹陣鬨笑。因為這根本不是什麼俄羅斯名著，而是前蘇聯的少年政治讀物。稍有文學知識的人都會列出最平民化的名著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肖羅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陀斯托夫斯基的《白夜》等。胡錦濤的回答反映了他的知識和思想水平都還停留在蘇共--中共的少年讀物水平。而知識的膚淺又意味著他思想的僵化。

或許胡錦濤、溫家寶都廉潔清正，也不揮霍奢侈。據說胡錦濤就壹直拒絕搬進中南海。這比那四處皆見的貪官污吏要好得多。但是，胡錦濤們不是鄉鎮縣市級小官，而是「黨和國家領導人」 。人們對他們的期望不僅僅是廉潔，而是要勇於改革。然而，他們這群思想成舊的政治陽萎者能擔此重任嗎？

如果說八十年代中後期胡耀邦、趙紫陽欲進行政治改革時，有陳雲、王震、李先念等頑固派制肘甚至壓制，那麼在新世紀到來后，尤其是江澤民也交出權柄后，來自老人集團對政治改革的阻力已經消除。而另壹方面，業已離休的第二代革命者如李銳、任重夷、吳南生等卻在呼喚改革。可是，胡、溫之流不但不借這些老同志的東風，反而壓制他們。2004年廣州最敢言的報紙《南方都市報》遭到打壓。任重夷、吳南生上述中央和廣東省委，為之仗義執言，竟遭冷遇。而《南風窗》和《同舟共濟》兩份雜誌由於刊登任仲夷呼籲政治改革的文章，竟遭肅整。中宣部專派壹名副部長南下處理，將《同舟共濟》的主編革職。以致任仲夷、吳南生憤而辭去《同舟共濟》顧問的身份。

中國青年報時政專版《冰點》因常刊登清新觀點言論而廣受歡迎。中共高層發文指責《冰點》「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勒令其停刊。北京《新京報》主編也因言論大胆而被撤換。這些都說明中共最高層並無作政治改革的意願。胡錦濤除了在那個批示上大讚朝鮮、古巴政治上壹貫正確外，還在2004年9月紀念人大成立50周年的大會上說：「歷史證明，在中國照搬西方政治體制的模式是壹條走不通的路。中國目前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優越性。」這壹斷言和宣稱表明了當今中共最高層領導人根本沒有從事真正改革的意願。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直選二十幾年來壹直停留在村長水平，再也邁不開第二步。而村是民眾自治機構，不納入政權機構。換言之，中共建政五十八年了，其最低壹級的政權機構都不是經由民主選舉產生。即共產黨的政權沒有絲毫民意基礎；沒有絲毫民主。

胡溫之流思想僵化乃至反動最尖銳的表現是重判「新青年學會」 、楊天水等。在黨管法的政治原則下，這類政治案件的重判，沒有中共最高層點頭是不可能的。

如果說共產黨思想意識的僵化和反動主要表現在其最高層言行，那麼共產黨的黑社會暴力化則主要表現在其中下層。

1998年海外民運人士魏泉寶、張林潛回大陸，準備開展民運工作。他們是走在街上被共產黨政治警察綁架式抓捕的，並誣陷他們壹個罪名--嫖娼。

《山西青年報》編輯高勤榮，由於撰寫「山西假滲灌工程」報道，在被譽為打假英雄記者的同時得罪當地壹批官僚。官僚們對他設計陷害、羅織罪名，指控他「介紹賣淫、受賄和詐騙」三項刑事罪判入獄13年。高勤榮在坐了8年牢后提前釋放。此後高走上漫漫上訪訴冤路但壹直處以各方推諉之中。

毛時代，共產黨很輕易地就能以反革命罪、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抓人坐牢。現在共產黨已不能隨意構建此項罪名，而鎮壓、迫害之心又如此酷烈，於是走上從暴力綁架式的抓捕到誣以嫖娼之類罪名的類黑社會之途。

河北省定州市委書記和風則更上壹層樓，從類黑社會升級為完全黑社會。和風大規模征農地而補償甚微，引起農民不滿並起而抗爭。農民們長期在被征的土地上紮營守衛。2005年6月和鳳竟動用來歷不明的三百多人用大刀、棍棒和槍支襲擊守地農民，造成六死十八傷的驚天慘案。最近報載廣東繞平縣壹個村莊因巨額徵地費被村官鯨吞，20007年2月4日，數千村民到鎮政府請願抗議，要求取回征地賠償費。結果被數百名身份不明大漢以刀棍襲擊。數百村民受傷。村民報警，警察置若罔聞。

