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對精英專政的否定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民主政治對精英專政的否定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9月20日
作者 叢日雲
本文關注西方民主本身的民粹化，包括民主制度、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的民粹化問題。民主內含著民粹主義的基因，即平等主義與個體主義，因而具有向民粹發展的內在趨向。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是民主成長的強大動力，它使民主走向繁榮，煥發出活力，但如果它們走向極端，也會驅動民主滑向民粹主義。平等主義由有限平等發展為泛化的極端的平等，形成越平等越好的原則；個體主義突破各種限制走向放縱的個體主義，形成越自由越好的原則；民主由精英民主走向大眾民主並進而滑向民粹民主，形成越民主越好的原則。這是民粹主義的三原則。從長過程來看，滑向這三個原則是民主的大趨勢。民主的民粹化，導致西方古代民主的兩次衰落。現代西方民主從中世紀起源，經歷了從精英民主向大眾民主的發展。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是壹個分水嶺，當代西方民主受上述三原則的影響，已經在壹定程度上民粹化了，並仍然在朝這個方向繼續發展。
近些年，西方國家的民粹主義引起廣泛關注，不過，本文所關注的不是民主制度下的民粹主義運動，而是西方民主本身的民粹化問題，包括制度化的民粹主義或民粹主義的制度化、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的民粹化問題。為此，就要挖掘民主制度中內含的民粹主義基因，分析民主向民粹主義演化的路徑，以及當代西方發達國家民主的民粹化傾向。
人們通常講的民粹主義主要以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其要素主要有：推崇甚至崇拜人民特別是其中的平民的意識形態；堅持較極端的底層平民或底層平民中某壹（些）特定群體的價值取向並提出相應的激進的利益訴求；激進的反精英、反等級秩序、反體制的底層立場；具有威權人格（或卡里斯瑪型）特徵的政治家或政治精英與無結構的大眾的結合；在政治家/政客與民眾的互動過程中亦即政治運動中表現出非理性的群體政治心理和政治行為特徵等。
在威權制度下，民粹主義是大眾動員式參与的壹種不健康的形式。如果它獲得成功，不會帶來健康的民主，而是走向新的威權政治，從而敗壞民主的聲譽。[2]當民主制度處於精英民主或精英與平民大致平衡的民主時代，偶然出現的民粹主義現象屬於多元化社會正常的政治進程的壹部分，或在民眾參与過程中必然會表現出來的壹種傾向。它往往是被社會忽略或利益受損的民眾以壹種非理性的方式表達自己以某種平等為內容的激進訴求的社會運動。民粹主義訴求的合理部分會被民主制度所吸納，從長過程來看，其釋放出來的能量或許構成推動民主走向平民化民主的壹波波小的浪潮。在民主制度已經高度發達，甚至精英與平民大眾已經嚴重失衡、平民大眾已經主導了政治的時代，民粹主義運動會為激進的政治平民化進程推波助瀾。在這個時期，民粹主義運動會成為常規性現象，向民粹方向的滑落形成巨大的慣性，它以非常激進的、加速度和累加重力的方式，推動民主制度走向民粹化的民主，甚至被裹挾于其中的人們對社會發生的激進變化習焉不察。在這種場合，民粹主義已經成為社會主流觀念，民主制度本身滑向了難以逆轉的民粹化軌道，民粹主義政治文化也逐漸形成。這就是當代西方民主制度已經出現的情景。如果對當代西方民主本身已經具有明顯的民粹化傾向這壹事實沒有清楚的認識，對發生在西方社會的民粹主義運動的認識就會由於失去重要的參照系而走入誤區。
壹、民粹主義之「民」：人民還是平民？
