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與生存權

自由中國論壇提供關於中國自由的一切交流,中國言論自由,中國民主自由,中國新聞自由,中國網路自由,自由中國之聲,自由中國聯盟,自由中國運動相關交流,發帖積極的原創作者將為您提供專欄。
  • Advertisement
本貼由熱心網友分享,或收集於網路,如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聯繫我們刪除。如發現其它問題,請點帖子右上角的倒三角圖標舉報該帖。

人權與生存權

帖子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8月25日

作者 馬嶺

生存權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生存權應是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生活」者生存的權利,而不應是「請求」生存的權利。生存權作為壹個特定「概念」是第二代人權建立的,但其「內容」是從第壹代人權那裡繼承發展來的。生存權作為壹個權利群其內部、外部的關係均錯綜複雜。我國目前仍處於爭取實現生存權的時代,此時不宜對生存權僅作狹義理解,否則易形成對國家權力的新壹輪「依附」。

  

  

  生存權本身並不是壹個權利,而是壹群權利,不壹定是憲法文本意義上的權利(憲法文本上的權利如勞動權、物質生活保障權等),而是壹種憲法「學」意義上的權利,是對壹系列憲法文本上的權利的概括。[2]正如許多權利問題是有爭議的壹樣,[3]生存權的概念也是有爭議、並且可以爭議的。不僅西方學者可以爭議,中國學者也可以爭議,關鍵在於論證。

  

  壹、生存權的界定:廣義與狹義

  

  學界關於生存權的定義很多,如生存權是「公民享有維持其生存所必須的健康和生活保障的權利」;[4]生存權是「人的生命安全及生存條件獲得基本保障的權利」;[5]是指「維持人的生存所必需的物質和其他方面的生活條件受保障的基本權利」;[6]「生存權利保障生存所需要的起碼資源,主要是食物和得到醫療的權利」;[7]「生存權是指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和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滿足的權利」;[8]生存權包括生命權和尊嚴權,獲得必要生活資料的權利(包括實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等),勞動並獲得報酬的權利,提高生存質量的權利(即發展的權利);[9]「生存權是指公民享有維持其身體必須的健康和生活保障權」;[10]「生存權是指人們獲得足夠的食物、衣著、住房以維持有尊嚴的相當生活水準的權利,它包括食物權、衣著權、住房權等具體內容。」[11]等。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壹種廣義的生存權概念,其特點,壹是並未強調生存權的主體是特定的人而是沒有任何限定的「人」;二是重點強調的是生存權的內容(如生命安全、生存條件、食物、醫療、健康等)。將生存權作為壹個專有的特定概念,是安東·門格爾在1886年完成的《全部勞動史論》中首次提出的,他認為生存權是「指個人按照生存標準提出要求而由國家提供物質保障的權利」。[12]這是壹個狹義的生存權概念,它突出強調了生存權的保障者(國家)和保障手段(「提供」物質保障——即積極作為)。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大須賀明教授強調指出,雖然根據日本憲法第25條第1款的規定,生存權的權利主體是「壹切國民」,但「他們只能是潛在性的權利主體」,「並不是所有國民實際上直接就是該項權利的主體,而是只有連『最低限度生活』也不能維持、陷入需要保護狀態的國民,才能成為實際上的權利主體,也就是說,才具有法的資格。」「所謂『最低限度生活』,顧名思義,明顯是指人在肉體上、精神上能過像人那樣的生活之意。」[13]日本桐蔭學園橫浜大學大學院法學部教授三浦隆認為,廣義的生存權包括家庭權、生存權(狹義即生活權)、教育權、勞動權;在狹義上「所謂生存權,就是人為了像人那樣生活的權利。所謂像人那樣生活,就是說人不能像奴隸和牲畜那樣生活,是保全作為人的尊嚴而生活的權利。為此,國民以其各自家庭為基礎,有『享有最低限度的健康與文化生活的』權利」。[14]我國學者也有類似的表述,如生存權是指「弱者得受國家救恤的權利。」[15]「狹義的生存權,系指社會弱者的請求權,即那些不能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穩定生活來源而向政府提出物質請求,政府有義務來滿足其請求從而保障其生存尊嚴的權利。」[16]可見狹義生存權的權利主體是特定的(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生活」的人),其義務對象是特定的(國家),義務對象履行義務的手段也是特定的(積極作為),這與廣義的生存權都明顯存在著差別。由於廣義生存權重點強調的是生存權的內容而不是生存權的主體,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廣義生存權或許有更重要的權利價值,更像壹種憲法權利(普遍人權),而狹義生存權則有壹定的局限性,更接近法律權利(特定人權)。雖然後來狹義的生存權概念流傳甚廣,並被載入壹些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以及國際性文件中,但這並不說明廣義的生存權概念就不再有意義,就不能使用。如對生存權負有保障義務的不僅有國家,在壹定條件下還有民族、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個人等等;[17]其保障手段也不局限於積極作為(干預),還包括必要的不作為(不干預);有些權利像環境權、和平權、健康權、擇業權等不僅專屬於弱勢群體而且也屬於廣大中產階級,甚至全體人類。如果認為生存權只能在狹義的意義上使用,則事實上縮小了生存權的範圍,很可能導致事實上不利於(而不是有利於)生存權的充分實現和保障。因此,狹義生存權有狹義生存權的意義,廣義生存權有廣義生存權的意義,各有各的意義,不能因為壹方的意義而否定另壹方的意義。

  筆者並非反對狹義生存權的意義和作用,但認為對狹義生存權的界定不能偏離生存權的基本特徵。上述狹義生存權論者對生存權性質的理解其實並不完全相同,大體可以分為兩類,壹是沒有改變生存權的性質,只是對權利主體作了壹定的限制(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生活」的人),[18]生存權仍然是關於「生存」的權利,只是主體被「狹義」化了。二是將生存權定性為壹種對國家的「請求權」,這使生存權不再是壹種「生存」的權利,而變成了壹種「請求」生存的權利,權利的性質發生了變異。筆者認為前壹種理解較為符合生存權的狹義特徵,而後壹種理解則令人難以茍同,因此有必要對狹義生存權的有關問題作進壹步的梳理和分析。

  

  (壹)狹義生存權不應是請求權

  

