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獨立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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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獨立工會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8月31日
作者 蔡崇國
過去和現在 工人農民都沒有權力
如果從1978年底的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算起，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在此之前，中國是計劃經濟，我們是在國營或集體企業幹活，或者在農村人民公社裡種地。那時沒有老闆，只有拿工資的單位領導。這些領導當時也壓制工人，工人也沒有什麼地位。但，那是壹種政治和社會的壓制，其壓制的內容和方式與今天不壹樣。對當時的單位領導來說，企業生產、銷售什麼、按什麼價格買賣、職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都由國家規定，企業賺不賺錢、有沒有利潤，都是不太重要的事，反正單位領導都是工資固定的工薪階層。因此，我們工人當時和那些幹部、企業領導並沒有「我們掙得多，他們就掙得少」這樣的經濟利益對立。在當時，如果工人得罪了領導，他可能會失去鉗工、電工等這樣好的工種，很難升級，或者，會記檔案、扣發獎金、分不到好的住房等，但，無論如何，領導沒有權力隨意開除我們，沒有權力取消我們的公費醫療和工資、退休金。
在這裏，我們拿現在和過去比較，是要說明中國社會現在的變化，是要說明我們工人、農民等各個行業的勞工在今天所遇到的嚴峻問題，而不是想簡單地說過去的毛澤東時代比現在好。現在，我們知道，由於種種原因，很多人對毛澤東時代，甚至對「文化大革命」時代十分留戀。他們說，那時的幹部沒有今天這麼腐敗，工人、農民的地位比現在高，大家的工作都有保障，還有公費醫療等......尤其令人痛快的，是在搞運動時，可以造企業和政府領導的反，貼他們的大字報，好好出口窩囊氣。
這些人說的是事實。特別是當時的城裡人，工作有保障，有公費醫療，教育也幾乎是免費的。這些，當時還不覺得有什麼寶貴，現在回想，簡直像童話壹樣美好。然而，只是事實的壹個方面。我們不能因為今天不好，不能因為時間壹長，就忘了、就否定我們工人、農民在毛澤東時代也是受壓迫者這個事實。那時，報紙廣播和各個會議上整天都宣傳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整天都宣傳什麼「要堅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但在實際上呢？那時的共產黨依靠的只是工人、農民中最聽它話的那壹小部分人。工人、農民和其他的勞動者，作為整體，在國家事務中、在企業中，完全沒有權力。工作有保障，享受公費醫療的，也只是在國營企、事業單位里工作的正式工。大多數農民、城市集體企業職工，還有在國營企業工作的臨時工，卻沒有這些權利。工人的月工資，農民壹年積累下的工分值，多數只能維持最低的，最基本的勞動力再生的生理需要。那時普遍的貧困，今天三十歲以上的人仍然是刻骨銘心。政府、企業領導和農村的公社、大隊幹部對工人農民的日常生活，思想行為，乃至於對情感，私生活的細節，都實行今天難以置信的控制。在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中，誰要是不老老實實地聽黨和企業領導、公社、大隊幹部的話，壹夜之間就會由所謂「領導階級」的壹員變成罪犯壹般的「反革命」。
不要作「領導階級」，要作自己的主人
為什麼當時會這樣？為什麼我們工人當了那麼長時間的「紙上的領導階級」？很清楚，也就是因為中國的勞工沒有自己的組織。準確地說，是因為我們過於相信政黨和政客，曾經將我們工人的命運幾乎是完全地交給了共產黨，交給了政府，幻想中共這個政黨，中國政府可以永遠代表我們勞工的利益。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中國勞工再也不能指望別人來替自己爭取，維護自己的權益了，即使這個「別人」是政府，即使它是壹個在開始時有良好意願的政黨，來替自己爭取，維護自己的權益了。自己的疼痛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權利只有靠自己的鬥爭來爭取和維護。
即使只站在中國工人農民等勞工的角度去評價毛澤東和他的時代，也仍是個太複雜的問題，我們不能在這裏展開。但，有壹點應該明確，我們批評今天令人痛苦的現實，鼓動獨立的工會運動，不意味著我們主張回到同樣使中國勞動者痛苦的過去。我們要的是在中國的今天創造新的歷史：中國的勞動者要有自己的組織，我們不要做什麼指揮其他階層，甚至消滅其他階層的「領導階級」，但我們也不要做任何其他階層，任何政黨的奴隸或工具。也不要做僅靠別人同情施捨的所謂「弱勢群體」。我們只要做壹個能公開表達自己的意願，維護自己利益的自覺的社會集團；在與其他社會階層和社會集團的關係上，我們也只要求做壹個平等、獨立、有組織的社會對話與合作夥伴。
新的利益衝突已經形成
在毛澤東時代成為歷史后，我們看看今天的現實吧。經過二十來年的「經濟改革」后，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社會、我們工作或曾經工作過的企業單位，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現在，這些企業或者是私營，或者是外資、合資企業，即使是國營企業，也因為股份制的實行和承包，性質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那些企業領導對生產、銷售和財務會計等方面，有了越來越大的權力。尤其是對我們工人，他們和私人、外資、合資企業的老闆壹樣，有了完全的支配權。他們可以任意解僱職工，可以決定工人的工資福利，甚至可以買賣企業的資產和企業本身。特別要提到的是，由於這些企業領導可以支配幾乎全部企業，由此，如果職工的工資福利越少，他們能支配的財富就越多。總之，現在不論是國營、集體，還是私營、外資、合資企業，都是老闆在支配企業。他們和我們工人形成了「我們掙得多，他們得到的就少」，「他們的權力越大，我們的生活就越沒保障」這樣的利益衝突關係。
本來，這種利益衝突關係是可以調和的。如果企業管理得好，老闆尊重職工的基本權益，那麼，企業發展了，有了好的效益，利益分配合理，對勞資雙方都有好處。但，問題是，工人沒有組織就沒有地位和力量，老闆因此根本就不尊重工人的基本權益。工人沒有獨立的、有組織的利益代表，利益衝突關係就無法調和。這些老闆且不說尊重職工了，他們簡直就不把工人當人看。所以，這些年來，我們工人的狀況急劇惡化。失業、下崗的越來越多，拖欠工資和退休金現象越來越嚴重，工作條件越來越糟糕，職業病急劇增加......尤其嚴重的是，導致大量工友死傷的礦山爆炸、火災、毒氣泄漏、食物中毒等工傷事故，越來越頻繁。
特別要指出的，隨著社會風氣的敗壞，貪污腐敗越來越嚴重，很多企業老闆和政府官員勾結在壹起，形成了互相依賴、互相利用的、特別貪婪的壹伙。有的企業領導和老闆打著「股份制改革」的旗號，強迫職工購買企業的所謂「股份」。壹年，甚至幾個月後，他們和政府官員串通好，突然宣布企業倒閉。職工不但沒有了被拖欠的工資，大半輩子的積蓄，或東拼西湊借來的錢，就這麼壹下子，全進了這些老闆和當官的口袋！還有的企業領導背著職工，乾脆就把壹個好端端的國營企業，包括地皮、設備，甚至職工宿舍，低價給賣掉了！職工在壹夜之間，不但沒有了工作，沒有公費醫療，連住房都沒有了！
憑什麼民工就是下等人！
還有我們這些離開農村到城裡打工的民工們，命運尤其悲慘。在家鄉活不下去，不得不到城鎮的廠礦里打工。在那ù堙A就因為我們是農村來的，就因為我們沒有城市戶口，常常要受老闆多壹層的壓榨。特別是那些在玩具廠、鞋廠等行業的女工，壹天工作常常在12，甚至14個小時以上，周末也得工作。工資低，勞動強度大，勞動環境惡劣，每年因職業病或工傷事故而死亡、傷殘者不計其數。那些在煤礦和鞭炮廠爆炸事故中死傷的，多數是我們民工兄弟。出了廠礦門到社會上，民工們又常常被公安、城管等部門欺負和敲詐。除此之外，民工的孩子們上學也特別困難，部分有權勢的人不但在現實中摧殘民工，而且正在毀掉他們的未來，使被壓榨的人世世代代被壓榨。
2003年春節前，壹位好心的新華社記者就民工的工資拖欠問題作了調查。調查的結果超出了人們的想像：有百分之七十的民工工資被拖欠。這份調查報告還揭露，除了不到百分之十被拖欠工資的民工利用法律手段討回自己的工資外，絕大多數的民工只能是反覆要求老闆發還被拖欠的工資。壹些報紙也報導了民工找老闆追討拖欠工資的結果：很多民工竟遭到老闆或老闆僱用的打手的毆打。有的民工在絕望中往自己身上澆汽油，抱住老闆，要與老闆在火中同歸於盡！
說來令人心酸。每年春節前，別人都喜氣洋洋地忙著置辦年貨，而我們民工呢？卻總是提心弔膽，憂心忡忡：老闆會不會發還拖欠的工資？他不給工資怎麼辦？我們拿什麼回家過年？每年春節前都有很多工友在絕望中爬上高樓或吊車，以自殺，以死相威脅來討回自己的工資。
政府也是偏心眼
而且，不只是老闆，現在的政府政策，也不把我們工人當人對待。就在我們失業下崗，或者今天有工作，不知明天會如何的時候，政府的「改革」把學校、醫院都改成商業性的盈利機構。這在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少見的！公費醫療是早已取消了，義務教育也是名存實亡。更叫人難以忍受的，是學校、醫院收費越來越高，壹個孩子的學費就得花我們幾個月、壹年，甚至幾年的工資，得壹場病就可能傾家蕩產。這，不但是把我們往死路上逼，而且，我們孩子們的前途，也可能被斷送了！
事實很明顯，改革二十年來，確實有壹大批人富裕了，他們的日子過好了。可我們工人呢？我們的地位越來越低，越來越被人瞧不起，日子越過越艱難。過去經受政治上的壓迫壹點也沒減輕，現在又加上了經濟上的壓迫和社會的歧視。
我們要問，這是為什麼？為什麼這些老闆、官員把我們工人不當人？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胡作非為？原來，道理很簡單，這就是，我們沒有組織起來！我們只是單個人。我們沒有團結，沒有團結就沒有反抗的力量，沒有反抗的力量就受人欺負，就被人瞧不起！
「改革」前沒有老闆，我們和當時的企業領導壹樣，都不是單個人，是黨、政府、單位這架大機器上的壹個零件。現在，黨、政府、國家發展私人、外資企業，讓企業獨立，不但不管我們了，還壹屁股坐到老闆那邊。我們因此變成了沒有力量的單個人。如果我們不團結起來，不自己管自己，不把自己的命運捏在自己手上，我們就會永遠被人欺負下去，永遠被人瞧不起！反之，如果我們工人、民工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了，成立了自己的工會組織，就能共同抗爭，力量就大，老闆就不敢再隨便欺負我們了，政府官員也不敢只是替老闆說話。而對社會來說，老闆有錢，政府官員有權，而我們工人因團結而有力量，這就是壹種力量的平衡。這會使各方不得不考慮對方的利益，社會才可能合理，經濟才可能穩定、和諧地發展。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工人要有自己的組織，要有獨立工會的最簡單的道理。
對於工人應該行動起來建立自己的工會這個主意，我們很多人會說，這是個好主意。可是，我們國家不是有壹個中華全國總工會嗎？在我們省、市、單位，都有這類工會，為什麼還要自己再去建壹個工會呢？
中華全總的真正角色
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確實，我們中國人，特別是生活在城市的人，對中華全國總工會--我們稱它為官方工會--已經是非常熟悉了。我們的壹些親戚、朋友或鄰居，可能就在工會工作。說起這些人，我們的印象就是，「他們是幹部，沒有什麼權力，但人還老實，有很多過去還是勞動模範，或者是快要離退休的老幹部」；對工會，我們的印象也是，「這是壹個沒有什麼實權的政府部門，工作輕閑，只是組織壹些文娛活動，對困難職工發放壹些補助金」。現在，很多國營企業停產、倒閉，大量工人失業下崗，於是，有不少人開始羨慕起在工會裡工作的人了。因為在工會工作雖然沒什麼權力，但，大小也是個幹部，工作比較有保障，醫療費也多半能報銷。很多人現在也知道，現在工人罷工、遊行、堵路的多起來了，工會工作也比過去忙了壹些，在省、市工會工作的幹部，常常要到企業去，配合政府做穩定社會、維護治安的工作。如果有工人罷工、遊行，這些幹部就得去做職工的「思想工作」，代表政府和企業去了解職工的狀況，穩定職工的情緒，勸他們復工、回家。然後，他們又將這些了解到的情況向黨和政府部門，向企業領導彙報，共同商量解決問題，其實就是對付「鬧事」職工的辦法。這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在職工和黨之間的「橋樑和紐帶」作用；就是這個「工會」所發揮的「民主參与」和「社會監督」作用。
這就是我們見到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它什麼時候為工人說過話呢？在職工利益和政府部門、企業領導、或企業老闆發生衝突時，它維護過工人的利益嗎？我想，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在職、失業、下崗的職工會說，「沒有，這個工會從來沒有這麼做過！」即使它能，它敢那麼做嗎？我們也幾乎會異口同聲地說，「它不能，也不敢去保護職工的權益；它不能，也不敢去和做了壞事的政府部門、企業領導或老闆抗爭」。
據報導，2002年9月19日，廣州社情民意中心作了壹項調查，調查的結果顯示，市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時，首先想到找「基層領導」的是34.5％；想通過法律途徑的是28.4％；找人大代表的最少，有2.4％。竟沒有壹個人會想到找全國總工會！
全總和民工沒關係
對我們農民，或從農村到城裡打工的人來說，中華全國總工會則完全是陌生的。我們知道，在全國縣城、縣政府門口都有個「總工會」的牌子，它常常和婦聯、共青團縣委的牌子掛在壹起。它和農民完全沒有關係。它管的是縣屬企業，尤其是在縣政府各個部門工作的職工福利問題。農民來到城市打工后，市工會也根本不會管這些「打工仔」，因為他們是農村來的，沒有城市戶口。在企業里，不論是私人企業或外資企業，或者是那些掛著「國營」、「集體」企業的「紅帽子」，實際是私有的企業，很多連這類官方工會也沒有。就是有，其工會主席不是企業老闆的親戚朋友，就是什麼辦公室主任或老闆秘書在兼任。這是什麼工會，完全是個老闆會！
問題就出在這裏。不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人不好，而是這個工會的體制大有問題。這個工會的各級領導不是工人選出來的，而是由政府、各級黨委任命，甚至是由企業老闆指定的。他們不是對職工負責，而是對政府和企業領導、老闆負責。如果在職工和企業領導、老闆的利益衝突中，在職工利益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衝突中，這些工會的幹部站在維護職工利益的立場上，他們馬上就會被撤換掉，甚至丟掉飯碗。反過來，如果他們是站在領導和老闆的立場上，他們的職位不但有保障，而且還會升遷。他們也是平常的人啊，我們怎麼能指望他們能奮不顧身地保護職工利益呢？即使他們有這種不顧壹切地保護職工利益的獻身精神，可如果馬上就被撤換，他們就什麼也不能做啊！
這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不能保護職工利益的根本原因，是我們工人遇到什麼不平事時不願找這個工會的根本原因。
兩股道上跑的車
中華全國總工會沒有意願替職工說話，不能保護職工權益的另外壹個原因也十分重要。這就是，這個「工會」和各級主要領導，特別是大企業，及企業以上的區、縣、市、省級工會的領導及主要工作人員，都是國家幹部，他們和我們工人的地位、利益完全不同，和我們職工的想法、愛好、關心的問題完全不同。他們是來自科級、處級、局級、廳級和部級的國家幹部，到目前為止，只要不犯「錯誤」，根本就沒有被解僱的擔心，他們中的很多人擔心的是如何能由科級幹部提升到處級、如何由處級提升到局、廳級......他們的工資是國家財政撥款，完全有保障，和企業是否虧損，是否倒閉沒有關係。他們的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也是固定的，決不會有工作時間太長，工作條件惡化的問題。他們還有完全的公費醫療和退休等社會保障。他們中的很多人昨天還是某個單位的黨、團委書記或某個企業的副廠長，今天被「調到」工會來當主席，明天可能又會調到某個單位、某個企業、某個政府部門，甚至可能是公安部門去當負責人。
在這裏，我們並不是質疑這些「工會幹部」的品質、能力，也不是批評他們不應該享受上述的那些待遇，他們對職位升遷的嚮往也是人之常情。我們要說的是，他們和我們職工、和我們這些工人、農民、民工......等不是壹路人，按過去樣板戲《紅燈記》中李玉和的說法是「妳我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壹條路」。也就是說，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各級幹部，不但不是經過職工選舉，是由黨、政府部門，甚至是企業領導和老闆任命的；而且，這個任命也不是在職工中任命，而主要在與職工的生活、利益和想法完全沒有關係的國家幹部中任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能指望這些「工會幹部」理解和保護職工的利益呢？站在這些幹部的立場上想問題，要他們去關心和他們的工作、生活和利益沒有關係的事，要他們去解決他們完全不了解的問題，那不為難他們嗎？他們是國家幹部，我們是企業的臨時工、合同工、是「下人」......這是兩個不同的社會階層，大家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彼此的喜怒哀樂不壹樣，焦慮和希望不壹樣，怎麼可能要求、指望這壹個階層去代表另壹個階層，去為另壹個階層冒著風險爭利益呢？
新工會法也不頂用
確實，2001年10月27日，政府通過了新的「工會法」，這個「工會法」明確規定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要是保護職工的權益。這應該是壹個進步。2003年1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了它的《2002年中國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藍皮書》，就是壹個自己說自己做了多少好事，自己如何如何重要的宣傳文件。壹些報紙對這也作了很多報導。當然，如果我們從積極的角度看，這些宣傳也不是壹個壞事，它說明中華全國總工會知道工人不喜歡，不信任它，它在著急，它要通過宣傳來改變自己的形象，希望通過立法來給自己的活動爭取壹些空間。可問題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不能保護職工利益的原因是它的行動和體制，如果不在法律上改變這個體制，只是空泛地規定它保護工人的利益，其結果是什麼也改變不了的。要得到職工的信任和社會的尊重，得靠自己的實際行動，靠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保護工人權益的事情來，只靠自吹自擂的宣傳能有什麼用？這不是把別人當傻瓜般欺騙嗎？
從2001年10月新的工會法通過，到2003年1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2002年中國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藍皮書》，在這壹年多的時間里，中國發生了很多事。首先是全國各地有更多的企業破產倒閉，同時，沒破產倒閉的企業都在實行強制職工買斷工齡。企業破產倒閉和強制職工買斷工齡將更多的工人拋向街頭，成為收入極少，甚至完全沒有收入的失業、下崗工人。
從遼陽和大慶工人的抗爭中看全總的角色
2002年是中國工人狀況加劇惡化的壹年。這壹年，不但有大量的企業因為經營不善，因為企業領導和政府官員的腐敗而倒閉，從而導致中國眾多的工人失業下崗，而且，中國正式加入WTO (世界貿易組織) 后的嚴重社會後果也在這壹年表現出來了：很多經營狀況良好的國營企業和集團企業，以加入「國際競爭，迎接世界化的挑戰」為名，加速所謂的「股份制改革」，實際上就是私有化。這種以「股份制改革」為名的私有化的好壞我們姑且不論，而它所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在那些有大量贏利的企業，也有大量的工人被迫「買斷工齡」，被他們的企業徹底拋棄。
因此，這壹年爆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兩次工人示威抗議行動。這兩次行動都發生在2002年的3月，壹個是大慶石油工人為抗議石油管理局強迫工人買斷工齡而走向街頭，人數最多時有三萬左右。這個行動持續了壹個多月。另壹個是遼陽二十多個企業工人參加的，以遼陽鐵合金廠工人為主的抗爭行動，到現在為止，它已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壹年。導致遼陽工人行動的主要原因是企業領導的貪污腐敗，並因此導致企業倒閉和大量工人失業下崗。本來，當時新的工會法剛剛頒布，中華全國總工會應該，也可以帶領工人堅決地、理性地鬥爭，以保護他們合法的權益。但是，這個工會不但沒有站在工人壹邊，反而幫助腐敗的企業領導和地方政府去威脅、恐嚇抗爭的工人。姚福信是壹位遼陽鐵合金廠工人很信賴的工人代表，他曾和其他的工人代表壹起與遼陽市政府對話，並成功地制止了憤怒的工人情緒化的行為。但是，遼陽市公安部門卻在2002年的3月底，以「非法集會遊行示威」的罪名，逮捕了他和其他的三名工人代表。
工人代表被捕后，中華全總幹了什麼呢？它不但沒有去了解遼陽工人的悲慘處境和抗爭的原因，沒有去營救被捕的工人，沒有去抗議遼陽市政府的惡劣行徑，而是壹屁股就坐到了政府和腐敗的企業領導壹邊。它明知在工人和政府之間沒有起碼的溝通渠道，衝突因此有激化的可能，卻還是在那邊火上澆油。2002年11月1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俊九在北京的壹次記者招待會上竟然說：姚福信等工人代表的被捕，並不是因為組織了工人示威遊行，而是因為刑事犯罪，燒毀汽車！大家知道，張俊九加給姚福信等人的這個罪名，比遼陽公安機關所說的「非法集會遊行示威」要嚴重得多。知道了張俊九的這個講話后，我們當時立即與遼陽市政府、市總工會等部門聯繫，他們都否定了張俊九的指責，遼陽總工會主席乾脆說，張俊九的這個說法「是造謠」。
妳們看，在迫害抗爭的遼陽工人方面，中華全總的負責人，居然比遼陽市的公安部門走得更遠，手法更狠毒，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全總幹部最怕工人"鬧事"
當然，並不是所有全總的負責人都像這位張俊九先生這麼壞良心，這麼官迷心竅。這種將工人的不幸和抗爭，當作是向政府拍馬屁機會的人，到底是少數。在全總機關，在全總地方和基層的負責人中，有很多都為他們這種夾在勞工和政府之間、夾在勞工和企業領導或老闆之間的尷尬地位而感到窩囊和不滿。確實，這些全總的各級負責人像鉆進風箱的老鼠，兩頭受氣：工人活不下去了，起來抗爭時，平時瞧不起那些全總幹部的政府官員就責怪這些全總幹部「沒有做好職工的思想工作」命令他們到工人中去制止職工的抗爭。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嗎？可抗爭的工人根本就不買他們的賬！工人客氣壹點的，指責這些幹部「屁股坐歪了」，「頂著工會的帽子替老闆說話」；不客氣的，就乾脆罵他們是「工賊」，甚至要揍他們！所以，這些工會幹部最怕工人「鬧事」，怕工人起來抗爭。他們的這種怕和政府、老闆的怕不同。政府和老闆怕的是工人的力量，怕他們的個人利益直接受到威脅。而這些全總的幹部呢，怕的是受上級領導追究他們「工作不力」的責任，怕的是出洋相，怕的是兩頭受窩囊氣，怕的是到工人中去挨揍。
有些全總幹部象特務
有時，就是因為這種怕，他們之中的有些人就象上面提到的那位張俊九，會幹出最缺德的事：故意激化矛盾，然後嫁禍於工人代表，誣衊工人代表「挑動工人鬧事」、「破壞社會穩定和治安」......這樣，他們就可以向上級領導說：不是我們工作做得不好，而是有壞人在工人背後操縱。所以，在很多地方，當工人起來抗爭時，壹些全總的幹部就到工人中去「了解情況」：抗爭是誰發起的？誰是骨幹？這些骨幹在哪家開會？請願書是誰起草的？等等。然後就向政府和公安機關彙報。政府和公安機關常常就按這些彙報去了解工人的抗爭，按他們提供的名單去抓人。這樣，工人的抗爭不但不會使他們丟飯碗，而且他們還會因為表現了「立場堅定」而陞官。大家說，這些「工會幹部」的行為可惡不可惡？他們不是工賊又是什麼？
如果我們深入地思考壹下就會發現，這些「工賊」壹樣的「工會幹部」，其實並不是天生的壞良心的傢伙。他們就是膽小，想上爬的私心重了壹點。可在現有的這種體制下，在這兩頭受氣的環境中，他們就壹時干出了缺德的事。如果法律和政府允許並鼓勵全總站在工人的壹邊保護工人的利益，我想，這些人是不會幹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的。
不過，對更多的全總的工會幹部來說，其尷尬地位帶來的是良心的不安和心理折磨。而最令這些工會幹部難受的是，他們常常不得不將打落的牙齒往肚裡吞。在他們自己、他們的家庭成員、親戚朋友遭遇不平，被無理拖欠工資，或被迫下崗時，他們不但不能替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兄弟說話，不但不能替親戚朋友打抱不平，而且不得不制止自己的這些家庭成員或親戚朋友去申張正義。他們往往明知內部貪污腐敗的重重黑幕，卻不僅要替人背黑鍋，而且還要自己和家人、親戚朋友壹聲不吭地看著人家掏自己的腰包。這實在是殘酷。
全總的基層幹部盼改革
很多全總的幹部在這種情況下得過且過，但，越來越多的全總幹部在夢想，甚至開始以各種形式要求改變這種越來越難過的現狀。他們中有的人寫文章，用或明或暗的方式向政府、向共產黨要求壹定的獨立性；特別是很多基層的工會幹部，他們和職工有密切的情感和利益聯繫，他們不但看不下去企業領導或老闆的腐敗、貪婪和殘酷，看不下去職工艱難的生活和不平遭遇，而且，企業破產倒閉了，他們也難逃失業下崗的命運。因此，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希望中華全國總工會這種完全依附共產黨、依附政府的狀況能得到改變。到底應該怎麼改變？他們可能還不清楚。讓全總獨立？他們不敢想。但，他們確實有替天天受人欺負的工人兄弟說話，能獨立地為保護他們的權益作點事的願望。
正是在全總中還有這些有良知的人，所以，在有些地區，在全總的某些部門，我們能看到壹些重要的變化。這尤其表現在壹些外資企業，那?堛滌羆h工會開始由全總工會會員選舉工會主席，而且，這種自下而上的選舉得到了全總少數負責人的認可和鼓勵。我們認為，廣大職工也應該支援，參与這種選舉，尤其要在參与的過程中，大胆地與那些舞弊、想搞假選舉的人作鬥爭。我們知道，中國這幾十年已形成了新的專制傳統，那些有權勢的人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也常常操縱選舉。我們中的很多人已不相信選舉，對選舉不感興趣了，以至於可能報以冷漠、觀望的態度，壹旦發現舞弊，或者是不參加，或者被迫參加了，就不負責任地亂投票。這種態度壹定要改變。客觀地說，在現在中國的企業推行工會主席選舉，壹開始，舞弊現像是很普遍的。這時，如果我們敢於揭露，公開抗議這種可恥的舞弊行為，同時又不是壹走了之，而是去爭取進行公正的選舉，那麼，真正的選舉就可以實行，職工自己推舉工會主席就可以成為現實。反之，如果我們不熱心參与，或者，壹發現有舞弊，作假的行為就打退堂鼓，那麼，真正的民主選舉與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根本改造，就永遠不會到來。
對廣大的工人、農民，包括民工、教師、基層職員等勞工來說，為了保護我們的權益，應該從自己所在的單位、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確定能使自己組織起來的方法。我們可以試圖去建立自己的工會組織，也可以從堅決要求全總的基層工會負責人的民主選舉開始，使中華全國總工會能逐漸地實行從基層開始的民主改造，讓它能有壹天能真正掌握在我們職工的手中。
關於對西方國家工會的壹個誤解
在我們中國大陸，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從中學到大學，政治課是最重要的課程之壹。而在政治課中，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產生等，是政治課的基本內容。在這些政治課的教科書中，在老師授課的課堂上，我們受到的教育是，不論是在十九世紀初的歐洲，還是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都是工人運動產生了「反映和代表了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組織工會，從事和領導工人運動，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當然，中國今天的現實每天都在壹千次地駁斥這些片面的，早已過時的「理論教育」。自1980年代以來，正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重新鼓勵發展私營企業，並將國營企業「股份化」，其實也就是私營化，並製造了大量的新的資本家。而且，中共執政的各級政府的領導，幾乎都壹屁股坐在企業老闆和領導壹邊，壓迫工人。因此，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沒有壹個人還會相信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代表工人的利益。
但是，我們從青少年時受的這些教育，卻仍然是我們理解獨立工會運動的壹個重要的障礙。我們生長在中國，所以，中國的現實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關於中國現實的謊言我們能輕易地識破。但是，在我們受到的教育中，那些關於歷史和外國的謊言，卻多少還在我們的頭腦里起作用。在工會問題上，我們很多人仍然以為西方的真正的工會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組織，否則就是「工團主義」，替資產階級服務的「黃色工會」，就不是真正的工會。按照這種觀點的邏輯推下去，那就是，如果在中國成立獨立工會，也會是以改變中國現實制度，推翻政權的政治組織。在下面我們對國際工會的簡單介紹中，我們會告訴大家，這種將真正的工會看作是「革命性的政治組織」的看法和邏輯，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在全世界範圍內，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性」的工會，現在幾乎完全不存在。而那些曾被我們認為是「工團主義的工會」，才是真正的工會，它們是聯合國下屬的國際勞工組織的主體，在國際勞工運動中，在這些工會的所在國家，它們在保護勞工的權益方面發揮著最重要的作用。
至於很多中國人所熟知的波蘭團結工會則是國際工會中的壹個特例。我們會在下面介紹、分析波蘭團結工會的發展歷程。
西方國家工會的非政治化的歷史趨勢
