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家建立的土地國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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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國家建立的土地國有制度
作者 張千帆
壹、引言
壹般認為,1982年憲法第10條在壹夜之間宣布「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並建立了城市土地國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城鄉二元體制。雖然在此前實施計劃經濟的三十年裡,土地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話語下的「生產資料」被普遍假定為公有,因而這壹突如其來的規定在當時並沒有吸引多少注意,但是近年來卻引發了廣泛爭議,[1] 併產生了土地公有制所特有的持久困惑。城市土地收歸「國有」是否意味著城市居民失去對城市土地的使用權?政府在徵收城市房屋過程中是否有義務補償土地使用權的損失?在征地和拆遷衝突此起彼伏的今天,這些問題不僅涉及憲法解釋的學理探討,而且關乎中國民主化之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長治久安。
本文的目的是通過比較不同國家的土地所有權結構,探討土地「公有」或「國有」的意涵與啟示。文章首先比較了美國和加拿大公有土地的所有權及其與使用權之間的關係,並描述了聯邦土地所有權和政府土地使用權與管理權的法律輪廓,這些經驗非常值得民主化之後的中國借鑒。
二、土地所有權的概念、性質與含義
1. 財產、物權與所有權
根據經典的自由主義理論,財產權是壹種先於政府而存在的近乎「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和霍布斯不同,洛克認為財產權是壹種「前政治」產物,先於國家和政府存在而存在,因而無需依靠國家法律而獲得其自身的正當性;恰好相反,對財產權的尊重與保障程度是衡量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依據。[2] 1789年法國《人與公民權利宣言》第17條更是宣布:「財產是不可剝奪的神聖權利。」然而,壹旦離開政治宣言而回到法律操作層面,「財產權」的概念是相當複雜的,因而首先有必要釐清財產概念的層次與內涵。
作為人對物的壹種排他性權利,財產權首先體現在財產歸屬的主體問題上。在西方法律文獻和辭典中,「財產」(property)和「所有權」(ownership)往往是交換使用的同義詞,因而這個意義上的所有權也必然內含佔用、收益、處分等使用土地的權利。例如《拿破崙法典》第544條規定:「所有權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法令所禁止的使用除外。」《德國民法典》第903條(所有權權能)也規定:「在不違反法律和第三人權利的前提下,物之所有人得隨意處分其物,並排除他人干涉。」美國《布萊克法律辭典》則將「所有權」定義為「使用和享受財產的權利集合,包括向他人轉讓的權利」,「對物或(權利)主張的完全控制、名號(title)或經營(proprietary)權利」,「法律允許範圍內的使用權和處分權的整體」,或「佔有、享受和處分的排他性權利。」[3]
相比之下,中國借鑒日本法學用語,用「物權」指代人對財產的權利,「所有權」則是隸屬於「物權」之下的壹種權利。值得注意的是,《物權法》並沒有將所有權和其它權利屬性混為壹談,其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如果我們將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等權利統稱為「使用權」,那麼《物權法》意義上的「所有權」顯然是和使用權相區分的。當然,土地所有權也必然暗含著使用土地的權利,而《物權法》本身似乎也在不同地方運用了不同含義的「所有權」概念,例如第39條規定:「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然而,第2條的壹般定義至少表明「所有權」兩種理解的可能性。
根據前壹種理解,「所有權」的外延很大,不僅包括名義上的所有權,而且也包括全部使用權;根據后壹種理解,「所有權」的範圍極其有限,僅限於名義所有,而不包括實際使用權,儘管即便名義所有權也必然對使用權產生潛在影響。對於私人所有的土地或其它財產,所有權和使用權概念是簡單統壹的,因而第壹種理解是完全適當的。但是如下所述,對於公共所有的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關係更加複雜,對所有權概念的界定也必須更為謹慎。以下通過比較美國和加拿大土地制度,進壹步拓清公有土地所有權的法律結構。
2. 「公地」究竟誰所有?美國模式
在壹般人印象中,美國似乎是「土地私有化」的典型代表,其實相當比例的美國土地是政府所有的「公地」(public lands)。據統計,美國聯邦政府擁有6. 5億英畝土地,約佔全部國土的30%,聯邦政府絕對是美國的「頭號地主」。[4] 絕大多數土地由漁業和野生動物服務局(FWS)、國家公園服務局(NPS)、森林服務局和土地管理局(BLM)等機構管理。其中土地管理局控制的土地最多(2.7億英畝),但多數都是位於西部和阿拉斯加的相對貧瘠的「荒山野嶺」。事實上,聯邦土地佔了許多西部州領土的絕對多數,聯邦擁有82%的內華達州、68%的阿拉斯加州、64%的猶他州、63%的愛達荷州、61%的加州以及將近壹半的的懷俄明州和俄勒岡州。[5] 這些聯邦土地不僅由聯邦政府全權管理,州政府不得插足,而且也因其聯邦所有權而享受徵稅豁免權。在這個意義上,要說這些地區仍然是壹個獨立於聯邦之外的「主權州」,確實有點諷刺。[6]