  不論廣義還是狹義的生存權,不論其權利主體是所有人還是部分人,權利的範圍寬泛還是狹窄,它們都應該是生存的權利而不能變成另外壹種權利(請求權),不能說生存權就是請求權或者請求權就是生存權,不能將派生權利等同於原有權利——即使在原有權利前面冠以「狹義」的限制。在法理學上對權利的「原有權利」與「派生權利」之分已經證明它們是不同的權利,派生權利相對於原有權利而言是壹種「新權利」。 [19]雖然原有權利與派生權利之間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繫,但把派生權利說成是狹義的原有權利似乎混淆了概念。因此關於生存的請求權並不是狹義的生存權,此時「生存」是請求的內容而不再是權利的性質,「生存請求權」在性質上已是壹種請求權而再不是生存權,它是諸多請求權的壹種(如還有物上請求權、債權請求權、人格權請求權、知識產權請求權等),而不是諸多生存權的壹種(不是廣義、中義或狹義的生存權)。由於請求人的請求內容是保障其生存,因此請求權是以生存權的存在為前提的,但這隻說明原有權利對派生權利具有前提性的意義,仍然不等於請求權本身就是生存權,正如不能將民法上的物上請求權等同於狹義上的物權壹樣。[20]民法中的物上請求權以物權的享有並受到損害為前提,同樣生存請求權也以生存權的存在並受到威脅為前提。在這裏,「生存」是壹種狀態,「生存權」是保持這種狀態的權利;而「請求」是壹種行為,「請求權」是生存不下去時有做「要求救濟」這種舉動的權利。「物權請求權不是基於原權利(物權)自身產生的請求權,而是在原權利(物權)受到侵害而產生的權利,因此物權請求權的性質是救濟權。」[21]「請求」是所有原權利(包括生存權)的「要素」,而「請求權」則是不同於原權利的另壹種「權利」,它以原權利存在並受到威脅為前提,但它不是「狹義」的原權利,而是壹種對原權利的救濟,在性質上是壹種「救濟權」。

  

  (二)「請求」並非(狹義)生存權的必然要件:權利人可以請求,也可以不請求

  

  將生存權定性為壹種請求權,沒有很好地界定出生存權與其它權利的區別。「要求」是權利的普遍特徵,所有權利都意味著壹種要求(如要求國家干預或不干預,要求他人作為或不作為),[22]如果「要求國家積極干預」作為壹種生存權能夠成立的話,那麼,要求「國家消極地不干預」作為壹種生存權也應該是能夠成立的。事實上,「請求」 對「生存權」來說只是選擇要件,對「請求權」它才是必須要件。[23]當然,將狹義生存權當作生存請求權的觀點是以請求國家「積極作為」為特徵的,但我們並不能說請求國家積極作為是生存權的獨有特徵,如選舉權也要求國家積極作為(當今世界大概沒有哪個國家的公民能夠在政府完全不作為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公民自己完成選舉);集會遊行示威自由作為典型的自由權在很多情況下沒有政府的積極作為(如維持秩序、疏導交通),也是不能僅僅憑個人意志和行為就能實現的。反之,也不是所有的生存權都必然請求國家積極作為,對富有的老年人、殘疾人、家境富裕的兒童來說,其生存權可能更需要國家的不作為。即使是狹義生存權(特指「享有最低限度生活」之權)在大多數情況下權利人會請求國家積極救濟,但也不是在壹切情況下都必然請求這種救濟,他們也可能不請求國家救濟,甚至拒絕國家救濟,不請求國家救濟或拒絕國家救濟也是他們的權利。生存權意味著權利人有請求的權利(在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生活」時),也有不請求的權利,即使權利人不願、不想從而不請求國家救濟,或想請求但沒來得及請求或不懂得如何請求,他們也仍然享有「最低限度生活」的權利,國家也不能免除相應的救助義務。[24]關鍵在於政府是否「知道」,如政府(通常是警察)知道有人昏倒在街邊無人過問而不予救助導致該人死亡,是應當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壹般人對此只承擔道義上的責任)。國家的這壹義務是因為這個人有生存權而不是因為他(或她)有請求權,[25]國家的積極作為是與人的生存權相對應的,並不必然以權利人的請求為前提。因此狹義生存權仍然應該是壹種「生存」的權利而不是「請求」的權利,即不論他或她是否請求,只要其生存受到威脅,國家就應當救濟。[26]與生存權對應的是國家保障個人生存的義務,與請求權對應的是國家作為被請求人實現其請求的相應義務(也就是說公民不請求國家就沒有義務),因此將狹義生存權定性為請求權(生存請求權),事實上減少了國家的許多責任——國家可以以公民沒有提出請求為由而推卸責任。

  

  (三)國家是否積極作為並不是狹義生存權及其請求權的「權利要素」

  

  國家的「積極救濟」與(狹義)生存權(特指「享有最低限度生活」之權)及其生存請求權作為權利的存在,期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要求國家積極干預是不能「享有最低限度生活」的人的請求,他們有請求的權利,這種請求權由請求人的請求行為構成,至於被請求人是否接受請求從而完成請求人請求的相應行為,並不影響請求權作為權利的存在(隻影響到權利內容的實現)。被請求人如果完全不作為將使請求權(派生權利)的內容無法實現,同時也是對生存權(原有權利)受到損害之後的再損害,[27]但這本身已經是以生存權及其請求權的存在為前提的(侵權本身意味著權利已經存在,在權利存在的前提下才可能去侵害這壹權利),而不能說被請求人的不作為能夠使生存權及其請求權作為權利不成立。「資格理論強調的是要求出自權利,而非權利出自要求。……權利本身的存在不受他人干涉,不依賴要求的對象而存在。」[28]因此國家的「積極干預」不是生存權(狹義)及其請求權的權利「要素」而僅僅是與該權利對應的國家義務而已。義務與權利是相輔相成的,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說權利就是義務,或義務就是權利,不能把壹方的義務當作另壹方的權利「要素」。狹義生存權應該是關於特定人生存的權利,這壹權利產生國家積極作為的義務,但不能說國家不盡這壹義務時生存權作為權利就不能成立,國家積極作為的義務是生存權的「保障」,但不是生存權的「要素」。的確,國家盡義務則生存權(狹義)往往能較好地實現(在現實可能的條件下),國家不盡義務則生存權(狹義)就難以實現,但「生存權」和「生存權的實現」是兩個概念,即使生存權不能實現(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相應方是否盡義務以及其盡義務的能力),它作為壹個權利也是可以獨立成立的。國家不盡相關義務是國家的失職,國家的失職並不影響生存權作為權利的獨立存在(只是使權利不能實現),正是因為生存權及其請求權不以國家的相關行為為成立要件,它才能在國家即使不盡職時也能持續不斷地對國家提出權利要求(要求其盡職)。