類似上述事件遍及全國。如廣西南寧興寧區的上海路、南京路圍合區地段，屬於壹級商業用地，當地政府將此黃金寶地徵用再轉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從中謀取高額利潤。由於補償費太低，壹些住戶難以另覓合適住處，故拒絕搬出。當地政權出動數十部載有上千名警員和政府官員的大卡車，包圍了這個拆遷地段，然後沖進了拒絕遷出者的家中，雙方發生衝突。壹名十九歲的青年在事件中死亡，多人受傷。

中級官員的黑社會暴力行為有著廣泛的示範作用。現在共產黨基層幹部和警察使用暴力已是家常便飯。2005年10月，浙江《台州日報》副總編輯吳湘胡因刊登批評交警亂收費的新聞報導，惹惱了交警支隊椒江大隊大隊長李小國，他命令在崗執勤的40名交警，分乘10多輛警車沖進台州晚報辦公大樓，將吳湘胡打得大小便失禁。據媒體對目擊者採訪后所作的報道，這群警察扯著吳湘胡的頭髮，反扭著吳湘胡的雙手對其拳打腳踢，致吳湘胡大小便失禁多處創傷，然後塞入警車拖走。吳湘胡重傷卧床不起，終於2006年2月傷重不治而逝。

對壹個大報的副總編輯尚敢如此使用黑社會式暴力，遑論對壹般平頭百姓？無怪乎中國到處都發生地方官僚動用暴力拆遷和征地的事件。

當壹個政權廣泛使用黑社會的手段來對待它的政治異議者和反抗其橫徵暴斂的民眾，說明它在意識上已失去自信；在行為上已失去最起碼的自製，完全墮入抓狂式螺旋下墜。它的路快走到盡頭了。

五、極度分裂的社會

胡錦濤說要建立壹個和諧的社會。這似乎有點人情味的話暗示了現今這個外表歌舞昇平的社會實質並不和諧。只要稍微深入壹下生活就會發現，無數陰森的事實撕開了燈紅酒綠的畫面，讓毫不和諧的社會另壹頁暴露出來。

福建省324國道上壹路人被車撞到，司機不顧而去。其後有十幾輛車將傷者碾成肉餅。此類事件各地層出不窮。如果說324國道等是外省郊野之地，那麼請看北京中關村附近發生的慘劇。2005年8月壹路人被幾十輛車碾為肉泥，暴屍整天無人過問。

2005年3月7日29歲的張衡生在湘潭公路上被撞傷倒地不起。村民代為報警。當地公安、交警、民政三個部門聞訊后互相推諉，至使張衡生在雪地上倒卧五天後凍餓而死。

2005年廣東省新興縣某工地因施工需要挖有壹大坑。坑中由於下雨積水。三名在附近玩耍的兒童不慎落坑呼救。周圍有數十名成年人圍觀。圍觀至三名兒童掙扎到最後沒頂。

2006年來自齊齊哈爾的民工王建民因胃痛嘔血被送往北京同仁醫院。由於暫無錢交足醫療費，醫生只給打止痛針而拒絕醫治。並只讓他躺在醫院的廁所門外。王痛苦叫喚了兩天後不再叫喚，原來是已經死亡。

2003年甘肅青年蘇天將考上甘肅大學醫學系。因家中無錢交納學費而上弔身亡。

2004年瀋陽青年周娜以優異成績考上北京應用科技大學電腦系。因無法給女兒籌足學費，其母劉淑傑服毒自殺。

2005年1月10日雲南省宣威市第四小學壹年年級學生林峰小朋友上學途中不慎跌落離學校僅50公尺的壹個路邊小水坑裡，水坑中積水40公分。林峰年紀幼小，水坑雖不大也爬不上來。同學見了回到學校后告訴老師。老師聽了不不聞不問。當天小林峰就凍死在那水坑裡。

2005年9月17日瀋陽市壹女子欲跳樓自殺。千多人興緻勃勃地圍觀。賣望遠鏡的小販趁機到現場兜售望遠鏡。生意火紅。有人高叫：「跳呀！怎麼不跳？」

2006年8月11日北京火車站前壹帶著10歲男孩的中年男子議價搭計程車，因價錢問題與司機爭吵，繼而動手互毆。這時附近幾輛計程車司機都跑來圍毆那名男子。約10分鐘后司機們開車逃匿。受傷男子傷重死亡。