美國聯邦之所以擁有這麼多土地,是因為英國人「發現」美洲並定居后,美洲殖民地的全部土地所有權被認為歸屬英國國王,並在獨立戰爭后歸美國所有。當時美國七州擁有大批西部土地,引來其餘六州抱怨「不公」,因而這些土地「為了合眾國的利用和利益」被有條件轉交邦聯政府。在1777年制定《邦聯條款》的時候,各州都簽署了放棄西部土地的協議;邦聯國會則通過決議,表達了這些土地將被用於「合眾國的共同利益,並被定居和形成單獨的共和州」的意願。[7] 在建國初期,受洛克財產理論和傑弗遜「耕者有其田」理念的影響,聯邦並不打算永久擁有和佔用聯邦土地,而是計劃通過類似於無償「劃撥」的處置(disposition)方式送給西部定居者,支持貫穿19世紀的西部大開發。1862年的《家園法》(Homestead Act)將聯邦土地分為160英畝的地塊,送給真誠願意定居和開發土地的居民。雖然聯邦原本是想通過出售土地獲得收入,但是這壹目的並未實現;大批無地居民蜂擁而入並在聯邦土地上定居,而國會則順勢承認了其佔用的合法性。[8] 由此可見,早期的聯邦政策導向是將聯邦土地作為對外開放的公共領域(public domain)。聯邦土地與其說是聯邦政府所有,不如說全體人民公有;只要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就可以合法定居並將公地轉化為自己的私有土地。[9]
事實上,即便對於未處置的聯邦土地,定居者也可以自由使用。例如水是美國西部的稀缺資源。1877年的《沙漠土地法》(Desert Land Act)宣布公地上所有未被劃撥、不可用於航運的溪流仍可被免費「劃撥或公共使用」。為了實現開發大西部的理想,1885年的《禁止違法圍地法》(Unlawful Enclosures Act)鼓勵西部居民合法使用聯邦土地,甚至禁止和聯邦土地交織在壹起的私人土地擁有者建造藩籬,如果由此會造成阻礙使用聯邦土地的後果。
然而,如此慷慨寬鬆的聯邦土地政策並沒有維持多久。隨著環境保護和林木業利益集團的興起,保護森林和自然景觀的民間呼聲漸強,聯邦土地政策也逐步從放任走向管制。1872年,黃石國家公園的建造標誌著聯邦政策的轉折。為了保護森林,聯邦土地政策從開放和鼓勵定居變成保留和規制,禁止私人使用被劃定為森林保護區的土地。[10] 1891年的《森林儲備法》(Forest Reserve Act)和1897年的《組織法》(Organic Act)授權聯邦撤回先前的授權,並管制森林土地。1897年,克利夫蘭總統依據《森林儲備法》(Forest Reserve Act)從公共領域撤回了13片森林,引起了西部州的壹片抗議。儘管如此,直到1934年《泰勒放牧法》(Taylor Grazing Act)頒布之前,公地被認為是任何人可以免費放養的自由地。但此後,為了解決寬鬆政策導致的「公地悲劇」等問題,[11] 聯邦不斷加強公地規範和管理。最終,1976年的《聯邦土地政策管理法》(FLPMA)明確宣布:「公地應被保留為聯邦所有,除非作為土地使用規劃程序的結果,[有關部門確定]特定地塊的棄置符合國家利益。」聯邦政府直接負責聯邦土地的管理,目的是維護它們的「自然狀態」及其「科學、景觀、生態、環境、空氣和大氣、水資源和考古價值的質量」。
由於聯邦不斷加強土地管制,許多西部州產生了敵對情緒,地方政府和居民抗爭不斷。有人認為聯邦佔有土地過量,尤其是有些聯邦土地用途是商業經營性的,並不符合《土地政策管理法》的規定,因而要求這些土地私有化。[12] 有的農場主則認為他們有權在公地放牧,尤其是用水,主張聯邦土地的開放政策實際上已經賦予他們長期使用土地的權利,但是這壹主張很早就為法院所否定。雖然聯邦法院承認早先的放任鼓勵對於使用聯邦土地的居民來說構成壹種「暗含許可」(implied license),但是聯邦完全有權在任何時候收回許可。[13] 雖然聯邦並沒有收回授予州的水權,但是用水權並不包含放牧權,因而聯邦有權終止免費開放的土地使用制度,並建立收費的許可審查制度。[14]
進入1970年代,某些相對激進的州組織了「山艾樹反叛」(Sagebrush Rebellion),拒絕承認聯邦以國家森林和公園的名義佔有土地的合憲性,主張這些土地實際上為州和地方所有。[15] 為了調和聯邦與地方的衝突,美國法學界近年來複興了「公共託管」(public trust)理論,主張公地等某些資源應屬於「公有」,或至少是為了公共目的而受制於「公用」(easement),[16] 但是這種弱化管制的傾向並沒有為法院所接受。正如最高法院在1911年的先例中指出:「國家的所有公地都是為了整個國家的人民,但是如何管理託管實務卻不是壹件法院說了算的事情,而是由國會決定的事情。」[17] 換言之,壹旦國會決定加強對聯邦土地的管制,那麼法院並不能以「公共託管」或任何其它理論阻礙聯邦管制。國會對聯邦土地的管理方式固然要考慮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反應,但是這並不能改變聯邦管理和使用聯邦土地的廣泛許可權。
總的來說,美國公地的歷史演變經歷了初始收購(acquisition)、寬鬆處置、原封保留(retention)和強化管理(management)階段。[18] 在此過程中,聯邦土地所有權的屬性也發生變化。在處置階段,聯邦對土地的所有權更像是壹種虛置不用、等待定居的臨時性安排。但是在保留和管理階段,聯邦土地所有權逐步實質化;聯邦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自己所有的土地,聯邦土地也過渡為名副其實的政府所有的土地,直接由聯邦成立專門機構經營和管理。今天,聯邦土地所有權已不再是壹個虛置的空殼,而是和私人土地所有權壹樣實實在在的「使用和享受財產的權利集合」。
當然,聯邦政府並不能為了自己乃至政府官員而「使用和享受」聯邦土地;聯邦土地的經營管理必須是為了整個合眾國人民的利益,而人民通過國會與總統的周期性選舉保證關於聯邦土地的決策符合自己的利益,政府獲得的土地收益也通過預算和開支監督用於國計民生。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國有」(聯邦)土地其實並不是「政府所有」,而是由政府代表人民為了公共利益而行使土地使用權與管理權,但人民畢竟只是背地裡的收益者,而非直接的管理者。就和私人所有的土地由私人經營管理壹樣,聯邦土地由聯邦政府佔有、使用、經營和管理——也就是「擁有」;在幾乎所有表象層面上,政府都是公地的所有者,只不過民主選舉制度迫使公地的使用和管理最終使人民受益而已。
3. 「公地」究竟誰所有?加拿大模式