  

  二、生存權是第壹、第二代人權中「共有」的權利

  

  生存權作為壹個特定「概念」是第二代人權建立的,但生存權的「內容」並不是第二代人權首創的,而是從第壹代人權那裡繼承發展來的。「第壹代人權即近代西方市民革命中所確立的權利,主要包括近代憲法中的人身自由、精神自由和經濟自由,即所謂的『三大自由』;第二代人權則指的是在19 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主義運動中所提倡的權利,主要是社會權;而第三代人權則是二戰之後反對殖民主義壓迫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所提倡的各種權利,其中包括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權、發展權和民族自決權等所謂的『集體權利』。」[29]筆者認為,在第壹代人權的「三大自由」中,「人身自由」是生存權的最初形式,人身是否自由既是生存的條件,也是生存的表現,它本身就是生存權的重要內容,沒有人身自由的生存是奴隸般地活著,而不是人的生存狀況。生存權中的「生命權」是第壹代(而不是第二代)人權提出來的,尊嚴權、獲得必要生活資料的權利、勞動並獲得報酬的權利、提高生存質量的權利等雖然是後來明確「提出」的,但也是可以從第壹代人權中「引申」出來的。此外,第壹代人權所強調的「經濟自由」也有相當壹部分與生存權重合,對於商業社會的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來說,沒有經濟自由就幾乎不能生存,要求經濟自由就包含了要求生存的權利。「在近代人權觀中,生存權雖然沒有被作為壹個明確的概念提出來,更沒有獲得自由權那樣的崇高地位」,[30]但它在事實上從來都是存在的。「雖然直到壹個多世紀以後,在自由主義實踐的主流中才牢固確立了積極的經濟和社會權利,但是,早在18世紀中葉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問世之前,爭取這些權利的鬥爭就已經成了激進的自由主義的組成部分。」即便在17、18世紀也「並不存在任何理論依據可以使人們不要求政府保護生命和自由免遭其他威脅,包括經濟匱乏和剝削。」[31]「在資產階級啟蒙運動中,格老秀斯、伏爾泰等思想家」就已經「提出並證明,生存和人身安全是人的自然權利。」[32]「國家或政府的目的是保護財產,從馬基雅弗利(1469—1527)以來,幾乎所有近代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都這樣宣布。馬基雅弗利的方法是簡單和直率的:人要生存,為了保持生存,他必需財產。」[33]盧梭在《社會契約論》壹書中也多處論及生命權乃至生存權的問題。[34]作為自由主義傳統代表的洛克在為財產權辯護時,並沒有主張財產權可以無限擴張,而是強調其應以不威脅他人生存為前提,「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35]「從洛克的角度來看,只有在資源豐富的狀況下,無限積累的主張才是正確的。」事實上,「洛克《政府論》下篇的自由主義傳統中有兩個不同的派別」,壹個「主張無限的積累」,另壹個強調其基本理論前提所要求的「對於個人積累權的限制」,「在許多情況下,無限的積累會侵犯洛克的自然法,它們不僅威脅無產者的自由和平等,而且威脅他們的實際存在。」「限制積累」因其「本質上更與其核心命題相吻合」,因而「對於洛克(和自由主義)的『最好的』解釋就會賦予限制積累以優先性。」[36]因此要求國家不作為、不干預以保障個人的生存發展,是第壹代人權就有的內容,儘管當時還沒有出現「生存權」這樣壹個概念。但概念未出現不等於其內容不存在,概念的出現可能是事物發展成熟的標誌,而不壹定是事物產生甚至未必是其形成的標誌。第壹代人權中沒有明確生存權的概念,並不等於沒有生存權的思想,應該說生存權的內容通過第壹代人權建立,在第二代人權中發揚光大。「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為了適應新的歷史階段,使自己不斷地獲得發展」,才「導入了這樣的社會保障的基本理念,即國家要對國民最低限度的像人那樣的生活實施保障。」其目的恰恰是「消除社會的不安,確保民生的安定,使市民社會的秩序正常化。」是「為了拯救自由主義」,才「竭力主張國家應當由19世紀的自由放任主義國家向福利國家轉變。」[37]要求國家在某些時候要不作為、不干預以保障個人的生存發展,某些時候則必須作為、必須干預以保障個人的生存發展,並且明確提出「生存權」這樣壹個概念,是「生存權」作為權利成熟的標誌,它使生存權在各方面都比較豐富和全面了(雖然並沒有窮盡——生存權的內涵和外延隨著時代的變化還會有新的發展)。

  最早在憲法中確認生存權內容的是1919年德國的《魏瑪憲法》,[38]在憲法中較多規定生存權內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39]尤其是在有關國際性文件中。[40]但有關生存權的內容早已在此之前的憲法中出現,如作為第二代人權主要內容的「社會權利」,「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時期。1793年雅各賓憲法更多地貫徹了實質平等的思想,在憲法中規定『公共接濟是神聖的債務』。……同時,這壹時期美國各殖民地的州憲也規定了工作的權利。」[41]「法國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制定的憲法,對生命權和社會救濟權都作了比較完備的規定。」[42]法國1875年的《第三共和國憲法》第13條規定:「社會須經由協助及獎勵免費初等教育,以促進勞動之發展、職業教育、勞資關係平等、自助及信用制度、農業制度、自由結社;由國、縣、村設置公共事業,雇傭失業勞工。社會須扶助病弱者及無資產的老人,但僅限於家族無法救濟的情況下。」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聲稱「生命、自由、財產」是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其中「生命」、「財產」都是生存權的重要內容。雖然在當時的人權觀念中,自由獲得了最高的價值和地位,但「生命」排在第壹位,說明「生命」是「自由」和「財產」的前提,沒有生命,自由有什麼意義呢?[43]而沒有財產的自由也是不完整的自由,將財產與自由並列本身就說明財產是獨立於自由的,它可能與自由有部分交叉,但也有自己獨立的內容和存在價值(如作為生存需要的財產)。如果認為第壹代人權僅僅是自由權並且將自由權理解為完全與生存權無涉,恐怕是對第壹代人權的誤讀。第二代人權與第壹代人權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代」溝,而是擁有千絲萬屢的聯繫,我們不能僅僅強調二者之間某些形式上的差異而忽略了它們之間本質上的承接。