十九世紀的歐洲，特別是在法國和德國，由於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的野蠻及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壓榨，更由於這些國家的政府對工人的反抗運動的鎮壓，這些國家的工人運動曾經非常激進，也就是高度「政治化」。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實際上是當時工人運動的壹個重要派別的行動綱領，它同時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宣言。也就是說，當時以保護工人權益為基本目標的工人運動，也幾乎就是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為目標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後來，工人階級悲慘的生活狀況，非人道的工作條件，尤其是其不屈不撓的抗爭，使它得到社會越來越廣泛的同情和支援，強大的、派別眾多的工人運動終於促使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在工人階級和關注貧困等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政治家的壓力下，德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法國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制定了允許獨立工會合法存在的法律，資本主義發展較早的英國，早在1824年就制定了這個法律。同時，這些國家的政府和立法機構在勞資衝突中也日益中立化，即越來越注意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中注意調和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衝突。其結果就是我們現在在歐洲各國所看到的情況，即，壹方面，這些國家在保護資本利益的同時，也不得不注重工人及其他工薪階層的利益和權益，建立了全面的勞資對話等社會協商制度和發達的社會保險、退休等勞動保障制度，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福利國家」；另壹方面，工會和工人運動為了保護工人和工薪階層的利益，隨時保持對任何執政黨的壓力，即，主要的工會和工人運動是獨立於國家和任何政黨的「非政治化」的組織和運動，也就是說，在這些國家，基本制度的改變，議員和政府領導人的選舉等政治活動主要是政黨的事情，而工會及其成員雖然會參与這些政治活動，其目的也是為了在政治和法律上保障勞工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奪取政權。它獨立於政黨，工人運動的綱領和目標，它實際的社會效果，也根本不同於影響、改變國家權力的政治活動。
工會和工人運動實際上早就沒有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性質，它以保護工人和工薪階層的權益為全部目標。
也就是說，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的工人運動和工會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是壹個由過去的革命性的激進，到現在越來越理性，越來越溫和的演變過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非政治化的」過程。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原因，當然是工人階級前赴後繼的抗爭，在這些抗爭中，無數的工人獻出了他們的生命。如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法國里昂工人的兩次流血抗爭，壹八四八年、壹八七壹年法國巴黎工人的起義等。正是工人的鮮血和抗爭，喚醒了全社會的良知，得到了其他社會階層的欽佩，支援和同情。為數眾多的記者，寫作了大量關於工人的貧困生活和艱難抗爭的報道，維克多ܦ雨果、埃米里ܪ左拉、狄更斯等最優秀的作家創作了關於工人等「弱勢群體」生活為題材的，有巨大震撼力和廣泛影響的文學作品。
在社會各階層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也頻繁呼籲關注貧困人口的生活並組織起對貧困人口的救助，乃至以基督教的互助精神，幫助工人組織起工會。馬克思、恩格斯、普魯東、拉薩爾、考斯基、饒勒斯等傑出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則深入地研究了工人階級受壓迫，生活日益貧困化的原因及其社會後果，他們的研究首先改變了他們的生涯，使他們最終成為組織工人和其他社會底層反抗壓迫的革命者或鼓吹社會改革的政治家，同時，也喚醒和系統化了工人階級的反抗意識，喚醒了全社會，包括各種派別的政治人物嚴肅地面對社會不公正、貧困問題的政治意識。實際上，在各種社會主義思想、基督教精神及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工人運動最發達的法國和德國，在工會合法化的法律被制定和通過的1870、80年代以前，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基督教等派別不同的工人組織已經很多了。1864年，歐洲壹些國家的工人組織代表甚至在英國召開了第壹次國際工人協會的籌備大會，並成立了第壹個國際工人組織――國際工人協會。在各國已有的眾多工人組織中，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組織的工人組織只是眾多派別中，人數和影響力較小的壹個派別，因為絕大多數工人根本都不知道馬克思。這種歷史事實是和我們中國過去的教育宣傳完全不同的。
國家在勞資衝突中的中立化
這壹切，形成了超過工人階級力量本身的強大壓力，逼迫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政府和立法機構向工人階級讓步，重新考慮社會力量的新的平衡，並在制度和和法律的調整上反應這種平衡，以避免被這種強大的社會壓力所推翻的命運。這就決定性地推動了西方國家在本國的勞資衝突日益中立化的過程，推動了這些國家在治理、防止社會衝突的理性化的過程。面對工人的抗爭和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壓力，西方各國政府和議會逐漸放棄了對工人運動進行壓榨的政策，接受了工人的很多訴求，先後制定並通過了自由、獨立工會合法化、限定工時、禁止童工、保護女工，以至設立僱員、老闆和政府三方協商委員會等重要法律，政府也開始以調停人的仲介角色，參与和組織和平處理勞資糾紛的勞資雙方的談判，並最終將這種談判形成了為法律規定的制度。
工人階級前赴後繼的抗爭及越來越廣泛的社會支援和同情，有利於制定工人權益的相關法律，國家在勞資衝突中的角色逐漸中立化，使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層，即資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要變化。資產階級也不得不對工人的訴求作出讓步，不得不和工人代表平等地坐到談判桌上，不得不遵守關於勞工權益的法律規定。這樣，壹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工人的生活水準和工作條件，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不斷得到改善。工人和其他勞工階層生活水準，購買力的提高又促進了國內市場的不斷擴大，這對勞資雙方都有好處，社會衝突便得到緩和。
我們很多中國人很羨慕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工薪階層的生活水準和所享受的權利，很羨慕西方的企業、公司老闆對僱員的文明、善良和「人情味」，以為那是西方工業、科技和經濟發達的必然結果，以為那是西方文化和文明之優越的表現。這是十分片面的看法。其實，在今天中國的沿海城市及世界上不少的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很快，但，工人和其他的工薪階層的生活卻始終得不到改善，甚至越來越差。在這些地方，經濟發展的成果都被少數有錢有勢的人拿走了。如果說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工薪階層的生活水準在壹個世紀以來有很大的改善，那麼，應該說，這些國家的工人和工薪階層的抗爭，是最重要原因之壹。
尤其是，那些在自己國家很文明、很有人情味的西方國家的企業，壹到我們中國或其他的第三世界投資建廠，就突然變臉了，壹下就不文明、不善良，那「人情味」壹下子就無影無蹤了。這是為什麼？為什麼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的南方，在那麼多外資、合資企業里，工人的勞動條件那麼惡劣，工傷事故那麼高，勞動時間那麼長而工資又是如此低下？在這些地方，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又表現在哪裡？這裏的全部問題就是，這些西方公司的老闆在其本國文明善良，是因為這些國家有在社會利益衝突的各方中較為中立的國家機器，有法制，有社會輿論，尤其是有獨立工會的壓力和監督，有法律保護下的工人抗爭的威懾。大量的西方公司在其本國與其在外國的這種行為差別告訴我們，沒有工人的獨立抗爭，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會自動「變好」的。如果說，有不少的老闆、資本家在此時此地對僱員善良，有人情味，那也是工人抗爭歷史造就的，是工人自己爭取回來的。
西方國家政府及政治家上述的對工人階級抗爭的讓步和處理社會衝突的理性化，即是工人抗爭的結果，也是工人抗爭運動越來越溫和，越來越理性的重要原因之壹。不難理解，如果這些政府象我們下面要談到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波蘭政府，及今天的中國政府那樣，堅持對工人的抗爭進行壓制，其結果，當然就會是工人運動越來越激進化，越來越將指向資本家的矛頭轉而指向政府，指向制度本身，工人運動就會不可避免地政治化。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國家機器逐漸地接受了工人抗爭的基本要求，並制定法律保障工人的基本權利，同時，在不拒絕和代表工人的工會對話的同時，以中立的角色促進勞資對話，這就使工人們覺得，他們能夠表達自己的意願和利益要求，他們的這些表達是能夠得到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反饋的，他們在現有的體制內，在現有的法律環境下的抗爭是能夠取得成功的，這樣，工會和工人運動的主流就能將談判取代暴力，將自己鬥爭的目標確定在保護自己的權益上，確定在施加壓力上，以使代表自己利益的法律能在議會通過，使政府能採取較為公正的社會政策，而不是要去推翻社會制度。工人運動中那種主張推翻「資產階級政府」，「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激進主義派別，他們主要是各種派別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也漸漸失去了影響力，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完全邊緣化了。
國家中立化過程的爭論
西方國家政府和其國家機器在這種中立化的轉變過程中，在它們的政治家之間，在要不要通過立法，使獨立的工會合法化，國家要不要保護工人的基本權益等方面，也有過激烈的爭論。爭論中的壹些觀點和憂慮，與我們中國今天的很多人幾乎完全壹樣。法國議會在1884年通過工會合法化的立法前，很多資產階級的代表反對這個立法，他們擔心工會壹旦合法化了，就會發展壯大，就會天天有遊行罷工，以至於國家無法控制，造成社會動亂，並會迫使資本家作出過多的讓步，使法國的企業成本和產品價格上升，會在和德國、英國的企業競爭中關門破產。
另外壹些代表勞工利益，熟悉、關注勞工生活和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的議員，包括壹些溫和的資產階級代表，則在辯論中指出，要避免可能爆發的革命和暴力，避免使工人運動激進化，就必須使工人有獨立的合法組織。因為，工人的組織合法化了，就意味著它得到了政府和法律的承認，它與政府和法律次序的敵對狀況就會改變和消除，工人就會知道他們可以通過什麼樣的合法途徑和方式表達他們的要求。合法化了的工會在發動罷工、遊行等行動時時，就會有合法的工人領袖，將行動的目的、地點、方式等提前通知資方和政府，資方和政府就可以提前作出反應和準備，工人運動就不再是突發事件，而可能是可以預計和可以治理的社會事務。社會為此付出的成本就會小得多。同時，合法化會使工人的組織和其領袖走出地下或半地下狀態，這就使勞資衝突發生時，政府和資方知道可以找誰談判。而工人領袖壹旦能和資方與政府的代表談判，他們的態度壹般就會溫和、「理性」。政府就可以不再採取社會成本和道義成本極高的鎮壓手段來解決社會衝突。
至於說對工人的讓步會使企業成本和產品價格升高，在當時就已經沒有什麼人相信了。因為，當時很多人，包括知識界、政界和工會的積極份子，都多少知道壹些已日益流行的馬克思及其之前的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關於剩餘價值及價格的理論，這個理論指出，商品的價格由工人的工資、成本及利潤這三部分構成，工人的工資及成本的升高並不必然會導致商品價格的升高，而只可能會影響資本家的利潤。換句話說，工人的工資和待遇的改善，會使財富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分配上更為公平，而可以不影響商品的價格和企業產品的競爭力。這壹點，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應該仍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從這些爭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那些贊成、推動獨立工會合法化的人中，有很多人的動機並不真正是要保護工人，而是害怕革命、害怕暴力，是要避免工人運動政治化，是要在根本上保護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我們中國過去的宣傳和教科書中，有很多對這些「改良主義」的批判。說，他們鼓吹對工人階級的讓步，只是為了收買工人，其實，他們在根本上還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對此，我們要說，這裏最重要的不是猜度人們的動機，而是他們在事實上為工人的權益掙到了什麼；重要的不是看資產階級在獨立工會合法化中得到了什麼，而是看工人，看我們所有的勞工得到了什麼。我們工人，勞工的狀況得到了改善，我們的基本權益在法律上得到了認可和保證，別人也從中得到了好處，那又有什麼關係？那不是更好嗎？我們的生活狀況改善了，卻又嫉妒人家也過得好，這不是小家子氣么？我們為什麼要害怕別人得到了利益而忘記了要爭取自己的利益？我們為什麼壹定要崇尚那首先毀滅別人，然後是自己毀滅的「革命」？我們工人和勞工要爭取自己的利益，別人，即使是資產階級也要維護他們的利益，這兩者之間沒有什麼道德上的高下之分。重要的是能夠爭取到勞工的權利和公平的利益分配的機制，而不是抽象的，被政客們利用的「革命成功」。在這裏，我們要特別指出，對我們中國人來說，讓歷史幫助我們走出「革命」比「改良」要「高尚」的誤區，是十分十分重要的。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局限
總的來說，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這不到壹個世紀的時間里，在西方各國，是工人自己掙得了自己的基本權益並迫使國家理性化，而得到的權益和國家的理性化又使工人的抗爭始終是堅決而又是理性的。這就形成了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各國的勞工、資方、國家三方基本是良性互動的局面。這種總體說來的良性互動取代了過去激烈的，甚至是暴力的階級對抗。我們看到，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階層的罷工、遊行示威等抗爭活動從來沒有間斷過，但，它們最後都基本上是和平地結束的。這些國家仍保持著基本的穩定。
談到這裏，我們可以提出壹些有意義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熟知的馬克思主義的預言，如「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社會主義必定取代資本主義」壹直沒有實現？不但這些預言沒有實現，而且在我們中國和前蘇聯等國，「社會主義」反而被「資本主義」給取代了。這是為什麼？在這裏，我們不能回答這些複雜的問題，但，我們認為，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階層在歷史和現實中的抗爭，使他們掙得了自己的基本權利，同時，也迫使他們的國家政權在階級的利益衝突中中立化，從而迫使資本家對工人讓步。這就緩和了社會矛盾和衝突，保證了最低限度的社會公正及工人等工薪階層的生活水準的穩定和提高。這是這些國家的社會制度至今沒有崩潰的最重要原因之壹。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西方國家的獨立工會和獨立工會運動，改變和拯救了工人自身，也改變拯救了他們的國家和社會，包括資本家本身。
關於工人階級抗爭的這種成果，西方國家機器在不到壹個世紀之內的這種重要轉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在其生前完全沒有預見到。應該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歷史上，對工人階級的苦難最了解，最同情的偉大的思想家和傑出的知識分子之壹，他們的著作，尤其是馬克思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對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利益衝突的分析，十分深刻。他們在《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等其他的著作中，說西方國家政府等國家機器，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暴力工具，這在當時他們所處的時代，也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但是，他們到底是人而不是神，他們沒能預見到，或者說，在當時和其他的思想家論戰時，這兩人不願認識到，西方國家的國家機器，在工人的抗爭和全社會的壓力下，其性質能發生演變，可以成為中立的，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衝突的調停人。這樣，工人階級可以不打碎國家機器，就可以掙到自己的基本權益。他們更沒有預見到，所謂的「資產階級的國家」被在他們的思想「指導」下的共產黨推翻后，工人階級又重新喪失了自己的權益，「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居然會成為鎮壓工人運動，頻繁地將工人代表送進監獄的執政黨!
以為打碎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消滅資產階級，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工人階級的「代表」掌握了國家政權，工人階級就及其他勞動者可以壹勞永逸地免遭剝削和壓迫，這是馬克思和許多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壹個重要的局限和空想。關於這壹點，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存在及其解體的歷史告訴我們，沒有強大的、獨立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后，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工從來就沒有擺脫被壓迫的命運；工人階級的「代表」壹旦掌權，就只顧代表他自己，完全把工人拋到了腦後，甚至將幫助他掌權的工人階級當作敵對勢力。事實證明，只是制度和權力變更的革命，不能帶來勞工權益的保障，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壹勞永逸地免遭壓迫的「大同」境界，只是壹個幻想。
關於毛澤東
關於這壹點，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看得很清楚，對「會主義公有制」的問題，對官僚主義的工人階級的「代表」的腐敗及對工人的壓迫，他看得很透。而且，他沒有很多「馬克思主義者」的萎縮和虛偽，他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批評很坦率，也很有氣魄，居然說，「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是官僚主義者和工人與貧下中農之間的矛盾」，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他還號召要「繼續革命」。他的這些話，連他的崇拜者，他的那些「馬克思主義」的同事們，在今天，也被嚇得心驚肉跳。而且，他是說得出來，也做得出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號召、發動、逼迫工人和其他中下階層的群眾，在他的絕對領導下，幾乎壹度砸碎了官僚主義的國家機器，他指定「工人階級領導壹切」，並壹度建立了新的政權機構――有工人群眾的代表參加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
但是，毛澤東從來不能容忍獨立於政府、獨立於共產黨、獨立於他個人的絕對領導的工人運動和工人組織。他的「工人階級領導壹切」的前提是「堅持黨的壹元化領導」，是維護和鞏固他個人的絕對權威。工人運動和工人代表壹旦有可能背離黨的領導，有可能影響他的權威，就會受到最嚴厲的政治迫害。在「文化大革命」中，響應了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奪權」，有時反抗官僚主義的領導，替勞工或下層人物說話的「群眾組織」的代表人物，除了極少數被融入了官僚體系的人之外，大多數人都很快被趕出了「革命委員會」等權力機構，失去了工作，很多人在監獄里渡過了幾年、十幾年的時光。他們的最後的下場都非常悲慘。
在中國的今天，大凡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記得，在毛澤東去世前的七十年代初，工人和其他勞工的生活和工作狀況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比1965年、66年更糟糕。人們對毛澤東非常失望，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對他的「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的號召沒有任何熱情和信任，認為這是他和共產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當時的社會，包括工人、農民，都有壹種普遍的懷念「文化大革命」前的情結。所以，在1979年，鄧小平上台後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澤東「階級鬥爭」和「繼續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包括工人、農民在內的多數中國人的擁護。在此之後，中國政府推行了完全將工人作為犧牲品，作為「改革」對象的「經濟改革」，但很多工人和其他勞工卻對此壹度渾然不覺，反而報以期望，應該說，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政策，實在是太失望、太厭煩了。今天，很多人似乎忘記了，正是這種對毛澤東時代的極度失望，將我們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推到了現在這悲慘的境地。
走出馬克思和毛澤東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有深遠和無所不在的影響，所以，對我們中國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及關注勞工命運的知識分子說，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要。壹方面，對馬克思，我們要看到他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深刻的分析所帶來的深遠意義，我們不能因為號稱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前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做了很多壞事和錯事，就完全怪罪馬克思，就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另壹方面，我們也不能將馬克思主義神化，更不能將馬克思主義的那些過時的、被人歪曲了的教條作為我們工人運動的「指導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中國的工人運動就是要走出馬克思。我們所有的工人和勞動者要的是公正和做人的尊嚴，要的是權利，而不是權力，更不是意識形態的教條。中國獨立工會運動要從中國的實際和保護工人及其他勞動者的權益出發，工人運動就是工人運動，獨立工會就是獨立工會，沒有什麼「共產主義工人運動」，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工會」。
在中國的今天，平靜地對待毛澤東，完整地回憶、理解毛澤東時代，對我們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對我們要發起的獨立工會運動，特別重要。我們知道，隨著貧富懸殊等社會不公正現象的加大和腐敗現象的加深、擴大，隨著失業的日益嚴重，教育、醫療日益商業化，其費用日益昂貴，在社會上，包括在我們工人、農民等勞動者中，對毛澤東時代的眷戀十分普遍。現實的痛苦正在我們的下意識中改造我們的記憶：我們選擇性地遺忘了過去的痛苦，記住、然後不斷地回味著過去的、我們青年時代的快樂。壹些人在批評現實的社會現象，在探討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辦法時，還提出了回到毛澤東「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時代的主張。
應該說，如果我們放棄那種要麼肯定壹切，要麼否定壹切的思維方式，並站在勞工的立場上看過去，就不難看到，在毛澤東時代，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是有不少有意義的東西。如對城市職工的職業保障，對國營企業職工的醫療、退休保障，免費教育，還有對「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的提倡，主張將罷工等權利寫入憲法等。在農村，推廣「赤腳醫生」、「合作醫療」制度，普及民辦教師和村辦學校等，都是對工人、農民十分重要的，符合中國國情，在今天也應該保留的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造反，也不是如現在很多人說的那麼壹無是處，它多少是對那些官僚的壹個威懾，使他們在腐敗時不致於這麼不知收斂。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將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理想化。比如說，失業問題當時就很嚴重，只不過，它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給掩蓋了；至於「群眾造反」，因為群眾組織從來就不是獨立的，它更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由於官僚的「秋後算帳」的反威懾，已經沒有什麼人會「造反」了。在今天，我們尤其不能讓這種對過去的理想化，將今天獨立的工人運動再次引入「毛澤東思想」的死路。是的，我們曾經有過職業保障、公費醫療和免費教育，但，為什麼共產黨的領袖和政府的領導層壹改變，它壹下就沒有了？我們還能將期望完全寄托在「領袖」身上嗎？這裏的關鍵在工人和勞動群眾壹定要有獨立於黨和政府的組織，要有這種組織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而這正是毛澤東所不願意給我們工人和所有的勞動者的最寶貴的根本。所以，中國勞動者不是要肯定還是否定毛澤東，而是要走出毛澤東，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要創造掌握自我命運的新的歷史。
當然，這是對工會和工人運動整體來說。至於作為壹個個體的工會成員，他可以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共產黨員，是毛澤東的信仰者，也可以是佛教、天主教徒，是什麼民主黨、自由黨黨員，更可以是沒有什麼固定信仰的無黨派人士。他除了是工會積極分子外，還可以在工會以外扮演其他的社會角色。工會只有獨立於政治黨派和任何意識形態，才能將儘可能多的人團結起來，它的力量才會大。
西方國家工會運動告訴我們了什麼？
上述對西方國家的工會的歷史作用和社會演變的議論分析，是很簡單的，而且，主要談的是積極的方面。實際上，在這些國家，貧困和不公正的現象，工人的權利被侵犯的事件，仍然是很常見的。而且，這些國家的政治人物和國家機器在勞資衝突中的中立化，也是相對的，主要是相對他們壹屁股坐到資本家壹邊的過去而言。我們不能將這些國家的狀況過於理想化。也因為如此，這些國家的工會和工人，各工薪階層的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而我們之所以在這裏主要談這些國家的積極方面，是著眼于中國，著眼于中國工人運動的需要，是希望中國人能從中學到我們需要的東西。
對中國工人來說，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和現實清楚地說明了，沒有工人的持續的團結和抗爭，沒有工人自己的組織，經濟再怎麼繁榮，工人什麼也不會得到，得到的東西，也會在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中丟掉。尤其是要看到，工人抗爭和獨立組織的存在，不但為工人自己掙得了權利，而且，也推動了歷史的進步，推動了西方國家制度的不斷創新和現代化，使之更具有人性；並改造了，和仍在繼續改造資本家階層，使這個階層的人學會了，或正在學會該怎麼走出強者吃掉弱者的「熱帶叢林」，該怎樣去做壹個人，而不是只做壹個叢林里的動物；也保障了西方國家經濟持續、平衡的發展，國民財富較為合理的再分配，並最終在根本上保障了這些國家的社會穩定。對我們中國勞工來說，看到工人運動的這種偉大的歷史作用，就會在抗爭中充滿信心和自豪，並理直氣壯地駁斥那些說工人的抗爭是「自私」，是「保守」的指責。
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其他階層的人來說，從西方國家上述的歷史中看到工人階級抗爭和獨立工會偉大的歷史作用，也特別重要。它告訴我們，沒有象雨果、左拉、狄更斯這些作家，沒有馬克思、恩格斯、普魯東、饒勒斯等知識分子的介入，沒有各種教會及其人道精神的作用，工人的抗爭的道路會更曲折，犧牲會更大，走向成熟會更困難，甚至是不可能。尤其是，認識到工人抗爭的重大歷史意義，會使關注工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的知識分子最終放棄那種居高臨下的道德上的優越感，使他們從歷史和社會發展之必需的角度，從自己的存在和尋求生命的意義之必需的角度，而不只是因為道德上的同情和憐憫，去關注工人及其他勞工的生活，去介入他們的抗爭。西方國家的歷史告訴我們，工人運動需要知識分子，同時，工人運動也象創造了歷史壹樣，創造了知識分子，創造了知識分子的作品、人格和其社會的、歷史的價值。
在中國，傳統的工業和工業基地正在或已經解體，大量的國營企業在倒閉，大量的傳統意義上的工人已經或正在退休，或者被解僱。同時，大量的農民已經或正在加入工業和新型產業領域。這就是中國目前正在重新形成的勞工階層。它既年老又年青，它因產業的分散而彼此分離，又因彼此來源的不同和彼此的競爭而分裂。中國勞工同時承受著政府和制度的壓迫，老闆的剝削、壓制和自身的競爭、分裂這三重痛苦，他們比西方工人更需要知識階層的幫助、鼓勵和支援。而與此同時，曾給中國的知識階層帶來地位、光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等，已經是越來越沒有了市場。這個階層需要重新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意義。在中國工人的抗爭受到壓制，工人代表被送進監獄的同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也生活在已浸入骨髓的恐懼之中。他們要沒有恐懼的自由生活，需要其他階層的呼應，他們需要中國的勞工!