和美國相比,北部近鄰加拿大的公地更是佔了絕對統治地位。加拿大的公有土地也分為聯邦和各省所有。據統計,加拿大41%的土地為聯邦所有,48%為各省所有;兩者相加,高達89%的土地是屬於政府的「皇家土地」(Crown Land),僅剩下11%為私人所有。和美國不同的是,加拿大各省對土地的管理權比聯邦重要得多。原因在於1867年的《英屬北美法》(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規定,公共控制的「皇家土地」及其資源如果沒有為聯邦政府保留,就在聯邦建立之時下放給各省,各省負責對土地的利用、開發和維護制定法律和政策。[19] 絕大多數聯邦土地屬於為印第安人管理的加拿大屬地,各省中屬於聯邦控制的土地只有4%。各省則控制著近半加拿大土地,省屬土地佔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和紐芬蘭(Newfoundland)的95%、阿爾伯塔省(Alberta)的60%、新布倫瑞克省(New Brunswick)的48%。[20]
儘管加拿大的聯邦和各省對公有土地的管理權分配和美國恰好相反,兩者的公地屬性卻大同小異——換言之,在實際效果上都是政府所有。雖然有人主張加拿大的所有公地都屬於代表整個國家的(英國)「女王陛下」,國王對土地的所有權是不可分割的,[21] 因而聯邦和各省控制的土地似乎「妳中有我、我中有妳」,但是聯邦和各省的土地管理許可權實際上界定得涇渭分明。聯邦土地都和聯邦履行的職責相關,包括印第安人保護區、國家公園、軍事基地、機場、航運、鐵路、電訊設施以及和刑法、國際貿易與瀕臨滅絕的物種相關的設施。各省政府則全權管理省屬土地,其中最重要的用途包括農業、森林和漁業。例如1973年的卑詩省立法建立了「農地委員會」(Agricultural Land Commission),同時規定了嚴格的農地保護機制。[22] 加拿大法院長期承認,各省有權獲得所有公地收入并行使經營權和控制權,除非土地依照樞密院的敕令被明確轉移到聯邦政府。[23] 《英屬北美法》第109條明確規定,所有土地、礦藏、礦物質及其收益歸各省所有。這壹條壹般被解釋為皇家土地的經營權屬於各省,而非聯邦。例如《憲法法》第91條第12款授權聯邦政府「海岸和內陸漁業」,但是早在1898年的「漁業案」,加拿大最高法院就判決這壹條並不授權聯邦政府通過租賃處置皇家土地的捕魚。[24]
然而,「國王」的虛位存在仍然產生了壹定的實際影響。加拿大和美國最根本的區別即在於沒有通過暴力革命和英國徹底斷裂,因而獨立之後仍然和母國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之壹就是土地所有權。1066年,征服者威廉在英倫半島建立「壹統封地」,英國可以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國王是全部土地的封主,任何其他人或組織都是直接或間接的封臣,封臣通過分封獲得對土地的使用權。隨著殖民地的擴張,英國土地制度也被帶到北美。根據1763年的《巴黎條約》,英國從法國購買了加拿大東部的土地。從那時起,所有土地在理論上都屬於英國國王,加拿大的逐步獨立並未改變這壹事實。事實上,幾乎所有獨立后的「英聯邦」成員都是如此。例如澳大利亞政府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獲得(acquisition)土地:和私人土地所有者達成協議,或在所有者不同意的情況下強制徵收,而強制徵收有時也被稱為「收回」(resumption),也就是代表國家的「國王」可以為了某種目的「收回」先前授予出去的部分土地。[25]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公地是「皇家」所有,即便是私人所有的土地也不是絕對所有權。在理論上,私人土地並非「私有」,而至多隻有永久使用權,每個使用者都是「女王陛下」的「佃戶」。既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所有權,土地使用權或繼承權在某些情況下受到壹定的限制,譬如政府在批准土地的時候往往保留對礦藏的權利;如果壹個人去世時沒有訂立遺囑,也沒有法定繼承人,那麼他所擁有的土地將回歸「國王」,變成所在省管理的公地。當然,除此之外,私人對土地的使用權幾乎是絕對的,和美國法上的所有權並沒有本質區別;在壹般情況下,無論私有還是公有土地都感覺不到「國王」的存在,土地使用者或管理者貌似壹個地地道道的所有者。
加拿大土地所有制對中國的獨特啟示在於,所有權本身的屬性往往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土地的實際占有權、使用權和管理權。[26] 在加拿大,「國王」在名義上是全部土地的終極所有者,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是「女王陛下」的「佃戶」,但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國王」只是壹個躲在幕後的「背景」而已,其名義所有權並不影響私人或政府對土地的實際佔有、使用或管理。尤其是政府不能因為私人在理論上並非土地的所有者,就可以隨意處置私有佔有和使用的土地。事實上,雖然加拿大在憲法上並沒有規定徵收私人財產須給予公正補償,加拿大的徵收法律和程序和美國或任何發達國家別無二致。[27] 徵收程序如此嚴格、徵收成本如此高昂,以至徵收行為在這個幅員如此遼闊的國家極少發生。[28]
4. 「土地公有制」的憲法意涵
由此可見,土地制度比通常理解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更加複雜,土地所有權至少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私人所有、政府所有和「國家」(或「國王」)所有。雖然政府所有和國家所有都屬於土地「公有制」,政府對土地行使的所有權、使用權和管理權也必須是為了全民的公共利益,但是兩者之間還是存在重要區別。對於政府所有的土地,無論政府在名義上是否擁有土地,政府實際上履行著佔有、使用並管理土地的職能。在這種情況下,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等實際權力融為壹體。因此,政府所有的土地屬於實質性的公有制。然而,對於「國家」所有的土地,政府則未必行使實際管理權。加拿大等英聯邦國家的經驗表明,所有權和使用權或管理權是可以相分離的;即便對於私人土地,其所有權也可以在名義上屬於「國王」(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所有權即和使用權、管理權等實際權力(利)脫鉤,成為壹種名義性權力。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名義」所有權仍然可能產生實質效果,但是壹般並不影響土地的日常使用或管理方式。
