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土改的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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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土改的基本特徵
作者 季鵬
總體看來,所有毛式運動都是罪惡的代名詞,包括毛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的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 「三大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它們本質上都是毛為實現其極權統治、徹底奴役全國人民而使出的分化瓦解、分而治之、殺雞儆猴的把戲,其目的、本質與對敵鬥爭壹樣,並無區別。
不過,從源頭上看,從其罪惡的烈度、廣度及後果的影響上看,為首卻當推「土地改革」(簡稱土改,又稱為「土地革命」)。然而偏偏這壹毛共製造的最大、最早、最惡劣、最殘忍、最後害無窮的「運動之母」,卻壹直沒有受到清算,沒有徹底平反昭雪和正本清源,如果不對毛式土改加以批判、清算,對毛主義的罪惡認識就是極不徹底,甚至棄本逐末的。今天,應該到了對這個罪惡之源進行徹底清算和反思的時候了。
壹、土改是毛和毛共製造的最大、最惡劣的冤案
中共搞的「土地革命」運動是在蘇共的直接指使、指導下進行的。1923年5月,共產國際告訴中共:「只有把佔中國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指示中共「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土地革命。」后又多次批評中共的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不力(即不夠廣泛、殘暴和血腥)從此,中共走上了以暴力逼使農民「革命」、借土地革命之名走傳統的發動農民造反奪取政權的道路。
讓毛澤東與土地暴力結緣的是他1926年冬天到湖南進行的為期壹個多月的所渭農民運動考察,其後便寫出了那篇臭名遠揚的、也是毛主義奠基之作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這篇報告里毛初次顯露了他鍾情暴力、喜好殘忍的本性,他把這場引起當時全社會包括左、中、右各派人士壹致譴責和痛恨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稱之為「革命先鋒」,把全社會壹致認為「糟得很」的評論說成是「好得很」,把令人髮指的暴行說成是革命中「必須要造成的恐怖現象」 而對其大加讚賞。這篇考察報告初步卻又充分展示了毛的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流氓無賴本性和「反潮流」精神,此後毛和毛主義的壹切言行、「理論」都是這篇報告的的發展、發揮。40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那場痞子運動的直接傳承、發揚光大。
1926年的湖南農民運動是中共土改運動的早期樣本,它壹出籠就展示了其邪惡、卑鄙、血腥的反文明、反人類本質,引起了當時全社會對共產黨和其「共產主義革命」的同仇敵愾,也引起了廣大國民黨人對與共產黨「合作」的反思,直接導致其後的「馬日事變」、「4.12」清黨」和汪精衛「7.15分黨」 行動。之後,中共也就壹不作、二不休,進行了空前殘忍、暴戾的燒殺擄掠的十年「土地革命」,其瘋狂和殘忍又超過湖南那場痞子、惰農運動。(有關對毛的《中囯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及毛在地主與農民問題上散布的謬論的分析和批駁,請參閱本書第八篇)。
土地革命亦即土改,之所以稱其為毛共罪惡之首、階級鬥爭之源,皆緣于其屠殺、殘害人數之多,手段之野蠻、殘忍,以及其「理論」之荒謬,影響(後遺症)之巨大。
先說殺戮之多。拋開各地分散的「土地革命」屠殺不計,單以毛共的主要根據地江西而論,據民國時期的人口統計資料,1926年秋毛去江西之初,江西全省人口為2000萬,到1936年毛共撤離江西之後,全省僅剩1000萬人口,凈減1000萬。如果加上這十年間正常出生的人口,以當時平均年人口增長15‰計,十年間最少應增400萬,如此,全省十年間損失人口應為1400萬!這1400萬人口死亡大部分就是發生在「蘇區」 的「土地革命」中。也許,有人以為那是圍剿和反圍剿戰爭中的死亡,其實戰爭中直接死亡的人數並不多,所謂五次反圍剿,加起來雙方戰死者絕對不會超過100萬,可見百分之九十不是死於作戰,而是死於毛共的殘暴統治,其中主要就是其「土地革命」及其後續惡政。
除了江西,全國類似的中共根據地還有多處,它們加起來,比毛的「中央蘇區」人口還多得多(如1931年11月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蘇區」只有三百多萬人口,而加上全國各地的中共根據地,人數最多時達到900萬)。這些根據地無不實施統壹的「土地革命」政策,即對地主富農及其他有產者斬盡殺絕的政策。這些地區加總起來,在十年土地革命中屠戮的人數絕不會比江西蘇區少。
毛共土改殺人的第二個高峰是抗戰勝利后的1947年夏至1948年春,在毛統區開展的土改運動(實際上大多為「二次土改」,因為之前中共毎到壹地首先就是搞「土地革命」)。1948年初,毛共統治的地區已達1.6億人口,按照毛自己的估計,以10%的人口為「地主富農」(實際打擊面不限於此),地富及其家屬總數即為1600萬左右,這次土改毛共實行的是極其慘毒的對地富肉體上消滅的政策,在運動中被消滅的地富,以及因「掃地出門」而死亡的有多少呢?這筆賬雖然無法計算,但僅以地富中的人口百分之十計,也達160萬,而實際上肯定不止此數。
土改殺人的第三個高峰是毛建國之後的全國性土改,這時除去毛的「老區」之外,全國農村列入土改的人口按毛澤東所說尚有三億壹千萬。這次土改殺人總數後來毛共有壹個含糊的說法是八十萬,我們按上述演算法是310萬,實際數字會只多不少。
這樣,我們把毛共三個時期土改殺人的數字加總起來,大概形成壹個初步的概念,應在1500——2000萬左右。那是十分嚇人的數字!我們知道,鎮反是毛共殺人最多的單項運動,毛承認殺了71萬,據後來中共中央研究室等編寫的有關著述披露的數字,鎮反共「鎮壓」152·61萬人,其中判處死刑的87·36萬人(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第10期載)。這個數字比起土改殺人實在是小巫見大巫(鎮反中被屠殺的也有壹部分地富分子)。也許土改殺人還比不上大躍進躍的死人數(4000萬以上),但這是不同的概念,「大躍進餓死人」毛可以推說 不是它的「主觀故意」,所以他壹直不認賬;而土改則是毛直接指揮的殺人狂潮,被害者都屬毛的政策範圍內要消滅的「階級敵人」,是「故意殺人」。又如文革,文革中的死人是壹個廣泛的概念,情況複雜,毛和毛共都推卸責任。而土改殺人毛和共產黨是推脫不了的!何況,文革中被害者中也有相當部分也是土改的倖存者及其後人。
土改殺人的另外-個特點是,其手段極其殘忍,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殺人的方式大多不是正規的槍決(槍決也使用開花子彈,專打頭部,以造成恐怖),而是使用原始的石頭、木棍、鐵器、匕首等;更多的是死於酷刑,包括火烙、吊打、抽筋、剖腹、挖心等等。毛共在土改中提出壹個口號(壹項政策)叫做「貧下中農想怎麼辦就怎麼辦」,也就是鼓勵其無法無天。 於是農村中的流氓地痞歹徒惡棍——土改積極分子們,獸性大發,各顯其能,充分發揮其殘人作惡的想象力,把聽到的、想到的古今中外的酷刑全部用於對地主的「實驗」, 開展殘人取樂 ,殺人競賽,以滿足其獸慾。創造了古今中外在政府組織下對手無寸鐵者的無辜者前無古人的施暴記彔。
其三是,土改的後續影響最大、最惡劣。具有其他運動所不具備的連續性、永續性。
土改運動延續幾十年,影響幾代人。而且,壹般運動的受害者,如「反革命」、「壞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受到懲罰只是其本人(起碼名義上不包括其親屬)。而土改則不同,土改要「劃成分」, 不但壹劃定終身,而且延續無窮,被划為地主、富農,不但本人(假若未被弄死)成了永遠的「階級敵人」 ,永久的專政對象,而且,其家屬、後代仍要傳承、背負這壹「十字架」,地主後代要繼承地主的「帽子」,列為國家名正言順的、法定的「階級敵人」,永遠的專政對象、「賤民」和奴隸。
在土改中,對划為地主富農的家庭,除了鬥爭、虐殺其主要成員之外,對其全部家庭成員,包括嬰兒、幼童釆取的是「掃地出門」 的政策,即每人只給壹個碗、壹雙筷,根本不分給土地或「分給」 其幾塊不毛之地,其餘「壹無所有」。令其立即陷入絕境。在當時情況下,壹般親朋是不敢救援地富家庭的,很多地富家庭成員便死於饑寒交迫之中。幸而存活下來,則要永遠背負「剝削階級」的十字架,成為以後各種運動打擊摧殘的標本、對象。
地富的家庭成員如此,其親戚也難逃株連。在毛統治時期,所有與地主、甚至與富農沾親帶故的家庭、人員,也被列入「另冊」,受到或明或暗的歧視打擊。於是,地、富成了「不可接觸者」、「政治麻瘋病患者」。這種情況有些近似古印度種姓制度下的賤民——首陀羅,但是實際境遇要遠慘于首佗羅。古代印度低等種姓成員只是在職業上受到限制,在種姓內部並未受到迫害,內部可以通婚。而毛帝國的「賤民」在社會上根本無容身之地,即使從亊最低賤的工作,過最貧苦的生活,仍然是是合法的任人欺壓的對象,不但常年要服勞役——從事無窮無盡的「義務勞動」,更在實際上剝奪了其婚姻權利,沒有女人敢嫁到地富家來,面臨斷子絕孫的現實。當政治運動來臨的時候,地富家庭成員幾乎不可避免受到打擊迫害、甚至殺戮。毛的意圖很明顯:讓這些倖存的「階級敵人」成為階級鬥爭的活靶子,供其他社會成員欺辱、壓迫、奴役,讓人們看到被共產黨列為「階級敵人」后的可怕下場,最後讓他們絕種。以達到他對全民分而治之的陰險、惡毒的目的。
其四,土改殘害的對象地主富農最冤,毛讓他們獲罪的理由荒誕不經,卑鄙惡毒,構成千古奇冤。
人們都知道,毛共建國之初,把「民族資產階級」即資本家暫時劃歸「人民內部」,並允許在壹定時期內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其在城市開工廠、開店鋪,雇傭工人都屬合法行為,後來毛髮動了針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資本家的經商權被徹底剝奪。
然而,在農村只要購置了不多壹點的田地,雇請了長工或短工耕種,或出租給農民耕種收取壹定的地租,就成了地主,成了十惡不赦、禍延子孫的滔天大罪。
地主、富農經營管理自己的田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自己的家業,難道就不是勞動,不是經營管理、不是勤勞致富?退壹萬步講,就算地主 「不勞動」,但那也是他在此前有了勞動的積累,有了可以坐享其成的條件,就像當今富豪們坐吃銀行存款利息或投資紅利壹樣。如果是從祖先繼承的財產,作為繼承者享用,也合理合法。古今中外,有哪條王法說它是非法呢?
古往今來,哪壹種財產使用權轉讓不收取「租金」?出租房屋要收取房租,銀行貸款或私人借貸要收取利息,古往今來,從來如此,天經地義。為何出租土地收取租就成了彌天大罪?
其實,從源頭上看,中國的地主除極少數外,不外乎是勤儉積累、祖宗留傳、經商做官所得轉移這三條路。對於廣大中小地主來說,主要是第壹條路。他們無罪。其中壹些人致富后致力於發展鄉村教育和架橋修路等公益亊業,更是有功。
最早指出毛的土改理論錯誤、荒謬,並對毛的「暴力土改」 進行勸諫的是中國農民黨主席、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董時進於1949年12月給毛澤東寫了-封八千字的長信,從多個方面論證實行沒收地主土地的暴力土改的不合邏輯、不合情理和可能招致的不良後果,其中首先駁斥了所渭「封建地主」和「封建剝削論」。
董氏首先指出中國地主不具備所謂的「封建性」,不構成封建剝削。「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私有制度」,「在財產私有制之下,-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車輛船舶機器等,無壹不是如此,對於這些物品既不認為是封建性的,何以獨認為土地是封建性的呢?」接著指出:中國不同於歐洲和俄羅斯,農村不存在領主—農奴制。地主的土地和財產不是來於帝王封賜,除了極少數軍閥官僚之外,主要是來源於自己的積累。他舉了兩個事例:壹個三輪車夫三十年來用他的血汗錢陸續買進了壹百二十畝地;董的壹個老奶媽,做了二十多年奶媽和傭工,隨時將她的工資積攢了寄回家去,零零星共買了二十多畝田地,加上原先所有,共有三十余畝,打算晚年回鄉下去養老。結果他們都將成為地主,這兩位吃苦耐勞、勤儉積累的勞動人民不但他們自己要遭殃,連同他們的親人、後代都要打進十八層地獄。
董又說到,他的壹個不甚遠的親戚壹家有兄弟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畝。老大是壹個守本分的老實人,在鄉下務農兼做小買賣,生活極其簡樸,歷年積下錢來,又添置了五六十畝田地。老二嗜賭兼吸鴉片,分家后不多年便將田地賣光。老三將全部田產賣掉,將錢拿到城裡做買賣,發了財,在城裡買了幾處房產,有不少現款和商鋪。共產黨奪得了天下,按照毛的政策,老大將要作為「大地主」 打入萬劫不復的地獄;老二成了「貧下中農」, 政府的依靠力量;老三也幸運,他是民族資本家,受到政策保護。「最壞的老二佔便宜了,笑了,最勤儉的老大吃虧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為老大叫屈。」
董還指出:新民主主義規定要保護小資產階級。而農村的中小地主是「中國最大的小資產階級」,為什麼城市的大資產階級都要保護,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卻要消滅呢?
董還分析了實行平分土地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建議等到搞社會主義改造時壹次性實行土地社會化。
(以上引于《炎黃春秋》2011年第4期《董時進致信毛澤東談土改》)
董時進的勸諫有什麼效果呢?董的信發出之後毛去了莫斯科,信件沒有下文。後來,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約見董時進,向他當面宣布:取締中國農民黨!董時進設法去了香港,否則,估計他絕對難逃土改的滅頂之災。
董的勸諫實在有點與虎謀皮、對牛彈琴,因為他不理解毛要搞暴力土改的真正目的,不理解毛的階級鬥爭理論。毛為達目的,是從來不擇手段的!
說穿了,毛共要如此野蠻殘暴地消滅地主富農,就是為了拉攏、收買、利用貧苦農民為其造反奪權賣命,用壹部分人的生命財產去取悅、籠絡另壹些人為自己充當炮灰。雖然這種「均貧富」 「等貴賤」的方法歷代農民造反都用過,但在奪得政權之後仍然繼續實施這種做法,以達到分裂社會、挑動族群內鬥、分而治之的目的,則是歷代造反者所沒有的。可見毛的卑鄙毒辣又在歷代農民造反者之上了。
有壹句名言:手段的卑鄙決定了目的卑鄙。土改或曰土地革命是毛共奪取政權的主要手段,這個手段是如此卑鄙、殘忍、血腥,也就決定了在其奪得政權即所謂「革命成功」 之後,建立的必然是壹個暴戾、邪惡、黑暗、醜惡的國家和社會,比它推翻的更加惡劣十倍、百倍。所以我們說「土改」是毛共-切罪惡之源!
二、駁斥關於土改運動的種種詭辯
迄今為止,毛時代很多運動受害者都平反或「改正」了,有的運動雖然沒有公開否定,但作為受害者的個案其罪名也洗刷了。然而最早、最惡劣的「土改」卻仍屬禁區,不得觸動。雖然鄧小平執政以後廢除了地、富、反、壞戴帽管制的制度,但當局對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那壹幕幕慘絕人環的土改醜劇,卻仍然諱莫如深,所有有關中共的歷史、黨史和其他宣傳品中,依然堅持毛時代的腔調,包括維護有關土改的謊言,繼續讓這些謊言掩蓋歷史真相,毒害人們的靈魂,也阻礙了今日中國回歸正常社會。
為了維護毛共的歷史形象,維護暴力土改的正當、必要、合法性,長期以來,毛共及其御用文人,或明或暗、或隱或現製造了大量「理論」根據,這些有的我們前面我們已經簡單駁斥,但未盡其詳,還有壹些尚未提及。這是壹些被混淆、被顛倒了的問題,必須壹壹加以澄清。
所謂「封建地主」論
「封建地主」是毛製造的壹個概念,壹種罪名,有了這個罪名他殺地主、搞土改就是正當的了,就是「反封建」、是「新民民主義革命」。關於「封建地主」的荒謬性這壹點,我們己在前面簡單提到並作了駁斥,這裏再補充幾句。
認真地說,中國的「封建制」早在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統壹中國之後,就已被廢除退出歷史舞台了。秦以後中國實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這個體制在農業和土地方面的基本特點就是廢除周以後的井田制、亦即封建的領主土地所有制。轉而實行田地可以自由買賣的土地私有制。農業內部任其自由競爭,於是,地主、富農、貧農、佃農因此產生。但它與封建的分封毫無關係。這應該是常識。在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取消兩千余年之後,毛居然捏造出「封建地主階級」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這壹天大謊言,實在是無中生有,無恥之極。
其實毛自已也知道這是謊言,有壹件事情可以說明毛在自打嘴巴。 1960年1月27日,毛乘著他的專列駛進廣州珠江上的小島賓館,隨後組織他的隨行人員成立「學習小組」學習「革命理論」,毛在學習小組上高談闊論,賣弄學問,其中他說的-段是:
「我國很早以前就有土地買賣。《紅樓夢》就有這樣的話:『陋室空床,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這段話說明了在封建社會裡,社會關係的興衰變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潰。這種變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權的不斷轉變.....」
(引自《文革前夜的毛澤東》第58頁。邸延生著,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
既然在紅樓夢及其之前的年代,農村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流轉、所有者不斷變化, 就說明已不存在「封建地主」(順便說壹句,「封建地主」這壹概念是不能成立的,由國君分封獲得土地的只有「領主」,沒有 「地主」,領主的土地是分封得來的)。到了民國,皇帝都沒有了,又哪來皇帝分封的「封建地主」呢!
其實出身農家的毛澤東比壹般人更清楚。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就是靠勤儉發家的新興地主的典型。毛很清楚,中囯近代不存在「封建地主」,提出這壹概念完全是其陰險毒辣,別有用心
(二)所謂地主代表最落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是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階級」,所以必須徹底消滅之。
這是毛在其《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中國革命與中囯共產黨》中的說法,是毛共制定的「土改」( 土地革命)政策的理論根據。
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緩饅,在近代落後挨打。於是,壹些人便把中國的落後歸咎於長期存在的封建(實際上是皇權)社會制度。毛共則趁機把中國的落後,歸咎於農業土地制度,特別是地主的存在。為自己推行殘暴、醜惡的「土地革命」張目,提供依據。
其實這完全是壹種謬論,壹種惡毒的誣衊。
我們首先要弄清的是,兩千余年存在的土地制度和農業生產方式是自然形成的,是適合其生力水平的生產方式,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以土地土地私有、自由買賣為特徵的土地制度比之封建時代固化的領主土地所有制無疑是壹種進步,它能促使人們努力生產、發家致富,爭取成為競爭中的優勝者(即地主富農)。兩千余年的中國科學技術也未能創造出壹種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來取代它。歷代很多造反者和改革家都發現土地不均的事實,都想以「平分土地」 來改變它,但都以失敗告終。被均分的土地很快又重新組合,恢復不均衡的原樣。所以,地主的存在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在壹定意義上是-種進步,它促進生產的競爭和優勝劣汰。
與毛共認定說地主代表落後的生產關係、阻礙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論調相反,地主富農恰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我國兩千多年土地自由買賣制度下競爭的優勝者,農民中的出類抜萃者。再從現實看,現代先進國家的土地經營都朝著進壹步集約化發展,都實行家庭農場制度。這種家庭農場主正是由地主、富農發展而來。可見,地主富農代表了壹種集約化發展趨勢,它與新的生產工具結合,便成了家庭農場,推動農業生產達到新的水平。反之,毛共強制堆行的「農業集體化」、國有化,實行平均主義大鍋飯才是壹種破壞生產力、反歷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這些都已為歷史所雄辯地證明了。
由此我們就知道毛澤東宣揚的「地主萬惡論」、「地主反動無用論」是壹種基於其惡毒用心和卑鄙陰謀的謬論,壹種無理、無恥的污衊。
質言之,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緩慢是否因為科技不發達,沒有新的生產工具,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無法出現。為什麼中國沒有發明蒸汽機、發生產業革命呢?這雖然不是壹兩句話能說清的問題,但其主要原因應是中國皇權政治制度的落後性制約了科技的發展。與地主無關。
至於說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則更是信口雌黃的誣衊。毛澤東在其《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不是也說了嗎,「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亊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而這壹切都在以地主和農民為主要生產關係的農業文明中創造的,那些偉大的XX家們,絕大多數都是地主或富農階級的子弟。不是地富家庭也是接受「地主文化」教育的結果。能說地主階級「絲毫無用」 嗎?能說他們只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廢物嗎?