在中文語境中，民粹主義(populism)主要是壹個源於俄文的特別譯名。當民粹主義為中國學界廣泛知曉的時候，人們了解的民粹主義主要有兩種形態：壹是19世紀60—70年代俄羅斯的民粹主義（Narodnichestvo)運動；二是19世紀末期美國人民黨或平民黨（Populist Party）的民粹主義。但數十年中，中國學界最熟悉的是俄羅斯的民粹主義，由於它與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從而與俄國共產黨的歷史有著特殊的關聯，學者們在研究後者的時候涉獵了前者。這樣，原本作為俄羅斯19世紀民粹運動的特殊名稱，就成了populism在中國約定俗成的流行名稱，被用來概括與俄國民粹運動有很大不同的壹類社會運動和相應的政治思潮。從字面上看，「民粹」壹詞令人摸不著頭腦。它作為對「以民為粹」和「民之精粹」兩個對立口號的概括本來就很牽強，文字不通，也沒說清在這兩個口號中選擇的是哪壹個。更重要的是，這個名稱並沒有揭示「民」的真實內涵。
當然，對民粹主義的誤解或曲解不僅是名稱的誤導。學者們經常會談到，以人民或人民的代言人自居，或訴諸於人民話語，向人民呼籲，主張人民至上，煽動人民崇拜，是民粹主義的主要特徵。這是非常含混的壹個表述，它使民粹主義失去了其關鍵特徵。在當代社會，特別是在民主或准民主制度下，人民已經取代君主被奉上王座，甚至被奉上神壇。所以，訴諸於人民話語，以人民或人民利益代表自居，將對立的壹方排除在人民之外，這是各派政治勢力和政客的常規做法。人們公認的具有精英民主（或共和主義）特徵的美國憲法開頭壹句話就是：「我們，合眾國人民」（We，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這當然不是民粹主義的煽情。即使在當代威權制度下，除傳統的君主專制統治外，人民權力和利益在法理上也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或惟壹的正當性，哪怕在現實中被高高舉起的人民實際上被架空，但各種利益都會冒充為人民利益，各種群體都會自詡為人民或被說成是人民。所以，在民主制度下，或在民眾以動員方式參与公共生活的條件下，將打著人民的旗號作為民粹主義的關鍵特徵，只能使問題更加混亂。依據對民粹主義這壹特徵的定位，民粹主義必然成為普適性的帽子，可以在政治鬥爭中被扣到任何對手的頭上。
民粹主義不是壹般地訴諸於人民，而是以人民中的平民、下層或各種弱勢群體來代表人民。在各種打著人民旗號的人中，甚至包括了貴族寡頭、各類統治精英或獨裁統治者，我們如何識別其中的民粹主義呢？在民粹主義者那裡，人民具有特定含義，即與貴族或精英相對的平民，或具有等級結構的人民中的下層，或人民中某壹（或某類）弱勢群體。民粹主義的壹個突出特徵，是激進的平民立場，是以平民或人民中的下層代表人民。這個平民立場，在不同的歷史場合，可以是各種不同的社會底層或弱勢群體的立場。他們不是壹般的推崇或神化人民，而是推崇和神化平民或人民的底層；他們不是壹般的要求人民的權力，而是激進地要求底層民眾壓倒性的權力優勢；當他們聲稱維護和申張人民利益的時候，他們表達的實際上是底層民眾激進的利益訴求。當然，如果僅僅持有平民立場，也許只是壹場底層反抗壓迫和歧視的運動，不壹定走向民粹主義，而在持平民立場的同時，更進壹步將平民或社會底層身份視為道德理想的化身，將其價值、利益、文化、生活方式等作為道德判准，推向壹個不合理的極端，則是民粹主義所特有的。
民主與民粹主義都訴諸於人民，兩種人民，都是壹種抽象的概念，但在現實政治中，人民含義的具體落實是不同的。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可以是精英主導，即以精英（古代是貴族、富人）作為人民的主體，平民處於弱勢地位，這是精英民主；也可以是精英與大眾的平衡結構，這是混和民主；還可以是平民主導，即以平民為人民的主體，精英處於劣勢，這是平民民主或大眾民主。但在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將下層平民（或弱勢群體）神化並將其立場和利益訴求極端化，形成絕對的道德判準的時候，就滑向了民粹式的民主。
