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創造的黨文化毒害了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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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創造的黨文化毒害了中國人
作者 中國網友
站在未來回首今天的人類歷史,人們會真實地看到共產邪靈肆虐中華大地的那壹幕幕觸目驚心、喧囂鬧騰和血雨腥風。在短短几十年裡,在神州的土地上,共產黨以壹次壹次的殺頭,壹輪壹輪的批判,壹波壹波的灌輸,構建起了壹個同我們的傳統格格不入的「黨文化」部落。在這個部落里,共產黨宣傳無神論,宣傳唯物論,否定傳統的神傳文化,宣傳馬恩列斯毛的偉大,從而系統的替代傳統文化;在這個部落里,共產黨批判儒釋道,批判傳統觀念,灌輸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為其政治目的而灌輸進化論與現代科學,從而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在這個部落里,共產黨更是利用無所不在的灌輸手段,從宣傳機器到教科書,從犬儒文人到各種文藝形式,徹底把人洗腦了。嗚呼!血染神州,山河色變。五千年神傳文化之根被切斷了,人們不再認華夏始祖,而是甘做馬列子孫,在短短的時間內,共產黨真的把人們的思想徹底改造了。
有壹個笑話說大學考試題目是「請談談對世界壹些國家糧食短缺的個人看法」,結果美國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短缺」,北韓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糧食」,而中國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個人看法」。這個笑話反映出我們中國民眾在中共幾十年的宣傳和高壓以及運動實踐中,「個人思想」成了稀有物。
思想控制著人的語言、人的行為和人的再思想。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當然就同原來的本性大相徑庭了——人們習慣於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不信神,做什麼事都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滿嘴髒話,行為低下;目前的中國人,去掉黨文化,都已經不會講正常人的話,不會用正常人的思維了。
有人想,這是不是說得太過分了?至少,共產黨自己都在嘲笑過去,現在同過去應該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1979年是個分水嶺。談論起前三十年的歷史,人們會覺得那時真是荒唐可笑,說起現在,覺得已經很正常了。是的,人們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了,人們不再講「磨壹手老繭,滾壹身泥巴」了,人們甚至也高喊要恢復「傳統文化」了……但是,黨文化本身並沒有改變,而是更臻成熟。黨文化的理論體系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哲學,依然是中共的基石和被思想改造後人們的「科學共識」,黨文化依賴的灌輸手段依然沒有收斂,隨著電視的推廣,變得更加容易用「聲情並茂」來改造人們的思想,而面對網際網路的普及,中共比任何時候都更熱衷於封網、過濾和監控。中共的所謂恢復「傳統文化」,是在抽掉傳統文化的內涵之後,今天又按照黨文化的無神論、唯物論等思維模式來盜用傳統,完全是為了現在人們追逐經濟利益和國際認同這個根本目的來恢復的,這恢復的當然不是我們真正的傳統文化,相反,這是繼第壹次對傳統文化的神韻施行閹割之後,對傳統文化的表面內容進行的第二次閹割。
所以,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被改造思想后的人們都有著同樣的表現。
1、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
雖然替代傳統文化和改造人們思想是中共幾十年以壹貫之的政策,但是,中共在不同時期的思想和語言卻是變化無常的。從「階級鬥爭,壹抓就靈」到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到「不管白貓黑貓」,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到「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從「越窮越光榮」到「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笑貧不笑娼」,從歌頌「張鐵生交白卷」到現在學術界為求名利而大行其道的「學術腐敗」,從昔日的「禁欲主義」到今天的「縱慾主義」……中共政策之出爾反爾,真可謂令人眼花繚亂。
但是,人們的思想被黨文化改造之後的表現就是,不管黨的思想怎麼變,人們總是盲目地跟著變,總是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從而總是維護著惡黨的統治。
在那「壹句頂壹萬句」的時代,說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人們是相信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產」,「人民公社好」,「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鬥私批修」,「橫掃壹切牛鬼蛇神」,「抓革命,促生產」,「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壹切走狗」……那時就壹個聲音,人們覺得當然就只會跟隨惡黨的思想和語言來思考來說話。
現在信息傳遞這麼快,這麼多,言論也比起過去不知寬鬆了多少,老百姓都敢罵幾聲共產黨了,人們都在做獨立思考狀,怎麼能說還是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呢?
今天誰還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嗎?
那麼我們看看今天的人們都在想什麼:「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中國不能搞民主,壹搞就亂」,「不要揪住共產黨的過去不放,要壹切向前看」,「給共產黨時間,民主自由早晚會到來」,「人權就是溫飽權,飯還吃不飽,講什麼人權」,「什麼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學」,「壞事都是個別人的素質問題,黨本身是好的」,「國家這麼大,換誰不壹樣?」,「誰反對共產黨,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擰不過大腿,鬧什麼鬧?」,「穩定壓倒壹切」,「把經濟搞上去再說」……等等,人們普遍認為這些觀點是自己獨立理性的思考,而非來自中共的片面灌輸。
人們真的是在做獨立理性的思考嗎?其實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觀點,壹個不落的都是共產黨為維持統治而宣傳灌輸、處心積慮地要讓人們去接受的東西。只不過「造反有理」變成了「(黨的)穩定壓倒壹切」。可以說,在人們認為已經擺脫了盲目崇拜,並覺得對共產黨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時候,黨文化正牢牢地掌握著人們的思維模式,只是在前三十年,人們的思想更多地是被黨直接灌輸所致,而今天的人們經過多年的折騰后,不再「盲目」,覺得自己能「獨立」、「理性」地思考了。
從被動灌輸到主動思考後自律——罵著擁護共產黨
不幸的是,在這個思考過程中,思考的理論體系仍然是共產黨給予的,思考的信息來源仍然是共產黨控制的,所謂的「獨立」不過是在黨文化框框中的「獨立」,所謂的「理性」也不過是在黨文化理論體系中的「理性」,很顯然,這樣思考後得出的結果當然就是共產黨所期望得的結果。
為什麼人們「獨立」地思考獨立不起來呢?有下面幾個因素。
1)「獨立思考」中的黨媽媽情結
「黨就是壹切、黨就是母親」,「命是黨給的」,「飯是黨給的」,這種「母子情」數十年來早已深入人心。雖然現在不像過去那樣露骨的高唱「黨啊,親愛的媽媽」,但是,黨無處不在、至高無上的威權,對人們衣食飯缽的控制,依然讓人覺得「國家就是黨的」,「飯碗是黨給的」,「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唯壹選擇」,把黨、國家、民族等概念混在壹起,整個生活環境似乎都是黨建造、賜予、維持的。這成為了人們思考中國問題的壹個底線,就是不能越過共產黨,想像不出沒有黨的日子該怎麼過了。外界的人很難理解這種心態,孩子大了,不就遠走高飛了嗎?可是,黨文化的封閉式高壓式環境是讓人可以老,思想卻長不大,那孩子能離開母親嗎?
2)「獨立思考」的理論基礎
人們思考問題的理論基礎仍然是無神論、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進化論、鬥爭哲學和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讓人不相信在黨之外還有「神和天」的存在。人們思考所依賴的基本詞彙或者話語系統,仍然被賦予了黨文化的含義,都是中共教會的語言,這就使得人們只能在黨文化中打轉轉,人們甚至對於超越了「沒有了共產黨」這個底線的思維方式感到莫名的恐懼。同時,政治運動依然不斷,比如,最近二十幾年的反自由化、鎮壓「六四」和迫害法輪功,每壹場這種全國性的政治運動,都是對黨文化理論的又壹次全面地強化複習。
3)「信息不完整」影響思考過程
人們思考問題的信息來源仍然受到共產黨的嚴密控制,就連負面消息都是在黨的精心操控下,有效地轉化為維護黨天下的素材。俗話說「兼聽則明」,壹個人得到兩個相反的觀點,並且認為都有道理的話,他就必須開始自己真正的獨立的理性的思考來做取捨。而中共的壹言堂和信息封鎖、過濾造成「信息嚴重不完整」,實際上切斷了人們做出正確判斷的必要條件。再聰明的大腦,再有獨立思考的願望,也逃不出「無米之炊」的尷尬,這樣的思考也就談不上是真正「獨立理性」的思考。
4)「強權論」讓人的思考不了了之
「共產黨是強權,黨是殘酷的,跟黨作對絕沒有好下場。」這是人們從幾十年的運動中得到的共識。就算是痛恨共產黨的人,也因為畏懼強權政治,使得在思考的心理上很難越過共產黨,覺得「妳能把共產黨怎麼樣?」,從而反過來以看破中共紅塵的心態去附和中共,也跟著感慨「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人們普遍認為的言論寬鬆的象徵——在私底下可以罵共產黨了——其實,都是在黨文化里罵,在罵中來理解黨,最終維護現狀,變相地擁護共產黨。
影響人們獨立思考的因素還很多。這種經過「思考」后仍然跟黨壹致的現象,比過去的直接灌輸更有危害性。壹旦認為那些想法是自己的獨立「思想」,就會更加相信那些觀點,客觀上造成更主動跟黨壹致,自然更便於中共來統治人民。如果說過去是壹個被動地被塑造的過程,那麼今天就是黨文化發酵成熟和人們主動自律的過程。人們從過去的強行灌輸到今天的主動自律、配合理解黨的政策,「罵著擁護共產黨」,正是共產黨長期改造人民思想的典型結果。
今天嘲笑昨天用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的人,明天又會壹樣嘲笑自己的今天
壹個很具諷刺的現象就是,如果把中共的歷史分成壹個個時代,人們總是站在「現在」的時間點,對黨的政策給以擁護,而對「過去」的時間點上的很多事情,給以嘲笑,覺得那時怎麼那麼荒唐。如果把時間的坐標往過去移動,會發現那個站在今天嘲笑昨天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的人,站在昨天的位置又是覺得壹切都很正常,照樣擁護那時黨的政策,很可能還在那裡嘲笑前天的行為。今天認為共產黨可以迫害法輪功的人,倒退三十年,他壹樣覺得共產黨應該發動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他壹樣覺得大躍進是如何英明正確。
說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人們都會嘲笑那時的荒唐。其實,今天的人們壹樣在用這種邏輯思考問題,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自己覺察不到而已。
在連續幾年取得農業發展之後,《人民日報》1958年8月27日發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壹文,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了解情況的人寫回來的信。文章為了說明畝產萬斤「壹點也不神秘」,有聲有色地描述道,只要足水足肥加深耕加密植,「畝產萬斤就成壹個現實的事物了。」更有科學家出來根據植物對太陽光能的利用,論證畝產潛力可高達5.85萬斤。如今回首當時的言論和行為,都覺得不可思議。
今天,中共的跛足改革使經濟有了壹些發展,於是在中共的宣傳和灌輸之下,人們對於中國的未來有了個直線外推的思考模式:現在製造玩具出口,將來就能製造飛機出口;現在是貧富差距,將來是共同富裕;現在有腐敗、社會不公、教育和醫療福利等各種問題,將來都會解決;現在環境被污染,將來自然會被治理;現在能源不夠,將來壹定會有;現在是群體抗爭不斷,猶如火山要爆發,將來壹定會成為「和諧社會」;現在人們的道德日益敗壞,將來壹定會高尚起來;現在是經濟發展,將來壹定會有民主自由的制度發展……「二十壹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中國將在本世紀成為雄霸世界的超級大國」——其實,這就是新時代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的翻版。
在那個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造成了「共產風」、「浮夸風」和「瞎指揮風」,把大躍進變成了大後退,人民公社會變成了人民空社。今天這種思想的危害絕不亞於當初,而且由於更隱蔽,人們不容易覺察,更重要的是,當初的思想是被灌輸的,而今天人們的這種思想卻是自己「思考」出來的,危害也就更甚。
其實,「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這句話本身很「唯心主義」,不過是表達壹種氣魄和決心。但是,壹旦普通的哲學內涵被灌進了黨文化,就變得極具毀滅性了。在極端唯物主義看來,這不再是表達決心,而是要變成實實在在的物件,要的就是畝產指標,層層誇大的指標,是畝產萬斤的高產衛星。不信神的共產黨,追求的是「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精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壹種莫名的東西沖昏了人們的頭。黨文化扭曲人性之甚,可見壹斑。
昔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號角鼓動人們不顧客觀規律和現實,要畝產萬斤,畝產十萬斤。今天「全面掘起」的鼓噪同樣激勵著人們面對中國的危機熟視無睹,盲目相信中共。二十幾年來的跛足改革帶給中國巨大的危機,但人們不去監督中共,不去批評中共,不去反思中共,不去解體中共,而是不作為,甚至反對別人作為,盲目地把壹切期望都寄托在造成這壹危機的中共身上,期望中共有意願解決,期望中共有能力解決,認認真真地重新演繹著二十壹世紀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人有多大的期望,中共就能有多大的希望」。
對中共的期望悖論:期望等於沒有希望
中共歷史上幾次重大政策的調整,都是因為來自黨內黨外的巨大壓力,感受到了「亡黨」的危機才不得已開始了改革。也就是說,只有給中共壓力,中共才會改良。光是有期望而不反思中共的歷史,不揭露中共現在的惡行,放任中共,附和中共,縱容中共,中共就不會改良。於是,期望等於沒有希望。
可以這麼說,在人們盲目的「期望」中,所謂給中共三十年時間的幻想中,社會危機可能已經把中國破壞好幾個來回了。
更重要的是,「改良」對今天的中共來說,已經太奢侈了,因為中共積累的原罪使它根本不願、不敢、不會改良了。維護統治地位成為中共保住集團和個人利益的壹切底線,在中國警察網上有壹句醒目的口號,就是「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如此明目張胆地把警察當作黨的家奴,可見共產黨是鐵了心地「不會從良」,而人們的盲目期望更是給中共增加不願順應歷史潮流的能量。很顯然,今天的中共已經成為理性討論和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障礙,只有把中共解體掉,讓中國人民沒有後顧之憂地來發揮壹切聰明才智,自由討論國家的方向和前途,民族才真正有期望。
下面我們舉壹些典型例子來說明今天的人們是如何用惡黨的思想和惡黨教會的語言來思考問題的。現在人們對共產黨的壹個最大情結就是這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在這種衝擊之下,人們對如何認識共產黨,共產黨變沒變,有沒有希望等都變得非常困惑了。
1)經濟表面繁榮帶來的視覺衝擊:「把經濟搞上去再說」
視覺和感官對人的衝擊是巨大的。被共產黨整怕了、弄窮怕了的中國民眾,在生活有了壹些改善之後,就很容易滿足了。再經過中共壹年復壹年的「好日子」、「盛世大聯歡」的宣傳,好像又鬧起「趕英超美」,把人們整得飄飄然了,中共乘機渾水摸魚,用經濟的發展來為其執政合法性尋找依據。其實,經濟發展同中共毫無關係,功勞屬於勤勞的中國人民。有人說,只要有外商投資,只要有智慧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只要有吃苦耐勞的工人和忍辱負重的農民,就是放到非洲小國,也能在二十幾年堆出壹個繁榮的物質世界。
但是,這樣的跛足發展符合民族的長遠利益嗎?發展的順序問題,什麼先,什麼后,相互依賴關係等等,是現代管理中最基本的問題之壹。
看看在中國表面繁華的後面是怎樣壹幅景象。政治改革的停滯,經濟體制的畸形,社會的不公,官場的腐敗,貧富的差別,道德的墮落,環境的破壞,資源的短缺,對人權、信仰和宗教團體的嚴厲壓制,對民主自由的敵視,對言論和媒體自由的根本鉗制,銀行壞帳,金融危機,黑社會,娼妓,佔大多數人口的弱勢群體沒有聲音等等,以及盤根錯節的社會矛盾,風起雲湧的民間維權和快速增長的群體性抗爭(2005年達8萬多起),等等,更別提天有不測風雲的大自然的懲罰和報復。在表面繁榮之下的中共政權,猶如坐在火山口上壹樣。所謂的經濟高速增長實際上是以破壞環境和浪費能源為代價的,如果算上環境代價,中國這些年的實際GDP是負增長。
對於中共急功近利的經濟畸形發展帶來的潛在危機和可能的民族災難,人們不願去想,不願去面對。壹是屈服於中共的強權,覺得想也沒用,還自找麻煩,二是覺得現在生活總是好了些,哪管這種發展能不能持續,只顧「悶聲發大財」。而那些只為賺錢的外商和政客們,看到的只是想要如何從這世界上最後壹塊市場大餅中分得壹杯羹。雖然外界認為經濟的發展會給中國帶來民主和自由,這二十幾年的事實證明外商不但沒能把民主和自由帶進中國,反而成為中共腐敗食物鏈中的添加劑。
有學者把中國分成三個世界,第壹世界住在別墅里享受著別有洞天,第二世界在為住房、醫療和子女教育而不敢消費,第三世界正在溫飽線上苦苦掙扎。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撰寫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5》壹書,認為中國經濟落後美國100年,如果維持9%左右的經濟成長率100年,才能進入世界前10名。維持9%左右的經濟成長率100年,可能嗎?有人評論到,下壹個世紀遠遠不是「中國的世紀」。但在大城市櫥窗式的繁榮之下,壹個真正的中國被掩蓋起來了。經濟表面繁榮帶來的視覺衝擊,壹「俊」遮百丑,幫助中共披上了壹層迷惑人的面紗。短期利益和盲目展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抑制了人們對現實的全面認識,「不識廬山真面目」,更談不上對共產黨的歷史反思和理性思考。
我們都知道做詩的功夫在詩外。同樣,要把經濟真正搞上去,就要首先解決信仰、道德、法律、言論自由、媒體監督等壹系列非經濟因素。這些問題不解決,經濟也就不可能「搞上去」。「把經濟搞上去再說」只是共產黨拖延體制改革的借口而已,但現在人們竟然毫無察覺,還以為是真理。其實就是陷入了黨文化思維,按照中共的思想思考問題。中國人民現在有很多自由,但都集中在私生活、體育和娛樂上面,其他方面依然是禁區。其他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人民是積极參与政治和制度的改良,爭取自己的各種權利,而中國人民現在不是這樣,對於那些敢於要求權利反中共迫害的民眾,許多人不但不理解,還反對別人去爭取權利,他們願意把壹切都交給共產黨,幻想共產黨的自動改良和恩賜。
清王朝在改革開放之前是沒有電燈、電報、電話的,也沒有火車和汽車。短短的幾十年,上海灘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壹,成了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它的三大條馬路上的壹棟棟花園洋房,它的浦江岸邊的壹棟棟的高樓大廈,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櫥窗。可是這個成就它挽救了清王朝滅亡的命運嗎?沒有。只改革經濟,卻不進行政治改革,只能為國內的貪污腐敗敲詐勒索,打開更加廣闊的門路。
其實,今天的人們也不是不懂得要各方面協調發展的基本常識,都知道越往後,修正的成本越高。關鍵就是在黨文化的氛圍之中,屈從中共的淫威,迎合中共的利益,覺得發展經濟至少對眼前短期有利,就跟著壹味的叫喊要「把經濟搞上去再說」,而對中共的殺人放火都可放任不管。
2)「穩定壓倒壹切」
經歷過政治運動的中國人,對「穩定」有特別的渴求。所以,「穩定壓倒壹切」在老百姓中很有共鳴,成為中共新時期維護統治的主打口號。
說起共產黨,人們聯想到的就是暴力革命和政治動亂,怎麼現在的中共卻祭起「穩定」的大旗了呢?說起來很矛盾,其實,也很簡單。就是中共可以「動亂」人民,而壹旦人民要「動亂」中共,中共就要高唱「穩定」了。幾十年來肆無忌憚地壹個運動接著壹個運動,把人民「動亂」得民不聊生,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興起的民主自由浪潮和人民的覺醒,眼見要把中共「動亂」掉了,這時中共就高喊起要「穩定」了。
顯然,中共說的穩定只是中共政權的穩定,而非國家和社稷的穩定。在中共的跛足改革中,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約的權勢者,最需要「穩定」,以便「穩定」地撈取利益。由於他們最維護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堅定的「穩定」力量,最可靠的「穩定」因素。這種「穩定」可以高於良知和道義,老百姓是死是活也可以不顧了。當礦井工人死於礦下,中共以「穩定」掩蓋死者的冤屈;當拆遷戶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冒死上訪,幻想著找回公道,中共又以「穩定」為名進行截訪,甚至用「破壞穩定」對遭受不公者進行迫害打擊……這樣的穩定是假的,社會不公和矛盾積蓄到壹定時候,就會像火山壹樣爆發。共產黨宣傳的「(黨的)穩定壓倒壹切」就是積累社會矛盾等待總爆發的過程,壹旦危機爆發,我們今天擁有的財富都會化為烏有,民族又會遭到生靈塗炭。
大家知道,經濟的運行有自己的周期,不可能是「穩定」的,動蕩不可避免。越如此,越需要有合理的制度作基礎,來保障社會的穩定。真正的穩定,需要自由的秩序,法治的秩序和公正的秩序。英國是最早實行憲政民主的國家,三百多年來保持高度穩定,人民自由,經濟繁榮。有矛盾要及時疏導而不是強行壓下,中共利用人們在各種運動中整怕了、希望穩定的心理,偷梁換柱,把它自己統治的穩定強加給民眾。這種穩定是不穩定。
中共「穩定壓倒壹切」帶來的代價,就是現在轉型更難了,成本更高,風險更大。在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的今天,中共只知道壹味的打壓維權和異見人士,鎮壓信仰團體,封鎖、過濾消息。中共在維護集團和個人既得利益的過程中,原罪越來越大,已不可能指望著它有壹天會心血來潮,大發慈悲,主動開展政治改革,實行自由民主。可以說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3)「別人也壹樣」
中共很喜歡用「國情」來作借口。別人有民主,中國不能有,別人能有言論自由,中國不能有,別人有信仰權利,中國不能有,為什麼呢?因為國情不同。但是,如果別人有什麼壞事,中共這時就不講「國情」了,而是強調「普世價值」,告訴人民原來「天下烏鴉壹般黑」,然後就要老百姓認可、理解、原諒中共的劣行。
說腐敗,它會說哪個國家沒有腐敗?說鎮壓民眾,它會說美國也對民眾開過槍;說民主,它會說印度搞民主,也沒搞出什麼名堂;說和平演變,它會說俄羅斯演變后是如何糟糕;說選舉,它會說台灣的選舉是多麼混亂;說中國現在資源浪費,貧富差距大,它說那是資本的原始積累,哪個發達國家沒有經歷過?說沒有言論自由,它說西方哪個媒體不是被財團控制?說天安門抓訪民,它說妳到白宮去抗議試試,看抓不抓妳;說中共人權不好,它抓住美軍虐囚大作文章,說美國自己都不好,哪有資格說中共?……
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有時比那些嚴肅的說教更有迷惑性。但是,這種類比本身卻是錯誤的,是欺騙誤導民眾。
首先,人都有人的弱點。所以,哪個國家都有貪污,都有人權問題。我們無意去為其他國家的行為辯護,我們只是要指出中共「因為別人殺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殺人」的這種顛倒是非的邏輯。其次,中共在報導宣傳那些類比例子時,常常對事情發生的背景、經過和處理方式斷章取義,有意隱瞞不利中共的東西。我們知道,出問題是壹回事,對問題的反應和處理是另壹回事。而中共重在渲染問題的發生,而迴避民主國家從政府、媒體到公眾反應和處理問題的姿態。
美軍虐囚事件壹出來,中共就大加炒作,無非是想說,美國人權也好不到哪裡去,中共的人權不好有什麼關係呢?但是,如果我們對比美國政府和中共在這種事情上的處理態度,就會發現區別很大。事實上,案發之後,美國自己是舉國震動,不但美國媒體上大量曝光,就連總統也得馬上回應,立即著手調查。中共引用的資料基本上也都是來自美國媒體的公開報導。而中共對自己的人權惡行,卻是從上到下地壹味掩蓋,還不準別人去揭露。
對於中共在天安門抓訪民,甚至「六四」屠殺,有個說法,就是妳到美國白宮前面抗議看抓不抓妳。中共在這裏混淆了壹個根本區別。中共說是可以申請遊行示威,但根本不會批准申請,對申請人還要打擊報復,更別提妳要申請到天安門示威。而在美國,民眾可以很容易地申請去白宮前面抗議,而且有些抗議人士就是故意要讓警察抓走製造新聞效應的,美國警察常常會主動問抗議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象中共宣傳的那樣,美國白宮前不容許抗議,要象中共壹樣抓人什麼的。就算抗議者有過激行為,那也是按法律制度來處理。
還有人說美國也對民眾開過槍啊。是有,那是1932年美國第壹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補貼金事件,壹萬多名失業的退伍軍人在美國國會大廈前集會。當時的胡佛總統下令聯邦軍隊進駐華府,驅散示威民眾,造成兩名退伍軍人死亡,多人受傷。根據美國公開出版的百科全書、記錄片、歷史書、回憶錄等記載,他們並不是死於美國軍隊,而是被華盛頓的警察誤殺。不論這件事本身的是非,我們來看看美國朝野對這件事情的反應。首先,美國政府遭到新聞媒體的無情鞭笞,《紐約時報》以頭版頭條的長篇通訊報導了事件經過,胡佛總統也向美國人民承認自己的責任。在當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人民更是用選票把胡佛趕下台去。動用軍隊的教訓之深,成為後來美國總統的前車之鑒。1971年在白宮附近發生大規模的反越戰示威,尼克鬆對前來請示的助手說:「讓他們在那裡好了。」對比之下,至今中共也沒有對「六四」事件有壹個自我反省的說法,中國立法機構也沒有提出過如何接受鎮壓民眾的教訓,以及如何避免將來犯類似錯誤的提案。
還有壹個很流行的諷刺西方言論自由的例子,就是說妳寫篇文章,看西方報紙是不是給妳發表,如果沒有發表,那肯定證明言論自由是假的。很多中國人因為這麼壹個例子,似乎壹下就看穿了西方言論自由的虛偽,也就認為中共控制言論也就順理成章了。這其實是中共給人們製造的歪理。報紙怎麼可能來什麼都給發表呢?真要如此,那也只能是頭幾個人有份,版面有限啊。事實上,言論自由並不是說每個媒體都要做到「絕對公正」。每個媒體都有自己的理念,他們後面當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經濟勢力,也就是說,媒體作為個體來說,除了職業道德之外,當然有自己的喜好,對稿件和報導角度都有自己的選擇,這並不是媒體界要掩蓋的什麼秘密。言論自由體現在兩個層面:壹是對媒體本身,它可以自由地發表它想要發表的內容(出格了會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二是對讀者而言,他的自由體現在可以獲得任何意見的媒體,妳既可以看反共的報紙,也可以看親共的報紙,還可以看中共的喉舌報紙,妳也有自由去辦自己的媒體去發表妳的意見,這才是媒體自由的真諦。新聞自由最關鍵的尺度是權力者有多大權力控制資訊。在美國,政府常常處於媒體的批評之下,即使政府想動用權力制止,也無能為力。但在中國,如果共產黨不想民眾在媒體上看到什麼消息,動不動就給予封殺。把言論自由當作任何媒體都必鬚髮表妳的言論,根本就不現實。用西方報紙都有自己的立場來否定言論自由,不過是為中共鉗制媒體找借口。中共自己是知道西方言論自由的妙處的,所以中共才在海外極力滲透、操控,並大肆發展自己的親共媒體。
海外的民主選舉出現的爭端,也常常成為中共笑話民主自由、用來勸說人民擁護中共獨裁的素材。很多人也由此而相信中共的說法,幫助中共維護壹黨專制。民主也許不是最好的辦法,但是,相比中共的黑箱鬥爭和可能帶來的動亂,民主的透明、媒體的監督和軍隊的獨立畢竟是壹種可借鑒的出路。大家都注意到,民主國家不管選舉爭端多厲害,國家很難陷入動亂和戰爭,這就是民主對社會的制衡作用,根本不是中共宣傳的那樣像個洪水猛獸。
俄羅斯和平演變之後,中共就壹直害怕俄羅斯好起來,所以總是宣傳俄羅斯如何如何慘。俄羅斯固然有其自身的「國情」,問題多多,但是,中共把俄羅斯作為民主化后的反例宣傳的確是在誤導民眾。壹些中國人到海外聽到俄羅斯的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三時(2006年7月的報導),竟大吃壹驚,覺得俄國人不是連飯都吃不上嗎?印度的民主也壹直是中共嘲笑的對象,是民主失敗的經典樣板。但是,印度自1991年拉奧政府正式開始經濟改革至今,其年增長率達7%,這壹經濟增長率已非常接近中國的水平。印度的金融業和資本市場比較發達,經營效率較高,銀行壞賬率低於10%。印度的經濟結構跟壹些發達國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優秀且成本低廉的技術人才,因此有人預言印度將在未來成為「世界的辦公室」。實際上,印度如今已成為世界的主要研發中心之壹。我們無意為俄羅斯和印度說好話,他們都有自己的嚴重問題和發展變數,但是我們不應該被中共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不願全面改革所做的片面報導而誤導,不加分辨地重複中共的論調,按照中共的說法去思考問題。事實上,共產黨在俄羅斯仍然是合法組織,如果俄國人民真喜歡共產黨,完全可以在大選中把共產黨選回去,人們不走這條路,顯然共產黨不受歡迎。
對於中國現在遇到的掠奪瓜分社會財富的問題,有人用「資本的原始積累」來形容,意思是西方世界現代化過程中也走過這麼壹個階段,所以,也就是正常的了。我們不去說這個原始積累的對和錯,我們至少看到西方在原始積累之後,資本很快進入了再生產,同時有產階級在政治上有了明確訴求,參政,辦媒體,搞教育,做慈善等,成為鞏固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中共治下的原始積累就是撈錢,撈個沒完,然後外逃,享樂,根本無意去影響政府和共產黨,同西方當時的情況根本不壹樣,怎麼能指望出現「原始積累」后的良性循環呢?