  

  三、生存權在第壹、 第二代人權中「形」的差異與「質」的相同

  

  生存權在第壹、第二代人權中確實有所不同,但這種不同不是本質的不同而只是形式上的差異,不能因為這些差異而否認生存權的內容也曾經存在於第壹代人權中這壹客觀事實。

  

  (壹)國家的「積極干預」或「消極不干預」都是對生存權的保障,只是保障的手段不同而已

  

  第壹代人權中的生存權強調國家的不干預(消極權利),第二代人權中的生存權強調國家要干預(積極權利),[44]但不論「積極干預」還是「消極不干預」,都只反映了保障生存權實現手段的不同,並不影響生存權作為權利的存在。生存權的內容可以隨時代的發展而有所變化,但不論怎麼變化,它們都屬於生存權的內容;生存權的保障手段也會隨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但不論怎麼變化,它們都只是實現生存權的手段而不會因此變成生存權的內容。生存權就是人生存的權利,至於以什麼手段保障這壹權利實現並不是權利本身必備的要素。因此「積極干預」不應成為生存權(狹義)形成與否的標誌,不能說要求國家不干預的生存權就不是生存權,而只有要求國家干預的生存權才是生存權。以「要求國家積極干預」的特徵來斷定「生存權是近代市民憲法所保障的人權宣言的體系中前所未有的嶄新的基本人權」,[45]未免言過其實。筆者認為,恰恰是綜合了第壹代人權強調國家的「不干預」和第二代人權強調的國家「要干預」兩個方面,生存權的保障才達到了壹種相對完善。僅僅有第壹代人權強調的國家不干預顯然已經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而僅僅強調國家要干預也難免有失偏頗——第二代人權的倡導者們決無意要求國家任何時候都必須干預,而只是強調國家在必要的時候必須進行干預,在不必要干預的時候則當然不能干預。[46]由此看來,第壹代人權所內含的生存權與第二代人權所強調的生存權不是(至少不應該是)對立的而是壹脈相承的,在本質上不是兩回事而是壹回事,是內容和形式上的發展和延續而不是另起爐灶。

  也許有人會說,這種請求國家救濟並不是具體的張三、李四的請求,而是大家的請求,它之所以寫在憲法中,就是全體公民對國家的請求——不論我們當中的哪個人、哪些人壹旦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國家就要給予必要的救濟。但如果這樣推論的話,哪壹種憲法權利(而不僅僅是生存權)不是全體人民對國家的「請求」呢?從這個意義上說,生存權作為壹種人民對國家的請求(保障每壹個人的基本生存)首先是壹個憲法權利,而具體的甲或乙處於最低生活狀態時向國家提出救濟的權利則是壹個法律權利。前者產生的國家義務如制定相關法律並進行財政撥款(議會的憲法義務),依法建立救助站以及相應的救助機構,通過壹系列制度和渠道來保障救濟的有效實施(政府的法律義務),這些國家義務都是針對不特定人的——任何不能「享有最低限度生活」的人;[47]後者產生的義務是某壹個具體的政府機構對某壹個具體的公民(甲或乙)的具體請求所承擔的具體救助義務。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消極』權利與『積極』權利之間的區別是人為的和不正確的,實際上,所有的權利既有『積極』的相關義務,也有『消極』的相關義務。」[48]如「不受虐待的權利通常被看作原型的消極權利:它所要求的不過是國家不要侵犯個人的自由和身體完整。但是,確保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即把這種消極權利作為壹種政治實踐予以保障),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要求重要的『積極』計劃,它包括訓練、監督和控制警察和安全部隊。……相反,聽起來非常積極的食物權在許多情況下只要政府不作為就可以實現。」有時候,「如果政府不干預農業積極性,食物權就可以得到較好的實現。」[49]積極還是消極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積極權利或消極權利,積極還是消極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所有的人權既要求國家積極行為,又要求對國家予以限制。此外,壹項權利相對積極還是相對消極,通常取決於特定的歷史環境。比如,在堪薩斯的麥地里,食物權完全是壹項消極權利,但是,在瓦茲和東洛衫磯,它則是相當積極的權利。在斯德哥爾摩,不受虐待的權利基本上是壹項消極權利,但是,在南布朗士,它則多少是比較積極的權利;在阿根廷,70年代後期,它是非常積極的權利,而在今天,它更接近於是壹項消極的權利。」「無論自由還是平等,都可以從主要是消極的、主要是積極的,兩者混合的角度予以合理的解釋。自由和平等的自然權利並不需要壹種消極的解釋。甚至洛克也賦予了基本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政治參与權和私人財產權以重要地位。」[50]

  

  (二)第二代人權發展了生存權的內容和形式,但這是建立在第壹代人權的基礎之上、而不是與之斷裂的

  

  生存權的內容和形式在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決定了第壹代人權中的生存權主要表現為「維護身體健康和完整以及肉體生存免受暴力侵害的權利」,[51]同時財產權(其中土地尤其佔有重要位置)也是當時生存權的重要表現形式之壹。[52]而與壟斷經濟時代並存的第二代人權強調的生存權主要表現為勞動權、受教育權、社會保障權、受救濟權等;「財產權」的發展形態也已經不僅包括「有形」財產,還包括「無形」財產,「如對觀點、文學和藝術作品、商譽、商業秘密和名譽的維護。」「20世紀中葉,『生存權』不僅意味著健康和活下來的權利,而且也意味著享受人生的權利,這包括避免某種形式的心理上或生理上的痛苦,不致擔心自身受傷害和損害,免遭強烈噪音、臭氣和震動的傷害,免遭個人的隱私侵害等。」[53]生存權的內容發展了,形式變化了,但這種發展和變化應該是從第壹代人權中的生存權思想里引申出來的,而不是與之對抗或斷裂的,[54]「社會權是自由權的壹種補充物」,它「是附帶于自由權的」,其目的是「為確保自由權體系能夠存在下去並且能夠有效地發揮其自身的作用」。[55]政治實踐已經把二分法(將人權分為公民和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權利)「遠遠地拋到了後面。在西方,福利國家已經基本上結束了圍繞經濟和社會權利思想展開的爭論。今天,幾乎所有的西方『資產階級』政府都是經濟和社會權利的強有力的保護者」。[56]第壹代人權或許以自由權為主,但決沒有排除生存權,生存權的內容不僅客觀存在於第壹代人權中(如財產權),而且其重點強調的自由權中也有部分內容與生存權重合(如人身權);第二代人權雖然以生存權為主,但也沒有排除自由權的因素,如工作權不僅意味著通過獲得壹份工作來維持生計,而且有選擇工作的「自由」。 第壹代人權強調的「保護生命和自由免遭經濟威脅」意味著至少承認食物權和健康權,而第二代人權所強調的工作權也未必不是自由權的新發展,「實際上,保護生命和自由免遭經濟威脅的最好途徑可能是工作權。工作權可以確保至少某些最低限度的經濟自主和平等,就此而言,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它又具有保障生命、為自由提供物質基礎的特定優勢。」 「保護全體人類的根本自然法顯然允許承認其他的經濟和社會權利。事實上,食物和健康的權利比私人財產權(尤其是無限的積累權)更有利於這壹目的。」[57]