而對中國政府和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可以吸取的經驗同樣的重要。在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對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的社會抗爭最終能以理性的回應，並通過制度創新和法律的手段，實現了國家機器和行政機關在社會衝突，特別是勞資衝突中的中立化，這是勞資及國家三方能實現良性互動的重要前提。如果這些國家的政府和政治人物對勞工的抗爭始終採取敵對、壓制的態度和政策，這些國家的勞工會陷入悲慘的境地，但，同時，其基本的社會秩序和制度，也可能在劇烈的社會衝突中全面崩潰。沙皇時期的俄國和下面我們要談到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波蘭的情況就是這樣。這就告訴我們，鎮壓，尤其是對勞工抗爭的鎮壓，只會積累矛盾，在壹時的平靜中增加衝突爆發的能量和拖延衝突爆發的時間，這恰恰是在根本上破壞社會的整體穩定。
面對中國已經變化了的社會經濟結構，面對日益擴大的貧困、腐敗和不公正的社會現象，面對日益普遍的勞工抗爭等日益尖銳的社會衝突，中國政府該怎麼做，應該是很清楚了。西方國家的歷史告訴我們，社會的貧困現象和勞工沒有權利保障的問題，絕不只是勞工和貧困人口的問題，它是壹面鏡子，表現並記錄著政府和其各級領導是否具有治理社會的智慧和能力，表現並記錄著這個政府，這些人基本的職業道德及其為人，他們逃避歷史的萎縮、膽小、殘酷或缺乏面對並創造歷史的勇氣、擔當、慈悲。
波蘭團結工會的政治化過程
和上述西方工會及工人運動的政治化到非政治化的發展過程相反，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壹開始是波蘭工人為保護自己的基本權益而發起的工人運動。但波蘭政府不但沒有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沒有通過立法來保證工人的權益，反而對起來抗爭的工人實行鎮壓，這樣，這個政府和它代表的那個體制因此就成為剝奪工人基本權益，迫害工人的主體，它也就迫使工人保護自己權益的運動變成了反對專制，推動波蘭的民主化的政治運動，使波蘭團結工會成為反對執政的波蘭共產黨的政治組織。最後，波蘭團結工會在推動波蘭的民主化成功之後，於1989年推出了自己的代表參加了波蘭歷史上第壹次議會民主選舉並取得了成功，他的代表成為了波蘭民主政府的總理和部長。波蘭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後來更在總統選舉中壹度獲得成功，當選總統。其實，由於此時波蘭團結工會的主要目標是奪取國家政權，而不是保證工人的權益，所以，它實際成為了壹個政黨，而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工會組織。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波蘭團結工會執政后，為了儘快恢復和發展經濟，開始了全面、深入的經濟改革。國營企業的私有化十分迅速，大量的外國投資湧入波蘭。波蘭的經濟在經過壹段短時間的混亂、停滯后，確實開始了迅速的發展。但是，這種經濟迅速發展的成果付出的代價卻是大量的工人失業，就業工人的工作也十分臨時化，沒有保障。執政的波蘭團結工會這時陷入了尖銳的角色衝突。壹方面，它仍然號稱是「工會」，希望能保障工人的權益，增加工人的福利；另壹方面，它又是執政的政治組織，要恢復經濟，便將當時確實是完全沒有效率的國營企業私有化，並採取各種措施吸引外國投資。這種角色衝突的結果，是波蘭團結工會日益脫離工人，日益站到了資本的立場上。這使越來越多的波蘭工人，尤其是團結工會的大量會員感到失望，紛紛退出了團結工會。當時爆發的工人罷工，示威活動，正是反對執政的團結工會的政策。1997年11月，中國勞工通訊的代表應邀出席了波蘭團結工會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在大會期間，中國勞工通訊的代表親眼目睹了大會代表們對團結工會未來的激烈爭論，親眼看到了代表們對團結工會的會員減少的焦慮，尤其是親眼看到大會代表們對團結工會的創始人，當時卸職不久的波蘭前總統，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瓦文薩的失望：在開幕式上，瓦文薩發表了講話之後，有上千名代表的會場掌聲零落，場面十分尷尬。
重新回到源頭
面對新的歷史條件和不可調和的角色矛盾，在經過長期、痛苦的激烈爭論和內部鬥爭后，波蘭團結工會首先出現了分裂，壹小部分人反對團結工會政黨化，反對工會積極分子政客化，為了堅持1980年團結工會成立時的精神，他們自行組織了另外壹個「團結工會」，即「團結工會－80」。至於團結工會的主體，最後也實現了分化和新的轉型，它初期的壹批重要的骨幹脫離了團結工會，去組建或參加政黨及政治活動。現在，作為團結工會的整體則回到了它的源頭，再次實現了「非政治化」。雖然它的成員以個人的身份在各種選舉中參加投票，但，作為壹個工會組織，它不再推出候選人參加議會或總統的選舉，不再從事與工人利益沒有關係的政治活動，它又成為壹個以保護工人和工薪階層權益為目標的真正的獨立工會組織。當然，它在波蘭工人中的威信和影響力，已是不如過去了。
波蘭團結工會的上述歷史演變，十分有意義。壹方面，我們已經說過，它在初期的「政治化」的過程是國際工人運動史上的壹個特例，是政府嚴厲鎮壓的結果，也是波蘭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政治體制的產物，它推動並實現了波蘭的民主化，從而成功地奠定了了獨立工會存在和發展的政治基礎和法律環境；另壹方面，它也告訴我們，即使開始是工人的組織，壹旦它演變為政黨，在上台執政后，也可能背離工人的利益，站在工人階級的對立面。如果波蘭團結工會在波蘭的民主化實現的壹開始，就能抵禦執政的誘惑，能認識到推動經濟體制和保障工人權益之間難以調和的角色衝突，將推動、深化民主化的努力由政治層面轉移到社會層面，果斷地退出政治活動，讓其擁有政治威望和政治熱情，具有執政才能的成員退出團結工會，另組政党參入政治，可以說，波蘭工人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就可能不會如此之大，波蘭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可能會更為平衡。
波蘭團結工會能在現在回到它的源頭，退出政治，再次成為保護工人權益的真正的工會組織，除了因為執政黨的角色和保護工人權益的工會角色是難以兼顧的這壹原因外，還有壹些非常重要的原因，主要的是，波蘭的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波蘭在實現了民主化以後，獨立工會的合法存在，已經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和公眾日常意識的認可，波蘭政府不可能再鎮壓工人的抗爭，並已經開始了在勞資衝突中扮演中立的調停人的角色。因此，波蘭工人為創造獨立工會能合法存在的政治條件而鬥爭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
團結工會與計劃經濟體制
在這裏，我們仍然是站在中國現實需要的角度，談談波蘭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對波蘭團結工會退出政治，重新回到其工會角色的影響。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在波蘭團結工會掘起的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波蘭和中國的六、七十年代壹樣，是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是國家所有。企業的領導由政府任命，這些企業領導的待遇由政府統壹規定，工人的工資由國家而不是企業決定，企業生產什麼，以什麼樣的價格賣給誰，等，都由國家決定。企業幾乎完全沒有自主權。也就是說，工人是僱員，而政府－－國家則是唯壹的僱主。
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勞資衝突其實是不存在的。工人與企業的矛盾，工人與企業領導的衝突，實際上就是與政府、與國家的矛盾衝突。而且，這種矛盾衝突壹旦發生，企業領導雖然可以和工人對話，可以向上級反應工人的不滿和要求，但，除了在領導作風和方式等方面他可以作出承諾外，對工資待遇，對勞動條件的改善及其相關的資金投入等根本的，與工人生活利益直接相關的問題，他幾乎沒有權力作出承諾。他即使作了承諾，工人也不會相信，因為任何人，包括企業領導本人都知道，他的承諾是沒有效力的。在這種經濟社會體制下，政府、國家不得不直接面對工人，它就是工人抗爭的對立面。與工人的對話，對工人的要求作出承諾、拒絕、解釋等，都必須是政府和國家的行為。政府和國家幾乎不可能在這裏扮演中立的調停人的角色，工人的抗爭也很難不政治化。因此，當時波蘭政府的錯誤和笨拙，不在於沒有扮演推動抗爭的工人與企業領導對話的仲介，而在於它本身拒絕和工人對話。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波蘭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它不但實現了有普選制的民主化，獨立工會也合法化了，獨立工會和工人運動合法存在的政治及法律條件具備了，而且，社會矛盾和衝突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過去佔主導地位的國營企業被私有化或股份化了，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也大量存在。多數勞工是在市場經濟中的私有制企業里工作。這樣，壹方面，在周期性的選舉中，各政黨要贏得總統和議會選舉，或要保住其執政地位，就要爭取包括勞工在內的各階層的選票，這就迫使它們和政府提出、執行能調和各階層的利益的政策，保持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衝突中的中立地位；另壹方面，社會的衝突不再主要是勞動者和作為國家代表的國營企業領導的衝突，而主要是與僱主階層，即資本家的矛盾，對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的利益和權益的侵犯和威脅，主要的，不再是來自國家和政府，而首先是來自企業主，是資本家。在這種條件下，獨立工會的非政治化，即退出政治，將政治活動讓給政黨，將自己的存在和活動的目標限定在保護勞工的權益上，將僱主而不是政府作為自己的抗爭和談判的主要對象，就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須的。波蘭團結工會也就是這樣，在最後，不得不逐漸回到了自己的源頭。
團結工會掘起的背景和中國今天不壹樣
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已實現了民主化這壹點外，波蘭社會現在，也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狀況，和中國的現在更為接近。而波蘭團結工會掘起、發展的七、八十年代，其社會結構和性質，和中國的今天完全不同。這就告訴我們，中國今天的勞工運動和可能存在的獨立工會，必然和當年波蘭團結工會的性質完全不壹樣。如今的中國和當前的波蘭有更多的相同之處。隨著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的迅猛增加，隨著國營企業的私有化和股份化，中國的勞資衝突，工人及其他勞動者與企業領導和老闆之間的利益對立和矛盾日益突出，勞工抗爭的對象，越來越多地指向企業領導和老闆，而不是，或不是直接地指向政府，也就是說，勞工的抗爭基本上不是政治性的。而且，在集體意識和心理上，今天的中國勞工也和當年的波蘭工人完全不同，在抗爭時，他們對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報有太多的期望，甚至信任，基本上沒有將這個政府、這個體制當作他們的不幸的直接責任者。也就是說，今天中國的工人運動和可能存在的獨立工會或當年波蘭團結工會的最大的區別，就是它的非政治化，是它將老闆和企業領導，最多是地方政府，作為自己的抗爭對象，而不是向波蘭團結工會那樣，將抗爭的矛頭指向中央政府和體制。
在這種情況下，和當年的波蘭政府完全不同，今天的中國政府有足夠的空間來實現自己的角色變化，實現自己管理社會，處理社會衝突的方式的變化，使自己成為社會利益協商規則的制定者，成為中立的社會衝突的調停人。在這些規則的制定及社會衝突的調停中，政府和它的領導人可以自然地，甚至是不知不覺地實現其朝思暮想的現代化，得到這個政府及其各級領導人所缺乏的，他們骨子裡十分為之焦慮的合法性，得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可惜，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及其領導人並沒有看到這壹點，他們還是像當年的波蘭政府壹樣，十分恐懼獨立工會運動。
中國的社會變了，經濟結構、人們的利益關係、社會衝突的性質都變化了，甚至政府及其領導人的權威和被人民信任的來源，也就是其合法性的來源，都變化了，可是，很多人，特別是那些政府領導人的腦袋瓜還停留在過去。這是十分令人遺憾的。
文化差別也很重要
當然，我們還要看到，同樣重要的是文化的不同。在波蘭，天主教在波蘭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其文化傳統非常深厚。這種文化和當時波蘭共產黨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毫無共同之處。無所不在的宗教信仰以及這種信仰和官方意識形態的對立，使波蘭民眾的精神和心理始終在本質上是獨立於官方意識形態的。而這種對立和獨立，又始終具有宗教性的固執和溫和。同時，它又使波蘭民眾有壹種超越階層、職業、地區、價值之不同的聯繫紐帶。
十分重要的是，分佈全國的教會和教堂，不但使波蘭團結工會在壹開始，就有了壹個先天的，幾乎是牢不可破的組織基礎；有羅馬教皇這樣的壹個無可爭議的精神領袖和象徵；有來自教會的資金支援；而且，它也是抗爭工人的團結精神及道德勇氣的來源，是他們在面臨危險時最後的，也是最可靠的心靈與肉體的避難所。當然，說到最後，天主教提倡的，並至少是在其信徒中多少能實行的那種寬容、行善等價值，在緩解、解決工人之間的分歧，甚至在工人與政府對立的演化過程中，都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些，都是波蘭團結工會迅速掘起，力量迅速壯大，進退相對地自如的文化、心理和習慣上的原因，也是我們中國和中國人所不具備的東西。
波蘭人有上帝和他的天使們的幫助，我們中國人有什麼？除了廟裡的幾個泥菩薩，什麼都沒有。或者說，中國人只是剛剛開始，各自在自己的小作坊里急匆匆地製造自己的上帝。看到這種文化的差別，和看到上面我們講到的社會結構的差別，同樣重要。中國的勞工階層應該坦率地面對自己，和波蘭工人比較，中國的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的團結互助精神差很多，這是我們容易受人欺負的另壹個重要原因，也是中國獨立工人運動所面臨的困難之壹。過去，執政的那些共產黨官僚在實際生活中不把工人當回事，但，在宣傳中，卻把工人和工人階級吹上了天。「工人階級代表了最先進的生產力」、「工人階級最大公無私」等。在這裏，具體的壹個個的勞動者都不見了，有的只是那個抽象的，和我們個人完全沒有關係的所謂「階級」。還有的人其實在這裡是想堵住工人的口，如果工人要提出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馬上就說：工人階級應該是大公無私，替國家著想，怎麼能只想自己？可見，這些好聽的話，不但不中用，而且很有危害性。
正視我們的缺點
我們過去的宣傳和教育中說工人階級先進，是因為它和大生產相聯繫。這也是壹種完全不符合現實的，過時了的馬克思主義教條。按這種理論，我們上億計的民工就不是工人了，因為我們多數是在建築、製鞋、玩具等行業，是在中小企業里工作。而且，在今天的社會，那些傳統的大工業的重要性，已經是大不如以前了，工人主體的分佈，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和過去相比，和七、八十年代的波蘭工人相比，我們要分散得多，我們彼此的來源、習慣、甚至方言都不同，我們要實現當年波蘭工人那樣的團結，會比我們想像的困難得多。官方那種對抽象的「工人階級」的吹捧，其另壹種危害是妨礙了我們對自己缺乏波蘭工人那樣的團結精神等缺點的認識。過去，在報刊和其他公開場合的討論中，人們很少談到我們工人的這些缺點，如果要談，馬上就會有人制止，說這是對先進工人階級的否定。也就是說，和波蘭工人比較，我們不但沒有那種宗教的聯繫紐帶，而且，還有很多過去官方宣傳形成的教條、文化習慣在起作用，這極大地妨礙了我們自己對自己的優點、缺點和弱點的認識。比如，在我們城市的工人中，就有很多人對外來的民工瞧不起，認為他們是農民，沒文化、自私、認為只有自己是真正的「工人階級」。而在抗爭中，很多城裡人特別膽小怕事，他躲在壹邊，不敢參加抗爭，又希望抗爭能取得勝利自己能得到好處。妳看，我們其實不是像人們說的那樣「大公無私」。我們勞動者和所有的人壹樣，是壹個正常的人，就像馬克思喜歡引用的壹句古希臘名言：人所具有的我無不具有。我們決不能喪失做人的尊嚴，不能給老闆做牛做馬，同樣，我們也決不要理會那些將抽象的「工人階級」、「勞動人民」描述得像天使壹樣的無聊的吹捧。
我們應該知道，所謂「文化」，不是那麼抽象的東西。上面提到的那些在過去的教育和宣傳中的教條，也是文化的壹種，它多少仍然留在我們的頭腦里，妨礙著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妨礙著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批評。我們要改變自己的文化，當然不需要像波蘭工人那樣，趕快都去信仰壹種宗教。我們可以找到壹個很重要、很具體的出發點，就是，不要再相信，也不要讓別人再相信過去的那些對工人階級的胡亂吹噓，將自己在道德上看作是和其他人壹樣的活生生的、有能力也有缺點的人。然後，努力去在抗爭的過程中克服自己的缺點和弱點。這樣，在了解波蘭團結工會的歷史時，我們就會頭腦清醒，客觀地看到自己和中國的實際。
其實，我們在上面提到的，社會變化了，可那些政府的領導人的腦瓜還停留在過去，這除了是他們的認識等問題外，也有壹個文化、習慣的問題。他們這些人還停留在過去的意識形態，是過去的宣傳的俘虜，是過去壓制任何性質的社會抗爭的習慣延續。因此，我們應該特彆強調，中國的獨立工會運動，是爭取和保護工人，當然包括民工、農民，等勞動者的權益的社會運動，同時也是壹個創造新的觀念、新的習慣的文化運動。
我們中國沒有波蘭那樣的宗教文化傳統，這種創造就更為重要。我們勞工，特別是那些越來越多的關注、同情勞工狀況的記者、律師等知識分子，應該在我們的行動中，反覆講、處處講、系統地講：解決社會衝突，應該用談判，而不是鎮壓的辦法，勞工的抗爭是為了爭取、保護自己的權益，而不是為了推翻政府。用談判的方法解決社會衝突，對勞工、對政府、對企業本身和老闆，都是有好處的。利益衝突不是過去我們以為的那樣勢不兩立，而是可以調和的。這實際上就是壹個在中國創造壹種新的政治文化的具體過程，是壹個創造歷史的具體過程。文化和歷史的創造絕不只是文人和政治家的事，絕不只是大學、研究所和教授、專家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也是我們工人，當然包括民工、農民，我們所有給別人打工的人的事。
我們為什麼要寫這本小冊子？說到底，就是給大家，特別是工人和其他勞工壹個系統的說法，給勞工壹個與政府、與企業領導和老闆的壹個溝通的手段。同時，也給政府的官員們，給社會各階層的人，壹個新的思路。也就是給出壹個新文化、新習慣創造的起點，這就是文化的創造，壹點也不神秘。而我們為什麼能寫這本小冊子？這主要也是得益於今天越來越多的工人、農民的抗爭，得益於這種抗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新的社會現象。其實，在歷史上，壹些人、壹些社會團體在創造歷史和文化的新的壹頁時，他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也沒有想到這種創造。這種創造是後來才看出來的。
關於對團結工會的恐懼及對中國獨立工會運動的恐懼
在這裏，我們想從另外壹個角度，更詳細地介紹波蘭團結工會。因為，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波蘭團結工會有特別的意義。在介紹過程中，我會夾雜著壹些議論，以挖掘和強調那些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人特別有用的東西。由此，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在這裏，我們談論的，既是歷史，也是今天；既是人家波蘭的事，更是我們中國的事。
從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國和前蘇聯及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東德等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十分疏遠和緊張，實際上是處於敵對狀態。在波蘭的獨立工會運動爆發的七十年代初，及波蘭團結工會成立、發展的八十年代，中國的報刊對這種「敵對國家」里發生的政治麻煩，作了大量的報道。因此，在八十年代，波蘭團結工會及它的領袖瓦文薩，在中國，尤其是在中國的城市居民中，幾乎是家喻戶曉。但是，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尤其是九十年代后，隨著中國社會問題的日益嚴重，中國政府開始恐懼波蘭團結工會對中國的影響，中國的報刊再也不談波蘭團結工會了。
1989年4月25日，面對發生在北京並開始擴展到全國的民主運動，中國當時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有壹個關於波蘭團結工會的談話，其大意是：要吸取波蘭團結工會的教訓。
波蘭共產黨及其政府對團結工會的態度太軟弱，我們壹定要立場堅定，不能讓步。鄧小平的這個談話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政府官員對波蘭團結工會及中國可能存在的獨立工會運動的恐懼。現在，十多年過去了，但中國幾乎所有的報刊和網際網路網站仍然不敢公開地討論勞工成立自己的獨立工會的問題。尤其是各級幹部，包括那些工會幹部，對「獨立工會」問題，更是談虎色變。在這裏，重要的原因之壹，是波蘭團結工會的歷史及其重大的歷史作用把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嚇壞了，也把很多中國的記者和知識分子嚇壞了。因此，壹提到「獨立工會」，他們馬上就想到波蘭團結工會的政治性，馬上就想到波蘭團結工會對改變波蘭、前蘇聯等東歐前專制國家的關鍵作用，馬上就把在中國可能存在的獨立工會和波蘭團結工會等同起來。這種對波蘭團結工會的恐懼，及由此而衍生的對中國可能產生的獨立工會的恐懼、敵視，使「獨立工會」這樣壹個如此重要而在現代社會中又十分平常的問題，變成了討論的禁區；而且，這種恐懼也已經變成中國各級政府鎮壓獨立工會運動的壹種最重要的心理衝動。他們怕，所以要鎮壓。
這樣，對波蘭團結工會的恐懼，阻礙著很多中國人了解中國今天的勞工抗爭的非政治化的特點。這種恐懼成為中國建立真正的社會對話機制的重要心理障礙。這樣，了解波蘭團結工會，分析這種恐懼，就十分必要了。
要吸取經驗教訓而不要恐懼
對中國工人、農民等勞動者來說，了解波蘭團結工會歷史的意義十分重要。壹方面，波蘭團結工會的歷史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如果沒有勞動者的團結和前仆後繼的抗爭，如果老是指望別人的同情和施捨，指望有「好領導人」的出現來保護自己，勞動者將永遠在「期望、失望、再期望、再失望」中打圈子，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另壹方面，可以將當時波蘭社會和今天的中國社會進行比較，以此更具體地認識到今天中國社會的特點，認識到中國工人、農民等勞動者今天的生活和想法與當年的波蘭人都不壹樣。這樣，就可以避免那種盲目地照搬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盲目地照搬西方工會史上的做法的企圖，找出壹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工人運動發展之路。
而對中國政府的各級官員來說，通過對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教訓的總結，通過對中國的今天和當年的波蘭之不同的了解，通過對今天中國的勞工和當年的波蘭勞工的不同的了解，及對中國今天勞工抗爭和當年波蘭團結工會之不同的了解，來改變他們的觀念，同時，也學會處理社會矛盾和衝突，以及避免這種矛盾衝突激化的基本方法和技巧。這壹點十分重要。中國政府及其官員現在對獨立工會運動十分恐懼，這與他們的觀念陳舊，不了解今天中國的社會特點有關，同時，也和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社會衝突的基本方法有著重要的關係。如果他們的這些問題能開始解決，如果他們對獨立工會運動的這種恐懼減輕、消除了，他們對獨立工會運動的敵視態度就有可能轉變，中國的那些為數越來越多的工人、農民領袖的悲慘命運就可能改善，中國獨立工會運動發展的障礙就會小得多，社會各階層之間和平、理性的對話機制就可以更順利地建立。
波蘭團結工會運動興起的背景
波蘭團結工會運動開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們已經說過，當時的波、中經濟體制幾乎完全壹樣：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
也就是說，當時波蘭的重要的企業幾乎全都是國營企業，企業的生產、銷售，企業產品的品種、數量和價格，全都由中央政府的計劃來規定。當時的波蘭不但沒有什麼私人和外資企業，而且，國營企業也沒有或擁有很少的經營自主權。因此，當時的波蘭和當時的中國壹樣，不存在壹個企業老闆和企業領導階層，企業領導都只不過是國家在企業的代表，只不過是中央政府行政計劃和指令的具體執行者。也因此，和現在的中國不壹樣，當時波蘭工人和企業的衝突，勞工階層和企業領導的「利益」衝突，都只不過是工人、勞工與國家、與中央政府官僚體制和行政計劃的衝突，工人對企業領導的不滿，都可以解釋為對中央政府的不滿。
1970年12月，波蘭政府因為財政困境和企圖推動所謂的「消費現代化」，居然在波蘭人最重要的節日－－耶誕節之前，決定大幅度提高肉類、奶製品等日常生活品的價格，同時降低電視機、電冰箱等當時被視為高檔消費品的價格。這些波蘭的官僚們壹開始就是這個高度集權體制和粉飾現實的宣傳的犧牲品，他們完全不了解壹般波蘭勞動者的生活困境：在當時波蘭的勞工中，只有極少的人買得起那些高檔消費品，而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收入的全部幾乎只能用來購買日常消費品。因此，日常消費品價格的大幅提高，使當時多數波蘭勞工家庭根本就活不下去。當時的波蘭也有壹個共產黨領導下的官方工會，當然，它完全不能、也不願反映，表達生活的真實和勞工的不滿，政府控制下的報刊輿論更是只為政府的荒唐決策唱讚歌。此時的波蘭工人要活下去，唯壹的出路就是罷工，走上街頭以表達自己的要求來改變政府的決定。於是，在波蘭工人最集中的城市格旦斯克和什切青市，造船廠工人率先罷工，並走向街頭遊行示威，隨後，該市其他企業的工人也紛紛呼應格旦斯克造船廠工人的行動，舉行罷工和上街遊行示威。
當時波蘭政府對工人的不滿和抗議的回答是嚴厲的鎮壓。他們出動了坦克、軍警，並向手無寸鐵的工人開槍，四十五名工人被打死。工人的抗議和政府的血腥鎮壓震驚了全波蘭。在波蘭，「波蘭人開槍打波蘭人」是件最可恥的事，因此，鎮壓激起的全民憤怒導致了政治危機，波蘭共產黨和政府當時的領導人，曾經在1956年譴責政府對工人的鎮壓，發誓要永遠依靠工人階級的哥穆爾卡等人被迫下台。新的波共和波蘭政府領導人蓋萊克壹上台，就取消了前任政府提高物價的決定，親自來到格旦斯克造船廠，和他的前任在1956年初上台時壹樣，公開向波蘭工人道歉，並就改善工人生活，甚至就追究屠殺工人的責任人，修建死難工人紀念碑等工人最關心的問題作了承諾。按我們中國人今天的話說，就是蓋萊克壹上台就努力塑造「親民形象」。
這位新的領導人的新形象在壹開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當時的波蘭工人又壹次真誠地以為，有了這位開明的、親民的領導人作主，他們的生活和社會地位就可以大為改善。所以，他們放棄了抗爭，也放棄了自己組織起來的要求。但，很快地，工人就徹底失望了：工人在放棄了抗爭后，政府根本就沒有兌現追究殺害工人的兇手，建造紀念死難工人紀念碑的承諾，大量因罷工、遊行而被解僱的工人也仍然找不到工作，工人的生活與工作條件在繼續惡化。尤其是，政府在因盲目的經濟擴張導致了財政危機后，競重蹈舊政府的復轍，竟決定從1971年7月1日起，再壹次提高日常生活品的價格！
團結工會的掘起
當然，波蘭工人從來就沒有忘記他們死難的兄弟。每年12月的耶誕節前，很多工人都自發地來到1970年罷工工人被槍殺的地方，悼念死難者。現在，他們感覺到，死難兄弟的血因為他們對國家的「開明」領導人的輕信而白流了，他們又壹次落到了活不下去的境地！被欺騙的波蘭工人再也不能忍受了。1980年8月7日，壹位替工人說話，並廣為其同事所尊重的女工－－她的名字叫安娜－－在離她退休只有幾個月之時，被格旦斯克造船廠廠方無理解僱。多數工人在開始時，對此事十分氣憤，但卻感到無可奈何。然而，有三名勇敢的年青工人挺身而出，他們在工廠里散發傳單，號召工人罷工，為這位被無理解僱的女工討回公道。在傳單中，這三名工人指出：為什麼當局要解僱安娜？因為她在工人中有影響力。孤立、解僱敢於抗爭的工人，是當局壹貫採取的手段。今天如果我們不能保護安娜，我們今後將不能對任何提高物價、延長工時的決定作出反抗。保護他人，是保護我們每個人的利益的最好手段。如果妳不為安娜做點什麼，妳將會遭遇和她同樣的命運。
在這三名年青工人的鼓動下，格旦斯克造船廠的工人克服了內心的恐懼，於8月14日開始了罷工。就在這壹天，當時還是壹名普通的電工，因參加了1970的罷工而被開除的瓦文薩－－他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和波蘭總統，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來到工廠，和準備罷工的工人壹起。是瓦文薩的勇氣和雄辯最終使工人不再猶豫，宣布罷工並佔領工廠。波蘭工人此時就表現了他們的團結和責任感。他們立即成立了罷工委員會，並民主地推選了罷工委員會的成員，其領導人就是瓦文薩。各車間也選出了工人代表。為保護罷工的秩序和公共財產，工人們還成立了工人糾察隊。
宣布佔領工廠而不是上街示威遊行，這是壹個異常重要的決定。它是格旦斯克造船廠的工人，在總結了1970年罷工運動的血的教訓後作出的。
當年，罷工開始后，工人們衝上街頭遊行示威，激情和憤怒在群體中激蕩並使其能量劇增，誰也無法控制。壹些商店和公共設施被破壞，對警察局、政府機關的衝擊，給政府平息其內部分歧提供了最好的手段，也給它的鎮壓提供良好的借口。同時，示威使工人們在混亂中完全暴露在街頭，幾乎沒有任何手段保護自己。他們被軍警打死打傷，甚至被坦克碾壓，被大量拘捕多天，甚至多年後，人們還不知道他們的姓名、數量。現在，上萬工人以佔領工廠的方式示威，就完全可能避免過激的行動及由此導致的矛盾激化，也使當局對工人的鎮壓，在道德、法律和技術上都更為困難。
特別是，以佔領工廠而不是上街遊行的方式實行抗爭，可以給其他企業和行業的工人，給其他階層的人們，包括給政府本身，以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來了解正在進行的抗爭。壹個企業的工人舉行了罷工，其他的企業和行業的職工會受到鼓舞，同時，他們也需要時間來克服自己的猶豫和恐懼，然後再以具體行動來支援、加入這個抗爭；對政府來說，它也需要時間來了解抗爭的原因，平息其內部成員的爭論以尋找對自己有利的解決問題的辦法。當然，政府如果有了更多的時間，在它的內部的爭論中，主張鎮壓的強硬派可能會佔上風，它可能會更從容地調動鎮壓的軍警，結局也可能更糟糕。但，和罷工遊行后立即逼迫政府攤牌比較起來，給政府以更多的時間思考，同時抗爭的工人也能積蓄更大的力量，這種方式還是要好壹些，公正、和平地解決衝突的可能性－－我們只能說是可能性－－會稍微高壹些。中國某個企業的勞工抗爭的結局會怎麼樣？如果是十幾年前，我們會說，壹定失敗。但，今天的中國已經變化了，現在，我們認為，某個企業工人的抗爭的結局取決於很多因素，事先鐵定的結局已經不存在了。因此，我們可以，也應該選擇那種成功的可能比較高的辦法。在這裏，勞工的勇氣、智慧和理性，都可以派上用場了。
格旦斯克造船廠工人罷工委員會的第壹個決定是進駐工廠的廣播站，並決定將與廠方談判的過程，通過廣播直播，讓全體工人知道並參与。工人還將廣播喇叭安裝到工廠圍牆外，使鄰近的企業和居民都能聽到。同時，將談判、廣播的內容全部錄音，除存檔外，工人們特別將錄音立即送給其他企業的工人和媒體記者。廣播直播談判過程，使工人有了直接的參與感，使他們幾乎是在壹瞬間挺直了腰桿，發現自己居然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發現掌握了自己命運的踏實和喜悅，發現這種踏實和喜悅的得到，遠不是過去想像的那麼困難。同時，談判的直播也使工人們不會產生工人代表與當局「作交易」的懷疑，能迅速增加和顯示工人的凝聚力，那種莫名其妙的恐懼和猶豫也壹下子消失了。工人們壹下就變了，變成了有尊嚴和責任感的真正的人。確實，生命的深處和鬥爭本身有某種神奇的東西，它能使人被自己對自己的發現所震驚。