俄文民粹主義（народники）的詞根народ意為「人民」（people）,英文的民粹主義是"peopleism" 或"populism"。[3]populism的詞根源於拉丁文populus，意為人民或民眾。在拉丁語中，populus是表示羅馬公民團體的集合概念，所謂「羅馬人民」（populusRomanus)就是包含著貴族與平民的羅馬公民共同體。[4]希臘文中民主的詞根demos和拉丁文中共和國（亦譯為「民國」）的詞根publica，其基本含義也是人民。但是，人民的概念隨平民力量的掘起而發生變化，由於人民中平民占多數，在民主制度下，當平民力量掘起之後，最終人民的內涵就落實為平民，平民即人民，人民即平民。事實上，demos和populus在城邦時代末期，其基本含義即為平民。
在古典作家那裡，就有了對兩種民主的區分，可謂民主與民粹化民主的先聲。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民主政治（Dēmokratia）進行了無情的抨擊，[5]顯然，他針對的是民粹化的雅典式民主。在他那裡，民主就是民粹化的民主，而中文適當的翻譯應該是「平民政治」。[6]在《政治家》中，他雖然將民主政體按「強制服從與自願服從，貧窮與富有，法治與非法治」分為兩類，但卻仍然使用同壹個名稱，即Dēmokratia（「民主政體」或「平民政體」），沒有為其分別命名。[7]
民主與民粹化民主的明確區分，最早出現在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理論中。亞里士多德區分了兩種多數人掌權的政治，即Politeia和Dēmokratia(英譯Democracy)。雖然兩者的共同特徵在於多數人掌握權力，因而都屬於廣義的民主，但前者服務於全城邦的利益，屬於正宗政體；而後者只服務於掌權者（即掌權的多數）的利益，屬於變態政體。亞里士多德也沒有給予多數人掌權的正宗政體壹個特別的名稱，Politeia只是泛指政體的壹般名稱。[8]這樣，就給後人的解釋帶來了困難。對於Politeia，後世有不同的譯法，如混合政體、共和政體、民主政體等。筆者以為，前兩者都非常牽強，譯為「民主政體」更合適些。學界壹般將Dēmokratia譯為民主政體，它也是後世民主（democracy）壹詞的源頭。但在亞里士多德這裏，它只是民主政體的壹個變態類型，譯為「平民政體」可能更為恰當。在希臘文中，Demos既是公民共同體，又特指平民。從亞里士多德對這種政體的描述來看，它應該特指平民。
其實亞里士多德對此有過特別的說明。他認為，雖然在壹般情況下，平民是多數，但即使掌權的窮人是少數，仍然屬於平民政體。在他看來，窮人和富人具有不同的品性與生活方式；農民和城裡的僱工也有不同的品性和生活方式，由此便產生不同的「正義」要求。所以，窮人掌權才是平民政體的實質，它決定了城邦的生活方式和統治者的德性。「任何政體，其統治者無論人數多少，……如以窮人為主體，則壹定是平民政體。」[9]這樣，亞里士多德筆下的平民政體就是窮人（他們壹般是多數）掌權，以極端的和排他的方式追求窮人的利益。這可以說是民粹主義民主的古代形式。儘管這時候還沒有形成平民崇拜的意識形態。
波利比烏斯沿用了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將民主政治分為好的和壞的兩種。但他卻用dēmokratía（民主政體或平民政體，對應的英譯是democracy）表示好的民主政體，用ochlocratia（平民政體或暴民政體，對應的英譯壹般為ochlocracy或mobrule）表示壞的民主政體。[10]這種壞的民主政體具有民粹化民主的壹些特徵。它是壹種病態的大眾統治，是好的民主的蛻化墮落的形式。