……

這些並不屬於行兇搶劫、謀財害命那類刑事犯罪的，卻又是慘痛的、冷酷的、血淋淋的惡性事件，無時無之地發生中國的每個角落。它們無可置疑地說明當今中國是壹個怎樣極度分裂的社會。

這邊是富家子弟的壹擲千金，那邊是蘇天將們上弔的僵直身軀。這邊是人奶宴、嬰兒湯，高級藥品、滋補品，那邊是王健民無錢醫病哀號而亡。這邊是歌舞場上的歡聲笑語，那邊是觀看落水兒童掙扎而死的冷酷心腸；這邊是「神五」 功臣歡迎會上的掌聲雷動，那邊是汽車碾過慘死者肉體的恐怖聲響。

中國社會在日益加深地分裂著。貧富分裂、官民分裂、城鄉分裂、社會精英與底層勞工分裂、人格分裂。如此嚴重的分裂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的貧富懸殊在世界上是首屈壹指的。波士頓諮詢公司的<2006年全球財富報告>指出：中國最富裕的0.4%的家庭佔有70%的社會財富。金錢的巨大擁有使之生活極度奢侈。德國600-1000萬美元的名車邁巴赫和勞斯萊斯都在中國找到買主。但是，貧窮人們卻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僅以中共政權自己承認的數目，2005年統計2004年農村經濟情況是2610萬人年收入在人民幣668元以下。4977萬人年收入在668-924元之間。以當今中國的物價，壹千幾百元的年收入，不算住房、醫療、教育，即使是最簡單粗劣的衣食兩項都不足支付。故此，中國起碼有2-3億在生存線上掙扎的貧困人群。

官民分裂與貧富分裂緊緊糾葛在壹起。因為官僚階級構成了富人的主要成分。總部設在美國「中國資訊中心」 的壹篇報告指出：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和證券五大經濟命脈行業中，85-90%的主要職務由高級官員的配偶或子女擔任。波士頓諮詢公司的那個報告也指出：中國壹億元以上的富豪有3220人，其中官員的配偶或子女有2932人。

貧富分裂、官民分裂並非只停留在觀念上，它所淤積的怨恨能量甚至會以暴烈的形式釋放出來。2005年6月安徽省池州事件起因是壹個老闆的坐車擦碰了壹個騎自行車的中學生引起的口角。那老闆指使其隨從毆打中學生，並說打死壹個人有什麼了不起，頂多就是賠他30萬。路人不平幫助那中學生。警察來后的處理明顯偏向老闆。於是在壹陣「警察偏袒有錢人」 的呼聲中壹場暴力騷動拔地而起。老闆坐車和警車都在騷動中被燒毀。

2004年10月重慶萬州事件的起因更是細故。壹個農民的扁擔碰到壹個婦女。婦女的丈夫對農民動粗，並揚言自己是政府公務員，可以如何如何。這下子激怒路人。警察來處理時，被群眾指責偏袒公務員，於是也轟然爆發為燒警車的暴力騷動。

老闆自認有錢；公務員自認有勢，都可以欺侮平頭百姓。而民眾也深具官府欺負人，和官府偏袒有錢人欺負窮人的潛意識，因而仇富、仇官。這雙方的敵意疊加起來就釀造了社會苦酒。

實際上，社會分裂在校園中就開始了。大學校園中，貧困生每月生活費在200元以下。而富裕生則出手闊綽。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壹位女學生每天在餐時之末到飯堂撿食別人吃剩的饅頭，整整2004年才消費8元人民幣。在校園中富裕生與貧困生已形成不同的圈子。有位貧困生說他本來也與壹些富裕生做朋友。有次壹位富裕生開生日PARTY，他咬咬牙把伙食費硬摳下來買禮物送去。但到時他才發現在眾多高檔華貴的禮物中自己的禮物是何等寒酸得拿不出手。此後他再也不與富裕生交朋友了。