退壹萬步,我們假說某壹階級現在確實無用了,成了社會累贅和阻礙了,難道因此就要把他們斬盡殺絕嗎?就如在壹個家庭、或家族中,出了壹些殘疾人、老弱病患者,他們只消費不生產,難道就要將其消滅? 可能只有毛那樣的人才會如此。
簡而言之,毛式土地革命要打擊、消滅的恰恰就是農村社會的先進群體,而扶植起來的則是如「湖南痞子」那樣的社會沈渣和破壞力量,所以,土改后的農村政權立即呈現黑惡化,成了毛的極權統治的堅實基礎。
(三)中共所謂的土地革命的本質
毛的暴力土改是以平均地權為幌子,挾持農民跟共產黨造反的壹種方法、手段,很快。土改完成不久毛共又將將土地全部「歸公」 為「國有,實即共產黨所有了。
毛澤東的暴力土改不僅無償剝奪地主的地產,而且要以恐怖的手段將地主甚至富農從肉體上消滅。
(四)所謂土改是奪取中國革命(即共產黨造反奪權)勝利的必須手段,也就是必須通過暴力土改將農民捆綁上中共的造反戰車上,才能取得共產革命的勝利。
這壹條只能作為毛共內部的解釋,或壹些御用學者為中共的辯解詞。但壹般人也認為,這是毛共要實行暴力土改的真正原因。直至今天,壹些非共產黨人士和外國學者還普遍認為,毛式的暴力土改雖然極不人道,但對於毛共動員農民參与其奪取戰爭卻是必須的,非常有效的,有人認為毛共主要依靠這種土改發動起來的農民戰爭,才取得了勝利。
此說有壹定道理,但不全面,有些似是而非。要說清楚這壹問題必須進行深入分析。
首先要弄清的問題是,毛共的勝利是否由於土改動員了農民參軍,並以階級仇恨的教育使士兵作戰勇敢才取得的?鑒於這壹問題複雜,這裏只能長話短說,概而言之。毛式土改在上述方面確實起到了壹定作用,但從全局來說不是決定作用。毛共的勝利主要由於內、外部的大環境促成,最主要的是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這點連毛澤東都承認。所以在建國後幾次與日本人的會面中,毛都毫不掩飾地說:應該感謝妳們,給伱們發個大獎章才對,沒有日本皇軍的侵略,哪有我們(共產黨)的今天!毛說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日本侵略引起那場長達八年的全民抗戰,才使得瀕臨絕境的毛共起死回生,得以在後方的真空地帶將自己的軍隊由4萬餘人發展到壹百多萬,並佔據了近億人口的根據地。而他們的對手國民黨則被日軍打得筋疲力盡,元氣大傷。從而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再者,現代戰爭並不是只靠士兵的勇敢就能取得勝利的。早年中央蘇區的紅軍也是毛澤東用土改和階級仇恨武裝起來的不怕死的軍隊,可是它不得不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中全面潰逃。從歷史上考察,起義、造反的農民軍大都非常勇敢,因為他們已經走上了不歸路,沒有了退路。可是決定事業成敗的是多種因素,單靠作戰勇敢不壹定能成事。因此,即使毛共利用土改、動員農民為「保衛勝利果實」而參戰,獲得了足夠的兵源,但並不等於能獲得最後勝利。以為毛是靠暴力土改煽動的農民戰爭才奪得了天下,是片面、淺薄的說法。
有壹個相反的事例,可以證明毛共如實行比較開明的政策或和平土改,可能更利於實現他的奪權目標。那就是在抗戰時期,在毛共控制區壹度被迫放棄了暴力土改,改為比較溫和的「二五減租」,政治上實行「三三制」,贏得了包括地主和紳士階層的由衷擁護。在中共某些根據地,出現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仇敵愾、全民抗日的局面。這壹時期出現了不少開明紳士(即大地主)毀家紓難幫助共產黨抗日的動人故事。毛共自已都承認並有所記載。所以,毛共如能堅持比較開明的政策,在土改中放棄殘暴、野蠻、血腥的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的政策,可能會更得人心,更有利於他奪取政權的目標的實現(其時國民黨政權確實腐敗無能,喪失人心)。
可惜毛這個徹底的流氓惡棍、暴君和冷血動物,始終不改他那嗜血成性的本性抗戰前期被迫執行的非暴力土改政策,沒有堅持多久就名存實亡了;待到日本投降,毛的真面目再次暴露,為了與囯民黨爭天下,不久他就發動更加殘忍更加血腥的土改運動。同時將抗戰中壹度參加共產黨政權、為其奔走賣命的士紳階層,再次打成「土豪劣紳」交給暴民虐殺。毛的這壹無恥叛變,也連累了共產黨幹部成為了殺人兇犯。
由此可見,毛的暴力土改並非其不得已而為之,並非只有實行暴力土改才能奪天下。退壹萬步,即使承認在爭奪天下時推行暴力土改有其「必要性」,那麼,在1949年全國勝利后,毛共穩坐江山之後,就絕對沒有這種必要了。人們也期待毛仿效歷代開國之君「大赦天下」,捐棄前嫌,團結全體人民開創國家建設的新局面。可惜人們的願望徹底落空!心如蛇蠍、壹日不殺人便如坐針毯的毛澤東,壹坐上那把龍椅,便立即下令進行全國性的大屠殺,先是「鎮反」,接著便是毛式暴力土改。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再次陷入血雨腥風之中……
這壹事實從反面證明了毛之所以堅持他的暴力、殘忍的土改政策,並不只是出奪取「革命勝利」的需要,從全面看,除了他的蛇蠍本性使然,更是為了實現其建立極權專制的恐怖帝國而對人民實行分而治之、分而斗之需要。
三、毛式土改罪惡點滴
要全面清算、講清毛式暴力土改的罪惡是不可能的。為了掩蓋這壹空前的反人類反文明罪行,幾十年來毛共採取封鎖訊息、造假宣傳、銷毀有關原始資料以及殘酷迫害知情人、揭發者等手段,致使這壹駭人聽聞的惡行幾近演滅無聞,歷史的真相被徹底改頭換面,冤瀋海底。然而隨著毛的死去和中國的對外開放,終於使這壹奇冤露出冰山壹角,雖然近年來見諸文字的仍然是其真相的九牛壹毛,但滴水可見太陽,我們仍然可以從這些零星的揭露中看到當年土改運動的「壹斑」。
(壹)康生、陳伯達的土改試點
1946年,毛髮動奪天下的內戰在即,因而決定恢復被壹度中斷了的暴力土改,通過土改,壹方面放縱、滿足農村中壹些流氓地痞、惡棍暴徒的貪慾、獸行,來贏得他們對共產黨的擁護和對戰爭的支持;另方面,通過土改製造的極度恐怖氣氛,迫使其統治區的人民竭盡財力、人力毫無保留地投入毛共這場奪天下的「人民戰爭」中去。
此時,毛共各根據地有的已自動恢復了土改政策。為了統壹政策、統壹行動,毛決定由劉少奇主持制定壹個有關土改的政策法規(毛知道這是件卑鄙、惡毒、遺臭萬年的差使,因此叫劉少奇出面去干)。但是此時,正是國、共兩黨在美國的「調處」下大談和平的時候,國內的輿論也都呼籲和平、反對打內戰。所以,順應這種形勢,劉少奇搞出的「五、四土改指示」不是很左,如只提出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不動地主土地以外的財產;壹般不動富農。等等。
很快,美國和平調處失敗,毛共挑起了全面奪權戰爭。毛立即指責劉的土改指示「右傾」,命令停止執行,並推倒重來。但由於胡宗南的國軍進攻延安,戰事緊迫,新的土改方案被迫推遲。
新的土改政策不僅因為戰爭推遲,還因為毛自己還未找出新的最佳方案。因為,毛的統治區實際上大都已經搞過不同形式的土改了,有的地方還不止壹次;加上八年抗戰,民生雕敝,農村破敗,地主富農已經累受重創,已有名無實,且少得可憐了。這種情況下的土改如何搞呢?如何榨出油水讓「貧下中農」嘗到甜頭呢?這壹切不是簡單發幾條指示就可以解決的。於是毛決定先行「試點」。
毛選擇了他最信任的兩位「極左」能臣去擔負這壹試點重任,壹個是康生,這是個以整人出名、最善於製造恐怖的老手,中共的特務頭子,時任政治局委員、社會部長;另壹個也是以極左聞名的流氓文人、毛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毛相信他們定能搞出好的、有用的經驗和方法來。
這個土改試點工作團於1947年初組成。毛非常重視這次土改試點,特意將他從蘇聯回來不久的大兒子、未來的接班人毛岸英託付隨團去鍛煉。毛岸英化作康生老婆曹軼歐的侄子,跟隨康生左右。工作團的其他成員也是毛共級別很高的幹部。試點工作團因胡宗南對延安的進攻而推遲了幾個月,三月間才從延安出發。
試點地選擇在中共的「老區」晉西北,屬中共晉綏分局領導管轄區。工作團成員先到達晉西北的臨縣集中,然後分成四個分團分赴臨縣。靜樂縣、朔縣、保德縣與當地幹部壹起開展運動。其中康生選在臨縣的郝家坡,陳伯達選在靜樂縣的潘家莊坐鎮蹲點,並指導面上的工作。
這些地方都屬中共的「老區」,在抗戰中都建立了中共的政權,據說有「很好的群眾基礎」,也就是說老百姓早就是中共的順民,為抗戰中中共的發展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這些地方本來就貧窮,加上長期戰爭破壞,農村經濟雕零,原來的地主富農土地也賣了,人也窮了,而且人人都參加勞動,按照毛的《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這裏已經沒有地主、富農了。怎麼辦呢?
這些「困難」當然難不倒康生、陳伯達,不久他們就將試點里的土改搞得轟轟烈烈、雞飛狗跳,上演了壹幕幕慘絕人環的大劇。
根據親歷者、知情者的回憶,康、陳的土改模式大致如下:
首先,把土改與整黨結合起來,即所謂以整黨推動土改,以土改驗證整黨成果。
整黨整什麼呢?整「右傾」。先將各級幹部集中起來,不準外出,不準互相接觸,製造住恐怖氣氛。然後是檢查、坦白,互相檢舉各種右傾思想和行為;接著查三代,揪出壹些「階級異己分子」批鬥,殺雞儆猴,人人過關.....,經過三番五次檢查、批鬥而且「過關」、獲得「解放」后,便告知讓他們去搞土改。這有如在壹群餓狼的尾巴上點上火把,讓它們沖向羊群......。
康生為土改制定了「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的總方針和指導思想。
工作隊進村后第壹項工作是「訪貧問苦」,尋找所謂土改「根子」 ,發現積極分子, 先把這些人組成農會、充當農會幹部。然後進壹步擴大農會和積極分子隊伍,成立基幹(武裝)民兵,便進入鬥爭階段。
在開展鬥爭之前,最關鍵的壹著是尋找、確立鬥爭對象。前面講過,晉綏地方真正的地主已沒有幾個了,那麼,如何尋找鬥爭對象呢?為此康生髮明了「化形地主」壹詞,化形地主是指過去(包括祖上幾代)曾經有過較多田地、後來破敗,或者改行從亊其他職業的人和其家庭;還包括在抗戰中響應毛共號召,把自己的土地、房屋捐獻給政府和窮人的「開明士紳」,以及參加了毛共的「革命工作」的幹部家庭。另外還有破產地主,工商地主等,都歸入鬥爭對象之列。
按照規章,土改只限於鬥爭、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和財產。但是單是這些家庭沒有多少財產可供瓜分,積極分子們如果沒有實惠,積極性是難調動起來的。所以實際上凡是家裡有點「油水」的,如工商業者和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都要被划為工商地主、化形地主遭到滅頂之災。為了進-步擴寬財源和製造恐怖,又增加兩類「罪名」,壹是「惡霸」、 二是「壞分子」。對他們 不限成分,只要在日偽和國民黨政府、軍隊做過事、當過差的,或者對共產黨和幹部有過不滿言論的,或者農會幹部不喜歡的人,都可戴上這兩頂帽子。而且辦法簡單,在群眾集會的場合,只要有人提出某人是「惡霸」, 某人是「壞分子」, 會上有人附和,主持會議的就可將其人揪出批鬥,壹般會被當場打死。 這樣就大大增加了運動的恐怖性,更進壹步擴展運動的威懾力。
按照毛共原來限定,土改中的地主、富農應占農戶總數的10%左右,試點地區都超過了這壹規定。靜樂縣的婁煩地區當時有10954戶,找出地主富農2028戶,佔總數的18.5%,有36個村地富佔30%以上。
解決了鬥爭對象問題之後,就是發動群眾向這些人鬥爭了。所謂鬥爭,就是刑訊逼供,追浮財,打人、殺人。壹般是先控訴其所謂「歷史罪惡」,對於絕大多數地主富農來說,所謂歷史罪惡只是壹些家長里短的瑣碎事,如有人控訴:某次他去拾柴,地主婆罵罵咧咧說偷了她家的棗樹枝,這被上綱成「斷了窮人的柴路」;某窮人某次去某地主家要飯,被地主家的狗叫著趕出來,這被說成放狗咬人要置窮人于死地。如此等等。鬥爭會上,除了壹些沒有油水、幹部們又討厭的可以立即打死的以外(打死人要土改工作隊員同意),壹般不能立即打死,要留下來「追浮財」( 又叫底財),即追繳隱藏的金銀財寶、現金等。土地、房屋、生產資料都是明擺著的東西,而 「浮財」是看不見的,也是人們最想要的,所以鬥爭會主要成了追浮財會。鬥爭壹方總是獅子大開口,被斗者則極力否認苦苦哀求。談不攏,就用刑……很多地主、富農受刑不過,只好胡亂招供,民兵依照其招供按圖索驥去尋找,卻總是落空。於是回頭來對招供者施以更加酷毒的刑罰。這樣,幾個回合下來,被斗者很可能就給活活弄死了。
最初,雖然工作團已經做了充分的發動工作,明確表示對地主等被鬥爭對象可以釆取任何手段。但是,也許人們對殘忍還有壹個適應過程,初次的鬥爭會總不能令工作團滿意。郝家坡第壹次鬥爭會之後,康生召集村幹部和積極分子總結說:「我們對地主太客氣了」,「要死人」。「多死點地主分子沒關係」。
只要有人鼓勵和撐腰,任何地方都會有人面獸心的歹徒,畢竟由動物進化而來的人類仍然殘存著獸性的壹面,這正是毛共的土改和階級鬥爭能夠在任何地方橫行無阻的原因。當第壹個流氓拳腳交加把鬥爭對象打趴在地,不但未受到譴責反而獲得表彰獎賞后,第二個流氓就會把人打死;第二個打死人的兇手照樣收到表彰后,就有更多惡徒加入打人、殺人的行列。
在運動高潮時,鬥爭會變成了地地道道的刑場。鬥爭會場擺滿了各種刑具,如用來炙人的炭火、火柱、熨斗,還有老虎凳、鐵鍬、棍棒、竹籤、搟麵杖、醋柳圪針、麻繩、刀具、細鐵絲串著的艾繩、甚至還有蠍子、毒蛇。被斗之人看到這場面三魂都已經去了七魄,往往還未動手就己癱倒在地。除了動用場上的刑具之外,最普通、被斗者常常領受的科目是跪瓦渣、用鞋底抽嘴巴,在寒冬臘月剝光衣服,從廁所里舀來糞便從頭淋下,等等。
雖然如此,但鬥爭的成果仍然不大、被斗者交出的底財不多。土改積極分子和工作團有些喪氣,但決不甘休。在郝家坡,積極分子們發明了「挖祖墳」之法。因為他們知道,地主富農現在確實變窮了,交不出多少「浮財」,但他們中有的祖先曾經富過,是否會像歷代帝王那樣把金銀財寶埋藏在墳墓里呢?這個推測壹旦提出,工作團本著「群眾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原則給予支持,積極分子們的勁頭又上來了。於是壹場空前的「挖祖墳」運動先郝家坡,后在其他地區蔓延開來……
所謂斗地主決不限於地主本人,地主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放過。地主妻子被抓去與丈夫同斗。地主幼小兒子被稱為「小地主」,被貧下中農的小孩子圍攻辱罵、毆打,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甚至當場被打死。有的村莊還有「創新」,將地主家年輕女人作為「勝利果實」分給土改積極分子和那些沒有妻室的二流子、無賴,有的女人不堪凌辱而自盡。還有的地方對地主實行五馬分屍的酷刑。(香港《動向》雜誌2015年第9期第34頁的作者在回憶中說,1969年他下放到北大荒挿隊落戶的村子,村民告訴他,壹個姓胡的地主在土改中被五馬分屍,其小妾被村支書據為己有。)
由於有了「化型地主」 壹說,很多出身地主家庭但早已參加了毛共隊伍的幹部、教師,亦被當作地主被抓捕、拉回村內鬥爭,因為怕其重新回幹部隊伍,這些人壹旦抓回村必死無疑。晉綏地區在抗戰時期是中共根據地,壹些當年的「抗日英雄」和中共的高級幹部也在土改中慘遭殺害,抗日英雄郝圓臉是潘家莊行政村所屬城東溝村人,抗戰中曾任民兵中隊長,1944年出席晉綏邊區的群英會,被授予「勞武結合特等民兵英雄」 稱號。1947年4月在陳伯達主持的土改中首先被槍決。
1947年冬,延安中共黨報《解放日報》記者郭克卿在赴晉察冀邊區採訪途中,隻身回老家郭家莊探親,郭帶有警衛員,可見不是壹般幹部,但他把警衛員留在馬坊鎮沒有帶去。郭打算勸說家人主動交出土地、財產,接受土改。可剛進村未及回家便被村民圍住活活打死。
晉綏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孫良誠,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少年時代即在外讀書,后在中共邊區政府工作。在中共晉綏邊區分局召開的土改經驗交流會上,孫良誠聽到康生的「化型地主」壹說,康生並舉出時任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副參議長、開明士紳劉少白為例,說劉少白當年獻地是「假開明」,即是「化型地主」。 孫良誠回到高等法院傳達會議精神時,表示了對康生說法的異見,孫說:「劉少白獻地是假開明,那麼,什麼是真開明呢?」想不到有人就此向邊區分局告密。1947年年中,孫出外辦案時路過家鄉興縣固賢村,回老家住了壹夜,第二天天亮即被土改工作團派人抓捕。關到11月,在固賢村召開的壹次聯村鬥爭大會上,先拿6個地主活活打死,孫良誠被最後帶上場,宣布罪名為:對抗土改的地主分子。立即被壹個兇手用鐵棍從肚子捅進,立即死亡。(為了節省子彈,土改中殺人壹律用棍棒、刀斧、石頭)
靜樂縣婁煩馬家莊的劉肇津,為著名開明士紳,而且在1937年中共在該縣建黨之初就加入了共產黨。劉還兼通醫術,經常義務為八路軍三五八旅官兵治病,時任三五八旅團長的中共將領楊秀山曾患傷寒,劉邀至家中治療40多天,直至其康復痊癒。1947年土改試點時,劉肇津在興縣中共晉綏分局辦的豐記商店當坐堂醫生,被本村群眾抓回去活活打死。劉肇津如此,其餘可想而知。
(以上取材於《炎黃春秋》2003年第7期曾彥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馬克思主義燒了》,2011年第4期張貴桃:《婁煩土改及其糾偏》等)
土改的最後壹道程序是分田分地。按規定,好地分給貧僱農,中地給中農,賴地分給曾經佔過便宜的村幹部,至於地主則是掃地出門,即地主家那些倖存未死的人每人只給壹只碗、壹雙筷子,其餘什麼都沒有。他們不是立即餓死就是淪為乞丐任其慢慢自滅。
簡言之,任何人壹旦被划為「地主」,本人等於宣判了死刑,全家也要遭殃。假如地主家幸而有人大難不死,也將被列為階級敵人永遠受到專政、奴役。富農稍好壹點,沒收田地財產後可分給賴地。(但富農如果兼有工、商行為則被划為「雙富農」, 等同「惡霸」,可立即打死,見後文)
中農也不能倖免。中農雖不像地、富那樣悲慘,但其土地也被強行沒收后再平分,也會損失部分好地。按當地農民的說法是:「砍倒大樹砍小樹,砍倒小樹拔圪針」(圪針系方言,原指植物枝梗上的刺狀物,借指稍有壹點財產者)。
雖然康生、陳伯達在晉綏地區的土改試點如此恐怖,如此左得可怕,然而負責土改的劉少奇等領導人仍不滿意,認為「右」 了。1947年夏,劉少奇離開延安帶著新成立的中央工委去到晉綏,在聽了康生等人的彙報后,對晉綏地區的土改給予尖銳批評,基本上否定了前段的土改工作。劉少奇給晉綏地方的領導人賀龍、李井泉、張稼夫寫信說:「妳們的幹部不信任群眾,違反群眾路線,不尊重與傾聽群眾的意見」,「 在各種組織中存在與地主妥協的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的有阻礙破壞群眾運動與土地改革的現象,也很嚴重。」劉還與同行的朱德打電報向中央彙報說:「晉綏土地問題基本上還未解決,只有少數地區農民已分得土地……如果不釆取有效辦法,改善現狀,確難繼續支持長期戰爭。」筆者引用的這篇文章作者並未說明劉少奇對晉綏土改有那些具體的指責和要求,而且文義也不太明晰。(原文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11期《土改中的蔡家崖的鬥牛大會》。)但筆者推斷,劉少奇所指責的主要應是兩個問題:壹是沒有拿全部土地包括中農的土地按全部人口平分,這樣很多貧僱農仍然分不到土地(所以後來劉主持的」土改法」規定要拿中農的土地平分);二是沒有堅決執行對包括共產黨幹部在內的「貧僱農想怎麼辦就怎麼辦」 的政策, 對幹部中的右傾分子的打擊不夠狠。所以劉認為「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劉因為由他主持的1946年的土改「五四指示」 受到毛的「右傾」批評,為了將功補過,此時變得奇左起來,後來在劉親自主持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上,把他的壹套極左思想全部貫徹于會議中。因此這個會議之後的土改特別殘忍,特別血腥。
晉綏地區後期的土改、除了前面講到的酷刑外,壹位知情者又補充列舉了另外的幾種酷刑:
壹種叫「磨地」。 先在地上撒上有稜有角的爐渣或六棱八瓣的波菜籽,這些東西比木銼還要鋒利。將被斗者脫光衣服,推倒在地讓兩人提住兩腳來回拖,后又發展為正反兩面拖。用不了壹會就會使被拖者血肉糢糊。如果還交不出浮財,或交出的不能讓施刑者滿意,就要繼續拖,直至慘死。壹個開藥鋪的叫周二掌柜的受刑后交出了三百大洋,被認為不老實,便在其肚上加上石磨並坐上人拖,周的後腦被磨塌,腦漿流了壹路,立刻斃命,白森森的肋骨壹根根排列著讓人不敢正視。
第二種叫「坐圪針櫃」。 將壹個衣櫃抽空,在其箱底散滿剁碎的酸棗樹圪針,把被斗者剝光,赤條條放進去,蓋上蓋子。然後在櫃腰底部放壹根木頭做橫樑,從兩頭按下揺晃,有如幼兒園的撬撬扳。晃幾下問壹句:交不交待?