和私人或政府所有權不同的是,「國家」概念的性質決定了土地的「國家所有」只能限於名義上的所有權。事實上,土地公有或國家所有表達的理念本身是相當自然與合理的:作為壹種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土地不應該為任何私人獨享,而應該為全體人民造福。俗話說,大地是「萬物之母」,也是迄今生成地球上絕大多數財富的基礎。雖然自由主義契約論者洛克認為,勞動不僅賦予勞動者對產品的財產權,而且也賦予其對土地的財產權,[29] 但是在他自己的國家,這種財產其實只是永久使用權,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所有權,因為土地在名義上屬於國王所有。和可以通過勞動獲得的壹般財產不同,雖然土地的價值可以因為勞動而得到提高,土地本身並不是也不可能通過勞動獲得,因而使用土地的權利以及使用過程中產生的收益可以歸屬私人,但是為了全民的公共利益,土地本身可以為「國家」所有。
然而,問題恰恰在於,「國家」究竟是誰?現代意義的「國家」顯然不等於「國王」,更不等於政府,而是指特定主權範圍內的人民,至少是符合憲法或法律規定條件的公民,因而「國家所有」即全體人民所有。例如中國1982年憲法第9條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物權法》第45條規定:「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財產,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這裏的「全民」可以採取兩種理解,但是兩者都只能支持名義所有權:如果這裏的「全民」是壹個獨立於具備行為能力的特定人群之外的抽象整體概念,那麼「全民」或「國家」本身就是壹種名義性的虛構,因而顯然只能支持名義性所有權;如果「全民」不是壹個抽象概念,而是壹個由具體公民構成的集體,那麼它在現代國家往往是壹個數以千萬乃至億計的龐大集體。由於如此龐大的公民群體不可能對任何特定土地直接行使有效的使用權或管理權,「國家所有」必然是壹個和實際使用權相分離的名義所有權概念;否則,假如壹般意義上的「人民」有權直接使用或管理土地,必然產生壹系列不良後果。
首先,全民參与土地管理的成本顯然極其高昂。如果整個國家的人民都有權利和義務對某壹特定地塊的用途表態,這樣的管理模式不僅成本顯然很高,而且也因為缺乏信息而不可能實現——遠在千里之外的廣州居民怎麼可能了解哈爾濱的某壹塊地應該修地鐵還是建住宅?北京居民又何以確定上海的世博會建在哪裡?即便是讓同壹座城市的居民來決定本市每壹塊土地的用途,也是成本極高和極不明智的。既然「人民」不具備確定土地用途的有效信息和機制,強求人民的集體決策只能造成土地用途配置不合理、土地所有人和實際使用人角色錯位、剝奪土地使用人的合理利用機會等惡果。事實上,普通人對於和自己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絕大多數土地使用並不感興趣,因而也不是土地用途與管理的適當決策者。
其次,既然壹般意義上的「人民」不可能直接使用或管理特定土地,實際狀況往往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土地主要由實際佔據的人使用,土地的全民或國家所有也就成為壹句空話;土地實際上為私人所有,只不過這種所有制不受國家法律的承認。事實上,和土地國有制相比,土地的私有產權不僅有助於激發土地所有人的開發積極性,更能保證土地得到有效與合理利用,而且土地使用和管理成本也更低。根據德姆塞茲的交易成本理論,將土地分塊並賦予私人所有權是交易成本較低的壹種做法。[30] 在這種情況下,所有權人只需要保證沒有外人侵佔土地,而這個成本要比監督那些有權進入並利用土地的主體之行為更低。[31] 在土地公有制國家,如果全民或國家所有權只是維持在模糊籠統的名義層面,那麼私人仍然可以在法律上維持相對確定明晰的使用權;反之,國家所有權的實質化不僅不能真正實現土地的全民所有,反而只能加劇使用權和收益權的不確定性以及土地權利衝突。
最後,如果土地的國家所有權不僅是名義性的,而且也包含使用權、收益權等其它實質性權益,而實際上卻無法有效落實土地的全民所有,進而造成土地使用對壹般公眾免費開放的事實,那麼必然會產生普遍的「公地悲劇」。[32] 這壹點早已是公共選擇理論的常識,在此無需贅述。事實上,美國之所以收緊了早先寬鬆開放的土地利用政策,部分原因正是這種政策雖然為西部居民的放牧等活動提供了諸多便利,但是也確實加劇了私人對公共資源的過度濫用。[33] 因此,土地國有制看起來是為了全體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是國家所有權實體化的結果適得其反,反而讓所有人都生活在土地資源過度利用、土地價值不斷下降的貧困之中。
當然,為了防止「公地悲劇」等社會後果,人民可以委託政府代表他們管理國有土地。在歷史上,美國聯邦所有的土地曾經歷從名義所有權向實質所有權的轉變,但這種轉變更多是聯邦政府早期對其所有的土地放棄行使實質管理權的結果;聯邦對土地的所有權本來就包括排他性的使用權和管理權,完全可以排除私人的進入和佔用。相反,名義性的國家或全民所有權則並不授予政府實質性地管理、使用和處置土地的權力;否則,憲法規定屬於人民的土地財產就蛻變為政府所有,政府實際上成為全部國有土地的「主人」,並將對所謂「國有土地」上的壹切活動乃至基本生存產生嚴重影響。尤其是如果人民本來就對自己的土地壹直享有使用權,那麼政府顯然不能以「國有」的名義限制、干涉乃至剝奪人民的土地使用權。固然,作為全體人民的代表,政府有權管理所有土地的用途,但是這種「管理」僅限於整體規劃和用途控制,而不包括直接使用、處置和運營的權力,除非政府通過徵收將人民的土地使用權歸為自己,從而使名義性的「國家所有」變成實質性的政府所有。
綜上所述,要釐清土地「公有制」的性質,必須確定政府的土地管理許可權的邊界。某些公地確實為政府所有,由政府全權規劃與管理;某些土地的「國家所有」則只是名義上的,實際使用權歸屬私人或企事業單位等特定主體。加拿大和美國的經驗顯示,所有權的名義並不重要;即便私人永久使用、受益和轉讓的土地仍然可以在名義上屬於「國王」或「國家」所有,名義所有權對於實際使用權的影響極其有限。這壹論斷並不限於特定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國家,而是普遍適用於所有的「國家」或「全民」所有制。這些公有土地究竟為誰所有,取決於特定國家的土地使用格局及其發展歷史。