  

  (三)生存權在第壹、第二代人權中的地位有所變化,但並沒有「從量變到質變」

  

  生存權在權利體系中的地位發生了壹定的變化,它在第壹代人權中只是其中壹部分,其光彩似乎要讓位於自由權,而在第二代人權中則幾乎成為主流,第二代人權的內容主要就是生存權。但儘管如此,第二代人權中的生存權與第壹代人權中的生存權仍然只是「量」的不同而沒有「質」的差異,也沒有「從量變到質變」,而是「萬變不離其宗」。生存權的本質仍然是要保障人的基本生存的權利,不管誰來保障,以什麼形式、什麼手段保障。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生存權理論大致經過了兩個發展階段,即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和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這兩個階段的生存權理論在本質上是壹致的,人權體系在結構上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只是自由權與生存權在地位上有所調整。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后,生存權的地位有所上升,成為限制自由權和財產權的合理根據之壹。」[58]筆者認為,生存權「成為限制自由權和財產權的合理根據之壹」,並不排除、恰恰相反還說明了它是自由權和財產權的前提和基礎。

  

  (四)第壹代人權中的生存權雖是針對國家的,但也是以不侵犯他人生存為前提的

  

  第壹代人權強調生存權是自由的權利,是應該不受國家限制或盡量少受國家限制的,因此第壹代人權中的生存權是與自由緊密結合的,而第二代人權中的生存權恰好是以限制部分人(如富人)的自由為前提的。狹義生存權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針對強者的經濟自由,因為強者的經濟自由已經威脅到弱者的生存,使弱者事實上失去自由,「貧困和失業,首當其衝是使無任何財產而只擁有勞動力的勞動大眾的生活不斷地走向困境。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之下,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支柱並且構築其全部自由權基礎的財產權和契約的自由,其主要作用就壓倒性地有利於有產者,而完全不利於無產者」。「在這樣的背景下,首先在憲法中登場的,是對經濟自由的限制與對社會權的保障。前者是向財產擁有者課賦以為公共而利用的義務,同時限制契約的自由,這就是限制可能會帶來社會弊病的經濟強者的自由;後者則是要強化蒙受這種弊端之害的經濟與社會弱者的法的地位,保障他們的生活以及勞動的機會。」[59]因此狹義的生存權「系限制經濟自由的正當化事由」,其本質在於「保護社會、經濟的弱者」,[60]保護那些「壹步趕不上,便步步趕不上」的失去機會的人。「壹部分19世紀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虔誠信仰者,否定向私人慈善家肯求私舍的權利,並在原則上反對有任何保障生存的權利。對他們來說,經濟效率要求強制性地貫徹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法則。」斯賓塞認為「壹種生物的活力沒有達到足以保存自己的程度,就必然滅亡」,他「甚至對私人慈善事業表示懷疑,爭辯道,這是『不明智的博愛』」。[61]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雖然披著科學的外衣,卻把自由主義「發展」到絕情和荒謬的程度。「正像在其他地方那樣,在法律中,絕對不受限制的個人主義將導致自我毀滅。如果只讓不受限制的契約自由得到通行,那麼,在實際的現實生活中,正是根據他被允許訂立的契約,個人可能要被迫與所有真正的自由絕緣。」[62]「贊同私有財產,是自由主義傳統的重要組成內容」,但「當市場侵犯人權時,市場要作出讓步,否則,我們就沒有人權的自由主義理論,而只有對於階級特權的壹種偏袒式的和相當拙劣的辯護。」 「約翰·洛克和許多自稱為自由主義的人確實力圖給予財產權以壹種特殊的、較高的地位。……但是,甚至在洛克的《政府論》下篇中,也具有至少同樣重要的另壹種觀點。自由主義傳統,甚至當它17世紀起源時,就具有這樣壹種理論淵源,即允許——實際上是要求——研究人權的壹種比較寬泛的和比較人道的途徑。」[63]當自由經濟發展到超過必要限度時極可能導致社會的動蕩不安,「全世界的人當中最難控制和駕御的人就是待業求職的人」,[64]即生存權受到威脅的人,因此實現勞動就業權是實現生存權的重要途徑,既是保障人權的需要,也是社會安定的需要。它壹方面「包含著提高勞動者貧困的生活、確保他們能夠像人那樣生活的福利國家的基本理念」,另壹方面也是為了「保護勞動力,提高生產效率,不致使低劣的勞動條件刺激發生不必要的勞動爭議,攪亂生產的秩序。」「顯而易見的是,國家的企圖是要通過保障勞動者的生活水準和最低的勞動條件,從而防止勞動條件下降而帶來的不正當傾銷,恢復建立在公平競爭基礎之上的自由經濟的秩序,復興產業,克服經濟的蕭條。」[65]因此第壹代人權所內含的生存權並非是完全自由而不受限制的,它雖然是針對國家的(要求國家不作為),但也並沒有主張壹個人(如富人)享有自由權可以在不顧其他人(如窮人)死活的前提下成立,而是以「還留有足夠的同樣好的東西給其他人所共有」為前提。[66]第壹代人權強調生存權是自由權,是指不受國家的限制,但並沒有強調不受他人的限制,當已經不存在豐富的資源,如「大量的土地(和其他重要資源)」,以保障「每個人實際上都可以取得他能夠利用的壹切東西,而留下足夠的同樣好的東西給其他人」時,在這樣資源匱乏的狀態下,「無限的個人積累將不會像自然法所要求的那樣,給其他人留下足夠的和同樣好的東西。因此,就實在法允許匱乏條件下的這種積累來說,它是不公正的,而且不會得到服從。」 「在資源匱乏的當今世界上」,「我們要問的不是積累者是否『公正和正當』地獲得其財富,而是他擁有這樣的財富對於其他人來說是否正當和公正。」 「所有的個人主義僅僅是洛克理論的壹個方面,而且所有的個人主義對於財產的辯護只有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能成功,在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中,這種歷史條件已不再存在。」[67]

