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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吳真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盟國美、中、英三國首腦羅斯福、蔣介石、丘吉爾在開羅舉行會議，隨後美國白宮發表宣言，宣示了協同對日作戰的宗旨，這就是著名的國際事件《開羅宣言》。然而，2015年中共八壹電影製片廠拍攝了壹部宣傳二戰題材的大片《開羅宣言》，從當時公布的海報宣傳上看到，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和毛澤東出席了這壹盛會，並且毛澤東以指點江山的姿態配合著硝煙與炮火的「雄偉」形象最為突出，而當年參加了「開羅會議」的蔣介石卻沒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中共的宣傳機器別有用心的把風牛馬不相及的毛澤東塞了進去。在壹黨獨裁隻手遮天藐視世界的強勢之下，中共楞是把「開羅宣言」改編成「開羅寓言」，顯然，中共宣傳中所謂的「大片」實際是「大騙」。所以我認為，既然「騙局」已鋪開，那麼下壹步跟著再杜撰出壹個「毛澤東接受日本天皇投降書」的「歷史事件」也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我相信，妳黨的「狗奴才」和妳國的「愛國賊」對此應該很期待。

對中共黑惡政權這壹歪曲國際史實的卑劣宣傳，雖然國內民眾在中共暴政的高壓統治下是禁若寒蟬敢怒不敢言，但在當時卻引發國際社會的壹片嘩然。對此，《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曾發表題為「習的歷史課」，副題是「中國如何改寫過去以控制未來」，報道毫不畏懼的批判中共是在掠奪二戰戰果和篡改歷史。而其他的壹些國際媒體也給予了質疑和抨擊。但中共的宣傳卻認為，這種設計「充分體現了《開羅宣言》從國際視角觀察歷史、以全人類的角度去『尊重歷史』的立意。並突出了歷史造就偉人，偉人成就歷史的關係。」在近幾年，經常聽到中共獨裁者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訓斥日本和民國政府「尊重歷史，面向未來」，諷刺的是，高喊「尊重歷史」的中共恰好就是「強姦歷史、蹂躪歷史和踐踏歷史」的「淫棍」和「暴徒」，根據我本人對中共歷史的膚淺了解，1943年的中共當時是藏身於延安的窯洞裏面並正值同室操戈的窩裡斗時期（延安整風）。之後趁著民國軍隊與日寇浴血拚殺得精疲力盡之機「趁妳病要妳命」，舉著「民主自由」的大旗號忽悠天下百姓投身「革命」最後篡權成功，於1949年建立了中共自己的「黨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壹個充滿殺戮掠奪、黑暗腐敗、無法無天和弱肉強食的新型封建官僚主義國家。

自習近平上台後，中共的宣傳機器更是把自己塑造成當年抗日的「中流砥柱」，各種「抗日神劇」如同漫天冰雹把中華大地砸得劈里啪啦響，在宣傳片裏面，中共對日軍的消滅似乎已經超出了整個日本總人口的好幾倍。中共這壹虛無主義的無恥宣傳引發了國內外輿論的強烈反彈，中國知名作家章詒和在其微博上轉發了當年日本公布二戰在華陣亡的人員數據：死於國軍之手31萬8883人；死於蘇聯紅軍之手12萬6607人；死於共軍之手為851人。日本公布的死亡名單中，不但有姓名、年齡、家鄉、部隊、死亡地點、被哪支軍隊所殺等的詳細記錄，還包含有中共方面的抗日資料和數據，比如百團大戰斃殺日軍302人；平型關大捷斃殺日軍167人；38年晉察冀秋季反圍攻斃殺日軍39人……日軍合計被共軍殺死851人。有網友查明，以上數據是出自當時的日軍戰報。隨後中共黨喉《環球時報》在其官方微博發文質疑，稱如果共產黨軍隊只擊斃851個鬼子，如此「爛貨」的隊伍怎麼能夠打敗國民黨軍隊呢？