壹、引言
壹般認為,1982年憲法第10條在壹夜之間宣布「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並建立了城市土地國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城鄉二元體制。雖然在此前實施計劃經濟的三十年裡,土地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話語下的「生產資料」被普遍假定為公有,因而這壹突如其來的規定在當時並沒有吸引多少注意,但是近年來卻引發了廣泛爭議,[1] 併產生了土地公有制所特有的持久困惑。城市土地收歸「國有」是否意味著城市居民失去對城市土地的使用權?政府在徵收城市房屋過程中是否有義務補償土地使用權的損失?在征地和拆遷衝突此起彼伏的今天,這些問題不僅涉及憲法解釋的學理探討,而且關乎中國民主化之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長治久安。
本文的目的是通過比較不同國家的土地所有權結構,探討土地「公有」或「國有」的意涵與啟示。文章首先比較了美國和加拿大公有土地的所有權及其與使用權之間的關係,並描述了聯邦土地所有權和政府土地使用權與管理權的法律輪廓,這些經驗非常值得民主化之後的中國借鑒。
二、土地所有權的概念、性質與含義
1. 財產、物權與所有權
根據經典的自由主義理論,財產權是壹種先於政府而存在的近乎「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和霍布斯不同,洛克認為財產權是壹種「前政治」產物,先於國家和政府存在而存在,因而無需依靠國家法律而獲得其自身的正當性;恰好相反,對財產權的尊重與保障程度是衡量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依據。[2] 1789年法國《人與公民權利宣言》第17條更是宣布:「財產是不可剝奪的神聖權利。」然而,壹旦離開政治宣言而回到法律操作層面,「財產權」的概念是相當複雜的,因而首先有必要釐清財產概念的層次與內涵。
作為人對物的壹種排他性權利,財產權首先體現在財產歸屬的主體問題上。在西方法律文獻和辭典中,「財產」(property)和「所有權」(ownership)往往是交換使用的同義詞,因而這個意義上的所有權也必然內含佔用、收益、處分等使用土地的權利。例如《拿破崙法典》第544條規定:「所有權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法令所禁止的使用除外。」《德國民法典》第903條(所有權權能)也規定:「在不違反法律和第三人權利的前提下,物之所有人得隨意處分其物,並排除他人干涉。」美國《布萊克法律辭典》則將「所有權」定義為「使用和享受財產的權利集合,包括向他人轉讓的權利」,「對物或(權利)主張的完全控制、名號(title)或經營(proprietary)權利」,「法律允許範圍內的使用權和處分權的整體」,或「佔有、享受和處分的排他性權利。」[3]
相比之下,中國借鑒日本法學用語,用「物權」指代人對財產的權利,「所有權」則是隸屬於「物權」之下的壹種權利。值得注意的是,《物權法》並沒有將所有權和其它權利屬性混為壹談,其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如果我們將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等權利統稱為「使用權」,那麼《物權法》意義上的「所有權」顯然是和使用權相區分的。當然,土地所有權也必然暗含著使用土地的權利,而《物權法》本身似乎也在不同地方運用了不同含義的「所有權」概念,例如第39條規定:「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然而,第2條的壹般定義至少表明「所有權」兩種理解的可能性。
根據前壹種理解,「所有權」的外延很大,不僅包括名義上的所有權,而且也包括全部使用權;根據后壹種理解,「所有權」的範圍極其有限,僅限於名義所有,而不包括實際使用權,儘管即便名義所有權也必然對使用權產生潛在影響。對於私人所有的土地或其它財產,所有權和使用權概念是簡單統壹的,因而第壹種理解是完全適當的。但是如下所述,對於公共所有的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關係更加複雜,對所有權概念的界定也必須更為謹慎。以下通過比較美國和加拿大土地制度,進壹步拓清公有土地所有權的法律結構。
2. 「公地」究竟誰所有?美國模式
在壹般人印象中,美國似乎是「土地私有化」的典型代表,其實相當比例的美國土地是政府所有的「公地」(public lands)。據統計,美國聯邦政府擁有6. 5億英畝土地,約佔全部國土的30%,聯邦政府絕對是美國的「頭號地主」。[4] 絕大多數土地由漁業和野生動物服務局(FWS)、國家公園服務局(NPS)、森林服務局和土地管理局(BLM)等機構管理。其中土地管理局控制的土地最多(2.7億英畝),但多數都是位於西部和阿拉斯加的相對貧瘠的「荒山野嶺」。事實上,聯邦土地佔了許多西部州領土的絕對多數,聯邦擁有82%的內華達州、68%的阿拉斯加州、64%的猶他州、63%的愛達荷州、61%的加州以及將近壹半的的懷俄明州和俄勒岡州。[5] 這些聯邦土地不僅由聯邦政府全權管理,州政府不得插足,而且也因其聯邦所有權而享受徵稅豁免權。在這個意義上,要說這些地區仍然是壹個獨立於聯邦之外的「主權州」,確實有點諷刺。[6]
美國聯邦之所以擁有這麼多土地,是因為英國人「發現」美洲並定居后,美洲殖民地的全部土地所有權被認為歸屬英國國王,並在獨立戰爭后歸美國所有。當時美國七州擁有大批西部土地,引來其餘六州抱怨「不公」,因而這些土地「為了合眾國的利用和利益」被有條件轉交邦聯政府。在1777年制定《邦聯條款》的時候,各州都簽署了放棄西部土地的協議;邦聯國會則通過決議,表達了這些土地將被用於「合眾國的共同利益,並被定居和形成單獨的共和州」的意願。[7] 在建國初期,受洛克財產理論和傑弗遜「耕者有其田」理念的影響,聯邦並不打算永久擁有和佔用聯邦土地,而是計劃通過類似於無償「劃撥」的處置(disposition)方式送給西部定居者,支持貫穿19世紀的西部大開發。1862年的《家園法》(Homestead Act)將聯邦土地分為160英畝的地塊,送給真誠願意定居和開發土地的居民。雖然聯邦原本是想通過出售土地獲得收入,但是這壹目的並未實現;大批無地居民蜂擁而入並在聯邦土地上定居,而國會則順勢承認了其佔用的合法性。[8] 由此可見,早期的聯邦政策導向是將聯邦土地作為對外開放的公共領域(public domain)。聯邦土地與其說是聯邦政府所有,不如說全體人民公有;只要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就可以合法定居並將公地轉化為自己的私有土地。[9]