有壹個叫余務本的七旬老人,做生意有些錢,被抓來受此刑。但老人耳背,外面的人問話聽不到。於是被認為頑固,壹陣猛搖之後,打開壹看,早已血肉模糊斷了氣。
第三叫「扔四方墩」。 當地人把長城的烽火台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丈高,把人往下扔必死無疑,這是對付那些被認為是頑固分子的最後辦法。為了怕其萬壹不死,還在其下面的荒山野坡上鋪滿各種石頭,後來改為先扔人,然後對著人扔石頭。壹個姓韓的教書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韓妻生性節儉,提著籃子撿料炭,被認為裝窮,抓來施以火鉗燙、磨地、坐虼針櫃等酷刑,不死。最後被扔四方墩砸死。
最後是槍斃。如另外壹個寡婦經營磨房、當鋪、糧庫等,被認定浮財多,當作重點鬥爭對象,先後受到火柱燙、磨地、在耳朵里鉆進撚子點燈,仍未死。最後由鄉里的法庭槍斃。
(以上引自《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晉綏土改中的酷刑》)
由於全國土地會議后強調土改中不但要對付地、富及農民中的「壞人」,而且把這壹條擴大到對付共產黨的幹部上來,叫做「審查幹部」。為此壹些中共基層幹部也遭了殃。還是上面那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中共高幹牛蔭冠的話說:當年他「從興縣搬到寧武縣,沿途發現被打死的區鄉幹部不少,其中有壹位區長(名字記不清了)被邦在樹上,用樹皮刮他的肉,滿身是血,刮到骨頭,最後刮死。」又如興縣黑峪口村黨支部書記劉玉明被活活打死之後,還被人剖胸挖心。
康生的前段工作雖然受到劉少奇的批評,但後來仍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讚揚(在受到劉的批評之後,康生搞土改變得更加瘋狂和血腥起來,見下文)。1948年4月1日,毛澤東路過晉綏分局所在地的興縣,召開幹部會議並作講話(這篇講話收入《毛選》第4卷,題目就叫做《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在講話中說:
「.....晉綏分局獲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領導方面來說,主要是:(甲)在去年春季劉少奇同志當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臨縣郝家行政村工作的幫忙下,晉綏分局去年六月召開了地委書記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批判了過去工作中存在的右傾偏向,徹底揭發了離開黨的路線的嚴重現象,決定認真發動土改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方針。這個會議是基本成功的。假如沒有這個會議,這樣大的土改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毛還掩飾不住他對整黨和土改造成的人人心驚膽戰的恐怖局面的喜悅,他說,晉西北地區的幹部和群眾都被制服了,害怕了,他們說:「『從此以後,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厲害了,再也不敢貪污了』。這是晉綏人民的話,這是晉綏人民對於我們的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所作的結論。」
使用如此殘酷的手段,將人民整得膽戰心驚服服貼貼之後,毛卻如此得意洋洋。這就清楚地表明了毛對慘無人道的土改和整黨(整黨也是為了土改)的由衷讚賞和喜悅,同時也使我們清楚了,毛所謂的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擁護」意味著什麼。
由於康生能幹,毛在當年10月下旬派他去山東搞「二次土改」,以扭轉那裡土改工作的「右傾」。康生於11月初到達山東,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按照毛的意圖和他在晉西北創造的經驗,迅速地、雷厲風行地掀起了山東中共根據地的土改狂潮,所有中共的幹部和根據地的群眾立即被捲入血腥的恐怖之中。
康生先參加在中共渤海區黨委所在地陽信縣召開的渤海區土地會議,會上他認定渤海區中共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都是壹批「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他們在思想上政策上犯有類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錯誤。」因此開展了「搬石頭」運動,即把原有各級幹部撤換或開除(有的被法辦),換上殺人不眨眼的流氓惡棍掌權。
康生自己帶頭示範,他到陽信的壹個鎮,那裡原來沒有什麼暴行,康生指示說所有鬥爭對象「不管有無罪惡,壹律加以肉體消滅。」於是120人在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有的罪名僅僅是「同情地主」,其中兩個是七歲兒童,被兒童團的「紅小鬼」折磨而死。
其他地方仿效康生的做法,大肆亂打濫殺,壹時間慘聲震天,血腥遍地。
渤海區的土改「補課」差不多了,康生又馬不停蹄趕去膠東地區搞二次土改,如法炮製,重複渤海區的恐怖壹幕。
就這樣,山東的土改為後來共軍全殲張靈甫(國軍抗日英雄)的七十四師和淮海戰役的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
(二)習仲勛眼中的老區二次土改
1947年8月,中共中央將習仲勛從軍隊調到地方,讓他主持西北局的工作。西北局主管陜甘寧邊區,是老根據地,這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土改。但對於大部分是「老區」的西北局來說,土改早就搞過了,這次實際上是二次或第三次「土改」了。
習仲勛能做到毛共的「大區」壹級幹部,當然是久經考驗、立場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絕對不會是「右傾分子」。因此,從他眼中來評判那壹場土改,應該比較客觀,絕對不會對那場運動「歪曲」和「污衊」。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國土地會議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下發各地執行。西北局於11月1日在綏德縣召開了傳達、學習貫徹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和《土地法》的大會,后稱「義合會議」。會上由西北局宣傳部長傳達全國土地會議精神,其實就是晉西北土改的翻版,如提出要讓「貧僱農打天下坐天下」,「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翻底財,搬石頭」,所有工商業者和中農、都在「共產」之列。
會議的空氣很緊張,壹批領導幹部如張岱峰、高峰、周興等被叫到台上接受批判,稍有分辨,就被「拉下台」。還把晉綏地區在整黨中把「五台山大廟炸了個稀巴爛」壹事廣泛宣傳,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習仲勛雖然是會議主持者之壹,但據參加會議者的記述,發現他「說話較少,神情鬱悶。」後來習仲勛說:「義合會議潛伏壹種『左』的情緒。」但是,作為領導人,他在會上不敢有異議,只能遵守、執行中央的既定政策、法令。
義合會議之後,各分區、縣立即召開會議進行貫徹,壹場以土改和整黨為中心的大規模運動迅速在西北局所轄各地開展。習仲勛下到各縣調查巡視,發現運動中出現了各種「極左」的偏向,如:不加區別地平分壹切土地;所有生活較好、財產較多的農民都成了土改鬥爭的對象;把早已轉化為農民的舊地主、富民又拉出來鬥爭;甚至在共產黨政權里任職的公教人員的家屬因缺乏勞動力而雇請農民種田者,也定為地主、富農。在棗平林街,所有商店、鋪面全部被查封。
武鬥和酷刑更是觸目驚心,延家岔的貧農會規定:誰鬥爭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打死!各地土改工作團都指定了專門的打手、劊子手,專門從事捆、打、吊、考、殺人的「工作」。鬥爭會成了閻王殿,除了壹小撮幹部、兇手,與會者人人恐慌,膽戰心驚。
習仲勛在壹份調查報告中寫道:土改壹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凡是動起來的地區,過多強調「貧僱農路線」,反對所謂「中農路線」,都是少數群眾(不是真正的基本群眾)起來亂斗、亂扣、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最嚴重的是佳縣,有好幾個村莊,連貧農、中農的東西都壹律沒收。幹部家屬倖免于斗者很少。張達志(時任晉蒙軍區副政委)家人也被斗,索要銀洋。有的烈士家屬也被掃地出門。佳縣亂搞不到五天,竟壹塌糊塗。我看壹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壹切破壞得精光......(本小節資料引自《炎黃春秋》2007年第10期賈巨川的文章:《習仲勛在土改中防左糾偏》)
有意思的是,習仲勛報告里所說的情況「最嚴重」的佳縣,正是毛澤東呆的地方,自1947年8月16日至11月21日毛就住在佳縣,因此對那裡的情況他壹清二楚。張戎《毛傳》第278頁記述:送給他(指毛)的壹個報告說,那裡的土改「有用鹽水把人淹在甕里的,還有用滾油從頭上澆死人的。」有個地方甚至「規定誰斗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頭打死。」筆者對照,給毛這個報告的,很可能就是習仲勛,或由習轉呈的。因為壹般人不可能給毛遞報告,更不敢遞這種報告。
1947年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米脂縣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或稱「楊家溝會議」。習仲勛趁參會向毛彙報工作之機,談了自己對邊區土改中存在問題的看法,還向毛反映綏德縣在土改中將著名的開明人士、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副會長安文欽也抓去鬥爭,抄沒了他的全部「浮財」,並且「掃地出門」。
這時恰恰曾被毛肯定過的另壹個「開明士紳」、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去世,習仲勛與林伯渠商議后共同向毛建議:為李鼎銘召開追悼會要請黨外人士參加,請安文欽致悼詞,藉以為安文欽「平反」。毛澤東接受了這個意見,並且承認「下面做法過火了」。可誰都知道,沒有「上面」的支持,「下面」敢「過火」嗎?毛還用他那套特有的「黑色幽默」說:「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延安訪問時曾講過,共產黨真厲害,把地主、開明士紳請出來當了副主席,副議長,現在壹搞土改,又把他們的浮財給分了,趕出家門。有朝壹日這位記者再問起安文欽先生時,妳們怎麼交待?」毛這裏用了「妳們」壹詞,彷彿這都是別人乾的,與他無關,何其鄙也!(毛類似的「黑色幽默」還有:事實證明,人的腦袋割了,不會像韭菜壹樣又長出來。他把這當「笑話」 取樂。)
面對習仲勛對土改中過火的、殘忍的做法的批評,毛表面上既沒有異議,也沒有反駁,但實際上並不認同,也不接受。他在聽取習的彙報后談到對壹些問題的看法時,故意顧左右而言他,他要習仲勛擠時間來讀書,說什麼:壹個人的經驗是狹隘的,受時間、地點、條件的限制,要使經驗上升到理論,就得學習。只憑老經驗辦事,不能適應新形勢。.....這顯然是對習的「反批評」。不過,他知道習是忠心耿耿的,是從大局出發的善意勸諫,所以忍受了。
但轉眼間,在會議閉幕上作結論講話時,毛對習仲勛以及其他壹些在會議對土改提出批評的人給予變相的「回擊」:他先說在土改中反右傾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出現了新的問題,就是對待中農、對待中、小資產階級和黨外人士出現了「左」的偏向。不過,這好比壹河水,這河水十個浪頭八個是好的,只有兩個浪頭有點偏差。這當然只是「小問題」了。毛故意迴避人們反映最強烈的亂殺、虐殺問題,只是說地主階級作為整個階級是要消滅的,但作為個人要分別情況對待。
習仲勛似乎感到他反映的問題沒有引起毛足夠重視。就在楊家溝會議結束后的第七天,即1948年1月4日,又寫了壹份致西北局並轉中共中央的報告,報告共有五個方面的內容。除了開頭是對毛「熱烈擁護」的套話之外,其他主要是強調陜甘寧作為老區的特殊性,如說「平分土地對我不利」;老區的地主富農比新區少得多,不應規定地主富農佔全體農戶8%的「標準」(可見,那時已下達打擊的指標了)。而且提出,對老區的地主,應該查實其剝削關係、及是否參加勞動,和勞動時間的長短來決定其現在的成份。還提到許多地方名義上說是自發的群眾運動,實際上為各種動機不純分子所操縱、把握,等等。
習仲勛所反映的問題,擊中了毛式土改的要害,毛與劉少奇、康生本來就是想利用農村中那些「鬥爭勇敢」的流氓惡棍、積極分子,製造足夠的恐怖,然後將農民整治得服服帖帖,就算達到目的了。他們對如何划階級、分配土地才能達到公平、如何限制那些「動機不純分子」的從中搗亂,以及對地主富農的濫刑亂殺根本不感興趣,更不想糾正。
不過,習仲勛既然已經指出了這些問題,老奸巨滑毛也就不得不表示「同情」。並叫習仲勛去「巡視綏屬各縣」,「每個縣住幾天」, 調查了解情況。
習下到子洲縣,在那裡呆了9天,超過了毛的規定期限。因為他在那裡與地委和幾個縣的幹部群眾廣泛接觸,了解到更多的情況,如,各地都出現了趁運動渾水摸魚大撈壹把的投機分子;子長縣欒家坪的土改變成了幹部黨員之間的鬥爭;澗峪岔附近的四朴橋鬥爭(打死)壹箇舊保長,逼其妻剖腹自殺殉夫;交口有五六十名群眾住在地主家,殺雞宰羊,大吃大喝了八、九天,臨走還撈上壹把……。
1月8日,習仲勛將了解到的情況歸納為9種不良現象致信西北局;10日,西北局將此報告轉呈中共中央。
19日,習仲勛就陜甘寧邊區近期的工作特別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問題,再次致電毛澤東,並提出了壹些糾偏的建議。
習的報告和意見,差不多等於全面指責和要求糾正毛和劉的土改政策方針。這時的土改已經因為過度殘忍血腥而引起社會上廣泛的指責,也引起了毛共內部壹些人的不安,且這時土改己進入尾聲,毛的土改目的已經達到,他正想找壹個台階下來收場。於是,他利用習仲勛的意見書給自己製造壹個虛心納諫的假象。2月6日,毛致電習仲勛等人,就新、老「解放區」不同的土改政策徵求具體意見。不久,正式下文推廣了習仲勛在自己轄區綏德縣搞的「黃家川經驗」, 但這時毛的二次土改也接近收場了。
當年的習仲勛是幸運的,他提了那麼多「糾偏」的意見,居然沒有被毛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算是壹個奇迹。不過他不可能永遠這麼幸運,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還沒等到文革,毛借口壹部小說把他打成「反黨集團」 頭頭之-,投進了監獄壹關七八年。
再說說「新區」的土改情況。
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第二野戰軍於1947年8、9月間挺進大別山,壹路「解放」了不少縣城,9月19日攻克了安徽岳西縣,與地方游擊隊合作,建立了中共岳西政權。
這個新政權的首要工作就是土改,當然也得執行毛、劉的統壹模式和政策。
縣委把這個縣分為五個區,各由壹個工作組帶領當地幹部發動土改運動。其中負責河圖區的工作組負責人叫張殿鑾,是個從劉鄧大軍工作團下到地方的幹部。他是河南人,地主家庭出身。大概在之前的「反右傾」、「整黨」中被整怕了,因而特別左(在毛共的隊伍里,凡是出身「不好」的幹部,都特別「左」,因為非如此不足以證明自己的階級立場堅定和對「黨」 的忠誠,難以在「革命隊伍」里立足。劉少奇、康生就是這種典範)。張殿鑾「左」的表現首先是不問青紅皂白大殺階級敵人。他每到壹處都人頭滾滾,在很短的時期內就在河圖區殺了200多人。地主是必殺的對象,地主躲起來了,就抓其家屬來殺。又以其他名義如「惡霸」、「反革命」、「國民黨狗腿子」等名義大抓大殺,總之只要有人舉報,抓來就砍了。
因張殿鑾殺人太多太濫,激起了民變。那些估計自己沒有活路的人(包括壹些貧下中農)聯合起來,反過來殺共產黨幹部。共產黨縣委大怒,下令「先下手為強」,殺光壹切階級敵人!於是整個岳西大地浸泡在血雨腥風之中……
岳西縣委和張殿鑾至少犯了兩個錯誤,壹是太急,沒有耐心去發動群眾,越俎代庖自己動手殺階級敵人;二是這種地方不同於老區,國共雙方的軍隊還在進行拉鋸戰,共產黨還要顧及聲譽,顧及影響,如此大開殺戒,不但把階級敵人殺怕了,也把自己的「基本群眾」也趕到敵人的方面去了。所以無功有罪。
上級發現了岳西土改變成了壹場大屠殺后,下令糾「左」。為了挽回民心,決定首先把張殿鑾這個「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拿來當替罪羊,殺了平民憤。
岳西土改驚動了鄧小平,鄧指示「糾左」。鄧說:「如果亂殺人,壹定要失敗。」可見鄧小平不是反對殺人,只是不要「亂殺」。 不過從鄧這個講話中也透露了當時這個「劉鄧大軍」的點滴真相,鄧還說:「我們到大別山後,部隊很苦,紀律不好,老百姓當時對我們提出兩個問題,壹是妳們可以搞得好些嗎?二是妳們還肅不肅反?(意思是還借『肅反』 之名大肆捕人殺人嗎)」。從這短短的兩句話中可知,這個「劉鄧大軍」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何等的擾民、害民。不然,鄧怎麼能說自己的部下「紀律不好」呢?共產黨從來都說它的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與當地群眾的關係是「血肉相連」,是「魚水關係」云云。
(鄧小平這個「反左講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103頁。)
(三)土改受害者點滴
1、毛統區1947年土改知情者的片段回憶。
壹位署名李晉的作者撰文講到他父親在1947年土改中的遭遇(見《炎黃春秋》2003年第12期李晉文):
「......我的故鄉是呂梁山。我的父親李時光(字春生),是清末最後壹屆貢紳(優貢)。他壹生以教育為業,在上世紀前30年,先在靈石創辦雙池高小(雙池鎮現為交口縣所屬),又在運城創辦菁華中學,為了培養師資,最後執教河東師範,是故鄉小有名氣的教育家。在抗戰期間向八路軍、決死隊(共產黨的山西新軍)輸送了壹批又壹批知識青年。抗戰開始后,日本人把城鎮燒了、把學校炸了。父親回到敵後鄉村老家,全力支持以共產黨員王磊(解放後任商業部長)為縣長的抗日民主政權,積極開展抗戰活動,是故鄉小有名氣的開明人士。曾記得王磊常來我家,從日出談到日落,夜裡就睡在我家炕上。那時我年紀小,睡在王磊與父親的中間,聽他們談壹些我似懂非懂的問題,雄雞打鳴了,他們還談個不停,這些事直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抗戰勝利后,我隨校到晉中、冀中讀書。1947年冬,忽然聽說父親在土改中自我解剖,走了不歸之路,沒有留下壹句話、壹個字……」
李晉在說到其父之死時只用壹句「自我解剖」搪塞,不知究竟如何「解剖」法?為何要「自我解剖」?作者仍不敢直言。但這件事已說明了毛共的野蠻、殘忍、背信棄義、恩將仇報的醜惡面目。
不過,與李時光同為晉西北土改刀下鬼的山西興縣大地主牛友蘭及其兒子牛蔭冠的故事,比上述李家故事更清楚,也更震撼人心。鑒於此故事較長,放在本章之後作為附件。
已故北京大學教授、著名作家張中行曾對《文化自白書》的作者張者說過壹個他家的土改故事。他家所在的那個村沒有富戶,沒有吃「剝削飯」的地主,按有關政策是找不出地主來的。可是「上面」要求必須找出個「地主」來,條件不夠便在「矮子裏面抜將軍」,降格以求。眼看留在家的張的妹妹有被划作地主的危險,而壹旦被劃成地主,就意味著全家的滅頂之災。當時張中行家裡大概只有這個妹妹在村中。為了挽救整個家族,妹妹想出了壹個不得已的辦法:逃走。但這時民兵已經「封村」,所有進出村子的路口都有武裝民兵把守,任何人不得無故進出。這時張這個妹妹恰巧有壹個剛出生的有點殘疾的女兒,母親決定犧牲這個女兒。她把這個女孩摁在水缸里淹死了,然後以掩埋小孩屍體為由騙過民兵崗哨出了村,壹出村便按預定計劃逃出了虎口。
張中行對此事的評判是:「這雖然犧牲了壹個生命,但卻救了全家人的命。」
這件事情從側面反映了壹個事實:壹旦被划為地主,就等於全家都被判處了死刑。這就是毛式土改的可怕真相。毛式土改就是如此野蠻、殘忍、恐怖!
3、建國後土改殘暴如昔
1949年毛共勝利了,政權到手了。這時的土改怎麼搞?是人們曾經翹首以盼的問題,善良的人們希望毛能發善心,改弦易轍,因為此時大局已定,沒有利用土改引誘農民參軍「保衛勝利果實」的必要了,幾百萬國民黨軍隊都消滅了,趕跑了,手無寸鐵的地主富農絕對不可能與新政權對抗,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只需要制定壹套辦法,下壹道命令就行了。何況新朝開囯,新皇登基,按慣例應大赦天下。
可惜毛不這樣想。他想到的是:大權在握了,可以對階級敵人盡情報復、盡情蹂躪、盡情殺戮、大展平生之願了。何況,沒有了暴力土改,以後的階級鬥爭怎麼搞呢?而不搞階級鬥爭,還要共產黨幹什麼?
筆者分析,在全國勝利后,毛堅持暴力土改,原因至少有三:
其壹,為以後的階級鬥爭奠定基礎。毛共幾十年的歷史,就是搞階級鬥爭的歷史,靠搞階級鬥爭起家,靠搞階級鬥爭發跡,靠搞階級鬥爭奪得天下。而階級鬥爭之首就是土改。有了土改,才有每壹個人的「階級成分」、「家庭出身」;有了土改,才有日後的鬥爭對象;有了土改,才有人世間的仇恨;有了土改,這幾億人的大國才好統治......總之,沒有階級鬥爭,毛實在不知道怎樣治國,他的雄才大略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其二,讓毛共龐大的幹部隊伍,特別是新加入幹部隊伍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民主黨派人士,「經風雨、見世面」,讓他們與過去的中共幹部壹樣,去參加土改,經歷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並且親手沾上壹點階級敵人的鮮血,讓他們除了跟共產黨走,再沒有退路。也讓他們看到地主的悲慘下場,才會更加忠於黨、聽毛的話.....所以毛下令所有的幹部都要過「土改關」。毛把「土改關」 與「戰爭關」相提並論,認為1949以後戰爭關已過,就剩下土改關了。(參見毛在全國政協壹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做壹個完全的革命派》毛選第五卷第25—29頁)。
其三,讓全國人民經受土改的洗禮,見識共產黨的手段和厲害,為以後的極權統治打下基礎。土改是個大課堂,讓國人知道共產黨喜愛什麼,討厭什麼,「親不親,階級分」,徹底破壞幾千年形成的社會結構和淪理道德、價值觀念,為接受毛式的馬列主義「新教」打下基礎。
就在毛澤東緊鑼密鼓準備新壹輪土改的暴風驟雨之時,農村中那些待宰的羔羊們卻全然不知,他們絕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將是什麼。當然,也有知道在共產黨統治區搞土改真相的國民黨人告訴人們毛式土改的血腥恐怖,但很少有人相信,以為那是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共產黨要搞土改「平均地權」人們已經聽說了,作為地主和富農,要把自己「多出」的田地拿去「共產」, 雖然是不願意的,但他們知道天下易主,改朝換代,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只能服從新朝的政策。他們還想,共產黨的政策只是平分土地,自己捐出多出的部分,還可以分得平均的壹份,今後生活還是不成問題的。他們還想到,自己只是普通老百姓,沒有與共產黨作對,結仇,新政權沒有理由跟自己過不去。何況,壹般的地主也沒有能力去港、台或國外躲避。總之,人們盡量往好處想,自己寬慰自己,提心弔膽等待決定他們命運壹刻的到來。
這裏面應特別提及鄉村中的士紳階層。這是地主中有文化、有知識、有社會地位、受人尊敬的壹群。他們有的是自已創業發家,有的是繼承祖業,有的是從官場退隱田園。他們深受中國古代的「鄉紳自治」「鄉村建設」思想的影響,決心為建設家鄉、造福桑梓出力,就象前面提到的李時光壹樣,他們首先熱衷於辦教育亊業,為家鄉培養人才,還做些修橋鋪路,或辦實業之亊,以振興家鄉經濟盡壹點力。這壹群體壹般都受過傳統教育,是儒家文化的傳承者,傳統道德的守望者。他們在當地擁有廣泛的人脈,享有聲望。他們都是大小不等的地主。他們對時事不甚熱衷。對國民黨沒有太好的印象,對共產黨也沒有太壞的印象。他們還知道共產黨優待開明士紳,而他們堅信自己就是開明士紳。他們之中有部分人有能力避居海外,但他們更戀棧家鄉,而且堅信共產黨會優待他們,所以共產黨來了他們不出走。
由此我們便可知道他們所想象的共產黨與實際的毛共差距有多遠!他們做夢也未想到自己是中共首先要消滅的死敵,第壹批要宰的羔羊!
