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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羅慰年

比較中美兩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中美問題研究學者資中筠得出這樣的結論：「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的大企業是私人資本，而中國最大的企業都是國有壟斷。土地都是國有。美國人抱怨，美國的大財團綁架了政府和全民的利益，那麼中國各級政府本身就是大財團，是最大的利益集團，壹身而二任，既是資方，又是仲裁方，其悖謬是可想而知的。」政府與經濟二位壹體的結構，被壹些人吹為舉國經濟體制，可以集中動員國家和政府力量辦大事。這種政治經濟結構，在前現代社會是壹種常態。這種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是中國朝代社會主要模式，政府壟斷鹽鐵等關鍵行業，用其作為國家（皇家）的「小錢櫃」。

政府作為壹個組織，必須通過政府官員作為行政代理人扮演「政府」的角色。政府由具體的社會管理者構成。政府作為獨特的「經濟法人」，通過官員具體操作，難免不造成官員貪腐。政府作為「經濟法人」與規矩制定者和仲裁者的角色衝突決定了它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解決和處理政府經濟與民間經濟的矛盾。經濟矛盾沒有公平的仲裁，造成矛盾雙方沒有協調機制。政府直接介入經濟運作，必然引發政府與民間的衝突，明智的政府不應該用不公平競爭的手段與民奪利，與商人爭利。

全能政府作為「經濟法人」直接進入市場，通過政府投資刺激經濟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空前；然而，全能政府引領的高速發展必然以犧牲社會公平和公正為代價。全能政府與私營企業博弈，與民奪利、與商爭利，必然帶來不可調和的矛盾和衝突。全能政府作為政府管理社會的職能與作為「經濟法人」利益最大化的功能是壹個內在結構和功能相互矛盾的政治經濟體。全能政府為了它的管理人的不斷增長的利益欲求，必須不斷刺激經濟高速發展。經濟高速發展的結果是全能政府經濟法人的權力不斷膨脹，不斷通過碾壓社會細胞的個體權利擴大政府的權力，從而製造巨大的社會衝突。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半資本主義正在向新極權主義的全能政府回歸。馬雲提出「新計劃經濟論「的觀點。馬雲認為，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要重新定義，萬物互聯的時代，人類獲取數據的能力遠遠超過人的想象，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將會提升到壹個新的高度，大數據會讓市場變得更加聰明，讓計劃和預判成為可能，所以，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

榮劍評論說，馬雲新計劃經濟論的要害就在於離開特定的制度談計劃經濟。不管是以前的東歐經濟學家通過理論計算來實現計劃經濟，還是現在的馬雲通過掌握大數據來實現計劃經濟，計劃經濟都不是壹個單純的經濟模式或經濟運行機制，計劃經濟是壹個完整的制度安排，和它相關聯的制度性要素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按勞分配、階級和階級鬥爭，沒有這些制度性要素的支撐，計劃經濟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來。計劃經濟就是壹種權力經濟，是國家通過權力來控制經濟運行的壹種制度安排。離開特定的制度安排來談論計劃經濟的得失，都是王顧左右而言他。（《馬雲新計劃經濟論的要害何在？》）

楊魯軍認為馬雲「新計劃經濟論「目的是迎合今上向中央集權和個人獨裁的逆向回歸，旨在建立壹個從政治到經濟到文化到所有領域的全控型社會壹壹讓高科技為專制安上千里眼順風耳和超級腦，馬的醉翁之意，豈止計劃經濟，而是無產階級專政！這讓我緊張和警惕：看來，富裕和闊綽起來的壹代土豪階級，人權、民主和法治並非他們的天然選項或必然要求，迎合朝廷倒向專制甚至為極權張目，可能是更符合其巨大商業利益和個人政治野心的功利選擇。

如果說改開前的計劃經濟尚屬於原始形態的計劃經濟，今天由大數據和電腦網路武裝的大中央政府主導的「新計劃經濟」就是壹種精緻的計劃經濟。唯其精緻，才將計劃經濟後面的全能政府的內在結構衝突表現得淋漓盡致。全能政府由於自身「經濟法人」的利益，本身就是社會衝突的根源，不可能站在公正的立場解決社會衝突。全能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人公正的角色的喪失，使得它壹方面製造衝突，壹方面又扮演現代政府不常扮演的維穩角色。於是，全能政府不得不用巨大的國家法律力量，動用國家經濟資源，甚至國家武裝力量，消弭社會矛盾，這就陷入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相互衝突、相互破壞的狀態，二者相衝相剋，惡性循環。

郭建龍提出「超級國家」的概念，認為超級國家出問題，原因不在於軟弱的社會和犬儒的人民，而在於維穩機構本身。維穩機構每做壹件事情，都必然會蠶食掉壹部分的社會經濟活力，日積月累，即便經濟再強大，也總有在維穩的幌子下被吸乾的那壹天。壹旦經濟被吸干，政府將無法再獲得豐裕的財政；壹旦財政無法養活龐大的警察群體，而政府又離不開警察的維穩，就必須允許他們自己找食吃。於是，各種抓嫖抓賭，各種許可證，各種以維穩名義收取的費用，必然呈現幾何級數攀升，警察們擾民的程度終將達到壹個闕值。在他們擾民增加的同時，執行能力卻在逐漸下行，到壹定程度，已經無法控制社會的穩定。這就是革命爆發之時。再大的超級國家，只要壹旦走上了維穩的道路，哪怕持續的時間再漫長，也必然以脆斷為結束，脆斷之後的結局也必然更加混亂。（《突然「脆斷」現象與邏輯》）