還有壹個聽起來最徹底的類比:如果妳去顛復國家和政府,妳看哪個國家不鎮壓妳?這是壹個很「巧妙」的偷換概念的問題,很有迷惑性。其實,這個說法本身就是中共反覆宣傳灌輸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典型表現。「煽動和顛復國家罪」是中共繼過去的「反革命罪」以後的替代罪名,這個罪名把普通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有關的活動歸到「煽動和顛復國家」,本身就是對人權的侵犯。被中共稱為「煽動和顛復國家」、「泄漏國家機密」等等的許多行動,在西方民主國家根本就是受到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民主政府怎麼會鎮壓呢?辦報罵政府,在中國,這就是顛復國家的「驚天大案」,而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同顛復國家根本無關,除非是囤積武器或者搞恐怖主義暴動。
對於壹些少數極端宗教組織在世界上引起的恐怖和戰亂作為,也是中共享來否定宗教自由,為中共的無神論開路的反面教材。而對世界上作為主流的那麼多的正教正信帶來的對社會道德和人性的正面意義,中共卻儘力迴避。很多不明就裡的人,因此而跟著中共對信仰壹概進行批判,排斥別人爭取信仰自由的努力。
這樣似是而非的類比還很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對於中共不利的東西,中共就不類比了,而是強調中國特色和國情。「國情」成了中共逆世界潮流的壹柄尚方寶劍。其實,這不能學,那不能學就是因為觸動了共產黨的既得利益而已。
4)「說我沒做好,妳自己要先做好」
「說我沒做好,妳自己要先做好」,這是人們反駁別人批評的常用語。其實不對。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對電影明星、足球運動員指手劃腳壹番,並不要求自己壹定要比對方更會演戲,更會踢球。
但是,中共很喜歡用這句話來為自己的惡行狡辯。當美國批評中共人權問題時,中共的回應就是美國的人權也有問題,而且也要出壹本指責美國的人權報告,從而認為自己的人權問題就無所謂了。而中共出的美國人權報告,其內容都來自美國媒體的公開報導和美國政府關注的案例,中共為什麼要勞民傷財去多此壹舉呢?就是為了出壹口「氣」,非為改善美國人權(實際是希望美國人權醜聞越多越好,方便中共作文章),實為侵犯自己人民的人權罪行強詞奪理。
中共為自己狡辯,那是它壞到那個份上了。可是,不少普通老百姓也附和中共的說辭,甚至認為中共的回應理由是多麼「為國爭了光」,這就是糊塗了。且不管美國的人權怎麼樣,美國批評中共的人權,客觀上是幫助中國人民,因為在中共的人權迫害下,被害的不就是中國人民自己嗎?別人呼籲中共改善人權,不是中國人民自己受惠嗎?遺憾的是,因為黨文化的影響,認為批評中共,就是批評全體中國人民,觸及了被中共灌輸的狹隘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自尊心,結果盲目維護中共的面子。有人為中共找理由,說別人批評中共的後面壹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在用人權要挾中共。就算如此,如果我們不買中共的託辭,堅持要中共停止迫害自己的人民,那麼,中共改善自己的行為後,別人不就沒有辦法要挾了嗎?這樣,既為中國人民帶來實惠利益,又打擊了別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壹舉兩得,不是更明智嗎?
所以,正常的思維是,不管對方做得怎麼樣,只要指出的是事實,就應該聽取並改正。有人說「正人要先正己」。這又是壹種誤解。這話應該是批評者自我勉勵的話,那是批評者境界高,為了更有說服力,嚴格要求自己的表現。但是,不能作為被批評者抵觸別人意見的理由,不是有句話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嗎?
在外國元首要跟中共談論人權問題時,有壹個很典型的被認為是「機智」的回答,就是「妳沒有資格跟我們說中國人權,因為壹百多年前妳們嚴重侵犯過中國人民的人權」。在說起中共天不怕地不怕,破壞自然,污染環境時,也有個類似的說法,就是「西方強國不也轉移污染工業,甚至把廢料運到別國嗎?」言外之意是什麼呢?就是西方國家曾經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為什麼共產黨就不可以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呢?西方國家能夠污染中國,共產黨怎麼就不能污染中國呢?
中國要與世界接軌,融入世界潮流,就需要聽取國際社會的意見,除了學習別人的先進技術,還要研究先進的制度。為了化解國際社會在人權、民主自由等方面的壓力,中共總是用「說我沒做好,妳自己要先做好」來無理取鬧,誤導民眾,受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
4)「對共產黨要壹分為二」
共產黨自知壞事干絕,所以,希望人們能對它壹分為二。老百姓自己也附和著說,「難道共產黨壹點好事也沒幹?」這種觀點聽起來好像有道理,但是這要看壹分為二的場合和目的是什麼。
壹個殺人犯,殺人償命,按照法律來說,就已經可以給他定性了。如果在法庭上要求壹分為二,想用小時候曾經幫助老大爺推過車,植過樹什麼之類的來抵消殺人罪,那是不可接受的。
拿國家和政黨來進行類比的話,可以看壹下二戰以前的德國。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的元首,他的經濟政策使德國的經濟連續多年以100%的速度增長,德國的失業率從30%降到0%,德國當時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因為在壹戰以後德國是戰敗國,英法列強對德國是很歧視的,要收它的賠款,但是希特勒當了元首之後,德國成了歐洲的強國,特別是1936年成功地在柏林舉辦了奧運會,使得很多國家對它刮目相看。當時德國修建的高速公路都是可以起降戰鬥機的,很多地鐵的挖掘都是希特勒時代完成的,而且希特勒當時說要讓德國的每壹個家庭都有自己的轎車,這就是德國「大眾」車牌的由來。但是不管希特勒在經濟上做了多大的努力,在軍事上取得多大的成功,有人說他是軍事家或是經濟學家,這些都不重要了,因為他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全球九千萬人的傷亡,造成了四千億美元的損失,同時他在集中營裏面對猶太人殘酷的屠殺,有六百萬猶太人因為二戰在集中營里失去生命。這些事情就足以給希特勒和納粹定性了,所以今天妳要是到德國去的話,沒有人說我們要對希特勒和納粹進行壹分為二,而且包括現在擁有納粹的標誌,或者對希特勒崇拜都是違法的。
我們再拿日本人打壹個比方。侵華日軍在中國除了殺人,它還辦了很多實業。特別是在東北三省,它開工廠,開礦業,壹直到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當時東北三省的老工業基地,很多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底子,包括當時東北三省作為全國鐵路網最發達的地區,都是日本人弄的。甚至南京大屠殺之後,日本在中國也搞了很多文化活動,比方說盂蘭盆會,到南京秦淮河兩岸看壹看那也是屬於花柳繁華、溫柔富貴的,大上海那也是朝朝飲宴、夜夜笙歌的地方。那麼我們要不要感謝侵華日軍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呢?也要來個壹分為二呢?我們好像沒有人這樣想,因為日本人有南京大屠殺,有七三壹部隊,有三光政策,而且這場侵華戰爭造成了中國兩千萬軍民的傷亡,就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給侵略戰爭定性了。
所以回到共產黨這兒,在奪取政權之後,中共造成了中國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四千萬人是被它屠殺掉的,四千萬人是活活被餓死的,這個屠殺的數量超過納粹德國法西斯的十幾倍,超過日本人四倍,另外壹方面,共產黨又出賣了壹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所以就這兩件事情本身,就足夠給共產黨定性了。
在另外壹方面來講,共產黨它自己做事情它也常常不壹分為二,它常常把事情做絕了。比如它在鎮反的時候,為什麼不對原來國民黨的官兵壹分為二呢?在迫害劉少奇、打倒林彪鄧小平的時候,那時候怎麼不對他們壹分為二呢?今天鎮壓法輪功的時候怎麼壹句好話都沒聽說,全部都是詆毀法輪功的話呢?所以從它的表現來講,它所謂壹分為二,實際上是為它維持統治所找的壹個借口,讓大家對它有壹定程度的認同而採取的壹種策略。
如果真要是「壹分為二」的話,那麼,中共就應該面對過去,面對錯誤。中共說的「壹分為二」其實是壹個障眼法。它先虛晃壹槍,說事情總有好有壞吧,讓人覺得很「客觀」的樣子,然後,話鋒壹轉,「壞」就不說了,落腳點卻是「好」。所以,中共是不讓人們去徹底全面地反思中共的過去的,它乾的壞事是不讓人說的,要說也只能按它的調子和分寸來說,這樣說的後果反而是給今天的中共貼金。德國總理勃朗特(Willy Brandt)在華沙下跪懺悔對猶太人的罪行,而中共領導人卻從來沒有向全國人民懺悔。如果在德國的格言現在是「千萬不要忘記」,而在中國則是「千萬不要記住」。可是,忘記歷史的社會能夠自救嗎?
6)「溫飽權高於人權」
面對世界民主潮流,中共在人權方面的惡行成為中共在世界上的壹大包袱。於是,御用文人們杜撰出了壹個人權歪理,「溫飽權高於人權」,「妳到飢腸轆轆的農民那裡去問問,他們是要飯吃還是要民主自由?」很多人面對國際社會批評中共的人權記錄時,也會用中共這壹套話語進行批駁。在中共的政治教科書和每年的政治考題中,對這個問題都是有標準答案的。中共在不同的外交場合,也經常儼然理直氣壯,壹副義正詞嚴的樣子。人們重複這句口號,跟中共的宣傳和灌輸是分不開的。
其實,這是壹種混淆邏輯的詭辯,它把民主自由當作壹個抽像的概念,而把這個抽像的東西去同具體的「食物」進行對比,加上暗示農民的教育水平低,只會要具體的,而不懂得抽像的東西,從而得出農民都「要飯吃」,於是,就否定了民主自由的重要,結論就是「溫飽權高於人權」。
我們稍稍換壹個說法,把民主自由具體化,農民們就不會上中共的文字遊戲的當了。過重的負擔,壓得農民翻不過身,就連中共自己都承認減免農民負擔是壹項關係國家的大事。對飢腸轆轆的農民,如果把「民主人權」的抽像字眼轉換成具體的行為,我們可以這麼問,「我們農民被整得苦啊,找人把妳們的情況反映出去,妳們願不願意?」「當官的欺壓農民,苛捐雜稅多啊,咱們把那個壞蛋鄉支書罷了,選個真正為我們干點實事的,大夥樂意不樂意?」對於這樣的提議,農民們難道會拒絕?
人的肚子餓了,要想得到幫助的話,首先就要發出聲音,讓人知道妳的肚子餓了。就是說「言論權」比「溫飽權」更緊要。可是,為什麼中共顛倒順序的狡辯人們也能欣然接受,聽之任之呢?就算吃不飽的人沒權說話,現在不是有很多人已經吃飽了嗎?為什麼不讓他們說,或者容許他們替吃不飽的說呢?
其實,「溫飽權」對於中共來說也不重要,中共在意的只是壹個敷衍外界、抵觸言論自由的借口。
類似上面這樣的似是而非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黨文化改造人的思想之後,的確使得人們溝通起來都很困難,壹個問題解決了,還有另壹個問題冒出來。如何避免用黨的思想思考問題,避免用黨教會的語言說話,很關鍵的壹點,就是把角色分開。把自己同黨分開,克服黨媽媽情結,突破「離不開黨」的底線,不把黨的無神論、唯物論和鬥爭哲學、仇恨哲學當作自己思想的基礎。對於那些似是而非的觀點,看壹看如果妳附和那些觀點,到底對誰有利,是鼓勵黨幹壞事還是監督黨、抑制黨不讓它幹壞事。中共可以為自己辯解,但是,我們老百姓不能跟著起鬨。別人批評中共的時候,並不是在罵中國人。丟中共的面子,不等於丟中國人民的面子。能夠挑戰獨裁,為真相挺身而出,是真正的勇士,是會贏得世人的尊敬的,這種尊敬是對中國人民的尊敬。
2.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
無神論是黨文化的核心之壹。中共之所以得以改造人們思想,就在於切斷了民族傳統文化,用馬列主義外來文化替代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半神文化,從此「無神論」主宰大陸,敬天畏神、善惡有報變成了封建迷信和愚昧無知。就人類歷史而言,對神的信仰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維持著人類的道德。不再相信神的存在,也就沒有了道德的約束,沒有道德的約束,法律的約束也只能是有名無實。於是,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不相信今生來世,不相信做壞事有報應,於是,做什麼事都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
漠視生命 肆意殺人
1949年以後,在「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壹次又壹次的政治運動中,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但在歷次運動中,起作用的卻不僅僅是中共本身。中共搞運動歷來是煽動群眾斗群眾。很多受害者往往是被中共扣上什麼帽子,然後眾多鄉鄰、親戚甚至家裡人就會壹涌而上,將其活活整死、打死。那些打人者本身固然有被中共欺騙的壹面,但他們之所以能做得出這些惡行,卻跟黨文化的洗腦緊密相關。壹個相信天理,相信人倫人性的社會,不可能大面積干出這種傷天害理、泯滅人性的事情。
「大躍進」之後的大飢荒,餓死的大約有四千萬人,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飢荒。這壹場大飢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大規模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壹次也沒有發生,完全是壹場徹底的「人禍」。事實上,如果當飢荒發生的時候,能夠開放糧倉,能夠尋求解決辦法,這場飢荒的死亡人數不至於那麼高。更令人震驚的是,面對餓得奄奄壹息的村民,中共幹部卻命令軍人強行封鎖道路,目睹他們活活餓死也不准他們爬出去逃生。
文革中的「打砸搶」,學生居然用皮帶抽死老師,孩子用磚頭砸死父親。還有人把對方打死之後,把器官取出吃掉。
中國古代講「人命關天」,「救人壹命,勝造七級浮屠」。被當局整肅的對象,本身已經夠可憐了。但現在很多人卻不但見死不救,還要落井下石,甚至以殺人為樂, 只要中共叫幹什麼就幹什麼,認為是黨性的需要,是黨的政策的需要,什麼後果都可以不顧。中共思想改造的後果之可怕,可見壹斑。
時至今日,這種不把人命當回事的黨文化思維並沒有隨時間的推移而成為歷史。因為中共的腐敗與暴政,社會產生了大量的被壓迫團體。富人高官可以利用特權過著壹擲千金的生活,而下崗工人卻因為沒錢治病在家自焚身亡,貧窮人家的母親因為沒法替兒子交學費而上吊自殺……但面對下層民眾的凄慘生活,很多人已經漠不關心,毫不在意。面對可憐無助的上訪民眾,那些所謂的執法人員可以大打出手,將人致傷致殘,絲毫不管他人死活。所謂的何院士何祚庥,可以面對無數的礦難,說出「誰叫妳生在中國」這樣的狠話來。而中共將官朱成虎,則放話可以犧牲西安以東地區、不惜中國壹半的人口來打壹場核戰爭,跟老毛的「中國死了三億,還有三億」的說法如出壹轍。僅僅因為沒有「暫住證」,大學生孫志剛就被收容所活活打死。而在迫害法輪功過程中,大量法輪功學員慘遭酷刑甚至折磨致死,在2006年更曝光出自2001年以來法輪功學員器官被活體摘取,中共官員和醫生從中牟取暴利。人性之泯滅,駭人聽聞。
漠視生命不僅僅表現在政治運動當中,也不只體現在權勢者對百姓的態度上,現在社會上人與人之間都充滿好勇鬥狠,肆意殘殺的現象。現在年輕人動不動就砍啊,殺啊,對越暴力的越崇拜。手段殘忍的校園凶殺案也屢屢發生。社會上謀財害命、用錢買命的事情隨處可見。官員、富豪雇兇殺人,有時連自己的妻友也不例外。
當人的道德淪喪到如此窮凶極惡的時候,這個社會就處於極其危險的地步了。
戰天鬥地 破壞自然
幾十年來,黨文化把中國人民塑造成「無法無天」、「戰天鬥地」的壹族,從當初的「大鍊鋼鐵」、「圍湖造田」、「瘋狂地打麻雀」、「亂砍濫伐」到今天的以環境為代價的經濟高速增長,都是只管眼前,無視子孫後代的福祉,給自然帶來了巨大的破壞。中國國家環保總局透露,每生產價值為壹萬美元的商品,中國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比印度還要高2倍。如果環境問題不能得到改善,中國的經濟奇迹很快就要成為過去。世界銀行說,在世界上10個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佔了6個。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的38%,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處於沙漠化威脅之中,專家估計,中國未來將有1.5億人口淪為生態難民。 2006年8月26中國人大常委會在壹份環境檢查報告中,以「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觸目驚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來形容污染的嚴重性。中央電視台2頻道曾報導中國每年產出的GDP當中,有18%的GDP是通過透支生態環境和資源取得的。有壹幅衛星拍攝的地球照片,許多國家是綠色復蓋,而中國是壹片黃土。許多網友面對祖國母親被蹂躪如此,看到中共還在高喊「掘起」,不覺「萬念俱灰」。
「壹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這曾是中共宣揚愛國主義的主打歌曲,有考證指出,這條美麗的大河就是承載全國六分之壹人口的中國第三大河流淮河。 有道是「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但是,短短的幾十年,淮河污染之觸目驚心,讓這句民謠成為歷史。工業企業偷排污水、農村水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使淮河流域約60%為劣五類水質,污染由地上波及地下,直接影響1.3億居民生活。中共也喊治理淮河,但是,如果人心不治理,是沒有用的。2004年7月20日至27日,淮河爆發有史以來最大的污染團,有如巨大的黑蘑菇,從上游奔騰而下,橫掃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團全長133公里,總量超過5億噸,壹路浩浩蕩蕩殺奔洪澤湖,順者昌,逆者亡,滿河黑暗,伏屍(魚蝦蟹)千里。「10年治污水質回到『原點』,600億付諸東流。」
黨文化帶給中國人的「不計後果」的心態,更是表現在熱衷於搞大運動、大項目,勞民傷財,不顧自然規律。再大的工程,總是先上馬再說,哪管什麼後果,滿足戰天鬥地、好大喜功的變態心理,走壹步看壹步,出了事算「交學費」,把國家民族的未來當作兒戲。
在「三峽工程」、「南水北調」等如此重大的項目中,決策人員也仍然以政治為決策依據。「六四」之後,中國民心低落,三峽工程就被選為振奮人心的工程。關於三峽工程,該不該修,人們聽到的都是壹面倒的消息,就算提到負面消息,也是早就有了「應付」對策,而反對壹方的專家們的進壹步反駁和詳細討論,百姓是看不到的,那是禁區。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水要流動就得有坡度,庫區的頭尾就要有落差,淹沒區就必須是壹條斜線。但是三峽工程「移民組」為了迎合當局縮減移民搬遷費用,提出的三峽移民淹沒線竟是平的,就是如果大壩蓄水到預定的175米,另壹頭的重慶的淹沒線也是175米。但是按三峽工程泥沙組公布的萬分之零點七的水力坡度來計算,600多公里以外的重慶的水位高度將不是現在說的175米,而是超過海拔217米,到時就要為重慶「準備後事」了。如果要保重慶,水位就不能蓄到175米,那當初的防洪發電的效益也就大打折扣了。從中央到地方這麼多精明的官員,還有這麼多科學家,都知道水從高處流向低處,這麼嚴肅的後果就不當回事?還有,三峽工程中的目標和措施之間大多互相矛盾。防洪和發電矛盾,防洪和航運矛盾,防洪和排渾蓄清矛盾,發電、防洪、航運與移民矛盾等等。大壩防洪就要保持低水位準備蓄洪,水位降低又會導致發電和航運能力下降。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馬的張光斗教授在發現三峽工程的實際防洪庫容不可能達到設計標準的錯誤后,對三建委辦公室主任建議了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即把洪水控制水位降低10米。但低水位必然影響到航運,同時也必然影響到發電,為此張光斗主張修建燃油、燃氣或燃煤的火電廠進行調峰,張壹再叮囑 「但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萬萬不行的」(《三峽探索》總第二十七期)。再有,如何處理泥沙淤積是水庫成敗最關鍵的因素之壹,而200公里長的三峽是沙石最好的避風港,三峽水庫擬採用「蓄清排混」的運行方式。海外有學者預言「排混」只對大壩前很短距離有效,而清華大學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教授則斬釘截鐵地說壹塊石頭也出不去!黃教授1957年因為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大壩,被毛澤東親自點名,打成右派。數年後三門峽大壩的失敗證明了他的主張是正確的。關於三峽工程,黃教授寫過三封信,陳述「三峽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他只要求中共領導人給他30分鐘的時間,把三峽工程問題給他們講清楚,說服他們改變這壹決策。然而,他連這30分鐘的時間也沒有得到。
「南水北調」是繼「三峽工程」之後又壹項世界級工程,主要目標是將長江水分東線、中線、西線調往嚴重缺水的華北和西北地區。東線、中線工程已於2002年底開工;西線工程計劃於2010年開工。當初「三峽工程」還像征性地有個全國人大無記名投票,而現在人們連那個過場都嫌礙事,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的設計者們竟然說,中央宣布東線、中線開工,就意味著西線也開工了。早在2001年7月就通過水利部專家委員會審查的「西線工程綱要」,到2005年3月才讓長期工作和生活在調水區的自然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經濟學家、人文科學家等才第壹次看到其「廬山真面目」,讓這些第壹線的專家們十分憂心。西線工程要在源頭上把長江水引到黃河,而黃河比長江高出200米,比三峽工程不知要難多少倍,風險也不知要大多少倍。有專家感嘆「西線工程令人擔憂,會不會救了黃河毀了長江,甚至救不了黃河還毀了長江?」呼籲中共「告別改造、征服自然的幻想」。但是,他們的話在以政治決策為中心的中共那裡,又能傳多遠呢?極力支持工程上馬的西線工程設計總工程師對外界質詢的回答是「隨著項目推進,壹切都會逐漸明了」。被中共的「戰天鬥地」洗腦過的人們,在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上動土,態度居然也是 「摸著石頭過河」。
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從來沒有讓人去和地斗,破壞自然。在傳統觀念中,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對抗的,「天人合壹」講的是要與自然和諧相處。現代的可持續發展觀其實不是什麼新鮮事,中國早在公元前就有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理論,它使得中國擁有過發達的傳統農業,支撐了燦爛的傳統文化。為什麼現在發生了生態和人文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正是因為這種不計後果的做事方式,違背了自然規律,使得青山不再,綠水斷流。特別是現在在金錢利益的驅使下,失去了對自然的敬畏心理的人們,更是膽大妄為,什麼都敢去干。當大自然報復的時候,誰來拯救我們的民族?