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編寫的《誰是新中國》壹書剖析了真相：「民國政府不是失敗於共產黨，而是失敗於日本帝國對中華民族長達十四年的瘋狂侵略!」書中談到，在抗戰期間，「中共是壹分抗日、十二分宣傳，壹百分發展!」辛灝年披露：「在中共黨內，當年確實有些愛國者曾參加過局部的小型戰鬥，但是由於毛澤東明確地制止八路軍、新四軍打日寇，並明確地指示「只有在遭遇日寇、並且是不得不打時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偽軍，打后就宣傳國民黨不抗日，只有共產黨抗日……(1937年8月中共中央對南方游擊區的秘密指示)。」辛灝年經多年研究總結出中共8年抗戰的表現是：1年消極抗戰，7年專打國軍。期間，共軍趁著日軍牽制國軍主力部隊之機，利用「打頑理論」來打敗游擊日軍的國軍零散部隊從而搶奪了半個中國。他對中共建立政權的評價是：「抗日戰爭中，中共是中華大地上壹個最大的漢奸軍事集團，它在歷史和現實上完全不具備有執政的合法性。」「美國之音」也曾報導過：「300多萬的國民黨士兵捐軀，200多位國民黨將軍戰死沙場，10萬人以上的會戰總計22次，空軍有4321人為國捐軀，海軍的所有戰艦全部打光，殲滅日軍30-40多萬人。」在中共鼓吹共軍的抗日「中流砥柱」期間，英國BBC也介紹了日本遠藤發行的《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壹書，書中記述：1937年日中全面戰爭開始后不久，毛澤東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務，與日本的兩個情報機構人員接觸，壹個是外務省旗下的特務機構「巖井公館」的巖井英壹，另壹個是設置日本陸軍參謀部特務機構「梅機關」的影佐禎昭等。而中共方面的大特務主要涉及2個人，壹個是新聲通訊社中國記者袁殊（袁學易），壹個是被中共稱為「優秀忠誠的共產黨員」潘漢年。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國民黨軍隊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是為了達到弱化國民黨。1938年2月，巖井在上海領事館設置了特別調查班，搜集蔣介石政府內部的情報，全權委託「充當五國間諜」的袁殊組織「新黨」，於是大批中共地下黨成為「新黨」成員，總部起名「巖井公館」，所有經費由日方支付。之後，袁殊（此時匿名胡越明）把中共特工頭目潘漢年介紹給巖井。巖井在《回想的上海》書中披露：每次都是潘漢年主動求見並提供民國政府和國軍的情報，巖井則委託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小泉清壹每月向潘漢年支付2000港元作為收購情報費、10000港元作為籌辦多種定期出版的刊物費等。日本每年向潘漢年支付的情報費用相當於壹名香港警員60年的薪水，還不包括刊物費在內，支付總額達30多億日元（超過2500萬美元），而這筆可觀的收入最終落入中共手中。當時，潘漢年通過袁殊向巖井提議，商談共軍與日軍在華北戰場上的「停戰」事宜，巖井因不懂軍事，便把該建議轉手影佐，於是，潘漢年從此直接與日軍接觸提供情報。書中還指出：「1937年，面對入侵的日軍，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希望抗戰，但毛澤東則堅持只拿出10%的兵力用於抗戰，理由是「保存實力發展壯大」。事實上，毛澤東在多個場合也是如此的訓導：「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是『壹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巧的是，《深圳特區報》2014年連載的《我是壹個中國的美國人》壹書也是如此的說到，「李先念，善於打仗,手下有壹個姓安的幹部，守著漢水的壹個小港口收日本人的稅，日本人來往武漢運送軍火、糧食、物資得經過這個港口，雙方有壹個默契，妳交稅，我就讓妳通過，妳不交稅，我的游擊隊就打妳……」書中此節在高度讚揚「善於打仗的李先念」的同時，卻也泄露了另壹個可怕的事實，那就是中共當年不但不阻擊日本的軍火運輸隊，反而是滅絕天良唯利是圖的收錢放行，讓日本運輸船運載槍支彈藥到前線攻打抗日的國軍和掃蕩屠殺戰區的平民百姓。