談判的直播和錄音，也使長期高高在上的政府當局能真正了解下情，了解工人和他們的代表，有正常思維和道德感的官僚會感到工人「鬧事」根本就不是那麼可怕，會看到，這裏根本就沒有什麼敵人，工人比他們想像的，比他們的同事們，要通情達理得多。他們甚至會感到直接向工人訴說他們的苦衷的心理鬆弛，感到向工人直接展示他們的良心、談判的技巧和處理事務的能力的愉快。他們甚至會第壹次發現怎樣才能真正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任。同時，面對直播和錄音，那些總是企圖誣衊工人，推卸自己的責任，鼓動鎮壓的壞官僚，也更難張開他的那張臭嘴。
工人的團結立即顯示了它的力量。平日高傲、矜持、平常的工人幾乎是不可能接近的格旦斯克造船廠總經理，幾乎是在罷工的開始，就和罷工的工人代表平等地舉行了談判。談判前，工人要求「徵用」總經理的小車，去立即接回被開除的女工安娜，在這位總經理支支吾吾時，他的司機已經壹溜煙地開車跑了，接回了安娜。
代表工人談判的瓦文薩決定從較簡單的問題開始。他提出的第壹個要求是，由波共格旦斯克省委書面作出保證，不事後追究和迫害工人罷工委員會的成員，立即恢復被解僱的安娜和瓦文薩本人的工作。經過兩天艱苦，很多時候是吵吵囔囔的談判，到8月16日，總經理幾乎答應了工人提出的所有條件。格旦斯克造船廠罷工的工人似乎取得了勝利。8月17日，就在瓦文薩宣布工人的要求被基本滿足，罷工結束的同時，格旦斯克其他企業的工人代表，紛紛來到造船廠，他們在表達對格旦斯克造船廠工人罷工的支援的同時，也要求該廠的工人對他們的呼應予以支援。
其他企業工人代表的到來，激起了罷工工人的爭論。罷工結束的宣布激起了部分工人的憤怒，甚至有人指責瓦文薩是出賣了工人的「叛徒」。
1970年12月的流血及其後政府領導人表達的「善意」，深深地銘刻在工人們的心裏。很多工人代表不再相信工廠總經理和格旦斯克省地方政府的承諾。他們提出，拋開這些地方領導人的誠信不說，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撤換工廠和地方政府的領導人，然後宣布他們與工人達成的協議無效。而且，即使有了最好的結果，即這壹次達成的協議全部落實了，但，今後呢？
尤其是，格旦斯克造船廠的工人清楚地知道，當局之所以有較快的讓步，是因為有其他企業工人的支援和聲援，是因為它害怕其他企業的工人也會罷工。現在，他們怎麼能扔下其他企業的工人？如果他們如此自私，如果每個企業的工人的抗爭互相孤立，得到的成果也會輕易地丟掉。
當瓦文薩在宣布罷工勝利后，自我感良好時，他的朋友這樣提醒了他，當然是用工人的語言：狗屁！有人罵妳是叛徒呢！
瓦文薩如夢初醒。憑藉其工人的直覺和多年鬥爭的經驗，他立即理解了，與這壹次工人動員起來的力量和表現出的團結、堅定的精神相比，得到的「勝利」，其實是很脆弱，甚至是虛幻的。如果在此時復工，波蘭工人可能喪失壹次重大的歷史機遇。正因為他突然感到責任的重大和事態的危急，竟沒有和他人商量，他就果斷地大聲宣布：罷工繼續，我說過，我將是最後壹個離開工廠。這是1980年8月17日。
波蘭格旦斯克造船廠工人的罷工也在這壹瞬間起了質的變化：他們不但是為爭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而抗爭，也是為了格旦斯克，乃至為了全體波蘭工人的團結、權利和利益而抗爭。當格旦斯克造船廠總經理知道工人繼續罷工的消息時，壹聲長嘆，說：這不再是壹般的罷工，而是顯示團結的罷工！「團結工會」的「團結」這壹名稱，就這樣產生了。
接著，格旦斯克造船廠的工人罷工委員會和格旦斯克地區的各個權益的工人罷工委員會的代表協商，迅速成立了波蘭沿海地區廠際罷工委員會，瓦文薩被選為廠際罷工委員會的主席。這，就是波蘭團結工會的誕生。
面對空前團結的工人，波蘭政府終於不得不認真準備談判。
團結最重要
從以上的敘述中我們看到，波蘭團結工會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團結。妳看，在壹開始，那三名青年工人號召工人起來罷工，其背景，當然是工人的生活水準的急劇下降，是工人的權益毫無保障。但，這三名工人首先號召的是，為了保護同伴而罷工，為了顯示工人的團結而罷工。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沒有工人之間的互相保護，團結就是壹句空話，爭取自己的權益就是壹句空話。
在以上敘述的最後，我們也看到，格旦斯克造船廠的工人決定繼續罷工，也首先是為了保護其他企業的罷工工人，是為了在具體的行動中，而不只是在口頭上，創造、顯示波蘭工人的整體團結。他們說得很對：保護同伴，就是保護自己。團結是什麼？它首先是互相保護。就這麼簡單。壹人受到迫害和不公，大家都不答應，大家都要為這個人而行動起來。工人們在其全部的抗爭活動中顯示了這種互相保護的團結精神，其結果，不但是罷工的工人在數量上迅速增加了，更重要的，是顯示了壹種不可能被各個擊破的整體化的質的力量，這是壹種超過了數量本身，具有強大的震撼力的道德力量。在這種力量面前，首先是工人自己被自己所震撼了，他們好象突然發現，自己原來屬於不可撼動，高聳入雲的壹派山脈，屬於不可填平，波濤洶湧的壹個海洋。他們被屬於自己的這派山脈、這個海洋的雄偉壯闊所陶醉，充滿了喜悅。恐懼、猶豫、自己的小算盤，因此全都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自信、責任和力量感。於是，震撼在喚醒了新的意識和意志后又形成新的震撼，力量又產生著力量。在這種沸騰滾動、不斷增大的力量面前，其他階層的人，包括政府機關的幹部、知識分子也震撼了，他們不再是對工人的貧困、遭遇的不平而同情，不再為社會秩序的混亂和前景的不明而擔憂，他們突然產生了對工人們的壹種從沒有過的信任，他們完全被工人團結的道德魅力和新的正義的力量魅力所吸引，就象被壹個巨大的藝術傑作的美感所吸引壹樣。和這種魅力、這種美感比較，他們平日的那種忍氣吞聲、苦苦鉆營的生活突然變得無聊得不可忍受；他們的已經創作和正在創作的作品突然顯得那麼蒼白。他們要站在抗爭的工人壹邊，突然不再只是 因為弱勢的工人的需要，而是他們內心的呼喚，是他們自己生活的新的意義的需要，是他們要在自己的親戚朋友，特別是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證明自己是壹個靠得住的人的需要。
在工人及全社會的這種力量面前，擁有武裝到牙齒的軍警的政府，像傳說中吃了巫師的魔丸，突然變成壹個拇指大的小人兒壹樣，像壹個闖了大禍，被人領到父母面前的淘氣鬼壹樣，全沒了底氣。連它的那些有家庭和朋友的將軍和士兵們，也沒有了鎮壓工人的士氣。這個政府不和工人談判，又能怎麼樣？確實，在1981年12月12日，在前蘇聯可能的軍事干預的威脅下，波蘭成立了軍政府，實行了軍事戒嚴等最嚴厲的鎮壓措施，撕毀了與團結工會達成的協議，取締了團結工會，逮捕了幾乎所有的團結工會的幹部。但，即使全波蘭社會當時有壹種為避免蘇聯的干預而產生的忍耐，波蘭軍事政府也到底沒能堅持下去。在蘇聯干預的威脅真正消失以後，1989年2月6日到4月5日，波蘭政府和團結工會舉行了地位平等的圓桌會議，恢復了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
鄧小平沒見過團結的工人
1989年4月25日，當遠在北京的鄧小平批評波蘭政府「手軟」，沒有對團結工會採取「最嚴厲」的措施時，他當然是錯了。尤其是，他從來就沒見過波蘭工人這樣的團結，沒見過這種團結所喚起、所顯示的社會力量和道義的力量，他根本就不知道，波蘭當時的政府沒採取他所說的那種「最嚴厲的措施」，根本就不是當時波蘭領導人的「認識問題」，而是因為社會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種變化會使那種「最嚴厲的措施」成為最愚蠢的自殺：它既會是壹個執政黨、壹個政府的自殺，尤其會是壹個民族的自殺。
實際上，中國自1949年以來的社會控制，尤其是對工人、農民等勞動者的控制特別嚴厲。這是中國在在1989年春天以前，幾乎沒有發生過象波蘭1956年、1970年、1976年、1980年那樣的社會衝突的重要原因之壹。因此，中共的歷代領導人從來就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社會矛盾衝突，他們在這方面毫無政治經驗和心理準備，他們對壹個正常的社會中，常見的批評、社會衝突，完全沒有心理承受力。平日沒事，他們頤指氣使；壹旦有事，他們極容易像寵慣了的孩子壹樣發怒、恐懼、驚慌。主要領導人壹發火，他的手下就更是驚惶失措，趕緊拍馬屁，根本就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見。最重要的決定，往往就是在這種惱怒、驚慌的非理性狀態下作出的。1989年6月中國政府在北京對學生和工人的血腥鎮壓，就是這樣。和那些眾多的鄧小平崇拜者認為的相反，在實際上，撇開基本的道德不說，像鄧小平這樣中共老壹輩的領導人，沒有什麼真正的政治經驗，有的只是宮廷權力鬥爭經驗。真正的政治不是權術，其實就是以和平的手段管理、調解、處理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這沒有什麼神秘的。用強大的軍警力量，去打擊手無寸鐵的人民，那算什麼本事？就像壹個五大三粗，沒腦子、沒文化的漢子，與體弱的婦女、孩子吵架了，他不去講道理，反而還操起傢伙打人，這算個什麼東西！
我們說過，真正的工會運動應該獨立於政治，但，這絕不意味著勞工不應該關心政治，絕不意味著勞工的政治意識不重要。實際上，只有具有壹定程度的政治意識，才能把握住政治活動和獨立工會運動的區別，才能真正意識到工會獨立於政黨，獨立於政府的重要性，才能知道怎樣與政府、與資方談判，才能知道應該如何在談判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且，理解政治，具有壹定的政治意識，遠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困難。其實，我們應該，也可以，憑藉我們的生活常識就將政治看透；不要把政治和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政治領袖看得那麼神秘，那麼高大。事實上，他們這號人就象我們上面指出的，經常像被慣壞了的孩子，愛發脾氣，怕事任性，常常十分不理性。尤其是，他們這些「大人物」之間，經常十分的不團結。特別是在社會衝突發生時，他們之間的矛盾立即會爆發，和我們經常看到的不和諧的家庭幾乎是壹模壹樣，吵架、互相推責任、彼此都想乘機把對方趕出那間大房子。所以，對待他們，我們應該就像成熟、冷靜的大人對待任性的孩子壹樣，不卑不亢，即堅持基本的立場，也去理解對方的處境和想法。這樣，就可以像當初波蘭團結工會的工人壹樣，用理性的氣勢壓倒他們。他們倒很可能像1980年8月底，格旦斯克地區廠際罷工委員會成立壹周以後的波蘭政府，回到理性，放棄鎮壓，認真談判。
尊嚴的力量
團結工會運動中的壹些細節，很動人。在我們上面講到的1980年8月17日，格旦斯克廠際罷工委員會成立以後，8月22日，波蘭政府派出壹位副總理和這個委員會談判。這位政府副總理又任命了壹位名叫科洛傑斯基的高級官員作為他的代表，負責與廠際罷工委員會協商談判的具體安排。這位科洛傑斯基在與工人日常的周旋中，完全被工人們的團結、堅定、禮貌、理性、真誠感動了，他最後竟然「叛變」，壹屁股座到了罷工的工人壹邊。在廠際罷工委員會成立后，先後有兩位政府副總理與罷工的工人談判。這兩位總理在最後被波蘭政府召回首都華沙，與工人們告別時，都含著熱淚。他們後來堅決反對政府對工人鎮壓的主張。在和工人代表談判的幾天里，這兩位高官生平第壹次真正開始了解工人，他們學到了在官場幾十年都沒有，都不可能學到的東西。工人的坦爽、熱情、樂觀、幽默，與官場里的冷漠、無聊、鉤心鬥角，形成鮮明對照。他們怎麼能不感動？這非常具體地說明了，工人的團結、堅定、理性、尊嚴、禮貌等素質所產生的力量和魅力。這些，都是像鄧小平等這樣的中國領導人，到目前為止，沒見過，也不可能想像的。他沒見過、不懂工人和勞動者在這裏抗爭的力量，對他們也沒有感情，所以也就無法理解當時的波蘭政府為什麼不得不讓步。
要看到，中國政府的很多領導人，過去口頭上講「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現在講「三個代表」，似乎將工人和勞動者的地位看得很高。其實，在骨子裡，他們和世界上大多數的權貴沒有什麼兩樣，他們十分瞧不起，也根本就不了解我們工人和勞動者。而在我們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中間，也普遍存在著壹種對政治、對官場、對高官的過分的神秘和敬畏，似乎是習慣了被他們瞧不起。這兩種心理狀況，壹邊是傲慢和偏見，壹邊是過分的謙卑，壹定要改變。它實際是我們中國的社會對話機制難以建立的另壹種文化和心理障礙。很多時候，對話變成了官員的訓話。而壹些不知趣的官員的沒完沒了的訓話，又常常使工人們壓抑、無可奈何，最後是憤怒的爆發，對話和談判也就破裂、失敗了。妳看，不只是對話、談判的內容，而且是對話、談判時的心理狀態，也十分重要。談判時，坐什麼位置，誰先說話等這類禮儀當然體現著平等，但，最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平等。在和政府、資方的代表談判時，我們勞工的代表壹定要有尊嚴，不卑不亢。壹旦我們這樣做到了，官員，還有老闆開始的那種居高臨下的傲慢，會壹下子無影無蹤，會壹下變得特別認真。平等、有效的對話談判就有了壹個基礎。在這裏，主動權實際上是在我們勞工代表壹邊。
問題是，什麼是尊嚴？怎樣才能有不卑不亢的平等心理？說簡單壹點，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不要將政治、將官場、將那些政治人物神秘化，用我們日常生活的知識和直覺將這些看透。我們說過了，那些領袖人物其實沒有真正的處理社會各階層利益衝突的政治經驗，面對衝突和抗爭，他們經常驚慌害怕任性。他們之間又是矛盾重重，拍馬屁成風。這有什麼神秘的？他們哪壹點比我們高明？連他們的那些領袖人物都是這德行，其他的官員又有什麼可神氣的？看透了這些，我們在面對這些高官時，就會有壹種平靜，甚至應該有幾分對他們的憐憫，當然不應該是蔑視。這樣，在我們的心裏，在我們的眼睛和臉上，在我們談話的口氣和各種動作里，都會表現出平靜和平等。這就是尊嚴。我們不是向他們乞求屬於他們的什麼東西，我們是保護、要求本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我們在教會他們該如何認識事實，該如何認識和實現社會公正，該如何用新的方式管理社會和處理社會衝突，該如何真正做到「三個代表」。毛澤東的這句話說得好：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該驕傲的應該是我們勞工才是！
團結首先是相互保護；尊嚴是用生活的常識將政治、政治人物和官場看透，不將之神秘化之後，面對高官時的平等感。對我們中國勞工來說，通過對波蘭團結工會掘起過程的了解，認識到這兩個東西，特別重要。在抗爭開始后，在和政府和資方的代表談判時，這兩個東西特別有用。
團結也最困難
讓我們再談談工人的團結吧。在上面，我們重點介紹了波蘭團結工會的開始，因為我們知道，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難的，是有壹個好的開始。
我們也談到了，團結是多麼的重要。有壹些人認為，在抗爭開始時，最重要的是提出明確的、恰當的要求。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我想，第壹重要的，可能是罷工工人的團結。只有在團結壹心的基礎上提出的既代表工人的意願，又有實現可能性的明確要求，才有力量。否則，妳的要求提得再好，對方發現妳並不團結，他就會看也不看妳的要求，就在那?堣d方百計地鉆空子，挑撥離間。很多時候就是這樣，什麼人提的要求，比提的什麼要求更重要。好比說在家裡，妳是壹個父親，如果是妳的那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提出了壹個什麼要求，妳可能愛理不理地不當回事。可如果是妳有三分懼怕的妻子，如果是妳有三分敬畏的父親，即孩子的爺爺提出的這個要求，妳可能就忙不疊地答應，並想辦法去滿足。不團結的群體提的要求，人家不重視，會壹個勁地打哈哈，這是「人微言輕」；團結的群體提的要求，人家會如獲至寶，戰戰兢兢地趕緊研究找出路，這是「壹言九鼎」。
其實，從理論上說，團結的重要，大家都知道。那首「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鋼，這力量是鐵」的歌，中國三、四十歲以上的人都多少能唱幾句。問題是，怎樣才能做到團結？和波蘭工人比較，我們中國勞工的團結為什麼差那麼多？在這裏，我們不應該，也沒有能力提出壹個可以實現勞工團結的靈丹妙藥。因為，壹個地區，壹個企業單位，在壹定的時候和壹定的場合，影響、破壞勞工團結的因素會經常不壹樣。比如說，在有的城市，特別是中國北方和西部的城市，外來民工不多，影響工人團結的主要是傳統的就業問題。因為就業緊張，那些有工作的人感到很幸運，就常常不願理會失業工人，就常常不願去想，今天那些失業工人的不幸，可能就是他明天將要遇到的不幸。有經營狀況較好的車間、企業和經營狀況不好的車間、企業的工人之間的分離問題。就是在這些有工作的、同壹個車間、企業的工人之間，也有工作相對穩定者和臨時工之間的分離，有技術工和簡單的體力工之間的分離。而且，中共基層組織會在工人中吸收黨員，政府和企業會經常搞壹些「評勞模」之類的活動。這些，現在都變成壹種有意識地分化勞工階層團結的具體技術手段。在那些外來工比較多的城市，當然有作為城市居民的工人和外來工之間的分離。即使在外來工之間，也有個是不是同鄉的「大問題」等。這些，都是中國今天的勞工實現其團結的具體的困難所在。
什麼使我們不團結？
和波蘭工人比較，什麼是妨礙我們中國勞工團結的心理因素？這些，我們倒是可以簡單地談壹談。我們認為，最主要的是害怕。我們知道，在我們遇到工廠突然不明不白地倒閉，工人壹下子沒有了活路時；在我們的工資長期被拖欠，退休金、醫療保險金突然沒有了時；在我們打工條件特別惡劣，工友們紛紛病倒，甚至傷殘時；我們的同事和工友之間，總是有幾個特別有勇氣、有正義感，不願受人任意宰割的人，想挑頭起來據理力爭。但，在這個時候，很多人儘管憤怒，平時整天罵娘，可要他們加入抗爭，他們就害怕了，而且是怕得要命，怎麼鼓勵、勸說也沒用。這樣，那些想挑頭的人，看到願意和他壹起豁出去抗爭的人不多，他也就可能灰心了，放棄了。還有，在其他的工友被無理解僱，或無理剋扣工資時，有些工友雖然也感到不平，可因為害怕，就壹聲不吭。特別是，有時，在抗爭終於發起后，政府和老闆開始迫害領頭的工人，並威脅其他的工友時，壹些工友也會害怕，馬上退出了抗爭，也不去理會因抗爭而受到迫害的同事。妳看，害怕是我們實現團結的壹個巨大障礙。
說實話，在我們中國的勞工中，像波蘭的瓦文薩，像格旦斯克造船廠當初號召工人起來罷工的三位年青工人這樣勇敢的人並不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更是中國重要的壹種民間傳統文化。但是，坦率地說，我們勞工中，膽小怕事的人目前是太多了，不到別人都起來的時候，不到實在是活不下去的時候－－也就是已經太晚了的時候－－他們是不會起來抗爭的。而在抗爭中，壹旦遇到什麼困難和危險，他們也跑得特別快，躲得特別牢靠。那些勇敢、不甘逆來順受、準備起來抗爭的人，很多倒不怎麼害怕政府或老闆的迫害，他們更怕的是工友的那種群體的恐懼。這種群體的恐懼會使他們在關鍵的時候孤立無援。
我要再說壹次：無論在那?堙A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有為了家人、為了朋友、為了正義而不怕開除、不怕坐牢的不信邪的人。他們說：開除了，有更多的朋友的敬佩和幫助；坐牢了，家人有大家的照顧，每天都有很多人關心和探監，我認了！可這些人最害怕的，就是朋友和周圍的人過分的膽怯，害怕那種因膽怯而導致的背叛和孤單。可見，這種群體的恐懼，又產生著新的恐懼，它讓我們自己在不知不覺中，首先扼殺著我們的帶頭人，然後扼殺我們自己。
而且，這種害怕、恐懼也扼殺著我們的人格和靈魂。在我們中的壹些人，平時倒是有正義感，慷慨大方，樂於助人。可就是因為膽小，所以在已有人抗爭時，他特別害怕，躲在壹邊，希望抗爭成功時，自己也能有好處，他也實在是活不下去了！膽怯和貧困的這種結合，就這樣，會使壹個好好的人，在關鍵的時候，特別萎縮、自私，以至於在事後，他自己也特別討厭自己。還有的人很膽小，可他又死要面子不承認，他說這是聰明，「懂世道」，甚至是「懂政治」。他可能確實很有幾分聰明，甚至也知道不少國家大事，可這種聰明、「博學」和膽怯壹結合，其他的人起來抗爭時，就會特別討厭，特別容易破壞團結。這種人會為了掩蓋自己的膽怯，為了在別人和家人面前，當然也是為了在自己的良知面前，替自己的膽怯辯護，就會呆在壹邊大發議論，散布悲觀情緒。說抗爭的人傻，「不懂中國的實際」，「這樣肯定會失敗」等。事後，他更不敢參加對遭受迫害者的營救，反而會說：「我早就料到了」等等。而且，這種沒有壞心、聰明又膽怯的人特別容易嫉妒，他因此還會在背後說很多抗爭領頭人的不是。他不敢、也不能得到勇敢者所享受的尊敬、愛戴和信任，別人享受了，他又感到痛苦。
當工人們活不下去，起來抗爭時，在工人中，還常常會有極少人因為自私，尤其是因為恐懼而更加墮落。他害怕工人的抗爭壹旦受到鎮壓而連累自己，他害怕工人的抗爭失敗后自己會被開除黨籍、失去過去的地位和工作，他壹開始就要和抗爭的工人「劃清界限」。當然，他知道民心所向，所以不敢公開這麼做，他暗地裡向政府和老闆通消息，為了「洗清」自己，也為了讓有權勢的人重視自己，使自己有安全感。這種「工賊」行為，很多時候並不是因為這個人道德特別敗壞，而就只是因為他的自私加膽怯。這種極端自私和極端膽怯的結合，能產生這種可怕的墮落，危害很大。特別是在抗爭剛開始時。由於這種人的通風報信，政府和老闆會知道抗爭工人的很多細節，如那天的小會是在誰家開的，是誰起草的請願書等。抗爭的工人也很容易發現對手對自己的了解。因為，政府內部的很多官員和老闆身邊的壹些人，經常是十分理解、同情工人的，因為這種理解和同情，因為他們對壹些政府官員、老闆的冷酷無情的震驚、反感，也因為他們想避免可能發生的暴力，他們也會向罷工的工人透露消息。但，不管怎樣，罷工的工人壹旦發現對手什麼都知道，就可能會慌亂，工友之間會產生互相的懷疑和猜忌，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初步的團結就可能瓦解。壹些地方的抗爭之所以失敗，很多人之所以不敢起來抗爭，重要的原因之壹，就是工友之間的這種懷疑和不信任。妳看，恐懼和害怕就是這樣分裂著我們中國勞工，它的危害，比我們想像的大很多。
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及波蘭工人的鬥爭過程是壹面鏡子，在這裏，中國勞工應該在受到鼓舞和啟發的同時，看到我們的缺點和弱點。我們當然要認識、了解我們所處的環境和我們的對手，我們當然要研究、學習好的工人的鬥爭策略。但，首先，我們應該認識我們自己。要看到，從某種意義上說，使我們貧困，沒有權利的第壹個對手和責任人，是我們自己，是我們的恐懼、害怕，是我們的不團結。中國的獨立工會運動是壹個改變不公正的社會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中國勞工本身必須也要改變。我們必須與過去官方宣傳中對「工人階級」的吹捧壹刀兩斷。我們是受害者和受壓迫者，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在道德上和人格上比別人高壹籌。我們是平常的人，所以我們要求平常人的權利。承認我們的弱點並在生活和鬥爭中改變它，這才會是我們的優勢所在。
團結工會的發展壯大
讓我們現在最後壹次回到波蘭團結工會這個主題上來吧。
上面我們說到，雖然格旦斯克造船廠的罷工工人在與廠方的談判中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為了支援其他工廠罷工的工人，為了波蘭工人的整體團結，尤其是為了使自己，也是為了波蘭工人的權利保證，是建立在制度，而不是地方官員的承諾上，1980年8月17日，格旦斯克造船廠的工人決定繼續罷工，並和其他數十個工廠企業的代表壹起協商，成立了廠際罷工委員會，並推選了格旦斯克造船廠罷工委員會主席瓦文薩――他也就是1983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波蘭第壹位民選總統――為廠際罷工委員會的主席。
廠際罷工委員會成立以後，立即向波蘭政府提出對話的要求。並明確指出，政府對話的代表必須是受政府的正式授權的副總理壹級的負責人，廠際罷工委員會的代表，將是與政府對話的唯壹的工人代表。當然，這也是格旦斯克沿海地區各罷工企業的工人的基本共識。同時，各企業罷工委員會的代表，也廣泛收集工人的意見和要求，並將之匯總到廠際罷工委員會。在此基礎上，廠際罷工委員會正式地向波蘭政府，也是向波蘭全社會，提出了著名的21條要求。
這21條要求是壹個十分重要的歷史文件。後來廠際罷工委員會與政府的談判，都是在其基礎上進行的。它充分地顯示了罷工工人的成熟、理性和責任感。
在制定這21條時，廠際罷工委員會討論了政府可能的反應、對其接收的可能性等。他們還特別制定了壹個對21條的說明，在這個說明裡，對每壹條要求的意義和可能讓步的幅度範圍，都作了界定。比如第壹條，在說明中明確地指出，如果政府不接受「自由工會」的提法，就可以改為獨立的工會，並可接受在現有的法律規定範圍內，明確獨立工會的地位、功能和組織程式。第三、四條壹定要堅持，第五條則可以讓步等。
這時，格旦斯克地區各企業的罷工，各企業罷工委員會的成立，特別是廠際罷工委員會的成立，震動了整個格旦斯克，震動了全波蘭。格旦斯克作家協會派出了以主席為首的代表團，這個代表團來到格旦斯克造船廠，不但是為了表達對罷工工人的支援，而且留了下來，加入廠際罷工委員會的工作。接著，數名波蘭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作家、科學院院士，也歷經艱辛，繞道穿過政府對格旦斯克的封鎖，來到格旦斯克。當瓦文薩激動地握著這些大知識分子的手，問他們會呆多長時間時，這些學者們簡單地回答：我們不走了，呆到勝利。
8月23日，廠際罷工委員會發布通令，宣布由18名知名學者組成的專家委員會的成立。在以後的歲月里，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這個專家委員會的成員們都在不停地工作，幫助工人起草了大量的文件通告，和工人壹起，討論制定了歷次與政府談判的方針策略。
廠際罷工委員會和格旦斯克的工人們，在此時也成了罷工的各個企業，甚至是格旦斯克地區的事實上的行政管理者。格旦斯克造船廠罷工開始后，特別是廠際罷工委員會成立以後，每天都有新的企業加入到罷工的行列。為了不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為了不給政府可能的鎮壓提供借口，也為了罷工能堅持下去，工人們表現出令人驚訝的紀律性、責任感和管理能力。「在工廠門前，壹定要砸碎伏特加酒瓶」，這句話幾乎象信條壹樣神聖。格旦斯克造船廠和其他很多企業的門口，都高掛者新近當選的羅馬教皇，波蘭裔的讓－保羅二世的畫像。工廠內乾乾淨淨，壹切都是井井有條。廠際罷工委員會成功地勸阻了公共交通部門、糧油麵包等食品生產和供應部門、自來水和煤氣供應部門的企業的罷工，以保證居民正常的生活和基本的供應。
開始，波蘭政府堅持不承認廠際罷工委員會。在罷工開始不久，它就派出了副總理佩卡來到格旦斯克，這位副總理來到各個罷工的企業，和這些企業的工人代表分別座談和談判。但是，各企業的工人們雖然禮貌，甚至熱情地接待這位政府的代表，也踴躍地談了自己的生活、工作和看法，但，談判則不行。所有企業的工人團結壹致，遵守廠際罷工委員會的決定：只有廠際罷工委員會才有權代表工人與政府的代表談判。最後，佩卡被政府招回華沙。1980年8月24日，波蘭政府改派了另外壹個副總理雅蓋爾斯基，以政府正式代表的身份，與格旦斯克廠際罷工委員會談判。
經過緊張的，對廠際罷工委員會提出的21條要求逐條的討論和談判，8月31日，格旦斯克廠際罷工委員會的代表與與波蘭政府的代表，副總理雅蓋兒斯基，正式簽訂了著名的《格旦斯克協議》。波蘭政府幾乎接受了工人的全部要求。獨立的工會合法化了，政治犯釋放了。波蘭工人的罷工取得了勝利。接著，9月17日，波蘭全國性的獨立工會――團結工會正式成立。12月16日，在整整十年之後，1970年12月罷工死難者紀念碑在格旦斯克落成，約50萬人在格旦斯克參加了紀念碑落成儀式。
在這裏，我們可以簡單地介紹壹下當時波蘭官方工會的角色和遭遇。在格旦斯克造船廠的罷工開始后的第二天，這個官方工會的主席來到了格旦斯克，並參加了波共和格旦斯克地方政府負責人的會議。在會上，他和他的同事們特彆強調了「反社會主義分子」，少數「恐怖分子」在罷工中的作用。他還斬釘截鐵地說：「我們決不能和這些傢伙分享權力！」
沒想到，會議的第二天，這個「內部會議」及這位工會主席的講話錄音就到了罷工工人的手裡，工人在工廠的廣播站播放了錄音。從此，這位工會主席和這個工會的代表，就再也不敢在格旦斯克地區露面。除此以外，這個最重要的歷史關頭，這個「工會」的角色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在罷工開始以後，它就像冰塊遇到春天的太陽，迅速地融解了。它的會員的絕大部分，都成了團結工會的會員。
不過，在1989年，波蘭實現了民主化，工會的獨立成為法律以後，特別是在團結工會成為事實上的政黨，然後分裂以後，這個前身是官方工具的工會也開始並完成了自己走向獨立的根本改造過程。現在，它和脫離政治，重新回到自己的源頭的團結工會並立，成為波蘭的幾個最重要的工會之壹。
黑夜的盡頭
如果以為，勞工有了獨立組織工會的權利，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狀況就會迅速地好起來，那就太天真了。勞工的狀況也取決於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水準。尤其是，獨立工會由非法走向合法，必然帶來整個社會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經濟制度的調整和改變，它也帶來，並十分迫切地需要普遍的文化習慣的改變。這實際上是壹個社會整體改造的十分複雜的過程。
進入新的壹年，即1981年以後，波蘭的經濟形勢並沒有改善。十分重要的是，團結工會成立所帶來的波蘭社會及政治的整體變化，使當時的蘇聯政府及整個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十分警覺、緊張。蘇聯的最高軍事將領頻繁地秘密訪問波蘭，蘇聯政府向波蘭政府施加的壓力，甚至威脅，也越來越強烈、露骨。波蘭社會廣泛流傳「蘇聯及華沙條約國家」準備軍事干預的謠言。當然，波蘭政府內部的那些不願失去權力、對可能到來的經濟危機十分恐懼的強硬派和技術官僚，也十分樂意這種謠言的傳播。政府內部另外壹些愛國的，有政治現實感的人，也確實憂慮蘇聯可能的軍事干預及其悲劇性的後果。
這樣，1980年10月16日，在波共九屆四中全會上，強硬派佔了上風，通過了禁止罷工的決議，並打破政治傳統，任命了軍人雅魯澤爾斯基將軍為黨的第壹書記。這位將軍早在數月前，就已經擔任了政府總理。他現在是集黨政軍大權于壹身。
而在團結工會壹方，經濟狀況和工人的工作、生活條件遲遲不能改善，政府及官僚系統的笨拙無理，使越來越多的工人不耐煩，越來越走向政治上的激進。這些激進的的工人最後拋棄了瓦文薩溫和的主張，要和政府實行全面的對抗。12月12日在格旦斯克召開主席團會議，正式向波蘭政府提出，要求就「是否信任共產黨政府」進行公民投票。這無異是最後的攤牌。
1981年12月12日，波蘭政府突然逮捕了幾乎所有的團結工會的領導人，並宣布了軍事戒嚴。同時，戒嚴后的軍事政府也逮捕了前波共第壹書記蓋萊克等前腐敗、不得人心的大批黨政高級幹部。團結工會被迫進入半地下狀態。之所以說是「半」地下狀態，是因為，團結工會雖被宣布非法，其各級領導人或是被捕，或是被迫躲藏起來，但，它的組織結構幾乎沒有破壞，它得到的社會支援和國際的支援更廣泛、更堅決，它的各種出版物得到更廣泛的流傳，妳只要想看，幾乎可以立即得到，並不冒什麼風險。戒嚴似乎使波蘭突然間壹分為二：壹邊是它的政府，壹邊是它的人民。它們之間沒有公開的對抗，但，彼此像兩個陌生人壹樣的遙遠。而且，戒嚴之後，波蘭經濟不但沒有改善，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危機之中。
為什麼當時要宣布戒嚴？主要是為了壓制團結工會，還是為了避免蘇聯的軍事干涉？鎮壓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波蘭人對此似乎仍然沒有壹致的看法。但，有壹點是確實的，和中國今天被捕的眾多的勞工運動領袖的命運不同，當時被捕的團結工會領導人沒有受虐待，而且，他們被捕后不久，就被先後釋放。現在在波蘭，已近九十高齡的雅魯澤爾斯基將軍，還是壹位受人尊敬的人物。人們似乎認為，他當年宣布戒嚴，取締團結工會，是為了避免蘇聯軍事干預的不得已的作法。在這裏，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對待勞工和勞工的反抗，波蘭共產黨人和中國共產黨人是多麼的不同！至少，人家知道，沒有人民尊敬的權力，是壹件多麼無聊的東西！
1983年10月，波蘭工人的象徵瓦文薩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瓦文薩的妻子於12月9日去挪威領取了她丈夫的諾貝爾和平獎金。
1985年，戈巴契夫擔任了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和國家領導人。他在國內提倡「新思維」，實行「公開化」政治改革，對外，作了不干涉「兄弟國家」事務的承諾。從這時起，蘇聯對波蘭可能的政治變動的威脅不但解除了，而且成了這種變動的鼓舞力量。