世風日下 不講道德
公務員以及其他各行業的職業倫理也日漸低下。看醫生要遞紅包,孩子入學要交紅包,打官司要給紅包,記者寫新聞要收紅包……金錢把壹切固有的職業道德污染了;正常的社會運作模式被破壞了;舊有行業的職業道德變壞了;新生行業的職業道德根本就沒有壹個健康發展的環境,壹出生就已經被污穢包圍了。
就說造假的程度,從假煙假酒假火腿,到毒米毒油毒奶粉,什麼都有。2003年安徽阜陽發生了害死嬰兒的「毒奶粉」事件。長期食用這種奶粉的嬰兒,頭大身子小、身體虛弱、反應遲鈍,並伴有大面積皮膚潰爛、內臟發育腫大。僅阜陽市出現營養不良綜合症的嬰兒就有171人,因併發症死亡的有13人。許多患「大頭娃娃病」的農民家庭,為了給孩子治病,幾乎花費掉了所有積蓄,有的甚至變賣了家產。不少家庭因為沒有經濟能力,不得不放棄治療,眼睜睜地看著孩子死去。2006年,北京市糧食局所把2300多噸陳化毒米流入市場,裏面含有大量致癌物質,包括目前發現最強的化學致癌物黃曲霉素。然而商家為了利益不管百姓死活,毒米公然進入市場波及全國,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廣東、遼寧、四川、湖南都出現數以噸計的毒米。更有甚者毒米攙好米,百姓無從分辨。
過去叫盜亦有道,摻假騙錢,也就騙個錢,再缺德也不能下毒。而今天的人們,除了少數心裏還遵從傳統道德約束的人,更多的人是覺得道德、良心能值幾分錢?中共的無神論、唯物論、不講天理,不講道德,教育出來的就是這種為了錢,為了個人利益,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人。
2001年4月16日,朱鎔基在視察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時,為該校題寫的校訓是:「不做假賬」。無獨有偶,2003年3月24日的《三湘都市報》報導,有些當地教育局出台的治理教育「三亂」的「八個嚴禁」,「嚴禁姦汙猥褻女生」竟赫然名列其中。不知這樣的校訓和規章,是讓人民放心還是更擔心。
當壹個社會已經確立了遊戲規則,社會民主制度、法律體系、媒體監督和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已經比較完備地建立,民眾的道德維持在壹定程度,國民心態比較平穩時,再有亂七八糟的東西,也會是在規則之內,道德和法律在原則上有個約束。而中國是規則還沒有確立,就先學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而且有過之無不及,沒有任何道德的制度的宗教的底線約束,後果可想而知。
性泛濫造成社會危機
時下的中國,是壹個「笑貧不笑娼」的時代。中共的政治改革是禁區,相反,「性生活」卻成為開放最徹底的。婚外戀、包二奶、壹夜情、白領階層的換妻遊戲、婚前同居、網婚、閃婚、隱婚、成人用品商店、賣淫、色情按摩、性表演、脫衣舞、電視電影節目煽情性的表演、性感美女在平面媒體的獨領風騷等等,談政治色變的中國社會,人稱正在發生著壹場前所未有的「性革命」。公安部的數據表明,1984年查獲的賣淫嫖娼的人數是6千,1999年達45萬,被查處的人數直線上升,但查獲率是1%還是10%,沒有人知道,但絕對超不過10%。在這股席捲全民的「黃潮」中,不但是青年壹代意識領先,就是中老年人也不甘示弱,似乎要挽回過去被「耽誤」的時光。電影《手機》和安徽原副省長王懷忠的名言「查嫖娼就是破壞投資環境」,就是這種社會現象的折射。憶往昔「全國上下壹片紅」,看今朝「全國上下壹片黃」。
包二奶、養情婦、性賄賂,已經成為官員追求的壹種「流行時尚」,不但不引以為恥,反而引以為榮。調查數據顯示,被查處的貪官污吏中,95%有情婦。在1999年廣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 員貪污受賄案件中,100%包養了「二奶」。但這還只是冰山壹角。天門市委書記張二江壹個人就有情婦107個。
從官方到民間,從權勢人物到平頭百姓,沒有了道德的約束,只要有條件,就都想著占上壹把性便宜。上級對下級,老闆對員工,教授對學生,導演對演員,強者對弱者,性侵犯處處可見,天理、人倫都可以不管。
就連本是教書育人的學校也頻頻出現禽獸教師。有的學生遭到強姦懷孕,有的被強姦並包為二奶,有的老師強姦未成把學生殺害了,有的甚至對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 手。國內媒體2003年報導,重慶大足縣壹名小學教師,從2002年至2003年,先後對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學生實施強姦猥褻。甘肅隴西縣壹名體育老師 以幫學生走後門上學為名,將該校12名初三女生強姦,其中兩名學生被強姦后懷孕。貴州省錦屏縣河口鄉中仰小學壹名51歲的教師在壹年半時間里42次強姦12名女學生、35次猥褻16名女學生,僅有3人倖免於他的魔爪。2004年6月,臨夏縣壹小學教師在壹年半時間內先後將三年級的9名女同學多次強姦和猥褻,其中次數最多者達數十次,而這些孩子最大的壹名還不滿15歲,其他均是9到10歲的女童。湛江市下轄的雷州市南興鎮某小學校長林登平3個多月竟然作案7次,共強姦11名均是在校學生的未成年少女,受害者最小僅10歲……這樣喪心病狂、觸目驚心的惡行,在今天卻已經屢見不鮮。
中國人在性的問題上自古都是嚴肅認真,把操守看得很重。只有結婚之後才能住在壹起。結婚時要拜父母、拜天地,有天地神明為自己的婚姻作證。反之,如果有人被指控私通、淫亂,那會是壹項大罪。強姦就更是跟殺人放火壹樣,罪不可赦。「萬惡淫為首」,但今天的中國人,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先輩的古訓。這種局面,不能不說與中共破壞傳統道德價值,宣傳無神論、唯物論密切相關。在中共的黨文化里,權力就是道德的最大詮釋者。只要有權,只要有條件,就可以肆意妄為。從共產黨早年的「共產共妻」,到毛澤東的淫亂,再到現在中共官員的腐敗墮落,從官方到民間,壹切傳統價值都被顛復了,壹切家庭人倫觀念被拋棄了。但歷史壹次次地告訴我們,亂性往往是壹個民族走向復滅的先兆。再發展下去,我們到底期望壹個怎樣的未來?
黃賭毒產業化 官方成保護傘
中國賣淫業壹直是非法的,性產業必須同軍警結合才能生存和發展。有些性產業根本就是同軍警合作辦的,有的也不隱瞞這點,因為這是提供安全的保證,例如軍隊或公安的招待所反而客似雲來。性服務業涉及的經濟利益越來越龐大,就業人員大約有1000萬,涉及的消費每年大約1萬億人民幣。由於2000年的警察行動,中國經濟學家楊帆估計,失業的女性工作者的消費降低,中國GDP因而減少了1%。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兼職研究員王增先在研究會上「保守估算」,每年有將近6000億元人民幣的賭資流向國外及港澳地區。毒品市場3000多億人民幣,吸毒人員超過1千萬。瀋陽市禁毒支隊隊長陳鑫、瀋河分局原局長曲月福和現局長張保華及另外100多名警官為毒販做保護傘,毒販和警察勾結,販毒「壹條龍」。黃賭毒三大市場幾乎相互關係協調發展,由於從事三大行業的人員需要有特殊的地位與背景,因此,中國的軍警及政府要員成為三大行業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為沒有政府及軍警做背景這三大行業在中國寸步難行。官方參黃參毒參賭,上行下效,造成中國人對吸毒販毒賭博賣淫嫖娼司空見慣,甚至親身參与,不覺得自己幹壞事。
在感受著經濟發展帶來的現代生活時,人們最有切膚之痛的就是社會道德下滑后帶來的壹系列社會問題。有人形容共產黨過去在課本里宣傳的「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展,今天早已變成了社會實踐中的「權欲、錢欲和性慾」全面掘起,名曰「三玩博士(玩權,玩錢,玩女人)」。假貨盛行,色情泛濫,黑社會活躍,官商勾結,警匪壹家,而民間疾苦卻乏人問津,社會公正更是不得伸張。這樣的社會裡,沒有內在的道德約束,沒有外在的輿論約束,沒有外在的法律約束,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天不怕地不怕,張嘴就是謊言,滿嘴髒話,行為低下
中國素以「禮儀之邦」聞名於世。敬天信神、相信善惡有報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傳統,即使那些沒有明確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爺」的存在。傳統上中國人遵循神佛、聖賢的教誨而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人們對天、地、人的態度是恭敬、謙卑的,整個社會通過禮儀來規範。
然而共產黨鼓吹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把人改造成無所畏懼,中共利用來奪權、搞運動才方便。要是人對人有禮,對物有惜,對天地神明有敬畏,這樣的人是不會把「聽黨的話」放在第壹位的。因而在黨文化的建立過程中,中共灌輸的無神論使得中國人遠離華夏祖先對天地神明的敬畏和對生命終極的關懷;其鬥爭思想又使得中國人既不信「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訓,也不信「己所不予,勿施於人」的教誨;其唯物主義則使中國人徹底拋棄祖輩們上下求索的心靈上的超越、人格上的升華之「道」,把來自東方的「慈悲」和來自西方的「博愛」視為「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和「虛偽的遮羞布」。人們的語言中充滿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咄咄逼人,充滿了「戰天鬥地」的狂傲,舉止粗俗、滿嘴謊言和髒話,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張嘴就是謊言
世界上哪個國家都有人說謊,但是,在許多國家整個社會的機制是以誠信為基礎的,講信用是壹個人能夠長期立足社會的資本。而在中共統治下,謊言成為中共社會的「立國之本」,整個社會靠說謊支撐,說謊成為人們在社會上生存的基本技能。
中共的歷史就是壹部謊言史,謊言是維持共產黨的統治的柱石。不管是公開,還是私下,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不管是大事,還是小事,處處都充斥著謊言。人們在政治鬥爭中,從中共的榜樣中,也學會了謊言。人們為了符合黨的要求,避免自己成為被運動打擊的對象,就得陪著黨說謊,跟著喊「超英趕美」、「畝產萬斤」、「壹片形勢大好」。中國大陸流傳過這樣壹首打油詩:「村騙鄉,鄉騙縣,下級騙上級,省長騙中央,壹級壹級往上騙,壹騙騙到國務院。」壹路說過來,人們覺得習慣成自然,好像說謊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整個世界和社會就是這樣運作的。
電影《手機》反映了張口就是謊言的社會現象的壹個側面:因為有了外遇,所以要精心編製謊言來欺騙別人,家庭成了編謊和拆謊的戰場。不但如此,它也演出了生活中慣用的許多經典謊言。整個社會存在手機恐慌症,不是怕手機,而是因為手機容易揭開謊言。電影的編導有句話:「有很多時候謊言支撐著我們的生活」。
因為唯物論強調物質是第壹性的,人們考慮問題都從物質利益出發。在傳統觀念被批判否定后,中國人沒有任何對謊言的顧忌和來自道德的約束。整個黨文化體系又是鼓勵說謊,人們說謊話沒有任何負罪感。說謊變成了沒有任何理由的壹種本能行為。只要對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壹,天不怕地不怕,因此用謊話來取得自己的利益變成了普遍現象,不但張口就是謊言,而且說謊的時候已經在考慮下面怎麼說怎麼做能夠圓謊了。
還有人把撒謊不講誠信的社會現象,歸結為西方「資產階級」特有的、唯利是圖的市場本性。然而市場經濟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而這些國家並沒有因為實行了市場經濟就成了騙子社會。恰恰相反,西方國家十分注重誠信,誠信是最不可或缺的個人品質和最重要的人生財富。在西方,誠信已成為經濟交往中最基本的準則,也是企業追求的目標。在利益和信義發生衝突時,人們會選擇信義,因為惟有信義才能帶來持續的利益,壹時的欺詐會取得短期的收益,但最終會成為企業發展的絆腳石。不講誠信,在西方國家裡,時間壹長寸步難行。
黨文化讓人說謊還表現在兩套話語系統中,就是台上壹套,台下壹套。「落實以德治國,……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受賄660多萬元,無期徒刑),「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來5年內解決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160萬人口的貧困問題」(雲南省省長李嘉廷,受賄1800多萬元,死緩),「想到廣西還有700萬人沒脫貧,我這個當主席的是覺也睡不好呀」(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受賄2000多萬元,死刑),「反腐倡廉工作壹刻也不可放鬆,始終頭腦清醒、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上海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陳良宇,涉及數十億社保基金案,被撤職調查)……同樣,普通的民眾也存在兩副面孔、兩套話語系統。在做政治表態,寫政治學習體會時使用壹套冰冷的政治話語,在生活中使用另壹套比較人性化的語言。
人人張嘴就說謊,既是為了適應中共的政治環境,同時,也已經變成了人們的思維習慣,謊言造成了社會的誠信危機,老百姓最後不得不吞食社會道德墮落的苦果。壹個全面腐敗,全面造假的社會,人們自己都說「法不責眾」,誰也不知道該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這個爛攤子了。
黨文化教人學流氓說髒話
除了撒謊之外,滿嘴髒話也是黨文化中的壹個特色。傳統觀念衡量好壞看品德,而中共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在「革命」和「階級」標準下辨別好人和壞人,把中華傳統禮儀壹腳踐踏在地。
巴黎公社是世界歷史上第壹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可以說是共產黨的老祖宗。自稱流氓無產者的巴黎公社社員們按照歷史記載是地地道道的流氓,當年這些沒有受過教育、靠偷雞摸狗過活的社會流氓地痞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洗劫了巴黎城。受巴黎公社流氓起義的啟發和蘇共的栽培,中國共產黨也是依靠流氓無產者起家。中共認為「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里並不諱言遊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聲疾呼痞子運動「好得很」。毛還在1964年8月18日壹篇《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里說,「什麼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裡學了點東西。」
中國古代也有流氓得天下的例子,劉邦年輕時在沛縣當亭長,以好色嗜酒而出名。可是他奪得政權之後,也懂得馬背上得天下,不能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命令儒者叔孫通和他的門徒壹起,制訂朝儀,用道家思想,以道德仁義、清靜無為令天下修養生息。古時的流氓也知道維持政權得用正統文化而不能用流氓手段。
但中共奪權之後,卻繼續以流氓手段統治國家。在黨文化的體系裡,處處充滿流氓的匪氣霸氣,知書達理是「封資修」,知識份子是「臭老九」,粗鄙下流成為最具「革命精神」。滿手老繭的工人心最紅、農民腳上沾的牛糞最香。「儘管他們的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妳要覺得牛糞是臭的,那麼就說明妳的階級感情有問題,所以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必須說牛糞是香的,越聞越香。經過數十年中共對流氓粗鄙文化的宣揚歌頌,從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改造著人們的生活習性,把人變得滿嘴髒話,行為低下。網際網路論壇上,充滿髒話和詛咒的帖子可以說是中文網站的壹大特色。本來可以平心靜氣討論,卻變成了某些人用各種下流惡語進行謾罵和大搞人身攻擊撒野的地方。在被黨文化灌輸的仇恨和狹隘的「愛國主義」偏見之下,民主、人權、台海、法輪功、宗教信仰、外交關係等等話題,都能成為被下流謾罵的犧牲品。
從最高領導人的流氓語言,如「脫褲子」、「割尾巴」、「放屁」等被寫進教科書,到文革全民運動中對流氓行為和語言的鼓勵,再到八十年代以後引進《上海灘》之類流氓企業家影視作品作為樣板,流氓居然堂而皇之成為了大家可以觀摩效仿的對象。
在目前的社會中,信仰缺失,理想破滅,權力、金錢成為人們唯壹的追逐目標和興奮點。人們受進化論學說影響,爭當欺壓別人的強者,認為成功需要「匪氣」。壹般人沒有隨便打人的權力,罵髒話就可以起到讓弱者畏懼、給自己壯膽的作用,「我是流氓我怕誰?」正是髒話背後天不怕地不怕心態的真實寫照。
黨文化使人舉止行為低下
如果妳直接對壹位當代的中國人講,妳行為低下,很可能十個有九個覺得妳有問題,自己的行為非常正常,哪來的低下﹖
2006年9月,中國國家旅游局在其官方網站公布了公眾反映比較普遍的大陸遊客國內國外旅遊的不文明行為。
中國公民出國 (境 ) 旅遊常見不文明行為:
1、隨處拋丟垃圾、廢棄物,隨地吐痰、擤鼻涕、吐口香糖,上廁所不沖水,不講衛生留臟跡;
2、無視禁煙標誌想吸就吸,污染公共空間,危害他人健康;
3、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爭搶擁擠,購物、參觀時插隊加塞,排隊等候時跨越黃線;
4、在車船、飛機、餐廳、賓館、景點等公共場所高聲接打電話、呼朋喚友、猜拳行令、扎堆吵鬧;
5、在教堂、寺廟等宗教場所嬉戲、玩笑,不尊重當地居民風俗;
6、大庭廣眾之下脫去鞋襪、赤膊袒胸,把褲腿卷到膝蓋以上、翹「二郎腿」,酒足飯飽后毫不掩飾地剔牙,卧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整,有礙觀瞻。
7、說話髒字連篇,舉止粗魯專橫,遇到糾紛或不順心的事大發脾氣,惡語相向,缺乏基本社交修養;
8、在不打折扣的店鋪討價還價,強行拉外國人拍照、合影;
9、不消費卻長時間佔據消費區域,吃自助餐時多拿浪費,離開賓館飯店時帶走非贈品,享受服務后不付小費,貪佔小便宜。
國內的常見不文明行為,和這十條大同小異,但多了壹些內容。比如,在景觀文物、服務設施上亂刻亂划,踩踏禁行綠地,攀爬摘折花木;不聽勸阻餵食、投打動物,危害動物安全等。壹般旅遊的人算是比較有錢的,社會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也比較高,這些人尚且如此,壹般生活在中國社會裡的人就更不能倖免于這些低下行為。
全世界其他地方人也這樣嗎﹖其實不然。巴黎聖母院「請保持安靜」這句話只寫給中國人看,去過巴黎聖母院的中國人都會看到這句中文告示。在巴黎,公共場合有中文的地方並不多,而其他國家包括法國的遊客並沒有這種「禮遇」。泰國皇宮洗手間里有醒目的中文告示,「請便后沖水」。美國珍珠港的垃圾桶都有中文提示,「垃圾桶在此」。這種僅以簡體中文標出的警示牌,也在中國人出境旅遊的主要目的地——法國、德國、日本、泰國、新加坡等國頻頻出現。
中共的黨文化裡邊有進化論的弱肉強食部分,鼓勵人們互相傾軋,沒有提倡對人個體的尊重的部分,宣揚粗鄙,在個人行為中,不考慮他人,隨隨便便,我行我素,怎麼方便怎麼來。
現在大陸民眾對「性」的認識,更是「與時俱進」,「上升」到把「性」、「家庭」、「婚姻」分開對待,把「性」作為壹種社會的娛樂活動,很多人還認為是進步。這種低下行為導致了社會倫理的混亂,把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家庭觀念都打破了。有人覺得外國人不是也很性開放嗎?但是,在西方社會有宗教和道德、法律的約束在那裡,事情不會太過離譜,現在連西方人到了大陸,都感概大陸性之開放早已「勝於藍」了。
心理學里有壹個著名的現象,就是從眾效應。講的是,個人總是傾向於跟隨大多數人的想法或態度,不知不覺地在認識和行為上和多數人保持壹致,以證明他自己並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與壹個群體之中。同樣,在這樣的粗鄙黨文化佔主導的社會裡,把衛生習慣差、教養程度低的人作為行為模板,人們不效仿的話,自己都覺得怪怪的不合群。人們形成了習慣,不覺得自己的行為已經被黨文化改變得低下了。
中共基於進化論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思維方式,認為新的東西是經過篩選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比舊的更好,古人都是落後的。因此,人們按中共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的黨文化為標準,不分青紅皂白對傳統思想、傳統文化、傳統風俗、傳統習慣文明進行破壞,禮儀教養被作為封建主義批判,整潔文明被當作資本主義唾棄,延續了幾千年的禮儀之邦的文明被摧毀了。
4.去掉黨文化,人們已經不會講正常人的話,不會用正常人的思維
說今天的中國人離開黨文化,就不知道如何思維了,不會講正常人的話了,有人覺得這話太「過分」,帶有「侮辱」性,但是,事實就是這樣,因為黨文化的種種理論、話語系統和思維方式早已浸透人們思想的各個角落。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統治中,通過各種灌輸手段造就了整個社會由黨文化構成的環境,讓人們耳儒目染。同時,在否定了傳統文化和傳統觀念、批判掉儒釋道之後,使中國人接受了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思想,造成了中國人建立在黨文化上的壹整套思維方式和善惡標準。中共的邏輯成為大眾的邏輯,中共的語言成為大眾的語言,這種邏輯和語言反過來又強化了人們的思想。把黨話變成了普通大眾的日常詞彙,進而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從根本上使得黨的意志融入了人心。在人們說話時,習慣性地把頭腦中的黨文化思維當作自己的思維。
那壹套話語、行為和思維模式的內在變異含義,是由中共強加的,並不是壹個正常社會的表達方式,只有接受過黨文化熏染的人才能夠理解和解讀。這種強行灌輸而形成的全方位的遍及社會每個角落的黨文化話語模式、行為和思維方式的現象,無論中國傳統的古代社會,還是現代主流文明中,都從來沒有出現過。因此,中共統治下的人們的言語、行為和思維方式,都與中國的傳統社會、世界主流價值格格不入。中共領導人出訪時的講話與行為,也經常讓人覺得怪怪的無法理解。
黨文化的話語系統控制了人們的思想
黨話是以「系統」的方式存在於當今中國人的生活中。與自然語言不同的是,黨的壹切建構了壹個人為的「約定俗成」的政治話語體系,取代了正常社會自然形成的生活、思想和語言交際的內容,中國人就生活在黨話編織的社會結構里。
中共建政以後,「人民」大概是使用最廣泛的詞語之壹了:政府號稱「人民政府」,軍隊叫作「人民軍隊」,錢幣叫「人民幣」,甚至走的馬路也叫「人民路」,還有「人民電台」,「人民廣場」、「人民公園」、「人民醫院」、「人民銀行」……和壹切共產國家壹樣,壹方面無處不在的被稱為「人民」的各種設施、機構、團體暗示著每個人的壹切利益、權利似乎都有了具體落實,不必自己再費心了;另壹方面,「人民」被戴上了如此神聖的光環,以至於小民百姓都戰戰兢兢弄不清到底誰是人民。
有這麼壹個故事,上世紀70年代某人到「人民商場」購物,「人民營業員」態度粗暴,顧客質問:「妳這是為人民服務么?」答曰:「為人民服務?妳代表人民?」顧客竟壹時結舌。