  如果說「生存權」更多地傾向於保護弱者權利的話,那麼,這不僅是第二代人權的特徵,也是第壹代人權的特徵。當年的資產階級與掌權的國王貴族們相比也是處於「弱勢群體」的地位,正如後來的勞工階級與資產階級相比處於「弱勢群體」的地位壹樣。[68]資產階級在革命中不僅要在政治上爭取選舉權及表達自由,而且在經濟上要維護自己的財產不被君主任意剝奪,維護自己的人身安全不致被國王隨時關押,維護資產階級乃至廣大市民中的每壹分子的基本生存權。「資產階級既要求政治權利,也要求經濟權利,反對君主特權、貴族特權以及傳統的和重商主義的經濟限制。這也是他們的利益所在。……他們強調勞動、積累和財產,而不是悠閑、炫耀、揮霍和地位。」[69]他們為之奮鬥的「自由權」也是為了生存的需要,作為壹個商業階級他們已經到了沒有自由就無法生存的地步,由此才發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吶喊。他們怎麼會不把這些奮鬥成果轉化為憲法和法律上的權利呢?怎麼會在憲法中「漏掉」生存權的相關內容呢?任何人,不論什麼時代,什麼階級,都不可能忽視自己的生存權。「沒有任何理論依據說明為什麼自由主義者應該——更不必說必須——把他們對於自由或平等的理解限定於公民和政治關係,限定於對於個人和社會生活如此重要的經濟和社會範圍之外。甚至洛克也沒有這樣做,如同生命、自由和財產三合壹所表明的那樣。」[70]洛克17世紀提出了「三大類的自然權利,即『生存權、自由權和財產權』。他那個時代的英國法律維護身體健康和完整以及肉體生存免受暴力侵害的權利(生存權);維護自由行動免受事實上的約束或監禁的權利(自由權);維護某人獨自使用和享有自己的金錢、土地和動產免遭物質上的掠奪、破壞和欺詐的權利(財產權)。」[71]因此生存權貫穿于各「代」人權之中,在三代人權中都有生存權的內容,它是至始至終都存在的權利,而不是「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這說明生存權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人權,是任何社會都必須首先予以重視、任何政府都必須首先予以保障的權利。不僅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權應該從生存權抓起,即使當年的西方國家也未必不是從此著手開始「為權利而鬥爭」的。

  

  四、生存權的相關概念

  

  生存權作為壹個權利群,其內部各項權利之間有密切聯繫。有學者認為,「生命是生存權的自然形式,財產是生存權實現的物質條件,勞動是實現生存權的壹般手段,社會保障是生存權的救濟方式,發展是生存權的必然要求,環境、健康、和平是生存權的當代內容,國家職能的轉換是生存權的保障。生命權、尊嚴權、財產權、勞動權(包括勞動就業權、職業選擇權、報酬權、勞動保護權、休息權、交涉權、爭議權、管理決定權、勞動保險權等)、社會保障權、發展權(包括受教育權、公職競爭自由、兼職自由、職級晉陞權等)、環境權(包括凈氣權、陽光權、穩靜權、凈水權、遠眺權等)、健康權、和平權(包括反戰權、反核權、免除核威脅權等),都是生存權的內容。」[72]生存權內部的這些權利關係錯綜複雜,同時生存權與其他權利的外部關係也是「剪不斷理還亂」,筆者在此只對其中部分關係作壹簡單梳理。

  

  (壹)生存與生存權

  

  生存是壹種狀態和事實,生存權是壹種權利。生存就是活著,生存權是活著的權利。壹個人活著不等於他有活著的權利,生存著不等於享有生存的權利。「壹個人可以沒有生存權而生存」,如「19世紀中期的工人」總是在挨餓,「沒有生存權,生存確實不太安全。如果它遭到威脅或否定,人們就沒有權利資格的觀點支持其生存鬥爭。這就是擁有壹項生存權利如此重要的原因。」[73]作為人,不僅需要生存,而且需要有生存的權利,而不能將自己是否得以生存完全交由他人、社會、國家去擺布,壹個人的生存不是由他人、社會、國家決定的,也不是他們恩賜的,而是他自己天生就有的壹項權利。奴隸也活著,也生存著,但沒有活著的權利,沒有生存的權利,他之所以活著、生存著是緣於他的主人的意志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志,他的主人讓他活著他才能活著,他自己不能選擇生存或不生存,不能選擇過較高還是較低水準的生活。[74]

  

  (二)生命權與生存權

  

  「在漢語中,生存與生命密切相關,生存就是指生命的保存。」[75]有學者認為,生存權包括生命權,但不限於生命權。[76]也有學者認為生命權與生存權「有密切的聯繫,生存權是維繫生命的權利,它是生命權的重要保障」,但「生存權是人們維護相當生活水準的權利,而生命權主要是指人的生命自然地存在於世界上而不受非法剝奪的權利。二者的權利性質明顯不同,生命權是壹項消極權利,強調的是國家消極不為,不得非法剝奪人的生命, 故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憲法通常將生命權與死刑的廢除放在壹起規定。……而生存權在性質上屬於積極權利,它要求國家積極作為,有責任採取必要的措施以確保本國公民維持相當的生活水準。」[77]還有學者指出,生存權包括生命權和生命延續權,生存權作為法律概念通常不僅是指人的生命不受非法剝奪的權利,而且包括每壹個生命得以延續的權利。據此,生存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壹方面是生命權,即人的生命非經法律程序不得受到任何傷害和剝奪;另壹方面是生命延續權,即人作為人應當具備的基本的生存條件,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質保障。[78] 筆者認為,從狹義上看,生命權與生存權是兩個概念,生命權重點強調的是生命存在的權利,是「活著」的權利;生存權重點強調的是生命的維繫,是「怎麼活著」以及活著的狀態(生命的質量)。但它們都是關於生命的權利,從廣義上說,生命權可以視作生存權的壹部分,因此第壹代人權對生命權的強調以及對人身自由的重視為後來狹義的「生存權」奠定了基礎。