這樣，從亞里士多德到波里比烏斯，民主概念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波利比烏斯棄用亞里士多德那裡模糊不清的Politeia，而將亞里士多德的變態政體dēmokratía（民主政體或平民政體）作為好的民主政體的名稱，同時以ochlocratia取代了亞里士多德的dēmokratía作為壞的民主政體的名稱。這就澄清了亞里士多德帶來的混亂。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波利比烏斯都把民主分為兩個類型，我們可以將其中壞的民主視為現代民粹化民主的先驅。其共同特徵在於，掌握權力的是平民或人民中的下層，追求極端的自由（放縱）和平等，並以極端的排他方式追求下層平民的利益，具有非理性的行為特徵。
人民概念本身即有其重心不斷下移的傾向，這同時是民主走向民粹的過程。在希臘羅馬城邦民主時代，人民首先是壹個整體的概念，指公民共同體，但在城邦早期，人民首先是其中的精英，即貴族和富人。在雅典，表達人民意願的是元老院和公民大會；在羅馬的人民大會中，早期的庫里亞大會，隨後的森都里亞大會，都是由人民中的貴族、富人來代表羅馬人民，平民被模糊地納入人民概念，但處於可有可無的依附和邊緣的地位。隨著平民地位的上升，雅典的元老院被邊緣化，遵循數量原則的公民大會幾乎成為表達民意的惟壹機構。羅馬後來出現的特裡布斯會議、平民會議都由平民主導，在這裏，平民即代表了人民，貴族和富人被淹沒於人數眾多的平民中，前述兩個以貴族和富人為主導的人民大會也逐漸被邊緣化了。
波利比烏斯在公元前二世紀看到的是羅馬共和國的混和政體，即貴族與平民大體達到平衡的政體。他肯定好的民主政體作為混和政體三種相互平衡的原則之壹，也就是壹種積極的因素，但他沒有看到，混和政體中好的民主也會墮落為壞的民主，並在與貴族的爭鬥中破壞二者的平衡。如果說，羅馬共和國早期的三次平民撤離運動表達的是平民爭取與貴族平起平坐的訴求，那麼，到共和國晚期壹波波由平民派（Populares）發起的衝擊，包括格拉古兄弟改革、馬略的軍事改革、愷撒的軍事獨裁，都是平民派在政治強人的領導下挑戰貴族權力的行為，結果，是打破了貴族與平民相互平衡的政治結構。不過，羅馬並沒有像希臘那樣走向民粹化民主，而是軍事強人在平民大眾的支持下打垮了貴族共和派，建立了個人的軍事獨裁。
當中世紀西方民主再次復現並走向現代民主的過程中，人民的含義由包含精英與平民的人民概念演變為平民概念這個發展過程又壹次重演。中世紀歐洲的等級會議是按等級投票，前兩個特權等級處於主導地位，第三等級雖然代表著大多數國民，但他們只是壹個等級，在議會中處於弱勢地位。中世紀流行「人民的同意」原則，但這個原則在政治實踐中有壹個不可缺少的註解，即人民的同意，意味著人民中最重要的那部分的同意，並非多數人的同意。壹人壹票、票力平等的原則雖然在教會選舉教皇時出現了，但在等級會議的表決程序中，仍然是前兩個等級同意，即可視為國民整體的同意。到法國大革命初期，第三等級代表單獨開會，宣布自己的會議即為「國民議會」，意味著第三等級即是人民，即是國家。[11]這是個標誌性的事件，從此，人民概念的重心轉移到了平民。現代社會沿著這個方向繼續發展，人民即平民，平民即人民。對人民的神化落實為對平民的神化。20世紀六十年代西方世界發生的民權運動，是另壹個標誌性事件，從此之後，人民不僅意味著平民或社會下層，更意味著各種社會政治議題中的弱勢群體，如族群關係議題中的少數民族、有色民族，性別議題中的女性，性關係議題中的LGBT,宗教議題中的少數和外來宗教等。在這些特定的弱勢群體中，有許多成員是政治、經濟和知識的精英，但在某個特定議題上，其所屬的文化身份被視為受害者、受歧視者。對平民的神化轉向對上述各類弱勢群體的特別關照，甚至設立禁忌保護他們。當代西方民粹主義繼承了人民重心下移的歷史慣性，它無非是這個長的不可逆轉的歷史過程發展的盡頭。
所以，考慮到民粹主義的主流傳統及其在歷史上和當代的各種表現，民粹主義之民即為平民，populism應譯為「平民主義」或「民眾主義」、「大眾主義」更為恰當。當我們不得不沿用民粹主義這壹約定俗成的名稱時，應該記住，這裏的「民」不是壹般的人民，而是人民大眾，或者是民眾的下層，或者是人民中的某類弱勢群體。
二、民主內含的民粹基因
如前所述，民主有不同的類型，民粹主義民主是其中的壹個類型。壹些熱衷於為民主辯護的學者極力撇清民主與民粹的關係，這種努力顯得很蒼白。其實，民主本身即含有民粹的基因，具有朝向民粹發展的內在趨向。我們要防止民主走向民粹，或至少延緩這個進程，就需要正視這個基本事實。