終於，在1989年初，波蘭政府宣布和團結工會舉行波蘭政治改革的圓桌會議。團結工會又壹次合法了。而且，也是永遠地合法了。
沒有喜悅的勝利
1989年6月，波蘭舉行了真正的國會自由選舉。6月4日是公布選舉結果的日子，是決定波蘭當代史上第壹個民主政府組成的日子，是團結工會的數百萬會員幾十年的夢想變成現實的日子，是他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壹天。因此，壹大早，千百萬波蘭人迫不及待地打開了電視機和收音機。然而，他們首先看到和聽到的，是播音員那沈重的面孔和聲音：中國軍隊的坦克開進了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無數的大學生和工人被射殺。然後才是團結工會取得了國會選舉的壓倒性勝利的消息。
出動軍隊和坦克的鎮壓，波蘭工人比誰都清楚這意味著什麼。波蘭首都華沙的近十萬名團結工會的成員，在走向慶祝勝利的會場的半路停了下來，壹轉身，聚集到中國駐波蘭大使館，抗議中國政府的鎮壓。這壹天，在中國駐世界各國的大使館門前都有大規模的抗議遊行，其中聲勢最浩大的，人數最多的，是中國在華沙的大使館的門前。那是壹個壹望無際的憤怒的海洋。中國政府就這樣剝奪了眾多的波蘭人、波蘭團結工會會員壹生中最深切的喜悅。他們最值得慶祝的壹天和中國人最具悲劇性的壹天完全重合，這使波蘭團結工會成為世界上最關注、最支援中國的獨立工會運動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的組織之壹。波蘭人民的心，竟是這樣和中國緊緊地聯在壹起。
過去和現在 工人農民都沒有權力
如果從1978年底的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算起，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在此之前，中國是計劃經濟，我們是在國營或集體企業幹活，或者在農村人民公社裡種地。那時沒有老闆，只有拿工資的單位領導。這些領導當時也壓制工人，工人也沒有什麼地位。但，那是壹種政治和社會的壓制，其壓制的內容和方式與今天不壹樣。對當時的單位領導來說，企業生產、銷售什麼、按什麼價格買賣、職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都由國家規定，企業賺不賺錢、有沒有利潤，都是不太重要的事，反正單位領導都是工資固定的工薪階層。因此，我們工人當時和那些幹部、企業領導並沒有「我們掙得多，他們就掙得少」這樣的經濟利益對立。在當時，如果工人得罪了領導，他可能會失去鉗工、電工等這樣好的工種，很難升級，或者，會記檔案、扣發獎金、分不到好的住房等，但，無論如何，領導沒有權力隨意開除我們，沒有權力取消我們的公費醫療和工資、退休金。
在這裏，我們拿現在和過去比較，是要說明中國社會現在的變化，是要說明我們工人、農民等各個行業的勞工在今天所遇到的嚴峻問題，而不是想簡單地說過去的毛澤東時代比現在好。現在，我們知道，由於種種原因，很多人對毛澤東時代，甚至對「文化大革命」時代十分留戀。他們說，那時的幹部沒有今天這麼腐敗，工人、農民的地位比現在高，大家的工作都有保障，還有公費醫療等......尤其令人痛快的，是在搞運動時，可以造企業和政府領導的反，貼他們的大字報，好好出口窩囊氣。
這些人說的是事實。特別是當時的城裡人，工作有保障，有公費醫療，教育也幾乎是免費的。這些，當時還不覺得有什麼寶貴，現在回想，簡直像童話壹樣美好。然而，只是事實的壹個方面。我們不能因為今天不好，不能因為時間壹長，就忘了、就否定我們工人、農民在毛澤東時代也是受壓迫者這個事實。那時，報紙廣播和各個會議上整天都宣傳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整天都宣傳什麼「要堅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但在實際上呢？那時的共產黨依靠的只是工人、農民中最聽它話的那壹小部分人。工人、農民和其他的勞動者，作為整體，在國家事務中、在企業中，完全沒有權力。工作有保障，享受公費醫療的，也只是在國營企、事業單位里工作的正式工。大多數農民、城市集體企業職工，還有在國營企業工作的臨時工，卻沒有這些權利。工人的月工資，農民壹年積累下的工分值，多數只能維持最低的，最基本的勞動力再生的生理需要。那時普遍的貧困，今天三十歲以上的人仍然是刻骨銘心。政府、企業領導和農村的公社、大隊幹部對工人農民的日常生活，思想行為，乃至於對情感，私生活的細節，都實行今天難以置信的控制。在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中，誰要是不老老實實地聽黨和企業領導、公社、大隊幹部的話，壹夜之間就會由所謂「領導階級」的壹員變成罪犯壹般的「反革命」。
不要作「領導階級」，要作自己的主人
為什麼當時會這樣？為什麼我們工人當了那麼長時間的「紙上的領導階級」？很清楚，也就是因為中國的勞工沒有自己的組織。準確地說，是因為我們過於相信政黨和政客，曾經將我們工人的命運幾乎是完全地交給了共產黨，交給了政府，幻想中共這個政黨，中國政府可以永遠代表我們勞工的利益。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中國勞工再也不能指望別人來替自己爭取，維護自己的權益了，即使這個「別人」是政府，即使它是壹個在開始時有良好意願的政黨，來替自己爭取，維護自己的權益了。自己的疼痛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權利只有靠自己的鬥爭來爭取和維護。
即使只站在中國工人農民等勞工的角度去評價毛澤東和他的時代，也仍是個太複雜的問題，我們不能在這裏展開。但，有壹點應該明確，我們批評今天令人痛苦的現實，鼓動獨立的工會運動，不意味著我們主張回到同樣使中國勞動者痛苦的過去。我們要的是在中國的今天創造新的歷史：中國的勞動者要有自己的組織，我們不要做什麼指揮其他階層，甚至消滅其他階層的「領導階級」，但我們也不要做任何其他階層，任何政黨的奴隸或工具。也不要做僅靠別人同情施捨的所謂「弱勢群體」。我們只要做壹個能公開表達自己的意願，維護自己利益的自覺的社會集團；在與其他社會階層和社會集團的關係上，我們也只要求做壹個平等、獨立、有組織的社會對話與合作夥伴。
新的利益衝突已經形成
在毛澤東時代成為歷史后，我們看看今天的現實吧。經過二十來年的「經濟改革」后，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社會、我們工作或曾經工作過的企業單位，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現在，這些企業或者是私營，或者是外資、合資企業，即使是國營企業，也因為股份制的實行和承包，性質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那些企業領導對生產、銷售和財務會計等方面，有了越來越大的權力。尤其是對我們工人，他們和私人、外資、合資企業的老闆壹樣，有了完全的支配權。他們可以任意解僱職工，可以決定工人的工資福利，甚至可以買賣企業的資產和企業本身。特別要提到的是，由於這些企業領導可以支配幾乎全部企業，由此，如果職工的工資福利越少，他們能支配的財富就越多。總之，現在不論是國營、集體，還是私營、外資、合資企業，都是老闆在支配企業。他們和我們工人形成了「我們掙得多，他們得到的就少」，「他們的權力越大，我們的生活就越沒保障」這樣的利益衝突關係。
本來，這種利益衝突關係是可以調和的。如果企業管理得好，老闆尊重職工的基本權益，那麼，企業發展了，有了好的效益，利益分配合理，對勞資雙方都有好處。但，問題是，工人沒有組織就沒有地位和力量，老闆因此根本就不尊重工人的基本權益。工人沒有獨立的、有組織的利益代表，利益衝突關係就無法調和。這些老闆且不說尊重職工了，他們簡直就不把工人當人看。所以，這些年來，我們工人的狀況急劇惡化。失業、下崗的越來越多，拖欠工資和退休金現象越來越嚴重，工作條件越來越糟糕，職業病急劇增加......尤其嚴重的是，導致大量工友死傷的礦山爆炸、火災、毒氣泄漏、食物中毒等工傷事故，越來越頻繁。
特別要指出的，隨著社會風氣的敗壞，貪污腐敗越來越嚴重，很多企業老闆和政府官員勾結在壹起，形成了互相依賴、互相利用的、特別貪婪的壹伙。有的企業領導和老闆打著「股份制改革」的旗號，強迫職工購買企業的所謂「股份」。壹年，甚至幾個月後，他們和政府官員串通好，突然宣布企業倒閉。職工不但沒有了被拖欠的工資，大半輩子的積蓄，或東拼西湊借來的錢，就這麼壹下子，全進了這些老闆和當官的口袋！還有的企業領導背著職工，乾脆就把壹個好端端的國營企業，包括地皮、設備，甚至職工宿舍，低價給賣掉了！職工在壹夜之間，不但沒有了工作，沒有公費醫療，連住房都沒有了！
憑什麼民工就是下等人！
還有我們這些離開農村到城裡打工的民工們，命運尤其悲慘。在家鄉活不下去，不得不到城鎮的廠礦里打工。在那ù堙A就因為我們是農村來的，就因為我們沒有城市戶口，常常要受老闆多壹層的壓榨。特別是那些在玩具廠、鞋廠等行業的女工，壹天工作常常在12，甚至14個小時以上，周末也得工作。工資低，勞動強度大，勞動環境惡劣，每年因職業病或工傷事故而死亡、傷殘者不計其數。那些在煤礦和鞭炮廠爆炸事故中死傷的，多數是我們民工兄弟。出了廠礦門到社會上，民工們又常常被公安、城管等部門欺負和敲詐。除此之外，民工的孩子們上學也特別困難，部分有權勢的人不但在現實中摧殘民工，而且正在毀掉他們的未來，使被壓榨的人世世代代被壓榨。
2003年春節前，壹位好心的新華社記者就民工的工資拖欠問題作了調查。調查的結果超出了人們的想像：有百分之七十的民工工資被拖欠。這份調查報告還揭露，除了不到百分之十被拖欠工資的民工利用法律手段討回自己的工資外，絕大多數的民工只能是反覆要求老闆發還被拖欠的工資。壹些報紙也報導了民工找老闆追討拖欠工資的結果：很多民工竟遭到老闆或老闆僱用的打手的毆打。有的民工在絕望中往自己身上澆汽油，抱住老闆，要與老闆在火中同歸於盡！
說來令人心酸。每年春節前，別人都喜氣洋洋地忙著置辦年貨，而我們民工呢？卻總是提心弔膽，憂心忡忡：老闆會不會發還拖欠的工資？他不給工資怎麼辦？我們拿什麼回家過年？每年春節前都有很多工友在絕望中爬上高樓或吊車，以自殺，以死相威脅來討回自己的工資。
政府也是偏心眼
而且，不只是老闆，現在的政府政策，也不把我們工人當人對待。就在我們失業下崗，或者今天有工作，不知明天會如何的時候，政府的「改革」把學校、醫院都改成商業性的盈利機構。這在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少見的！公費醫療是早已取消了，義務教育也是名存實亡。更叫人難以忍受的，是學校、醫院收費越來越高，壹個孩子的學費就得花我們幾個月、壹年，甚至幾年的工資，得壹場病就可能傾家蕩產。這，不但是把我們往死路上逼，而且，我們孩子們的前途，也可能被斷送了！
事實很明顯，改革二十年來，確實有壹大批人富裕了，他們的日子過好了。可我們工人呢？我們的地位越來越低，越來越被人瞧不起，日子越過越艱難。過去經受政治上的壓迫壹點也沒減輕，現在又加上了經濟上的壓迫和社會的歧視。
我們要問，這是為什麼？為什麼這些老闆、官員把我們工人不當人？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胡作非為？原來，道理很簡單，這就是，我們沒有組織起來！我們只是單個人。我們沒有團結，沒有團結就沒有反抗的力量，沒有反抗的力量就受人欺負，就被人瞧不起！
「改革」前沒有老闆，我們和當時的企業領導壹樣，都不是單個人，是黨、政府、單位這架大機器上的壹個零件。現在，黨、政府、國家發展私人、外資企業，讓企業獨立，不但不管我們了，還壹屁股坐到老闆那邊。我們因此變成了沒有力量的單個人。如果我們不團結起來，不自己管自己，不把自己的命運捏在自己手上，我們就會永遠被人欺負下去，永遠被人瞧不起！反之，如果我們工人、民工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了，成立了自己的工會組織，就能共同抗爭，力量就大，老闆就不敢再隨便欺負我們了，政府官員也不敢只是替老闆說話。而對社會來說，老闆有錢，政府官員有權，而我們工人因團結而有力量，這就是壹種力量的平衡。這會使各方不得不考慮對方的利益，社會才可能合理，經濟才可能穩定、和諧地發展。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工人要有自己的組織，要有獨立工會的最簡單的道理。
對於工人應該行動起來建立自己的工會這個主意，我們很多人會說，這是個好主意。可是，我們國家不是有壹個中華全國總工會嗎？在我們省、市、單位，都有這類工會，為什麼還要自己再去建壹個工會呢？
中華全總的真正角色
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確實，我們中國人，特別是生活在城市的人，對中華全國總工會--我們稱它為官方工會--已經是非常熟悉了。我們的壹些親戚、朋友或鄰居，可能就在工會工作。說起這些人，我們的印象就是，「他們是幹部，沒有什麼權力，但人還老實，有很多過去還是勞動模範，或者是快要離退休的老幹部」；對工會，我們的印象也是，「這是壹個沒有什麼實權的政府部門，工作輕閑，只是組織壹些文娛活動，對困難職工發放壹些補助金」。現在，很多國營企業停產、倒閉，大量工人失業下崗，於是，有不少人開始羨慕起在工會裡工作的人了。因為在工會工作雖然沒什麼權力，但，大小也是個幹部，工作比較有保障，醫療費也多半能報銷。很多人現在也知道，現在工人罷工、遊行、堵路的多起來了，工會工作也比過去忙了壹些，在省、市工會工作的幹部，常常要到企業去，配合政府做穩定社會、維護治安的工作。如果有工人罷工、遊行，這些幹部就得去做職工的「思想工作」，代表政府和企業去了解職工的狀況，穩定職工的情緒，勸他們復工、回家。然後，他們又將這些了解到的情況向黨和政府部門，向企業領導彙報，共同商量解決問題，其實就是對付「鬧事」職工的辦法。這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在職工和黨之間的「橋樑和紐帶」作用；就是這個「工會」所發揮的「民主參与」和「社會監督」作用。
這就是我們見到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它什麼時候為工人說過話呢？在職工利益和政府部門、企業領導、或企業老闆發生衝突時，它維護過工人的利益嗎？我想，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在職、失業、下崗的職工會說，「沒有，這個工會從來沒有這麼做過！」即使它能，它敢那麼做嗎？我們也幾乎會異口同聲地說，「它不能，也不敢去保護職工的權益；它不能，也不敢去和做了壞事的政府部門、企業領導或老闆抗爭」。
據報導，2002年9月19日，廣州社情民意中心作了壹項調查，調查的結果顯示，市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時，首先想到找「基層領導」的是34.5％；想通過法律途徑的是28.4％；找人大代表的最少，有2.4％。竟沒有壹個人會想到找全國總工會！
全總和民工沒關係
對我們農民，或從農村到城裡打工的人來說，中華全國總工會則完全是陌生的。我們知道，在全國縣城、縣政府門口都有個「總工會」的牌子，它常常和婦聯、共青團縣委的牌子掛在壹起。它和農民完全沒有關係。它管的是縣屬企業，尤其是在縣政府各個部門工作的職工福利問題。農民來到城市打工后，市工會也根本不會管這些「打工仔」，因為他們是農村來的，沒有城市戶口。在企業里，不論是私人企業或外資企業，或者是那些掛著「國營」、「集體」企業的「紅帽子」，實際是私有的企業，很多連這類官方工會也沒有。就是有，其工會主席不是企業老闆的親戚朋友，就是什麼辦公室主任或老闆秘書在兼任。這是什麼工會，完全是個老闆會！
問題就出在這裏。不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人不好，而是這個工會的體制大有問題。這個工會的各級領導不是工人選出來的，而是由政府、各級黨委任命，甚至是由企業老闆指定的。他們不是對職工負責，而是對政府和企業領導、老闆負責。如果在職工和企業領導、老闆的利益衝突中，在職工利益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衝突中，這些工會的幹部站在維護職工利益的立場上，他們馬上就會被撤換掉，甚至丟掉飯碗。反過來，如果他們是站在領導和老闆的立場上，他們的職位不但有保障，而且還會升遷。他們也是平常的人啊，我們怎麼能指望他們能奮不顧身地保護職工利益呢？即使他們有這種不顧壹切地保護職工利益的獻身精神，可如果馬上就被撤換，他們就什麼也不能做啊！
這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不能保護職工利益的根本原因，是我們工人遇到什麼不平事時不願找這個工會的根本原因。
兩股道上跑的車
中華全國總工會沒有意願替職工說話，不能保護職工權益的另外壹個原因也十分重要。這就是，這個「工會」和各級主要領導，特別是大企業，及企業以上的區、縣、市、省級工會的領導及主要工作人員，都是國家幹部，他們和我們工人的地位、利益完全不同，和我們職工的想法、愛好、關心的問題完全不同。他們是來自科級、處級、局級、廳級和部級的國家幹部，到目前為止，只要不犯「錯誤」，根本就沒有被解僱的擔心，他們中的很多人擔心的是如何能由科級幹部提升到處級、如何由處級提升到局、廳級......他們的工資是國家財政撥款，完全有保障，和企業是否虧損，是否倒閉沒有關係。他們的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也是固定的，決不會有工作時間太長，工作條件惡化的問題。他們還有完全的公費醫療和退休等社會保障。他們中的很多人昨天還是某個單位的黨、團委書記或某個企業的副廠長，今天被「調到」工會來當主席，明天可能又會調到某個單位、某個企業、某個政府部門，甚至可能是公安部門去當負責人。
在這裏，我們並不是質疑這些「工會幹部」的品質、能力，也不是批評他們不應該享受上述的那些待遇，他們對職位升遷的嚮往也是人之常情。我們要說的是，他們和我們職工、和我們這些工人、農民、民工......等不是壹路人，按過去樣板戲《紅燈記》中李玉和的說法是「妳我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壹條路」。也就是說，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各級幹部，不但不是經過職工選舉，是由黨、政府部門，甚至是企業領導和老闆任命的；而且，這個任命也不是在職工中任命，而主要在與職工的生活、利益和想法完全沒有關係的國家幹部中任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能指望這些「工會幹部」理解和保護職工的利益呢？站在這些幹部的立場上想問題，要他們去關心和他們的工作、生活和利益沒有關係的事，要他們去解決他們完全不了解的問題，那不為難他們嗎？他們是國家幹部，我們是企業的臨時工、合同工、是「下人」......這是兩個不同的社會階層，大家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彼此的喜怒哀樂不壹樣，焦慮和希望不壹樣，怎麼可能要求、指望這壹個階層去代表另壹個階層，去為另壹個階層冒著風險爭利益呢？
新工會法也不頂用
確實，2001年10月27日，政府通過了新的「工會法」，這個「工會法」明確規定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要是保護職工的權益。這應該是壹個進步。2003年1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了它的《2002年中國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藍皮書》，就是壹個自己說自己做了多少好事，自己如何如何重要的宣傳文件。壹些報紙對這也作了很多報導。當然，如果我們從積極的角度看，這些宣傳也不是壹個壞事，它說明中華全國總工會知道工人不喜歡，不信任它，它在著急，它要通過宣傳來改變自己的形象，希望通過立法來給自己的活動爭取壹些空間。可問題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不能保護職工利益的原因是它的行動和體制，如果不在法律上改變這個體制，只是空泛地規定它保護工人的利益，其結果是什麼也改變不了的。要得到職工的信任和社會的尊重，得靠自己的實際行動，靠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保護工人權益的事情來，只靠自吹自擂的宣傳能有什麼用？這不是把別人當傻瓜般欺騙嗎？
從2001年10月新的工會法通過，到2003年1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2002年中國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藍皮書》，在這壹年多的時間里，中國發生了很多事。首先是全國各地有更多的企業破產倒閉，同時，沒破產倒閉的企業都在實行強制職工買斷工齡。企業破產倒閉和強制職工買斷工齡將更多的工人拋向街頭，成為收入極少，甚至完全沒有收入的失業、下崗工人。
從遼陽和大慶工人的抗爭中看全總的角色
2002年是中國工人狀況加劇惡化的壹年。這壹年，不但有大量的企業因為經營不善，因為企業領導和政府官員的腐敗而倒閉，從而導致中國眾多的工人失業下崗，而且，中國正式加入WTO (世界貿易組織) 后的嚴重社會後果也在這壹年表現出來了：很多經營狀況良好的國營企業和集團企業，以加入「國際競爭，迎接世界化的挑戰」為名，加速所謂的「股份制改革」，實際上就是私有化。這種以「股份制改革」為名的私有化的好壞我們姑且不論，而它所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在那些有大量贏利的企業，也有大量的工人被迫「買斷工齡」，被他們的企業徹底拋棄。
因此，這壹年爆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兩次工人示威抗議行動。這兩次行動都發生在2002年的3月，壹個是大慶石油工人為抗議石油管理局強迫工人買斷工齡而走向街頭，人數最多時有三萬左右。這個行動持續了壹個多月。另壹個是遼陽二十多個企業工人參加的，以遼陽鐵合金廠工人為主的抗爭行動，到現在為止，它已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壹年。導致遼陽工人行動的主要原因是企業領導的貪污腐敗，並因此導致企業倒閉和大量工人失業下崗。本來，當時新的工會法剛剛頒布，中華全國總工會應該，也可以帶領工人堅決地、理性地鬥爭，以保護他們合法的權益。但是，這個工會不但沒有站在工人壹邊，反而幫助腐敗的企業領導和地方政府去威脅、恐嚇抗爭的工人。姚福信是壹位遼陽鐵合金廠工人很信賴的工人代表，他曾和其他的工人代表壹起與遼陽市政府對話，並成功地制止了憤怒的工人情緒化的行為。但是，遼陽市公安部門卻在2002年的3月底，以「非法集會遊行示威」的罪名，逮捕了他和其他的三名工人代表。
工人代表被捕后，中華全總幹了什麼呢？它不但沒有去了解遼陽工人的悲慘處境和抗爭的原因，沒有去營救被捕的工人，沒有去抗議遼陽市政府的惡劣行徑，而是壹屁股就坐到了政府和腐敗的企業領導壹邊。它明知在工人和政府之間沒有起碼的溝通渠道，衝突因此有激化的可能，卻還是在那邊火上澆油。2002年11月1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俊九在北京的壹次記者招待會上竟然說：姚福信等工人代表的被捕，並不是因為組織了工人示威遊行，而是因為刑事犯罪，燒毀汽車！大家知道，張俊九加給姚福信等人的這個罪名，比遼陽公安機關所說的「非法集會遊行示威」要嚴重得多。知道了張俊九的這個講話后，我們當時立即與遼陽市政府、市總工會等部門聯繫，他們都否定了張俊九的指責，遼陽總工會主席乾脆說，張俊九的這個說法「是造謠」。
妳們看，在迫害抗爭的遼陽工人方面，中華全總的負責人，居然比遼陽市的公安部門走得更遠，手法更狠毒，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全總幹部最怕工人"鬧事"
當然，並不是所有全總的負責人都像這位張俊九先生這麼壞良心，這麼官迷心竅。這種將工人的不幸和抗爭，當作是向政府拍馬屁機會的人，到底是少數。在全總機關，在全總地方和基層的負責人中，有很多都為他們這種夾在勞工和政府之間、夾在勞工和企業領導或老闆之間的尷尬地位而感到窩囊和不滿。確實，這些全總的各級負責人像鉆進風箱的老鼠，兩頭受氣：工人活不下去了，起來抗爭時，平時瞧不起那些全總幹部的政府官員就責怪這些全總幹部「沒有做好職工的思想工作」命令他們到工人中去制止職工的抗爭。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嗎？可抗爭的工人根本就不買他們的賬！工人客氣壹點的，指責這些幹部「屁股坐歪了」，「頂著工會的帽子替老闆說話」；不客氣的，就乾脆罵他們是「工賊」，甚至要揍他們！所以，這些工會幹部最怕工人「鬧事」，怕工人起來抗爭。他們的這種怕和政府、老闆的怕不同。政府和老闆怕的是工人的力量，怕他們的個人利益直接受到威脅。而這些全總的幹部呢，怕的是受上級領導追究他們「工作不力」的責任，怕的是出洋相，怕的是兩頭受窩囊氣，怕的是到工人中去挨揍。
有些全總幹部象特務
有時，就是因為這種怕，他們之中的有些人就象上面提到的那位張俊九，會幹出最缺德的事：故意激化矛盾，然後嫁禍於工人代表，誣衊工人代表「挑動工人鬧事」、「破壞社會穩定和治安」......這樣，他們就可以向上級領導說：不是我們工作做得不好，而是有壞人在工人背後操縱。所以，在很多地方，當工人起來抗爭時，壹些全總的幹部就到工人中去「了解情況」：抗爭是誰發起的？誰是骨幹？這些骨幹在哪家開會？請願書是誰起草的？等等。然後就向政府和公安機關彙報。政府和公安機關常常就按這些彙報去了解工人的抗爭，按他們提供的名單去抓人。這樣，工人的抗爭不但不會使他們丟飯碗，而且他們還會因為表現了「立場堅定」而陞官。大家說，這些「工會幹部」的行為可惡不可惡？他們不是工賊又是什麼？
如果我們深入地思考壹下就會發現，這些「工賊」壹樣的「工會幹部」，其實並不是天生的壞良心的傢伙。他們就是膽小，想上爬的私心重了壹點。可在現有的這種體制下，在這兩頭受氣的環境中，他們就壹時干出了缺德的事。如果法律和政府允許並鼓勵全總站在工人的壹邊保護工人的利益，我想，這些人是不會幹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的。
不過，對更多的全總的工會幹部來說，其尷尬地位帶來的是良心的不安和心理折磨。而最令這些工會幹部難受的是，他們常常不得不將打落的牙齒往肚裡吞。在他們自己、他們的家庭成員、親戚朋友遭遇不平，被無理拖欠工資，或被迫下崗時，他們不但不能替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兄弟說話，不但不能替親戚朋友打抱不平，而且不得不制止自己的這些家庭成員或親戚朋友去申張正義。他們往往明知內部貪污腐敗的重重黑幕，卻不僅要替人背黑鍋，而且還要自己和家人、親戚朋友壹聲不吭地看著人家掏自己的腰包。這實在是殘酷。
全總的基層幹部盼改革
很多全總的幹部在這種情況下得過且過，但，越來越多的全總幹部在夢想，甚至開始以各種形式要求改變這種越來越難過的現狀。他們中有的人寫文章，用或明或暗的方式向政府、向共產黨要求壹定的獨立性；特別是很多基層的工會幹部，他們和職工有密切的情感和利益聯繫，他們不但看不下去企業領導或老闆的腐敗、貪婪和殘酷，看不下去職工艱難的生活和不平遭遇，而且，企業破產倒閉了，他們也難逃失業下崗的命運。因此，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希望中華全國總工會這種完全依附共產黨、依附政府的狀況能得到改變。到底應該怎麼改變？他們可能還不清楚。讓全總獨立？他們不敢想。但，他們確實有替天天受人欺負的工人兄弟說話，能獨立地為保護他們的權益作點事的願望。
正是在全總中還有這些有良知的人，所以，在有些地區，在全總的某些部門，我們能看到壹些重要的變化。這尤其表現在壹些外資企業，那?堛滌羆h工會開始由全總工會會員選舉工會主席，而且，這種自下而上的選舉得到了全總少數負責人的認可和鼓勵。我們認為，廣大職工也應該支援，參与這種選舉，尤其要在參与的過程中，大胆地與那些舞弊、想搞假選舉的人作鬥爭。我們知道，中國這幾十年已形成了新的專制傳統，那些有權勢的人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也常常操縱選舉。我們中的很多人已不相信選舉，對選舉不感興趣了，以至於可能報以冷漠、觀望的態度，壹旦發現舞弊，或者是不參加，或者被迫參加了，就不負責任地亂投票。這種態度壹定要改變。客觀地說，在現在中國的企業推行工會主席選舉，壹開始，舞弊現像是很普遍的。這時，如果我們敢於揭露，公開抗議這種可恥的舞弊行為，同時又不是壹走了之，而是去爭取進行公正的選舉，那麼，真正的選舉就可以實行，職工自己推舉工會主席就可以成為現實。反之，如果我們不熱心參与，或者，壹發現有舞弊，作假的行為就打退堂鼓，那麼，真正的民主選舉與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根本改造，就永遠不會到來。
對廣大的工人、農民，包括民工、教師、基層職員等勞工來說，為了保護我們的權益，應該從自己所在的單位、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確定能使自己組織起來的方法。我們可以試圖去建立自己的工會組織，也可以從堅決要求全總的基層工會負責人的民主選舉開始，使中華全國總工會能逐漸地實行從基層開始的民主改造，讓它能有壹天能真正掌握在我們職工的手中。
關於對西方國家工會的壹個誤解
在我們中國大陸，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從中學到大學，政治課是最重要的課程之壹。而在政治課中，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產生等，是政治課的基本內容。在這些政治課的教科書中，在老師授課的課堂上，我們受到的教育是，不論是在十九世紀初的歐洲，還是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都是工人運動產生了「反映和代表了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組織工會，從事和領導工人運動，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當然，中國今天的現實每天都在壹千次地駁斥這些片面的，早已過時的「理論教育」。自1980年代以來，正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重新鼓勵發展私營企業，並將國營企業「股份化」，其實也就是私營化，並製造了大量的新的資本家。而且，中共執政的各級政府的領導，幾乎都壹屁股坐在企業老闆和領導壹邊，壓迫工人。因此，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沒有壹個人還會相信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代表工人的利益。
但是，我們從青少年時受的這些教育，卻仍然是我們理解獨立工會運動的壹個重要的障礙。我們生長在中國，所以，中國的現實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關於中國現實的謊言我們能輕易地識破。但是，在我們受到的教育中，那些關於歷史和外國的謊言，卻多少還在我們的頭腦里起作用。在工會問題上，我們很多人仍然以為西方的真正的工會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組織，否則就是「工團主義」，替資產階級服務的「黃色工會」，就不是真正的工會。按照這種觀點的邏輯推下去，那就是，如果在中國成立獨立工會，也會是以改變中國現實制度，推翻政權的政治組織。在下面我們對國際工會的簡單介紹中，我們會告訴大家，這種將真正的工會看作是「革命性的政治組織」的看法和邏輯，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在全世界範圍內，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性」的工會，現在幾乎完全不存在。而那些曾被我們認為是「工團主義的工會」，才是真正的工會，它們是聯合國下屬的國際勞工組織的主體，在國際勞工運動中，在這些工會的所在國家，它們在保護勞工的權益方面發揮著最重要的作用。
至於很多中國人所熟知的波蘭團結工會則是國際工會中的壹個特例。我們會在下面介紹、分析波蘭團結工會的發展歷程。
西方國家工會的非政治化的歷史趨勢