待到鄉紳們發現當局這種意向時,已經無路可逃了,當局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這些待宰的羔羊統統逮捕在案,很快就當做「惡霸地主」、「 土豪劣紳」,舉行公審大會槍決了!殺人布告上都寫著:「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毛共在建國后的土改中屠殺的士紳不計其數,也無從考證。但其中有兩位父親的兒子中國人大概不會不知,那就是後來名滿中華的武俠小說大師金庸(查良鏞)和梁羽生(陳文統)。這兩位的父親都在土改中被中共當作「惡霸地主」處決了。這兩位的兒子當時都在香港,可以想象,如果他們早知如此,去香港躲避壹下絕非難事。還有壹位據說被蔣介石封為「民國第壹鄉紳」 的湖南祁東縣名儒周聆琴先生(網上小說《民國鄉紳》主人公),其子曾任蔣的總統府秘書,此時也在美國。但周聆琴也不出國避風頭,結果坐等當局以「惡霸地主」之名處死。(1982年已由祁東縣法院平反。估計金庸、梁羽生的父親也會「平反」,因為他們都有作為名人的兒子。沒有這種兒子就別想申冤了。)
有關毛式土改的野蠻和慘無人道,前面已經說得不少,現在補充幾個較完整的故事,以便讓毛式暴力土改的「功德圓滿」。
1、李忠邦案。
李忠邦,雲南屏邊人,當地頗具傳奇色彩的豪紳。李具有民主主義思想,對國民黨的壹黨專政和官員貪污腐敗極為不滿,對毛澤東、共產黨倡導的建立壹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十分嚮往。在經商致富之後,李置下了田地產業,並致力在鄉里辦學校、興教育。李為人豪爽,極富正義感,在鄉里扶貧濟困、除暴安良,還積極支持反政府的學生運動。因而曾兩次被縣裡的常備隊抓捕。然而李則毫不畏懼,針鋒相對,自組武裝,親自帶領隊伍繳了縣常備隊的槍,因而名聲大震。在屏邊當時還廣泛流傳著「李忠邦智打貪官」,「李忠邦單槍匹馬救少女」,「李忠邦神算懲惡賊」等傳奇故事。中共的地下黨組織看到李忠邦能量頗大,又得人心,便暗中與之聯繫,李也不避風險,慨然與地下黨交往,其家壹度成為地下黨的聯絡點和黨員避難所。
壹個人物促成了李忠邦正式投奔共產黨,那就是國民黨第60軍軍長萬保邦。李忠邦乃萬保邦侄女婿,兩人關係自然非同壹般。而萬保邦也是壹個有「反蔣」傾向之人,在「民革中央」的策動下,萬保邦毅然舉行反蔣起義,宣布成立「滇黔人民自衛軍」,自任總司令。李忠邦被任命為萬部最具實力的第三團團長。後來滇黔自衛軍與國民黨軍大小戰鬥百余次,有效地牽制了雲南國民黨軍的主力,使得中共領導的地下武裝「滇桂黔邊區縱隊」得以順利建立和發展壯大。而李忠邦則被國黨政府列為「通共匪首」緝捕,李家被抄三次,全家只得常年在深山老林中避難。后李忠邦徵得萬保邦的同意,乾脆率部投奔中共「邊縱」的麾下,被任命為邊縱第四支隊第33團副團長兼獨立大隊隊長,成了中共壹支地下武裝領導人。
加入中共地下武裝后,李忠邦作戰勇敢,多次獲得縱隊、支隊的表彰。及至雲南「和平解放」,李忠邦所在的「邊縱」與中共正規軍會合整編,李忠邦被派赴家鄉屏邊剿匪,任屏邊剿匪大隊長。臨行前部隊首長勉勵其再立新功。
歷經千難萬險,屏邊的剿匪任務終於勝利完成。征塵未洗的李忠邦被上級招去談話,人們都以為上級要對他嘉獎或提升。可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李去到立即被當場逮捕。幾天之後即被槍決,罪名是「惡霸地主」。
原來這時中共正在大搞「清匪反霸」。以李忠邦原來擁有的財產,以及他在當地人民心中的威望,完全符合毛共的「惡霸地主」條件,當局早已把他列入要消滅的對象,只因為他的「剿匪任務」尚未完成,才讓他多活壹些日子。而今土匪剿滅了,這個剿匪大隊長的末日也就到了。
處決的當然不止李壹人,李的部屬、骨幹近20人同時被捕殺害。更多的部屬則在遣散后陸續被害。李忠邦的家人按照地主「待遇」被掃地出門。其時,李忠邦的兒子李斌已在中共的第四野戰軍第13軍文工團工作,其創作的劇本獲得全軍文藝匯演壹等獎,有關領導正要送其去相關院校去深造、培養,就在他準備動身之時,軍部保衛處突然將其逮捕。莫名其妙的李斌,有如晴天霹靂,細細打聽之下,保衛處才告訴他:地方政府來函,告知他父親已作為「惡霸地主」被槍決。他理應受到政治審核。
后經調查,李斌被無罪釋放,但清出部隊。之後李斌在家鄉艱難謀生,輾轉多年,終於謀得在壹個山區小學當民辦教師。李斌努力工作,還受到教育當局的嘉獎。但終因家庭出身和父親的「罪過」,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分子」,送勞動教養,妻子離婚,孩子隨母而去。
經過20多年煉獄似的教養農場的磨難,九死壹生的李斌終於幸運地迎來了右派「改正」,但已家破人亡。
(以上取材於《往事微痕》第63期李斌文:《對我父子悲慘遭遇的回眸與思考》)
2、「宋森案」。
廣東作家牧惠撰文說,他收到過去武工隊的老戰友宋群寄給他的壹本書,書名《宋森傳》,是寫其父的生平事迹。於是牽出他對宋森的回憶。
宋森,廣東鶴山人,壹位有名的左傾人士,從 「大革命」時代、「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到國共三年多的內戰,宋森都堅定地站在中國共產黨壹邊。他以各種方式支持中共,出錢出力,宋森還創辦了壹份叫《鶴僑報》的小報,為中共幫腔造輿論,他還把自己三個子女送進毛的「革命隊伍」。
宋森的家鄉被中共「解放」了。其時他在香港,出於勝利的喜悅,他跑回鶴山,在縣裡謀得壹份編縣誌的差事,終於如願以償參加了中共的「革命工作」。
他工作積極,熱情高漲,帶頭響應政府的壹切號召。當時正值「抗美援朝」運動,他帶頭捐款為志願軍購買飛機大炮。可也就在這個時候,土改來了。土改是毛欽定的壓倒壹切的「運動之王」,任何人只要在土改中被劃成地主,就成了鐵定的階級敵人,他以前的壹切表現,壹切榮譽,為共產黨立下的汗馬功勞都得壹筆勾銷,宋森就屬此類。可是,宋森家只有兩畝多田,怎麼能劃成地主呢?可是事實就是如此,兩畝多田出租收租,也是滔天的剝削大罪!牧惠的文章中沒有說宋森的其他「罪惡」,依宋森的政治表現,估計也不會有什麼「政治罪惡」。可就是這兩畝出租地,宣判了他的死刑(仔細推想,宋森過去也算有錢、有文化、有社會地位之人,又生活在香港,大概這些才是他被划作「階級敵人」的真正原因)。
可憐又可悲的宋森在知道自己被划為地主在劫難逃之後,選擇了主動「自我了斷」,不過,他沒有像李時光那樣不留壹字就「自我解剖」,他知道自殺也是壹種犯罪行為,而且他還有三個子女在共產黨手下工作,所以,自我「了斷」前特地寫下了壹封遺書,再次向「黨」表忠並表明自己的清白,末了交待家人:「將我的金章和我補助填數的款(原文如此)壹壹交到人民銀行,作為抗美援朝的捐款,不能少欠分毫。」
幸運的是,他的三個子女沒有受到太大的株連,只是被打入「控制使用」的另冊。
宋森的故事平淡無奇。比較起來,下壹個故事主人公就頗賦傳奇色彩了。
3、莫雄案。
。莫雄可不是壹般之人,他早年參加過同盟會,參与1911年著名的「3.29」起義(即廣州黃花崗之役),是名符其實的國民黨元老。北伐時,莫雄任國民革命軍師長,與蔣介石是好友。北伐後期,莫雄思想轉向左傾,不過,他仍然留在國民黨的陣營里。1930年,莫任上海警稅團團長,在其部下的共產黨員嚴希純、項與年(項南之父)的影響下,思想迅速「赤化」,成了共產黨的地下戰友。1934年,莫被任命為江西德安行署督察員兼德安地區保安司令。其時,蔣介石正在發動對中共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蔣在廬山召開秘密軍事會議,莫雄參加了會議。會上蔣介石部署根據德國軍事顧問制定的圍殲紅軍的「鐵桶計劃」。莫感到紅軍處境危急,偷偷將代號「鐵桶計劃」的重達壹、兩斤的文本帶了出來,回到駐地便把會議的布置和鐵桶計劃的文本和盤告知並交給了嚴希純和項與年。嚴、項感到情況緊急,連夜將計劃要點用密藥水抄寫在4本《學生字典》的空隙之上。然後項與年化裝成教書先生,步行六天,進入了紅軍佔領區,親手將「計劃」交到中共軍事領導人周恩來手中。十天後,紅軍主動撤離江西,踏上了「長征」 之路。
莫雄對中共的貢獻還不止此。不久,莫調到貴州畢節地區任專員兼保安司令(蔣介石總是把莫雄調到與紅軍接觸的關鍵地方和崗位,可見其對莫信賴有加),剛好賀龍的紅二方面軍長征要經過畢節,莫不惜冒違抗蔣介石的命令的風險,擅自將紅軍放行過境。蔣聞訊后大怒,以「通共」之罪將莫解押送進南京監獄。但不知出於何種考慮,不久蔣又將莫放出,並降級任命他為廣東南雄縣縣長。莫雄決定壹不做二不休,利用職權將被國民黨大員余漢謀關押在南雄的數百名共產黨員和被俘的紅軍全部釋放了,莫自己則跑去了香港。
中共奪得政權后,當時在廣東和華南主政的葉劍英算是不忘舊恩,給莫雄去信,誠懇邀其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莫雄自恃對中共有功,慨然回到廣東,受到葉的熱情接待。接著莫又在參与剿匪,為中共再立新功。
可是,世事莫測。這期間葉劍英在廣東搞土改試點,鑒於廣東僑屬多的特點,葉採取了比較溫和的土改政策,獲得壹片好評。誰知這事被人告密到毛和中央,指其搞「地方保護主義」和「和平土改」。毛在其他任何問題上都可以妥協讓步,唯獨在土改政策上是沒有半點通融的餘地的,據說,葉劍英在紅軍長征中對毛有救命之恩,可他仍然不能容忍葉在土改上的「右傾」。毛立派他的親信、公安部長羅瑞卿急赴廣東,調查並扭轉廣東土改中的「右傾」和「地方保護主義」。
羅瑞卿以欽差大臣身份在廣東大展拳腳,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地方保護主義」和「和平土改」高潮,製造了這次運動中的「四大冤案」,大批廣東本地幹部紛紛落馬,壹些人鋃鐺入獄,甚至被處死。葉劍英則被毛調離了廣東和華南。
失去了葉劍英保護的莫雄這時也在壹夜之間由共產黨的座上賓變成了階下囚。莫的家鄉農會派人到廣州抓捕莫雄,這時莫背負有諸多罪名:蔣介石的走狗、反革命儈子手、地主、惡霸....其中任何壹項罪名都可以置其死地。而且,此時的莫雄不是國民黨在職高官,不享有被「統戰」的資格,所以只有死路壹條。莫雄家鄉的地方政府已經做好了準備,莫雄押回后立即召開萬人公審大會當場將其處決。
可是,就在這千鈞壹發的時刻,事情出現了轉機。原來身居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要職的古大存,知道莫雄乃葉劍英邀請回國的「特異人士」,現在葉劍英雖然調走了,但是不能不顧及老上級的面子。於是他向接替葉劍英主持廣東和華南工作的「壹把手」陶鑄進言,詳細說明了內情,求其網開壹面。陶鑄斟酌再三,終於同意刀下留人。
從鬼門關走過來的莫雄死罪雖免,活罪難饒,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莫言被划為「極右分子」。但仍然多虧了古大存的關照,莫雄得以倖存下來,直到1980年病逝。
只是,後來陶鑄與古大存有了矛盾,古大存被陶鑄以「右傾」之名拉下了馬。
莫雄的案子算是特例,全中國的地主、反革命分子能有這種幸運的沒有幾個。下面彔兩個「正常」案例,為本章作結。
4、張翅翔案。
《鳳凰周刊》2005年第14期刊登了壹個叫張翅翔的人的文章,談到其全家人在土改中的遭遇。
張翅翔,湖南人,出生在壹個地主大家庭。1939年,抗日的烽火然遍中國大地,當時還在讀初中的張翅翔,被愛國激情所驅使,毅然投筆從戎,和當年很多熱血青年壹樣,他選擇了共產黨,奔赴延安。
1949年毛共取得勝利,經過多年生與死考驗的張翅翔回到湖南,這時他是壹名共產黨幹部,在省城長沙壹家出版單位工作。闊別家鄉十余年,他急切地想回到故鄉,見到魂牽夢繞的親人。
可是,當他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到家人的消息后,挨了當頭壹棒,熾熱的心靈像是被猛然潑上壹盆冰水,激情熄滅了,心緒降到了冰點。他得知自己的家不是遭到壹般的打擊,而是遭到了滅頂之災!他有家難歸,實際上無家可歸了。
張家由祖父創業,祖父茹苦含辛打拚壹生,創下壹份家業,在當地算得上是較大的地主了。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祖父的壹生奮鬥,留給他的子孫後人卻是無窮無盡的災難,讓他們墜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祖父生有4子,各立門戶。土改降臨,張家首當其衝,第壹場開局,就選擇張家兩個兄弟開刀祭旗,兩兄弟在同壹天同時受戮,拋屍荒野。另壹個弟弟也是地主,只多活了幾天,便被農民用亂棍打死。最後壹個弟弟不成氣候,家道中落,只劃上「富農」,按理,該給他留壹條活命了。可是貧農團的兇手壹合計,四兄弟已去其三,這壹個斷不能留下作為後患,於是把這個富農關進土牢,折磨得奄奄壹息,估計不能活命之後才放其回家,讓他死在了家裡。
第二代被消滅乾淨了。
張家人丁興旺,第三代有十三個男孫,17個孫女。13個男孫中,兩個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壹個慘死獄中;壹個外逃,被抓回后抓去勞改,壹去30年。另有3個被划為右派分子管制勞動;2個流落外地他鄉。2人終生無妻。
17個孫女,被迫自殺的3人,最小的壹個夭折,壹個患抑鬱症長期卧床,余者或被迫嫁與殘疾人為妻,或遠嫁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過著與野人無異的生活。
張翅翔屬第張家第三代,雖然自己少年即參加中共的「革命」,但地主家庭出身的沈重十字架,把他壓得踹不過氣來,得知家人的遭遇后,悲痛之餘,他更是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夾著尾巴生存。但共產黨這個隊伍註定不能容許他的存在。1955年「肅反」時,他被無端誣為「叛黨」;兩年後反右時,又被划為「極右分子」,送勞動教養。直到1980年,經過25年勞改、九死壹生的他才走出勞改農場。
「改正」后的張翅翔在壹個出版社當壹名編輯。25年的勞改生涯,全家幾代的毀滅,在他心靈上留下了永遠不能愈合的創傷。他循規蹈矩,低眉俯首,戰戰兢兢度日,彷彿壹具行屍走肉,茍延殘喘。
可是不料生命在垂暮之年忽然迎來轉機,1991年,張翅翔獲准移民美國(估計是其子女中有人已移民美國)。此時張翅翔已年過花甲,若按常理,壹個人老年離開故土,多有眷念不舍、依依惜別之情。然而這時的張,卻有壹種無法言表的興奮,壹種再生的喜悅。在異國他鄉,張著有《西山漫憶》壹書,其中壹段描述當年他跨出國門時的心情和感受:
「跨過羅湖海關之時,自我感覺像壹條從古堡深井裡躍入浩瀚大海的魚,其暢快喜悅,比之為受難時之苦恨不能高飛遠逸,壹生壹世夢想終於實現。」
張翅翔的壹家是不幸的,但比起更多的被「斬盡殺絕」的地主或「反革命」家庭來說,卻還算是幸運的。特別是他在暮年,終於脫離了禁錮他幾十載、毀滅他壹家三代的囚籠而「展翅遠翔」,死而復生。我們為他祝福。
下面再講壹個更加不幸的故亊,卻是土改中非常平常的故事。
5、吳之伯家族案。
因為原文作者叫吳之伯,我們姑且叫吳之伯案。吳之伯,1928年9月出生於雲南宣威縣西澤鄉。1947年考入雲南大學外語系,1949年4月加入「民青」,后又參加中共的邊縱六支隊,為中共黨員。建國前夕轉入地方。在會澤、威信、昭通等地工作。1956年任威信縣縣長,1958年3月整風中被打成「極右分子」、「威信縣反黨集團骨幹分子」,開除黨籍、公職,押送彜良大坪農場勞教。1962年1月「摘帽」,當局賞給碗飯吃,讓他在鎮雄縣農水科任林業員,月薪28.5元。后當過五年英語教師。1979年6月右派「改正」,1988年離休。下面是吳自撰的原文:
上世紀二十年代我老祖和爺爺挖銅礦發點小財,買田置地,修了上下兩個四合院和壹座土碉。爺爺生下父輩四兄弟和壹個姐姐。每家分得三間住房,三畝水田,十二畝多山地和小片山林作燒柴之用。解放前十年,父輩各家累遭匪患,逐漸破落。大人們不論男女,人人勞動,也僅能糊口。大伯家每年還差兩三個月口糧,根本達不到土改劃地主的標準,即:佔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勞動,全靠剝削為生。1952年家鄉的土改是按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和老區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運動來搞的,再小再窮的村子,也要找出壹兩家地主富農來,父輩們房屋好壹點,有點飯吃,被划為地主,在劫難逃。
(壹)祖母浦三妹,土改時71歲,拿不出根本沒有的「銀子」來,雙手指頭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十指點天燈」,在疼痛喊叫中昏去,又被四名痞子擡起四肢,架在火上當眾烤死,再把殘存的屍骸丟進山裡水溝。
(二)父親吳紹昆,省立高等師範畢業,教書。當過小學校長,后在開遠、建水、沾益縣任過稅務局長,最後在昆明廠口鄉當醫生開藥店,被誣為「反動會道門分子」抓進監獄,摧殘折磨,兩年後查無實際,出獄就慘死於昆明,年僅44歲。
(三)母親浦雙英,善良的農家婦女,土改中遭受十多次殘酷鬥爭,最後壹次在離家二十余里的大街上鬥爭,被壹群惡棍用亂棒打得半死,鼻口流血,由我十二歲的弟弟吳之玄用馬馱回家,死在半路上。
(四)伯父吳紹崟,土改中,追問銀元浮財,拿不出來,被迫跳崖自殺。
(五)四叔吳紹煋,老實農民,盤莊稼能手,被用刑威逼,不堪忍受,由碉樓四層樓跳下,腦漿崩出而死。
(六)小叔吳紹煌,土改中幾次被吊打捆綁,兩次逃亡山林避難,活活餓死山中。
(七)我的兒子吳興亞,系早年妻子浦定芝所生,因全家主要成員都已死去,就交由昆明廠口鄉我的後母(亦是地主)照顧,我划右後孩子成為政治賤民,在長年累月的政治壓力和生活折磨下看不見半點希望,孩子在花季年齡的19歲絕望自殺。
(八)姑爹葉家林被划為地主,土改中被反覆鬥打,不忍酷刑,謊稱有銀元藏在房樑上,於是他從房梁跳至地面,頭碰石板而死。
(九)我前妻父母也是我舅父母,同樣在52年土改中自殺身亡。
(十)1963年正當我在農水科任林業員時,壹位農村姑娘宋儒芬不嫌我是壹貧如洗的「摘帽右派」,願與我重建家庭。婚後生下三女二男,其中最小的兒子興文,剛滿三歲,因感冒導致肺炎,本屬小兒科常見病,文革中儒芬因我成為控制對象,加之農村缺醫少葯、交通不便,我得知后從百余裡外的坡頭步行趕來,背他進城醫治,不到半路,小文就死了。
(十壹)大伯家兒子吳之才,不滿十五歲的孩子58年被逼去修公路,餓死在外地。
我全家親屬12人,在毛澤東暴政下血淋淋地慘死,真不堪回首!