與篡改《開羅宣言》如出壹轍的是，近日在中共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活動中，北京國家美術館舉辦大型展覽中的壹件《早春》作品也同樣掀起軒然大波，這壹幅描述深圳特區建立初期的「歷史划作」刻意突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習仲勛站在畫面的正中央，壹手握著文件，壹手用醒目的紅筆指著地圖上的深圳。畫中人物還包括胡耀邦、葉劍英和鄧小平，卻沒了時任中共黨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香港大學的「中國傳媒研究計劃」團隊根據中共檔案指出，划作描繪的是1979年4月中共召開的壹次中央工作會議，當時習仲勛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而主持這次會議的，正是不在畫中的華國鋒，而畫中出現的鄧小平和葉劍英根本沒有出席過這次工作會議。壹直以來，在中共的宣傳裏面深圳經濟特區是鄧小平的構思和設計，所以也就有了《春天的故事》「1979年，那是壹個春天，有壹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壹個圈……」這壹膾炙人口的政治名曲。但「自由亞洲電台」曾指出，「《春天的故事》所唱的那個『圈』其實是谷牧1978年在地圖上畫的，之後請示華國鋒得到批准。」但到了鄧小平時代，「畫圈的老人」變成了鄧小平。在今天的習近平時期，《早春》作品中的「畫圈老人」似乎又變成了習仲勛，並且中共其他領導人包括鄧小平在內都是如眾星捧月般的圍繞著他、仰望著他。

自從習近平掌權后，中共的宣傳機器明顯加大了對習仲勛的關注和宣傳。2013年，陜西富平縣政府宣布將籌資修建壹座佔地2700畝、耗資30億美元的紅色旅遊主題公園，並命名為「習仲勛公園」，同時提升規格成為「陜西省愛國主義傳統教育基地」。表面上是修了個公園，若說成是習仲勛墓園的擴建工程壹點也不為過，因為該公園正是緊緊的圍繞著習仲勛的陵墓。據測量統計，飲譽海內外、被中華民族稱之為「國父」的孫中山先生的陵園總面積頂多300來畝，其大小僅為習仲勛陵園的九分之壹；而中山陵旁邊不遠處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其大小也不過是習腫勛陵園的四分之壹。當這壹座比孫中山、比朱元璋的陵園分別大9倍、大4倍的「習仲勛陵園」剛建成（2015年）便引發了民間的熱議和非議。輿論認為，習仲勛生前最高職位不過是國務院副總理，連政治局常委都沒當過，但在他的兒子上台後，他卻開始享受超過元首級別的超大豪陵，網路上的冷嘲熱諷和不滿情緒著實發牢騷過壹陣。然而，民間的非議並沒有影響到習近平對陜西當局擴建習仲勛墓園的肯定和歡喜，消息指，策劃並推動把習近平父親墓園擴建成陵園的正是當年主管陜西省宣傳部的景俊海，陵園建成後景俊海便進入了習近平的「慧眼」，隨後景俊海從陜西奉調入京出任中宣部副部長併兼任央視台長——「建陵之恩，沒齒難忘」。