十九世紀的歐洲，特別是在法國和德國，由於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的野蠻及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壓榨，更由於這些國家的政府對工人的反抗運動的鎮壓，這些國家的工人運動曾經非常激進，也就是高度「政治化」。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實際上是當時工人運動的壹個重要派別的行動綱領，它同時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宣言。也就是說，當時以保護工人權益為基本目標的工人運動，也幾乎就是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為目標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後來，工人階級悲慘的生活狀況，非人道的工作條件，尤其是其不屈不撓的抗爭，使它得到社會越來越廣泛的同情和支援，強大的、派別眾多的工人運動終於促使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在工人階級和關注貧困等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政治家的壓力下，德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法國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制定了允許獨立工會合法存在的法律，資本主義發展較早的英國，早在1824年就制定了這個法律。同時，這些國家的政府和立法機構在勞資衝突中也日益中立化，即越來越注意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中注意調和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衝突。其結果就是我們現在在歐洲各國所看到的情況，即，壹方面，這些國家在保護資本利益的同時，也不得不注重工人及其他工薪階層的利益和權益，建立了全面的勞資對話等社會協商制度和發達的社會保險、退休等勞動保障制度，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福利國家」；另壹方面，工會和工人運動為了保護工人和工薪階層的利益，隨時保持對任何執政黨的壓力，即，主要的工會和工人運動是獨立於國家和任何政黨的「非政治化」的組織和運動，也就是說，在這些國家，基本制度的改變，議員和政府領導人的選舉等政治活動主要是政黨的事情，而工會及其成員雖然會參与這些政治活動，其目的也是為了在政治和法律上保障勞工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奪取政權。它獨立於政黨，工人運動的綱領和目標，它實際的社會效果，也根本不同於影響、改變國家權力的政治活動。
工會和工人運動實際上早就沒有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性質，它以保護工人和工薪階層的權益為全部目標。
也就是說，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的工人運動和工會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是壹個由過去的革命性的激進，到現在越來越理性，越來越溫和的演變過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非政治化的」過程。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原因，當然是工人階級前赴後繼的抗爭，在這些抗爭中，無數的工人獻出了他們的生命。如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法國里昂工人的兩次流血抗爭，壹八四八年、壹八七壹年法國巴黎工人的起義等。正是工人的鮮血和抗爭，喚醒了全社會的良知，得到了其他社會階層的欽佩，支援和同情。為數眾多的記者，寫作了大量關於工人的貧困生活和艱難抗爭的報道，維克多ܦ雨果、埃米里ܪ左拉、狄更斯等最優秀的作家創作了關於工人等「弱勢群體」生活為題材的，有巨大震撼力和廣泛影響的文學作品。
在社會各階層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也頻繁呼籲關注貧困人口的生活並組織起對貧困人口的救助，乃至以基督教的互助精神，幫助工人組織起工會。馬克思、恩格斯、普魯東、拉薩爾、考斯基、饒勒斯等傑出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則深入地研究了工人階級受壓迫，生活日益貧困化的原因及其社會後果，他們的研究首先改變了他們的生涯，使他們最終成為組織工人和其他社會底層反抗壓迫的革命者或鼓吹社會改革的政治家，同時，也喚醒和系統化了工人階級的反抗意識，喚醒了全社會，包括各種派別的政治人物嚴肅地面對社會不公正、貧困問題的政治意識。實際上，在各種社會主義思想、基督教精神及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工人運動最發達的法國和德國，在工會合法化的法律被制定和通過的1870、80年代以前，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基督教等派別不同的工人組織已經很多了。1864年，歐洲壹些國家的工人組織代表甚至在英國召開了第壹次國際工人協會的籌備大會，並成立了第壹個國際工人組織――國際工人協會。在各國已有的眾多工人組織中，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組織的工人組織只是眾多派別中，人數和影響力較小的壹個派別，因為絕大多數工人根本都不知道馬克思。這種歷史事實是和我們中國過去的教育宣傳完全不同的。
國家在勞資衝突中的中立化
這壹切，形成了超過工人階級力量本身的強大壓力，逼迫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政府和立法機構向工人階級讓步，重新考慮社會力量的新的平衡，並在制度和和法律的調整上反應這種平衡，以避免被這種強大的社會壓力所推翻的命運。這就決定性地推動了西方國家在本國的勞資衝突日益中立化的過程，推動了這些國家在治理、防止社會衝突的理性化的過程。面對工人的抗爭和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壓力，西方各國政府和議會逐漸放棄了對工人運動進行壓榨的政策，接受了工人的很多訴求，先後制定並通過了自由、獨立工會合法化、限定工時、禁止童工、保護女工，以至設立僱員、老闆和政府三方協商委員會等重要法律，政府也開始以調停人的仲介角色，參与和組織和平處理勞資糾紛的勞資雙方的談判，並最終將這種談判形成了為法律規定的制度。
工人階級前赴後繼的抗爭及越來越廣泛的社會支援和同情，有利於制定工人權益的相關法律，國家在勞資衝突中的角色逐漸中立化，使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層，即資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要變化。資產階級也不得不對工人的訴求作出讓步，不得不和工人代表平等地坐到談判桌上，不得不遵守關於勞工權益的法律規定。這樣，壹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工人的生活水準和工作條件，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不斷得到改善。工人和其他勞工階層生活水準，購買力的提高又促進了國內市場的不斷擴大，這對勞資雙方都有好處，社會衝突便得到緩和。
我們很多中國人很羨慕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工薪階層的生活水準和所享受的權利，很羨慕西方的企業、公司老闆對僱員的文明、善良和「人情味」，以為那是西方工業、科技和經濟發達的必然結果，以為那是西方文化和文明之優越的表現。這是十分片面的看法。其實，在今天中國的沿海城市及世界上不少的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很快，但，工人和其他的工薪階層的生活卻始終得不到改善，甚至越來越差。在這些地方，經濟發展的成果都被少數有錢有勢的人拿走了。如果說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工薪階層的生活水準在壹個世紀以來有很大的改善，那麼，應該說，這些國家的工人和工薪階層的抗爭，是最重要原因之壹。
尤其是，那些在自己國家很文明、很有人情味的西方國家的企業，壹到我們中國或其他的第三世界投資建廠，就突然變臉了，壹下就不文明、不善良，那「人情味」壹下子就無影無蹤了。這是為什麼？為什麼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的南方，在那麼多外資、合資企業里，工人的勞動條件那麼惡劣，工傷事故那麼高，勞動時間那麼長而工資又是如此低下？在這些地方，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又表現在哪裡？這裏的全部問題就是，這些西方公司的老闆在其本國文明善良，是因為這些國家有在社會利益衝突的各方中較為中立的國家機器，有法制，有社會輿論，尤其是有獨立工會的壓力和監督，有法律保護下的工人抗爭的威懾。大量的西方公司在其本國與其在外國的這種行為差別告訴我們，沒有工人的獨立抗爭，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會自動「變好」的。如果說，有不少的老闆、資本家在此時此地對僱員善良，有人情味，那也是工人抗爭歷史造就的，是工人自己爭取回來的。
西方國家政府及政治家上述的對工人階級抗爭的讓步和處理社會衝突的理性化，即是工人抗爭的結果，也是工人抗爭運動越來越溫和，越來越理性的重要原因之壹。不難理解，如果這些政府象我們下面要談到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波蘭政府，及今天的中國政府那樣，堅持對工人的抗爭進行壓制，其結果，當然就會是工人運動越來越激進化，越來越將指向資本家的矛頭轉而指向政府，指向制度本身，工人運動就會不可避免地政治化。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國家機器逐漸地接受了工人抗爭的基本要求，並制定法律保障工人的基本權利，同時，在不拒絕和代表工人的工會對話的同時，以中立的角色促進勞資對話，這就使工人們覺得，他們能夠表達自己的意願和利益要求，他們的這些表達是能夠得到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反饋的，他們在現有的體制內，在現有的法律環境下的抗爭是能夠取得成功的，這樣，工會和工人運動的主流就能將談判取代暴力，將自己鬥爭的目標確定在保護自己的權益上，確定在施加壓力上，以使代表自己利益的法律能在議會通過，使政府能採取較為公正的社會政策，而不是要去推翻社會制度。工人運動中那種主張推翻「資產階級政府」，「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激進主義派別，他們主要是各種派別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也漸漸失去了影響力，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完全邊緣化了。
國家中立化過程的爭論
西方國家政府和其國家機器在這種中立化的轉變過程中，在它們的政治家之間，在要不要通過立法，使獨立的工會合法化，國家要不要保護工人的基本權益等方面，也有過激烈的爭論。爭論中的壹些觀點和憂慮，與我們中國今天的很多人幾乎完全壹樣。法國議會在1884年通過工會合法化的立法前，很多資產階級的代表反對這個立法，他們擔心工會壹旦合法化了，就會發展壯大，就會天天有遊行罷工，以至於國家無法控制，造成社會動亂，並會迫使資本家作出過多的讓步，使法國的企業成本和產品價格上升，會在和德國、英國的企業競爭中關門破產。
另外壹些代表勞工利益，熟悉、關注勞工生活和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的議員，包括壹些溫和的資產階級代表，則在辯論中指出，要避免可能爆發的革命和暴力，避免使工人運動激進化，就必須使工人有獨立的合法組織。因為，工人的組織合法化了，就意味著它得到了政府和法律的承認，它與政府和法律次序的敵對狀況就會改變和消除，工人就會知道他們可以通過什麼樣的合法途徑和方式表達他們的要求。合法化了的工會在發動罷工、遊行等行動時時，就會有合法的工人領袖，將行動的目的、地點、方式等提前通知資方和政府，資方和政府就可以提前作出反應和準備，工人運動就不再是突發事件，而可能是可以預計和可以治理的社會事務。社會為此付出的成本就會小得多。同時，合法化會使工人的組織和其領袖走出地下或半地下狀態，這就使勞資衝突發生時，政府和資方知道可以找誰談判。而工人領袖壹旦能和資方與政府的代表談判，他們的態度壹般就會溫和、「理性」。政府就可以不再採取社會成本和道義成本極高的鎮壓手段來解決社會衝突。
至於說對工人的讓步會使企業成本和產品價格升高，在當時就已經沒有什麼人相信了。因為，當時很多人，包括知識界、政界和工會的積極份子，都多少知道壹些已日益流行的馬克思及其之前的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關於剩餘價值及價格的理論，這個理論指出，商品的價格由工人的工資、成本及利潤這三部分構成，工人的工資及成本的升高並不必然會導致商品價格的升高，而只可能會影響資本家的利潤。換句話說，工人的工資和待遇的改善，會使財富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分配上更為公平，而可以不影響商品的價格和企業產品的競爭力。這壹點，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應該仍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從這些爭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那些贊成、推動獨立工會合法化的人中，有很多人的動機並不真正是要保護工人，而是害怕革命、害怕暴力，是要避免工人運動政治化，是要在根本上保護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我們中國過去的宣傳和教科書中，有很多對這些「改良主義」的批判。說，他們鼓吹對工人階級的讓步，只是為了收買工人，其實，他們在根本上還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對此，我們要說，這裏最重要的不是猜度人們的動機，而是他們在事實上為工人的權益掙到了什麼；重要的不是看資產階級在獨立工會合法化中得到了什麼，而是看工人，看我們所有的勞工得到了什麼。我們工人，勞工的狀況得到了改善，我們的基本權益在法律上得到了認可和保證，別人也從中得到了好處，那又有什麼關係？那不是更好嗎？我們的生活狀況改善了，卻又嫉妒人家也過得好，這不是小家子氣么？我們為什麼要害怕別人得到了利益而忘記了要爭取自己的利益？我們為什麼壹定要崇尚那首先毀滅別人，然後是自己毀滅的「革命」？我們工人和勞工要爭取自己的利益，別人，即使是資產階級也要維護他們的利益，這兩者之間沒有什麼道德上的高下之分。重要的是能夠爭取到勞工的權利和公平的利益分配的機制，而不是抽象的，被政客們利用的「革命成功」。在這裏，我們要特別指出，對我們中國人來說，讓歷史幫助我們走出「革命」比「改良」要「高尚」的誤區，是十分十分重要的。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局限
總的來說，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這不到壹個世紀的時間里，在西方各國，是工人自己掙得了自己的基本權益並迫使國家理性化，而得到的權益和國家的理性化又使工人的抗爭始終是堅決而又是理性的。這就形成了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各國的勞工、資方、國家三方基本是良性互動的局面。這種總體說來的良性互動取代了過去激烈的，甚至是暴力的階級對抗。我們看到，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階層的罷工、遊行示威等抗爭活動從來沒有間斷過，但，它們最後都基本上是和平地結束的。這些國家仍保持著基本的穩定。
談到這裏，我們可以提出壹些有意義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熟知的馬克思主義的預言，如「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社會主義必定取代資本主義」壹直沒有實現？不但這些預言沒有實現，而且在我們中國和前蘇聯等國，「社會主義」反而被「資本主義」給取代了。這是為什麼？在這裏，我們不能回答這些複雜的問題，但，我們認為，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階層在歷史和現實中的抗爭，使他們掙得了自己的基本權利，同時，也迫使他們的國家政權在階級的利益衝突中中立化，從而迫使資本家對工人讓步。這就緩和了社會矛盾和衝突，保證了最低限度的社會公正及工人等工薪階層的生活水準的穩定和提高。這是這些國家的社會制度至今沒有崩潰的最重要原因之壹。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西方國家的獨立工會和獨立工會運動，改變和拯救了工人自身，也改變拯救了他們的國家和社會，包括資本家本身。
關於工人階級抗爭的這種成果，西方國家機器在不到壹個世紀之內的這種重要轉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在其生前完全沒有預見到。應該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歷史上，對工人階級的苦難最了解，最同情的偉大的思想家和傑出的知識分子之壹，他們的著作，尤其是馬克思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對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利益衝突的分析，十分深刻。他們在《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等其他的著作中，說西方國家政府等國家機器，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暴力工具，這在當時他們所處的時代，也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但是，他們到底是人而不是神，他們沒能預見到，或者說，在當時和其他的思想家論戰時，這兩人不願認識到，西方國家的國家機器，在工人的抗爭和全社會的壓力下，其性質能發生演變，可以成為中立的，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衝突的調停人。這樣，工人階級可以不打碎國家機器，就可以掙到自己的基本權益。他們更沒有預見到，所謂的「資產階級的國家」被在他們的思想「指導」下的共產黨推翻后，工人階級又重新喪失了自己的權益，「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居然會成為鎮壓工人運動，頻繁地將工人代表送進監獄的執政黨!
以為打碎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消滅資產階級，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工人階級的「代表」掌握了國家政權，工人階級就及其他勞動者可以壹勞永逸地免遭剝削和壓迫，這是馬克思和許多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壹個重要的局限和空想。關於這壹點，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存在及其解體的歷史告訴我們，沒有強大的、獨立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后，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工從來就沒有擺脫被壓迫的命運；工人階級的「代表」壹旦掌權，就只顧代表他自己，完全把工人拋到了腦後，甚至將幫助他掌權的工人階級當作敵對勢力。事實證明，只是制度和權力變更的革命，不能帶來勞工權益的保障，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壹勞永逸地免遭壓迫的「大同」境界，只是壹個幻想。
關於毛澤東
關於這壹點，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看得很清楚，對「會主義公有制」的問題，對官僚主義的工人階級的「代表」的腐敗及對工人的壓迫，他看得很透。而且，他沒有很多「馬克思主義者」的萎縮和虛偽，他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批評很坦率，也很有氣魄，居然說，「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是官僚主義者和工人與貧下中農之間的矛盾」，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他還號召要「繼續革命」。他的這些話，連他的崇拜者，他的那些「馬克思主義」的同事們，在今天，也被嚇得心驚肉跳。而且，他是說得出來，也做得出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號召、發動、逼迫工人和其他中下階層的群眾，在他的絕對領導下，幾乎壹度砸碎了官僚主義的國家機器，他指定「工人階級領導壹切」，並壹度建立了新的政權機構――有工人群眾的代表參加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
但是，毛澤東從來不能容忍獨立於政府、獨立於共產黨、獨立於他個人的絕對領導的工人運動和工人組織。他的「工人階級領導壹切」的前提是「堅持黨的壹元化領導」，是維護和鞏固他個人的絕對權威。工人運動和工人代表壹旦有可能背離黨的領導，有可能影響他的權威，就會受到最嚴厲的政治迫害。在「文化大革命」中，響應了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奪權」，有時反抗官僚主義的領導，替勞工或下層人物說話的「群眾組織」的代表人物，除了極少數被融入了官僚體系的人之外，大多數人都很快被趕出了「革命委員會」等權力機構，失去了工作，很多人在監獄里渡過了幾年、十幾年的時光。他們的最後的下場都非常悲慘。
在中國的今天，大凡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記得，在毛澤東去世前的七十年代初，工人和其他勞工的生活和工作狀況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比1965年、66年更糟糕。人們對毛澤東非常失望，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對他的「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的號召沒有任何熱情和信任，認為這是他和共產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當時的社會，包括工人、農民，都有壹種普遍的懷念「文化大革命」前的情結。所以，在1979年，鄧小平上台後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澤東「階級鬥爭」和「繼續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包括工人、農民在內的多數中國人的擁護。在此之後，中國政府推行了完全將工人作為犧牲品，作為「改革」對象的「經濟改革」，但很多工人和其他勞工卻對此壹度渾然不覺，反而報以期望，應該說，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政策，實在是太失望、太厭煩了。今天，很多人似乎忘記了，正是這種對毛澤東時代的極度失望，將我們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推到了現在這悲慘的境地。
走出馬克思和毛澤東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有深遠和無所不在的影響，所以，對我們中國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及關注勞工命運的知識分子說，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要。壹方面，對馬克思，我們要看到他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深刻的分析所帶來的深遠意義，我們不能因為號稱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前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做了很多壞事和錯事，就完全怪罪馬克思，就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另壹方面，我們也不能將馬克思主義神化，更不能將馬克思主義的那些過時的、被人歪曲了的教條作為我們工人運動的「指導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中國的工人運動就是要走出馬克思。我們所有的工人和勞動者要的是公正和做人的尊嚴，要的是權利，而不是權力，更不是意識形態的教條。中國獨立工會運動要從中國的實際和保護工人及其他勞動者的權益出發，工人運動就是工人運動，獨立工會就是獨立工會，沒有什麼「共產主義工人運動」，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工會」。
在中國的今天，平靜地對待毛澤東，完整地回憶、理解毛澤東時代，對我們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對我們要發起的獨立工會運動，特別重要。我們知道，隨著貧富懸殊等社會不公正現象的加大和腐敗現象的加深、擴大，隨著失業的日益嚴重，教育、醫療日益商業化，其費用日益昂貴，在社會上，包括在我們工人、農民等勞動者中，對毛澤東時代的眷戀十分普遍。現實的痛苦正在我們的下意識中改造我們的記憶：我們選擇性地遺忘了過去的痛苦，記住、然後不斷地回味著過去的、我們青年時代的快樂。壹些人在批評現實的社會現象，在探討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辦法時，還提出了回到毛澤東「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時代的主張。
應該說，如果我們放棄那種要麼肯定壹切，要麼否定壹切的思維方式，並站在勞工的立場上看過去，就不難看到，在毛澤東時代，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是有不少有意義的東西。如對城市職工的職業保障，對國營企業職工的醫療、退休保障，免費教育，還有對「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的提倡，主張將罷工等權利寫入憲法等。在農村，推廣「赤腳醫生」、「合作醫療」制度，普及民辦教師和村辦學校等，都是對工人、農民十分重要的，符合中國國情，在今天也應該保留的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造反，也不是如現在很多人說的那麼壹無是處，它多少是對那些官僚的壹個威懾，使他們在腐敗時不致於這麼不知收斂。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將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理想化。比如說，失業問題當時就很嚴重，只不過，它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給掩蓋了；至於「群眾造反」，因為群眾組織從來就不是獨立的，它更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由於官僚的「秋後算帳」的反威懾，已經沒有什麼人會「造反」了。在今天，我們尤其不能讓這種對過去的理想化，將今天獨立的工人運動再次引入「毛澤東思想」的死路。是的，我們曾經有過職業保障、公費醫療和免費教育，但，為什麼共產黨的領袖和政府的領導層壹改變，它壹下就沒有了？我們還能將期望完全寄托在「領袖」身上嗎？這裏的關鍵在工人和勞動群眾壹定要有獨立於黨和政府的組織，要有這種組織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而這正是毛澤東所不願意給我們工人和所有的勞動者的最寶貴的根本。所以，中國勞動者不是要肯定還是否定毛澤東，而是要走出毛澤東，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要創造掌握自我命運的新的歷史。
當然，這是對工會和工人運動整體來說。至於作為壹個個體的工會成員，他可以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共產黨員，是毛澤東的信仰者，也可以是佛教、天主教徒，是什麼民主黨、自由黨黨員，更可以是沒有什麼固定信仰的無黨派人士。他除了是工會積極分子外，還可以在工會以外扮演其他的社會角色。工會只有獨立於政治黨派和任何意識形態，才能將儘可能多的人團結起來，它的力量才會大。
西方國家工會運動告訴我們了什麼？
上述對西方國家的工會的歷史作用和社會演變的議論分析，是很簡單的，而且，主要談的是積極的方面。實際上，在這些國家，貧困和不公正的現象，工人的權利被侵犯的事件，仍然是很常見的。而且，這些國家的政治人物和國家機器在勞資衝突中的中立化，也是相對的，主要是相對他們壹屁股坐到資本家壹邊的過去而言。我們不能將這些國家的狀況過於理想化。也因為如此，這些國家的工會和工人，各工薪階層的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而我們之所以在這裏主要談這些國家的積極方面，是著眼于中國，著眼于中國工人運動的需要，是希望中國人能從中學到我們需要的東西。
對中國工人來說，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和現實清楚地說明了，沒有工人的持續的團結和抗爭，沒有工人自己的組織，經濟再怎麼繁榮，工人什麼也不會得到，得到的東西，也會在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中丟掉。尤其是要看到，工人抗爭和獨立組織的存在，不但為工人自己掙得了權利，而且，也推動了歷史的進步，推動了西方國家制度的不斷創新和現代化，使之更具有人性；並改造了，和仍在繼續改造資本家階層，使這個階層的人學會了，或正在學會該怎麼走出強者吃掉弱者的「熱帶叢林」，該怎樣去做壹個人，而不是只做壹個叢林里的動物；也保障了西方國家經濟持續、平衡的發展，國民財富較為合理的再分配，並最終在根本上保障了這些國家的社會穩定。對我們中國勞工來說，看到工人運動的這種偉大的歷史作用，就會在抗爭中充滿信心和自豪，並理直氣壯地駁斥那些說工人的抗爭是「自私」，是「保守」的指責。
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其他階層的人來說，從西方國家上述的歷史中看到工人階級抗爭和獨立工會偉大的歷史作用，也特別重要。它告訴我們，沒有象雨果、左拉、狄更斯這些作家，沒有馬克思、恩格斯、普魯東、饒勒斯等知識分子的介入，沒有各種教會及其人道精神的作用，工人的抗爭的道路會更曲折，犧牲會更大，走向成熟會更困難，甚至是不可能。尤其是，認識到工人抗爭的重大歷史意義，會使關注工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的知識分子最終放棄那種居高臨下的道德上的優越感，使他們從歷史和社會發展之必需的角度，從自己的存在和尋求生命的意義之必需的角度，而不只是因為道德上的同情和憐憫，去關注工人及其他勞工的生活，去介入他們的抗爭。西方國家的歷史告訴我們，工人運動需要知識分子，同時，工人運動也象創造了歷史壹樣，創造了知識分子，創造了知識分子的作品、人格和其社會的、歷史的價值。
在中國，傳統的工業和工業基地正在或已經解體，大量的國營企業在倒閉，大量的傳統意義上的工人已經或正在退休，或者被解僱。同時，大量的農民已經或正在加入工業和新型產業領域。這就是中國目前正在重新形成的勞工階層。它既年老又年青，它因產業的分散而彼此分離，又因彼此來源的不同和彼此的競爭而分裂。中國勞工同時承受著政府和制度的壓迫，老闆的剝削、壓制和自身的競爭、分裂這三重痛苦，他們比西方工人更需要知識階層的幫助、鼓勵和支援。而與此同時，曾給中國的知識階層帶來地位、光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等，已經是越來越沒有了市場。這個階層需要重新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意義。在中國工人的抗爭受到壓制，工人代表被送進監獄的同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也生活在已浸入骨髓的恐懼之中。他們要沒有恐懼的自由生活，需要其他階層的呼應，他們需要中國的勞工!
