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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網友

邏輯要求概念、理論必須是不能自相矛盾的，行為必須是符合情理的，言行必須是壹致的。違反邏輯就會出現荒唐的結果。但中國的許多事情明明違反邏輯，卻十分暢行無阻，既叫好又叫座，原因是它們符合「中國邏輯」。

在壹些莊嚴的大會上，開會時唱《東方紅》：「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閉會時卻又唱《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沒有人覺得這有什麼奇怪，因為它符合「中國邏輯」。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是人民（納稅人）養育了黨和政府，如果黨和政府的工作有了成績，只是盡了社會公僕應盡的責任；如果他們有了失誤，應當接受人民的批評，誠懇地向人民道歉。但是，我們聽到的都是媒體在忙不疊地歌頌黨和政府的「輝煌成就」和「大好形勢」，人民在「感謝黨感謝政府」。人民冒犯了黨和政府，就會受到嚴厲處罰（「反右派」等）；黨和政府傷害了人民（大飢荒、「文革」等），說過壹句道歉的話嗎？黨的領袖鄧小平說他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哪個黨員和黨組織敢說自己是人民的母親。但是，「我把黨來比母親」卻在到處傳唱，人民（「我」）分明成了黨的兒子。在中國，究竟誰是母親，誰是兒子？應該誰感謝誰？

中國人壹直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是「西方敵對勢力的政治工具」，莫言獲得此獎，中國人立刻改變口氣，稱莫言獲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表明國際文壇對中國當代文學及作家的深切關注，表明中國文學所具有的世 界意義」。是諾貝爾文學獎因莫言而改邪歸正了嗎？

小學生都懂得「至上」就是「最高」和「不可超越」的，「至上」只能是唯壹的。同時出現兩個以上的「至上」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中國卻有人要求司法人員要「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其結果是使「憲法法律至上」成了壹句空話。毛澤東就是以黨的事業（「反修防修」）的名義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的；劉少奇手舉憲法也沒能維護他國家主席的尊嚴和生命。法律本來是「人民利益」和「黨的事業」的根本保障，法律落空失效，最終損害的還是「人民利益」和「黨的事業」。中國邏輯「三個至上」帶來的將是「三個落空」。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是主要針對知識分子的壹場大規模的政治誣陷和迫害，是國家權力破壞憲法，殘害公民的壹種嚴重犯罪行為；「反右派」開了「以言治罪」的先河，使中國人從此不敢說真話、不會說人話，直接導致「大躍進」的狂熱和浮夸，埋下了後來大飢荒和「文革」的禍根，是中國20年歷史倒退的開端。據官方的說法，全國有55萬人被打成「右派」（實際可能有100多萬人）。「文革」結束后，「右派分子」除章伯鈞等6人外，全部獲得「改正」。官方堅持認為，因為確實有人「反黨反社會主義」，55萬人基本上全打錯了的「反右派」運動仍然是正確的，只是數量上「擴大化」了，因此不能「平反」，只能「改正」。政黨、主義高於人的生命和權利的「中國邏輯」，是多麼冷酷無情。這使我想起了殺人魔頭斯 大林的壹句名言：「死壹個人是個悲劇，死1000萬人只是個數字。」

「實事求是」據說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和精髓，「實事求是」當然也包括講真話。壹直堅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中國，壹定是壹個人人都講真話的國家。而白巖松卻告訴我們：「在大多數國家，都是講真話比較容易，既不需要勇氣，也不需要犧牲。而講假話則需要很大勇氣，因為妳騙人要承擔後果，搞不好就要身敗名裂。可我們正好相反，講假話很容易，張口就來，天天講月月講，臉不紅心不跳。而講真話需要極大勇氣，甚至需要冒坐牢的風險。」事實確實如此，壹介書生儲安平批評共產黨搞「黨天下」，說了真話，家破人亡；國防部長彭德懷批評「大躍進」「得不償失」，說了真話，身敗名裂；國家主席劉少奇說大飢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也是真話，遭誣陷后慘死。更不要說林昭、張志新等人的悲慘命 運了。 要求講真話的「實事求是」在中國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實際成了最大的壹句假話。

福建省的壹位縣委書記說：「我們現在廣大的幹部，政治常識非常差，政治水平非常低。我們那個縣的縣委宣傳部長，曾經在幹部政治測驗時出過這樣壹道題：我們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什麼？這個宣傳部長提供的標準答案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當時就把它打了個叉。不對，標準答案應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沒有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人民代表大會敢就什麼重大問題做出決定嗎？」有人對這位書記說：「妳這個說法不對啊，憲法上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書記看完憲法后摸摸腦袋說：「妳從本本出發，我從實際出發」。顯然，這位書記的話是對的，《憲法》說了假話，中國的「本本」與「實際」常常相差十萬八千里。　　