總體看來,所有毛式運動都是罪惡的代名詞,包括毛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的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 「三大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它們本質上都是毛為實現其極權統治、徹底奴役全國人民而使出的分化瓦解、分而治之、殺雞儆猴的把戲,其目的、本質與對敵鬥爭壹樣,並無區別。
不過,從源頭上看,從其罪惡的烈度、廣度及後果的影響上看,為首卻當推「土地改革」(簡稱土改,又稱為「土地革命」)。然而偏偏這壹毛共製造的最大、最早、最惡劣、最殘忍、最後害無窮的「運動之母」,卻壹直沒有受到清算,沒有徹底平反昭雪和正本清源,如果不對毛式土改加以批判、清算,對毛主義的罪惡認識就是極不徹底,甚至棄本逐末的。今天,應該到了對這個罪惡之源進行徹底清算和反思的時候了。
壹、土改是毛和毛共製造的最大、最惡劣的冤案
中共搞的「土地革命」運動是在蘇共的直接指使、指導下進行的。1923年5月,共產國際告訴中共:「只有把佔中國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指示中共「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土地革命。」后又多次批評中共的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不力(即不夠廣泛、殘暴和血腥)從此,中共走上了以暴力逼使農民「革命」、借土地革命之名走傳統的發動農民造反奪取政權的道路。
讓毛澤東與土地暴力結緣的是他1926年冬天到湖南進行的為期壹個多月的所渭農民運動考察,其後便寫出了那篇臭名遠揚的、也是毛主義奠基之作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這篇報告里毛初次顯露了他鍾情暴力、喜好殘忍的本性,他把這場引起當時全社會包括左、中、右各派人士壹致譴責和痛恨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稱之為「革命先鋒」,把全社會壹致認為「糟得很」的評論說成是「好得很」,把令人髮指的暴行說成是革命中「必須要造成的恐怖現象」 而對其大加讚賞。這篇考察報告初步卻又充分展示了毛的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流氓無賴本性和「反潮流」精神,此後毛和毛主義的壹切言行、「理論」都是這篇報告的的發展、發揮。40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那場痞子運動的直接傳承、發揚光大。
1926年的湖南農民運動是中共土改運動的早期樣本,它壹出籠就展示了其邪惡、卑鄙、血腥的反文明、反人類本質,引起了當時全社會對共產黨和其「共產主義革命」的同仇敵愾,也引起了廣大國民黨人對與共產黨「合作」的反思,直接導致其後的「馬日事變」、「4.12」清黨」和汪精衛「7.15分黨」 行動。之後,中共也就壹不作、二不休,進行了空前殘忍、暴戾的燒殺擄掠的十年「土地革命」,其瘋狂和殘忍又超過湖南那場痞子、惰農運動。(有關對毛的《中囯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及毛在地主與農民問題上散布的謬論的分析和批駁,請參閱本書第八篇)。
土地革命亦即土改,之所以稱其為毛共罪惡之首、階級鬥爭之源,皆緣于其屠殺、殘害人數之多,手段之野蠻、殘忍,以及其「理論」之荒謬,影響(後遺症)之巨大。
先說殺戮之多。拋開各地分散的「土地革命」屠殺不計,單以毛共的主要根據地江西而論,據民國時期的人口統計資料,1926年秋毛去江西之初,江西全省人口為2000萬,到1936年毛共撤離江西之後,全省僅剩1000萬人口,凈減1000萬。如果加上這十年間正常出生的人口,以當時平均年人口增長15‰計,十年間最少應增400萬,如此,全省十年間損失人口應為1400萬!這1400萬人口死亡大部分就是發生在「蘇區」 的「土地革命」中。也許,有人以為那是圍剿和反圍剿戰爭中的死亡,其實戰爭中直接死亡的人數並不多,所謂五次反圍剿,加起來雙方戰死者絕對不會超過100萬,可見百分之九十不是死於作戰,而是死於毛共的殘暴統治,其中主要就是其「土地革命」及其後續惡政。
除了江西,全國類似的中共根據地還有多處,它們加起來,比毛的「中央蘇區」人口還多得多(如1931年11月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蘇區」只有三百多萬人口,而加上全國各地的中共根據地,人數最多時達到900萬)。這些根據地無不實施統壹的「土地革命」政策,即對地主富農及其他有產者斬盡殺絕的政策。這些地區加總起來,在十年土地革命中屠戮的人數絕不會比江西蘇區少。
毛共土改殺人的第二個高峰是抗戰勝利后的1947年夏至1948年春,在毛統區開展的土改運動(實際上大多為「二次土改」,因為之前中共毎到壹地首先就是搞「土地革命」)。1948年初,毛共統治的地區已達1.6億人口,按照毛自己的估計,以10%的人口為「地主富農」(實際打擊面不限於此),地富及其家屬總數即為1600萬左右,這次土改毛共實行的是極其慘毒的對地富肉體上消滅的政策,在運動中被消滅的地富,以及因「掃地出門」而死亡的有多少呢?這筆賬雖然無法計算,但僅以地富中的人口百分之十計,也達160萬,而實際上肯定不止此數。
土改殺人的第三個高峰是毛建國之後的全國性土改,這時除去毛的「老區」之外,全國農村列入土改的人口按毛澤東所說尚有三億壹千萬。這次土改殺人總數後來毛共有壹個含糊的說法是八十萬,我們按上述演算法是310萬,實際數字會只多不少。
這樣,我們把毛共三個時期土改殺人的數字加總起來,大概形成壹個初步的概念,應在1500——2000萬左右。那是十分嚇人的數字!我們知道,鎮反是毛共殺人最多的單項運動,毛承認殺了71萬,據後來中共中央研究室等編寫的有關著述披露的數字,鎮反共「鎮壓」152·61萬人,其中判處死刑的87·36萬人(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第10期載)。這個數字比起土改殺人實在是小巫見大巫(鎮反中被屠殺的也有壹部分地富分子)。也許土改殺人還比不上大躍進躍的死人數(4000萬以上),但這是不同的概念,「大躍進餓死人」毛可以推說 不是它的「主觀故意」,所以他壹直不認賬;而土改則是毛直接指揮的殺人狂潮,被害者都屬毛的政策範圍內要消滅的「階級敵人」,是「故意殺人」。又如文革,文革中的死人是壹個廣泛的概念,情況複雜,毛和毛共都推卸責任。而土改殺人毛和共產黨是推脫不了的!何況,文革中被害者中也有相當部分也是土改的倖存者及其後人。
土改殺人的另外-個特點是,其手段極其殘忍,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殺人的方式大多不是正規的槍決(槍決也使用開花子彈,專打頭部,以造成恐怖),而是使用原始的石頭、木棍、鐵器、匕首等;更多的是死於酷刑,包括火烙、吊打、抽筋、剖腹、挖心等等。毛共在土改中提出壹個口號(壹項政策)叫做「貧下中農想怎麼辦就怎麼辦」,也就是鼓勵其無法無天。 於是農村中的流氓地痞歹徒惡棍——土改積極分子們,獸性大發,各顯其能,充分發揮其殘人作惡的想象力,把聽到的、想到的古今中外的酷刑全部用於對地主的「實驗」, 開展殘人取樂 ,殺人競賽,以滿足其獸慾。創造了古今中外在政府組織下對手無寸鐵者的無辜者前無古人的施暴記彔。
其三是,土改的後續影響最大、最惡劣。具有其他運動所不具備的連續性、永續性。
土改運動延續幾十年,影響幾代人。而且,壹般運動的受害者,如「反革命」、「壞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受到懲罰只是其本人(起碼名義上不包括其親屬)。而土改則不同,土改要「劃成分」, 不但壹劃定終身,而且延續無窮,被划為地主、富農,不但本人(假若未被弄死)成了永遠的「階級敵人」 ,永久的專政對象,而且,其家屬、後代仍要傳承、背負這壹「十字架」,地主後代要繼承地主的「帽子」,列為國家名正言順的、法定的「階級敵人」,永遠的專政對象、「賤民」和奴隸。
在土改中,對划為地主富農的家庭,除了鬥爭、虐殺其主要成員之外,對其全部家庭成員,包括嬰兒、幼童釆取的是「掃地出門」 的政策,即每人只給壹個碗、壹雙筷,根本不分給土地或「分給」 其幾塊不毛之地,其餘「壹無所有」。令其立即陷入絕境。在當時情況下,壹般親朋是不敢救援地富家庭的,很多地富家庭成員便死於饑寒交迫之中。幸而存活下來,則要永遠背負「剝削階級」的十字架,成為以後各種運動打擊摧殘的標本、對象。
地富的家庭成員如此,其親戚也難逃株連。在毛統治時期,所有與地主、甚至與富農沾親帶故的家庭、人員,也被列入「另冊」,受到或明或暗的歧視打擊。於是,地、富成了「不可接觸者」、「政治麻瘋病患者」。這種情況有些近似古印度種姓制度下的賤民——首陀羅,但是實際境遇要遠慘于首佗羅。古代印度低等種姓成員只是在職業上受到限制,在種姓內部並未受到迫害,內部可以通婚。而毛帝國的「賤民」在社會上根本無容身之地,即使從亊最低賤的工作,過最貧苦的生活,仍然是是合法的任人欺壓的對象,不但常年要服勞役——從事無窮無盡的「義務勞動」,更在實際上剝奪了其婚姻權利,沒有女人敢嫁到地富家來,面臨斷子絕孫的現實。當政治運動來臨的時候,地富家庭成員幾乎不可避免受到打擊迫害、甚至殺戮。毛的意圖很明顯:讓這些倖存的「階級敵人」成為階級鬥爭的活靶子,供其他社會成員欺辱、壓迫、奴役,讓人們看到被共產黨列為「階級敵人」后的可怕下場,最後讓他們絕種。以達到他對全民分而治之的陰險、惡毒的目的。
其四,土改殘害的對象地主富農最冤,毛讓他們獲罪的理由荒誕不經,卑鄙惡毒,構成千古奇冤。
人們都知道,毛共建國之初,把「民族資產階級」即資本家暫時劃歸「人民內部」,並允許在壹定時期內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其在城市開工廠、開店鋪,雇傭工人都屬合法行為,後來毛髮動了針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資本家的經商權被徹底剝奪。
然而,在農村只要購置了不多壹點的田地,雇請了長工或短工耕種,或出租給農民耕種收取壹定的地租,就成了地主,成了十惡不赦、禍延子孫的滔天大罪。
地主、富農經營管理自己的田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自己的家業,難道就不是勞動,不是經營管理、不是勤勞致富?退壹萬步講,就算地主 「不勞動」,但那也是他在此前有了勞動的積累,有了可以坐享其成的條件,就像當今富豪們坐吃銀行存款利息或投資紅利壹樣。如果是從祖先繼承的財產,作為繼承者享用,也合理合法。古今中外,有哪條王法說它是非法呢?
古往今來,哪壹種財產使用權轉讓不收取「租金」?出租房屋要收取房租,銀行貸款或私人借貸要收取利息,古往今來,從來如此,天經地義。為何出租土地收取租就成了彌天大罪?
其實,從源頭上看,中國的地主除極少數外,不外乎是勤儉積累、祖宗留傳、經商做官所得轉移這三條路。對於廣大中小地主來說,主要是第壹條路。他們無罪。其中壹些人致富后致力於發展鄉村教育和架橋修路等公益亊業,更是有功。
最早指出毛的土改理論錯誤、荒謬,並對毛的「暴力土改」 進行勸諫的是中國農民黨主席、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董時進於1949年12月給毛澤東寫了-封八千字的長信,從多個方面論證實行沒收地主土地的暴力土改的不合邏輯、不合情理和可能招致的不良後果,其中首先駁斥了所渭「封建地主」和「封建剝削論」。
董氏首先指出中國地主不具備所謂的「封建性」,不構成封建剝削。「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私有制度」,「在財產私有制之下,-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車輛船舶機器等,無壹不是如此,對於這些物品既不認為是封建性的,何以獨認為土地是封建性的呢?」接著指出:中國不同於歐洲和俄羅斯,農村不存在領主—農奴制。地主的土地和財產不是來於帝王封賜,除了極少數軍閥官僚之外,主要是來源於自己的積累。他舉了兩個事例:壹個三輪車夫三十年來用他的血汗錢陸續買進了壹百二十畝地;董的壹個老奶媽,做了二十多年奶媽和傭工,隨時將她的工資積攢了寄回家去,零零星共買了二十多畝田地,加上原先所有,共有三十余畝,打算晚年回鄉下去養老。結果他們都將成為地主,這兩位吃苦耐勞、勤儉積累的勞動人民不但他們自己要遭殃,連同他們的親人、後代都要打進十八層地獄。
董又說到,他的壹個不甚遠的親戚壹家有兄弟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畝。老大是壹個守本分的老實人,在鄉下務農兼做小買賣,生活極其簡樸,歷年積下錢來,又添置了五六十畝田地。老二嗜賭兼吸鴉片,分家后不多年便將田地賣光。老三將全部田產賣掉,將錢拿到城裡做買賣,發了財,在城裡買了幾處房產,有不少現款和商鋪。共產黨奪得了天下,按照毛的政策,老大將要作為「大地主」 打入萬劫不復的地獄;老二成了「貧下中農」, 政府的依靠力量;老三也幸運,他是民族資本家,受到政策保護。「最壞的老二佔便宜了,笑了,最勤儉的老大吃虧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為老大叫屈。」
董還指出:新民主主義規定要保護小資產階級。而農村的中小地主是「中國最大的小資產階級」,為什麼城市的大資產階級都要保護,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卻要消滅呢?
董還分析了實行平分土地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建議等到搞社會主義改造時壹次性實行土地社會化。
(以上引于《炎黃春秋》2011年第4期《董時進致信毛澤東談土改》)
董時進的勸諫有什麼效果呢?董的信發出之後毛去了莫斯科,信件沒有下文。後來,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約見董時進,向他當面宣布:取締中國農民黨!董時進設法去了香港,否則,估計他絕對難逃土改的滅頂之災。
董的勸諫實在有點與虎謀皮、對牛彈琴,因為他不理解毛要搞暴力土改的真正目的,不理解毛的階級鬥爭理論。毛為達目的,是從來不擇手段的!
說穿了,毛共要如此野蠻殘暴地消滅地主富農,就是為了拉攏、收買、利用貧苦農民為其造反奪權賣命,用壹部分人的生命財產去取悅、籠絡另壹些人為自己充當炮灰。雖然這種「均貧富」 「等貴賤」的方法歷代農民造反都用過,但在奪得政權之後仍然繼續實施這種做法,以達到分裂社會、挑動族群內鬥、分而治之的目的,則是歷代造反者所沒有的。可見毛的卑鄙毒辣又在歷代農民造反者之上了。
有壹句名言:手段的卑鄙決定了目的卑鄙。土改或曰土地革命是毛共奪取政權的主要手段,這個手段是如此卑鄙、殘忍、血腥,也就決定了在其奪得政權即所謂「革命成功」 之後,建立的必然是壹個暴戾、邪惡、黑暗、醜惡的國家和社會,比它推翻的更加惡劣十倍、百倍。所以我們說「土改」是毛共-切罪惡之源!
二、駁斥關於土改運動的種種詭辯
迄今為止,毛時代很多運動受害者都平反或「改正」了,有的運動雖然沒有公開否定,但作為受害者的個案其罪名也洗刷了。然而最早、最惡劣的「土改」卻仍屬禁區,不得觸動。雖然鄧小平執政以後廢除了地、富、反、壞戴帽管制的制度,但當局對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那壹幕幕慘絕人環的土改醜劇,卻仍然諱莫如深,所有有關中共的歷史、黨史和其他宣傳品中,依然堅持毛時代的腔調,包括維護有關土改的謊言,繼續讓這些謊言掩蓋歷史真相,毒害人們的靈魂,也阻礙了今日中國回歸正常社會。
為了維護毛共的歷史形象,維護暴力土改的正當、必要、合法性,長期以來,毛共及其御用文人,或明或暗、或隱或現製造了大量「理論」根據,這些有的我們前面我們已經簡單駁斥,但未盡其詳,還有壹些尚未提及。這是壹些被混淆、被顛倒了的問題,必須壹壹加以澄清。
所謂「封建地主」論
「封建地主」是毛製造的壹個概念,壹種罪名,有了這個罪名他殺地主、搞土改就是正當的了,就是「反封建」、是「新民民主義革命」。關於「封建地主」的荒謬性這壹點,我們己在前面簡單提到並作了駁斥,這裏再補充幾句。
認真地說,中國的「封建制」早在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統壹中國之後,就已被廢除退出歷史舞台了。秦以後中國實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這個體制在農業和土地方面的基本特點就是廢除周以後的井田制、亦即封建的領主土地所有制。轉而實行田地可以自由買賣的土地私有制。農業內部任其自由競爭,於是,地主、富農、貧農、佃農因此產生。但它與封建的分封毫無關係。這應該是常識。在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取消兩千余年之後,毛居然捏造出「封建地主階級」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這壹天大謊言,實在是無中生有,無恥之極。
其實毛自已也知道這是謊言,有壹件事情可以說明毛在自打嘴巴。 1960年1月27日,毛乘著他的專列駛進廣州珠江上的小島賓館,隨後組織他的隨行人員成立「學習小組」學習「革命理論」,毛在學習小組上高談闊論,賣弄學問,其中他說的-段是:
「我國很早以前就有土地買賣。《紅樓夢》就有這樣的話:『陋室空床,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這段話說明了在封建社會裡,社會關係的興衰變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潰。這種變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權的不斷轉變.....」
(引自《文革前夜的毛澤東》第58頁。邸延生著,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
既然在紅樓夢及其之前的年代,農村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流轉、所有者不斷變化, 就說明已不存在「封建地主」(順便說壹句,「封建地主」這壹概念是不能成立的,由國君分封獲得土地的只有「領主」,沒有 「地主」,領主的土地是分封得來的)。到了民國,皇帝都沒有了,又哪來皇帝分封的「封建地主」呢!
其實出身農家的毛澤東比壹般人更清楚。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就是靠勤儉發家的新興地主的典型。毛很清楚,中囯近代不存在「封建地主」,提出這壹概念完全是其陰險毒辣,別有用心
(二)所謂地主代表最落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是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階級」,所以必須徹底消滅之。
這是毛在其《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中國革命與中囯共產黨》中的說法,是毛共制定的「土改」( 土地革命)政策的理論根據。
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緩饅,在近代落後挨打。於是,壹些人便把中國的落後歸咎於長期存在的封建(實際上是皇權)社會制度。毛共則趁機把中國的落後,歸咎於農業土地制度,特別是地主的存在。為自己推行殘暴、醜惡的「土地革命」張目,提供依據。
其實這完全是壹種謬論,壹種惡毒的誣衊。
我們首先要弄清的是,兩千余年存在的土地制度和農業生產方式是自然形成的,是適合其生力水平的生產方式,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以土地土地私有、自由買賣為特徵的土地制度比之封建時代固化的領主土地所有制無疑是壹種進步,它能促使人們努力生產、發家致富,爭取成為競爭中的優勝者(即地主富農)。兩千余年的中國科學技術也未能創造出壹種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來取代它。歷代很多造反者和改革家都發現土地不均的事實,都想以「平分土地」 來改變它,但都以失敗告終。被均分的土地很快又重新組合,恢復不均衡的原樣。所以,地主的存在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在壹定意義上是-種進步,它促進生產的競爭和優勝劣汰。
與毛共認定說地主代表落後的生產關係、阻礙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論調相反,地主富農恰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我國兩千多年土地自由買賣制度下競爭的優勝者,農民中的出類抜萃者。再從現實看,現代先進國家的土地經營都朝著進壹步集約化發展,都實行家庭農場制度。這種家庭農場主正是由地主、富農發展而來。可見,地主富農代表了壹種集約化發展趨勢,它與新的生產工具結合,便成了家庭農場,推動農業生產達到新的水平。反之,毛共強制堆行的「農業集體化」、國有化,實行平均主義大鍋飯才是壹種破壞生產力、反歷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這些都已為歷史所雄辯地證明了。
由此我們就知道毛澤東宣揚的「地主萬惡論」、「地主反動無用論」是壹種基於其惡毒用心和卑鄙陰謀的謬論,壹種無理、無恥的污衊。
質言之,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緩慢是否因為科技不發達,沒有新的生產工具,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無法出現。為什麼中國沒有發明蒸汽機、發生產業革命呢?這雖然不是壹兩句話能說清的問題,但其主要原因應是中國皇權政治制度的落後性制約了科技的發展。與地主無關。
至於說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則更是信口雌黃的誣衊。毛澤東在其《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不是也說了嗎,「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亊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而這壹切都在以地主和農民為主要生產關係的農業文明中創造的,那些偉大的XX家們,絕大多數都是地主或富農階級的子弟。不是地富家庭也是接受「地主文化」教育的結果。能說地主階級「絲毫無用」 嗎?能說他們只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廢物嗎?