  

  (三)財產權與生存權

  

  財產往往是生存的基本條件,財產權是生存權的內涵之壹,「資本主義生存權理論認為,生存權是建立在財產權的基礎之上的,保障財產權就是保障人的生存權。」如「獲得必要生活資料的權利」是生存權的的內容之壹,它「實質上就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與財產權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財產權利分為作為生存條件的財產權和作為發展手段的財產權。」[79]財產權不僅屬於第二代人權中的生存權,也被第壹代人權所囊括,並在其中地位凸顯。[80]僅僅把財產權列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之中,認為「財產權並不能作為壹種經濟權利,而是從屬於自由權體系」,[81]似乎在邏輯上難以成立。在「生命、自由、財產」的表述中,「財產」與「自由」是並列而不是從屬的,二者之間的關係應該是財產權為自由權的基礎。「認為自由主義確實(或可能始終)僅僅承認公民和政治權利的有關觀點顯然是沒有根據的,私人財產權顯然是壹項經濟或社會權利,而不是公民或政治權利。有人也許會反駁說,傳統的看法是,自由主義承認的僅僅是壹項經濟的社會權利,即財產權。至少到19世紀初,這還算是對洛克的《政府論》下篇和大多數自由主義者的準確描述。但是,這是壹個特定的歷史事實,而不是自由主義的本質特徵。」[82]筆者認為,財產權在第壹代人權中主要表現為財產自由(自由權),在第二代人權中則主要是作為生存權而顯現的,這兩方面構成了財產權相對完整的含義。從邏輯關係上說,首先應該具有作為生存權的財產權,在此基礎上作為自由權的財產權才能成立,這種關係實際上已經蘊涵在第壹代人權的思想里,第二代人權只不過是將其「挑明」了、並突顯了。

  

  (四)自由權與生存權

  

  在「自由權」與「社會權」的兩分法中,「自由權主要指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社會權主要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83]筆者認為,「自由權」與「社會權」都涉及生存權,其中都有生存權的內容。「社會權」包括生存權不必多說,[84]而「自由權」中其實也蘊涵著大量生存權的內容。有學者指出,「自由權主要指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包括「生命、自由、人身安全、隱私和財產的權利;婚嫁和家庭的權利;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免做奴隸,免受酷刑和任意逮捕的權利;自由遷徒和尋求庇護的權利;擁有國籍的權利;思想、良知和宗教自由的權利;言論自由的權利;自由集會和結社的權利以及自由選舉、普選和參与公眾事務的權利。」[85]筆者認為,其中人身安全、免做奴隸、免受酷刑和任意逮捕的權利、自由遷徒和尋求庇護的權利等顯然既不是「公民」權(而是「人」權)也不是「政治權利」(而是「人身權利」),它們也不僅僅是自由權(人身自由)、而且還是生存權,這些權利不僅意味著權利人可以自由地作出選擇,而且是權利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因此人身自由既是自由權也是生存權,具有雙重屬性,不能因為其自由權的屬性,就排斥其生存權的涵義(當然也不能將其僅僅理解為是生存權而否認其自由權的屬性)。「有壹些權利橫跨著傳統的二分法,在這些權利之間,存在著重要的緊密聯繫。比如,我已經指出了工作權與許多公民自由之間的緊密聯繫。但是,工作權也許與政治權利有著最為緊密的聯繫;正是經濟參与權利,在工具價值和內在價值的許多方面十分類似於政治參与的權利。」[86]即使是贊成自由權與社會權兩分法的大須賀明教授也認為生存權「在邏輯上和原來的自由權也有著相連接的壹面」,認為在生存權中存在著某種「自由權性質」。[87]筆者認為,在勞動權中「勞動就業權」更接近生存權,而「勞動擇業權」才更接近自由權。

  

  (五)經濟權與生存權

  

  「傳統上,經濟自由主要包括選擇職業的自由、營業的自由、合同自由、居住和遷徒自由以及財產權等有關經濟活動的自由和權利。近代經濟自由的核心是財產權」。[88]筆者認為,生存權作為壹項個人生存的權利,包括經濟權利,又不限於經濟權利。包括經濟權利是因為大部分經濟權利都涉及生存權問題,如財產權、勞動就業權的意義和生存權密切相關;[89]生存權不限於經濟權利是因為個人要生存不僅需要有壹定的財產、需要勞動就業以及基本的物質供應,而且要有基本的行動自由和安全這些人身權利。第壹代人權和第二代人權中都有經濟權利,但第壹代人權中的經濟權利和第二代人權中的經濟權利還是有壹定區別的,除了在內容和份量上的比重不同之外,還有壹個重要方面是在第壹代人權中它被稱作「經濟自由」,在第二代人權中則被稱作「經濟權利」。前者更突出了其自由支配自己財產及經濟行為的意志,不受他人(主要是國家)的干涉;後者則增強了經濟權利中的利益成分,如基本的物質利益的保障(至於是否增強到高於或等同於自由意志的地步則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但不論是經濟自由還是經濟權利都包括利益和自由意志兩個方面,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我們不能否認即使在「經濟自由」中也明顯包括了經濟利益(而不僅僅是自由意志),在「經濟權利」中也不僅包括了權利人的經濟利益而且包括了權利人的選擇自由。

  

  五、區分廣義和狹義生存權的現實意義

  