林彪是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也是毛澤東最好的學生，知毛莫若林。林彪當然懂得什麼叫中國的「實事求是」，他從嚴酷的現實出發，「實事求是」地總結出壹條「中國邏輯」，就是「誰不說假話，誰就得垮台」。林彪還真的說了壹句中國人都在奉行的真話。　　

中國人都有GDP（國內生產總值）情結，以GDP連續30多年增長而自豪，以GDP躍升世界第二而榮耀，這也是壹種「中國邏輯」。其實，GDP只代表壹個國家的國內財富總量，與經濟結構是否合理無關，與經濟質量、效益的高低無關，與環境生態的好壞無關，與財富如何分配無關，與財富的所有權（國有還是民有，內資還是外資）無關，與是否具有持續創新和發展的能力無關，與國民是否快樂幸福無關，更與壹個國家是否真正繁榮強大無關。如果大部分利潤被外商拿走了，如果大部分財富流向了少數人，如果人的生存環境遭到破壞，水、空氣和食物都有毒了，如果缺乏核心競爭力，如果民眾的生活質量、文明素養和幸福指數並沒有多少提高，如果民眾的權利和自由並沒有得到更多的保障，GDP的增長對大多數中國人有多少意義呢？

由於片面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GDP增長，「科學發展」的結果是北京等幾十個城市的PM2.5數值大幅超標，中國城市的地下水幾乎全部被污染，上億畝的農田重金屬污染超標；構建「和諧社會」的結果是官民對立日益嚴重，群體性事件年年大幅攀升，國家維穩經費已超過國防經費。財富是人創造的，人的狀況好壞決定財富和國家狀況的好壞。壹個國家的繁榮和強大不是體現在它有多少GDP，而是體現在國家是否有公平正義，是否尊重公民的生命、健康、勞動、創造、自由和權利，是否建立了能夠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公民自由權利的民主憲政制度。

俄國的「十月革命」並不是推翻沙皇的專制統治，而是中斷了俄國通過立憲會議實行民主憲政制度的道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蘇聯」，推行的實際上是壹種比沙皇統治更黑暗，與「社會主義」、「勞工翻身解放」都毫無關係的「黨權國家主義」（即黨權國家奴隸制）。「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毛澤東）竟然成了「中國邏輯」，終於使中國走上了黨權國家的不歸路。赫魯曉夫撕開蘇聯（斯大林）專制統治的黑幕，表明俄國人已開始覺醒，沒想到中國人比俄國人更鍾情于「黨權國家主義」，不依不饒地大批赫氏的「修正主義」。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徹底埋葬了蘇聯的「黨權國家主義」，是對「十月革命」的撥亂反正，也順應了世界潮流和俄羅斯人民的意願。然而中國人再壹次被激怒，大罵戈氏和葉氏為「共產主 義的叛徒」（不是「修正主義」嗎？）。俄國人迷路，中國人跟在後面走，俄國人走出迷途，中國人繼續在迷途上走。

西方文明既有民主人權的理念，也有專制極權的信條。中國人說「絕不搞西方那壹套」，而中國正在搞的來源於馬克思、列寧的「黨權國家主義」，不還是「西方那壹套」嗎？中國邏輯「絕不搞」的其實只是「民主人權」那壹套，儘管中國的《憲法》上也寫著「民主、人權」的字樣。

中國邏輯認為，主權（包括領土）是國家的核心利益，是絕不能討論，也絕不能退讓的。釣魚島歷來是中國的領土，當然應該收回。比釣魚島更有價值的海參崴（1945年斯大林答應50年後歸還中國）也歷來是中國的領土，是不是也應該收回呢？

中國是文明古國，禮儀之邦，歷來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為堯舜」，中國現在有幸又出現了壹批具有「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先鋒隊」和「先進分子」。因此，中國邏輯認為，只要發揮「先進分子」的榜樣作用，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加強「黨要管黨」的制度建設，就壹定能夠通過道德自律和制度自律，取得反腐敗鬥爭的偉大勝利。而西方國家依據「人性惡」和「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原理，設計建立的什麼公民選舉、言論自由、分權制衡的民主憲政那壹套，是完全不符合中國國情的。

市場經濟在釋放人的創造力的同時，也十倍百倍地釋放了人的貪慾，而權力與經濟的結合更會使貪慾達到瘋狂的程度。因此，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必須嚴格禁止權力與經濟相結合、官與商相勾結。中國特色的由政府（黨）直接控制經濟的體制，為父官子商、亦官亦商、官商勾結大開方便之門，使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如污水橫流，濁浪排空。大官小官，親朋裙帶，爭先恐後，只要有機會都會毫不猶豫地大撈壹把，不撈白不撈，撈壹把是壹把，哪怕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妳看那些大小貪官前腐後繼如過江之鯽，依靠失去監督的權力，台上台下，門裡門外，幕前幕後，小人君子，輾轉騰挪，倒批文、倒指標、倒項目、倒石油、倒汽車、倒軍火、倒地皮、倒房產、倒外匯、倒原始股、倒法人股、倒企業重組改制、倒公司兼并上市，翻 手為雲，復手為雨，倒得中國昏天黑地。總之，什麼錢來得快來得多就倒騰什麼，瓜分著中國最後的晚餐。