能入大學的貧困生在挨過那幾年的寒窗后或許有人生轉機的可能，而早早輟學的貧家子弟更是只能永遠在底層掙扎。社會的階級分野就此凝固。

當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和內地某些經濟中心區的城鎮化在加速進行。城市在擴張，郊區在縮小。郊區之外的農村變成新的郊區。這似乎是在朝著縮小城鄉差別的方向變遷，但實質並不如此。因為農村腹地和邊遠地區在逆向發展著。工業愈來愈向各經濟中心集中。農村腹地的勞動力向經濟中心區流動。留守故鄉者的年齡和能力都趨向衰微。農村腹地的景象日益破敗。政府對農村腹地的經濟投入甚少，而即使是貧窮縣，那裡的共產黨官員也照樣揮霍擺闊。中央政府並沒有出台全面振興農村的計劃。頂多只是做壹些扶貧的姿態。而在毫無透明度和民眾監督的情況下，本來就有限的扶貧資金無非又成為貪官污吏的盤中羹。於是原本就非常顯著的城鄉差別由此更加拉大。

另壹方面，城市化也沒有朝健康的方向發展。農田在急劇減少。房地產開發商和官僚的勾結使他們各自在短期內攫取了大量財富。補償過少或官員剋扣太多時，民怨民躁四起。而補償相當、官員剋扣有限，致使賣地收入頗豐時，許多大城市郊區的賣地農民都過起遊手好閒的生活。賭嫖之風大盛。這已不僅是城鄉分裂，還有社會道德風貌的劣質化。

如果說中共官僚出自反動本性漠視民間疾苦，那麼知識階層總該有所不同。然而可惜的是情況並不如此。早在八十年代，知識分子就製造了壹個「腦體倒掛」 的神話，即所謂--「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的」 。其實，即使是在七、八十年代，就普遍而言，知識分子的收入都略高於工人。同樣年紀的青年，若入廠做藝徒。第三年滿師，第四年轉正，二級技工，四十幾元。若不是作藝徒，而是做純生產工，工資還要再低些。如果讀四年大學，情況就顯著不同。畢業工資五十幾元，壹年後轉正六十幾元。同樣年紀，後者工資是前者的壹倍半。以後同時漲工資，這距離還會再加大。故此，實不可因偶有小販經營得當，收入頗高，就得出「腦體倒掛」 的普遍規律，因為體力勞動的主體，工資仍是低於專業技術人員的。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鄧右共產黨拉攏知識階層，實行官知聯姻。為既拉高知識分子的收入又使工人階層無話可說，官方報紙便大肆宣稱現在是「腦體倒掛」 ，極不合理，應予改變。勞工階層是沈默的壹大群。他們沒有訴說的地方，也沒有人願意或能夠與之代言。於是名不符實的「腦體倒掛」 神話風靡中國。在改變「腦體倒掛」 這壹「不合理」現象的「理直氣壯」下，官方逐漸拉開白領、藍領之間的薪資距離。到九十年代末，中國的「腦體順掛」 比，已居世界前列。大多藍領月薪千元左右，相當壹部分只有幾百元。最近報載寧波市壹名罐頭廠女工被迫以17元壹天的工資連續通宵加班十幾天，不堪壓力跳樓自殺。而相對的是白領的薪資動輒數千上萬。許多大學都把本國教授薪資定為10萬年薪，還聘請百萬薪資的外國教授。根據太和顧問公司發表的「2006年中國薪酬報告」 稱上海地區高科技公司高層主管年薪50萬元，北京的60萬元。證券市場壹般員工薪資在4-14萬之間。主管階層年薪達50-150萬。而到這時卻沒有哪個白領出來說壹句「腦體順掛」比太大了的公道話。

知識精英只顧擴張本階層的利益，而妄顧藍領和底層民眾的疾苦，這就使社會精英與底層勞工的鴻溝日益加深。

如果說貧富分裂、官民分裂、城鄉分裂、知識精英與底層勞工分裂系表現於社會表層和實體上，那麼，人格分裂就體現於深層和意識之中，而且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群都會發生人格分裂。

古語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 ，這是人格統壹的表現。而當今中國許多人則反此道而行之。

假酒、假藥、豬肉注水、廢棉翻新等等都是為了牟利而坑害他人。賣假藥的張某不會願意喝到假酒；賣假酒的李某也不會願意吃到假藥，但他們卻都在坑害對方。任何人遇到困難災難都希望得到幫助，可是有人街頭遇禍無人救援，孩子落水眾人袖手傍觀。許多貪官壹方面大聲疾呼實行廉政，信誓旦旦地宣稱絕不接受賄賂，同時卻大肆貪贓枉法。這些都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表現。