而對中國政府和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可以吸取的經驗同樣的重要。在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對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的社會抗爭最終能以理性的回應，並通過制度創新和法律的手段，實現了國家機器和行政機關在社會衝突，特別是勞資衝突中的中立化，這是勞資及國家三方能實現良性互動的重要前提。如果這些國家的政府和政治人物對勞工的抗爭始終採取敵對、壓制的態度和政策，這些國家的勞工會陷入悲慘的境地，但，同時，其基本的社會秩序和制度，也可能在劇烈的社會衝突中全面崩潰。沙皇時期的俄國和下面我們要談到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波蘭的情況就是這樣。這就告訴我們，鎮壓，尤其是對勞工抗爭的鎮壓，只會積累矛盾，在壹時的平靜中增加衝突爆發的能量和拖延衝突爆發的時間，這恰恰是在根本上破壞社會的整體穩定。
面對中國已經變化了的社會經濟結構，面對日益擴大的貧困、腐敗和不公正的社會現象，面對日益普遍的勞工抗爭等日益尖銳的社會衝突，中國政府該怎麼做，應該是很清楚了。西方國家的歷史告訴我們，社會的貧困現象和勞工沒有權利保障的問題，絕不只是勞工和貧困人口的問題，它是壹面鏡子，表現並記錄著政府和其各級領導是否具有治理社會的智慧和能力，表現並記錄著這個政府，這些人基本的職業道德及其為人，他們逃避歷史的萎縮、膽小、殘酷或缺乏面對並創造歷史的勇氣、擔當、慈悲。
波蘭團結工會的政治化過程
和上述西方工會及工人運動的政治化到非政治化的發展過程相反，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壹開始是波蘭工人為保護自己的基本權益而發起的工人運動。但波蘭政府不但沒有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沒有通過立法來保證工人的權益，反而對起來抗爭的工人實行鎮壓，這樣，這個政府和它代表的那個體制因此就成為剝奪工人基本權益，迫害工人的主體，它也就迫使工人保護自己權益的運動變成了反對專制，推動波蘭的民主化的政治運動，使波蘭團結工會成為反對執政的波蘭共產黨的政治組織。最後，波蘭團結工會在推動波蘭的民主化成功之後，於1989年推出了自己的代表參加了波蘭歷史上第壹次議會民主選舉並取得了成功，他的代表成為了波蘭民主政府的總理和部長。波蘭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後來更在總統選舉中壹度獲得成功，當選總統。其實，由於此時波蘭團結工會的主要目標是奪取國家政權，而不是保證工人的權益，所以，它實際成為了壹個政黨，而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工會組織。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波蘭團結工會執政后，為了儘快恢復和發展經濟，開始了全面、深入的經濟改革。國營企業的私有化十分迅速，大量的外國投資湧入波蘭。波蘭的經濟在經過壹段短時間的混亂、停滯后，確實開始了迅速的發展。但是，這種經濟迅速發展的成果付出的代價卻是大量的工人失業，就業工人的工作也十分臨時化，沒有保障。執政的波蘭團結工會這時陷入了尖銳的角色衝突。壹方面，它仍然號稱是「工會」，希望能保障工人的權益，增加工人的福利；另壹方面，它又是執政的政治組織，要恢復經濟，便將當時確實是完全沒有效率的國營企業私有化，並採取各種措施吸引外國投資。這種角色衝突的結果，是波蘭團結工會日益脫離工人，日益站到了資本的立場上。這使越來越多的波蘭工人，尤其是團結工會的大量會員感到失望，紛紛退出了團結工會。當時爆發的工人罷工，示威活動，正是反對執政的團結工會的政策。1997年11月，中國勞工通訊的代表應邀出席了波蘭團結工會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在大會期間，中國勞工通訊的代表親眼目睹了大會代表們對團結工會未來的激烈爭論，親眼看到了代表們對團結工會的會員減少的焦慮，尤其是親眼看到大會代表們對團結工會的創始人，當時卸職不久的波蘭前總統，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瓦文薩的失望：在開幕式上，瓦文薩發表了講話之後，有上千名代表的會場掌聲零落，場面十分尷尬。
重新回到源頭
面對新的歷史條件和不可調和的角色矛盾，在經過長期、痛苦的激烈爭論和內部鬥爭后，波蘭團結工會首先出現了分裂，壹小部分人反對團結工會政黨化，反對工會積極分子政客化，為了堅持1980年團結工會成立時的精神，他們自行組織了另外壹個「團結工會」，即「團結工會－80」。至於團結工會的主體，最後也實現了分化和新的轉型，它初期的壹批重要的骨幹脫離了團結工會，去組建或參加政黨及政治活動。現在，作為團結工會的整體則回到了它的源頭，再次實現了「非政治化」。雖然它的成員以個人的身份在各種選舉中參加投票，但，作為壹個工會組織，它不再推出候選人參加議會或總統的選舉，不再從事與工人利益沒有關係的政治活動，它又成為壹個以保護工人和工薪階層權益為目標的真正的獨立工會組織。當然，它在波蘭工人中的威信和影響力，已是不如過去了。
波蘭團結工會的上述歷史演變，十分有意義。壹方面，我們已經說過，它在初期的「政治化」的過程是國際工人運動史上的壹個特例，是政府嚴厲鎮壓的結果，也是波蘭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政治體制的產物，它推動並實現了波蘭的民主化，從而成功地奠定了了獨立工會存在和發展的政治基礎和法律環境；另壹方面，它也告訴我們，即使開始是工人的組織，壹旦它演變為政黨，在上台執政后，也可能背離工人的利益，站在工人階級的對立面。如果波蘭團結工會在波蘭的民主化實現的壹開始，就能抵禦執政的誘惑，能認識到推動經濟體制和保障工人權益之間難以調和的角色衝突，將推動、深化民主化的努力由政治層面轉移到社會層面，果斷地退出政治活動，讓其擁有政治威望和政治熱情，具有執政才能的成員退出團結工會，另組政党參入政治，可以說，波蘭工人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就可能不會如此之大，波蘭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可能會更為平衡。
波蘭團結工會能在現在回到它的源頭，退出政治，再次成為保護工人權益的真正的工會組織，除了因為執政黨的角色和保護工人權益的工會角色是難以兼顧的這壹原因外，還有壹些非常重要的原因，主要的是，波蘭的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波蘭在實現了民主化以後，獨立工會的合法存在，已經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和公眾日常意識的認可，波蘭政府不可能再鎮壓工人的抗爭，並已經開始了在勞資衝突中扮演中立的調停人的角色。因此，波蘭工人為創造獨立工會能合法存在的政治條件而鬥爭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
團結工會與計劃經濟體制
在這裏，我們仍然是站在中國現實需要的角度，談談波蘭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對波蘭團結工會退出政治，重新回到其工會角色的影響。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在波蘭團結工會掘起的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波蘭和中國的六、七十年代壹樣，是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是國家所有。企業的領導由政府任命，這些企業領導的待遇由政府統壹規定，工人的工資由國家而不是企業決定，企業生產什麼，以什麼樣的價格賣給誰，等，都由國家決定。企業幾乎完全沒有自主權。也就是說，工人是僱員，而政府－－國家則是唯壹的僱主。
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勞資衝突其實是不存在的。工人與企業的矛盾，工人與企業領導的衝突，實際上就是與政府、與國家的矛盾衝突。而且，這種矛盾衝突壹旦發生，企業領導雖然可以和工人對話，可以向上級反應工人的不滿和要求，但，除了在領導作風和方式等方面他可以作出承諾外，對工資待遇，對勞動條件的改善及其相關的資金投入等根本的，與工人生活利益直接相關的問題，他幾乎沒有權力作出承諾。他即使作了承諾，工人也不會相信，因為任何人，包括企業領導本人都知道，他的承諾是沒有效力的。在這種經濟社會體制下，政府、國家不得不直接面對工人，它就是工人抗爭的對立面。與工人的對話，對工人的要求作出承諾、拒絕、解釋等，都必須是政府和國家的行為。政府和國家幾乎不可能在這裏扮演中立的調停人的角色，工人的抗爭也很難不政治化。因此，當時波蘭政府的錯誤和笨拙，不在於沒有扮演推動抗爭的工人與企業領導對話的仲介，而在於它本身拒絕和工人對話。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波蘭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它不但實現了有普選制的民主化，獨立工會也合法化了，獨立工會和工人運動合法存在的政治及法律條件具備了，而且，社會矛盾和衝突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過去佔主導地位的國營企業被私有化或股份化了，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也大量存在。多數勞工是在市場經濟中的私有制企業里工作。這樣，壹方面，在周期性的選舉中，各政黨要贏得總統和議會選舉，或要保住其執政地位，就要爭取包括勞工在內的各階層的選票，這就迫使它們和政府提出、執行能調和各階層的利益的政策，保持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衝突中的中立地位；另壹方面，社會的衝突不再主要是勞動者和作為國家代表的國營企業領導的衝突，而主要是與僱主階層，即資本家的矛盾，對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的利益和權益的侵犯和威脅，主要的，不再是來自國家和政府，而首先是來自企業主，是資本家。在這種條件下，獨立工會的非政治化，即退出政治，將政治活動讓給政黨，將自己的存在和活動的目標限定在保護勞工的權益上，將僱主而不是政府作為自己的抗爭和談判的主要對象，就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須的。波蘭團結工會也就是這樣，在最後，不得不逐漸回到了自己的源頭。
團結工會掘起的背景和中國今天不壹樣
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已實現了民主化這壹點外，波蘭社會現在，也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狀況，和中國的現在更為接近。而波蘭團結工會掘起、發展的七、八十年代，其社會結構和性質，和中國的今天完全不同。這就告訴我們，中國今天的勞工運動和可能存在的獨立工會，必然和當年波蘭團結工會的性質完全不壹樣。如今的中國和當前的波蘭有更多的相同之處。隨著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的迅猛增加，隨著國營企業的私有化和股份化，中國的勞資衝突，工人及其他勞動者與企業領導和老闆之間的利益對立和矛盾日益突出，勞工抗爭的對象，越來越多地指向企業領導和老闆，而不是，或不是直接地指向政府，也就是說，勞工的抗爭基本上不是政治性的。而且，在集體意識和心理上，今天的中國勞工也和當年的波蘭工人完全不同，在抗爭時，他們對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報有太多的期望，甚至信任，基本上沒有將這個政府、這個體制當作他們的不幸的直接責任者。也就是說，今天中國的工人運動和可能存在的獨立工會或當年波蘭團結工會的最大的區別，就是它的非政治化，是它將老闆和企業領導，最多是地方政府，作為自己的抗爭對象，而不是向波蘭團結工會那樣，將抗爭的矛頭指向中央政府和體制。
在這種情況下，和當年的波蘭政府完全不同，今天的中國政府有足夠的空間來實現自己的角色變化，實現自己管理社會，處理社會衝突的方式的變化，使自己成為社會利益協商規則的制定者，成為中立的社會衝突的調停人。在這些規則的制定及社會衝突的調停中，政府和它的領導人可以自然地，甚至是不知不覺地實現其朝思暮想的現代化，得到這個政府及其各級領導人所缺乏的，他們骨子裡十分為之焦慮的合法性，得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可惜，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及其領導人並沒有看到這壹點，他們還是像當年的波蘭政府壹樣，十分恐懼獨立工會運動。
中國的社會變了，經濟結構、人們的利益關係、社會衝突的性質都變化了，甚至政府及其領導人的權威和被人民信任的來源，也就是其合法性的來源，都變化了，可是，很多人，特別是那些政府領導人的腦袋瓜還停留在過去。這是十分令人遺憾的。
文化差別也很重要
當然，我們還要看到，同樣重要的是文化的不同。在波蘭，天主教在波蘭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其文化傳統非常深厚。這種文化和當時波蘭共產黨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毫無共同之處。無所不在的宗教信仰以及這種信仰和官方意識形態的對立，使波蘭民眾的精神和心理始終在本質上是獨立於官方意識形態的。而這種對立和獨立，又始終具有宗教性的固執和溫和。同時，它又使波蘭民眾有壹種超越階層、職業、地區、價值之不同的聯繫紐帶。
十分重要的是，分佈全國的教會和教堂，不但使波蘭團結工會在壹開始，就有了壹個先天的，幾乎是牢不可破的組織基礎；有羅馬教皇這樣的壹個無可爭議的精神領袖和象徵；有來自教會的資金支援；而且，它也是抗爭工人的團結精神及道德勇氣的來源，是他們在面臨危險時最後的，也是最可靠的心靈與肉體的避難所。當然，說到最後，天主教提倡的，並至少是在其信徒中多少能實行的那種寬容、行善等價值，在緩解、解決工人之間的分歧，甚至在工人與政府對立的演化過程中，都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些，都是波蘭團結工會迅速掘起，力量迅速壯大，進退相對地自如的文化、心理和習慣上的原因，也是我們中國和中國人所不具備的東西。
波蘭人有上帝和他的天使們的幫助，我們中國人有什麼？除了廟裡的幾個泥菩薩，什麼都沒有。或者說，中國人只是剛剛開始，各自在自己的小作坊里急匆匆地製造自己的上帝。看到這種文化的差別，和看到上面我們講到的社會結構的差別，同樣重要。中國的勞工階層應該坦率地面對自己，和波蘭工人比較，中國的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的團結互助精神差很多，這是我們容易受人欺負的另壹個重要原因，也是中國獨立工人運動所面臨的困難之壹。過去，執政的那些共產黨官僚在實際生活中不把工人當回事，但，在宣傳中，卻把工人和工人階級吹上了天。「工人階級代表了最先進的生產力」、「工人階級最大公無私」等。在這裏，具體的壹個個的勞動者都不見了，有的只是那個抽象的，和我們個人完全沒有關係的所謂「階級」。還有的人其實在這裡是想堵住工人的口，如果工人要提出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馬上就說：工人階級應該是大公無私，替國家著想，怎麼能只想自己？可見，這些好聽的話，不但不中用，而且很有危害性。
正視我們的缺點
我們過去的宣傳和教育中說工人階級先進，是因為它和大生產相聯繫。這也是壹種完全不符合現實的，過時了的馬克思主義教條。按這種理論，我們上億計的民工就不是工人了，因為我們多數是在建築、製鞋、玩具等行業，是在中小企業里工作。而且，在今天的社會，那些傳統的大工業的重要性，已經是大不如以前了，工人主體的分佈，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和過去相比，和七、八十年代的波蘭工人相比，我們要分散得多，我們彼此的來源、習慣、甚至方言都不同，我們要實現當年波蘭工人那樣的團結，會比我們想像的困難得多。官方那種對抽象的「工人階級」的吹捧，其另壹種危害是妨礙了我們對自己缺乏波蘭工人那樣的團結精神等缺點的認識。過去，在報刊和其他公開場合的討論中，人們很少談到我們工人的這些缺點，如果要談，馬上就會有人制止，說這是對先進工人階級的否定。也就是說，和波蘭工人比較，我們不但沒有那種宗教的聯繫紐帶，而且，還有很多過去官方宣傳形成的教條、文化習慣在起作用，這極大地妨礙了我們自己對自己的優點、缺點和弱點的認識。比如，在我們城市的工人中，就有很多人對外來的民工瞧不起，認為他們是農民，沒文化、自私、認為只有自己是真正的「工人階級」。而在抗爭中，很多城裡人特別膽小怕事，他躲在壹邊，不敢參加抗爭，又希望抗爭能取得勝利自己能得到好處。妳看，我們其實不是像人們說的那樣「大公無私」。我們勞動者和所有的人壹樣，是壹個正常的人，就像馬克思喜歡引用的壹句古希臘名言：人所具有的我無不具有。我們決不能喪失做人的尊嚴，不能給老闆做牛做馬，同樣，我們也決不要理會那些將抽象的「工人階級」、「勞動人民」描述得像天使壹樣的無聊的吹捧。
我們應該知道，所謂「文化」，不是那麼抽象的東西。上面提到的那些在過去的教育和宣傳中的教條，也是文化的壹種，它多少仍然留在我們的頭腦里，妨礙著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妨礙著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批評。我們要改變自己的文化，當然不需要像波蘭工人那樣，趕快都去信仰壹種宗教。我們可以找到壹個很重要、很具體的出發點，就是，不要再相信，也不要讓別人再相信過去的那些對工人階級的胡亂吹噓，將自己在道德上看作是和其他人壹樣的活生生的、有能力也有缺點的人。然後，努力去在抗爭的過程中克服自己的缺點和弱點。這樣，在了解波蘭團結工會的歷史時，我們就會頭腦清醒，客觀地看到自己和中國的實際。
其實，我們在上面提到的，社會變化了，可那些政府的領導人的腦瓜還停留在過去，這除了是他們的認識等問題外，也有壹個文化、習慣的問題。他們這些人還停留在過去的意識形態，是過去的宣傳的俘虜，是過去壓制任何性質的社會抗爭的習慣延續。因此，我們應該特彆強調，中國的獨立工會運動，是爭取和保護工人，當然包括民工、農民，等勞動者的權益的社會運動，同時也是壹個創造新的觀念、新的習慣的文化運動。
我們中國沒有波蘭那樣的宗教文化傳統，這種創造就更為重要。我們勞工，特別是那些越來越多的關注、同情勞工狀況的記者、律師等知識分子，應該在我們的行動中，反覆講、處處講、系統地講：解決社會衝突，應該用談判，而不是鎮壓的辦法，勞工的抗爭是為了爭取、保護自己的權益，而不是為了推翻政府。用談判的方法解決社會衝突，對勞工、對政府、對企業本身和老闆，都是有好處的。利益衝突不是過去我們以為的那樣勢不兩立，而是可以調和的。這實際上就是壹個在中國創造壹種新的政治文化的具體過程，是壹個創造歷史的具體過程。文化和歷史的創造絕不只是文人和政治家的事，絕不只是大學、研究所和教授、專家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也是我們工人，當然包括民工、農民，我們所有給別人打工的人的事。
我們為什麼要寫這本小冊子？說到底，就是給大家，特別是工人和其他勞工壹個系統的說法，給勞工壹個與政府、與企業領導和老闆的壹個溝通的手段。同時，也給政府的官員們，給社會各階層的人，壹個新的思路。也就是給出壹個新文化、新習慣創造的起點，這就是文化的創造，壹點也不神秘。而我們為什麼能寫這本小冊子？這主要也是得益於今天越來越多的工人、農民的抗爭，得益於這種抗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新的社會現象。其實，在歷史上，壹些人、壹些社會團體在創造歷史和文化的新的壹頁時，他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也沒有想到這種創造。這種創造是後來才看出來的。
關於對團結工會的恐懼及對中國獨立工會運動的恐懼
在這裏，我們想從另外壹個角度，更詳細地介紹波蘭團結工會。因為，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波蘭團結工會有特別的意義。在介紹過程中，我會夾雜著壹些議論，以挖掘和強調那些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人特別有用的東西。由此，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在這裏，我們談論的，既是歷史，也是今天；既是人家波蘭的事，更是我們中國的事。
從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國和前蘇聯及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東德等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十分疏遠和緊張，實際上是處於敵對狀態。在波蘭的獨立工會運動爆發的七十年代初，及波蘭團結工會成立、發展的八十年代，中國的報刊對這種「敵對國家」里發生的政治麻煩，作了大量的報道。因此，在八十年代，波蘭團結工會及它的領袖瓦文薩，在中國，尤其是在中國的城市居民中，幾乎是家喻戶曉。但是，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尤其是九十年代后，隨著中國社會問題的日益嚴重，中國政府開始恐懼波蘭團結工會對中國的影響，中國的報刊再也不談波蘭團結工會了。
1989年4月25日，面對發生在北京並開始擴展到全國的民主運動，中國當時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有壹個關於波蘭團結工會的談話，其大意是：要吸取波蘭團結工會的教訓。
波蘭共產黨及其政府對團結工會的態度太軟弱，我們壹定要立場堅定，不能讓步。鄧小平的這個談話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政府官員對波蘭團結工會及中國可能存在的獨立工會運動的恐懼。現在，十多年過去了，但中國幾乎所有的報刊和網際網路網站仍然不敢公開地討論勞工成立自己的獨立工會的問題。尤其是各級幹部，包括那些工會幹部，對「獨立工會」問題，更是談虎色變。在這裏，重要的原因之壹，是波蘭團結工會的歷史及其重大的歷史作用把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嚇壞了，也把很多中國的記者和知識分子嚇壞了。因此，壹提到「獨立工會」，他們馬上就想到波蘭團結工會的政治性，馬上就想到波蘭團結工會對改變波蘭、前蘇聯等東歐前專制國家的關鍵作用，馬上就把在中國可能存在的獨立工會和波蘭團結工會等同起來。這種對波蘭團結工會的恐懼，及由此而衍生的對中國可能產生的獨立工會的恐懼、敵視，使「獨立工會」這樣壹個如此重要而在現代社會中又十分平常的問題，變成了討論的禁區；而且，這種恐懼也已經變成中國各級政府鎮壓獨立工會運動的壹種最重要的心理衝動。他們怕，所以要鎮壓。
這樣，對波蘭團結工會的恐懼，阻礙著很多中國人了解中國今天的勞工抗爭的非政治化的特點。這種恐懼成為中國建立真正的社會對話機制的重要心理障礙。這樣，了解波蘭團結工會，分析這種恐懼，就十分必要了。
要吸取經驗教訓而不要恐懼
對中國工人、農民等勞動者來說，了解波蘭團結工會歷史的意義十分重要。壹方面，波蘭團結工會的歷史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如果沒有勞動者的團結和前仆後繼的抗爭，如果老是指望別人的同情和施捨，指望有「好領導人」的出現來保護自己，勞動者將永遠在「期望、失望、再期望、再失望」中打圈子，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另壹方面，可以將當時波蘭社會和今天的中國社會進行比較，以此更具體地認識到今天中國社會的特點，認識到中國工人、農民等勞動者今天的生活和想法與當年的波蘭人都不壹樣。這樣，就可以避免那種盲目地照搬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盲目地照搬西方工會史上的做法的企圖，找出壹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工人運動發展之路。
而對中國政府的各級官員來說，通過對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教訓的總結，通過對中國的今天和當年的波蘭之不同的了解，通過對今天中國的勞工和當年的波蘭勞工的不同的了解，及對中國今天勞工抗爭和當年波蘭團結工會之不同的了解，來改變他們的觀念，同時，也學會處理社會矛盾和衝突，以及避免這種矛盾衝突激化的基本方法和技巧。這壹點十分重要。中國政府及其官員現在對獨立工會運動十分恐懼，這與他們的觀念陳舊，不了解今天中國的社會特點有關，同時，也和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社會衝突的基本方法有著重要的關係。如果他們的這些問題能開始解決，如果他們對獨立工會運動的這種恐懼減輕、消除了，他們對獨立工會運動的敵視態度就有可能轉變，中國的那些為數越來越多的工人、農民領袖的悲慘命運就可能改善，中國獨立工會運動發展的障礙就會小得多，社會各階層之間和平、理性的對話機制就可以更順利地建立。
波蘭團結工會運動興起的背景
波蘭團結工會運動開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們已經說過，當時的波、中經濟體制幾乎完全壹樣：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
也就是說，當時波蘭的重要的企業幾乎全都是國營企業，企業的生產、銷售，企業產品的品種、數量和價格，全都由中央政府的計劃來規定。當時的波蘭不但沒有什麼私人和外資企業，而且，國營企業也沒有或擁有很少的經營自主權。因此，當時的波蘭和當時的中國壹樣，不存在壹個企業老闆和企業領導階層，企業領導都只不過是國家在企業的代表，只不過是中央政府行政計劃和指令的具體執行者。也因此，和現在的中國不壹樣，當時波蘭工人和企業的衝突，勞工階層和企業領導的「利益」衝突，都只不過是工人、勞工與國家、與中央政府官僚體制和行政計劃的衝突，工人對企業領導的不滿，都可以解釋為對中央政府的不滿。
1970年12月，波蘭政府因為財政困境和企圖推動所謂的「消費現代化」，居然在波蘭人最重要的節日－－耶誕節之前，決定大幅度提高肉類、奶製品等日常生活品的價格，同時降低電視機、電冰箱等當時被視為高檔消費品的價格。這些波蘭的官僚們壹開始就是這個高度集權體制和粉飾現實的宣傳的犧牲品，他們完全不了解壹般波蘭勞動者的生活困境：在當時波蘭的勞工中，只有極少的人買得起那些高檔消費品，而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收入的全部幾乎只能用來購買日常消費品。因此，日常消費品價格的大幅提高，使當時多數波蘭勞工家庭根本就活不下去。當時的波蘭也有壹個共產黨領導下的官方工會，當然，它完全不能、也不願反映，表達生活的真實和勞工的不滿，政府控制下的報刊輿論更是只為政府的荒唐決策唱讚歌。此時的波蘭工人要活下去，唯壹的出路就是罷工，走上街頭以表達自己的要求來改變政府的決定。於是，在波蘭工人最集中的城市格旦斯克和什切青市，造船廠工人率先罷工，並走向街頭遊行示威，隨後，該市其他企業的工人也紛紛呼應格旦斯克造船廠工人的行動，舉行罷工和上街遊行示威。
當時波蘭政府對工人的不滿和抗議的回答是嚴厲的鎮壓。他們出動了坦克、軍警，並向手無寸鐵的工人開槍，四十五名工人被打死。工人的抗議和政府的血腥鎮壓震驚了全波蘭。在波蘭，「波蘭人開槍打波蘭人」是件最可恥的事，因此，鎮壓激起的全民憤怒導致了政治危機，波蘭共產黨和政府當時的領導人，曾經在1956年譴責政府對工人的鎮壓，發誓要永遠依靠工人階級的哥穆爾卡等人被迫下台。新的波共和波蘭政府領導人蓋萊克壹上台，就取消了前任政府提高物價的決定，親自來到格旦斯克造船廠，和他的前任在1956年初上台時壹樣，公開向波蘭工人道歉，並就改善工人生活，甚至就追究屠殺工人的責任人，修建死難工人紀念碑等工人最關心的問題作了承諾。按我們中國人今天的話說，就是蓋萊克壹上台就努力塑造「親民形象」。
這位新的領導人的新形象在壹開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當時的波蘭工人又壹次真誠地以為，有了這位開明的、親民的領導人作主，他們的生活和社會地位就可以大為改善。所以，他們放棄了抗爭，也放棄了自己組織起來的要求。但，很快地，工人就徹底失望了：工人在放棄了抗爭后，政府根本就沒有兌現追究殺害工人的兇手，建造紀念死難工人紀念碑的承諾，大量因罷工、遊行而被解僱的工人也仍然找不到工作，工人的生活與工作條件在繼續惡化。尤其是，政府在因盲目的經濟擴張導致了財政危機后，競重蹈舊政府的復轍，竟決定從1971年7月1日起，再壹次提高日常生活品的價格！
團結工會的掘起
當然，波蘭工人從來就沒有忘記他們死難的兄弟。每年12月的耶誕節前，很多工人都自發地來到1970年罷工工人被槍殺的地方，悼念死難者。現在，他們感覺到，死難兄弟的血因為他們對國家的「開明」領導人的輕信而白流了，他們又壹次落到了活不下去的境地！被欺騙的波蘭工人再也不能忍受了。1980年8月7日，壹位替工人說話，並廣為其同事所尊重的女工－－她的名字叫安娜－－在離她退休只有幾個月之時，被格旦斯克造船廠廠方無理解僱。多數工人在開始時，對此事十分氣憤，但卻感到無可奈何。然而，有三名勇敢的年青工人挺身而出，他們在工廠里散發傳單，號召工人罷工，為這位被無理解僱的女工討回公道。在傳單中，這三名工人指出：為什麼當局要解僱安娜？因為她在工人中有影響力。孤立、解僱敢於抗爭的工人，是當局壹貫採取的手段。今天如果我們不能保護安娜，我們今後將不能對任何提高物價、延長工時的決定作出反抗。保護他人，是保護我們每個人的利益的最好手段。如果妳不為安娜做點什麼，妳將會遭遇和她同樣的命運。
在這三名年青工人的鼓動下，格旦斯克造船廠的工人克服了內心的恐懼，於8月14日開始了罷工。就在這壹天，當時還是壹名普通的電工，因參加了1970的罷工而被開除的瓦文薩－－他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和波蘭總統，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來到工廠，和準備罷工的工人壹起。是瓦文薩的勇氣和雄辯最終使工人不再猶豫，宣布罷工並佔領工廠。波蘭工人此時就表現了他們的團結和責任感。他們立即成立了罷工委員會，並民主地推選了罷工委員會的成員，其領導人就是瓦文薩。各車間也選出了工人代表。為保護罷工的秩序和公共財產，工人們還成立了工人糾察隊。
宣布佔領工廠而不是上街示威遊行，這是壹個異常重要的決定。它是格旦斯克造船廠的工人，在總結了1970年罷工運動的血的教訓後作出的。
當年，罷工開始后，工人們衝上街頭遊行示威，激情和憤怒在群體中激蕩並使其能量劇增，誰也無法控制。壹些商店和公共設施被破壞，對警察局、政府機關的衝擊，給政府平息其內部分歧提供了最好的手段，也給它的鎮壓提供良好的借口。同時，示威使工人們在混亂中完全暴露在街頭，幾乎沒有任何手段保護自己。他們被軍警打死打傷，甚至被坦克碾壓，被大量拘捕多天，甚至多年後，人們還不知道他們的姓名、數量。現在，上萬工人以佔領工廠的方式示威，就完全可能避免過激的行動及由此導致的矛盾激化，也使當局對工人的鎮壓，在道德、法律和技術上都更為困難。
特別是，以佔領工廠而不是上街遊行的方式實行抗爭，可以給其他企業和行業的工人，給其他階層的人們，包括給政府本身，以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來了解正在進行的抗爭。壹個企業的工人舉行了罷工，其他的企業和行業的職工會受到鼓舞，同時，他們也需要時間來克服自己的猶豫和恐懼，然後再以具體行動來支援、加入這個抗爭；對政府來說，它也需要時間來了解抗爭的原因，平息其內部成員的爭論以尋找對自己有利的解決問題的辦法。當然，政府如果有了更多的時間，在它的內部的爭論中，主張鎮壓的強硬派可能會佔上風，它可能會更從容地調動鎮壓的軍警，結局也可能更糟糕。但，和罷工遊行后立即逼迫政府攤牌比較起來，給政府以更多的時間思考，同時抗爭的工人也能積蓄更大的力量，這種方式還是要好壹些，公正、和平地解決衝突的可能性－－我們只能說是可能性－－會稍微高壹些。中國某個企業的勞工抗爭的結局會怎麼樣？如果是十幾年前，我們會說，壹定失敗。但，今天的中國已經變化了，現在，我們認為，某個企業工人的抗爭的結局取決於很多因素，事先鐵定的結局已經不存在了。因此，我們可以，也應該選擇那種成功的可能比較高的辦法。在這裏，勞工的勇氣、智慧和理性，都可以派上用場了。
格旦斯克造船廠工人罷工委員會的第壹個決定是進駐工廠的廣播站，並決定將與廠方談判的過程，通過廣播直播，讓全體工人知道並參与。工人還將廣播喇叭安裝到工廠圍牆外，使鄰近的企業和居民都能聽到。同時，將談判、廣播的內容全部錄音，除存檔外，工人們特別將錄音立即送給其他企業的工人和媒體記者。廣播直播談判過程，使工人有了直接的參與感，使他們幾乎是在壹瞬間挺直了腰桿，發現自己居然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發現掌握了自己命運的踏實和喜悅，發現這種踏實和喜悅的得到，遠不是過去想像的那麼困難。同時，談判的直播也使工人們不會產生工人代表與當局「作交易」的懷疑，能迅速增加和顯示工人的凝聚力，那種莫名其妙的恐懼和猶豫也壹下子消失了。工人們壹下就變了，變成了有尊嚴和責任感的真正的人。確實，生命的深處和鬥爭本身有某種神奇的東西，它能使人被自己對自己的發現所震驚。
談判的直播和錄音，也使長期高高在上的政府當局能真正了解下情，了解工人和他們的代表，有正常思維和道德感的官僚會感到工人「鬧事」根本就不是那麼可怕，會看到，這裏根本就沒有什麼敵人，工人比他們想像的，比他們的同事們，要通情達理得多。他們甚至會感到直接向工人訴說他們的苦衷的心理鬆弛，感到向工人直接展示他們的良心、談判的技巧和處理事務的能力的愉快。他們甚至會第壹次發現怎樣才能真正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任。同時，面對直播和錄音，那些總是企圖誣衊工人，推卸自己的責任，鼓動鎮壓的壞官僚，也更難張開他的那張臭嘴。