說到習仲勛，大家對他的形象似乎還不錯，因為他在世時說了壹些讓大夥都喜歡聽的話，比如在1986年5月14日的老幹部座談會上，他就這麼說過：「我們面前擺著兩條道路，壹條是走法治的道路，這是現代政府管理社會的最好方式，也是我們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選擇。另壹條就是恢復和繼續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壹位偉大領袖發號施令，用計劃經濟甚至專營的辦法去解決經濟領域的層層盤剝的問題，靠學習領導人的講話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道德教育去解決以權謀私、腐敗墮落的問題，用加強紀律去解決思想、理論、文化界的是非問題，如果還是這樣，小平同志就是活壹百歲，也解決不了我們的體制轉變。」——習近平上台後除了擔任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外，還兼任了從改革到財經，從網路安全到國防安全等多個小組的組長將重要大權獨攬于壹身並「定於壹尊」讓其權力不再受到任何的限制和約束；操控宣傳機器大力宣揚新時代的「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舵手」和號召學習他的「金口玉言」（毛澤東是「最高指示」）。把他的名字寫入黨章，以自己的名字定性指導思想——這是毛澤東之後的第壹人。官媒吹捧《習近平的系統思維方法》（黨建網）、《習近平引領中國經濟行穩致遠》（央視網）、《習近平推崇的那些奮鬥者》（新華網）、《青年習近平的人格力量》（中國教育新聞網）、《無信不力，習近平為何在重視誠信》（中新網）、《國士無雙風骨流芳：習近平何以對這些知識分子念念不忘》（中國青年網）等等等等，把習近平塑造成壹個精通「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軍事、文學、歷史、哲學、科學、工業、農業等等的「全能主席」，甚至把16歲的習近平在梁家河的青少年生活也打造成科研項目；文藝界還創作了《跟著妳就是跟著那太陽》、《要嫁就嫁習大大這樣的人》等的歌曲作品；還「敢作敢為」的取消主席任期限制，意圖變相恢復舊帝制；推行以國企為國家經濟龍頭把國企做大做強以便加強對國家經濟的管控等等（民企是民間的錢，國企的錢是誰的這就不知道了）。

習近平上台後更是向世界展示了他的殘暴法治理念：大舉打壓和抓捕訪民和人權律師，強迫嫌疑人在電視上認罪惡意製造社會輿論實行未審先判，但卻禁止律師在網路上公布案件避免利用社會輿論影響案情；大力壓制言論自由，動輒以「尋釁滋事罪」、「誹謗罪」、「煽動顛復國家罪」和「顛復國家罪」等巧立名目對追求民主和要求法治者實施殘酷迫害，包括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嚴厲打壓，最後是官逼民反「港獨」群起等等。從習仲勛之言到習近平之行，不難看出中共獨裁集團的口蜜腹劍和陰險狡詐，而這壹「黨性」似乎是與生俱來天性使然。曾經，著名的「窯洞對」就讓國民對中共的鬧革命充滿無限的遐想：1945年7月，中國民主同盟常委黃炎培等6位國民參政員接受中共邀請飛抵延安會見毛澤東，黃炎培遂藉此機坦陳心中的遠慮，黃說到，「我親眼所見，從壹人、壹家、壹團體、壹地方，乃至壹國，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壹事不用心，沒有壹人不賣力。然歷時長久自然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無法扭轉，最後無法補救。壹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此時的毛澤東則（詭異）的微笑著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而過後不久的「甘貝爾十二問」更是讓國人對中國革命成功后實現「自由民主中國」的前景充滿著美好的憧景：1945年9月，英國路透社記者甘貝爾提出十二個問題請毛澤東回答，甘貝爾提的第十問是:「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毛澤東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壹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幾年後，中共帶領著天下百姓以傷亡慘重的代價取得了革命的成功，隨即，大權在握的中共集團壹反革命時期的所有承諾，建立了壹個比任民國更獨裁專制、更封建官僚的社會主義新王朝。