全能政府作為「經濟法人」，必然剝奪普通公民的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包括言論權、知情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美國作家、哲學家 安•蘭德在《政府的性質》中描述了壹種「人類歷史上由野蠻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時代」的社會狀況：「政府不再是人們權利的保護者，而是成為最危險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護者，而是建立壹種奴役的體制；不再使人們免受武力的威脅，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對付人民；不再是人們之間關係的協調者和基於社會準則的服務者，而是成為用威嚇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對社會的支配來源於官僚機構的任意決斷……我們發現了壹種奇怪的顛倒：政府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公民只能在得到政府同意的情況下才可以做。」

辛可將這種政府構成的國家稱為「畸形國家」。現代社會，何為正常的國家，何為畸形的國家，判斷標準很多，最簡單的壹條是，民眾無底線歌頌政府，壹定是專制畸形國家，無底線歌頌政府的民眾是徹頭徹尾的奴才。現代國家是基於契約建立起來的。人民為了保障和增進個人的權益，經過協商創建了國家和政府。每個國民的意願是判斷政府合法性的基礎。（辛可：《不要無底線地歌頌政府！》）畸形國家通過在踐踏和剝奪公民的自然權利的基礎上建立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不可能持續。

畸形國家必須有大量的奴才，通過奴才和主子的配合互動完成國家治理。文逍遙提出奴才人格的概念。中國底層人的奴才人格造就了中國三千年的皇帝人格。奴才人格培養了貪官人格，培養了滋生貪官的社會制度。許多奴才在官員們的膝蓋之下葡匐著，頂禮膜拜，把各級官員推向了神位。坐穩了奴才比坐穩了官員更有價值，奴才總有壹天會搖身壹變成為主子，享受著奴才的供奉。有朝壹日，奴才壹旦做了主子，第壹件事情就是，欺負原來的主子或者主子的子女和兒孫，以解心頭之恨。所以說，許多官員都是近視眼，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孫子或孫子的孫子，壹定會去做奴才。今天自己有多麼威風，明天自己的子孫就會有多麼窩囊和不堪。（文逍遙：《奴才人格比腐敗更可怕》）

畸形國家的形象表現就是當下中國無所不在的霧霾。網上有壹個段子說：整整幾千萬人的北京，就在這樣的天空下默默忍受，等風來，等肺癌，而大家並不想湊起來做點什麼。柴靜那時費力做個讓大家正視和尋求解決方案的片子，還被很多人詬病用心、指出其技術上的缺陷。如今大家都發著恐怖的照片，調侃之外，只是開足空氣凈化器，在暗夜裡進入自欺欺人的夢。幾千萬受害者連散沙都不如，也不想這到底是為什麼，大家只是日漸進入和接受了官員的思維：和中國的很多問題壹樣，因為它的成因太過複雜、國情太過特殊、穩定太過重要、牽壹發動全身，所以，就這麼著吧。

全能政府的壹個直接結果是社會大眾的原子化。中國出現的霧霾固然是壹個物理現象，但同時也是壹個社會現象，是社會大眾原子化的氣候表徵。全能政府在製造無所不能的權力結構的同時，也在製造壹個徹底無能無力無助的社會大眾群體，任由政府權力對整個社會上下其手，製造出舉世無雙的「霧霾社會」。霧霾社會不是通常人們說的互害社會，它不是群體之間的互害，而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自害」。霧霾社會也是自害社會。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對造成自體傷害的霧霾，採取忽視、迴避甚至調侃的態度，任由它壹天壹天把自己的身體殺死。霧霾社會對人體健康的「自害」象徵著這個社會正在走向「自裁」— 任由加害社會的毒瘤擴散，直至病入膏肓。

全能政府的權力並不是天賦的或者與政權俱來的。極權政治具有這樣的統治能力，是人們在初始或者其他節點上總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全能。尤其在專制主義文化浸淫的土壤中，對於政府充滿全能式的期待本身已經為極權政治的形成準備了條件。人們對政府的干預呼籲中所隱含的那種全能政府的渴望，為極權政治的揮斥備足了鏈條。承認政府的這種邏輯起點和價值基礎，意味著允許極權政治的所有行為，意味著允許極權政治不僅可以伸進政治、經濟領域，還要伸進公民的私域空間以及精神生活。極權政治成為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不僅無限擴張其權力觸角，還會以不斷運動群眾的形式無限折騰，以達自衛之目的。（左春和：《折騰是極權政治的最重要的生存方式》）

全能政府經濟結構造成的經濟發展與弊端有目共睹，正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嚴峻挑戰。為了尋找新的方法，適應經濟發展放緩的「新常態」，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全面檢查中國宏觀經濟法規，意圖建立壹個高效、公平、更可持續和更高質量的經濟模式，以保持經濟中高速度的發展。（葉凡：《專家預測中國下個5年計劃將繼續經濟轉型和反腐》）。經濟模式轉變，首先要改變政府的「三種角色」疊加，結構功能矛盾導致社會衝突，只有從剖析政府三重角色的結構功能的矛盾入手，政府從經濟參与者轉轉變為國民服務者，才是政治經濟問題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