事實上,即便對於未處置的聯邦土地,定居者也可以自由使用。例如水是美國西部的稀缺資源。1877年的《沙漠土地法》(Desert Land Act)宣布公地上所有未被劃撥、不可用於航運的溪流仍可被免費「劃撥或公共使用」。為了實現開發大西部的理想,1885年的《禁止違法圍地法》(Unlawful Enclosures Act)鼓勵西部居民合法使用聯邦土地,甚至禁止和聯邦土地交織在壹起的私人土地擁有者建造藩籬,如果由此會造成阻礙使用聯邦土地的後果。
然而,如此慷慨寬鬆的聯邦土地政策並沒有維持多久。隨著環境保護和林木業利益集團的興起,保護森林和自然景觀的民間呼聲漸強,聯邦土地政策也逐步從放任走向管制。1872年,黃石國家公園的建造標誌著聯邦政策的轉折。為了保護森林,聯邦土地政策從開放和鼓勵定居變成保留和規制,禁止私人使用被劃定為森林保護區的土地。[10] 1891年的《森林儲備法》(Forest Reserve Act)和1897年的《組織法》(Organic Act)授權聯邦撤回先前的授權,並管制森林土地。1897年,克利夫蘭總統依據《森林儲備法》(Forest Reserve Act)從公共領域撤回了13片森林,引起了西部州的壹片抗議。儘管如此,直到1934年《泰勒放牧法》(Taylor Grazing Act)頒布之前,公地被認為是任何人可以免費放養的自由地。但此後,為了解決寬鬆政策導致的「公地悲劇」等問題,[11] 聯邦不斷加強公地規範和管理。最終,1976年的《聯邦土地政策管理法》(FLPMA)明確宣布:「公地應被保留為聯邦所有,除非作為土地使用規劃程序的結果,[有關部門確定]特定地塊的棄置符合國家利益。」聯邦政府直接負責聯邦土地的管理,目的是維護它們的「自然狀態」及其「科學、景觀、生態、環境、空氣和大氣、水資源和考古價值的質量」。
由於聯邦不斷加強土地管制,許多西部州產生了敵對情緒,地方政府和居民抗爭不斷。有人認為聯邦佔有土地過量,尤其是有些聯邦土地用途是商業經營性的,並不符合《土地政策管理法》的規定,因而要求這些土地私有化。[12] 有的農場主則認為他們有權在公地放牧,尤其是用水,主張聯邦土地的開放政策實際上已經賦予他們長期使用土地的權利,但是這壹主張很早就為法院所否定。雖然聯邦法院承認早先的放任鼓勵對於使用聯邦土地的居民來說構成壹種「暗含許可」(implied license),但是聯邦完全有權在任何時候收回許可。[13] 雖然聯邦並沒有收回授予州的水權,但是用水權並不包含放牧權,因而聯邦有權終止免費開放的土地使用制度,並建立收費的許可審查制度。[14]
進入1970年代,某些相對激進的州組織了「山艾樹反叛」(Sagebrush Rebellion),拒絕承認聯邦以國家森林和公園的名義佔有土地的合憲性,主張這些土地實際上為州和地方所有。[15] 為了調和聯邦與地方的衝突,美國法學界近年來複興了「公共託管」(public trust)理論,主張公地等某些資源應屬於「公有」,或至少是為了公共目的而受制於「公用」(easement),[16] 但是這種弱化管制的傾向並沒有為法院所接受。正如最高法院在1911年的先例中指出:「國家的所有公地都是為了整個國家的人民,但是如何管理託管實務卻不是壹件法院說了算的事情,而是由國會決定的事情。」[17] 換言之,壹旦國會決定加強對聯邦土地的管制,那麼法院並不能以「公共託管」或任何其它理論阻礙聯邦管制。國會對聯邦土地的管理方式固然要考慮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反應,但是這並不能改變聯邦管理和使用聯邦土地的廣泛許可權。
總的來說,美國公地的歷史演變經歷了初始收購(acquisition)、寬鬆處置、原封保留(retention)和強化管理(management)階段。[18] 在此過程中,聯邦土地所有權的屬性也發生變化。在處置階段,聯邦對土地的所有權更像是壹種虛置不用、等待定居的臨時性安排。但是在保留和管理階段,聯邦土地所有權逐步實質化;聯邦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自己所有的土地,聯邦土地也過渡為名副其實的政府所有的土地,直接由聯邦成立專門機構經營和管理。今天,聯邦土地所有權已不再是壹個虛置的空殼,而是和私人土地所有權壹樣實實在在的「使用和享受財產的權利集合」。
當然,聯邦政府並不能為了自己乃至政府官員而「使用和享受」聯邦土地;聯邦土地的經營管理必須是為了整個合眾國人民的利益,而人民通過國會與總統的周期性選舉保證關於聯邦土地的決策符合自己的利益,政府獲得的土地收益也通過預算和開支監督用於國計民生。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國有」(聯邦)土地其實並不是「政府所有」,而是由政府代表人民為了公共利益而行使土地使用權與管理權,但人民畢竟只是背地裡的收益者,而非直接的管理者。就和私人所有的土地由私人經營管理壹樣,聯邦土地由聯邦政府佔有、使用、經營和管理——也就是「擁有」;在幾乎所有表象層面上,政府都是公地的所有者,只不過民主選舉制度迫使公地的使用和管理最終使人民受益而已。
3. 「公地」究竟誰所有?加拿大模式
和美國相比,北部近鄰加拿大的公地更是佔了絕對統治地位。加拿大的公有土地也分為聯邦和各省所有。據統計,加拿大41%的土地為聯邦所有,48%為各省所有;兩者相加,高達89%的土地是屬於政府的「皇家土地」(Crown Land),僅剩下11%為私人所有。和美國不同的是,加拿大各省對土地的管理權比聯邦重要得多。原因在於1867年的《英屬北美法》(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規定,公共控制的「皇家土地」及其資源如果沒有為聯邦政府保留,就在聯邦建立之時下放給各省,各省負責對土地的利用、開發和維護制定法律和政策。[19] 絕大多數聯邦土地屬於為印第安人管理的加拿大屬地,各省中屬於聯邦控制的土地只有4%。各省則控制著近半加拿大土地,省屬土地佔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和紐芬蘭(Newfoundland)的95%、阿爾伯塔省(Alberta)的60%、新布倫瑞克省(New Brunswick)的48%。[20]