在上個世紀的毛時代，中共暴政在國內對天下百姓實施慘絕人環的殘暴殺戮和對國內女性肆無忌憚的瘋狂強暴，以致中國枯骨遍野和民間談共色變。鄧時代向抗議腐敗、追求民主的學生和民眾舉起屠刀製造了屍山血海的「六四慘案」。今天的習時代，對國民的言行思想控制已經近乎歇斯底里，「因言獲罪」已經習以為常。例如，安徽馬鞍山市公安局近日發布警方通報，稱把在網上散布「違反國家法律、褻瀆民族感情不法言論」的網民楊某某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通報稱，微博用戶@司波達也太君在警方微博的評論區里發布「哪條法律規定不許說台灣國了」、「安倍首相是我親爹」等違反國家法律的言論（沒說違反了哪條法律）；而近日江蘇省南通通州公安也以「尋釁滋事罪」抓捕了壹位女性，稱其在微信群上發布「土匪在查酒駕」的言論攻擊交警（從微信截圖上看到，就只有這壹句話）。事起該女子看到有十幾個交警在追趕壹個酒駕騎摩托車的人，那人被逼得跳進了通呂運河；前不久壹湖南女子給習近平的畫像潑了點墨水，先是被控攻擊國家領導人，后被囚禁于精神病醫院；山東教授孫文廣因質疑習近平不顧國內的種種民生困境而四處「大撒幣」被警方帶走；而我本人因引述了《紐約時報》關於習近平家族持有萬達股份壹事，也被習近平指示中共的黑惡司法判我「誹謗罪」。關於習家持有萬達股份壹事，是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演講時的公開言論，隨後有《紐約時報》和台灣等多家外媒發布報道，經我引述后便成了「誹謗」之言。雷州市公、檢、法指控我引述了「不實」報道「傷害國家聲譽和危害國家利益」，但此事先後經過《紐約時報》的多次調查並獲得萬達董事長王健林的承認，多重佐證之下可見此事絕非虛假。若按著中共司法對我「傷害國家聲譽和危害國家利益」的指控，那麼「持有」的罪行顯然要比我的「言論」罪行嚴重千百倍。所以，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及其姐夫鄧家貴要麼出面公開否認不曾持有過萬達股份，把「造謠」的王健林拿下。要麼習近平大義滅親，將齊橋橋和鄧家貴繩之以法。如果說持有萬達股份者都沒有罪，言者又何罪之有？所謂的「全面依法治國」依的是何妖法？治的又是何許人？事實勝於雄辯：在習近平的「全面依法治國」下，我本地的附城鎮政府和雷州市政府（縣級市）居然壹致奉行「不能講法律」，對我村黑惡勢力對村集體土地的任意圈佔和違法使用給予大力支持，表示已經過去的事物屬於「歷史問題」，誰搶到就是誰的，拒絕依法清繳。對我村以村幹部謝仕略為核心的黑惡勢力惡意繞開法律法規對村集體土地憑籍分配的名義實施非法掠奪，而附城鎮政府和雷州市政府同樣是堅稱「不能講法律」，認同「農村自治法律管不著」，聲稱「只要村民代表通過，村幹部可以做任何的（違法）分配」。對於反對違法分配方案的村民，村幹部等這壹伙黑惡分子除了拒絕給予分配宅基地外還恐嚇威脅其人身安全，包括揚言要弄死我、要把我全家（包含我兩個哥哥）趕出村莊。這群不法分子叫囂誰敢阻撓宅基地的（違法）分配就抓誰，果然，在分配宅基地的當天真有村民被附城鎮的派出所抓捕拘留（謝夢華時任所長）。似乎，附城鎮派出所已經淪為我村黑惡勢力的「看家護院」。聽村民反映，在宅基地的分配問題上還有村幹部毆打了村民謝培春的妻子（該幹部曾是吸毒者，據說已戒掉。當上幹部后懷疑其造假通過《湛江日報》漂白，此事以後再跟妳們共產黨算帳）。像這樣壹伙窮凶極惡的暴徒居然成了我本地政府眼中「偉大光榮和正確」的村幹部組織，不但逃過今天的「打黑除惡」，還在群眾控訴其隨意花費村集體征地款的投訴聲中榮升為村支部書記，而我本地政府對我村黑惡勢力明目張胆的庇護在中共的「從嚴治黨」之下壹個個安然無恙竟還如魚得水。