當然,同樣的情形,也可以發生在和「人民政府」、「人民警察」打交道中……在中國,雖然「人民」沒有法律上的定義,但在中共黨文化里「人民」有著特殊的含義。在這裏只有中共才可以代表「人民」,才有權劃定誰是「人民」,誰不是;而後者就將成為「人民的敵人」,可以不經法律程序而剝奪其權利。他們通常被冠以另壹個特定稱呼:「壹小撮」,儘管這「壹小撮」有時候多達成百上千萬人,比如1957年給中共提意見的「右派」、1999年仍堅持修鍊法輪功的人群等等。「人民」壹詞雖然不是中共造出來的,但在黨文化中被賦予了特定的涵義,當人們習慣性的在各種場合使用著「人民」、「壹小撮」等詞語的時候,已經在無意識中認可了中共對於誰是或不是「人民」的隨意劃定,或按照中共的意圖進行政治劃分和站隊。
類似這樣滲透生活方方面面的的黨文化詞句還很多。比如中共建政直到上世紀末,學生從學校畢業后,都要「分配工作」。「分配」壹詞就表明「黨」具有支配權,所以很多人下意識中就覺得飯碗是中共「賜予」的,而不是自己通過努力獲得的。特別是很多警察在追隨中共迫害民眾的時候振振有詞:「共產黨給我的飯碗,我就得聽共產黨的。」
黨話系統是黨的意識形態、黨的意志、黨的運作實施的載體和工具,中共利用壹切國家手段和國家功能完成黨語言的體系建立、規範和使用。所有標準話語產生的機構——輿論媒體都由官方佔有,並配備中共獨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屬宣傳系統,幹部培訓和組織生活系統,中央和各級黨校等思想教育機構。歷來報紙、文件、官方講話、學校教材都是統壹傳播黨語言的制度方式。多次政治運動生造出大量新詞。各級組織帶領群眾使用並沈澱在日常生活中,形成黨傳統、黨文化的基礎。規範文藝、電影、廣播、戲劇,樹立黨文人、黨文化樣板,推行黨話語標準化。文字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恐懼作用巨大而持久。在完成黨話語建立過程后,中共又立法使之具有合法性。這壹切都使得黨話語系統成為中國人說話的主導。幾乎每壹個中國人,在需要的時候,都可以隨口說出整段整段的極其標準的黨八股話。
「謊言重複壹千遍就是真理」,這句話決不是僅僅具有修辭的意義。人們都討厭黨八股,可是從中共的文件、講話、彙報、總結、報紙社論、大中小學教科書、新聞、電視、電影等等等等,被大量重複的恰恰是中共製造的那些黨話,這些話並不因為人們討厭它它就不發揮作用。恰恰相反,它們以語言符號的形式儲存在人們的無意識深處,隨時都會發生作用,左右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有壹個故事,說有壹個廚師,家人深受共產黨迫害,后移民到美國加州定居。在餐館廚房剁肉時,伴著壹刀壹刀的節奏哼著小調,煞是來勁。不過,對共產黨深惡痛絕的他,唱出的居然是「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千遍萬遍下苦功夫」,別人給他指出,連他自己都哭笑不得。人們的思想中被灌輸的太多的黨文化的東西和太多黨文化的話語了,成為了人們思維邏輯和講話的自然部分。
中共建政之後,中共的老百姓就落入了中共政教合壹的獨裁統治的牢籠,但中共卻宣傳為「解放」;中共對中華民族正統文化的傷害、對中國人的迫害超過任何壹個異族,但中共卻稱之為「新中國」;中共的瑞金「蘇維埃」「革命政權」從事的其實是國家分裂活動,是投靠蘇聯的賣國政權;中共「長征」其實就是壹場大逃亡;南泥灣「大生產運動」實際上是非法種鴉片的運動;中共的延安「整風運動」其實是壹場駭人聽聞的人間地獄式的精神迫害;餓死幾千萬人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壹場人禍;「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壹場文化大破壞、全民大洗腦和政治大清洗;「改革開放」其實是暫時放鬆了專制高壓,是中共不得已的救命招數……諸如此類,如果還原歷史事件的真實面目的十分之壹,就足以改變所有中共造出的那些詞的騙人光環。但是,因為中共的灌輸和話語壟斷,人們壹直沿用,如果去掉這些詞,很多人真的會不知道怎樣去描繪去思考那些歷史事件,不知道該怎麼說話了。
明明被共產黨迫害了,壹旦「平反」,就又對其感恩戴德;壹提人權,就說是「搞政治」;西方有人壹批評中共,就說是「反華勢力」;海外華人抗議中共的暴行,就被認為是「不愛國」,是「抹黑」;聽說了中共出賣大量領土,反而去給賣國的找台階,覺得黨這樣做壹定有我們不知道的「高瞻遠矚」(把他賣了還幫人數錢);聽中央電視台壹年365天的灌輸覺得很自然,收到幾個揭露中共惡行的電話、郵件,或者幾十分鐘的真相插播,就認為是在「破壞社會秩序」;對於壹個行兇的犯人,人們要追根究底,繩之以法,而面對共產黨在歷史上罄竹難書的罪惡,人們反而總是認為共產黨善於犯錯誤,還會「有勇氣改正錯誤」…… 人們自然流露的思維中,那些詞語「平反」 「搞政治」 「反華勢力」 「不愛國」 「抹黑」 「高瞻遠矚」 「破壞社會秩序」 「有勇氣改正錯誤」等等,都是中共高調宣傳的詞彙,卻早已成為了人們邏輯思維的理論基礎。
現代中國,人們的口頭禪很多都是很有中共黨文化的語句。比如「同志」,「貫徹」,「領導」,「號召」,「基本原則」,「基本路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XXX特色」,「將XXX進行到底」,「跟共產黨作對,沒有好下場」,「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聽共產黨的話,跟共產黨走」,「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團結就是力量」,「紅星照我去戰鬥」,「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形勢壹片大好」……去掉這些黨文化話語,很多人可能覺得日常基本表達都會很吃力。黨文化語言對中國人的控制之深,遠遠超出壹般人的想像。
所謂的新詞也是在黨文化的思想中製造出來的
黨話不是停止不變的。人們形成的黨文化思維就像是加工廠,機器和流程都是現成的,來的新信息和社會現象經過黨文化思維的加工就成了新的黨話。它們屬於黨的系統,具有黨要的內涵,但是又因為不是赤裸裸的黨的意識形態內的詞彙,所以更不好分辨。
當今網路上流行壹個字母縮寫「FB」,這兩個字母原本是腐敗的拼音字頭,壹般代表吃飯聚聚,也有些人就直截了當說,「今天去腐敗壹下」。這個詞誕生於民間,本身不是中共造出來的,但它是在黨文化思想的影響下造出來的。它把本來屬於負面的腐敗行為正規化,弱化了社會對腐敗行為的道德壓力,實際上也認可了腐敗現象無處不在,暗示中共的腐敗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這好比人們若習慣把日常的正常行為稱做偷竊,則真正的偷竊者就不再會感到自己的行為可恥。
「弱勢群體」壹詞,也是產生於民間,隨著頻繁使用,2002年開始在中共正式文件中也出現了。這個詞通常指不適應社會變革的「大潮流」而被弱化的人群,如從原國有企業失者,農民工等等。在黨文化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影響下,人們往往以為這個群體在「生存競爭」中處於劣勢,因而是不適應社會體制的變革而被淘汰的人群。這從根本上掩蓋了「弱勢」其實是由中共非人性的專制制度造成的這樣壹個事實。這個群體其實是被中共專制制度壓迫和剝奪權益的群體。以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為例,中國農民在政治和經濟上長期地位低下,這完全是中共的歧視政策造成的。這種歧視可以和惡名昭著的前南非種族政策相比。這裏引壹段中共四十年前編寫的小學地理課本對南非的概況描述,讀者不妨對比壹下中國農民和非洲黑人的境況:「南非聯邦政府先後頒布了『通行證法』、『種族隔離法』、『奴役法』等七十多種種族歧視和壓迫的法令,每壹個法令就是壹道枷鎖,非洲人的權利和自由被剝奪乾淨。拿「通行證法」來說,這項法令規定年滿十六歲的非洲人必須攜帶『身份證』『遷移證』『尋職證』『納稅收據』『居住證』等二十多種,以備警察檢查。如果證件不全或者忘記攜帶,就要作為『無業游民』遭到逮捕。根據南非聯邦警察局的報告,僅在 1958年,就有將近六十萬的非洲人由於違反『通行證法』和『檢查法』而被逮捕。」但在黨文化的洗腦下,清醒認識到中共的歧視政策並對此進行合法抗爭的人並不多。
這些年很多有代表性的新詞,比如 「中國特色」、「四個現代化」、「初級階段」、「小康社會」、「下崗」、「待業」、「非公有制經濟」、「思想道德建設」、「扶貧」、「三講」、「三個代表」、「以德治國」、「與時俱進」、「不健康內容」、「有害信息」、「和平掘起」、「崇尚科學」、「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提高執政能力」等等。這些新詞也都是黨文化的產物,被中共賦予了特定的內涵,用這些詞語來為維護中共的統治,信息有沒有害不是對人民而言,而是對中共有沒有「危害」,高唱「掘起」是給人們弄壹個民族主義的划餅,讓人們忘掉社會的危機而去擁護中共。中共繼「三個代表」之後,又搞了「八榮八恥」,其實,裏面的每壹條內容都是在黨文化的範圍中講的:什麼是封建迷信,什麼是尊重科學?什麼是愛國主義?完全是中共黨文化的定義。符合共產黨的就是「尊重科學」,擁護共產黨的就是「愛國」的主義。
黨文化的鬥爭意識成為人們的生活習慣
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其實恰恰是自己內心的世界的映射,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黨文化的鬥爭意識「武裝」大腦的人,看到的中國歷史自然也就是爭鬥與廝殺,而看不到唐堯禪讓的美德、大禹治水之無私、將相和之寬容大度、看不到屈原的剛直不阿,也看不到蘇武的不屈氣節、文天祥的壹片丹心、岳飛的精忠報國。
今天的中共雖然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可是人們的思想仍然受「階級分析」的影響,「懷疑壹切」、「深挖思想動機」,迄今仍然是許多人判斷事物時的第壹反應:分析中共六四鎮壓學生,因為學生領袖的動機不純,所以他們應當負擔壹切責任,開槍殺人的中共反倒沒有什麼罪責了;海外有人揭露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惡,其動機壹定是為了「抹黑中國」,中共的罪惡是否屬實反倒不重要了;農民工辛苦壹年卻薪水被騙,不得已採用自焚、跳樓等極端方式討薪,其動機是為了「作秀」,所以要立法懲治,而拖欠薪水的當事人和造成慘劇的社會制度反倒沒有法律責任了;中共發動「大躍進」活活餓死四千萬中國百姓,因為其動機據說是為了「趕英超美」,所以中共的罪行反倒是可原諒的了。
中國人的思維受黨文化影響,受黨文化支撐,其中唯物辯證法講階級鬥爭,進化論講弱肉強食,簡單的把中國歷史看成血雨腥風的鬥爭史,這些都給中國人加深了斗的意識。中共反反覆複種植暴力為核心的共產文化,把幾代人造就成滿懷仇恨、嚮往衝殺的「無產階級戰士」、「社會主義新人」、「黨的馴服工具」。中國人的斗已經在思維里起主導作用,中國人喜歡內鬥已經成為我們公認的事實。互相拆台,爭鬥得妳死我活,中國人的生活規則變成了麻將規則──防住上家,看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讓別人和。有人有了成就,往往被排擠、詆毀,別人不是見賢思齊,而是妒火中燒。於是台上手握手,台下使絆子。斗還不光為了利益,而是以摧毀對方人格為目標,使用的手段也集中國人不好的智慧之大成,無所不用其極,不理會任何規則。
這種黨文化的非正常思維在解決事情時,往往第壹念頭就是整人、斗人、治人,把人家壓服,氣勢上勝過對方,掌握「主動權」,強制對方按自己的意願行事。體現在言語上就是語言中帶有斗的意識,已經超越正常人的範疇,整個的語言系統的主導因素就是斗。語氣帶有質問,反問,挑釁的意味,說出的話刺人。如果說不通,往往胡攪蠻纏,不講道理,無理辯三分。
有人做過壹個小測驗,問來自台灣和大陸的學生,如果到壹間教室里覺得很熱,要打開窗戶的時候會怎麼說。來自台灣的學生多傾向於:「太熱了,我把窗子打開,妳介意嗎?」而來自大陸的學生則傾向於說:「這麼熱,怎麼還不開窗?」兩句話的意思相似,但反詰句使對方陷入被動,似乎沒開窗是不正常、不應該的。後面這句話的說話者其實往往是無心的。這是因為黨文化的爭鬥之心已經深入人們的話語習慣,人們都已經習焉不察了。
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識份子,在談論國家大事時那種胡攪蠻纏、自以為是、懷疑壹切的態度,讓人很難平和的溝通。說他懷疑壹切吧,他偏偏不懷疑共產黨;說共產黨不好吧,他說哪個黨沒有幹壞事;說中共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撓全面的改革吧,他說那是國情所限;說共產黨正在迫害人權吧,他說證據在哪裡;妳指出證據吧,他說憑什麼相信妳的證據;說他喜歡共產黨吧,他卻忙著把財富和孩子送出中共治下的中國;說他不喜歡言論自由吧,他卻很愛利用西方的言論自由來為共產黨的惡行辯護……有壹個不是笑話的笑話:妳列出很多共產黨乾的壞事,他壹個壹個地否定,胡攪蠻纏,總是為中共找理由,問妳證據在哪裡;說中共竟然割犯人喉管,他才不相信,反駁說塞塊布就完啦,傻子才會費那麼大勁去割喉管;妳說網上都有,他還是振振有詞,問妳誰看見了?他說網上的東西妳也相信?當妳說出張志新的名字,他傻眼了,他才想起來行刑前割張志新的喉管卻是共產黨自己都高調承認的。
人們跳不出黨文化的思維定勢
黨文化在生活中造就了壹個「場」,只要順著黨文化去說話去思維就如同「順水推舟」,「如魚得水」,顯得格外「自然」和「理直氣壯」。相反,想要去澄清黨文化的變異思維,反而顯得如「逆水行舟」。越如此,人們就越迷戀于黨文化,越難跳出黨文化。
壹個常見的現象就是,人們不但用對共產黨的「愛」來為共產黨找借口,同時,還用對共產黨的「恨」來為共產黨辯護——他可以用「經濟的表面發展」來給中共塗脂抹粉,他也可以用「中共是強權,殺人不眨眼」來抵觸揭露中共惡行的努力,認為「沒有用」,從而繼續維護中共的統治。他壹方面說:「多黨制是人們私下的共識,很多黨員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中共會走到這壹天的。」用正面期望來歌功中共。另壹方面,針對人民組建民主黨派,他會說「那是胡鬧!共產黨是強權,怎容得了妳?」以此作為反面認識來維持中共的現狀。對中共的愛可以在黨文化中找到共鳴,對中共的恨可以在黨文化中得到宣洩,於是,黨文化就成為了壹個封閉系統,完全可以滿足人們對共產黨的「愛恨情仇」,讓人不想離開了。
舉壹個簡單的問題,「共產黨殺了八千萬中國人,該不該清算?」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維邏輯,殺人償命,這是很容易回答的,當然應該被清算。可是,今天的很多中國人,他回答不出這個簡單的問題。他會轉彎抹角的把問題弄得很複雜。他會問,「妳怎麼知道有八千萬?妳親眼看到餓死了四千萬人嗎?」 妳說中共自己內部都發表透露出這麼大的死亡人數。假設妳把材料給他看了,他還會說,「妳這不是以牙還牙嗎?妳總得給人犯錯誤的機會吧?」妳說殺人犯在法庭上能為自己開脫,要求壹個犯錯誤的機會嗎?他還會說,「總不能都是共產黨的錯吧?」「非洲還有國家也搞大屠殺呢!」「共產黨現在變了,幹嗎揪住過去不放?」「共產黨是什麼?誰敢清算共產黨?整死妳!」 妳盯住他,就要他回答壹個正常思維的人的簡單答案:該還是不該。逼急了,他會告訴妳,「跟共產黨作對,有什麼用處?」「妳這個問題沒有意義」。總而言之,共產黨殺了多少人,都是沒有必要追究的。中共由此可以胡作非為,逍遙法外。
我們看到,當要他去掉黨文化來回答壹個簡單問題時,他就以「沒有意義」來應付了。離開黨文化,他真不知道如何思維了,共產黨成了他的思維底線,任何「沒有共產黨」或「清算共產黨」的思維對他來講,既是恐怖的,也是不可想像的。他就此打住,是因為他不敢觸及自己內心深處對中共的恐懼,更不敢正視自身的黨文化因素。
再比如,人們常用這樣的話來表達對中共政策的認同:「我要是鄧小平,我六四也會開槍」,「我要是江澤民,我也要鎮壓法輪功」,「我要是共產黨,我也會搞獨裁專制」,等等。人們這麼說會覺得很自然,感到很安全。「我要是某某某」, 本來是用於衡量壹件事情「該不該」,把本來不是自己的事情,設身處地地假設壹下,用這種方式來重點突出「我」的態度。但是,當用於中共的時候,「我要是某某某」就變成了用「別人(共產黨)該不該」來代替「我該不該」了,重點不是「我」的態度,而是去表達中共的態度,「我」被藏起來了,從而默認、慫恿中共的惡行。追問壹下,他本人到底是什麼態度?他會說,我的態度不重要,「沒有意義」。就是說,要他回到正常思維時,他又覺得「沒有意義」了。其實,人們應該向好人看齊,把自己比作歷史上的正義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時,應該如何。就算膽小,不敢說「我要是高智晟律師,我也要如何幫助被中共迫害的人們維權」,也決不應當非要把自己比作強姦犯、殺人犯或是獨裁者啊,這不是個很可恥的比方么?
黨文化對中國人思維的局限,也貫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無神論為基礎的黨文化中,沒有超階級的普世價值,就如毛所說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過去中共不承認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辦法是給它們壹概加上定語「資產階級的」,所以是「虛偽的」,「無產階級」不需要;今天則換上「中國的國情特殊」的借口加以拒絕。受黨文化這種狹隘思維左右,特別是當整個社會都已陷入道德冷漠、出現誠信危機、當善惡有報被貶成「騙人的迷信」之時,很多人也不再相信良知、道義了。
中共通過長期赤裸裸的宣傳或半遮半掩的暗示烘托其「中央領導人」的偉大,從昔日的宣傳馬恩列毛之「偉大」、歌功「紅太陽」,到今日的吹捧「改革開放的設計師」、「繼往開來的領路人」,造成很多中國人以宗教的虔誠信任「中央領導」。許多人都很清楚自己身邊中共地方官員的腐化墮落,但這並不影響人們對「中央領導」的良好印象。儘管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共的「中央領導」都是從地方官員壹步步攀升上來的,但人們並不去琢磨為何貪腐的地方官員壹旦進入「中央領導」階層就會變得「英明」起來。所以壞事都是地方官員瞞著「中央」乾的,重大問題只要「驚動了中央」,或「中央來人了」,就感到有希望解決了;面對中共幾十年來造成關係國計民生的諸多社會問題,很多民眾寧願壹廂情願地相信「中央領導」總是有辦法解決的,而不是如自由國家民眾那樣,對於國家和社會獨立思考並提出自己的見解。中共鎮壓法輪功,很多人雖然不解中共為何對壹個民間氣功團體如此小題大作,但第壹反應往往是,「中央這麼做必定有它的道理」,用「黨中央」的大腦代替自己思考,而不是理性地去思考「法輪功群眾到底有沒有違法」,「中共這麼做到底合不合法」;中共的三峽工程上馬後,有海外專家指出其可行性論證中有重大漏洞。有網友馬上振振有詞地質疑海外專家的水平,並說:「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真的從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瘋子,否則怎麼會讓這樣愚蠢的工程上馬呢?」言外之意,「英明領袖」們不可能幹傻事,不可能有私心,所以「愚民百姓」不必瞎操心。
正是因為人們跳不出黨文化,才使得中共調動、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為變得易如反掌。中共就像快死的人壹樣,靠的就是不斷的打強心針——面子工程,三峽大壩,神五神六,爭辦奧運等等。我們看到無數的國人跟著中共壹起振奮,壹起高呼。在這危機四伏的多事之秋,我們看不到人們的清醒和理性,看到的只是在盲目的喧鬧中感受黨文化醞釀出的揚眉吐氣和得意忘形。中共大把燒錢搞面子工程,而不關心對老百姓生死攸關的事情,要的就是為搖搖欲墜的統治「塗脂抹粉」,欺騙人心。
大家都知道,教育和醫療的保障是壹個國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標誌。教育是關係國計民生特別是民族未來的大事,不過,因為不是中共的利益所在,所以長期以來中共對教育的資本投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只有2%-4%不到,甚至低於世界上排名壹百的非洲小國烏干達。中國的醫療制度更是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過去是廣大的農民沒有醫療保障,現在是許多城鎮人口也有病看不起。為什麼中國人的儲蓄率居高不下,就是對未來沒有安定感,有錢不敢花。西方媒體常問這樣壹個問題:中共壹面為了當世界強國而到處招搖,另壹方面對於真正讓中國強大的基礎問題卻長期忽略。讓他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中共領導到底想幹什麼呢?
中共的改革是跛足改革,但是,從黨文化的框框中,就變得格外理解中共,「欣賞」中共。說是因為有意識形態的阻力,中共的改革是「光干不說」,有了效果再上升到理論,從經濟改革會壹直推演到政治改革。好像有壹天中國人民都全民選舉選出了總統,有了效果,中共才正式宣布要搞民主壹樣。其實,中共沒有原則,只要有利它的統治,什麼都可以做。但是,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政治體制改革必然導致中共的垮台,所以,中共在經濟領域是「光干不說」,大家都去撈錢享樂,而在政治領域,中共卻是 「光說不幹」。如果在網上搜索「政治體制改革」,妳會發現在中共的媒體上這是壹個熱鬧非凡的詞:「全面推進經濟政治體制改革」,「設立政治體制改革特區」,「全面正確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根本」,「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破冰啟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環境治理與政治體制改革」,「以政治體制改革推進反腐敗鬥爭」,「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唯壹出路」……但是,人們的壹切言論都是在黨文化的框框中轉悠,就好比壹棟大樓要塌了,人們想的還是如何裝潢房間的事。跳出黨文化,就能看清中共改革的底線,中共的改革不過是為了維護其統治的改革。就知道它不願也不敢退出歷史舞台,指望中共從良,無異緣木求魚。
有人說領導人的更替,新壹代上來,總會自由了吧?這是壹個很大的誤解。如果沒有人民的努力,獨裁國家不會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大家都注意到壹個現象,就是現在年輕壹代升任到領導崗位之後,許多人比他們的上壹代更大胆。這裏的大胆不是民主大胆,而是抓權、抓錢和搞烏七八糟的事更大胆。他們就是在共產黨的那個體制中吃透了共產黨的那壹套鉆營上去的,是帶著共產黨的原罪上去的,他們是沒有理想的,心思都在個人的、家族的、集團的利益上,指望他們把權力交給人民,是不可能的,就算有個別人要做,他們面對的卻是共產黨整個的壹部暴力機器和壹損俱毀的利益集團。
看到中共現在的領導權交接比較平穩,有人又想了,中共進步了。其實,過去因為黨的地位很穩固,權力鬥爭就表現為個人與個人之間赤裸裸的爭鬥,他們沒有「黨要完蛋了」的後顧之憂。而現在,中共的「亡黨危機」迫在眉睫,維護黨的統治本身就成為中共的「共識」,黨的集團利益是個人利益的最佳保護傘。所以,權力鬥爭就演變為要「維護大局」下的幫派與幫派的「團伙」鬥爭。表面上好像平靜了,實際上,黑箱鬥爭更激烈了,既要維護黨不跨台,又要爭權奪利,矛盾更複雜,危機更深重。就像壹條街上,過去是兩個惡徒老在街上打架,現在是拉幫結夥,轉入地下,變成了黑幫組織,這比過去更可怕。中共現在的所謂領導權交接的「制度化」,就是黑箱制度化,團伙化,完全黑社會化。
結語
幾十年來中共改造人們思想的努力壹直沒有變過。激烈的批鬥大會、枯燥的政治學習、喜聞樂見的文藝節目,都是中共灌輸黨文化的有效工具。五千年的文化底蘊,終究敵不過共產黨的這種封閉式的輿論宣傳。人們的思想真的被改造了。
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創造了輝煌的歷史文明。在現在所謂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國情之下,更需要全民族的智慧和膽識,共襄國事。可是人民的智慧卻被黨文化所控制,把思考權推給了共產黨,在重大國策面前只想黨之所想,只做黨之所做,智慧被共產黨所限制。
共產黨把秉承神傳文化的炎黃子孫變成了不信神的民族,把敬畏天地神明的善良百姓教唆成天不怕地不怕的狂徒,道德敗壞,什麼壞事都敢做,滿嘴謊言,行為低下,這樣的民族如何在世界之林「掘起」?