退壹萬步,我們假說某壹階級現在確實無用了,成了社會累贅和阻礙了,難道因此就要把他們斬盡殺絕嗎?就如在壹個家庭、或家族中,出了壹些殘疾人、老弱病患者,他們只消費不生產,難道就要將其消滅? 可能只有毛那樣的人才會如此。
簡而言之,毛式土地革命要打擊、消滅的恰恰就是農村社會的先進群體,而扶植起來的則是如「湖南痞子」那樣的社會沈渣和破壞力量,所以,土改后的農村政權立即呈現黑惡化,成了毛的極權統治的堅實基礎。
(三)中共所謂的土地革命的本質
毛的暴力土改是以平均地權為幌子,挾持農民跟共產黨造反的壹種方法、手段,很快。土改完成不久毛共又將將土地全部「歸公」 為「國有,實即共產黨所有了。
毛澤東的暴力土改不僅無償剝奪地主的地產,而且要以恐怖的手段將地主甚至富農從肉體上消滅。
(四)所謂土改是奪取中國革命(即共產黨造反奪權)勝利的必須手段,也就是必須通過暴力土改將農民捆綁上中共的造反戰車上,才能取得共產革命的勝利。
這壹條只能作為毛共內部的解釋,或壹些御用學者為中共的辯解詞。但壹般人也認為,這是毛共要實行暴力土改的真正原因。直至今天,壹些非共產黨人士和外國學者還普遍認為,毛式的暴力土改雖然極不人道,但對於毛共動員農民參与其奪取戰爭卻是必須的,非常有效的,有人認為毛共主要依靠這種土改發動起來的農民戰爭,才取得了勝利。
此說有壹定道理,但不全面,有些似是而非。要說清楚這壹問題必須進行深入分析。
首先要弄清的問題是,毛共的勝利是否由於土改動員了農民參軍,並以階級仇恨的教育使士兵作戰勇敢才取得的?鑒於這壹問題複雜,這裏只能長話短說,概而言之。毛式土改在上述方面確實起到了壹定作用,但從全局來說不是決定作用。毛共的勝利主要由於內、外部的大環境促成,最主要的是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這點連毛澤東都承認。所以在建國後幾次與日本人的會面中,毛都毫不掩飾地說:應該感謝妳們,給伱們發個大獎章才對,沒有日本皇軍的侵略,哪有我們(共產黨)的今天!毛說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日本侵略引起那場長達八年的全民抗戰,才使得瀕臨絕境的毛共起死回生,得以在後方的真空地帶將自己的軍隊由4萬餘人發展到壹百多萬,並佔據了近億人口的根據地。而他們的對手國民黨則被日軍打得筋疲力盡,元氣大傷。從而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再者,現代戰爭並不是只靠士兵的勇敢就能取得勝利的。早年中央蘇區的紅軍也是毛澤東用土改和階級仇恨武裝起來的不怕死的軍隊,可是它不得不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中全面潰逃。從歷史上考察,起義、造反的農民軍大都非常勇敢,因為他們已經走上了不歸路,沒有了退路。可是決定事業成敗的是多種因素,單靠作戰勇敢不壹定能成事。因此,即使毛共利用土改、動員農民為「保衛勝利果實」而參戰,獲得了足夠的兵源,但並不等於能獲得最後勝利。以為毛是靠暴力土改煽動的農民戰爭才奪得了天下,是片面、淺薄的說法。
有壹個相反的事例,可以證明毛共如實行比較開明的政策或和平土改,可能更利於實現他的奪權目標。那就是在抗戰時期,在毛共控制區壹度被迫放棄了暴力土改,改為比較溫和的「二五減租」,政治上實行「三三制」,贏得了包括地主和紳士階層的由衷擁護。在中共某些根據地,出現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仇敵愾、全民抗日的局面。這壹時期出現了不少開明紳士(即大地主)毀家紓難幫助共產黨抗日的動人故事。毛共自已都承認並有所記載。所以,毛共如能堅持比較開明的政策,在土改中放棄殘暴、野蠻、血腥的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的政策,可能會更得人心,更有利於他奪取政權的目標的實現(其時國民黨政權確實腐敗無能,喪失人心)。
可惜毛這個徹底的流氓惡棍、暴君和冷血動物,始終不改他那嗜血成性的本性抗戰前期被迫執行的非暴力土改政策,沒有堅持多久就名存實亡了;待到日本投降,毛的真面目再次暴露,為了與囯民黨爭天下,不久他就發動更加殘忍更加血腥的土改運動。同時將抗戰中壹度參加共產黨政權、為其奔走賣命的士紳階層,再次打成「土豪劣紳」交給暴民虐殺。毛的這壹無恥叛變,也連累了共產黨幹部成為了殺人兇犯。
由此可見,毛的暴力土改並非其不得已而為之,並非只有實行暴力土改才能奪天下。退壹萬步,即使承認在爭奪天下時推行暴力土改有其「必要性」,那麼,在1949年全國勝利后,毛共穩坐江山之後,就絕對沒有這種必要了。人們也期待毛仿效歷代開國之君「大赦天下」,捐棄前嫌,團結全體人民開創國家建設的新局面。可惜人們的願望徹底落空!心如蛇蠍、壹日不殺人便如坐針毯的毛澤東,壹坐上那把龍椅,便立即下令進行全國性的大屠殺,先是「鎮反」,接著便是毛式暴力土改。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再次陷入血雨腥風之中……
這壹事實從反面證明了毛之所以堅持他的暴力、殘忍的土改政策,並不只是出奪取「革命勝利」的需要,從全面看,除了他的蛇蠍本性使然,更是為了實現其建立極權專制的恐怖帝國而對人民實行分而治之、分而斗之需要。
三、毛式土改罪惡點滴
要全面清算、講清毛式暴力土改的罪惡是不可能的。為了掩蓋這壹空前的反人類反文明罪行,幾十年來毛共採取封鎖訊息、造假宣傳、銷毀有關原始資料以及殘酷迫害知情人、揭發者等手段,致使這壹駭人聽聞的惡行幾近演滅無聞,歷史的真相被徹底改頭換面,冤瀋海底。然而隨著毛的死去和中國的對外開放,終於使這壹奇冤露出冰山壹角,雖然近年來見諸文字的仍然是其真相的九牛壹毛,但滴水可見太陽,我們仍然可以從這些零星的揭露中看到當年土改運動的「壹斑」。
(壹)康生、陳伯達的土改試點
1946年,毛髮動奪天下的內戰在即,因而決定恢復被壹度中斷了的暴力土改,通過土改,壹方面放縱、滿足農村中壹些流氓地痞、惡棍暴徒的貪慾、獸行,來贏得他們對共產黨的擁護和對戰爭的支持;另方面,通過土改製造的極度恐怖氣氛,迫使其統治區的人民竭盡財力、人力毫無保留地投入毛共這場奪天下的「人民戰爭」中去。
此時,毛共各根據地有的已自動恢復了土改政策。為了統壹政策、統壹行動,毛決定由劉少奇主持制定壹個有關土改的政策法規(毛知道這是件卑鄙、惡毒、遺臭萬年的差使,因此叫劉少奇出面去干)。但是此時,正是國、共兩黨在美國的「調處」下大談和平的時候,國內的輿論也都呼籲和平、反對打內戰。所以,順應這種形勢,劉少奇搞出的「五、四土改指示」不是很左,如只提出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不動地主土地以外的財產;壹般不動富農。等等。
很快,美國和平調處失敗,毛共挑起了全面奪權戰爭。毛立即指責劉的土改指示「右傾」,命令停止執行,並推倒重來。但由於胡宗南的國軍進攻延安,戰事緊迫,新的土改方案被迫推遲。
新的土改政策不僅因為戰爭推遲,還因為毛自己還未找出新的最佳方案。因為,毛的統治區實際上大都已經搞過不同形式的土改了,有的地方還不止壹次;加上八年抗戰,民生雕敝,農村破敗,地主富農已經累受重創,已有名無實,且少得可憐了。這種情況下的土改如何搞呢?如何榨出油水讓「貧下中農」嘗到甜頭呢?這壹切不是簡單發幾條指示就可以解決的。於是毛決定先行「試點」。
毛選擇了他最信任的兩位「極左」能臣去擔負這壹試點重任,壹個是康生,這是個以整人出名、最善於製造恐怖的老手,中共的特務頭子,時任政治局委員、社會部長;另壹個也是以極左聞名的流氓文人、毛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毛相信他們定能搞出好的、有用的經驗和方法來。
這個土改試點工作團於1947年初組成。毛非常重視這次土改試點,特意將他從蘇聯回來不久的大兒子、未來的接班人毛岸英託付隨團去鍛煉。毛岸英化作康生老婆曹軼歐的侄子,跟隨康生左右。工作團的其他成員也是毛共級別很高的幹部。試點工作團因胡宗南對延安的進攻而推遲了幾個月,三月間才從延安出發。
試點地選擇在中共的「老區」晉西北,屬中共晉綏分局領導管轄區。工作團成員先到達晉西北的臨縣集中,然後分成四個分團分赴臨縣。靜樂縣、朔縣、保德縣與當地幹部壹起開展運動。其中康生選在臨縣的郝家坡,陳伯達選在靜樂縣的潘家莊坐鎮蹲點,並指導面上的工作。
這些地方都屬中共的「老區」,在抗戰中都建立了中共的政權,據說有「很好的群眾基礎」,也就是說老百姓早就是中共的順民,為抗戰中中共的發展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這些地方本來就貧窮,加上長期戰爭破壞,農村經濟雕零,原來的地主富農土地也賣了,人也窮了,而且人人都參加勞動,按照毛的《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這裏已經沒有地主、富農了。怎麼辦呢?
這些「困難」當然難不倒康生、陳伯達,不久他們就將試點里的土改搞得轟轟烈烈、雞飛狗跳,上演了壹幕幕慘絕人環的大劇。
根據親歷者、知情者的回憶,康、陳的土改模式大致如下:
首先,把土改與整黨結合起來,即所謂以整黨推動土改,以土改驗證整黨成果。
整黨整什麼呢?整「右傾」。先將各級幹部集中起來,不準外出,不準互相接觸,製造住恐怖氣氛。然後是檢查、坦白,互相檢舉各種右傾思想和行為;接著查三代,揪出壹些「階級異己分子」批鬥,殺雞儆猴,人人過關.....,經過三番五次檢查、批鬥而且「過關」、獲得「解放」后,便告知讓他們去搞土改。這有如在壹群餓狼的尾巴上點上火把,讓它們沖向羊群......。
康生為土改制定了「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的總方針和指導思想。
工作隊進村后第壹項工作是「訪貧問苦」,尋找所謂土改「根子」 ,發現積極分子, 先把這些人組成農會、充當農會幹部。然後進壹步擴大農會和積極分子隊伍,成立基幹(武裝)民兵,便進入鬥爭階段。
在開展鬥爭之前,最關鍵的壹著是尋找、確立鬥爭對象。前面講過,晉綏地方真正的地主已沒有幾個了,那麼,如何尋找鬥爭對象呢?為此康生髮明了「化形地主」壹詞,化形地主是指過去(包括祖上幾代)曾經有過較多田地、後來破敗,或者改行從亊其他職業的人和其家庭;還包括在抗戰中響應毛共號召,把自己的土地、房屋捐獻給政府和窮人的「開明士紳」,以及參加了毛共的「革命工作」的幹部家庭。另外還有破產地主,工商地主等,都歸入鬥爭對象之列。
按照規章,土改只限於鬥爭、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和財產。但是單是這些家庭沒有多少財產可供瓜分,積極分子們如果沒有實惠,積極性是難調動起來的。所以實際上凡是家裡有點「油水」的,如工商業者和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都要被划為工商地主、化形地主遭到滅頂之災。為了進-步擴寬財源和製造恐怖,又增加兩類「罪名」,壹是「惡霸」、 二是「壞分子」。對他們 不限成分,只要在日偽和國民黨政府、軍隊做過事、當過差的,或者對共產黨和幹部有過不滿言論的,或者農會幹部不喜歡的人,都可戴上這兩頂帽子。而且辦法簡單,在群眾集會的場合,只要有人提出某人是「惡霸」, 某人是「壞分子」, 會上有人附和,主持會議的就可將其人揪出批鬥,壹般會被當場打死。 這樣就大大增加了運動的恐怖性,更進壹步擴展運動的威懾力。
按照毛共原來限定,土改中的地主、富農應占農戶總數的10%左右,試點地區都超過了這壹規定。靜樂縣的婁煩地區當時有10954戶,找出地主富農2028戶,佔總數的18.5%,有36個村地富佔30%以上。
解決了鬥爭對象問題之後,就是發動群眾向這些人鬥爭了。所謂鬥爭,就是刑訊逼供,追浮財,打人、殺人。壹般是先控訴其所謂「歷史罪惡」,對於絕大多數地主富農來說,所謂歷史罪惡只是壹些家長里短的瑣碎事,如有人控訴:某次他去拾柴,地主婆罵罵咧咧說偷了她家的棗樹枝,這被上綱成「斷了窮人的柴路」;某窮人某次去某地主家要飯,被地主家的狗叫著趕出來,這被說成放狗咬人要置窮人于死地。如此等等。鬥爭會上,除了壹些沒有油水、幹部們又討厭的可以立即打死的以外(打死人要土改工作隊員同意),壹般不能立即打死,要留下來「追浮財」( 又叫底財),即追繳隱藏的金銀財寶、現金等。土地、房屋、生產資料都是明擺著的東西,而 「浮財」是看不見的,也是人們最想要的,所以鬥爭會主要成了追浮財會。鬥爭壹方總是獅子大開口,被斗者則極力否認苦苦哀求。談不攏,就用刑……很多地主、富農受刑不過,只好胡亂招供,民兵依照其招供按圖索驥去尋找,卻總是落空。於是回頭來對招供者施以更加酷毒的刑罰。這樣,幾個回合下來,被斗者很可能就給活活弄死了。
最初,雖然工作團已經做了充分的發動工作,明確表示對地主等被鬥爭對象可以釆取任何手段。但是,也許人們對殘忍還有壹個適應過程,初次的鬥爭會總不能令工作團滿意。郝家坡第壹次鬥爭會之後,康生召集村幹部和積極分子總結說:「我們對地主太客氣了」,「要死人」。「多死點地主分子沒關係」。
只要有人鼓勵和撐腰,任何地方都會有人面獸心的歹徒,畢竟由動物進化而來的人類仍然殘存著獸性的壹面,這正是毛共的土改和階級鬥爭能夠在任何地方橫行無阻的原因。當第壹個流氓拳腳交加把鬥爭對象打趴在地,不但未受到譴責反而獲得表彰獎賞后,第二個流氓就會把人打死;第二個打死人的兇手照樣收到表彰后,就有更多惡徒加入打人、殺人的行列。
在運動高潮時,鬥爭會變成了地地道道的刑場。鬥爭會場擺滿了各種刑具,如用來炙人的炭火、火柱、熨斗,還有老虎凳、鐵鍬、棍棒、竹籤、搟麵杖、醋柳圪針、麻繩、刀具、細鐵絲串著的艾繩、甚至還有蠍子、毒蛇。被斗之人看到這場面三魂都已經去了七魄,往往還未動手就己癱倒在地。除了動用場上的刑具之外,最普通、被斗者常常領受的科目是跪瓦渣、用鞋底抽嘴巴,在寒冬臘月剝光衣服,從廁所里舀來糞便從頭淋下,等等。
雖然如此,但鬥爭的成果仍然不大、被斗者交出的底財不多。土改積極分子和工作團有些喪氣,但決不甘休。在郝家坡,積極分子們發明了「挖祖墳」之法。因為他們知道,地主富農現在確實變窮了,交不出多少「浮財」,但他們中有的祖先曾經富過,是否會像歷代帝王那樣把金銀財寶埋藏在墳墓里呢?這個推測壹旦提出,工作團本著「群眾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原則給予支持,積極分子們的勁頭又上來了。於是壹場空前的「挖祖墳」運動先郝家坡,后在其他地區蔓延開來……
所謂斗地主決不限於地主本人,地主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放過。地主妻子被抓去與丈夫同斗。地主幼小兒子被稱為「小地主」,被貧下中農的小孩子圍攻辱罵、毆打,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甚至當場被打死。有的村莊還有「創新」,將地主家年輕女人作為「勝利果實」分給土改積極分子和那些沒有妻室的二流子、無賴,有的女人不堪凌辱而自盡。還有的地方對地主實行五馬分屍的酷刑。(香港《動向》雜誌2015年第9期第34頁的作者在回憶中說,1969年他下放到北大荒挿隊落戶的村子,村民告訴他,壹個姓胡的地主在土改中被五馬分屍,其小妾被村支書據為己有。)
由於有了「化型地主」 壹說,很多出身地主家庭但早已參加了毛共隊伍的幹部、教師,亦被當作地主被抓捕、拉回村內鬥爭,因為怕其重新回幹部隊伍,這些人壹旦抓回村必死無疑。晉綏地區在抗戰時期是中共根據地,壹些當年的「抗日英雄」和中共的高級幹部也在土改中慘遭殺害,抗日英雄郝圓臉是潘家莊行政村所屬城東溝村人,抗戰中曾任民兵中隊長,1944年出席晉綏邊區的群英會,被授予「勞武結合特等民兵英雄」 稱號。1947年4月在陳伯達主持的土改中首先被槍決。
1947年冬,延安中共黨報《解放日報》記者郭克卿在赴晉察冀邊區採訪途中,隻身回老家郭家莊探親,郭帶有警衛員,可見不是壹般幹部,但他把警衛員留在馬坊鎮沒有帶去。郭打算勸說家人主動交出土地、財產,接受土改。可剛進村未及回家便被村民圍住活活打死。
晉綏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孫良誠,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少年時代即在外讀書,后在中共邊區政府工作。在中共晉綏邊區分局召開的土改經驗交流會上,孫良誠聽到康生的「化型地主」壹說,康生並舉出時任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副參議長、開明士紳劉少白為例,說劉少白當年獻地是「假開明」,即是「化型地主」。 孫良誠回到高等法院傳達會議精神時,表示了對康生說法的異見,孫說:「劉少白獻地是假開明,那麼,什麼是真開明呢?」想不到有人就此向邊區分局告密。1947年年中,孫出外辦案時路過家鄉興縣固賢村,回老家住了壹夜,第二天天亮即被土改工作團派人抓捕。關到11月,在固賢村召開的壹次聯村鬥爭大會上,先拿6個地主活活打死,孫良誠被最後帶上場,宣布罪名為:對抗土改的地主分子。立即被壹個兇手用鐵棍從肚子捅進,立即死亡。(為了節省子彈,土改中殺人壹律用棍棒、刀斧、石頭)
靜樂縣婁煩馬家莊的劉肇津,為著名開明士紳,而且在1937年中共在該縣建黨之初就加入了共產黨。劉還兼通醫術,經常義務為八路軍三五八旅官兵治病,時任三五八旅團長的中共將領楊秀山曾患傷寒,劉邀至家中治療40多天,直至其康復痊癒。1947年土改試點時,劉肇津在興縣中共晉綏分局辦的豐記商店當坐堂醫生,被本村群眾抓回去活活打死。劉肇津如此,其餘可想而知。
(以上取材於《炎黃春秋》2003年第7期曾彥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馬克思主義燒了》,2011年第4期張貴桃:《婁煩土改及其糾偏》等)
土改的最後壹道程序是分田分地。按規定,好地分給貧僱農,中地給中農,賴地分給曾經佔過便宜的村幹部,至於地主則是掃地出門,即地主家那些倖存未死的人每人只給壹只碗、壹雙筷子,其餘什麼都沒有。他們不是立即餓死就是淪為乞丐任其慢慢自滅。
簡言之,任何人壹旦被划為「地主」,本人等於宣判了死刑,全家也要遭殃。假如地主家幸而有人大難不死,也將被列為階級敵人永遠受到專政、奴役。富農稍好壹點,沒收田地財產後可分給賴地。(但富農如果兼有工、商行為則被划為「雙富農」, 等同「惡霸」,可立即打死,見後文)
中農也不能倖免。中農雖不像地、富那樣悲慘,但其土地也被強行沒收后再平分,也會損失部分好地。按當地農民的說法是:「砍倒大樹砍小樹,砍倒小樹拔圪針」(圪針系方言,原指植物枝梗上的刺狀物,借指稍有壹點財產者)。
雖然康生、陳伯達在晉綏地區的土改試點如此恐怖,如此左得可怕,然而負責土改的劉少奇等領導人仍不滿意,認為「右」 了。1947年夏,劉少奇離開延安帶著新成立的中央工委去到晉綏,在聽了康生等人的彙報后,對晉綏地區的土改給予尖銳批評,基本上否定了前段的土改工作。劉少奇給晉綏地方的領導人賀龍、李井泉、張稼夫寫信說:「妳們的幹部不信任群眾,違反群眾路線,不尊重與傾聽群眾的意見」,「 在各種組織中存在與地主妥協的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的有阻礙破壞群眾運動與土地改革的現象,也很嚴重。」劉還與同行的朱德打電報向中央彙報說:「晉綏土地問題基本上還未解決,只有少數地區農民已分得土地……如果不釆取有效辦法,改善現狀,確難繼續支持長期戰爭。」筆者引用的這篇文章作者並未說明劉少奇對晉綏土改有那些具體的指責和要求,而且文義也不太明晰。(原文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11期《土改中的蔡家崖的鬥牛大會》。)但筆者推斷,劉少奇所指責的主要應是兩個問題:壹是沒有拿全部土地包括中農的土地按全部人口平分,這樣很多貧僱農仍然分不到土地(所以後來劉主持的」土改法」規定要拿中農的土地平分);二是沒有堅決執行對包括共產黨幹部在內的「貧僱農想怎麼辦就怎麼辦」 的政策, 對幹部中的右傾分子的打擊不夠狠。所以劉認為「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劉因為由他主持的1946年的土改「五四指示」 受到毛的「右傾」批評,為了將功補過,此時變得奇左起來,後來在劉親自主持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上,把他的壹套極左思想全部貫徹于會議中。因此這個會議之後的土改特別殘忍,特別血腥。
晉綏地區後期的土改、除了前面講到的酷刑外,壹位知情者又補充列舉了另外的幾種酷刑:
壹種叫「磨地」。 先在地上撒上有稜有角的爐渣或六棱八瓣的波菜籽,這些東西比木銼還要鋒利。將被斗者脫光衣服,推倒在地讓兩人提住兩腳來回拖,后又發展為正反兩面拖。用不了壹會就會使被拖者血肉糢糊。如果還交不出浮財,或交出的不能讓施刑者滿意,就要繼續拖,直至慘死。壹個開藥鋪的叫周二掌柜的受刑后交出了三百大洋,被認為不老實,便在其肚上加上石磨並坐上人拖,周的後腦被磨塌,腦漿流了壹路,立刻斃命,白森森的肋骨壹根根排列著讓人不敢正視。
第二種叫「坐圪針櫃」。 將壹個衣櫃抽空,在其箱底散滿剁碎的酸棗樹圪針,把被斗者剝光,赤條條放進去,蓋上蓋子。然後在櫃腰底部放壹根木頭做橫樑,從兩頭按下揺晃,有如幼兒園的撬撬扳。晃幾下問壹句:交不交待?