儘管加拿大的聯邦和各省對公有土地的管理權分配和美國恰好相反,兩者的公地屬性卻大同小異——換言之,在實際效果上都是政府所有。雖然有人主張加拿大的所有公地都屬於代表整個國家的(英國)「女王陛下」,國王對土地的所有權是不可分割的,[21] 因而聯邦和各省控制的土地似乎「妳中有我、我中有妳」,但是聯邦和各省的土地管理許可權實際上界定得涇渭分明。聯邦土地都和聯邦履行的職責相關,包括印第安人保護區、國家公園、軍事基地、機場、航運、鐵路、電訊設施以及和刑法、國際貿易與瀕臨滅絕的物種相關的設施。各省政府則全權管理省屬土地,其中最重要的用途包括農業、森林和漁業。例如1973年的卑詩省立法建立了「農地委員會」(Agricultural Land Commission),同時規定了嚴格的農地保護機制。[22] 加拿大法院長期承認,各省有權獲得所有公地收入并行使經營權和控制權,除非土地依照樞密院的敕令被明確轉移到聯邦政府。[23] 《英屬北美法》第109條明確規定,所有土地、礦藏、礦物質及其收益歸各省所有。這壹條壹般被解釋為皇家土地的經營權屬於各省,而非聯邦。例如《憲法法》第91條第12款授權聯邦政府「海岸和內陸漁業」,但是早在1898年的「漁業案」,加拿大最高法院就判決這壹條並不授權聯邦政府通過租賃處置皇家土地的捕魚。[24]
然而,「國王」的虛位存在仍然產生了壹定的實際影響。加拿大和美國最根本的區別即在於沒有通過暴力革命和英國徹底斷裂,因而獨立之後仍然和母國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之壹就是土地所有權。1066年,征服者威廉在英倫半島建立「壹統封地」,英國可以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國王是全部土地的封主,任何其他人或組織都是直接或間接的封臣,封臣通過分封獲得對土地的使用權。隨著殖民地的擴張,英國土地制度也被帶到北美。根據1763年的《巴黎條約》,英國從法國購買了加拿大東部的土地。從那時起,所有土地在理論上都屬於英國國王,加拿大的逐步獨立並未改變這壹事實。事實上,幾乎所有獨立后的「英聯邦」成員都是如此。例如澳大利亞政府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獲得(acquisition)土地:和私人土地所有者達成協議,或在所有者不同意的情況下強制徵收,而強制徵收有時也被稱為「收回」(resumption),也就是代表國家的「國王」可以為了某種目的「收回」先前授予出去的部分土地。[25]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公地是「皇家」所有,即便是私人所有的土地也不是絕對所有權。在理論上,私人土地並非「私有」,而至多隻有永久使用權,每個使用者都是「女王陛下」的「佃戶」。既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所有權,土地使用權或繼承權在某些情況下受到壹定的限制,譬如政府在批准土地的時候往往保留對礦藏的權利;如果壹個人去世時沒有訂立遺囑,也沒有法定繼承人,那麼他所擁有的土地將回歸「國王」,變成所在省管理的公地。當然,除此之外,私人對土地的使用權幾乎是絕對的,和美國法上的所有權並沒有本質區別;在壹般情況下,無論私有還是公有土地都感覺不到「國王」的存在,土地使用者或管理者貌似壹個地地道道的所有者。
加拿大土地所有制對中國的獨特啟示在於,所有權本身的屬性往往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土地的實際占有權、使用權和管理權。[26] 在加拿大,「國王」在名義上是全部土地的終極所有者,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是「女王陛下」的「佃戶」,但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國王」只是壹個躲在幕後的「背景」而已,其名義所有權並不影響私人或政府對土地的實際佔有、使用或管理。尤其是政府不能因為私人在理論上並非土地的所有者,就可以隨意處置私有佔有和使用的土地。事實上,雖然加拿大在憲法上並沒有規定徵收私人財產須給予公正補償,加拿大的徵收法律和程序和美國或任何發達國家別無二致。[27] 徵收程序如此嚴格、徵收成本如此高昂,以至徵收行為在這個幅員如此遼闊的國家極少發生。[28]
4. 「土地公有制」的憲法意涵
由此可見,土地制度比通常理解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更加複雜,土地所有權至少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私人所有、政府所有和「國家」(或「國王」)所有。雖然政府所有和國家所有都屬於土地「公有制」,政府對土地行使的所有權、使用權和管理權也必須是為了全民的公共利益,但是兩者之間還是存在重要區別。對於政府所有的土地,無論政府在名義上是否擁有土地,政府實際上履行著佔有、使用並管理土地的職能。在這種情況下,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等實際權力融為壹體。因此,政府所有的土地屬於實質性的公有制。然而,對於「國家」所有的土地,政府則未必行使實際管理權。加拿大等英聯邦國家的經驗表明,所有權和使用權或管理權是可以相分離的;即便對於私人土地,其所有權也可以在名義上屬於「國王」(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所有權即和使用權、管理權等實際權力(利)脫鉤,成為壹種名義性權力。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名義」所有權仍然可能產生實質效果,但是壹般並不影響土地的日常使用或管理方式。