黨文化帶給我們民族的災難是深重的。共產黨關心的是自己的個人和集團利益,為自己的惡行製造各種似是而非的借口,作為壹種罪犯心理,這種情況有其必然性。但是不管它們自己怎麼想,人民大眾除了關心今天的生活,也同樣關心國家和民族的長治久安。如果接受共產黨以維護它們自己利益為根本目的的思維和邏輯而置民族的未來而不顧,那就非明智之舉了。
「給中共時間」,是人們迴避中共問題的常用借口。聽起來好像人們有很多種選擇,這次先給中共多壹點時間試試看。其實,人民根本就沒有選擇的機會,這麼說是給自己找個心理平衡。時間本身不可能改變中國,只有在這段時間內人民的努力才能真正改變中國。解體中共,解體黨文化,根除阻礙中國自由發展的根本因素,讓人民回歸到正常的思維,民族才有重振的希望。
站在未來回首今天的人類歷史,人們會真實地看到共產邪靈肆虐中華大地的那壹幕幕觸目驚心、喧囂鬧騰和血雨腥風。在短短几十年裡,在神州的土地上,共產黨以壹次壹次的殺頭,壹輪壹輪的批判,壹波壹波的灌輸,構建起了壹個同我們的傳統格格不入的「黨文化」部落。在這個部落里,共產黨宣傳無神論,宣傳唯物論,否定傳統的神傳文化,宣傳馬恩列斯毛的偉大,從而系統的替代傳統文化;在這個部落里,共產黨批判儒釋道,批判傳統觀念,灌輸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為其政治目的而灌輸進化論與現代科學,從而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在這個部落里,共產黨更是利用無所不在的灌輸手段,從宣傳機器到教科書,從犬儒文人到各種文藝形式,徹底把人洗腦了。嗚呼!血染神州,山河色變。五千年神傳文化之根被切斷了,人們不再認華夏始祖,而是甘做馬列子孫,在短短的時間內,共產黨真的把人們的思想徹底改造了。
有壹個笑話說大學考試題目是「請談談對世界壹些國家糧食短缺的個人看法」,結果美國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短缺」,北韓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糧食」,而中國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個人看法」。這個笑話反映出我們中國民眾在中共幾十年的宣傳和高壓以及運動實踐中,「個人思想」成了稀有物。
思想控制著人的語言、人的行為和人的再思想。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當然就同原來的本性大相徑庭了——人們習慣於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不信神,做什麼事都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滿嘴髒話,行為低下;目前的中國人,去掉黨文化,都已經不會講正常人的話,不會用正常人的思維了。
有人想,這是不是說得太過分了?至少,共產黨自己都在嘲笑過去,現在同過去應該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1979年是個分水嶺。談論起前三十年的歷史,人們會覺得那時真是荒唐可笑,說起現在,覺得已經很正常了。是的,人們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了,人們不再講「磨壹手老繭,滾壹身泥巴」了,人們甚至也高喊要恢復「傳統文化」了……但是,黨文化本身並沒有改變,而是更臻成熟。黨文化的理論體系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哲學,依然是中共的基石和被思想改造後人們的「科學共識」,黨文化依賴的灌輸手段依然沒有收斂,隨著電視的推廣,變得更加容易用「聲情並茂」來改造人們的思想,而面對網際網路的普及,中共比任何時候都更熱衷於封網、過濾和監控。中共的所謂恢復「傳統文化」,是在抽掉傳統文化的內涵之後,今天又按照黨文化的無神論、唯物論等思維模式來盜用傳統,完全是為了現在人們追逐經濟利益和國際認同這個根本目的來恢復的,這恢復的當然不是我們真正的傳統文化,相反,這是繼第壹次對傳統文化的神韻施行閹割之後,對傳統文化的表面內容進行的第二次閹割。
所以,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被改造思想后的人們都有著同樣的表現。
1、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
雖然替代傳統文化和改造人們思想是中共幾十年以壹貫之的政策,但是,中共在不同時期的思想和語言卻是變化無常的。從「階級鬥爭,壹抓就靈」到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到「不管白貓黑貓」,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到「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從「越窮越光榮」到「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笑貧不笑娼」,從歌頌「張鐵生交白卷」到現在學術界為求名利而大行其道的「學術腐敗」,從昔日的「禁欲主義」到今天的「縱慾主義」……中共政策之出爾反爾,真可謂令人眼花繚亂。
但是,人們的思想被黨文化改造之後的表現就是,不管黨的思想怎麼變,人們總是盲目地跟著變,總是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從而總是維護著惡黨的統治。
在那「壹句頂壹萬句」的時代,說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人們是相信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產」,「人民公社好」,「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鬥私批修」,「橫掃壹切牛鬼蛇神」,「抓革命,促生產」,「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壹切走狗」……那時就壹個聲音,人們覺得當然就只會跟隨惡黨的思想和語言來思考來說話。
現在信息傳遞這麼快,這麼多,言論也比起過去不知寬鬆了多少,老百姓都敢罵幾聲共產黨了,人們都在做獨立思考狀,怎麼能說還是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呢?
今天誰還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嗎?
那麼我們看看今天的人們都在想什麼:「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中國不能搞民主,壹搞就亂」,「不要揪住共產黨的過去不放,要壹切向前看」,「給共產黨時間,民主自由早晚會到來」,「人權就是溫飽權,飯還吃不飽,講什麼人權」,「什麼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學」,「壞事都是個別人的素質問題,黨本身是好的」,「國家這麼大,換誰不壹樣?」,「誰反對共產黨,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擰不過大腿,鬧什麼鬧?」,「穩定壓倒壹切」,「把經濟搞上去再說」……等等,人們普遍認為這些觀點是自己獨立理性的思考,而非來自中共的片面灌輸。
人們真的是在做獨立理性的思考嗎?其實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觀點,壹個不落的都是共產黨為維持統治而宣傳灌輸、處心積慮地要讓人們去接受的東西。只不過「造反有理」變成了「(黨的)穩定壓倒壹切」。可以說,在人們認為已經擺脫了盲目崇拜,並覺得對共產黨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時候,黨文化正牢牢地掌握著人們的思維模式,只是在前三十年,人們的思想更多地是被黨直接灌輸所致,而今天的人們經過多年的折騰后,不再「盲目」,覺得自己能「獨立」、「理性」地思考了。
從被動灌輸到主動思考後自律——罵著擁護共產黨
不幸的是,在這個思考過程中,思考的理論體系仍然是共產黨給予的,思考的信息來源仍然是共產黨控制的,所謂的「獨立」不過是在黨文化框框中的「獨立」,所謂的「理性」也不過是在黨文化理論體系中的「理性」,很顯然,這樣思考後得出的結果當然就是共產黨所期望得的結果。
為什麼人們「獨立」地思考獨立不起來呢?有下面幾個因素。
1)「獨立思考」中的黨媽媽情結
「黨就是壹切、黨就是母親」,「命是黨給的」,「飯是黨給的」,這種「母子情」數十年來早已深入人心。雖然現在不像過去那樣露骨的高唱「黨啊,親愛的媽媽」,但是,黨無處不在、至高無上的威權,對人們衣食飯缽的控制,依然讓人覺得「國家就是黨的」,「飯碗是黨給的」,「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唯壹選擇」,把黨、國家、民族等概念混在壹起,整個生活環境似乎都是黨建造、賜予、維持的。這成為了人們思考中國問題的壹個底線,就是不能越過共產黨,想像不出沒有黨的日子該怎麼過了。外界的人很難理解這種心態,孩子大了,不就遠走高飛了嗎?可是,黨文化的封閉式高壓式環境是讓人可以老,思想卻長不大,那孩子能離開母親嗎?
2)「獨立思考」的理論基礎
人們思考問題的理論基礎仍然是無神論、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進化論、鬥爭哲學和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讓人不相信在黨之外還有「神和天」的存在。人們思考所依賴的基本詞彙或者話語系統,仍然被賦予了黨文化的含義,都是中共教會的語言,這就使得人們只能在黨文化中打轉轉,人們甚至對於超越了「沒有了共產黨」這個底線的思維方式感到莫名的恐懼。同時,政治運動依然不斷,比如,最近二十幾年的反自由化、鎮壓「六四」和迫害法輪功,每壹場這種全國性的政治運動,都是對黨文化理論的又壹次全面地強化複習。
3)「信息不完整」影響思考過程
人們思考問題的信息來源仍然受到共產黨的嚴密控制,就連負面消息都是在黨的精心操控下,有效地轉化為維護黨天下的素材。俗話說「兼聽則明」,壹個人得到兩個相反的觀點,並且認為都有道理的話,他就必須開始自己真正的獨立的理性的思考來做取捨。而中共的壹言堂和信息封鎖、過濾造成「信息嚴重不完整」,實際上切斷了人們做出正確判斷的必要條件。再聰明的大腦,再有獨立思考的願望,也逃不出「無米之炊」的尷尬,這樣的思考也就談不上是真正「獨立理性」的思考。
4)「強權論」讓人的思考不了了之
「共產黨是強權,黨是殘酷的,跟黨作對絕沒有好下場。」這是人們從幾十年的運動中得到的共識。就算是痛恨共產黨的人,也因為畏懼強權政治,使得在思考的心理上很難越過共產黨,覺得「妳能把共產黨怎麼樣?」,從而反過來以看破中共紅塵的心態去附和中共,也跟著感慨「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人們普遍認為的言論寬鬆的象徵——在私底下可以罵共產黨了——其實,都是在黨文化里罵,在罵中來理解黨,最終維護現狀,變相地擁護共產黨。
影響人們獨立思考的因素還很多。這種經過「思考」后仍然跟黨壹致的現象,比過去的直接灌輸更有危害性。壹旦認為那些想法是自己的獨立「思想」,就會更加相信那些觀點,客觀上造成更主動跟黨壹致,自然更便於中共來統治人民。如果說過去是壹個被動地被塑造的過程,那麼今天就是黨文化發酵成熟和人們主動自律的過程。人們從過去的強行灌輸到今天的主動自律、配合理解黨的政策,「罵著擁護共產黨」,正是共產黨長期改造人民思想的典型結果。
今天嘲笑昨天用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的人,明天又會壹樣嘲笑自己的今天
壹個很具諷刺的現象就是,如果把中共的歷史分成壹個個時代,人們總是站在「現在」的時間點,對黨的政策給以擁護,而對「過去」的時間點上的很多事情,給以嘲笑,覺得那時怎麼那麼荒唐。如果把時間的坐標往過去移動,會發現那個站在今天嘲笑昨天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的人,站在昨天的位置又是覺得壹切都很正常,照樣擁護那時黨的政策,很可能還在那裡嘲笑前天的行為。今天認為共產黨可以迫害法輪功的人,倒退三十年,他壹樣覺得共產黨應該發動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他壹樣覺得大躍進是如何英明正確。
說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人們都會嘲笑那時的荒唐。其實,今天的人們壹樣在用這種邏輯思考問題,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自己覺察不到而已。
在連續幾年取得農業發展之後,《人民日報》1958年8月27日發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壹文,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了解情況的人寫回來的信。文章為了說明畝產萬斤「壹點也不神秘」,有聲有色地描述道,只要足水足肥加深耕加密植,「畝產萬斤就成壹個現實的事物了。」更有科學家出來根據植物對太陽光能的利用,論證畝產潛力可高達5.85萬斤。如今回首當時的言論和行為,都覺得不可思議。
今天,中共的跛足改革使經濟有了壹些發展,於是在中共的宣傳和灌輸之下,人們對於中國的未來有了個直線外推的思考模式:現在製造玩具出口,將來就能製造飛機出口;現在是貧富差距,將來是共同富裕;現在有腐敗、社會不公、教育和醫療福利等各種問題,將來都會解決;現在環境被污染,將來自然會被治理;現在能源不夠,將來壹定會有;現在是群體抗爭不斷,猶如火山要爆發,將來壹定會成為「和諧社會」;現在人們的道德日益敗壞,將來壹定會高尚起來;現在是經濟發展,將來壹定會有民主自由的制度發展……「二十壹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中國將在本世紀成為雄霸世界的超級大國」——其實,這就是新時代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的翻版。
在那個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造成了「共產風」、「浮夸風」和「瞎指揮風」,把大躍進變成了大後退,人民公社會變成了人民空社。今天這種思想的危害絕不亞於當初,而且由於更隱蔽,人們不容易覺察,更重要的是,當初的思想是被灌輸的,而今天人們的這種思想卻是自己「思考」出來的,危害也就更甚。
其實,「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這句話本身很「唯心主義」,不過是表達壹種氣魄和決心。但是,壹旦普通的哲學內涵被灌進了黨文化,就變得極具毀滅性了。在極端唯物主義看來,這不再是表達決心,而是要變成實實在在的物件,要的就是畝產指標,層層誇大的指標,是畝產萬斤的高產衛星。不信神的共產黨,追求的是「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精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壹種莫名的東西沖昏了人們的頭。黨文化扭曲人性之甚,可見壹斑。
昔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號角鼓動人們不顧客觀規律和現實,要畝產萬斤,畝產十萬斤。今天「全面掘起」的鼓噪同樣激勵著人們面對中國的危機熟視無睹,盲目相信中共。二十幾年來的跛足改革帶給中國巨大的危機,但人們不去監督中共,不去批評中共,不去反思中共,不去解體中共,而是不作為,甚至反對別人作為,盲目地把壹切期望都寄托在造成這壹危機的中共身上,期望中共有意願解決,期望中共有能力解決,認認真真地重新演繹著二十壹世紀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人有多大的期望,中共就能有多大的希望」。
對中共的期望悖論:期望等於沒有希望
中共歷史上幾次重大政策的調整,都是因為來自黨內黨外的巨大壓力,感受到了「亡黨」的危機才不得已開始了改革。也就是說,只有給中共壓力,中共才會改良。光是有期望而不反思中共的歷史,不揭露中共現在的惡行,放任中共,附和中共,縱容中共,中共就不會改良。於是,期望等於沒有希望。
可以這麼說,在人們盲目的「期望」中,所謂給中共三十年時間的幻想中,社會危機可能已經把中國破壞好幾個來回了。
更重要的是,「改良」對今天的中共來說,已經太奢侈了,因為中共積累的原罪使它根本不願、不敢、不會改良了。維護統治地位成為中共保住集團和個人利益的壹切底線,在中國警察網上有壹句醒目的口號,就是「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如此明目張胆地把警察當作黨的家奴,可見共產黨是鐵了心地「不會從良」,而人們的盲目期望更是給中共增加不願順應歷史潮流的能量。很顯然,今天的中共已經成為理性討論和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障礙,只有把中共解體掉,讓中國人民沒有後顧之憂地來發揮壹切聰明才智,自由討論國家的方向和前途,民族才真正有期望。
下面我們舉壹些典型例子來說明今天的人們是如何用惡黨的思想和惡黨教會的語言來思考問題的。現在人們對共產黨的壹個最大情結就是這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在這種衝擊之下,人們對如何認識共產黨,共產黨變沒變,有沒有希望等都變得非常困惑了。
1)經濟表面繁榮帶來的視覺衝擊:「把經濟搞上去再說」
視覺和感官對人的衝擊是巨大的。被共產黨整怕了、弄窮怕了的中國民眾,在生活有了壹些改善之後,就很容易滿足了。再經過中共壹年復壹年的「好日子」、「盛世大聯歡」的宣傳,好像又鬧起「趕英超美」,把人們整得飄飄然了,中共乘機渾水摸魚,用經濟的發展來為其執政合法性尋找依據。其實,經濟發展同中共毫無關係,功勞屬於勤勞的中國人民。有人說,只要有外商投資,只要有智慧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只要有吃苦耐勞的工人和忍辱負重的農民,就是放到非洲小國,也能在二十幾年堆出壹個繁榮的物質世界。
但是,這樣的跛足發展符合民族的長遠利益嗎?發展的順序問題,什麼先,什麼后,相互依賴關係等等,是現代管理中最基本的問題之壹。
看看在中國表面繁華的後面是怎樣壹幅景象。政治改革的停滯,經濟體制的畸形,社會的不公,官場的腐敗,貧富的差別,道德的墮落,環境的破壞,資源的短缺,對人權、信仰和宗教團體的嚴厲壓制,對民主自由的敵視,對言論和媒體自由的根本鉗制,銀行壞帳,金融危機,黑社會,娼妓,佔大多數人口的弱勢群體沒有聲音等等,以及盤根錯節的社會矛盾,風起雲湧的民間維權和快速增長的群體性抗爭(2005年達8萬多起),等等,更別提天有不測風雲的大自然的懲罰和報復。在表面繁榮之下的中共政權,猶如坐在火山口上壹樣。所謂的經濟高速增長實際上是以破壞環境和浪費能源為代價的,如果算上環境代價,中國這些年的實際GDP是負增長。
對於中共急功近利的經濟畸形發展帶來的潛在危機和可能的民族災難,人們不願去想,不願去面對。壹是屈服於中共的強權,覺得想也沒用,還自找麻煩,二是覺得現在生活總是好了些,哪管這種發展能不能持續,只顧「悶聲發大財」。而那些只為賺錢的外商和政客們,看到的只是想要如何從這世界上最後壹塊市場大餅中分得壹杯羹。雖然外界認為經濟的發展會給中國帶來民主和自由,這二十幾年的事實證明外商不但沒能把民主和自由帶進中國,反而成為中共腐敗食物鏈中的添加劑。
有學者把中國分成三個世界,第壹世界住在別墅里享受著別有洞天,第二世界在為住房、醫療和子女教育而不敢消費,第三世界正在溫飽線上苦苦掙扎。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撰寫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5》壹書,認為中國經濟落後美國100年,如果維持9%左右的經濟成長率100年,才能進入世界前10名。維持9%左右的經濟成長率100年,可能嗎?有人評論到,下壹個世紀遠遠不是「中國的世紀」。但在大城市櫥窗式的繁榮之下,壹個真正的中國被掩蓋起來了。經濟表面繁榮帶來的視覺衝擊,壹「俊」遮百丑,幫助中共披上了壹層迷惑人的面紗。短期利益和盲目展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抑制了人們對現實的全面認識,「不識廬山真面目」,更談不上對共產黨的歷史反思和理性思考。
我們都知道做詩的功夫在詩外。同樣,要把經濟真正搞上去,就要首先解決信仰、道德、法律、言論自由、媒體監督等壹系列非經濟因素。這些問題不解決,經濟也就不可能「搞上去」。「把經濟搞上去再說」只是共產黨拖延體制改革的借口而已,但現在人們竟然毫無察覺,還以為是真理。其實就是陷入了黨文化思維,按照中共的思想思考問題。中國人民現在有很多自由,但都集中在私生活、體育和娛樂上面,其他方面依然是禁區。其他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人民是積极參与政治和制度的改良,爭取自己的各種權利,而中國人民現在不是這樣,對於那些敢於要求權利反中共迫害的民眾,許多人不但不理解,還反對別人去爭取權利,他們願意把壹切都交給共產黨,幻想共產黨的自動改良和恩賜。
清王朝在改革開放之前是沒有電燈、電報、電話的,也沒有火車和汽車。短短的幾十年,上海灘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壹,成了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它的三大條馬路上的壹棟棟花園洋房,它的浦江岸邊的壹棟棟的高樓大廈,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櫥窗。可是這個成就它挽救了清王朝滅亡的命運嗎?沒有。只改革經濟,卻不進行政治改革,只能為國內的貪污腐敗敲詐勒索,打開更加廣闊的門路。
其實,今天的人們也不是不懂得要各方面協調發展的基本常識,都知道越往後,修正的成本越高。關鍵就是在黨文化的氛圍之中,屈從中共的淫威,迎合中共的利益,覺得發展經濟至少對眼前短期有利,就跟著壹味的叫喊要「把經濟搞上去再說」,而對中共的殺人放火都可放任不管。
2)「穩定壓倒壹切」
經歷過政治運動的中國人,對「穩定」有特別的渴求。所以,「穩定壓倒壹切」在老百姓中很有共鳴,成為中共新時期維護統治的主打口號。
說起共產黨,人們聯想到的就是暴力革命和政治動亂,怎麼現在的中共卻祭起「穩定」的大旗了呢?說起來很矛盾,其實,也很簡單。就是中共可以「動亂」人民,而壹旦人民要「動亂」中共,中共就要高唱「穩定」了。幾十年來肆無忌憚地壹個運動接著壹個運動,把人民「動亂」得民不聊生,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興起的民主自由浪潮和人民的覺醒,眼見要把中共「動亂」掉了,這時中共就高喊起要「穩定」了。
顯然,中共說的穩定只是中共政權的穩定,而非國家和社稷的穩定。在中共的跛足改革中,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約的權勢者,最需要「穩定」,以便「穩定」地撈取利益。由於他們最維護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堅定的「穩定」力量,最可靠的「穩定」因素。這種「穩定」可以高於良知和道義,老百姓是死是活也可以不顧了。當礦井工人死於礦下,中共以「穩定」掩蓋死者的冤屈;當拆遷戶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冒死上訪,幻想著找回公道,中共又以「穩定」為名進行截訪,甚至用「破壞穩定」對遭受不公者進行迫害打擊……這樣的穩定是假的,社會不公和矛盾積蓄到壹定時候,就會像火山壹樣爆發。共產黨宣傳的「(黨的)穩定壓倒壹切」就是積累社會矛盾等待總爆發的過程,壹旦危機爆發,我們今天擁有的財富都會化為烏有,民族又會遭到生靈塗炭。
大家知道,經濟的運行有自己的周期,不可能是「穩定」的,動蕩不可避免。越如此,越需要有合理的制度作基礎,來保障社會的穩定。真正的穩定,需要自由的秩序,法治的秩序和公正的秩序。英國是最早實行憲政民主的國家,三百多年來保持高度穩定,人民自由,經濟繁榮。有矛盾要及時疏導而不是強行壓下,中共利用人們在各種運動中整怕了、希望穩定的心理,偷梁換柱,把它自己統治的穩定強加給民眾。這種穩定是不穩定。
中共「穩定壓倒壹切」帶來的代價,就是現在轉型更難了,成本更高,風險更大。在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的今天,中共只知道壹味的打壓維權和異見人士,鎮壓信仰團體,封鎖、過濾消息。中共在維護集團和個人既得利益的過程中,原罪越來越大,已不可能指望著它有壹天會心血來潮,大發慈悲,主動開展政治改革,實行自由民主。可以說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3)「別人也壹樣」
中共很喜歡用「國情」來作借口。別人有民主,中國不能有,別人能有言論自由,中國不能有,別人有信仰權利,中國不能有,為什麼呢?因為國情不同。但是,如果別人有什麼壞事,中共這時就不講「國情」了,而是強調「普世價值」,告訴人民原來「天下烏鴉壹般黑」,然後就要老百姓認可、理解、原諒中共的劣行。
說腐敗,它會說哪個國家沒有腐敗?說鎮壓民眾,它會說美國也對民眾開過槍;說民主,它會說印度搞民主,也沒搞出什麼名堂;說和平演變,它會說俄羅斯演變后是如何糟糕;說選舉,它會說台灣的選舉是多麼混亂;說中國現在資源浪費,貧富差距大,它說那是資本的原始積累,哪個發達國家沒有經歷過?說沒有言論自由,它說西方哪個媒體不是被財團控制?說天安門抓訪民,它說妳到白宮去抗議試試,看抓不抓妳;說中共人權不好,它抓住美軍虐囚大作文章,說美國自己都不好,哪有資格說中共?……
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有時比那些嚴肅的說教更有迷惑性。但是,這種類比本身卻是錯誤的,是欺騙誤導民眾。
首先,人都有人的弱點。所以,哪個國家都有貪污,都有人權問題。我們無意去為其他國家的行為辯護,我們只是要指出中共「因為別人殺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殺人」的這種顛倒是非的邏輯。其次,中共在報導宣傳那些類比例子時,常常對事情發生的背景、經過和處理方式斷章取義,有意隱瞞不利中共的東西。我們知道,出問題是壹回事,對問題的反應和處理是另壹回事。而中共重在渲染問題的發生,而迴避民主國家從政府、媒體到公眾反應和處理問題的姿態。
美軍虐囚事件壹出來,中共就大加炒作,無非是想說,美國人權也好不到哪裡去,中共的人權不好有什麼關係呢?但是,如果我們對比美國政府和中共在這種事情上的處理態度,就會發現區別很大。事實上,案發之後,美國自己是舉國震動,不但美國媒體上大量曝光,就連總統也得馬上回應,立即著手調查。中共引用的資料基本上也都是來自美國媒體的公開報導。而中共對自己的人權惡行,卻是從上到下地壹味掩蓋,還不準別人去揭露。
對於中共在天安門抓訪民,甚至「六四」屠殺,有個說法,就是妳到美國白宮前面抗議看抓不抓妳。中共在這裏混淆了壹個根本區別。中共說是可以申請遊行示威,但根本不會批准申請,對申請人還要打擊報復,更別提妳要申請到天安門示威。而在美國,民眾可以很容易地申請去白宮前面抗議,而且有些抗議人士就是故意要讓警察抓走製造新聞效應的,美國警察常常會主動問抗議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象中共宣傳的那樣,美國白宮前不容許抗議,要象中共壹樣抓人什麼的。就算抗議者有過激行為,那也是按法律制度來處理。
還有人說美國也對民眾開過槍啊。是有,那是1932年美國第壹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補貼金事件,壹萬多名失業的退伍軍人在美國國會大廈前集會。當時的胡佛總統下令聯邦軍隊進駐華府,驅散示威民眾,造成兩名退伍軍人死亡,多人受傷。根據美國公開出版的百科全書、記錄片、歷史書、回憶錄等記載,他們並不是死於美國軍隊,而是被華盛頓的警察誤殺。不論這件事本身的是非,我們來看看美國朝野對這件事情的反應。首先,美國政府遭到新聞媒體的無情鞭笞,《紐約時報》以頭版頭條的長篇通訊報導了事件經過,胡佛總統也向美國人民承認自己的責任。在當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人民更是用選票把胡佛趕下台去。動用軍隊的教訓之深,成為後來美國總統的前車之鑒。1971年在白宮附近發生大規模的反越戰示威,尼克鬆對前來請示的助手說:「讓他們在那裡好了。」對比之下,至今中共也沒有對「六四」事件有壹個自我反省的說法,中國立法機構也沒有提出過如何接受鎮壓民眾的教訓,以及如何避免將來犯類似錯誤的提案。
還有壹個很流行的諷刺西方言論自由的例子,就是說妳寫篇文章,看西方報紙是不是給妳發表,如果沒有發表,那肯定證明言論自由是假的。很多中國人因為這麼壹個例子,似乎壹下就看穿了西方言論自由的虛偽,也就認為中共控制言論也就順理成章了。這其實是中共給人們製造的歪理。報紙怎麼可能來什麼都給發表呢?真要如此,那也只能是頭幾個人有份,版面有限啊。事實上,言論自由並不是說每個媒體都要做到「絕對公正」。每個媒體都有自己的理念,他們後面當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經濟勢力,也就是說,媒體作為個體來說,除了職業道德之外,當然有自己的喜好,對稿件和報導角度都有自己的選擇,這並不是媒體界要掩蓋的什麼秘密。言論自由體現在兩個層面:壹是對媒體本身,它可以自由地發表它想要發表的內容(出格了會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二是對讀者而言,他的自由體現在可以獲得任何意見的媒體,妳既可以看反共的報紙,也可以看親共的報紙,還可以看中共的喉舌報紙,妳也有自由去辦自己的媒體去發表妳的意見,這才是媒體自由的真諦。新聞自由最關鍵的尺度是權力者有多大權力控制資訊。在美國,政府常常處於媒體的批評之下,即使政府想動用權力制止,也無能為力。但在中國,如果共產黨不想民眾在媒體上看到什麼消息,動不動就給予封殺。把言論自由當作任何媒體都必鬚髮表妳的言論,根本就不現實。用西方報紙都有自己的立場來否定言論自由,不過是為中共鉗制媒體找借口。中共自己是知道西方言論自由的妙處的,所以中共才在海外極力滲透、操控,並大肆發展自己的親共媒體。
海外的民主選舉出現的爭端,也常常成為中共笑話民主自由、用來勸說人民擁護中共獨裁的素材。很多人也由此而相信中共的說法,幫助中共維護壹黨專制。民主也許不是最好的辦法,但是,相比中共的黑箱鬥爭和可能帶來的動亂,民主的透明、媒體的監督和軍隊的獨立畢竟是壹種可借鑒的出路。大家都注意到,民主國家不管選舉爭端多厲害,國家很難陷入動亂和戰爭,這就是民主對社會的制衡作用,根本不是中共宣傳的那樣像個洪水猛獸。
俄羅斯和平演變之後,中共就壹直害怕俄羅斯好起來,所以總是宣傳俄羅斯如何如何慘。俄羅斯固然有其自身的「國情」,問題多多,但是,中共把俄羅斯作為民主化后的反例宣傳的確是在誤導民眾。壹些中國人到海外聽到俄羅斯的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三時(2006年7月的報導),竟大吃壹驚,覺得俄國人不是連飯都吃不上嗎?印度的民主也壹直是中共嘲笑的對象,是民主失敗的經典樣板。但是,印度自1991年拉奧政府正式開始經濟改革至今,其年增長率達7%,這壹經濟增長率已非常接近中國的水平。印度的金融業和資本市場比較發達,經營效率較高,銀行壞賬率低於10%。印度的經濟結構跟壹些發達國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優秀且成本低廉的技術人才,因此有人預言印度將在未來成為「世界的辦公室」。實際上,印度如今已成為世界的主要研發中心之壹。我們無意為俄羅斯和印度說好話,他們都有自己的嚴重問題和發展變數,但是我們不應該被中共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不願全面改革所做的片面報導而誤導,不加分辨地重複中共的論調,按照中共的說法去思考問題。事實上,共產黨在俄羅斯仍然是合法組織,如果俄國人民真喜歡共產黨,完全可以在大選中把共產黨選回去,人們不走這條路,顯然共產黨不受歡迎。
對於中國現在遇到的掠奪瓜分社會財富的問題,有人用「資本的原始積累」來形容,意思是西方世界現代化過程中也走過這麼壹個階段,所以,也就是正常的了。我們不去說這個原始積累的對和錯,我們至少看到西方在原始積累之後,資本很快進入了再生產,同時有產階級在政治上有了明確訴求,參政,辦媒體,搞教育,做慈善等,成為鞏固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中共治下的原始積累就是撈錢,撈個沒完,然後外逃,享樂,根本無意去影響政府和共產黨,同西方當時的情況根本不壹樣,怎麼能指望出現「原始積累」后的良性循環呢?