  對生存權作廣義和狹義之分不僅有學術上的意義,而且對於我國這樣壹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還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狹義的生存權概念是自由經濟之後、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西方社會提出來的,這壹脈絡有其自身的歷史背景。反觀我國,目前尚處於商品經濟的初期,自由主義思想及其經濟都還處在需要扶持和大力發展的階段,市民社會尚未形成,在這壹時期,封建特權往往是阻礙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在西方,當這壹障礙被徹底掃除后,資產階級的自由膨脹到少數人壟斷財富、使得另壹些人的基本生存都沒有保障而導致新的不平等時,才提出國家出面干預經濟以保障「弱者」生存權的要求。雖然我國目前也出現了貧富差距極為懸殊的狀況,但其原因可能不是自由經濟發展過頭所致,而是自由經濟發育不完善所致,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勤勞致富的壹批人暴富後為富不仁,而更多的是利用特權致富、權錢交易致富、不正當致富。[90]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國家適當放權、鼓勵公民自治、培育市民社會是更重要的任務,我們不是從壹個國家完全不干預經濟的自由放任的社會走過來的,恰恰相反,我們的前身是壹個國家壟斷壹切的計劃經濟體制。西方社會在自由經濟的基礎上提出國家要適當干預的要求是非常自然、也非常必要的,是對他們曾經的「矯枉過正」的再矯正。[91]而我們本來就在計劃經濟的陰影中,如果還壹味地要求國家干預,將會更加加強本來就已經過於強大的國家權力。在富人、窮人、國家(實際上是權力人)三者的關係格局中,目前的西方社會面臨的問題可能是富人過於強勢而導致對窮人的不公平,因此要求國家出面適當干預;而在我國,主要是國家(權力人)過於強勢,以致對所有人(包括窮人和富人)的人權都構成了威脅,雖然窮人可能比富人享受的權利更少,但對普遍人權的威脅主要來自國家特權。我國有「許多學者主張政府運用國家強制力儘快建立壹個現代的法律體系,以保障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同時主張更多並加快移植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制度」,但這種「政府推進型」的法制現代化,「有明顯的『唯意志論』傾向」,[92]它可能在短時期內見效較快,但長遠來看會留下更多的禍患。我們過去的改革有太多這方面的教訓——只顧眼前進展,缺乏長遠規劃,結果是暫時的成績斐然,卻為後來的發展設置(而不是掃除)了更多的障礙。在我們減少貧富差距、保障基本生存權的過程中,不應為了某些改革成果的「立竿見影」再去加強本來就很強勢的國家權力,不應不顧國情地跟著西方社會嚷嚷,[93]而是應該盡量在保障生存權的過程中,將其與市民社會的形成、公民權利的實現結合起來,在某些方面盡量促成(但已很難完全做到)第壹代人權中所強調的國家消極不作為,在保障生存權的同時防止國家權力的過多干預,這樣才可能逐步培育出中國傳統文化中所欠缺的個人自由精神,而不宜再強化那種歷史上的國家強權狀態。[94]

  當然,狹義生存權也給我們以重要啟發:在權利體系中生存權應該是第壹位的。在我們爭取實現人權的過程中,各項權利的落實應該有壹個輕重緩急的步驟上的區別,而生存權無疑是壹個應該排在首位、首先要予以解決的問題。這不僅因為生存權本身的重要性,而且因為保障生存權是我國目前社會各階層(上層、中層和下層)都能接受的共識(如礦難頻發、食物不安全、環境污染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焦慮),而對於壹些有爭論的、暫時還不能形成共識的權利,則可以適當放在今後去逐步實現(當然決不是不要實現)。[95]筆者決不是反對國家對公民生存權的積極救濟,也不是說要重新走壹遍從自由經濟到壟斷經濟的老路——歷史已經不會給我們這樣「重走」的機會,不是我們要故意另闢溪徑,而是老路已經走不通,我們必須有創造性的探索。第壹代人權中的生存權含義,即在商品經濟中成長起來的市民階層向特權階層要生存、要發展、要基本的人身自由和財產保障的權利,在我們今天仍然沒有過時,甚至是社會發展的主流方向。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富裕和文明,在這壹階段「自由對於財富的生產特別有用」,而「專制對財富的生長特別有害」。[96]「所有的人權保障秩序的內部構造,……是以自由權的保障為中軸的,各種人權群體像衛星壹樣拱圍於四周,同時又保持著壹定的緊張關係,總體上構成壹個井然有序的體系。」其中「經濟的自由,構成了市民法秩序的主幹,它是壹切自由權的中心性權利。」[97]與此同時,第二代人權中特指的生存權含義也已經成為我們的社會不能迴避的問題,這使我們面臨著非常複雜的形勢,我們既要反對封建特權,又要反對在反封建特權中成長起來的新貴族,[98]要同時反對國家對私人(包括窮人和富人)生存權的侵犯、富人對窮人生存權的侵犯、國家和富人聯合起來對窮人生存權的侵犯以及國家和窮人聯合起來對富人生存權的侵犯(如文革時期——這並非完全不可能重演),對國家在有時候、有些方面的不作為和另壹些時候、另壹些方面的作為的要求被同時提上了議事日程,而不是像西方那樣可以大體分階段地對這些目標逐步加以實現。那麼,在對各種生存權的保障中有無先後主次之分?什麼權利、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應該讓政府積極干預?什麼權利、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應該讓政府消極不干預?這兩方面可以并行不悖嗎?可以在中國同時進行嗎?我們應如何將國家的積極干預和消極不干預的手段交替使用,來實現第壹代和第二代人權所共同包括的生存權內容?……這是我們面臨的問題。

  在實現生存權的手段方面,我們不能過於依賴(當然不可能完全不依賴)政府,要防止形成對政府的新壹輪的「依附」。歷史已經證明,「以增加國民福利為目標」的政府行為幾乎必然導致「行政機構的擴大、行政許可權的集中和強化」,「社會生活中的行政權的作用,不管是在質的還是量的方面都急速地增大」,[99]這不能不令人感到憂慮。在我們保障生存權的過程中,如果只強調生存權的狹義內容及其特徵(如勞動權、社會救濟權以及要求國家積極干預等),而忽略生存權的廣義內容及其特徵(如人身自由、人身安全、財產權以及強調國家不干預等),是否會使我國的人權發展道路誤入歧途?是否會剛剛從計劃經濟的模式中走出來又馬上投入到新形式下的國家壟斷的懷抱中去?是否會使我們的議會及司法還來不及鼎立從而建立分工制約的權力體制就又滑向新的行政專權?是否會再壹次與我們原本就很少親近的「自由」擦肩而過?如果我們對生存權的探索不是僅僅停留在對西方有關研究的「知識性介紹」上,或僅僅滿足於建立「壹種概念上的關係」,而是希望這種研究能夠與「中國的法學或法律實踐」有密切的(至少有壹定的)關係,那麼,我們就應該將「這些引介的學說與自己以及自己生活的環境」聯繫起來思考,這樣才可能對「中國的法學研究」產生壹些「實質性的影響」,才可能真正推動「中國的法治和社會發展」。[100]
左翼反共人士
反共義士
反共義士
帖子: 4218
用戶主題集
用戶的貼子
手頭現金: 9,849.68

回到 自由中國論壇

  • 火爆禁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