醫生和教師的人格分裂尤其令人痛恨。

教師傳授知識，教以為人之道，可是當今中國在教育產業化的旗號下把教育作為生財之道。所謂改革開放20年來，學費增加25倍。這是明火執杖的部分，更多的則是「苛捐雜稅」 ，向中小學生收取種種額外費用。教師上堂敷衍了事，課後再收取高額輔導費。交不起輔導費的貧窮學生被歧視拋棄。有的學校甚至下作到強迫學生在學校吃高價午餐。不願就範的學生遭受刁難。這些都說明被譽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教師自己的靈魂已經分裂。

醫生以救死扶傷為天職，被尊為白衣天使。可是當今醫院普遍以超高價藥品、超高價護理費來盤剝患者。對貧窮患者冷若冰霜；對富裕患者笑裡藏刀；對不送紅包者拖延救治；對壹時交不足醫療費的急病傷者拒絕搶救，任其死亡。還有120急救中心倒賣病人；醫生與藥商勾結大收回扣；門診與住院部暗盤操作小病大醫……等等、等等。整個醫療界的人格分裂已登峰造極。

六、社會民主主義者任重道遠

當今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與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面對著截然不同的世界。巴黎公社運動之後，資產階級政府作了深刻的反省，於八十年代初主動與工人階級和解。釋放所有在押起義工人；取消所有通輯令；讓所有流亡在外者回國；開放政權，讓代表工人階級政權的政党參與競選。故此19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成為歐洲工人暴力革命的最後壹槍。

相比之下，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是工人首先使用暴力，資產階級政府鎮壓。1989中國民主運動是政府首先使用極度暴力鎮壓，民眾奮起作有限暴力反抗。結果不但是當時民眾以百倍以上的代價被屠殺，而且至今十八年過去，共產黨政府的通輯令還在生效；還有當時的反抗者關在獄中；共產黨還在把異議人士以「顛復」罪投入監獄；還在厲行黨禁報禁。時至最近，維權律師陳光誠和郭飛雄都被投入大獄。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歐洲的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理念都轉向和平演變是以資產階級政府開放其政權、開放黨禁、報禁為前提。而當今中國共產黨堅拒民主、堅持專制，故在現時之中國沒有和平演變的前提。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提出和平演變的方針，決不否定中國民眾有武裝抗暴的權利。只是我們從現實情況出發，判定在當今中國純民眾的武裝起義完全沒有可操作性。如果說1894年恩格斯就從鎮壓機器的物質水平判定巴黎工人的街壘鬥爭已經過時，那麼今天的物質條件使中國共產黨的鎮壓機器比當年還要強大千百倍。有朋友以辛亥革命為例，說明武裝革命可不必表現於民眾街壘，可由政府軍的壹部起義來承擔。但是，儘管當今共產黨已經式微，但其曾經強大無比的政治能量的余蘊仍使其還遠遠沒有腐朽到清政府的程度。二十世紀初，武漢壹萬七千名新式清軍（新軍）中，近八千名都加入了文學社、共進會、振武學社等秘密反清革命團體，而清政府卻懵然不知。當今，民主志士能在共產黨軍隊中建立秘密反共組織嗎？別說八千人，恐怕連八個人的組織都不能建立。

面對現實，我們的和平演變主張，與其說是方針，毋寧說是不得已的抉擇。

除了不具可操作性外，共產黨新壹代領導人所實行的、與前代領導人大相徑庭的統治方式所產生的社會效應，也使激越的革命方式難以得到社會諸階層的大多數人士的認同和支持。

底層苦難最深重的民眾當然不會拒絕激越的革命方式，但是他們已不是社會的大多數，而且他們分散，難以聚集齊爆。更須慮及的是，他們的激越齊爆不是可以控制的定向爆炸，而是會炸力四射，可能傷及無辜。故對之非但不應推動，還應予避免。

生活稍有著落的社會群體都不樂見激越的革命方式，遑論那些白領、中產階級了。不為社會多數人所認同的變革方式，即使是具有法理依據，也是沒有實效的、不可採用的。

對中國的民主進程我們要作好兩種準備。壹種是持久的韌性的鬥爭。

中國共產黨堅拒民主的政治慣性固然難以改弦易張，但是在世界民主浪濤的衝擊下，它的專制城垣必然會逐漸地崩塌收縮，最終夷平。但這會是壹個相當漫長的過程。我們無法、也不必要去估計推算它的時間。總之只要共產黨專制制度存在壹它，我們就堅持鬥爭壹天。