正是在這種上下勾結的腐敗黑惡邪風之下，我自2013年信訪控訴至今，我村違法圈佔、非法使用土地的不法惡習仍舊保持，宅基地的違法分配依然保留。我在此強烈譴責我本地的附城鎮和雷州市政府對我村的非法利益給予庇護和掩護我村黑惡勢力的黑色利益輸送（給戶籍外遷的壹些家庭和非法圈佔有宅基地的村民分配宅基地），強烈要求中共中央以及國家相關部門出面制止我村土地的非法使用和取締我村宅基地的違法分配。鑒於我本地政府對我村黑惡勢力的咨意庇護，故強烈要求中共上級政府打掉我村以謝仕略為核心的黑惡勢力，嚴懲包括附城鎮鎮長韓海在內等的保護傘，追責附城鎮和雷州市政府的國土和信訪部門，要麼就再次把我送入黑獄。有壹事不明：習近平上台後就開始了「全面依法治國」和「從嚴治黨」，可五年過去了而中國社會的暗無天日絲毫沒有改變。對於習近平來說，「反腐」也許只是壹種手段而非目的，要不然，該如何解釋？

作惡多端的中共獨裁暴政為掩蓋其罄竹難書的罪惡，手握強大黨衛軍的中共集團如狼似虎的打壓民間言論和箝制社會輿論：在國內實施網路審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制定黑法迫害人民群眾妄圖力保魚肉百姓的紅色江山萬年長存；對外實行消息封鎖，斥資打造防火牆給中華民族劃地為牢把網民圍困於國內，打壓和抓捕外國記者以阻止中共在國內犯下的滔天罪行對外泄露。近日，就有「美國之音」的記者因採訪事宜被中共當局抓捕，像這樣的惡劣事件在中國並不鮮見，曾經，中共外交部的姜大媽就對外國記者發出警告：「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可見國外記者在中國簡直就是羊落虎口危如累卵，往往遭到中共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借口實施抓捕囚禁。近日，關於香港外國記者會（FCC）邀請陳浩天演講壹事，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正是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指責FCC，要港府拿出應對措施。與中共的殘暴相比，中共的記者在美國的人權和採訪權都會受到美國法律的保護，而充當中共狗腿的美籍華人和中國留學生更是利用美國的人權保障和言論自由在美國囂囂張張不可壹世。鑒於中共暴政的為所欲為和氣焰萬丈，我認為，國際社會包括美國應當還以顏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制定和加強國家安全的法律法規，對於那些公然挑釁、侮辱和危害本國的華人言行，按中共的「尋釁滋事、誹謗、煽顛和顛復」以及「精共」（相對「精日」）等的罪名給予嚴懲並取消其國籍驅逐出境，用「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的手段對付中共在國外的記者，以毒攻毒以牙還牙最為公道，來而不往非禮也。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如雨後春筍不斷湧現，在全國上下沈醉於「放衛星」的大好形勢下（「放衛星」是大躍進時期「吹牛逼」的新名詞），近日又有壹「完全自主」產品閃耀登場——國產「紅芯瀏覽器」橫空出世。與其它國內產品壹樣，同樣是標榜「自主研發」，並聲稱已經「打破美國的壟斷」。國內網民對紅芯瀏覽器似乎是聞所未聞，但創辦人陳本峰在發布融資時就表達了他的凌雲壯志和雄心萬丈，揚言「我們要在這個領域上打破美國的壟斷，打造中國首個自主創新的瀏覽器內核。」受到他那顆愛國紅心的感染而募得2.5億元的融資。當紅芯瀏覽器推出后便吸引了各路科技達人的窺探，有人將紅芯瀏覽器解壓后竟然發現了谷歌瀏覽器（Google Chrome）的文件及商標，更有人在安裝紅芯瀏覽器后發現安裝目錄文件的結構及名稱基本與谷歌瀏覽器相同，甚至「屬性」里的Chrome都沒有改掉。