工人的團結立即顯示了它的力量。平日高傲、矜持、平常的工人幾乎是不可能接近的格旦斯克造船廠總經理，幾乎是在罷工的開始，就和罷工的工人代表平等地舉行了談判。談判前，工人要求「徵用」總經理的小車，去立即接回被開除的女工安娜，在這位總經理支支吾吾時，他的司機已經壹溜煙地開車跑了，接回了安娜。
代表工人談判的瓦文薩決定從較簡單的問題開始。他提出的第壹個要求是，由波共格旦斯克省委書面作出保證，不事後追究和迫害工人罷工委員會的成員，立即恢復被解僱的安娜和瓦文薩本人的工作。經過兩天艱苦，很多時候是吵吵囔囔的談判，到8月16日，總經理幾乎答應了工人提出的所有條件。格旦斯克造船廠罷工的工人似乎取得了勝利。8月17日，就在瓦文薩宣布工人的要求被基本滿足，罷工結束的同時，格旦斯克其他企業的工人代表，紛紛來到造船廠，他們在表達對格旦斯克造船廠工人罷工的支援的同時，也要求該廠的工人對他們的呼應予以支援。
其他企業工人代表的到來，激起了罷工工人的爭論。罷工結束的宣布激起了部分工人的憤怒，甚至有人指責瓦文薩是出賣了工人的「叛徒」。
1970年12月的流血及其後政府領導人表達的「善意」，深深地銘刻在工人們的心裏。很多工人代表不再相信工廠總經理和格旦斯克省地方政府的承諾。他們提出，拋開這些地方領導人的誠信不說，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撤換工廠和地方政府的領導人，然後宣布他們與工人達成的協議無效。而且，即使有了最好的結果，即這壹次達成的協議全部落實了，但，今後呢？
尤其是，格旦斯克造船廠的工人清楚地知道，當局之所以有較快的讓步，是因為有其他企業工人的支援和聲援，是因為它害怕其他企業的工人也會罷工。現在，他們怎麼能扔下其他企業的工人？如果他們如此自私，如果每個企業的工人的抗爭互相孤立，得到的成果也會輕易地丟掉。
當瓦文薩在宣布罷工勝利后，自我感良好時，他的朋友這樣提醒了他，當然是用工人的語言：狗屁！有人罵妳是叛徒呢！
瓦文薩如夢初醒。憑藉其工人的直覺和多年鬥爭的經驗，他立即理解了，與這壹次工人動員起來的力量和表現出的團結、堅定的精神相比，得到的「勝利」，其實是很脆弱，甚至是虛幻的。如果在此時復工，波蘭工人可能喪失壹次重大的歷史機遇。正因為他突然感到責任的重大和事態的危急，竟沒有和他人商量，他就果斷地大聲宣布：罷工繼續，我說過，我將是最後壹個離開工廠。這是1980年8月17日。
波蘭格旦斯克造船廠工人的罷工也在這壹瞬間起了質的變化：他們不但是為爭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而抗爭，也是為了格旦斯克，乃至為了全體波蘭工人的團結、權利和利益而抗爭。當格旦斯克造船廠總經理知道工人繼續罷工的消息時，壹聲長嘆，說：這不再是壹般的罷工，而是顯示團結的罷工！「團結工會」的「團結」這壹名稱，就這樣產生了。
接著，格旦斯克造船廠的工人罷工委員會和格旦斯克地區的各個權益的工人罷工委員會的代表協商，迅速成立了波蘭沿海地區廠際罷工委員會，瓦文薩被選為廠際罷工委員會的主席。這，就是波蘭團結工會的誕生。
面對空前團結的工人，波蘭政府終於不得不認真準備談判。
團結最重要
從以上的敘述中我們看到，波蘭團結工會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團結。妳看，在壹開始，那三名青年工人號召工人起來罷工，其背景，當然是工人的生活水準的急劇下降，是工人的權益毫無保障。但，這三名工人首先號召的是，為了保護同伴而罷工，為了顯示工人的團結而罷工。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沒有工人之間的互相保護，團結就是壹句空話，爭取自己的權益就是壹句空話。
在以上敘述的最後，我們也看到，格旦斯克造船廠的工人決定繼續罷工，也首先是為了保護其他企業的罷工工人，是為了在具體的行動中，而不只是在口頭上，創造、顯示波蘭工人的整體團結。他們說得很對：保護同伴，就是保護自己。團結是什麼？它首先是互相保護。就這麼簡單。壹人受到迫害和不公，大家都不答應，大家都要為這個人而行動起來。工人們在其全部的抗爭活動中顯示了這種互相保護的團結精神，其結果，不但是罷工的工人在數量上迅速增加了，更重要的，是顯示了壹種不可能被各個擊破的整體化的質的力量，這是壹種超過了數量本身，具有強大的震撼力的道德力量。在這種力量面前，首先是工人自己被自己所震撼了，他們好象突然發現，自己原來屬於不可撼動，高聳入雲的壹派山脈，屬於不可填平，波濤洶湧的壹個海洋。他們被屬於自己的這派山脈、這個海洋的雄偉壯闊所陶醉，充滿了喜悅。恐懼、猶豫、自己的小算盤，因此全都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自信、責任和力量感。於是，震撼在喚醒了新的意識和意志后又形成新的震撼，力量又產生著力量。在這種沸騰滾動、不斷增大的力量面前，其他階層的人，包括政府機關的幹部、知識分子也震撼了，他們不再是對工人的貧困、遭遇的不平而同情，不再為社會秩序的混亂和前景的不明而擔憂，他們突然產生了對工人們的壹種從沒有過的信任，他們完全被工人團結的道德魅力和新的正義的力量魅力所吸引，就象被壹個巨大的藝術傑作的美感所吸引壹樣。和這種魅力、這種美感比較，他們平日的那種忍氣吞聲、苦苦鉆營的生活突然變得無聊得不可忍受；他們的已經創作和正在創作的作品突然顯得那麼蒼白。他們要站在抗爭的工人壹邊，突然不再只是 因為弱勢的工人的需要，而是他們內心的呼喚，是他們自己生活的新的意義的需要，是他們要在自己的親戚朋友，特別是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證明自己是壹個靠得住的人的需要。
在工人及全社會的這種力量面前，擁有武裝到牙齒的軍警的政府，像傳說中吃了巫師的魔丸，突然變成壹個拇指大的小人兒壹樣，像壹個闖了大禍，被人領到父母面前的淘氣鬼壹樣，全沒了底氣。連它的那些有家庭和朋友的將軍和士兵們，也沒有了鎮壓工人的士氣。這個政府不和工人談判，又能怎麼樣？確實，在1981年12月12日，在前蘇聯可能的軍事干預的威脅下，波蘭成立了軍政府，實行了軍事戒嚴等最嚴厲的鎮壓措施，撕毀了與團結工會達成的協議，取締了團結工會，逮捕了幾乎所有的團結工會的幹部。但，即使全波蘭社會當時有壹種為避免蘇聯的干預而產生的忍耐，波蘭軍事政府也到底沒能堅持下去。在蘇聯干預的威脅真正消失以後，1989年2月6日到4月5日，波蘭政府和團結工會舉行了地位平等的圓桌會議，恢復了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
鄧小平沒見過團結的工人
1989年4月25日，當遠在北京的鄧小平批評波蘭政府「手軟」，沒有對團結工會採取「最嚴厲」的措施時，他當然是錯了。尤其是，他從來就沒見過波蘭工人這樣的團結，沒見過這種團結所喚起、所顯示的社會力量和道義的力量，他根本就不知道，波蘭當時的政府沒採取他所說的那種「最嚴厲的措施」，根本就不是當時波蘭領導人的「認識問題」，而是因為社會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種變化會使那種「最嚴厲的措施」成為最愚蠢的自殺：它既會是壹個執政黨、壹個政府的自殺，尤其會是壹個民族的自殺。
實際上，中國自1949年以來的社會控制，尤其是對工人、農民等勞動者的控制特別嚴厲。這是中國在在1989年春天以前，幾乎沒有發生過象波蘭1956年、1970年、1976年、1980年那樣的社會衝突的重要原因之壹。因此，中共的歷代領導人從來就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社會矛盾衝突，他們在這方面毫無政治經驗和心理準備，他們對壹個正常的社會中，常見的批評、社會衝突，完全沒有心理承受力。平日沒事，他們頤指氣使；壹旦有事，他們極容易像寵慣了的孩子壹樣發怒、恐懼、驚慌。主要領導人壹發火，他的手下就更是驚惶失措，趕緊拍馬屁，根本就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見。最重要的決定，往往就是在這種惱怒、驚慌的非理性狀態下作出的。1989年6月中國政府在北京對學生和工人的血腥鎮壓，就是這樣。和那些眾多的鄧小平崇拜者認為的相反，在實際上，撇開基本的道德不說，像鄧小平這樣中共老壹輩的領導人，沒有什麼真正的政治經驗，有的只是宮廷權力鬥爭經驗。真正的政治不是權術，其實就是以和平的手段管理、調解、處理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這沒有什麼神秘的。用強大的軍警力量，去打擊手無寸鐵的人民，那算什麼本事？就像壹個五大三粗，沒腦子、沒文化的漢子，與體弱的婦女、孩子吵架了，他不去講道理，反而還操起傢伙打人，這算個什麼東西！
我們說過，真正的工會運動應該獨立於政治，但，這絕不意味著勞工不應該關心政治，絕不意味著勞工的政治意識不重要。實際上，只有具有壹定程度的政治意識，才能把握住政治活動和獨立工會運動的區別，才能真正意識到工會獨立於政黨，獨立於政府的重要性，才能知道怎樣與政府、與資方談判，才能知道應該如何在談判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且，理解政治，具有壹定的政治意識，遠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困難。其實，我們應該，也可以，憑藉我們的生活常識就將政治看透；不要把政治和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政治領袖看得那麼神秘，那麼高大。事實上，他們這號人就象我們上面指出的，經常像被慣壞了的孩子，愛發脾氣，怕事任性，常常十分不理性。尤其是，他們這些「大人物」之間，經常十分的不團結。特別是在社會衝突發生時，他們之間的矛盾立即會爆發，和我們經常看到的不和諧的家庭幾乎是壹模壹樣，吵架、互相推責任、彼此都想乘機把對方趕出那間大房子。所以，對待他們，我們應該就像成熟、冷靜的大人對待任性的孩子壹樣，不卑不亢，即堅持基本的立場，也去理解對方的處境和想法。這樣，就可以像當初波蘭團結工會的工人壹樣，用理性的氣勢壓倒他們。他們倒很可能像1980年8月底，格旦斯克地區廠際罷工委員會成立壹周以後的波蘭政府，回到理性，放棄鎮壓，認真談判。
尊嚴的力量
團結工會運動中的壹些細節，很動人。在我們上面講到的1980年8月17日，格旦斯克廠際罷工委員會成立以後，8月22日，波蘭政府派出壹位副總理和這個委員會談判。這位政府副總理又任命了壹位名叫科洛傑斯基的高級官員作為他的代表，負責與廠際罷工委員會協商談判的具體安排。這位科洛傑斯基在與工人日常的周旋中，完全被工人們的團結、堅定、禮貌、理性、真誠感動了，他最後竟然「叛變」，壹屁股座到了罷工的工人壹邊。在廠際罷工委員會成立后，先後有兩位政府副總理與罷工的工人談判。這兩位總理在最後被波蘭政府召回首都華沙，與工人們告別時，都含著熱淚。他們後來堅決反對政府對工人鎮壓的主張。在和工人代表談判的幾天里，這兩位高官生平第壹次真正開始了解工人，他們學到了在官場幾十年都沒有，都不可能學到的東西。工人的坦爽、熱情、樂觀、幽默，與官場里的冷漠、無聊、鉤心鬥角，形成鮮明對照。他們怎麼能不感動？這非常具體地說明了，工人的團結、堅定、理性、尊嚴、禮貌等素質所產生的力量和魅力。這些，都是像鄧小平等這樣的中國領導人，到目前為止，沒見過，也不可能想像的。他沒見過、不懂工人和勞動者在這裏抗爭的力量，對他們也沒有感情，所以也就無法理解當時的波蘭政府為什麼不得不讓步。
要看到，中國政府的很多領導人，過去口頭上講「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現在講「三個代表」，似乎將工人和勞動者的地位看得很高。其實，在骨子裡，他們和世界上大多數的權貴沒有什麼兩樣，他們十分瞧不起，也根本就不了解我們工人和勞動者。而在我們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中間，也普遍存在著壹種對政治、對官場、對高官的過分的神秘和敬畏，似乎是習慣了被他們瞧不起。這兩種心理狀況，壹邊是傲慢和偏見，壹邊是過分的謙卑，壹定要改變。它實際是我們中國的社會對話機制難以建立的另壹種文化和心理障礙。很多時候，對話變成了官員的訓話。而壹些不知趣的官員的沒完沒了的訓話，又常常使工人們壓抑、無可奈何，最後是憤怒的爆發，對話和談判也就破裂、失敗了。妳看，不只是對話、談判的內容，而且是對話、談判時的心理狀態，也十分重要。談判時，坐什麼位置，誰先說話等這類禮儀當然體現著平等，但，最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平等。在和政府、資方的代表談判時，我們勞工的代表壹定要有尊嚴，不卑不亢。壹旦我們這樣做到了，官員，還有老闆開始的那種居高臨下的傲慢，會壹下子無影無蹤，會壹下變得特別認真。平等、有效的對話談判就有了壹個基礎。在這裏，主動權實際上是在我們勞工代表壹邊。
問題是，什麼是尊嚴？怎樣才能有不卑不亢的平等心理？說簡單壹點，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不要將政治、將官場、將那些政治人物神秘化，用我們日常生活的知識和直覺將這些看透。我們說過了，那些領袖人物其實沒有真正的處理社會各階層利益衝突的政治經驗，面對衝突和抗爭，他們經常驚慌害怕任性。他們之間又是矛盾重重，拍馬屁成風。這有什麼神秘的？他們哪壹點比我們高明？連他們的那些領袖人物都是這德行，其他的官員又有什麼可神氣的？看透了這些，我們在面對這些高官時，就會有壹種平靜，甚至應該有幾分對他們的憐憫，當然不應該是蔑視。這樣，在我們的心裏，在我們的眼睛和臉上，在我們談話的口氣和各種動作里，都會表現出平靜和平等。這就是尊嚴。我們不是向他們乞求屬於他們的什麼東西，我們是保護、要求本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我們在教會他們該如何認識事實，該如何認識和實現社會公正，該如何用新的方式管理社會和處理社會衝突，該如何真正做到「三個代表」。毛澤東的這句話說得好：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該驕傲的應該是我們勞工才是！
團結首先是相互保護；尊嚴是用生活的常識將政治、政治人物和官場看透，不將之神秘化之後，面對高官時的平等感。對我們中國勞工來說，通過對波蘭團結工會掘起過程的了解，認識到這兩個東西，特別重要。在抗爭開始后，在和政府和資方的代表談判時，這兩個東西特別有用。
團結也最困難
讓我們再談談工人的團結吧。在上面，我們重點介紹了波蘭團結工會的開始，因為我們知道，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難的，是有壹個好的開始。
我們也談到了，團結是多麼的重要。有壹些人認為，在抗爭開始時，最重要的是提出明確的、恰當的要求。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我想，第壹重要的，可能是罷工工人的團結。只有在團結壹心的基礎上提出的既代表工人的意願，又有實現可能性的明確要求，才有力量。否則，妳的要求提得再好，對方發現妳並不團結，他就會看也不看妳的要求，就在那?堣d方百計地鉆空子，挑撥離間。很多時候就是這樣，什麼人提的要求，比提的什麼要求更重要。好比說在家裡，妳是壹個父親，如果是妳的那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提出了壹個什麼要求，妳可能愛理不理地不當回事。可如果是妳有三分懼怕的妻子，如果是妳有三分敬畏的父親，即孩子的爺爺提出的這個要求，妳可能就忙不疊地答應，並想辦法去滿足。不團結的群體提的要求，人家不重視，會壹個勁地打哈哈，這是「人微言輕」；團結的群體提的要求，人家會如獲至寶，戰戰兢兢地趕緊研究找出路，這是「壹言九鼎」。
其實，從理論上說，團結的重要，大家都知道。那首「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鋼，這力量是鐵」的歌，中國三、四十歲以上的人都多少能唱幾句。問題是，怎樣才能做到團結？和波蘭工人比較，我們中國勞工的團結為什麼差那麼多？在這裏，我們不應該，也沒有能力提出壹個可以實現勞工團結的靈丹妙藥。因為，壹個地區，壹個企業單位，在壹定的時候和壹定的場合，影響、破壞勞工團結的因素會經常不壹樣。比如說，在有的城市，特別是中國北方和西部的城市，外來民工不多，影響工人團結的主要是傳統的就業問題。因為就業緊張，那些有工作的人感到很幸運，就常常不願理會失業工人，就常常不願去想，今天那些失業工人的不幸，可能就是他明天將要遇到的不幸。有經營狀況較好的車間、企業和經營狀況不好的車間、企業的工人之間的分離問題。就是在這些有工作的、同壹個車間、企業的工人之間，也有工作相對穩定者和臨時工之間的分離，有技術工和簡單的體力工之間的分離。而且，中共基層組織會在工人中吸收黨員，政府和企業會經常搞壹些「評勞模」之類的活動。這些，現在都變成壹種有意識地分化勞工階層團結的具體技術手段。在那些外來工比較多的城市，當然有作為城市居民的工人和外來工之間的分離。即使在外來工之間，也有個是不是同鄉的「大問題」等。這些，都是中國今天的勞工實現其團結的具體的困難所在。
什麼使我們不團結？
和波蘭工人比較，什麼是妨礙我們中國勞工團結的心理因素？這些，我們倒是可以簡單地談壹談。我們認為，最主要的是害怕。我們知道，在我們遇到工廠突然不明不白地倒閉，工人壹下子沒有了活路時；在我們的工資長期被拖欠，退休金、醫療保險金突然沒有了時；在我們打工條件特別惡劣，工友們紛紛病倒，甚至傷殘時；我們的同事和工友之間，總是有幾個特別有勇氣、有正義感，不願受人任意宰割的人，想挑頭起來據理力爭。但，在這個時候，很多人儘管憤怒，平時整天罵娘，可要他們加入抗爭，他們就害怕了，而且是怕得要命，怎麼鼓勵、勸說也沒用。這樣，那些想挑頭的人，看到願意和他壹起豁出去抗爭的人不多，他也就可能灰心了，放棄了。還有，在其他的工友被無理解僱，或無理剋扣工資時，有些工友雖然也感到不平，可因為害怕，就壹聲不吭。特別是，有時，在抗爭終於發起后，政府和老闆開始迫害領頭的工人，並威脅其他的工友時，壹些工友也會害怕，馬上退出了抗爭，也不去理會因抗爭而受到迫害的同事。妳看，害怕是我們實現團結的壹個巨大障礙。
說實話，在我們中國的勞工中，像波蘭的瓦文薩，像格旦斯克造船廠當初號召工人起來罷工的三位年青工人這樣勇敢的人並不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更是中國重要的壹種民間傳統文化。但是，坦率地說，我們勞工中，膽小怕事的人目前是太多了，不到別人都起來的時候，不到實在是活不下去的時候－－也就是已經太晚了的時候－－他們是不會起來抗爭的。而在抗爭中，壹旦遇到什麼困難和危險，他們也跑得特別快，躲得特別牢靠。那些勇敢、不甘逆來順受、準備起來抗爭的人，很多倒不怎麼害怕政府或老闆的迫害，他們更怕的是工友的那種群體的恐懼。這種群體的恐懼會使他們在關鍵的時候孤立無援。
我要再說壹次：無論在那?堙A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有為了家人、為了朋友、為了正義而不怕開除、不怕坐牢的不信邪的人。他們說：開除了，有更多的朋友的敬佩和幫助；坐牢了，家人有大家的照顧，每天都有很多人關心和探監，我認了！可這些人最害怕的，就是朋友和周圍的人過分的膽怯，害怕那種因膽怯而導致的背叛和孤單。可見，這種群體的恐懼，又產生著新的恐懼，它讓我們自己在不知不覺中，首先扼殺著我們的帶頭人，然後扼殺我們自己。
而且，這種害怕、恐懼也扼殺著我們的人格和靈魂。在我們中的壹些人，平時倒是有正義感，慷慨大方，樂於助人。可就是因為膽小，所以在已有人抗爭時，他特別害怕，躲在壹邊，希望抗爭成功時，自己也能有好處，他也實在是活不下去了！膽怯和貧困的這種結合，就這樣，會使壹個好好的人，在關鍵的時候，特別萎縮、自私，以至於在事後，他自己也特別討厭自己。還有的人很膽小，可他又死要面子不承認，他說這是聰明，「懂世道」，甚至是「懂政治」。他可能確實很有幾分聰明，甚至也知道不少國家大事，可這種聰明、「博學」和膽怯壹結合，其他的人起來抗爭時，就會特別討厭，特別容易破壞團結。這種人會為了掩蓋自己的膽怯，為了在別人和家人面前，當然也是為了在自己的良知面前，替自己的膽怯辯護，就會呆在壹邊大發議論，散布悲觀情緒。說抗爭的人傻，「不懂中國的實際」，「這樣肯定會失敗」等。事後，他更不敢參加對遭受迫害者的營救，反而會說：「我早就料到了」等等。而且，這種沒有壞心、聰明又膽怯的人特別容易嫉妒，他因此還會在背後說很多抗爭領頭人的不是。他不敢、也不能得到勇敢者所享受的尊敬、愛戴和信任，別人享受了，他又感到痛苦。
當工人們活不下去，起來抗爭時，在工人中，還常常會有極少人因為自私，尤其是因為恐懼而更加墮落。他害怕工人的抗爭壹旦受到鎮壓而連累自己，他害怕工人的抗爭失敗后自己會被開除黨籍、失去過去的地位和工作，他壹開始就要和抗爭的工人「劃清界限」。當然，他知道民心所向，所以不敢公開這麼做，他暗地裡向政府和老闆通消息，為了「洗清」自己，也為了讓有權勢的人重視自己，使自己有安全感。這種「工賊」行為，很多時候並不是因為這個人道德特別敗壞，而就只是因為他的自私加膽怯。這種極端自私和極端膽怯的結合，能產生這種可怕的墮落，危害很大。特別是在抗爭剛開始時。由於這種人的通風報信，政府和老闆會知道抗爭工人的很多細節，如那天的小會是在誰家開的，是誰起草的請願書等。抗爭的工人也很容易發現對手對自己的了解。因為，政府內部的很多官員和老闆身邊的壹些人，經常是十分理解、同情工人的，因為這種理解和同情，因為他們對壹些政府官員、老闆的冷酷無情的震驚、反感，也因為他們想避免可能發生的暴力，他們也會向罷工的工人透露消息。但，不管怎樣，罷工的工人壹旦發現對手什麼都知道，就可能會慌亂，工友之間會產生互相的懷疑和猜忌，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初步的團結就可能瓦解。壹些地方的抗爭之所以失敗，很多人之所以不敢起來抗爭，重要的原因之壹，就是工友之間的這種懷疑和不信任。妳看，恐懼和害怕就是這樣分裂著我們中國勞工，它的危害，比我們想像的大很多。
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及波蘭工人的鬥爭過程是壹面鏡子，在這裏，中國勞工應該在受到鼓舞和啟發的同時，看到我們的缺點和弱點。我們當然要認識、了解我們所處的環境和我們的對手，我們當然要研究、學習好的工人的鬥爭策略。但，首先，我們應該認識我們自己。要看到，從某種意義上說，使我們貧困，沒有權利的第壹個對手和責任人，是我們自己，是我們的恐懼、害怕，是我們的不團結。中國的獨立工會運動是壹個改變不公正的社會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中國勞工本身必須也要改變。我們必須與過去官方宣傳中對「工人階級」的吹捧壹刀兩斷。我們是受害者和受壓迫者，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在道德上和人格上比別人高壹籌。我們是平常的人，所以我們要求平常人的權利。承認我們的弱點並在生活和鬥爭中改變它，這才會是我們的優勢所在。
團結工會的發展壯大
讓我們現在最後壹次回到波蘭團結工會這個主題上來吧。
上面我們說到，雖然格旦斯克造船廠的罷工工人在與廠方的談判中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為了支援其他工廠罷工的工人，為了波蘭工人的整體團結，尤其是為了使自己，也是為了波蘭工人的權利保證，是建立在制度，而不是地方官員的承諾上，1980年8月17日，格旦斯克造船廠的工人決定繼續罷工，並和其他數十個工廠企業的代表壹起協商，成立了廠際罷工委員會，並推選了格旦斯克造船廠罷工委員會主席瓦文薩――他也就是1983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波蘭第壹位民選總統――為廠際罷工委員會的主席。
廠際罷工委員會成立以後，立即向波蘭政府提出對話的要求。並明確指出，政府對話的代表必須是受政府的正式授權的副總理壹級的負責人，廠際罷工委員會的代表，將是與政府對話的唯壹的工人代表。當然，這也是格旦斯克沿海地區各罷工企業的工人的基本共識。同時，各企業罷工委員會的代表，也廣泛收集工人的意見和要求，並將之匯總到廠際罷工委員會。在此基礎上，廠際罷工委員會正式地向波蘭政府，也是向波蘭全社會，提出了著名的21條要求。
這21條要求是壹個十分重要的歷史文件。後來廠際罷工委員會與政府的談判，都是在其基礎上進行的。它充分地顯示了罷工工人的成熟、理性和責任感。
在制定這21條時，廠際罷工委員會討論了政府可能的反應、對其接收的可能性等。他們還特別制定了壹個對21條的說明，在這個說明裡，對每壹條要求的意義和可能讓步的幅度範圍，都作了界定。比如第壹條，在說明中明確地指出，如果政府不接受「自由工會」的提法，就可以改為獨立的工會，並可接受在現有的法律規定範圍內，明確獨立工會的地位、功能和組織程式。第三、四條壹定要堅持，第五條則可以讓步等。
這時，格旦斯克地區各企業的罷工，各企業罷工委員會的成立，特別是廠際罷工委員會的成立，震動了整個格旦斯克，震動了全波蘭。格旦斯克作家協會派出了以主席為首的代表團，這個代表團來到格旦斯克造船廠，不但是為了表達對罷工工人的支援，而且留了下來，加入廠際罷工委員會的工作。接著，數名波蘭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作家、科學院院士，也歷經艱辛，繞道穿過政府對格旦斯克的封鎖，來到格旦斯克。當瓦文薩激動地握著這些大知識分子的手，問他們會呆多長時間時，這些學者們簡單地回答：我們不走了，呆到勝利。
8月23日，廠際罷工委員會發布通令，宣布由18名知名學者組成的專家委員會的成立。在以後的歲月里，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這個專家委員會的成員們都在不停地工作，幫助工人起草了大量的文件通告，和工人壹起，討論制定了歷次與政府談判的方針策略。
廠際罷工委員會和格旦斯克的工人們，在此時也成了罷工的各個企業，甚至是格旦斯克地區的事實上的行政管理者。格旦斯克造船廠罷工開始后，特別是廠際罷工委員會成立以後，每天都有新的企業加入到罷工的行列。為了不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為了不給政府可能的鎮壓提供借口，也為了罷工能堅持下去，工人們表現出令人驚訝的紀律性、責任感和管理能力。「在工廠門前，壹定要砸碎伏特加酒瓶」，這句話幾乎象信條壹樣神聖。格旦斯克造船廠和其他很多企業的門口，都高掛者新近當選的羅馬教皇，波蘭裔的讓－保羅二世的畫像。工廠內乾乾淨淨，壹切都是井井有條。廠際罷工委員會成功地勸阻了公共交通部門、糧油麵包等食品生產和供應部門、自來水和煤氣供應部門的企業的罷工，以保證居民正常的生活和基本的供應。
開始，波蘭政府堅持不承認廠際罷工委員會。在罷工開始不久，它就派出了副總理佩卡來到格旦斯克，這位副總理來到各個罷工的企業，和這些企業的工人代表分別座談和談判。但是，各企業的工人們雖然禮貌，甚至熱情地接待這位政府的代表，也踴躍地談了自己的生活、工作和看法，但，談判則不行。所有企業的工人團結壹致，遵守廠際罷工委員會的決定：只有廠際罷工委員會才有權代表工人與政府的代表談判。最後，佩卡被政府招回華沙。1980年8月24日，波蘭政府改派了另外壹個副總理雅蓋爾斯基，以政府正式代表的身份，與格旦斯克廠際罷工委員會談判。
經過緊張的，對廠際罷工委員會提出的21條要求逐條的討論和談判，8月31日，格旦斯克廠際罷工委員會的代表與與波蘭政府的代表，副總理雅蓋兒斯基，正式簽訂了著名的《格旦斯克協議》。波蘭政府幾乎接受了工人的全部要求。獨立的工會合法化了，政治犯釋放了。波蘭工人的罷工取得了勝利。接著，9月17日，波蘭全國性的獨立工會――團結工會正式成立。12月16日，在整整十年之後，1970年12月罷工死難者紀念碑在格旦斯克落成，約50萬人在格旦斯克參加了紀念碑落成儀式。
在這裏，我們可以簡單地介紹壹下當時波蘭官方工會的角色和遭遇。在格旦斯克造船廠的罷工開始后的第二天，這個官方工會的主席來到了格旦斯克，並參加了波共和格旦斯克地方政府負責人的會議。在會上，他和他的同事們特彆強調了「反社會主義分子」，少數「恐怖分子」在罷工中的作用。他還斬釘截鐵地說：「我們決不能和這些傢伙分享權力！」
沒想到，會議的第二天，這個「內部會議」及這位工會主席的講話錄音就到了罷工工人的手裡，工人在工廠的廣播站播放了錄音。從此，這位工會主席和這個工會的代表，就再也不敢在格旦斯克地區露面。除此以外，這個最重要的歷史關頭，這個「工會」的角色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在罷工開始以後，它就像冰塊遇到春天的太陽，迅速地融解了。它的會員的絕大部分，都成了團結工會的會員。
不過，在1989年，波蘭實現了民主化，工會的獨立成為法律以後，特別是在團結工會成為事實上的政黨，然後分裂以後，這個前身是官方工具的工會也開始並完成了自己走向獨立的根本改造過程。現在，它和脫離政治，重新回到自己的源頭的團結工會並立，成為波蘭的幾個最重要的工會之壹。
黑夜的盡頭
如果以為，勞工有了獨立組織工會的權利，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狀況就會迅速地好起來，那就太天真了。勞工的狀況也取決於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水準。尤其是，獨立工會由非法走向合法，必然帶來整個社會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經濟制度的調整和改變，它也帶來，並十分迫切地需要普遍的文化習慣的改變。這實際上是壹個社會整體改造的十分複雜的過程。
進入新的壹年，即1981年以後，波蘭的經濟形勢並沒有改善。十分重要的是，團結工會成立所帶來的波蘭社會及政治的整體變化，使當時的蘇聯政府及整個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十分警覺、緊張。蘇聯的最高軍事將領頻繁地秘密訪問波蘭，蘇聯政府向波蘭政府施加的壓力，甚至威脅，也越來越強烈、露骨。波蘭社會廣泛流傳「蘇聯及華沙條約國家」準備軍事干預的謠言。當然，波蘭政府內部的那些不願失去權力、對可能到來的經濟危機十分恐懼的強硬派和技術官僚，也十分樂意這種謠言的傳播。政府內部另外壹些愛國的，有政治現實感的人，也確實憂慮蘇聯可能的軍事干預及其悲劇性的後果。
這樣，1980年10月16日，在波共九屆四中全會上，強硬派佔了上風，通過了禁止罷工的決議，並打破政治傳統，任命了軍人雅魯澤爾斯基將軍為黨的第壹書記。這位將軍早在數月前，就已經擔任了政府總理。他現在是集黨政軍大權于壹身。
而在團結工會壹方，經濟狀況和工人的工作、生活條件遲遲不能改善，政府及官僚系統的笨拙無理，使越來越多的工人不耐煩，越來越走向政治上的激進。這些激進的的工人最後拋棄了瓦文薩溫和的主張，要和政府實行全面的對抗。12月12日在格旦斯克召開主席團會議，正式向波蘭政府提出，要求就「是否信任共產黨政府」進行公民投票。這無異是最後的攤牌。
1981年12月12日，波蘭政府突然逮捕了幾乎所有的團結工會的領導人，並宣布了軍事戒嚴。同時，戒嚴后的軍事政府也逮捕了前波共第壹書記蓋萊克等前腐敗、不得人心的大批黨政高級幹部。團結工會被迫進入半地下狀態。之所以說是「半」地下狀態，是因為，團結工會雖被宣布非法，其各級領導人或是被捕，或是被迫躲藏起來，但，它的組織結構幾乎沒有破壞，它得到的社會支援和國際的支援更廣泛、更堅決，它的各種出版物得到更廣泛的流傳，妳只要想看，幾乎可以立即得到，並不冒什麼風險。戒嚴似乎使波蘭突然間壹分為二：壹邊是它的政府，壹邊是它的人民。它們之間沒有公開的對抗，但，彼此像兩個陌生人壹樣的遙遠。而且，戒嚴之後，波蘭經濟不但沒有改善，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危機之中。
為什麼當時要宣布戒嚴？主要是為了壓制團結工會，還是為了避免蘇聯的軍事干涉？鎮壓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波蘭人對此似乎仍然沒有壹致的看法。但，有壹點是確實的，和中國今天被捕的眾多的勞工運動領袖的命運不同，當時被捕的團結工會領導人沒有受虐待，而且，他們被捕后不久，就被先後釋放。現在在波蘭，已近九十高齡的雅魯澤爾斯基將軍，還是壹位受人尊敬的人物。人們似乎認為，他當年宣布戒嚴，取締團結工會，是為了避免蘇聯軍事干預的不得已的作法。在這裏，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對待勞工和勞工的反抗，波蘭共產黨人和中國共產黨人是多麼的不同！至少，人家知道，沒有人民尊敬的權力，是壹件多麼無聊的東西！
1983年10月，波蘭工人的象徵瓦文薩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瓦文薩的妻子於12月9日去挪威領取了她丈夫的諾貝爾和平獎金。
1985年，戈巴契夫擔任了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和國家領導人。他在國內提倡「新思維」，實行「公開化」政治改革，對外，作了不干涉「兄弟國家」事務的承諾。從這時起，蘇聯對波蘭可能的政治變動的威脅不但解除了，而且成了這種變動的鼓舞力量。
終於，在1989年初，波蘭政府宣布和團結工會舉行波蘭政治改革的圓桌會議。團結工會又壹次合法了。而且，也是永遠地合法了。
沒有喜悅的勝利
1989年6月，波蘭舉行了真正的國會自由選舉。6月4日是公布選舉結果的日子，是決定波蘭當代史上第壹個民主政府組成的日子，是團結工會的數百萬會員幾十年的夢想變成現實的日子，是他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壹天。因此，壹大早，千百萬波蘭人迫不及待地打開了電視機和收音機。然而，他們首先看到和聽到的，是播音員那沈重的面孔和聲音：中國軍隊的坦克開進了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無數的大學生和工人被射殺。然後才是團結工會取得了國會選舉的壓倒性勝利的消息。
出動軍隊和坦克的鎮壓，波蘭工人比誰都清楚這意味著什麼。波蘭首都華沙的近十萬名團結工會的成員，在走向慶祝勝利的會場的半路停了下來，壹轉身，聚集到中國駐波蘭大使館，抗議中國政府的鎮壓。這壹天，在中國駐世界各國的大使館門前都有大規模的抗議遊行，其中聲勢最浩大的，人數最多的，是中國在華沙的大使館的門前。那是壹個壹望無際的憤怒的海洋。中國政府就這樣剝奪了眾多的波蘭人、波蘭團結工會會員壹生中最深切的喜悅。他們最值得慶祝的壹天和中國人最具悲劇性的壹天完全重合，這使波蘭團結工會成為世界上最關注、最支援中國的獨立工會運動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的組織之壹。波蘭人民的心，竟是這樣和中國緊緊地聯在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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