和私人或政府所有權不同的是,「國家」概念的性質決定了土地的「國家所有」只能限於名義上的所有權。事實上,土地公有或國家所有表達的理念本身是相當自然與合理的:作為壹種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土地不應該為任何私人獨享,而應該為全體人民造福。俗話說,大地是「萬物之母」,也是迄今生成地球上絕大多數財富的基礎。雖然自由主義契約論者洛克認為,勞動不僅賦予勞動者對產品的財產權,而且也賦予其對土地的財產權,[29] 但是在他自己的國家,這種財產其實只是永久使用權,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所有權,因為土地在名義上屬於國王所有。和可以通過勞動獲得的壹般財產不同,雖然土地的價值可以因為勞動而得到提高,土地本身並不是也不可能通過勞動獲得,因而使用土地的權利以及使用過程中產生的收益可以歸屬私人,但是為了全民的公共利益,土地本身可以為「國家」所有。
然而,問題恰恰在於,「國家」究竟是誰?現代意義的「國家」顯然不等於「國王」,更不等於政府,而是指特定主權範圍內的人民,至少是符合憲法或法律規定條件的公民,因而「國家所有」即全體人民所有。例如中國1982年憲法第9條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物權法》第45條規定:「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財產,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這裏的「全民」可以採取兩種理解,但是兩者都只能支持名義所有權:如果這裏的「全民」是壹個獨立於具備行為能力的特定人群之外的抽象整體概念,那麼「全民」或「國家」本身就是壹種名義性的虛構,因而顯然只能支持名義性所有權;如果「全民」不是壹個抽象概念,而是壹個由具體公民構成的集體,那麼它在現代國家往往是壹個數以千萬乃至億計的龐大集體。由於如此龐大的公民群體不可能對任何特定土地直接行使有效的使用權或管理權,「國家所有」必然是壹個和實際使用權相分離的名義所有權概念;否則,假如壹般意義上的「人民」有權直接使用或管理土地,必然產生壹系列不良後果。
首先,全民參与土地管理的成本顯然極其高昂。如果整個國家的人民都有權利和義務對某壹特定地塊的用途表態,這樣的管理模式不僅成本顯然很高,而且也因為缺乏信息而不可能實現——遠在千里之外的廣州居民怎麼可能了解哈爾濱的某壹塊地應該修地鐵還是建住宅?北京居民又何以確定上海的世博會建在哪裡?即便是讓同壹座城市的居民來決定本市每壹塊土地的用途,也是成本極高和極不明智的。既然「人民」不具備確定土地用途的有效信息和機制,強求人民的集體決策只能造成土地用途配置不合理、土地所有人和實際使用人角色錯位、剝奪土地使用人的合理利用機會等惡果。事實上,普通人對於和自己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絕大多數土地使用並不感興趣,因而也不是土地用途與管理的適當決策者。
其次,既然壹般意義上的「人民」不可能直接使用或管理特定土地,實際狀況往往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土地主要由實際佔據的人使用,土地的全民或國家所有也就成為壹句空話;土地實際上為私人所有,只不過這種所有制不受國家法律的承認。事實上,和土地國有制相比,土地的私有產權不僅有助於激發土地所有人的開發積極性,更能保證土地得到有效與合理利用,而且土地使用和管理成本也更低。根據德姆塞茲的交易成本理論,將土地分塊並賦予私人所有權是交易成本較低的壹種做法。[30] 在這種情況下,所有權人只需要保證沒有外人侵佔土地,而這個成本要比監督那些有權進入並利用土地的主體之行為更低。[31] 在土地公有制國家,如果全民或國家所有權只是維持在模糊籠統的名義層面,那麼私人仍然可以在法律上維持相對確定明晰的使用權;反之,國家所有權的實質化不僅不能真正實現土地的全民所有,反而只能加劇使用權和收益權的不確定性以及土地權利衝突。
最後,如果土地的國家所有權不僅是名義性的,而且也包含使用權、收益權等其它實質性權益,而實際上卻無法有效落實土地的全民所有,進而造成土地使用對壹般公眾免費開放的事實,那麼必然會產生普遍的「公地悲劇」。[32] 這壹點早已是公共選擇理論的常識,在此無需贅述。事實上,美國之所以收緊了早先寬鬆開放的土地利用政策,部分原因正是這種政策雖然為西部居民的放牧等活動提供了諸多便利,但是也確實加劇了私人對公共資源的過度濫用。[33] 因此,土地國有制看起來是為了全體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是國家所有權實體化的結果適得其反,反而讓所有人都生活在土地資源過度利用、土地價值不斷下降的貧困之中。
當然,為了防止「公地悲劇」等社會後果,人民可以委託政府代表他們管理國有土地。在歷史上,美國聯邦所有的土地曾經歷從名義所有權向實質所有權的轉變,但這種轉變更多是聯邦政府早期對其所有的土地放棄行使實質管理權的結果;聯邦對土地的所有權本來就包括排他性的使用權和管理權,完全可以排除私人的進入和佔用。相反,名義性的國家或全民所有權則並不授予政府實質性地管理、使用和處置土地的權力;否則,憲法規定屬於人民的土地財產就蛻變為政府所有,政府實際上成為全部國有土地的「主人」,並將對所謂「國有土地」上的壹切活動乃至基本生存產生嚴重影響。尤其是如果人民本來就對自己的土地壹直享有使用權,那麼政府顯然不能以「國有」的名義限制、干涉乃至剝奪人民的土地使用權。固然,作為全體人民的代表,政府有權管理所有土地的用途,但是這種「管理」僅限於整體規劃和用途控制,而不包括直接使用、處置和運營的權力,除非政府通過徵收將人民的土地使用權歸為自己,從而使名義性的「國家所有」變成實質性的政府所有。
綜上所述,要釐清土地「公有制」的性質,必須確定政府的土地管理許可權的邊界。某些公地確實為政府所有,由政府全權規劃與管理;某些土地的「國家所有」則只是名義上的,實際使用權歸屬私人或企事業單位等特定主體。加拿大和美國的經驗顯示,所有權的名義並不重要;即便私人永久使用、受益和轉讓的土地仍然可以在名義上屬於「國王」或「國家」所有,名義所有權對於實際使用權的影響極其有限。這壹論斷並不限於特定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國家,而是普遍適用於所有的「國家」或「全民」所有制。這些公有土地究竟為誰所有,取決於特定國家的土地使用格局及其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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