有壹個叫余務本的七旬老人,做生意有些錢,被抓來受此刑。但老人耳背,外面的人問話聽不到。於是被認為頑固,壹陣猛搖之後,打開壹看,早已血肉模糊斷了氣。
第三叫「扔四方墩」。 當地人把長城的烽火台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丈高,把人往下扔必死無疑,這是對付那些被認為是頑固分子的最後辦法。為了怕其萬壹不死,還在其下面的荒山野坡上鋪滿各種石頭,後來改為先扔人,然後對著人扔石頭。壹個姓韓的教書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韓妻生性節儉,提著籃子撿料炭,被認為裝窮,抓來施以火鉗燙、磨地、坐虼針櫃等酷刑,不死。最後被扔四方墩砸死。
最後是槍斃。如另外壹個寡婦經營磨房、當鋪、糧庫等,被認定浮財多,當作重點鬥爭對象,先後受到火柱燙、磨地、在耳朵里鉆進撚子點燈,仍未死。最後由鄉里的法庭槍斃。
(以上引自《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晉綏土改中的酷刑》)
由於全國土地會議后強調土改中不但要對付地、富及農民中的「壞人」,而且把這壹條擴大到對付共產黨的幹部上來,叫做「審查幹部」。為此壹些中共基層幹部也遭了殃。還是上面那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中共高幹牛蔭冠的話說:當年他「從興縣搬到寧武縣,沿途發現被打死的區鄉幹部不少,其中有壹位區長(名字記不清了)被邦在樹上,用樹皮刮他的肉,滿身是血,刮到骨頭,最後刮死。」又如興縣黑峪口村黨支部書記劉玉明被活活打死之後,還被人剖胸挖心。
康生的前段工作雖然受到劉少奇的批評,但後來仍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讚揚(在受到劉的批評之後,康生搞土改變得更加瘋狂和血腥起來,見下文)。1948年4月1日,毛澤東路過晉綏分局所在地的興縣,召開幹部會議並作講話(這篇講話收入《毛選》第4卷,題目就叫做《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在講話中說:
「.....晉綏分局獲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領導方面來說,主要是:(甲)在去年春季劉少奇同志當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臨縣郝家行政村工作的幫忙下,晉綏分局去年六月召開了地委書記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批判了過去工作中存在的右傾偏向,徹底揭發了離開黨的路線的嚴重現象,決定認真發動土改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方針。這個會議是基本成功的。假如沒有這個會議,這樣大的土改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毛還掩飾不住他對整黨和土改造成的人人心驚膽戰的恐怖局面的喜悅,他說,晉西北地區的幹部和群眾都被制服了,害怕了,他們說:「『從此以後,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厲害了,再也不敢貪污了』。這是晉綏人民的話,這是晉綏人民對於我們的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所作的結論。」
使用如此殘酷的手段,將人民整得膽戰心驚服服貼貼之後,毛卻如此得意洋洋。這就清楚地表明了毛對慘無人道的土改和整黨(整黨也是為了土改)的由衷讚賞和喜悅,同時也使我們清楚了,毛所謂的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擁護」意味著什麼。
由於康生能幹,毛在當年10月下旬派他去山東搞「二次土改」,以扭轉那裡土改工作的「右傾」。康生於11月初到達山東,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按照毛的意圖和他在晉西北創造的經驗,迅速地、雷厲風行地掀起了山東中共根據地的土改狂潮,所有中共的幹部和根據地的群眾立即被捲入血腥的恐怖之中。
康生先參加在中共渤海區黨委所在地陽信縣召開的渤海區土地會議,會上他認定渤海區中共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都是壹批「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他們在思想上政策上犯有類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錯誤。」因此開展了「搬石頭」運動,即把原有各級幹部撤換或開除(有的被法辦),換上殺人不眨眼的流氓惡棍掌權。
康生自己帶頭示範,他到陽信的壹個鎮,那裡原來沒有什麼暴行,康生指示說所有鬥爭對象「不管有無罪惡,壹律加以肉體消滅。」於是120人在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有的罪名僅僅是「同情地主」,其中兩個是七歲兒童,被兒童團的「紅小鬼」折磨而死。
其他地方仿效康生的做法,大肆亂打濫殺,壹時間慘聲震天,血腥遍地。
渤海區的土改「補課」差不多了,康生又馬不停蹄趕去膠東地區搞二次土改,如法炮製,重複渤海區的恐怖壹幕。
就這樣,山東的土改為後來共軍全殲張靈甫(國軍抗日英雄)的七十四師和淮海戰役的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
(二)習仲勛眼中的老區二次土改
1947年8月,中共中央將習仲勛從軍隊調到地方,讓他主持西北局的工作。西北局主管陜甘寧邊區,是老根據地,這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土改。但對於大部分是「老區」的西北局來說,土改早就搞過了,這次實際上是二次或第三次「土改」了。
習仲勛能做到毛共的「大區」壹級幹部,當然是久經考驗、立場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絕對不會是「右傾分子」。因此,從他眼中來評判那壹場土改,應該比較客觀,絕對不會對那場運動「歪曲」和「污衊」。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國土地會議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下發各地執行。西北局於11月1日在綏德縣召開了傳達、學習貫徹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和《土地法》的大會,后稱「義合會議」。會上由西北局宣傳部長傳達全國土地會議精神,其實就是晉西北土改的翻版,如提出要讓「貧僱農打天下坐天下」,「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翻底財,搬石頭」,所有工商業者和中農、都在「共產」之列。
會議的空氣很緊張,壹批領導幹部如張岱峰、高峰、周興等被叫到台上接受批判,稍有分辨,就被「拉下台」。還把晉綏地區在整黨中把「五台山大廟炸了個稀巴爛」壹事廣泛宣傳,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習仲勛雖然是會議主持者之壹,但據參加會議者的記述,發現他「說話較少,神情鬱悶。」後來習仲勛說:「義合會議潛伏壹種『左』的情緒。」但是,作為領導人,他在會上不敢有異議,只能遵守、執行中央的既定政策、法令。
義合會議之後,各分區、縣立即召開會議進行貫徹,壹場以土改和整黨為中心的大規模運動迅速在西北局所轄各地開展。習仲勛下到各縣調查巡視,發現運動中出現了各種「極左」的偏向,如:不加區別地平分壹切土地;所有生活較好、財產較多的農民都成了土改鬥爭的對象;把早已轉化為農民的舊地主、富民又拉出來鬥爭;甚至在共產黨政權里任職的公教人員的家屬因缺乏勞動力而雇請農民種田者,也定為地主、富農。在棗平林街,所有商店、鋪面全部被查封。
武鬥和酷刑更是觸目驚心,延家岔的貧農會規定:誰鬥爭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打死!各地土改工作團都指定了專門的打手、劊子手,專門從事捆、打、吊、考、殺人的「工作」。鬥爭會成了閻王殿,除了壹小撮幹部、兇手,與會者人人恐慌,膽戰心驚。
習仲勛在壹份調查報告中寫道:土改壹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凡是動起來的地區,過多強調「貧僱農路線」,反對所謂「中農路線」,都是少數群眾(不是真正的基本群眾)起來亂斗、亂扣、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最嚴重的是佳縣,有好幾個村莊,連貧農、中農的東西都壹律沒收。幹部家屬倖免于斗者很少。張達志(時任晉蒙軍區副政委)家人也被斗,索要銀洋。有的烈士家屬也被掃地出門。佳縣亂搞不到五天,竟壹塌糊塗。我看壹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壹切破壞得精光......(本小節資料引自《炎黃春秋》2007年第10期賈巨川的文章:《習仲勛在土改中防左糾偏》)
有意思的是,習仲勛報告里所說的情況「最嚴重」的佳縣,正是毛澤東呆的地方,自1947年8月16日至11月21日毛就住在佳縣,因此對那裡的情況他壹清二楚。張戎《毛傳》第278頁記述:送給他(指毛)的壹個報告說,那裡的土改「有用鹽水把人淹在甕里的,還有用滾油從頭上澆死人的。」有個地方甚至「規定誰斗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頭打死。」筆者對照,給毛這個報告的,很可能就是習仲勛,或由習轉呈的。因為壹般人不可能給毛遞報告,更不敢遞這種報告。
1947年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米脂縣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或稱「楊家溝會議」。習仲勛趁參會向毛彙報工作之機,談了自己對邊區土改中存在問題的看法,還向毛反映綏德縣在土改中將著名的開明人士、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副會長安文欽也抓去鬥爭,抄沒了他的全部「浮財」,並且「掃地出門」。
這時恰恰曾被毛肯定過的另壹個「開明士紳」、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去世,習仲勛與林伯渠商議后共同向毛建議:為李鼎銘召開追悼會要請黨外人士參加,請安文欽致悼詞,藉以為安文欽「平反」。毛澤東接受了這個意見,並且承認「下面做法過火了」。可誰都知道,沒有「上面」的支持,「下面」敢「過火」嗎?毛還用他那套特有的「黑色幽默」說:「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延安訪問時曾講過,共產黨真厲害,把地主、開明士紳請出來當了副主席,副議長,現在壹搞土改,又把他們的浮財給分了,趕出家門。有朝壹日這位記者再問起安文欽先生時,妳們怎麼交待?」毛這裏用了「妳們」壹詞,彷彿這都是別人乾的,與他無關,何其鄙也!(毛類似的「黑色幽默」還有:事實證明,人的腦袋割了,不會像韭菜壹樣又長出來。他把這當「笑話」 取樂。)
面對習仲勛對土改中過火的、殘忍的做法的批評,毛表面上既沒有異議,也沒有反駁,但實際上並不認同,也不接受。他在聽取習的彙報后談到對壹些問題的看法時,故意顧左右而言他,他要習仲勛擠時間來讀書,說什麼:壹個人的經驗是狹隘的,受時間、地點、條件的限制,要使經驗上升到理論,就得學習。只憑老經驗辦事,不能適應新形勢。.....這顯然是對習的「反批評」。不過,他知道習是忠心耿耿的,是從大局出發的善意勸諫,所以忍受了。
但轉眼間,在會議閉幕上作結論講話時,毛對習仲勛以及其他壹些在會議對土改提出批評的人給予變相的「回擊」:他先說在土改中反右傾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出現了新的問題,就是對待中農、對待中、小資產階級和黨外人士出現了「左」的偏向。不過,這好比壹河水,這河水十個浪頭八個是好的,只有兩個浪頭有點偏差。這當然只是「小問題」了。毛故意迴避人們反映最強烈的亂殺、虐殺問題,只是說地主階級作為整個階級是要消滅的,但作為個人要分別情況對待。
習仲勛似乎感到他反映的問題沒有引起毛足夠重視。就在楊家溝會議結束后的第七天,即1948年1月4日,又寫了壹份致西北局並轉中共中央的報告,報告共有五個方面的內容。除了開頭是對毛「熱烈擁護」的套話之外,其他主要是強調陜甘寧作為老區的特殊性,如說「平分土地對我不利」;老區的地主富農比新區少得多,不應規定地主富農佔全體農戶8%的「標準」(可見,那時已下達打擊的指標了)。而且提出,對老區的地主,應該查實其剝削關係、及是否參加勞動,和勞動時間的長短來決定其現在的成份。還提到許多地方名義上說是自發的群眾運動,實際上為各種動機不純分子所操縱、把握,等等。
習仲勛所反映的問題,擊中了毛式土改的要害,毛與劉少奇、康生本來就是想利用農村中那些「鬥爭勇敢」的流氓惡棍、積極分子,製造足夠的恐怖,然後將農民整治得服服帖帖,就算達到目的了。他們對如何划階級、分配土地才能達到公平、如何限制那些「動機不純分子」的從中搗亂,以及對地主富農的濫刑亂殺根本不感興趣,更不想糾正。
不過,習仲勛既然已經指出了這些問題,老奸巨滑毛也就不得不表示「同情」。並叫習仲勛去「巡視綏屬各縣」,「每個縣住幾天」, 調查了解情況。
習下到子洲縣,在那裡呆了9天,超過了毛的規定期限。因為他在那裡與地委和幾個縣的幹部群眾廣泛接觸,了解到更多的情況,如,各地都出現了趁運動渾水摸魚大撈壹把的投機分子;子長縣欒家坪的土改變成了幹部黨員之間的鬥爭;澗峪岔附近的四朴橋鬥爭(打死)壹箇舊保長,逼其妻剖腹自殺殉夫;交口有五六十名群眾住在地主家,殺雞宰羊,大吃大喝了八、九天,臨走還撈上壹把……。
1月8日,習仲勛將了解到的情況歸納為9種不良現象致信西北局;10日,西北局將此報告轉呈中共中央。
19日,習仲勛就陜甘寧邊區近期的工作特別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問題,再次致電毛澤東,並提出了壹些糾偏的建議。
習的報告和意見,差不多等於全面指責和要求糾正毛和劉的土改政策方針。這時的土改已經因為過度殘忍血腥而引起社會上廣泛的指責,也引起了毛共內部壹些人的不安,且這時土改己進入尾聲,毛的土改目的已經達到,他正想找壹個台階下來收場。於是,他利用習仲勛的意見書給自己製造壹個虛心納諫的假象。2月6日,毛致電習仲勛等人,就新、老「解放區」不同的土改政策徵求具體意見。不久,正式下文推廣了習仲勛在自己轄區綏德縣搞的「黃家川經驗」, 但這時毛的二次土改也接近收場了。
當年的習仲勛是幸運的,他提了那麼多「糾偏」的意見,居然沒有被毛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算是壹個奇迹。不過他不可能永遠這麼幸運,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還沒等到文革,毛借口壹部小說把他打成「反黨集團」 頭頭之-,投進了監獄壹關七八年。
再說說「新區」的土改情況。
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第二野戰軍於1947年8、9月間挺進大別山,壹路「解放」了不少縣城,9月19日攻克了安徽岳西縣,與地方游擊隊合作,建立了中共岳西政權。
這個新政權的首要工作就是土改,當然也得執行毛、劉的統壹模式和政策。
縣委把這個縣分為五個區,各由壹個工作組帶領當地幹部發動土改運動。其中負責河圖區的工作組負責人叫張殿鑾,是個從劉鄧大軍工作團下到地方的幹部。他是河南人,地主家庭出身。大概在之前的「反右傾」、「整黨」中被整怕了,因而特別左(在毛共的隊伍里,凡是出身「不好」的幹部,都特別「左」,因為非如此不足以證明自己的階級立場堅定和對「黨」 的忠誠,難以在「革命隊伍」里立足。劉少奇、康生就是這種典範)。張殿鑾「左」的表現首先是不問青紅皂白大殺階級敵人。他每到壹處都人頭滾滾,在很短的時期內就在河圖區殺了200多人。地主是必殺的對象,地主躲起來了,就抓其家屬來殺。又以其他名義如「惡霸」、「反革命」、「國民黨狗腿子」等名義大抓大殺,總之只要有人舉報,抓來就砍了。
因張殿鑾殺人太多太濫,激起了民變。那些估計自己沒有活路的人(包括壹些貧下中農)聯合起來,反過來殺共產黨幹部。共產黨縣委大怒,下令「先下手為強」,殺光壹切階級敵人!於是整個岳西大地浸泡在血雨腥風之中……
岳西縣委和張殿鑾至少犯了兩個錯誤,壹是太急,沒有耐心去發動群眾,越俎代庖自己動手殺階級敵人;二是這種地方不同於老區,國共雙方的軍隊還在進行拉鋸戰,共產黨還要顧及聲譽,顧及影響,如此大開殺戒,不但把階級敵人殺怕了,也把自己的「基本群眾」也趕到敵人的方面去了。所以無功有罪。
上級發現了岳西土改變成了壹場大屠殺后,下令糾「左」。為了挽回民心,決定首先把張殿鑾這個「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拿來當替罪羊,殺了平民憤。
岳西土改驚動了鄧小平,鄧指示「糾左」。鄧說:「如果亂殺人,壹定要失敗。」可見鄧小平不是反對殺人,只是不要「亂殺」。 不過從鄧這個講話中也透露了當時這個「劉鄧大軍」的點滴真相,鄧還說:「我們到大別山後,部隊很苦,紀律不好,老百姓當時對我們提出兩個問題,壹是妳們可以搞得好些嗎?二是妳們還肅不肅反?(意思是還借『肅反』 之名大肆捕人殺人嗎)」。從這短短的兩句話中可知,這個「劉鄧大軍」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何等的擾民、害民。不然,鄧怎麼能說自己的部下「紀律不好」呢?共產黨從來都說它的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與當地群眾的關係是「血肉相連」,是「魚水關係」云云。
(鄧小平這個「反左講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103頁。)
(三)土改受害者點滴
1、毛統區1947年土改知情者的片段回憶。
壹位署名李晉的作者撰文講到他父親在1947年土改中的遭遇(見《炎黃春秋》2003年第12期李晉文):
「......我的故鄉是呂梁山。我的父親李時光(字春生),是清末最後壹屆貢紳(優貢)。他壹生以教育為業,在上世紀前30年,先在靈石創辦雙池高小(雙池鎮現為交口縣所屬),又在運城創辦菁華中學,為了培養師資,最後執教河東師範,是故鄉小有名氣的教育家。在抗戰期間向八路軍、決死隊(共產黨的山西新軍)輸送了壹批又壹批知識青年。抗戰開始后,日本人把城鎮燒了、把學校炸了。父親回到敵後鄉村老家,全力支持以共產黨員王磊(解放後任商業部長)為縣長的抗日民主政權,積極開展抗戰活動,是故鄉小有名氣的開明人士。曾記得王磊常來我家,從日出談到日落,夜裡就睡在我家炕上。那時我年紀小,睡在王磊與父親的中間,聽他們談壹些我似懂非懂的問題,雄雞打鳴了,他們還談個不停,這些事直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抗戰勝利后,我隨校到晉中、冀中讀書。1947年冬,忽然聽說父親在土改中自我解剖,走了不歸之路,沒有留下壹句話、壹個字……」
李晉在說到其父之死時只用壹句「自我解剖」搪塞,不知究竟如何「解剖」法?為何要「自我解剖」?作者仍不敢直言。但這件事已說明了毛共的野蠻、殘忍、背信棄義、恩將仇報的醜惡面目。
不過,與李時光同為晉西北土改刀下鬼的山西興縣大地主牛友蘭及其兒子牛蔭冠的故事,比上述李家故事更清楚,也更震撼人心。鑒於此故事較長,放在本章之後作為附件。
已故北京大學教授、著名作家張中行曾對《文化自白書》的作者張者說過壹個他家的土改故事。他家所在的那個村沒有富戶,沒有吃「剝削飯」的地主,按有關政策是找不出地主來的。可是「上面」要求必須找出個「地主」來,條件不夠便在「矮子裏面抜將軍」,降格以求。眼看留在家的張的妹妹有被划作地主的危險,而壹旦被劃成地主,就意味著全家的滅頂之災。當時張中行家裡大概只有這個妹妹在村中。為了挽救整個家族,妹妹想出了壹個不得已的辦法:逃走。但這時民兵已經「封村」,所有進出村子的路口都有武裝民兵把守,任何人不得無故進出。這時張這個妹妹恰巧有壹個剛出生的有點殘疾的女兒,母親決定犧牲這個女兒。她把這個女孩摁在水缸里淹死了,然後以掩埋小孩屍體為由騙過民兵崗哨出了村,壹出村便按預定計劃逃出了虎口。
張中行對此事的評判是:「這雖然犧牲了壹個生命,但卻救了全家人的命。」
這件事情從側面反映了壹個事實:壹旦被划為地主,就等於全家都被判處了死刑。這就是毛式土改的可怕真相。毛式土改就是如此野蠻、殘忍、恐怖!
3、建國後土改殘暴如昔
1949年毛共勝利了,政權到手了。這時的土改怎麼搞?是人們曾經翹首以盼的問題,善良的人們希望毛能發善心,改弦易轍,因為此時大局已定,沒有利用土改引誘農民參軍「保衛勝利果實」的必要了,幾百萬國民黨軍隊都消滅了,趕跑了,手無寸鐵的地主富農絕對不可能與新政權對抗,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只需要制定壹套辦法,下壹道命令就行了。何況新朝開囯,新皇登基,按慣例應大赦天下。
可惜毛不這樣想。他想到的是:大權在握了,可以對階級敵人盡情報復、盡情蹂躪、盡情殺戮、大展平生之願了。何況,沒有了暴力土改,以後的階級鬥爭怎麼搞呢?而不搞階級鬥爭,還要共產黨幹什麼?
筆者分析,在全國勝利后,毛堅持暴力土改,原因至少有三:
其壹,為以後的階級鬥爭奠定基礎。毛共幾十年的歷史,就是搞階級鬥爭的歷史,靠搞階級鬥爭起家,靠搞階級鬥爭發跡,靠搞階級鬥爭奪得天下。而階級鬥爭之首就是土改。有了土改,才有每壹個人的「階級成分」、「家庭出身」;有了土改,才有日後的鬥爭對象;有了土改,才有人世間的仇恨;有了土改,這幾億人的大國才好統治......總之,沒有階級鬥爭,毛實在不知道怎樣治國,他的雄才大略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其二,讓毛共龐大的幹部隊伍,特別是新加入幹部隊伍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民主黨派人士,「經風雨、見世面」,讓他們與過去的中共幹部壹樣,去參加土改,經歷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並且親手沾上壹點階級敵人的鮮血,讓他們除了跟共產黨走,再沒有退路。也讓他們看到地主的悲慘下場,才會更加忠於黨、聽毛的話.....所以毛下令所有的幹部都要過「土改關」。毛把「土改關」 與「戰爭關」相提並論,認為1949以後戰爭關已過,就剩下土改關了。(參見毛在全國政協壹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做壹個完全的革命派》毛選第五卷第25—29頁)。
其三,讓全國人民經受土改的洗禮,見識共產黨的手段和厲害,為以後的極權統治打下基礎。土改是個大課堂,讓國人知道共產黨喜愛什麼,討厭什麼,「親不親,階級分」,徹底破壞幾千年形成的社會結構和淪理道德、價值觀念,為接受毛式的馬列主義「新教」打下基礎。
就在毛澤東緊鑼密鼓準備新壹輪土改的暴風驟雨之時,農村中那些待宰的羔羊們卻全然不知,他們絕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將是什麼。當然,也有知道在共產黨統治區搞土改真相的國民黨人告訴人們毛式土改的血腥恐怖,但很少有人相信,以為那是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共產黨要搞土改「平均地權」人們已經聽說了,作為地主和富農,要把自己「多出」的田地拿去「共產」, 雖然是不願意的,但他們知道天下易主,改朝換代,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只能服從新朝的政策。他們還想,共產黨的政策只是平分土地,自己捐出多出的部分,還可以分得平均的壹份,今後生活還是不成問題的。他們還想到,自己只是普通老百姓,沒有與共產黨作對,結仇,新政權沒有理由跟自己過不去。何況,壹般的地主也沒有能力去港、台或國外躲避。總之,人們盡量往好處想,自己寬慰自己,提心弔膽等待決定他們命運壹刻的到來。
這裏面應特別提及鄉村中的士紳階層。這是地主中有文化、有知識、有社會地位、受人尊敬的壹群。他們有的是自已創業發家,有的是繼承祖業,有的是從官場退隱田園。他們深受中國古代的「鄉紳自治」「鄉村建設」思想的影響,決心為建設家鄉、造福桑梓出力,就象前面提到的李時光壹樣,他們首先熱衷於辦教育亊業,為家鄉培養人才,還做些修橋鋪路,或辦實業之亊,以振興家鄉經濟盡壹點力。這壹群體壹般都受過傳統教育,是儒家文化的傳承者,傳統道德的守望者。他們在當地擁有廣泛的人脈,享有聲望。他們都是大小不等的地主。他們對時事不甚熱衷。對國民黨沒有太好的印象,對共產黨也沒有太壞的印象。他們還知道共產黨優待開明士紳,而他們堅信自己就是開明士紳。他們之中有部分人有能力避居海外,但他們更戀棧家鄉,而且堅信共產黨會優待他們,所以共產黨來了他們不出走。
由此我們便可知道他們所想象的共產黨與實際的毛共差距有多遠!他們做夢也未想到自己是中共首先要消滅的死敵,第壹批要宰的羔羊!