還有壹個聽起來最徹底的類比:如果妳去顛復國家和政府,妳看哪個國家不鎮壓妳?這是壹個很「巧妙」的偷換概念的問題,很有迷惑性。其實,這個說法本身就是中共反覆宣傳灌輸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典型表現。「煽動和顛復國家罪」是中共繼過去的「反革命罪」以後的替代罪名,這個罪名把普通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有關的活動歸到「煽動和顛復國家」,本身就是對人權的侵犯。被中共稱為「煽動和顛復國家」、「泄漏國家機密」等等的許多行動,在西方民主國家根本就是受到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民主政府怎麼會鎮壓呢?辦報罵政府,在中國,這就是顛復國家的「驚天大案」,而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同顛復國家根本無關,除非是囤積武器或者搞恐怖主義暴動。
對於壹些少數極端宗教組織在世界上引起的恐怖和戰亂作為,也是中共享來否定宗教自由,為中共的無神論開路的反面教材。而對世界上作為主流的那麼多的正教正信帶來的對社會道德和人性的正面意義,中共卻儘力迴避。很多不明就裡的人,因此而跟著中共對信仰壹概進行批判,排斥別人爭取信仰自由的努力。
這樣似是而非的類比還很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對於中共不利的東西,中共就不類比了,而是強調中國特色和國情。「國情」成了中共逆世界潮流的壹柄尚方寶劍。其實,這不能學,那不能學就是因為觸動了共產黨的既得利益而已。
4)「說我沒做好,妳自己要先做好」
「說我沒做好,妳自己要先做好」,這是人們反駁別人批評的常用語。其實不對。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對電影明星、足球運動員指手劃腳壹番,並不要求自己壹定要比對方更會演戲,更會踢球。
但是,中共很喜歡用這句話來為自己的惡行狡辯。當美國批評中共人權問題時,中共的回應就是美國的人權也有問題,而且也要出壹本指責美國的人權報告,從而認為自己的人權問題就無所謂了。而中共出的美國人權報告,其內容都來自美國媒體的公開報導和美國政府關注的案例,中共為什麼要勞民傷財去多此壹舉呢?就是為了出壹口「氣」,非為改善美國人權(實際是希望美國人權醜聞越多越好,方便中共作文章),實為侵犯自己人民的人權罪行強詞奪理。
中共為自己狡辯,那是它壞到那個份上了。可是,不少普通老百姓也附和中共的說辭,甚至認為中共的回應理由是多麼「為國爭了光」,這就是糊塗了。且不管美國的人權怎麼樣,美國批評中共的人權,客觀上是幫助中國人民,因為在中共的人權迫害下,被害的不就是中國人民自己嗎?別人呼籲中共改善人權,不是中國人民自己受惠嗎?遺憾的是,因為黨文化的影響,認為批評中共,就是批評全體中國人民,觸及了被中共灌輸的狹隘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自尊心,結果盲目維護中共的面子。有人為中共找理由,說別人批評中共的後面壹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在用人權要挾中共。就算如此,如果我們不買中共的託辭,堅持要中共停止迫害自己的人民,那麼,中共改善自己的行為後,別人不就沒有辦法要挾了嗎?這樣,既為中國人民帶來實惠利益,又打擊了別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壹舉兩得,不是更明智嗎?
所以,正常的思維是,不管對方做得怎麼樣,只要指出的是事實,就應該聽取並改正。有人說「正人要先正己」。這又是壹種誤解。這話應該是批評者自我勉勵的話,那是批評者境界高,為了更有說服力,嚴格要求自己的表現。但是,不能作為被批評者抵觸別人意見的理由,不是有句話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嗎?
在外國元首要跟中共談論人權問題時,有壹個很典型的被認為是「機智」的回答,就是「妳沒有資格跟我們說中國人權,因為壹百多年前妳們嚴重侵犯過中國人民的人權」。在說起中共天不怕地不怕,破壞自然,污染環境時,也有個類似的說法,就是「西方強國不也轉移污染工業,甚至把廢料運到別國嗎?」言外之意是什麼呢?就是西方國家曾經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為什麼共產黨就不可以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呢?西方國家能夠污染中國,共產黨怎麼就不能污染中國呢?
中國要與世界接軌,融入世界潮流,就需要聽取國際社會的意見,除了學習別人的先進技術,還要研究先進的制度。為了化解國際社會在人權、民主自由等方面的壓力,中共總是用「說我沒做好,妳自己要先做好」來無理取鬧,誤導民眾,受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
4)「對共產黨要壹分為二」
共產黨自知壞事干絕,所以,希望人們能對它壹分為二。老百姓自己也附和著說,「難道共產黨壹點好事也沒幹?」這種觀點聽起來好像有道理,但是這要看壹分為二的場合和目的是什麼。
壹個殺人犯,殺人償命,按照法律來說,就已經可以給他定性了。如果在法庭上要求壹分為二,想用小時候曾經幫助老大爺推過車,植過樹什麼之類的來抵消殺人罪,那是不可接受的。
拿國家和政黨來進行類比的話,可以看壹下二戰以前的德國。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的元首,他的經濟政策使德國的經濟連續多年以100%的速度增長,德國的失業率從30%降到0%,德國當時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因為在壹戰以後德國是戰敗國,英法列強對德國是很歧視的,要收它的賠款,但是希特勒當了元首之後,德國成了歐洲的強國,特別是1936年成功地在柏林舉辦了奧運會,使得很多國家對它刮目相看。當時德國修建的高速公路都是可以起降戰鬥機的,很多地鐵的挖掘都是希特勒時代完成的,而且希特勒當時說要讓德國的每壹個家庭都有自己的轎車,這就是德國「大眾」車牌的由來。但是不管希特勒在經濟上做了多大的努力,在軍事上取得多大的成功,有人說他是軍事家或是經濟學家,這些都不重要了,因為他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全球九千萬人的傷亡,造成了四千億美元的損失,同時他在集中營裏面對猶太人殘酷的屠殺,有六百萬猶太人因為二戰在集中營里失去生命。這些事情就足以給希特勒和納粹定性了,所以今天妳要是到德國去的話,沒有人說我們要對希特勒和納粹進行壹分為二,而且包括現在擁有納粹的標誌,或者對希特勒崇拜都是違法的。
我們再拿日本人打壹個比方。侵華日軍在中國除了殺人,它還辦了很多實業。特別是在東北三省,它開工廠,開礦業,壹直到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當時東北三省的老工業基地,很多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底子,包括當時東北三省作為全國鐵路網最發達的地區,都是日本人弄的。甚至南京大屠殺之後,日本在中國也搞了很多文化活動,比方說盂蘭盆會,到南京秦淮河兩岸看壹看那也是屬於花柳繁華、溫柔富貴的,大上海那也是朝朝飲宴、夜夜笙歌的地方。那麼我們要不要感謝侵華日軍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呢?也要來個壹分為二呢?我們好像沒有人這樣想,因為日本人有南京大屠殺,有七三壹部隊,有三光政策,而且這場侵華戰爭造成了中國兩千萬軍民的傷亡,就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給侵略戰爭定性了。
所以回到共產黨這兒,在奪取政權之後,中共造成了中國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四千萬人是被它屠殺掉的,四千萬人是活活被餓死的,這個屠殺的數量超過納粹德國法西斯的十幾倍,超過日本人四倍,另外壹方面,共產黨又出賣了壹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所以就這兩件事情本身,就足夠給共產黨定性了。
在另外壹方面來講,共產黨它自己做事情它也常常不壹分為二,它常常把事情做絕了。比如它在鎮反的時候,為什麼不對原來國民黨的官兵壹分為二呢?在迫害劉少奇、打倒林彪鄧小平的時候,那時候怎麼不對他們壹分為二呢?今天鎮壓法輪功的時候怎麼壹句好話都沒聽說,全部都是詆毀法輪功的話呢?所以從它的表現來講,它所謂壹分為二,實際上是為它維持統治所找的壹個借口,讓大家對它有壹定程度的認同而採取的壹種策略。
如果真要是「壹分為二」的話,那麼,中共就應該面對過去,面對錯誤。中共說的「壹分為二」其實是壹個障眼法。它先虛晃壹槍,說事情總有好有壞吧,讓人覺得很「客觀」的樣子,然後,話鋒壹轉,「壞」就不說了,落腳點卻是「好」。所以,中共是不讓人們去徹底全面地反思中共的過去的,它乾的壞事是不讓人說的,要說也只能按它的調子和分寸來說,這樣說的後果反而是給今天的中共貼金。德國總理勃朗特(Willy Brandt)在華沙下跪懺悔對猶太人的罪行,而中共領導人卻從來沒有向全國人民懺悔。如果在德國的格言現在是「千萬不要忘記」,而在中國則是「千萬不要記住」。可是,忘記歷史的社會能夠自救嗎?
6)「溫飽權高於人權」
面對世界民主潮流,中共在人權方面的惡行成為中共在世界上的壹大包袱。於是,御用文人們杜撰出了壹個人權歪理,「溫飽權高於人權」,「妳到飢腸轆轆的農民那裡去問問,他們是要飯吃還是要民主自由?」很多人面對國際社會批評中共的人權記錄時,也會用中共這壹套話語進行批駁。在中共的政治教科書和每年的政治考題中,對這個問題都是有標準答案的。中共在不同的外交場合,也經常儼然理直氣壯,壹副義正詞嚴的樣子。人們重複這句口號,跟中共的宣傳和灌輸是分不開的。
其實,這是壹種混淆邏輯的詭辯,它把民主自由當作壹個抽像的概念,而把這個抽像的東西去同具體的「食物」進行對比,加上暗示農民的教育水平低,只會要具體的,而不懂得抽像的東西,從而得出農民都「要飯吃」,於是,就否定了民主自由的重要,結論就是「溫飽權高於人權」。
我們稍稍換壹個說法,把民主自由具體化,農民們就不會上中共的文字遊戲的當了。過重的負擔,壓得農民翻不過身,就連中共自己都承認減免農民負擔是壹項關係國家的大事。對飢腸轆轆的農民,如果把「民主人權」的抽像字眼轉換成具體的行為,我們可以這麼問,「我們農民被整得苦啊,找人把妳們的情況反映出去,妳們願不願意?」「當官的欺壓農民,苛捐雜稅多啊,咱們把那個壞蛋鄉支書罷了,選個真正為我們干點實事的,大夥樂意不樂意?」對於這樣的提議,農民們難道會拒絕?
人的肚子餓了,要想得到幫助的話,首先就要發出聲音,讓人知道妳的肚子餓了。就是說「言論權」比「溫飽權」更緊要。可是,為什麼中共顛倒順序的狡辯人們也能欣然接受,聽之任之呢?就算吃不飽的人沒權說話,現在不是有很多人已經吃飽了嗎?為什麼不讓他們說,或者容許他們替吃不飽的說呢?
其實,「溫飽權」對於中共來說也不重要,中共在意的只是壹個敷衍外界、抵觸言論自由的借口。
類似上面這樣的似是而非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黨文化改造人的思想之後,的確使得人們溝通起來都很困難,壹個問題解決了,還有另壹個問題冒出來。如何避免用黨的思想思考問題,避免用黨教會的語言說話,很關鍵的壹點,就是把角色分開。把自己同黨分開,克服黨媽媽情結,突破「離不開黨」的底線,不把黨的無神論、唯物論和鬥爭哲學、仇恨哲學當作自己思想的基礎。對於那些似是而非的觀點,看壹看如果妳附和那些觀點,到底對誰有利,是鼓勵黨幹壞事還是監督黨、抑制黨不讓它幹壞事。中共可以為自己辯解,但是,我們老百姓不能跟著起鬨。別人批評中共的時候,並不是在罵中國人。丟中共的面子,不等於丟中國人民的面子。能夠挑戰獨裁,為真相挺身而出,是真正的勇士,是會贏得世人的尊敬的,這種尊敬是對中國人民的尊敬。
2.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
無神論是黨文化的核心之壹。中共之所以得以改造人們思想,就在於切斷了民族傳統文化,用馬列主義外來文化替代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半神文化,從此「無神論」主宰大陸,敬天畏神、善惡有報變成了封建迷信和愚昧無知。就人類歷史而言,對神的信仰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維持著人類的道德。不再相信神的存在,也就沒有了道德的約束,沒有道德的約束,法律的約束也只能是有名無實。於是,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不相信今生來世,不相信做壞事有報應,於是,做什麼事都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
漠視生命 肆意殺人
1949年以後,在「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壹次又壹次的政治運動中,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但在歷次運動中,起作用的卻不僅僅是中共本身。中共搞運動歷來是煽動群眾斗群眾。很多受害者往往是被中共扣上什麼帽子,然後眾多鄉鄰、親戚甚至家裡人就會壹涌而上,將其活活整死、打死。那些打人者本身固然有被中共欺騙的壹面,但他們之所以能做得出這些惡行,卻跟黨文化的洗腦緊密相關。壹個相信天理,相信人倫人性的社會,不可能大面積干出這種傷天害理、泯滅人性的事情。
「大躍進」之後的大飢荒,餓死的大約有四千萬人,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飢荒。這壹場大飢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大規模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壹次也沒有發生,完全是壹場徹底的「人禍」。事實上,如果當飢荒發生的時候,能夠開放糧倉,能夠尋求解決辦法,這場飢荒的死亡人數不至於那麼高。更令人震驚的是,面對餓得奄奄壹息的村民,中共幹部卻命令軍人強行封鎖道路,目睹他們活活餓死也不准他們爬出去逃生。
文革中的「打砸搶」,學生居然用皮帶抽死老師,孩子用磚頭砸死父親。還有人把對方打死之後,把器官取出吃掉。
中國古代講「人命關天」,「救人壹命,勝造七級浮屠」。被當局整肅的對象,本身已經夠可憐了。但現在很多人卻不但見死不救,還要落井下石,甚至以殺人為樂, 只要中共叫幹什麼就幹什麼,認為是黨性的需要,是黨的政策的需要,什麼後果都可以不顧。中共思想改造的後果之可怕,可見壹斑。
時至今日,這種不把人命當回事的黨文化思維並沒有隨時間的推移而成為歷史。因為中共的腐敗與暴政,社會產生了大量的被壓迫團體。富人高官可以利用特權過著壹擲千金的生活,而下崗工人卻因為沒錢治病在家自焚身亡,貧窮人家的母親因為沒法替兒子交學費而上吊自殺……但面對下層民眾的凄慘生活,很多人已經漠不關心,毫不在意。面對可憐無助的上訪民眾,那些所謂的執法人員可以大打出手,將人致傷致殘,絲毫不管他人死活。所謂的何院士何祚庥,可以面對無數的礦難,說出「誰叫妳生在中國」這樣的狠話來。而中共將官朱成虎,則放話可以犧牲西安以東地區、不惜中國壹半的人口來打壹場核戰爭,跟老毛的「中國死了三億,還有三億」的說法如出壹轍。僅僅因為沒有「暫住證」,大學生孫志剛就被收容所活活打死。而在迫害法輪功過程中,大量法輪功學員慘遭酷刑甚至折磨致死,在2006年更曝光出自2001年以來法輪功學員器官被活體摘取,中共官員和醫生從中牟取暴利。人性之泯滅,駭人聽聞。
漠視生命不僅僅表現在政治運動當中,也不只體現在權勢者對百姓的態度上,現在社會上人與人之間都充滿好勇鬥狠,肆意殘殺的現象。現在年輕人動不動就砍啊,殺啊,對越暴力的越崇拜。手段殘忍的校園凶殺案也屢屢發生。社會上謀財害命、用錢買命的事情隨處可見。官員、富豪雇兇殺人,有時連自己的妻友也不例外。
當人的道德淪喪到如此窮凶極惡的時候,這個社會就處於極其危險的地步了。
戰天鬥地 破壞自然
幾十年來,黨文化把中國人民塑造成「無法無天」、「戰天鬥地」的壹族,從當初的「大鍊鋼鐵」、「圍湖造田」、「瘋狂地打麻雀」、「亂砍濫伐」到今天的以環境為代價的經濟高速增長,都是只管眼前,無視子孫後代的福祉,給自然帶來了巨大的破壞。中國國家環保總局透露,每生產價值為壹萬美元的商品,中國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比印度還要高2倍。如果環境問題不能得到改善,中國的經濟奇迹很快就要成為過去。世界銀行說,在世界上10個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佔了6個。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的38%,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處於沙漠化威脅之中,專家估計,中國未來將有1.5億人口淪為生態難民。 2006年8月26中國人大常委會在壹份環境檢查報告中,以「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觸目驚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來形容污染的嚴重性。中央電視台2頻道曾報導中國每年產出的GDP當中,有18%的GDP是通過透支生態環境和資源取得的。有壹幅衛星拍攝的地球照片,許多國家是綠色復蓋,而中國是壹片黃土。許多網友面對祖國母親被蹂躪如此,看到中共還在高喊「掘起」,不覺「萬念俱灰」。
「壹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這曾是中共宣揚愛國主義的主打歌曲,有考證指出,這條美麗的大河就是承載全國六分之壹人口的中國第三大河流淮河。 有道是「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但是,短短的幾十年,淮河污染之觸目驚心,讓這句民謠成為歷史。工業企業偷排污水、農村水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使淮河流域約60%為劣五類水質,污染由地上波及地下,直接影響1.3億居民生活。中共也喊治理淮河,但是,如果人心不治理,是沒有用的。2004年7月20日至27日,淮河爆發有史以來最大的污染團,有如巨大的黑蘑菇,從上游奔騰而下,橫掃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團全長133公里,總量超過5億噸,壹路浩浩蕩蕩殺奔洪澤湖,順者昌,逆者亡,滿河黑暗,伏屍(魚蝦蟹)千里。「10年治污水質回到『原點』,600億付諸東流。」
黨文化帶給中國人的「不計後果」的心態,更是表現在熱衷於搞大運動、大項目,勞民傷財,不顧自然規律。再大的工程,總是先上馬再說,哪管什麼後果,滿足戰天鬥地、好大喜功的變態心理,走壹步看壹步,出了事算「交學費」,把國家民族的未來當作兒戲。
在「三峽工程」、「南水北調」等如此重大的項目中,決策人員也仍然以政治為決策依據。「六四」之後,中國民心低落,三峽工程就被選為振奮人心的工程。關於三峽工程,該不該修,人們聽到的都是壹面倒的消息,就算提到負面消息,也是早就有了「應付」對策,而反對壹方的專家們的進壹步反駁和詳細討論,百姓是看不到的,那是禁區。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水要流動就得有坡度,庫區的頭尾就要有落差,淹沒區就必須是壹條斜線。但是三峽工程「移民組」為了迎合當局縮減移民搬遷費用,提出的三峽移民淹沒線竟是平的,就是如果大壩蓄水到預定的175米,另壹頭的重慶的淹沒線也是175米。但是按三峽工程泥沙組公布的萬分之零點七的水力坡度來計算,600多公里以外的重慶的水位高度將不是現在說的175米,而是超過海拔217米,到時就要為重慶「準備後事」了。如果要保重慶,水位就不能蓄到175米,那當初的防洪發電的效益也就大打折扣了。從中央到地方這麼多精明的官員,還有這麼多科學家,都知道水從高處流向低處,這麼嚴肅的後果就不當回事?還有,三峽工程中的目標和措施之間大多互相矛盾。防洪和發電矛盾,防洪和航運矛盾,防洪和排渾蓄清矛盾,發電、防洪、航運與移民矛盾等等。大壩防洪就要保持低水位準備蓄洪,水位降低又會導致發電和航運能力下降。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馬的張光斗教授在發現三峽工程的實際防洪庫容不可能達到設計標準的錯誤后,對三建委辦公室主任建議了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即把洪水控制水位降低10米。但低水位必然影響到航運,同時也必然影響到發電,為此張光斗主張修建燃油、燃氣或燃煤的火電廠進行調峰,張壹再叮囑 「但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萬萬不行的」(《三峽探索》總第二十七期)。再有,如何處理泥沙淤積是水庫成敗最關鍵的因素之壹,而200公里長的三峽是沙石最好的避風港,三峽水庫擬採用「蓄清排混」的運行方式。海外有學者預言「排混」只對大壩前很短距離有效,而清華大學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教授則斬釘截鐵地說壹塊石頭也出不去!黃教授1957年因為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大壩,被毛澤東親自點名,打成右派。數年後三門峽大壩的失敗證明了他的主張是正確的。關於三峽工程,黃教授寫過三封信,陳述「三峽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他只要求中共領導人給他30分鐘的時間,把三峽工程問題給他們講清楚,說服他們改變這壹決策。然而,他連這30分鐘的時間也沒有得到。
「南水北調」是繼「三峽工程」之後又壹項世界級工程,主要目標是將長江水分東線、中線、西線調往嚴重缺水的華北和西北地區。東線、中線工程已於2002年底開工;西線工程計劃於2010年開工。當初「三峽工程」還像征性地有個全國人大無記名投票,而現在人們連那個過場都嫌礙事,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的設計者們竟然說,中央宣布東線、中線開工,就意味著西線也開工了。早在2001年7月就通過水利部專家委員會審查的「西線工程綱要」,到2005年3月才讓長期工作和生活在調水區的自然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經濟學家、人文科學家等才第壹次看到其「廬山真面目」,讓這些第壹線的專家們十分憂心。西線工程要在源頭上把長江水引到黃河,而黃河比長江高出200米,比三峽工程不知要難多少倍,風險也不知要大多少倍。有專家感嘆「西線工程令人擔憂,會不會救了黃河毀了長江,甚至救不了黃河還毀了長江?」呼籲中共「告別改造、征服自然的幻想」。但是,他們的話在以政治決策為中心的中共那裡,又能傳多遠呢?極力支持工程上馬的西線工程設計總工程師對外界質詢的回答是「隨著項目推進,壹切都會逐漸明了」。被中共的「戰天鬥地」洗腦過的人們,在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上動土,態度居然也是 「摸著石頭過河」。
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從來沒有讓人去和地斗,破壞自然。在傳統觀念中,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對抗的,「天人合壹」講的是要與自然和諧相處。現代的可持續發展觀其實不是什麼新鮮事,中國早在公元前就有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理論,它使得中國擁有過發達的傳統農業,支撐了燦爛的傳統文化。為什麼現在發生了生態和人文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正是因為這種不計後果的做事方式,違背了自然規律,使得青山不再,綠水斷流。特別是現在在金錢利益的驅使下,失去了對自然的敬畏心理的人們,更是膽大妄為,什麼都敢去干。當大自然報復的時候,誰來拯救我們的民族?