真相終於大白，「紅芯瀏覽器」不過是換了個「馬甲」的谷歌瀏覽器，並且其所採用的Chrome還是兩年前舊版本，而國內的多個瀏覽器都比「紅芯」所採用的Chrome版本更新。「紅芯」被曝光抄襲谷歌瀏覽器后隨即下架，有人甚至質疑其通過融資詐騙，因為該公司自2012年成立以來曾三度更名五輪融資。隨後陳本峰雖然承認了紅芯瀏覽器是基於谷歌瀏覽器的主程式開發，但他矢口否認抄襲，依然狡辯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做創新」。看著今時的「紅芯」，不免又讓人勾起15年前那個「漢芯」的記憶，2003年，有壹叫陳進的人宣布研發出了世界上的頂尖晶元，他由此獲得了上十億的研發資金。正當全國上下樂得合不攏嘴的時候騙局被踢爆，所謂的「自主研發晶元」其實是摩托羅拉的晶元，把人家晶元上的名字抹掉，印上自己的名字，這就是當時的「漢芯」驚天醜聞。

如果說紅芯瀏覽器的「偽自主」只是個人行為，那麼，上海C919大客機的「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就屬於國家層次和級別的事物了。2015年，國內官媒在報道C919大客機的同時，也喜不自禁的報道了剛下線的C919客機已經有了外企訂單，德國「普仁航空有限公司」與「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簽署了7架C919大型客機的購機意向協議。當有人對德國普仁航空作進壹步了解時，卻發現竟是中國壹家企業在德國呂貝克買了座機場后就堂而皇之的成了德國企業並定下了C919。就在國內民眾為中國製造的大飛機打進國際市場領到訂單而歡呼雀躍時，回過頭來才發現，這間「洋公司」竟然是「自己人」。不光訂購C919客機的洋公司是偽造的，就連中共口口聲聲宣稱純正國產血統、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C919客機事實上除了自主設計了飛機的外殼外，其它的知識產權似乎與中國製造並沒有半毛錢的關係：飛機的引擎是由CFM國際公司研發的CFMLEAP－1C型號發動機，C919的關鍵技術設備包括航天電子通信與導航系統、航電核心處理系統、大氣數據系統、慣性/衛星導航系統、飛行控制系統、輔助動力裝置、APU系統等絕大多數由美國相關公司提供，就連飛機的起落架也是由德國利渤海爾提供技術,C919項目的國內供應商主要提供了整套的飛機外殼，這就是中共吹噓「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中國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掌握研發製造大型客機的國家」的「國產純正血統C919」。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然而，今人的智慧並不遜色于古人，經過國人的不懈「完全自主創造」，今天「厲害了我的國」也有了「新四大發明」，分別是「高鐵、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和共享自行車」。然而，民族的自豪感才剛剛被點燃就被壹盆冷水劈頭淋下，因為招來了國際社會的壹片嘲笑。稍為有點理智、稍為有點冷靜的人都知道，這些東西在世界其它國家早就有了。眾所周知中國的高鐵是引自日本的新幹線；最早的壹批移動付款設備是在芬蘭出現，1997年就已經開始投入使用，而移動支付在歐洲早就流行甚至連中東的以色列都比中國使用得早，而中國大陸的移動支付則是從2003年才開始；電子商務可以追溯到1979年英國人麥克．奧德里奇（Michael Aldrich）的網上購物概念，而中國的電子商務市場發展也不過是近幾年的事情，並且中國的網購也是參照了美國的「亞馬遜」；共享自行車的概念由上世紀60年代的荷蘭阿姆斯特丹提出，壹些無政府主義者隨後發起壹場稱之為「白色自行車計劃」的運動。