我們的鬥爭方式和內容是通過各種途徑宣傳社會民主主義理念；揭露中共專制制度的反動本質；抨擊其所造成的種種社會弊端；指出其必然衰敗的窮途末路。

在理念宣傳的基礎上廣泛聯繫各階層人士，匯聚社會民主力量。在審慎的前提下廣泛建立社會民主黨組織。並把組織的發展與各地民眾的維權鬥爭結合起來。

然而，中國社會民主黨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中國民主化的實現有賴於所有民主志士和個階層民眾共同的、長期的努力，甚至有賴於共產黨自身的不斷走向腐朽和分崩離析。我們並不急於指示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國內成員去發動罷工、遊行示威之類的鬥爭。我們的黨員可以參与其中，收集民眾鬥爭的有關資料，總結經驗等，但暫不宜走向前台發動指揮。現在共產黨的手法是對純民眾騷動以軟硬兼施加以化解。但如果是有政治異議人士介入，就嚴加鎮壓。1999年四川民主黨人王森、胡明君等僅僅是表態支持鋼鐵廠工人的集會請願鬥爭，就被判十幾年重刑。我們不應把艱難匯聚起來的社會民主黨力量過早暴露在共產黨的鎮壓機器面前。

社會民主主義者應須明白自己還會有另壹種承擔。就是在中國發生全局性突發事件，共產黨政權瞬息垮台，社會壹時失序時，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應立即走向前台，盡自己的壹切努力呼喚冷靜、理智，凝聚社會健康力量，結束騷動、建立新型的良好的社會秩序，並在此基礎上構建中國的民主典堂。

作這種設想並非危言聳聽。如果共產黨堅拒民主改革，社會矛盾空前積累；貧富懸殊登峰造極，中國很可能因某種難以預料的觸發點而使全局陷入高度騷亂。這種情況是共產黨顢頇的政經舉措造成的，亦不是我們樂見的，但殘局卻須由民主志士和所有有識之士去收拾。

當今中國的問題除了社會制度的民主轉型外，還有社會道德的重建問題。共產黨統治的半個多世紀除給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外，還極大地毒害了中國人的道德風貌。

毛時代的政治迫害使中國人的民族性格遭到壹次大毒害。在幾次政治迫害狂潮中有人因迫害他人而陞官加爵，這催生激活了人性中的兇殘無情、嗜血而肥。有人因遭受政治迫害而膽小如鼠、茍且偷生。有人因把政治迫害的禍水倒給他人得以自保，而催生了人性中的屈從強權、明哲保身、卸禍他人、親情泯滅。

鄧時代，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退潮，但中國人在毛時代被毒害的人性尚未恢復過來，就又陷入另壹場鄧式人性毒害。那就是被鄧式「改革」 所激活的急功近利短期行為、暴富意識唯利是圖、不顧社會公益、不顧他人死活、只管自己斂財賺錢的寡廉鮮恥。

經過毛、鄧兩次人性大毒害，社會道德極度淪落，人格高度分裂。這種情況壹方面加大了民主轉型的難度，另壹方面，即使民主轉型有了契機也有可能走入歧途或反覆。對此，中國社會民主主義志士們要有清醒的估計和思想準備。

改革壹個專制制度已是非常困難，而改造提升壹個被專制制度毒害了的社會道德風貌還要困難得多。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不僅是要終結專制制度，而且要建立壹個從物質生活到精神風貌都非常美好的社會。民主制度的建立，並不意味著社會風貌就可以自然而然地煥然壹新。被專制制度毒害了的人性會給社會帶來許多困擾。專制主義的餘孽甚至會利用民主制度的寬厚包容來興風作浪。社會發展過程中會有旋渦和逆流。這壹切意味著社會民主主義者肩上擔子的沈重。

為了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瑰麗理想，我們除了艱苦奮鬥外，自身修養的提煉也非常重要。不能設想唯利是圖、雞鳴狗盜、嫉賢妒能、損人利己之輩能夠承擔起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理想的重擔。社會民主主義者應要求自己成為品格高尚的人。我們沒有權力，沒有金錢，也沒有任何人資助我們。我們唯壹能引以自信的是，我們有系統成熟的理念和高尚的情操，以及鍥而不捨的開拓精神、不辭勞苦的工作熱忱。

同志們，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壹定會在中國實現；社會民主主義壹定會給絕大多數中國人帶來最大化的福祉；中國社會民主黨壹定會在中國政治生活中起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社會民主黨那沐浴在鮮紅陽光下的藍天、白雲、綠草、黃土的象徵著博愛、自由、公正、繁榮、民主的五色黨旗壹定會高高飄揚在中國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