待到鄉紳們發現當局這種意向時,已經無路可逃了,當局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這些待宰的羔羊統統逮捕在案,很快就當做「惡霸地主」、「 土豪劣紳」,舉行公審大會槍決了!殺人布告上都寫著:「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毛共在建國后的土改中屠殺的士紳不計其數,也無從考證。但其中有兩位父親的兒子中國人大概不會不知,那就是後來名滿中華的武俠小說大師金庸(查良鏞)和梁羽生(陳文統)。這兩位的父親都在土改中被中共當作「惡霸地主」處決了。這兩位的兒子當時都在香港,可以想象,如果他們早知如此,去香港躲避壹下絕非難事。還有壹位據說被蔣介石封為「民國第壹鄉紳」 的湖南祁東縣名儒周聆琴先生(網上小說《民國鄉紳》主人公),其子曾任蔣的總統府秘書,此時也在美國。但周聆琴也不出國避風頭,結果坐等當局以「惡霸地主」之名處死。(1982年已由祁東縣法院平反。估計金庸、梁羽生的父親也會「平反」,因為他們都有作為名人的兒子。沒有這種兒子就別想申冤了。)
有關毛式土改的野蠻和慘無人道,前面已經說得不少,現在補充幾個較完整的故事,以便讓毛式暴力土改的「功德圓滿」。
1、李忠邦案。
李忠邦,雲南屏邊人,當地頗具傳奇色彩的豪紳。李具有民主主義思想,對國民黨的壹黨專政和官員貪污腐敗極為不滿,對毛澤東、共產黨倡導的建立壹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十分嚮往。在經商致富之後,李置下了田地產業,並致力在鄉里辦學校、興教育。李為人豪爽,極富正義感,在鄉里扶貧濟困、除暴安良,還積極支持反政府的學生運動。因而曾兩次被縣裡的常備隊抓捕。然而李則毫不畏懼,針鋒相對,自組武裝,親自帶領隊伍繳了縣常備隊的槍,因而名聲大震。在屏邊當時還廣泛流傳著「李忠邦智打貪官」,「李忠邦單槍匹馬救少女」,「李忠邦神算懲惡賊」等傳奇故事。中共的地下黨組織看到李忠邦能量頗大,又得人心,便暗中與之聯繫,李也不避風險,慨然與地下黨交往,其家壹度成為地下黨的聯絡點和黨員避難所。
壹個人物促成了李忠邦正式投奔共產黨,那就是國民黨第60軍軍長萬保邦。李忠邦乃萬保邦侄女婿,兩人關係自然非同壹般。而萬保邦也是壹個有「反蔣」傾向之人,在「民革中央」的策動下,萬保邦毅然舉行反蔣起義,宣布成立「滇黔人民自衛軍」,自任總司令。李忠邦被任命為萬部最具實力的第三團團長。後來滇黔自衛軍與國民黨軍大小戰鬥百余次,有效地牽制了雲南國民黨軍的主力,使得中共領導的地下武裝「滇桂黔邊區縱隊」得以順利建立和發展壯大。而李忠邦則被國黨政府列為「通共匪首」緝捕,李家被抄三次,全家只得常年在深山老林中避難。后李忠邦徵得萬保邦的同意,乾脆率部投奔中共「邊縱」的麾下,被任命為邊縱第四支隊第33團副團長兼獨立大隊隊長,成了中共壹支地下武裝領導人。
加入中共地下武裝后,李忠邦作戰勇敢,多次獲得縱隊、支隊的表彰。及至雲南「和平解放」,李忠邦所在的「邊縱」與中共正規軍會合整編,李忠邦被派赴家鄉屏邊剿匪,任屏邊剿匪大隊長。臨行前部隊首長勉勵其再立新功。
歷經千難萬險,屏邊的剿匪任務終於勝利完成。征塵未洗的李忠邦被上級招去談話,人們都以為上級要對他嘉獎或提升。可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李去到立即被當場逮捕。幾天之後即被槍決,罪名是「惡霸地主」。
原來這時中共正在大搞「清匪反霸」。以李忠邦原來擁有的財產,以及他在當地人民心中的威望,完全符合毛共的「惡霸地主」條件,當局早已把他列入要消滅的對象,只因為他的「剿匪任務」尚未完成,才讓他多活壹些日子。而今土匪剿滅了,這個剿匪大隊長的末日也就到了。
處決的當然不止李壹人,李的部屬、骨幹近20人同時被捕殺害。更多的部屬則在遣散后陸續被害。李忠邦的家人按照地主「待遇」被掃地出門。其時,李忠邦的兒子李斌已在中共的第四野戰軍第13軍文工團工作,其創作的劇本獲得全軍文藝匯演壹等獎,有關領導正要送其去相關院校去深造、培養,就在他準備動身之時,軍部保衛處突然將其逮捕。莫名其妙的李斌,有如晴天霹靂,細細打聽之下,保衛處才告訴他:地方政府來函,告知他父親已作為「惡霸地主」被槍決。他理應受到政治審核。
后經調查,李斌被無罪釋放,但清出部隊。之後李斌在家鄉艱難謀生,輾轉多年,終於謀得在壹個山區小學當民辦教師。李斌努力工作,還受到教育當局的嘉獎。但終因家庭出身和父親的「罪過」,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分子」,送勞動教養,妻子離婚,孩子隨母而去。
經過20多年煉獄似的教養農場的磨難,九死壹生的李斌終於幸運地迎來了右派「改正」,但已家破人亡。
(以上取材於《往事微痕》第63期李斌文:《對我父子悲慘遭遇的回眸與思考》)
2、「宋森案」。
廣東作家牧惠撰文說,他收到過去武工隊的老戰友宋群寄給他的壹本書,書名《宋森傳》,是寫其父的生平事迹。於是牽出他對宋森的回憶。
宋森,廣東鶴山人,壹位有名的左傾人士,從 「大革命」時代、「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到國共三年多的內戰,宋森都堅定地站在中國共產黨壹邊。他以各種方式支持中共,出錢出力,宋森還創辦了壹份叫《鶴僑報》的小報,為中共幫腔造輿論,他還把自己三個子女送進毛的「革命隊伍」。
宋森的家鄉被中共「解放」了。其時他在香港,出於勝利的喜悅,他跑回鶴山,在縣裡謀得壹份編縣誌的差事,終於如願以償參加了中共的「革命工作」。
他工作積極,熱情高漲,帶頭響應政府的壹切號召。當時正值「抗美援朝」運動,他帶頭捐款為志願軍購買飛機大炮。可也就在這個時候,土改來了。土改是毛欽定的壓倒壹切的「運動之王」,任何人只要在土改中被劃成地主,就成了鐵定的階級敵人,他以前的壹切表現,壹切榮譽,為共產黨立下的汗馬功勞都得壹筆勾銷,宋森就屬此類。可是,宋森家只有兩畝多田,怎麼能劃成地主呢?可是事實就是如此,兩畝多田出租收租,也是滔天的剝削大罪!牧惠的文章中沒有說宋森的其他「罪惡」,依宋森的政治表現,估計也不會有什麼「政治罪惡」。可就是這兩畝出租地,宣判了他的死刑(仔細推想,宋森過去也算有錢、有文化、有社會地位之人,又生活在香港,大概這些才是他被划作「階級敵人」的真正原因)。
可憐又可悲的宋森在知道自己被划為地主在劫難逃之後,選擇了主動「自我了斷」,不過,他沒有像李時光那樣不留壹字就「自我解剖」,他知道自殺也是壹種犯罪行為,而且他還有三個子女在共產黨手下工作,所以,自我「了斷」前特地寫下了壹封遺書,再次向「黨」表忠並表明自己的清白,末了交待家人:「將我的金章和我補助填數的款(原文如此)壹壹交到人民銀行,作為抗美援朝的捐款,不能少欠分毫。」
幸運的是,他的三個子女沒有受到太大的株連,只是被打入「控制使用」的另冊。
宋森的故事平淡無奇。比較起來,下壹個故事主人公就頗賦傳奇色彩了。
3、莫雄案。
。莫雄可不是壹般之人,他早年參加過同盟會,參与1911年著名的「3.29」起義(即廣州黃花崗之役),是名符其實的國民黨元老。北伐時,莫雄任國民革命軍師長,與蔣介石是好友。北伐後期,莫雄思想轉向左傾,不過,他仍然留在國民黨的陣營里。1930年,莫任上海警稅團團長,在其部下的共產黨員嚴希純、項與年(項南之父)的影響下,思想迅速「赤化」,成了共產黨的地下戰友。1934年,莫被任命為江西德安行署督察員兼德安地區保安司令。其時,蔣介石正在發動對中共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蔣在廬山召開秘密軍事會議,莫雄參加了會議。會上蔣介石部署根據德國軍事顧問制定的圍殲紅軍的「鐵桶計劃」。莫感到紅軍處境危急,偷偷將代號「鐵桶計劃」的重達壹、兩斤的文本帶了出來,回到駐地便把會議的布置和鐵桶計劃的文本和盤告知並交給了嚴希純和項與年。嚴、項感到情況緊急,連夜將計劃要點用密藥水抄寫在4本《學生字典》的空隙之上。然後項與年化裝成教書先生,步行六天,進入了紅軍佔領區,親手將「計劃」交到中共軍事領導人周恩來手中。十天後,紅軍主動撤離江西,踏上了「長征」 之路。
莫雄對中共的貢獻還不止此。不久,莫調到貴州畢節地區任專員兼保安司令(蔣介石總是把莫雄調到與紅軍接觸的關鍵地方和崗位,可見其對莫信賴有加),剛好賀龍的紅二方面軍長征要經過畢節,莫不惜冒違抗蔣介石的命令的風險,擅自將紅軍放行過境。蔣聞訊后大怒,以「通共」之罪將莫解押送進南京監獄。但不知出於何種考慮,不久蔣又將莫放出,並降級任命他為廣東南雄縣縣長。莫雄決定壹不做二不休,利用職權將被國民黨大員余漢謀關押在南雄的數百名共產黨員和被俘的紅軍全部釋放了,莫自己則跑去了香港。
中共奪得政權后,當時在廣東和華南主政的葉劍英算是不忘舊恩,給莫雄去信,誠懇邀其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莫雄自恃對中共有功,慨然回到廣東,受到葉的熱情接待。接著莫又在參与剿匪,為中共再立新功。
可是,世事莫測。這期間葉劍英在廣東搞土改試點,鑒於廣東僑屬多的特點,葉採取了比較溫和的土改政策,獲得壹片好評。誰知這事被人告密到毛和中央,指其搞「地方保護主義」和「和平土改」。毛在其他任何問題上都可以妥協讓步,唯獨在土改政策上是沒有半點通融的餘地的,據說,葉劍英在紅軍長征中對毛有救命之恩,可他仍然不能容忍葉在土改上的「右傾」。毛立派他的親信、公安部長羅瑞卿急赴廣東,調查並扭轉廣東土改中的「右傾」和「地方保護主義」。
羅瑞卿以欽差大臣身份在廣東大展拳腳,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地方保護主義」和「和平土改」高潮,製造了這次運動中的「四大冤案」,大批廣東本地幹部紛紛落馬,壹些人鋃鐺入獄,甚至被處死。葉劍英則被毛調離了廣東和華南。
失去了葉劍英保護的莫雄這時也在壹夜之間由共產黨的座上賓變成了階下囚。莫的家鄉農會派人到廣州抓捕莫雄,這時莫背負有諸多罪名:蔣介石的走狗、反革命儈子手、地主、惡霸....其中任何壹項罪名都可以置其死地。而且,此時的莫雄不是國民黨在職高官,不享有被「統戰」的資格,所以只有死路壹條。莫雄家鄉的地方政府已經做好了準備,莫雄押回后立即召開萬人公審大會當場將其處決。
可是,就在這千鈞壹發的時刻,事情出現了轉機。原來身居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要職的古大存,知道莫雄乃葉劍英邀請回國的「特異人士」,現在葉劍英雖然調走了,但是不能不顧及老上級的面子。於是他向接替葉劍英主持廣東和華南工作的「壹把手」陶鑄進言,詳細說明了內情,求其網開壹面。陶鑄斟酌再三,終於同意刀下留人。
從鬼門關走過來的莫雄死罪雖免,活罪難饒,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莫言被划為「極右分子」。但仍然多虧了古大存的關照,莫雄得以倖存下來,直到1980年病逝。
只是,後來陶鑄與古大存有了矛盾,古大存被陶鑄以「右傾」之名拉下了馬。
莫雄的案子算是特例,全中國的地主、反革命分子能有這種幸運的沒有幾個。下面彔兩個「正常」案例,為本章作結。
4、張翅翔案。
《鳳凰周刊》2005年第14期刊登了壹個叫張翅翔的人的文章,談到其全家人在土改中的遭遇。
張翅翔,湖南人,出生在壹個地主大家庭。1939年,抗日的烽火然遍中國大地,當時還在讀初中的張翅翔,被愛國激情所驅使,毅然投筆從戎,和當年很多熱血青年壹樣,他選擇了共產黨,奔赴延安。
1949年毛共取得勝利,經過多年生與死考驗的張翅翔回到湖南,這時他是壹名共產黨幹部,在省城長沙壹家出版單位工作。闊別家鄉十余年,他急切地想回到故鄉,見到魂牽夢繞的親人。
可是,當他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到家人的消息后,挨了當頭壹棒,熾熱的心靈像是被猛然潑上壹盆冰水,激情熄滅了,心緒降到了冰點。他得知自己的家不是遭到壹般的打擊,而是遭到了滅頂之災!他有家難歸,實際上無家可歸了。
張家由祖父創業,祖父茹苦含辛打拚壹生,創下壹份家業,在當地算得上是較大的地主了。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祖父的壹生奮鬥,留給他的子孫後人卻是無窮無盡的災難,讓他們墜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祖父生有4子,各立門戶。土改降臨,張家首當其衝,第壹場開局,就選擇張家兩個兄弟開刀祭旗,兩兄弟在同壹天同時受戮,拋屍荒野。另壹個弟弟也是地主,只多活了幾天,便被農民用亂棍打死。最後壹個弟弟不成氣候,家道中落,只劃上「富農」,按理,該給他留壹條活命了。可是貧農團的兇手壹合計,四兄弟已去其三,這壹個斷不能留下作為後患,於是把這個富農關進土牢,折磨得奄奄壹息,估計不能活命之後才放其回家,讓他死在了家裡。
第二代被消滅乾淨了。
張家人丁興旺,第三代有十三個男孫,17個孫女。13個男孫中,兩個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壹個慘死獄中;壹個外逃,被抓回后抓去勞改,壹去30年。另有3個被划為右派分子管制勞動;2個流落外地他鄉。2人終生無妻。
17個孫女,被迫自殺的3人,最小的壹個夭折,壹個患抑鬱症長期卧床,余者或被迫嫁與殘疾人為妻,或遠嫁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過著與野人無異的生活。
張翅翔屬第張家第三代,雖然自己少年即參加中共的「革命」,但地主家庭出身的沈重十字架,把他壓得踹不過氣來,得知家人的遭遇后,悲痛之餘,他更是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夾著尾巴生存。但共產黨這個隊伍註定不能容許他的存在。1955年「肅反」時,他被無端誣為「叛黨」;兩年後反右時,又被划為「極右分子」,送勞動教養。直到1980年,經過25年勞改、九死壹生的他才走出勞改農場。
「改正」后的張翅翔在壹個出版社當壹名編輯。25年的勞改生涯,全家幾代的毀滅,在他心靈上留下了永遠不能愈合的創傷。他循規蹈矩,低眉俯首,戰戰兢兢度日,彷彿壹具行屍走肉,茍延殘喘。
可是不料生命在垂暮之年忽然迎來轉機,1991年,張翅翔獲准移民美國(估計是其子女中有人已移民美國)。此時張翅翔已年過花甲,若按常理,壹個人老年離開故土,多有眷念不舍、依依惜別之情。然而這時的張,卻有壹種無法言表的興奮,壹種再生的喜悅。在異國他鄉,張著有《西山漫憶》壹書,其中壹段描述當年他跨出國門時的心情和感受:
「跨過羅湖海關之時,自我感覺像壹條從古堡深井裡躍入浩瀚大海的魚,其暢快喜悅,比之為受難時之苦恨不能高飛遠逸,壹生壹世夢想終於實現。」
張翅翔的壹家是不幸的,但比起更多的被「斬盡殺絕」的地主或「反革命」家庭來說,卻還算是幸運的。特別是他在暮年,終於脫離了禁錮他幾十載、毀滅他壹家三代的囚籠而「展翅遠翔」,死而復生。我們為他祝福。
下面再講壹個更加不幸的故亊,卻是土改中非常平常的故事。
5、吳之伯家族案。
因為原文作者叫吳之伯,我們姑且叫吳之伯案。吳之伯,1928年9月出生於雲南宣威縣西澤鄉。1947年考入雲南大學外語系,1949年4月加入「民青」,后又參加中共的邊縱六支隊,為中共黨員。建國前夕轉入地方。在會澤、威信、昭通等地工作。1956年任威信縣縣長,1958年3月整風中被打成「極右分子」、「威信縣反黨集團骨幹分子」,開除黨籍、公職,押送彜良大坪農場勞教。1962年1月「摘帽」,當局賞給碗飯吃,讓他在鎮雄縣農水科任林業員,月薪28.5元。后當過五年英語教師。1979年6月右派「改正」,1988年離休。下面是吳自撰的原文:
上世紀二十年代我老祖和爺爺挖銅礦發點小財,買田置地,修了上下兩個四合院和壹座土碉。爺爺生下父輩四兄弟和壹個姐姐。每家分得三間住房,三畝水田,十二畝多山地和小片山林作燒柴之用。解放前十年,父輩各家累遭匪患,逐漸破落。大人們不論男女,人人勞動,也僅能糊口。大伯家每年還差兩三個月口糧,根本達不到土改劃地主的標準,即:佔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勞動,全靠剝削為生。1952年家鄉的土改是按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和老區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運動來搞的,再小再窮的村子,也要找出壹兩家地主富農來,父輩們房屋好壹點,有點飯吃,被划為地主,在劫難逃。
(壹)祖母浦三妹,土改時71歲,拿不出根本沒有的「銀子」來,雙手指頭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十指點天燈」,在疼痛喊叫中昏去,又被四名痞子擡起四肢,架在火上當眾烤死,再把殘存的屍骸丟進山裡水溝。
(二)父親吳紹昆,省立高等師範畢業,教書。當過小學校長,后在開遠、建水、沾益縣任過稅務局長,最後在昆明廠口鄉當醫生開藥店,被誣為「反動會道門分子」抓進監獄,摧殘折磨,兩年後查無實際,出獄就慘死於昆明,年僅44歲。
(三)母親浦雙英,善良的農家婦女,土改中遭受十多次殘酷鬥爭,最後壹次在離家二十余里的大街上鬥爭,被壹群惡棍用亂棒打得半死,鼻口流血,由我十二歲的弟弟吳之玄用馬馱回家,死在半路上。
(四)伯父吳紹崟,土改中,追問銀元浮財,拿不出來,被迫跳崖自殺。
(五)四叔吳紹煋,老實農民,盤莊稼能手,被用刑威逼,不堪忍受,由碉樓四層樓跳下,腦漿崩出而死。
(六)小叔吳紹煌,土改中幾次被吊打捆綁,兩次逃亡山林避難,活活餓死山中。
(七)我的兒子吳興亞,系早年妻子浦定芝所生,因全家主要成員都已死去,就交由昆明廠口鄉我的後母(亦是地主)照顧,我划右後孩子成為政治賤民,在長年累月的政治壓力和生活折磨下看不見半點希望,孩子在花季年齡的19歲絕望自殺。
(八)姑爹葉家林被划為地主,土改中被反覆鬥打,不忍酷刑,謊稱有銀元藏在房樑上,於是他從房梁跳至地面,頭碰石板而死。
(九)我前妻父母也是我舅父母,同樣在52年土改中自殺身亡。
(十)1963年正當我在農水科任林業員時,壹位農村姑娘宋儒芬不嫌我是壹貧如洗的「摘帽右派」,願與我重建家庭。婚後生下三女二男,其中最小的兒子興文,剛滿三歲,因感冒導致肺炎,本屬小兒科常見病,文革中儒芬因我成為控制對象,加之農村缺醫少葯、交通不便,我得知后從百余裡外的坡頭步行趕來,背他進城醫治,不到半路,小文就死了。
(十壹)大伯家兒子吳之才,不滿十五歲的孩子58年被逼去修公路,餓死在外地。
我全家親屬12人,在毛澤東暴政下血淋淋地慘死,真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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