上世紀90年代，丹麥的哥本哈根也出現了第壹次大規模的共享自行車計劃。由此可見，中國的「新四大發明」沒有壹項與中國人的「發明」有關，僅僅是在別人的基礎上有所改進和廣泛應用。雖然像這樣不存在知識產權和專利的「拿來主義」並無傷大雅，但拿過來之後貼上了自己的標籤搖身壹變成了「中國發明」，這就不地道了。在此不得不再提讓國人引以為傲的「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高鐵，國內曾有媒體如此報道：在CRH5主要生產廠之壹的中車旗下長春軌道客車股份公司的總裝車間，數十輛新下線的各型「和諧號」排成場面壯觀的「閱兵陣」，令觀者心潮澎湃。但鉆進列車內部細瞧，壹些不起眼處還能發現用英文標註的「外國製造」。該公司的專家介紹，「中國製造」泛指體系和系統集成，雖然高鐵生產近些年國產化率突飛猛進，但壹些軸承、車輪、齒輪傳動系統、轉向架部分構件，還得靠進口。雖然我國廠家也突破了些技術，但從質量和穩定性等的指標考量，部分國產品還有壹定差距——簡單說就是，國產零部件的質量不過關，還不敢投入使用。所以也有外媒如此報道：如果日本和德國停止向中國提供零部件和耗材，中國的高鐵只能是趴在鐵軌上變成壹堆廢鐵——又扇了「完全自主」壹耳光。

正當中國高鐵伴隨著「壹帶壹路」雄赳赳、氣昂昂的跨出國門走向世界之際，但似乎目前的「壹帶壹路」出現了些麻煩和阻力，壹些曾經尋求與中共親密合作的國家已經開始從債務高築的危機中體會到了割腕之痛而紛紛叫停「壹帶壹路」項目。「壹帶壹路」除了給合作國帶來巨額債務外，還給當事國輸出中共的腐敗文化，這讓他們恐懼不已。正是出於這些恐懼，緬甸希望能大幅削減針對中資參与的皎漂港（Kyaukpyu）發展計劃。而即將訪華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Mahathir Mohamad）近日也表示，將尋求取消由其前任簽署價值220億美元的「壹帶壹路」基建項目，因為馬國不願陷入中共的債務陷阱。另壹個原因則是前任總理納吉布（Najib Razak）和中共於2016年達成688公里的東海岸鐵路和兩條天然氣管道的交易后，貪污醜聞使得納吉布的政黨今年輸掉選舉而下台。新政府上台後立即叫停相關項目並指控納吉布涉貪等四宗罪，大馬警方從納吉布的7處住宅和辦公室中搜出了大量財產，光是現金壹項，21名工作人員使用16個點鈔機就數了三天。另外有72個行李箱中裝有巨量的各國貨幣、珠寶和金條，還有284個裝有名牌女包的盒子。英國BBC報導，馬來本亞的財政部官員潘儉偉（Tony Pua）稱：「整個（壹帶壹路）項目就像是壹場騙局，明顯涉及洗錢。」在「壹帶壹路」的相關國家中，滋生腐敗的不只是馬來西亞。「美國之音」曾報導過，吉爾吉斯斯坦也在調查中共的貸款與當地腐敗之間的聯繫。近年來為中共大力推銷「壹帶壹路」的香港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因涉嫌行賄烏干達、查德等政要在紐約被捕，事件震動香港社會各界。而同樣熱衷在國際上推銷「壹帶壹路」的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賴小民今年4月落馬，辦案人員在其幾處的房產內搜出2.7億元人民幣。消息稱，賴小民的巨額貪腐資金主要包括民企的賄款及集團內部「買官賣官」所得，當中涉及假借「壹帶壹路」之名要求華融各分、子公司為民企違規提供資金大搞利益輸送。「壹帶壹路」在別國的運作過程中，最讓西方反感的是中共在破壞當地的法治制度，項目公司往往會繞過正常渠道，找到最高領導人塞錢辦事，靠用腐敗的方式做事，令當地民眾怨聲載道——這不正是大家所熟悉的社會主義特色國情嗎？人家沒說錯。

「壹帶壹路」除了向別國家輸出腐敗外，還涉嫌輸出間諜活動，由於篇幅有限，容日後再作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