世風日下 不講道德
公務員以及其他各行業的職業倫理也日漸低下。看醫生要遞紅包,孩子入學要交紅包,打官司要給紅包,記者寫新聞要收紅包……金錢把壹切固有的職業道德污染了;正常的社會運作模式被破壞了;舊有行業的職業道德變壞了;新生行業的職業道德根本就沒有壹個健康發展的環境,壹出生就已經被污穢包圍了。
就說造假的程度,從假煙假酒假火腿,到毒米毒油毒奶粉,什麼都有。2003年安徽阜陽發生了害死嬰兒的「毒奶粉」事件。長期食用這種奶粉的嬰兒,頭大身子小、身體虛弱、反應遲鈍,並伴有大面積皮膚潰爛、內臟發育腫大。僅阜陽市出現營養不良綜合症的嬰兒就有171人,因併發症死亡的有13人。許多患「大頭娃娃病」的農民家庭,為了給孩子治病,幾乎花費掉了所有積蓄,有的甚至變賣了家產。不少家庭因為沒有經濟能力,不得不放棄治療,眼睜睜地看著孩子死去。2006年,北京市糧食局所把2300多噸陳化毒米流入市場,裏面含有大量致癌物質,包括目前發現最強的化學致癌物黃曲霉素。然而商家為了利益不管百姓死活,毒米公然進入市場波及全國,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廣東、遼寧、四川、湖南都出現數以噸計的毒米。更有甚者毒米攙好米,百姓無從分辨。
過去叫盜亦有道,摻假騙錢,也就騙個錢,再缺德也不能下毒。而今天的人們,除了少數心裏還遵從傳統道德約束的人,更多的人是覺得道德、良心能值幾分錢?中共的無神論、唯物論、不講天理,不講道德,教育出來的就是這種為了錢,為了個人利益,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人。
2001年4月16日,朱鎔基在視察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時,為該校題寫的校訓是:「不做假賬」。無獨有偶,2003年3月24日的《三湘都市報》報導,有些當地教育局出台的治理教育「三亂」的「八個嚴禁」,「嚴禁姦汙猥褻女生」竟赫然名列其中。不知這樣的校訓和規章,是讓人民放心還是更擔心。
當壹個社會已經確立了遊戲規則,社會民主制度、法律體系、媒體監督和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已經比較完備地建立,民眾的道德維持在壹定程度,國民心態比較平穩時,再有亂七八糟的東西,也會是在規則之內,道德和法律在原則上有個約束。而中國是規則還沒有確立,就先學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而且有過之無不及,沒有任何道德的制度的宗教的底線約束,後果可想而知。
性泛濫造成社會危機
時下的中國,是壹個「笑貧不笑娼」的時代。中共的政治改革是禁區,相反,「性生活」卻成為開放最徹底的。婚外戀、包二奶、壹夜情、白領階層的換妻遊戲、婚前同居、網婚、閃婚、隱婚、成人用品商店、賣淫、色情按摩、性表演、脫衣舞、電視電影節目煽情性的表演、性感美女在平面媒體的獨領風騷等等,談政治色變的中國社會,人稱正在發生著壹場前所未有的「性革命」。公安部的數據表明,1984年查獲的賣淫嫖娼的人數是6千,1999年達45萬,被查處的人數直線上升,但查獲率是1%還是10%,沒有人知道,但絕對超不過10%。在這股席捲全民的「黃潮」中,不但是青年壹代意識領先,就是中老年人也不甘示弱,似乎要挽回過去被「耽誤」的時光。電影《手機》和安徽原副省長王懷忠的名言「查嫖娼就是破壞投資環境」,就是這種社會現象的折射。憶往昔「全國上下壹片紅」,看今朝「全國上下壹片黃」。
包二奶、養情婦、性賄賂,已經成為官員追求的壹種「流行時尚」,不但不引以為恥,反而引以為榮。調查數據顯示,被查處的貪官污吏中,95%有情婦。在1999年廣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 員貪污受賄案件中,100%包養了「二奶」。但這還只是冰山壹角。天門市委書記張二江壹個人就有情婦107個。
從官方到民間,從權勢人物到平頭百姓,沒有了道德的約束,只要有條件,就都想著占上壹把性便宜。上級對下級,老闆對員工,教授對學生,導演對演員,強者對弱者,性侵犯處處可見,天理、人倫都可以不管。
就連本是教書育人的學校也頻頻出現禽獸教師。有的學生遭到強姦懷孕,有的被強姦並包為二奶,有的老師強姦未成把學生殺害了,有的甚至對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 手。國內媒體2003年報導,重慶大足縣壹名小學教師,從2002年至2003年,先後對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學生實施強姦猥褻。甘肅隴西縣壹名體育老師 以幫學生走後門上學為名,將該校12名初三女生強姦,其中兩名學生被強姦后懷孕。貴州省錦屏縣河口鄉中仰小學壹名51歲的教師在壹年半時間里42次強姦12名女學生、35次猥褻16名女學生,僅有3人倖免於他的魔爪。2004年6月,臨夏縣壹小學教師在壹年半時間內先後將三年級的9名女同學多次強姦和猥褻,其中次數最多者達數十次,而這些孩子最大的壹名還不滿15歲,其他均是9到10歲的女童。湛江市下轄的雷州市南興鎮某小學校長林登平3個多月竟然作案7次,共強姦11名均是在校學生的未成年少女,受害者最小僅10歲……這樣喪心病狂、觸目驚心的惡行,在今天卻已經屢見不鮮。
中國人在性的問題上自古都是嚴肅認真,把操守看得很重。只有結婚之後才能住在壹起。結婚時要拜父母、拜天地,有天地神明為自己的婚姻作證。反之,如果有人被指控私通、淫亂,那會是壹項大罪。強姦就更是跟殺人放火壹樣,罪不可赦。「萬惡淫為首」,但今天的中國人,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先輩的古訓。這種局面,不能不說與中共破壞傳統道德價值,宣傳無神論、唯物論密切相關。在中共的黨文化里,權力就是道德的最大詮釋者。只要有權,只要有條件,就可以肆意妄為。從共產黨早年的「共產共妻」,到毛澤東的淫亂,再到現在中共官員的腐敗墮落,從官方到民間,壹切傳統價值都被顛復了,壹切家庭人倫觀念被拋棄了。但歷史壹次次地告訴我們,亂性往往是壹個民族走向復滅的先兆。再發展下去,我們到底期望壹個怎樣的未來?
黃賭毒產業化 官方成保護傘
中國賣淫業壹直是非法的,性產業必須同軍警結合才能生存和發展。有些性產業根本就是同軍警合作辦的,有的也不隱瞞這點,因為這是提供安全的保證,例如軍隊或公安的招待所反而客似雲來。性服務業涉及的經濟利益越來越龐大,就業人員大約有1000萬,涉及的消費每年大約1萬億人民幣。由於2000年的警察行動,中國經濟學家楊帆估計,失業的女性工作者的消費降低,中國GDP因而減少了1%。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兼職研究員王增先在研究會上「保守估算」,每年有將近6000億元人民幣的賭資流向國外及港澳地區。毒品市場3000多億人民幣,吸毒人員超過1千萬。瀋陽市禁毒支隊隊長陳鑫、瀋河分局原局長曲月福和現局長張保華及另外100多名警官為毒販做保護傘,毒販和警察勾結,販毒「壹條龍」。黃賭毒三大市場幾乎相互關係協調發展,由於從事三大行業的人員需要有特殊的地位與背景,因此,中國的軍警及政府要員成為三大行業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為沒有政府及軍警做背景這三大行業在中國寸步難行。官方參黃參毒參賭,上行下效,造成中國人對吸毒販毒賭博賣淫嫖娼司空見慣,甚至親身參与,不覺得自己幹壞事。
在感受著經濟發展帶來的現代生活時,人們最有切膚之痛的就是社會道德下滑后帶來的壹系列社會問題。有人形容共產黨過去在課本里宣傳的「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展,今天早已變成了社會實踐中的「權欲、錢欲和性慾」全面掘起,名曰「三玩博士(玩權,玩錢,玩女人)」。假貨盛行,色情泛濫,黑社會活躍,官商勾結,警匪壹家,而民間疾苦卻乏人問津,社會公正更是不得伸張。這樣的社會裡,沒有內在的道德約束,沒有外在的輿論約束,沒有外在的法律約束,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天不怕地不怕,張嘴就是謊言,滿嘴髒話,行為低下
中國素以「禮儀之邦」聞名於世。敬天信神、相信善惡有報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傳統,即使那些沒有明確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爺」的存在。傳統上中國人遵循神佛、聖賢的教誨而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人們對天、地、人的態度是恭敬、謙卑的,整個社會通過禮儀來規範。
然而共產黨鼓吹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把人改造成無所畏懼,中共利用來奪權、搞運動才方便。要是人對人有禮,對物有惜,對天地神明有敬畏,這樣的人是不會把「聽黨的話」放在第壹位的。因而在黨文化的建立過程中,中共灌輸的無神論使得中國人遠離華夏祖先對天地神明的敬畏和對生命終極的關懷;其鬥爭思想又使得中國人既不信「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訓,也不信「己所不予,勿施於人」的教誨;其唯物主義則使中國人徹底拋棄祖輩們上下求索的心靈上的超越、人格上的升華之「道」,把來自東方的「慈悲」和來自西方的「博愛」視為「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和「虛偽的遮羞布」。人們的語言中充滿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咄咄逼人,充滿了「戰天鬥地」的狂傲,舉止粗俗、滿嘴謊言和髒話,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張嘴就是謊言
世界上哪個國家都有人說謊,但是,在許多國家整個社會的機制是以誠信為基礎的,講信用是壹個人能夠長期立足社會的資本。而在中共統治下,謊言成為中共社會的「立國之本」,整個社會靠說謊支撐,說謊成為人們在社會上生存的基本技能。
中共的歷史就是壹部謊言史,謊言是維持共產黨的統治的柱石。不管是公開,還是私下,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不管是大事,還是小事,處處都充斥著謊言。人們在政治鬥爭中,從中共的榜樣中,也學會了謊言。人們為了符合黨的要求,避免自己成為被運動打擊的對象,就得陪著黨說謊,跟著喊「超英趕美」、「畝產萬斤」、「壹片形勢大好」。中國大陸流傳過這樣壹首打油詩:「村騙鄉,鄉騙縣,下級騙上級,省長騙中央,壹級壹級往上騙,壹騙騙到國務院。」壹路說過來,人們覺得習慣成自然,好像說謊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整個世界和社會就是這樣運作的。
電影《手機》反映了張口就是謊言的社會現象的壹個側面:因為有了外遇,所以要精心編製謊言來欺騙別人,家庭成了編謊和拆謊的戰場。不但如此,它也演出了生活中慣用的許多經典謊言。整個社會存在手機恐慌症,不是怕手機,而是因為手機容易揭開謊言。電影的編導有句話:「有很多時候謊言支撐著我們的生活」。
因為唯物論強調物質是第壹性的,人們考慮問題都從物質利益出發。在傳統觀念被批判否定后,中國人沒有任何對謊言的顧忌和來自道德的約束。整個黨文化體系又是鼓勵說謊,人們說謊話沒有任何負罪感。說謊變成了沒有任何理由的壹種本能行為。只要對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壹,天不怕地不怕,因此用謊話來取得自己的利益變成了普遍現象,不但張口就是謊言,而且說謊的時候已經在考慮下面怎麼說怎麼做能夠圓謊了。
還有人把撒謊不講誠信的社會現象,歸結為西方「資產階級」特有的、唯利是圖的市場本性。然而市場經濟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而這些國家並沒有因為實行了市場經濟就成了騙子社會。恰恰相反,西方國家十分注重誠信,誠信是最不可或缺的個人品質和最重要的人生財富。在西方,誠信已成為經濟交往中最基本的準則,也是企業追求的目標。在利益和信義發生衝突時,人們會選擇信義,因為惟有信義才能帶來持續的利益,壹時的欺詐會取得短期的收益,但最終會成為企業發展的絆腳石。不講誠信,在西方國家裡,時間壹長寸步難行。
黨文化讓人說謊還表現在兩套話語系統中,就是台上壹套,台下壹套。「落實以德治國,……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受賄660多萬元,無期徒刑),「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來5年內解決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160萬人口的貧困問題」(雲南省省長李嘉廷,受賄1800多萬元,死緩),「想到廣西還有700萬人沒脫貧,我這個當主席的是覺也睡不好呀」(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受賄2000多萬元,死刑),「反腐倡廉工作壹刻也不可放鬆,始終頭腦清醒、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上海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陳良宇,涉及數十億社保基金案,被撤職調查)……同樣,普通的民眾也存在兩副面孔、兩套話語系統。在做政治表態,寫政治學習體會時使用壹套冰冷的政治話語,在生活中使用另壹套比較人性化的語言。
人人張嘴就說謊,既是為了適應中共的政治環境,同時,也已經變成了人們的思維習慣,謊言造成了社會的誠信危機,老百姓最後不得不吞食社會道德墮落的苦果。壹個全面腐敗,全面造假的社會,人們自己都說「法不責眾」,誰也不知道該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這個爛攤子了。
黨文化教人學流氓說髒話
除了撒謊之外,滿嘴髒話也是黨文化中的壹個特色。傳統觀念衡量好壞看品德,而中共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在「革命」和「階級」標準下辨別好人和壞人,把中華傳統禮儀壹腳踐踏在地。
巴黎公社是世界歷史上第壹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可以說是共產黨的老祖宗。自稱流氓無產者的巴黎公社社員們按照歷史記載是地地道道的流氓,當年這些沒有受過教育、靠偷雞摸狗過活的社會流氓地痞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洗劫了巴黎城。受巴黎公社流氓起義的啟發和蘇共的栽培,中國共產黨也是依靠流氓無產者起家。中共認為「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里並不諱言遊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聲疾呼痞子運動「好得很」。毛還在1964年8月18日壹篇《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里說,「什麼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裡學了點東西。」
中國古代也有流氓得天下的例子,劉邦年輕時在沛縣當亭長,以好色嗜酒而出名。可是他奪得政權之後,也懂得馬背上得天下,不能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命令儒者叔孫通和他的門徒壹起,制訂朝儀,用道家思想,以道德仁義、清靜無為令天下修養生息。古時的流氓也知道維持政權得用正統文化而不能用流氓手段。
但中共奪權之後,卻繼續以流氓手段統治國家。在黨文化的體系裡,處處充滿流氓的匪氣霸氣,知書達理是「封資修」,知識份子是「臭老九」,粗鄙下流成為最具「革命精神」。滿手老繭的工人心最紅、農民腳上沾的牛糞最香。「儘管他們的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妳要覺得牛糞是臭的,那麼就說明妳的階級感情有問題,所以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必須說牛糞是香的,越聞越香。經過數十年中共對流氓粗鄙文化的宣揚歌頌,從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改造著人們的生活習性,把人變得滿嘴髒話,行為低下。網際網路論壇上,充滿髒話和詛咒的帖子可以說是中文網站的壹大特色。本來可以平心靜氣討論,卻變成了某些人用各種下流惡語進行謾罵和大搞人身攻擊撒野的地方。在被黨文化灌輸的仇恨和狹隘的「愛國主義」偏見之下,民主、人權、台海、法輪功、宗教信仰、外交關係等等話題,都能成為被下流謾罵的犧牲品。
從最高領導人的流氓語言,如「脫褲子」、「割尾巴」、「放屁」等被寫進教科書,到文革全民運動中對流氓行為和語言的鼓勵,再到八十年代以後引進《上海灘》之類流氓企業家影視作品作為樣板,流氓居然堂而皇之成為了大家可以觀摩效仿的對象。
在目前的社會中,信仰缺失,理想破滅,權力、金錢成為人們唯壹的追逐目標和興奮點。人們受進化論學說影響,爭當欺壓別人的強者,認為成功需要「匪氣」。壹般人沒有隨便打人的權力,罵髒話就可以起到讓弱者畏懼、給自己壯膽的作用,「我是流氓我怕誰?」正是髒話背後天不怕地不怕心態的真實寫照。
黨文化使人舉止行為低下
如果妳直接對壹位當代的中國人講,妳行為低下,很可能十個有九個覺得妳有問題,自己的行為非常正常,哪來的低下﹖
2006年9月,中國國家旅游局在其官方網站公布了公眾反映比較普遍的大陸遊客國內國外旅遊的不文明行為。
中國公民出國 (境 ) 旅遊常見不文明行為:
1、隨處拋丟垃圾、廢棄物,隨地吐痰、擤鼻涕、吐口香糖,上廁所不沖水,不講衛生留臟跡;
2、無視禁煙標誌想吸就吸,污染公共空間,危害他人健康;
3、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爭搶擁擠,購物、參觀時插隊加塞,排隊等候時跨越黃線;
4、在車船、飛機、餐廳、賓館、景點等公共場所高聲接打電話、呼朋喚友、猜拳行令、扎堆吵鬧;
5、在教堂、寺廟等宗教場所嬉戲、玩笑,不尊重當地居民風俗;
6、大庭廣眾之下脫去鞋襪、赤膊袒胸,把褲腿卷到膝蓋以上、翹「二郎腿」,酒足飯飽后毫不掩飾地剔牙,卧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整,有礙觀瞻。
7、說話髒字連篇,舉止粗魯專橫,遇到糾紛或不順心的事大發脾氣,惡語相向,缺乏基本社交修養;
8、在不打折扣的店鋪討價還價,強行拉外國人拍照、合影;
9、不消費卻長時間佔據消費區域,吃自助餐時多拿浪費,離開賓館飯店時帶走非贈品,享受服務后不付小費,貪佔小便宜。
國內的常見不文明行為,和這十條大同小異,但多了壹些內容。比如,在景觀文物、服務設施上亂刻亂划,踩踏禁行綠地,攀爬摘折花木;不聽勸阻餵食、投打動物,危害動物安全等。壹般旅遊的人算是比較有錢的,社會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也比較高,這些人尚且如此,壹般生活在中國社會裡的人就更不能倖免于這些低下行為。
全世界其他地方人也這樣嗎﹖其實不然。巴黎聖母院「請保持安靜」這句話只寫給中國人看,去過巴黎聖母院的中國人都會看到這句中文告示。在巴黎,公共場合有中文的地方並不多,而其他國家包括法國的遊客並沒有這種「禮遇」。泰國皇宮洗手間里有醒目的中文告示,「請便后沖水」。美國珍珠港的垃圾桶都有中文提示,「垃圾桶在此」。這種僅以簡體中文標出的警示牌,也在中國人出境旅遊的主要目的地——法國、德國、日本、泰國、新加坡等國頻頻出現。
中共的黨文化裡邊有進化論的弱肉強食部分,鼓勵人們互相傾軋,沒有提倡對人個體的尊重的部分,宣揚粗鄙,在個人行為中,不考慮他人,隨隨便便,我行我素,怎麼方便怎麼來。
現在大陸民眾對「性」的認識,更是「與時俱進」,「上升」到把「性」、「家庭」、「婚姻」分開對待,把「性」作為壹種社會的娛樂活動,很多人還認為是進步。這種低下行為導致了社會倫理的混亂,把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家庭觀念都打破了。有人覺得外國人不是也很性開放嗎?但是,在西方社會有宗教和道德、法律的約束在那裡,事情不會太過離譜,現在連西方人到了大陸,都感概大陸性之開放早已「勝於藍」了。
心理學里有壹個著名的現象,就是從眾效應。講的是,個人總是傾向於跟隨大多數人的想法或態度,不知不覺地在認識和行為上和多數人保持壹致,以證明他自己並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與壹個群體之中。同樣,在這樣的粗鄙黨文化佔主導的社會裡,把衛生習慣差、教養程度低的人作為行為模板,人們不效仿的話,自己都覺得怪怪的不合群。人們形成了習慣,不覺得自己的行為已經被黨文化改變得低下了。
中共基於進化論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思維方式,認為新的東西是經過篩選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比舊的更好,古人都是落後的。因此,人們按中共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的黨文化為標準,不分青紅皂白對傳統思想、傳統文化、傳統風俗、傳統習慣文明進行破壞,禮儀教養被作為封建主義批判,整潔文明被當作資本主義唾棄,延續了幾千年的禮儀之邦的文明被摧毀了。
4.去掉黨文化,人們已經不會講正常人的話,不會用正常人的思維
說今天的中國人離開黨文化,就不知道如何思維了,不會講正常人的話了,有人覺得這話太「過分」,帶有「侮辱」性,但是,事實就是這樣,因為黨文化的種種理論、話語系統和思維方式早已浸透人們思想的各個角落。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統治中,通過各種灌輸手段造就了整個社會由黨文化構成的環境,讓人們耳儒目染。同時,在否定了傳統文化和傳統觀念、批判掉儒釋道之後,使中國人接受了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思想,造成了中國人建立在黨文化上的壹整套思維方式和善惡標準。中共的邏輯成為大眾的邏輯,中共的語言成為大眾的語言,這種邏輯和語言反過來又強化了人們的思想。把黨話變成了普通大眾的日常詞彙,進而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從根本上使得黨的意志融入了人心。在人們說話時,習慣性地把頭腦中的黨文化思維當作自己的思維。
那壹套話語、行為和思維模式的內在變異含義,是由中共強加的,並不是壹個正常社會的表達方式,只有接受過黨文化熏染的人才能夠理解和解讀。這種強行灌輸而形成的全方位的遍及社會每個角落的黨文化話語模式、行為和思維方式的現象,無論中國傳統的古代社會,還是現代主流文明中,都從來沒有出現過。因此,中共統治下的人們的言語、行為和思維方式,都與中國的傳統社會、世界主流價值格格不入。中共領導人出訪時的講話與行為,也經常讓人覺得怪怪的無法理解。
黨文化的話語系統控制了人們的思想
黨話是以「系統」的方式存在於當今中國人的生活中。與自然語言不同的是,黨的壹切建構了壹個人為的「約定俗成」的政治話語體系,取代了正常社會自然形成的生活、思想和語言交際的內容,中國人就生活在黨話編織的社會結構里。
中共建政以後,「人民」大概是使用最廣泛的詞語之壹了:政府號稱「人民政府」,軍隊叫作「人民軍隊」,錢幣叫「人民幣」,甚至走的馬路也叫「人民路」,還有「人民電台」,「人民廣場」、「人民公園」、「人民醫院」、「人民銀行」……和壹切共產國家壹樣,壹方面無處不在的被稱為「人民」的各種設施、機構、團體暗示著每個人的壹切利益、權利似乎都有了具體落實,不必自己再費心了;另壹方面,「人民」被戴上了如此神聖的光環,以至於小民百姓都戰戰兢兢弄不清到底誰是人民。
有這麼壹個故事,上世紀70年代某人到「人民商場」購物,「人民營業員」態度粗暴,顧客質問:「妳這是為人民服務么?」答曰:「為人民服務?妳代表人民?」顧客竟壹時結舌。
當然,同樣的情形,也可以發生在和「人民政府」、「人民警察」打交道中……在中國,雖然「人民」沒有法律上的定義,但在中共黨文化里「人民」有著特殊的含義。在這裏只有中共才可以代表「人民」,才有權劃定誰是「人民」,誰不是;而後者就將成為「人民的敵人」,可以不經法律程序而剝奪其權利。他們通常被冠以另壹個特定稱呼:「壹小撮」,儘管這「壹小撮」有時候多達成百上千萬人,比如1957年給中共提意見的「右派」、1999年仍堅持修鍊法輪功的人群等等。「人民」壹詞雖然不是中共造出來的,但在黨文化中被賦予了特定的涵義,當人們習慣性的在各種場合使用著「人民」、「壹小撮」等詞語的時候,已經在無意識中認可了中共對於誰是或不是「人民」的隨意劃定,或按照中共的意圖進行政治劃分和站隊。