什麼紀委、反貪局、檢察院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有多少反貪局長自己就是貪官。有人向某紀委舉報壹名官員的嚴重腐敗行為，紀委竟然讓該官員寫壹份以後不再犯的保證書了事，這就是「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沒搞錯吧？什麼改造世界觀，理想信念教育呀，在金錢美色面前，顯得多麼蒼白無力。看看雷政富的反腐敗報告，那麼義正詞嚴、擲地有聲；讀讀衣俊卿關於「理論自信」和「理想信念」的文章，何等高屋建瓴、氣貫長虹，妳就懂了什麼是李贄說的「陽為道德，陰為富貴」的兩面人。

著名法學教授陳忠林根據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報告等相關數據計算出：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這個結果顯示，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率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1倍，司法人員的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即使不算那些受到權力保護而未被揭露、未被起訴的貪官，中國的官員群體也無任何「先進性」可言。事實上，中國並不存在壹種具有「先進性」的特殊人，任何人掌握了權力又不受監督，都有可能腐敗墮落。同壹系統的權力有隸屬關係以及相同或相關的利益，是不可能有效進行自我監督和自我約束的，也不可能構建出壹種真把自己關在裏面的籠子的。就是有了這樣的籠子，壹時把自己關起來了，鑰匙在自己的手上，只要自己願意，隨時都可以出去。沒 有公民監督，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分權制衡，造這樣壹個自己關自己的籠子，如同是兒戲。

官場腐敗禁而不止、越反越腐的示範效應正在悄然扭曲中國社會對貪腐行為的評判標準，形成了貪腐行為的「中國邏輯」。很多人不再以貪為恥，以貪為罪，而是以貪為榮，以貪不到為恨、為憾。能貪得到、貪得多說明他本事大、能力強、有地位、有權力，讓人們又羨慕又嫉妒。很多人恨貪腐，其實內心深處恨的是自己沒有貪腐的權力和機會。偶爾有貪官被揭露出來，人們只是覺得他運氣不好，如同在馬路上出了車禍，壹定是得罪了什麼人，因為大家都在這麼干、都想這麼幹嘛。按今天的標準，貪個幾百萬，有壹兩個情人，只能算小兒科、毛毛雨，都不好意思說。俗話說：「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對於社會來說，不怕有人貪，就怕人人都想貪，都在惦記著什麼時候也能貪壹把。廣州市壹個6歲的小女孩在回答記者問題時 竟然說，她長大了想做貪官，因為貪官有很多東西。這是多麼可怕呀！對貪腐是非顛倒的「中國邏輯」 已經污染了整個社會，玷污了孩子的心靈。中國還有未來和希望嗎？

中國有壹個著名的全國人大代表叫申紀蘭，從1954年開始到現在，她已經連續當選12屆全國人大代表。她曾十分榮耀地說，50多年來她從來沒投過反對票。也就是說，搞計劃經濟她贊成，搞市場經濟她也贊成；「反右派」她贊成，平反「右派」她也贊成；搞「人民公社」她贊成，取消「人民公社」她也贊成；打倒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她贊成，為他們平反她也贊成；發動「文革」她贊成，否定「文革」她也贊成。由於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申紀蘭有前後矛盾的認識和判斷並不奇怪。問題在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了，申紀蘭這樣只會舉手而根本沒有代表人民參政議政能力的人為什麼還能成為「人民代表」。是人民需要她還是中國的政治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需要她？申紀蘭是衡量中國政治的壹種標尺，她告訴我們，人民 進步了，「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還在原地踏步；社會進步了，中國的政治還在原地踏步。「任憑妳千變萬化，我自有壹定之規」，這是不是中國政治的壹種「中國邏輯」呢？

有人去麵館吃牛肉麵，因為面里沒看到壹塊牛肉，就氣得問老闆，牛肉麵怎麼沒有牛肉？老闆十分淡定地說：「別拿名字當真，難道妳還指望從老婆餅里吃出老婆嗎？妳什麼時候看見人民大會堂裏面坐過人民？」牛肉麵里沒有牛肉，老闆拿老婆餅和人民大會堂來辯解，顯然是強詞奪理。但這位老闆的話里還有另壹層含義：人民大會堂里沒坐過人民，就如同老婆餅里吃不出老婆，是理所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