民主內含的民粹基因就是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的內涵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內在價值，是共同體中平等的壹員，並因此在社會中應該獲得同等的尊重、機會、權利和其他有價值之物。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的內涵是，每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單元，在價值上自足圓滿，構成社會的本原和基礎，有能力和資格決定自己的事務，因此，它追求實現個人獨立和自由的最大化。
這兩個原則是民主的基礎和基本動因。
由於所有人是平等的，所以，關涉共同體全體成員的公共事務決策需要全體的平等參与。平等人的共同體惟壹可能的政治形式是自治，大家同時兼具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種身份，沒有誰是固定的治人者，也沒有誰是固定的治於人者。平等的範圍決定了民主的範圍，古代社會貴族內部的平等帶來了貴族民主，現代社會在民族國家邊界內的全民平等帶來了全民民主。平等內涵的泛化也改變著民主的面貌。人類平等觀念依次經歷了特定身份的平等、普遍的人格平等、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政治權利的平等、政治影響力的平等，不同的平等觀念塑造了不同類型的民主。當托克維爾預言民主的大趨勢的時候，他的基本依據是社會身份平等化進程的不可逆轉，「事所必至，天意使然」。[12]在他那裡，民主就等同於平等，政治平等即是民主。社會平等化進程與民主化進程是同壹過程。
個體的獨立使人們擺脫傳統的天然共同體的束縛而得到解放，也不再盲目地屈從於傳統的、天然的權威，要求在個人事務及涉及個人的事務上自主地做出決定。適應獨立的個體的共同體類型，是以契約為紐帶的平等人的聯合體。在其中，每個人有平等的參与權，政治權威基於共同體成員的同意。個體的獨立還帶來個人的成長，這意味著主體意識的增強，公民的尊嚴感、主人意識、權利意識和參与意識的增長，意味著個性的自由展現和個人慾求的自由申張。這壹切，都是推動民主的力量。[13]
平等主義與個體主義雖然存在緊張關係，但兩者還是互相推動、互相激勵的。由於等級秩序和威權結構是對個體的壓抑和束縛，而平等則解除了這種壓抑和束縛，帶來個體的解放，促進個體的伸張和成長。個人成長起來了，個人的個性和人格越來越豐滿成熟了，個人逐漸成為社會的重心甚至中心，在這種情況下，他壹定會提出更多的平等要求。根據平等原則要求個人選擇的自由，也將個人的某項自由選擇普遍化。個人對不平等的地位和待遇的敏感度也會越來越高，尚存的哪怕是微小的不平等就變得不可忍受。這樣，個體的解放就必然要求平等的不斷泛化和重心下移，由此帶來新的層面的個體解放。
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壹起成為推動民主的動力，與此同時，民主也是哺育這兩者成長的搖籃。平等和獨立的人掌握了權力，很自然的會利用權力實現更多的平等和獨立，而更多的平等和獨立則導致更進壹步的民主。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就揭示了平民政治與平等的擴展和個體解放之間的關係。這種政制「把平等給予壹切人，不管他們是不是平等者。」在這種制度下，形成壹種平等精神、壹種社會風尚，它滲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家長和孩子、男人和女人、老師與學生、本國公民與外國人、權貴與百姓、主人與奴隸之間似乎都是平等的，等級差別趨於消失，甚至前者討好後者、模仿後者成為風尚。平民政治還追求極端的自由，目無法紀，在「生活中任性而行，各如所願」，以至於走向了放縱主義。[14]托克維爾對美國民主的觀察也印證了這壹點，他談到了民主制度下的諸種平等，例如，他還專門論述過民主制度下主僕關係趨於平等的現象。[15]