類似這樣滲透生活方方面面的的黨文化詞句還很多。比如中共建政直到上世紀末,學生從學校畢業后,都要「分配工作」。「分配」壹詞就表明「黨」具有支配權,所以很多人下意識中就覺得飯碗是中共「賜予」的,而不是自己通過努力獲得的。特別是很多警察在追隨中共迫害民眾的時候振振有詞:「共產黨給我的飯碗,我就得聽共產黨的。」
黨話系統是黨的意識形態、黨的意志、黨的運作實施的載體和工具,中共利用壹切國家手段和國家功能完成黨語言的體系建立、規範和使用。所有標準話語產生的機構——輿論媒體都由官方佔有,並配備中共獨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屬宣傳系統,幹部培訓和組織生活系統,中央和各級黨校等思想教育機構。歷來報紙、文件、官方講話、學校教材都是統壹傳播黨語言的制度方式。多次政治運動生造出大量新詞。各級組織帶領群眾使用並沈澱在日常生活中,形成黨傳統、黨文化的基礎。規範文藝、電影、廣播、戲劇,樹立黨文人、黨文化樣板,推行黨話語標準化。文字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恐懼作用巨大而持久。在完成黨話語建立過程后,中共又立法使之具有合法性。這壹切都使得黨話語系統成為中國人說話的主導。幾乎每壹個中國人,在需要的時候,都可以隨口說出整段整段的極其標準的黨八股話。
「謊言重複壹千遍就是真理」,這句話決不是僅僅具有修辭的意義。人們都討厭黨八股,可是從中共的文件、講話、彙報、總結、報紙社論、大中小學教科書、新聞、電視、電影等等等等,被大量重複的恰恰是中共製造的那些黨話,這些話並不因為人們討厭它它就不發揮作用。恰恰相反,它們以語言符號的形式儲存在人們的無意識深處,隨時都會發生作用,左右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有壹個故事,說有壹個廚師,家人深受共產黨迫害,后移民到美國加州定居。在餐館廚房剁肉時,伴著壹刀壹刀的節奏哼著小調,煞是來勁。不過,對共產黨深惡痛絕的他,唱出的居然是「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千遍萬遍下苦功夫」,別人給他指出,連他自己都哭笑不得。人們的思想中被灌輸的太多的黨文化的東西和太多黨文化的話語了,成為了人們思維邏輯和講話的自然部分。
中共建政之後,中共的老百姓就落入了中共政教合壹的獨裁統治的牢籠,但中共卻宣傳為「解放」;中共對中華民族正統文化的傷害、對中國人的迫害超過任何壹個異族,但中共卻稱之為「新中國」;中共的瑞金「蘇維埃」「革命政權」從事的其實是國家分裂活動,是投靠蘇聯的賣國政權;中共「長征」其實就是壹場大逃亡;南泥灣「大生產運動」實際上是非法種鴉片的運動;中共的延安「整風運動」其實是壹場駭人聽聞的人間地獄式的精神迫害;餓死幾千萬人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壹場人禍;「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壹場文化大破壞、全民大洗腦和政治大清洗;「改革開放」其實是暫時放鬆了專制高壓,是中共不得已的救命招數……諸如此類,如果還原歷史事件的真實面目的十分之壹,就足以改變所有中共造出的那些詞的騙人光環。但是,因為中共的灌輸和話語壟斷,人們壹直沿用,如果去掉這些詞,很多人真的會不知道怎樣去描繪去思考那些歷史事件,不知道該怎麼說話了。
明明被共產黨迫害了,壹旦「平反」,就又對其感恩戴德;壹提人權,就說是「搞政治」;西方有人壹批評中共,就說是「反華勢力」;海外華人抗議中共的暴行,就被認為是「不愛國」,是「抹黑」;聽說了中共出賣大量領土,反而去給賣國的找台階,覺得黨這樣做壹定有我們不知道的「高瞻遠矚」(把他賣了還幫人數錢);聽中央電視台壹年365天的灌輸覺得很自然,收到幾個揭露中共惡行的電話、郵件,或者幾十分鐘的真相插播,就認為是在「破壞社會秩序」;對於壹個行兇的犯人,人們要追根究底,繩之以法,而面對共產黨在歷史上罄竹難書的罪惡,人們反而總是認為共產黨善於犯錯誤,還會「有勇氣改正錯誤」…… 人們自然流露的思維中,那些詞語「平反」 「搞政治」 「反華勢力」 「不愛國」 「抹黑」 「高瞻遠矚」 「破壞社會秩序」 「有勇氣改正錯誤」等等,都是中共高調宣傳的詞彙,卻早已成為了人們邏輯思維的理論基礎。
現代中國,人們的口頭禪很多都是很有中共黨文化的語句。比如「同志」,「貫徹」,「領導」,「號召」,「基本原則」,「基本路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XXX特色」,「將XXX進行到底」,「跟共產黨作對,沒有好下場」,「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聽共產黨的話,跟共產黨走」,「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團結就是力量」,「紅星照我去戰鬥」,「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形勢壹片大好」……去掉這些黨文化話語,很多人可能覺得日常基本表達都會很吃力。黨文化語言對中國人的控制之深,遠遠超出壹般人的想像。
所謂的新詞也是在黨文化的思想中製造出來的
黨話不是停止不變的。人們形成的黨文化思維就像是加工廠,機器和流程都是現成的,來的新信息和社會現象經過黨文化思維的加工就成了新的黨話。它們屬於黨的系統,具有黨要的內涵,但是又因為不是赤裸裸的黨的意識形態內的詞彙,所以更不好分辨。
當今網路上流行壹個字母縮寫「FB」,這兩個字母原本是腐敗的拼音字頭,壹般代表吃飯聚聚,也有些人就直截了當說,「今天去腐敗壹下」。這個詞誕生於民間,本身不是中共造出來的,但它是在黨文化思想的影響下造出來的。它把本來屬於負面的腐敗行為正規化,弱化了社會對腐敗行為的道德壓力,實際上也認可了腐敗現象無處不在,暗示中共的腐敗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這好比人們若習慣把日常的正常行為稱做偷竊,則真正的偷竊者就不再會感到自己的行為可恥。
「弱勢群體」壹詞,也是產生於民間,隨著頻繁使用,2002年開始在中共正式文件中也出現了。這個詞通常指不適應社會變革的「大潮流」而被弱化的人群,如從原國有企業失者,農民工等等。在黨文化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影響下,人們往往以為這個群體在「生存競爭」中處於劣勢,因而是不適應社會體制的變革而被淘汰的人群。這從根本上掩蓋了「弱勢」其實是由中共非人性的專制制度造成的這樣壹個事實。這個群體其實是被中共專制制度壓迫和剝奪權益的群體。以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為例,中國農民在政治和經濟上長期地位低下,這完全是中共的歧視政策造成的。這種歧視可以和惡名昭著的前南非種族政策相比。這裏引壹段中共四十年前編寫的小學地理課本對南非的概況描述,讀者不妨對比壹下中國農民和非洲黑人的境況:「南非聯邦政府先後頒布了『通行證法』、『種族隔離法』、『奴役法』等七十多種種族歧視和壓迫的法令,每壹個法令就是壹道枷鎖,非洲人的權利和自由被剝奪乾淨。拿「通行證法」來說,這項法令規定年滿十六歲的非洲人必須攜帶『身份證』『遷移證』『尋職證』『納稅收據』『居住證』等二十多種,以備警察檢查。如果證件不全或者忘記攜帶,就要作為『無業游民』遭到逮捕。根據南非聯邦警察局的報告,僅在 1958年,就有將近六十萬的非洲人由於違反『通行證法』和『檢查法』而被逮捕。」但在黨文化的洗腦下,清醒認識到中共的歧視政策並對此進行合法抗爭的人並不多。
這些年很多有代表性的新詞,比如 「中國特色」、「四個現代化」、「初級階段」、「小康社會」、「下崗」、「待業」、「非公有制經濟」、「思想道德建設」、「扶貧」、「三講」、「三個代表」、「以德治國」、「與時俱進」、「不健康內容」、「有害信息」、「和平掘起」、「崇尚科學」、「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提高執政能力」等等。這些新詞也都是黨文化的產物,被中共賦予了特定的內涵,用這些詞語來為維護中共的統治,信息有沒有害不是對人民而言,而是對中共有沒有「危害」,高唱「掘起」是給人們弄壹個民族主義的划餅,讓人們忘掉社會的危機而去擁護中共。中共繼「三個代表」之後,又搞了「八榮八恥」,其實,裏面的每壹條內容都是在黨文化的範圍中講的:什麼是封建迷信,什麼是尊重科學?什麼是愛國主義?完全是中共黨文化的定義。符合共產黨的就是「尊重科學」,擁護共產黨的就是「愛國」的主義。
黨文化的鬥爭意識成為人們的生活習慣
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其實恰恰是自己內心的世界的映射,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黨文化的鬥爭意識「武裝」大腦的人,看到的中國歷史自然也就是爭鬥與廝殺,而看不到唐堯禪讓的美德、大禹治水之無私、將相和之寬容大度、看不到屈原的剛直不阿,也看不到蘇武的不屈氣節、文天祥的壹片丹心、岳飛的精忠報國。
今天的中共雖然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可是人們的思想仍然受「階級分析」的影響,「懷疑壹切」、「深挖思想動機」,迄今仍然是許多人判斷事物時的第壹反應:分析中共六四鎮壓學生,因為學生領袖的動機不純,所以他們應當負擔壹切責任,開槍殺人的中共反倒沒有什麼罪責了;海外有人揭露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惡,其動機壹定是為了「抹黑中國」,中共的罪惡是否屬實反倒不重要了;農民工辛苦壹年卻薪水被騙,不得已採用自焚、跳樓等極端方式討薪,其動機是為了「作秀」,所以要立法懲治,而拖欠薪水的當事人和造成慘劇的社會制度反倒沒有法律責任了;中共發動「大躍進」活活餓死四千萬中國百姓,因為其動機據說是為了「趕英超美」,所以中共的罪行反倒是可原諒的了。
中國人的思維受黨文化影響,受黨文化支撐,其中唯物辯證法講階級鬥爭,進化論講弱肉強食,簡單的把中國歷史看成血雨腥風的鬥爭史,這些都給中國人加深了斗的意識。中共反反覆複種植暴力為核心的共產文化,把幾代人造就成滿懷仇恨、嚮往衝殺的「無產階級戰士」、「社會主義新人」、「黨的馴服工具」。中國人的斗已經在思維里起主導作用,中國人喜歡內鬥已經成為我們公認的事實。互相拆台,爭鬥得妳死我活,中國人的生活規則變成了麻將規則──防住上家,看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讓別人和。有人有了成就,往往被排擠、詆毀,別人不是見賢思齊,而是妒火中燒。於是台上手握手,台下使絆子。斗還不光為了利益,而是以摧毀對方人格為目標,使用的手段也集中國人不好的智慧之大成,無所不用其極,不理會任何規則。
這種黨文化的非正常思維在解決事情時,往往第壹念頭就是整人、斗人、治人,把人家壓服,氣勢上勝過對方,掌握「主動權」,強制對方按自己的意願行事。體現在言語上就是語言中帶有斗的意識,已經超越正常人的範疇,整個的語言系統的主導因素就是斗。語氣帶有質問,反問,挑釁的意味,說出的話刺人。如果說不通,往往胡攪蠻纏,不講道理,無理辯三分。
有人做過壹個小測驗,問來自台灣和大陸的學生,如果到壹間教室里覺得很熱,要打開窗戶的時候會怎麼說。來自台灣的學生多傾向於:「太熱了,我把窗子打開,妳介意嗎?」而來自大陸的學生則傾向於說:「這麼熱,怎麼還不開窗?」兩句話的意思相似,但反詰句使對方陷入被動,似乎沒開窗是不正常、不應該的。後面這句話的說話者其實往往是無心的。這是因為黨文化的爭鬥之心已經深入人們的話語習慣,人們都已經習焉不察了。
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識份子,在談論國家大事時那種胡攪蠻纏、自以為是、懷疑壹切的態度,讓人很難平和的溝通。說他懷疑壹切吧,他偏偏不懷疑共產黨;說共產黨不好吧,他說哪個黨沒有幹壞事;說中共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撓全面的改革吧,他說那是國情所限;說共產黨正在迫害人權吧,他說證據在哪裡;妳指出證據吧,他說憑什麼相信妳的證據;說他喜歡共產黨吧,他卻忙著把財富和孩子送出中共治下的中國;說他不喜歡言論自由吧,他卻很愛利用西方的言論自由來為共產黨的惡行辯護……有壹個不是笑話的笑話:妳列出很多共產黨乾的壞事,他壹個壹個地否定,胡攪蠻纏,總是為中共找理由,問妳證據在哪裡;說中共竟然割犯人喉管,他才不相信,反駁說塞塊布就完啦,傻子才會費那麼大勁去割喉管;妳說網上都有,他還是振振有詞,問妳誰看見了?他說網上的東西妳也相信?當妳說出張志新的名字,他傻眼了,他才想起來行刑前割張志新的喉管卻是共產黨自己都高調承認的。
人們跳不出黨文化的思維定勢
黨文化在生活中造就了壹個「場」,只要順著黨文化去說話去思維就如同「順水推舟」,「如魚得水」,顯得格外「自然」和「理直氣壯」。相反,想要去澄清黨文化的變異思維,反而顯得如「逆水行舟」。越如此,人們就越迷戀于黨文化,越難跳出黨文化。
壹個常見的現象就是,人們不但用對共產黨的「愛」來為共產黨找借口,同時,還用對共產黨的「恨」來為共產黨辯護——他可以用「經濟的表面發展」來給中共塗脂抹粉,他也可以用「中共是強權,殺人不眨眼」來抵觸揭露中共惡行的努力,認為「沒有用」,從而繼續維護中共的統治。他壹方面說:「多黨制是人們私下的共識,很多黨員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中共會走到這壹天的。」用正面期望來歌功中共。另壹方面,針對人民組建民主黨派,他會說「那是胡鬧!共產黨是強權,怎容得了妳?」以此作為反面認識來維持中共的現狀。對中共的愛可以在黨文化中找到共鳴,對中共的恨可以在黨文化中得到宣洩,於是,黨文化就成為了壹個封閉系統,完全可以滿足人們對共產黨的「愛恨情仇」,讓人不想離開了。
舉壹個簡單的問題,「共產黨殺了八千萬中國人,該不該清算?」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維邏輯,殺人償命,這是很容易回答的,當然應該被清算。可是,今天的很多中國人,他回答不出這個簡單的問題。他會轉彎抹角的把問題弄得很複雜。他會問,「妳怎麼知道有八千萬?妳親眼看到餓死了四千萬人嗎?」 妳說中共自己內部都發表透露出這麼大的死亡人數。假設妳把材料給他看了,他還會說,「妳這不是以牙還牙嗎?妳總得給人犯錯誤的機會吧?」妳說殺人犯在法庭上能為自己開脫,要求壹個犯錯誤的機會嗎?他還會說,「總不能都是共產黨的錯吧?」「非洲還有國家也搞大屠殺呢!」「共產黨現在變了,幹嗎揪住過去不放?」「共產黨是什麼?誰敢清算共產黨?整死妳!」 妳盯住他,就要他回答壹個正常思維的人的簡單答案:該還是不該。逼急了,他會告訴妳,「跟共產黨作對,有什麼用處?」「妳這個問題沒有意義」。總而言之,共產黨殺了多少人,都是沒有必要追究的。中共由此可以胡作非為,逍遙法外。
我們看到,當要他去掉黨文化來回答壹個簡單問題時,他就以「沒有意義」來應付了。離開黨文化,他真不知道如何思維了,共產黨成了他的思維底線,任何「沒有共產黨」或「清算共產黨」的思維對他來講,既是恐怖的,也是不可想像的。他就此打住,是因為他不敢觸及自己內心深處對中共的恐懼,更不敢正視自身的黨文化因素。
再比如,人們常用這樣的話來表達對中共政策的認同:「我要是鄧小平,我六四也會開槍」,「我要是江澤民,我也要鎮壓法輪功」,「我要是共產黨,我也會搞獨裁專制」,等等。人們這麼說會覺得很自然,感到很安全。「我要是某某某」, 本來是用於衡量壹件事情「該不該」,把本來不是自己的事情,設身處地地假設壹下,用這種方式來重點突出「我」的態度。但是,當用於中共的時候,「我要是某某某」就變成了用「別人(共產黨)該不該」來代替「我該不該」了,重點不是「我」的態度,而是去表達中共的態度,「我」被藏起來了,從而默認、慫恿中共的惡行。追問壹下,他本人到底是什麼態度?他會說,我的態度不重要,「沒有意義」。就是說,要他回到正常思維時,他又覺得「沒有意義」了。其實,人們應該向好人看齊,把自己比作歷史上的正義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時,應該如何。就算膽小,不敢說「我要是高智晟律師,我也要如何幫助被中共迫害的人們維權」,也決不應當非要把自己比作強姦犯、殺人犯或是獨裁者啊,這不是個很可恥的比方么?
黨文化對中國人思維的局限,也貫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無神論為基礎的黨文化中,沒有超階級的普世價值,就如毛所說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過去中共不承認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辦法是給它們壹概加上定語「資產階級的」,所以是「虛偽的」,「無產階級」不需要;今天則換上「中國的國情特殊」的借口加以拒絕。受黨文化這種狹隘思維左右,特別是當整個社會都已陷入道德冷漠、出現誠信危機、當善惡有報被貶成「騙人的迷信」之時,很多人也不再相信良知、道義了。
中共通過長期赤裸裸的宣傳或半遮半掩的暗示烘托其「中央領導人」的偉大,從昔日的宣傳馬恩列毛之「偉大」、歌功「紅太陽」,到今日的吹捧「改革開放的設計師」、「繼往開來的領路人」,造成很多中國人以宗教的虔誠信任「中央領導」。許多人都很清楚自己身邊中共地方官員的腐化墮落,但這並不影響人們對「中央領導」的良好印象。儘管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共的「中央領導」都是從地方官員壹步步攀升上來的,但人們並不去琢磨為何貪腐的地方官員壹旦進入「中央領導」階層就會變得「英明」起來。所以壞事都是地方官員瞞著「中央」乾的,重大問題只要「驚動了中央」,或「中央來人了」,就感到有希望解決了;面對中共幾十年來造成關係國計民生的諸多社會問題,很多民眾寧願壹廂情願地相信「中央領導」總是有辦法解決的,而不是如自由國家民眾那樣,對於國家和社會獨立思考並提出自己的見解。中共鎮壓法輪功,很多人雖然不解中共為何對壹個民間氣功團體如此小題大作,但第壹反應往往是,「中央這麼做必定有它的道理」,用「黨中央」的大腦代替自己思考,而不是理性地去思考「法輪功群眾到底有沒有違法」,「中共這麼做到底合不合法」;中共的三峽工程上馬後,有海外專家指出其可行性論證中有重大漏洞。有網友馬上振振有詞地質疑海外專家的水平,並說:「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真的從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瘋子,否則怎麼會讓這樣愚蠢的工程上馬呢?」言外之意,「英明領袖」們不可能幹傻事,不可能有私心,所以「愚民百姓」不必瞎操心。
正是因為人們跳不出黨文化,才使得中共調動、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為變得易如反掌。中共就像快死的人壹樣,靠的就是不斷的打強心針——面子工程,三峽大壩,神五神六,爭辦奧運等等。我們看到無數的國人跟著中共壹起振奮,壹起高呼。在這危機四伏的多事之秋,我們看不到人們的清醒和理性,看到的只是在盲目的喧鬧中感受黨文化醞釀出的揚眉吐氣和得意忘形。中共大把燒錢搞面子工程,而不關心對老百姓生死攸關的事情,要的就是為搖搖欲墜的統治「塗脂抹粉」,欺騙人心。
大家都知道,教育和醫療的保障是壹個國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標誌。教育是關係國計民生特別是民族未來的大事,不過,因為不是中共的利益所在,所以長期以來中共對教育的資本投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只有2%-4%不到,甚至低於世界上排名壹百的非洲小國烏干達。中國的醫療制度更是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過去是廣大的農民沒有醫療保障,現在是許多城鎮人口也有病看不起。為什麼中國人的儲蓄率居高不下,就是對未來沒有安定感,有錢不敢花。西方媒體常問這樣壹個問題:中共壹面為了當世界強國而到處招搖,另壹方面對於真正讓中國強大的基礎問題卻長期忽略。讓他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中共領導到底想幹什麼呢?
中共的改革是跛足改革,但是,從黨文化的框框中,就變得格外理解中共,「欣賞」中共。說是因為有意識形態的阻力,中共的改革是「光干不說」,有了效果再上升到理論,從經濟改革會壹直推演到政治改革。好像有壹天中國人民都全民選舉選出了總統,有了效果,中共才正式宣布要搞民主壹樣。其實,中共沒有原則,只要有利它的統治,什麼都可以做。但是,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政治體制改革必然導致中共的垮台,所以,中共在經濟領域是「光干不說」,大家都去撈錢享樂,而在政治領域,中共卻是 「光說不幹」。如果在網上搜索「政治體制改革」,妳會發現在中共的媒體上這是壹個熱鬧非凡的詞:「全面推進經濟政治體制改革」,「設立政治體制改革特區」,「全面正確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根本」,「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破冰啟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環境治理與政治體制改革」,「以政治體制改革推進反腐敗鬥爭」,「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唯壹出路」……但是,人們的壹切言論都是在黨文化的框框中轉悠,就好比壹棟大樓要塌了,人們想的還是如何裝潢房間的事。跳出黨文化,就能看清中共改革的底線,中共的改革不過是為了維護其統治的改革。就知道它不願也不敢退出歷史舞台,指望中共從良,無異緣木求魚。
有人說領導人的更替,新壹代上來,總會自由了吧?這是壹個很大的誤解。如果沒有人民的努力,獨裁國家不會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大家都注意到壹個現象,就是現在年輕壹代升任到領導崗位之後,許多人比他們的上壹代更大胆。這裏的大胆不是民主大胆,而是抓權、抓錢和搞烏七八糟的事更大胆。他們就是在共產黨的那個體制中吃透了共產黨的那壹套鉆營上去的,是帶著共產黨的原罪上去的,他們是沒有理想的,心思都在個人的、家族的、集團的利益上,指望他們把權力交給人民,是不可能的,就算有個別人要做,他們面對的卻是共產黨整個的壹部暴力機器和壹損俱毀的利益集團。
看到中共現在的領導權交接比較平穩,有人又想了,中共進步了。其實,過去因為黨的地位很穩固,權力鬥爭就表現為個人與個人之間赤裸裸的爭鬥,他們沒有「黨要完蛋了」的後顧之憂。而現在,中共的「亡黨危機」迫在眉睫,維護黨的統治本身就成為中共的「共識」,黨的集團利益是個人利益的最佳保護傘。所以,權力鬥爭就演變為要「維護大局」下的幫派與幫派的「團伙」鬥爭。表面上好像平靜了,實際上,黑箱鬥爭更激烈了,既要維護黨不跨台,又要爭權奪利,矛盾更複雜,危機更深重。就像壹條街上,過去是兩個惡徒老在街上打架,現在是拉幫結夥,轉入地下,變成了黑幫組織,這比過去更可怕。中共現在的所謂領導權交接的「制度化」,就是黑箱制度化,團伙化,完全黑社會化。
結語
幾十年來中共改造人們思想的努力壹直沒有變過。激烈的批鬥大會、枯燥的政治學習、喜聞樂見的文藝節目,都是中共灌輸黨文化的有效工具。五千年的文化底蘊,終究敵不過共產黨的這種封閉式的輿論宣傳。人們的思想真的被改造了。
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創造了輝煌的歷史文明。在現在所謂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國情之下,更需要全民族的智慧和膽識,共襄國事。可是人民的智慧卻被黨文化所控制,把思考權推給了共產黨,在重大國策面前只想黨之所想,只做黨之所做,智慧被共產黨所限制。
共產黨把秉承神傳文化的炎黃子孫變成了不信神的民族,把敬畏天地神明的善良百姓教唆成天不怕地不怕的狂徒,道德敗壞,什麼壞事都敢做,滿嘴謊言,行為低下,這樣的民族如何在世界之林「掘起」?
黨文化帶給我們民族的災難是深重的。共產黨關心的是自己的個人和集團利益,為自己的惡行製造各種似是而非的借口,作為壹種罪犯心理,這種情況有其必然性。但是不管它們自己怎麼想,人民大眾除了關心今天的生活,也同樣關心國家和民族的長治久安。如果接受共產黨以維護它們自己利益為根本目的的思維和邏輯而置民族的未來而不顧,那就非明智之舉了。
「給中共時間」,是人們迴避中共問題的常用借口。聽起來好像人們有很多種選擇,這次先給中共多壹點時間試試看。其實,人民根本就沒有選擇的機會,這麼說是給自己找個心理平衡。時間本身不可能改變中國,只有在這段時間內人民的努力才能真正改變中國。解體中共,解體黨文化,根除阻礙中國自由發展的根本因素,讓人民回歸到正常的思維,民族才有重振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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