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都有自我擴展、自我膨脹的內在趨向。平等向兩個方向上自我擴展：壹是垂直方向的，即享受平等的人從社會的上層擴展到底層，社會上層獲得的某種平等，逐漸由更多的人直到全民甚至全人類所共同享有；二是水平方向的，即平等的內涵不斷擴大。古代平等的根基是身份平等，現代平等的根基是人格平等。這種平等的原點內含著無限擴張的力量，向各個領域瀰漫滲透，幾乎沒有界限。而平等在水平方向上的每壹步拓展，都會在垂直方向上再壹次展開。個體主義的擴展，表現為個體越來越多、越來越深、越來越徹底地脫離社會而獨立，個人已經獲得的獨立，成為其獲得更大獨立的出發點。其具體表現，就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不斷擴張和泛化。
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的擴展，在合理的界限內帶來了民主的繁榮，也是西方文明活力和魅力所在。但突破某個界限，就成為民主的敗壞性力量，甚至是文明衰敗的因素。
平等主義最初的表現形式是等級身份的平等，即貴族、公民、自由民內部的平等。它產生於古希臘城邦時代，帶來了城邦民主的繁榮。到城邦解體之後的帝國時代，在斯多葛派哲學和受斯多葛派哲學影響的羅馬法當中，平等主義進壹步發展，確認了人在理性能力和道德潛質方面的普遍平等。基督教成為西方世界的精神導師后，為平等主義注入了主要的精神動力。根據基督教的信仰，人是被上帝創造為平等的；上帝的懲罰和救贖與人的世俗身份無關，故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人在天國里的身份也是平等的。基督教的這種精神平等信仰逐漸演化為現代的人格平等，它是現代各種平等濫觴的原點。
個體主義在城邦解體后萌生，但其母體主要是基督教。基督教從猶太教中分離出來以後，有了更多的個體主義的因素。猶太教是民族宗教，猶太民族是上帝的選民，耶和華是猶太民族的上帝。猶太人集體對上帝犯了罪，現在是集體受到懲罰，將來是集體得到拯救。面對上帝的，不是個體，而是猶太民族的整體；不是每個猶太人與上帝發生關係，而是猶太民族整體通過他們的宗教領袖的中介與上帝發生關係。但是，這壹切在基督教產生之後都發生了變化。因為基督徒被從猶太教中排擠出來后，以個體的身份組成平等的基督教團契，天國也是壹個個基督徒的靈魂組成的精神團契。每個信徒單獨面對上帝，承受懲罰或得到救贖，作為上帝的選民，他們具有個人化的自信與自尊。這樣，基督教就成為孕育個體主義的母體。
個體主義在基督教中孕育結胎之後，在現實生活中仍然受到教會組織和世俗社會等級秩序的束縛，但個體主義精神必然滲透世俗的社會結構，將世俗社會個體化。宗教改革實現了宗教生活的個體化，市場經濟瓦解了束縛個體經濟人的整體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現代的民主與憲政革命實現了政治領域的個體化。這樣，社會就完成了全方位的個體化進程。
所以，西方現代文明的母體是基督教，她同時孕育了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在傑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的原稿中寫道，「所有的人都被創造為平等和獨立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independent」)。[16]「平等和獨立」道出了現代民主的根基所在，基督教對現代民主的兩大貢獻都包括在這個概念里了。不過，後來經過修改的定稿刪去了「獨立」，僅保留了「平等」，應該說遠遜於傑弗遜的原文。
平等主義與個體主義在現代有過適當的也是成功的結合。在理論上，表現為古典自由主義；在現實中，表現為17—18世紀的幾場現代民主憲政革命。兩者大致沒有越界並達到壹種平衡。[17]其具體標誌就是現代代表制民主的建立和基本人權（也被稱為第壹代人權）得到承認和保障。它們創造了現代民主的黃金時代，也成就了西方文明數百年的輝煌。但是，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並沒有也不可能到此止步，它們都在不斷擴展自己的內涵。上個世紀民權運動可以說是壹個結點，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都達到了峰值，接著開始越界，打破平衡，走向極端。平等主義滑向極端的平等即平均或相同，個體主義膨脹為放縱的個體主義。從長的歷史過程看，這是現代文明高度發展之後的「文明病」；從短的歷史進程來看，正是20世紀60年代造反的那壹批年輕人進入了體制，特別是進入教育、傳播、文化、藝術等領域，把他們60年代反傳統、反秩序、反體制、反精英的那种放縱自我慾望的精神帶入體制內，使他們的極端平等和放縱的個體主義要求變成法律和制度，變成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甚至形成社會的禁忌（即「政治正確」）。
越界的個體主義和平等主義相結合就是當代的民粹主義。在它們的影響下，西方民主開始朝向民粹化方向發展。如果它們取得主導地位，不能受到有效的阻遏，西方民主的民粹化將不可避免。
三、從民主走向民粹化民主的內在趨向
學界對西方民粹主義的研究，主要是將其作為壹種社會運動和思潮來處理的。就本人閱讀範圍來看，還沒有將其視為制度形態、主導的意識形態和主流的政治文化，並對其基礎進行分析。國內學界論述西方民粹主義的大量作品中，有兩篇文章觸及到了與本文核心觀點相關的內容。劉瑜女士認為，左翼民粹主義的土壤在於「權利觀念」的不斷泛化，而不斷上漲的權利預期與精英主義之間的裂縫和張力越來越大。推動「權利觀念」泛化的主要是左翼自由派，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左翼自由派在長線歷史中地位不斷上升的壹種反彈。[18]這裏講的「權利觀念」的不斷泛化可以視為平等主義與個體主義的局部表現，不過，將其與精英主義相對立，似乎不夠準確。何懷宏先生從價值衝突角度解釋美國民粹主義興起的根源，他通過對《獨立宣言》文本中所包含的價值體系的分析，總結出美國社會當前存在的兩對內在的價值衝突：（1）獨立自由與平等福利之間的衝突；（2）傳統信仰義務與個人選擇自由之間的衝突。[19]這裏所說的「平等福利」與「個人選擇自由」也是我所說的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在當代的部分表現，但何懷宏先生分別處理的獨立自由與個人選擇自由其實是屬於壹個系列的價值，後者是前者的延伸，並且能夠與平等福利要求合流。他認為這兩組價值衝突導致民粹主義的興起，但沒有把其中的某項或幾項價值的極化視為民粹主義的動因。兩位學者與中外學界主流觀點保持壹致，平行地分析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只是將左翼視為更主動的壹方，右翼是對左翼民粹主義的被動回應。
如果將民粹主義視為民主制度的壹個可能的類型，或發現當代西方民主的民粹化傾向，對當代西方的民粹主義運動就會有全新的認識。如前所述，民粹傾向本來就內在於民主之中，只是在健康的民主制度下，它是壹種受控的力量與衝動。但民主壹旦建立，哪怕開始是貴族民主、精英民主，都有壹種內在趨勢，打破貴族或精英的壟斷、進而打破精英與大眾的平衡，走向大眾民主。而在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再向前走壹步，特別是如果大眾的素質不夠高（像瑞士、北歐國家，民主程度雖然很高但不易走向民粹），或者民主制度設計有缺陷（比如總統直選就容易形成劇場政治，導致政治態度極化，從而有利於走向民粹），就容易走向民粹化的民主。
從民主滑向民粹是有跡可循的。壹般說來，是沿著三條軌道向前推進的。
第壹，平等主義不斷擴展與泛化：由有限的平等走向無限的極端平等，形成「越平等越好的原則」，甚至形成逆向歧視。
平等壹旦獲得，特別是人格平等被確立后，註定會走向更多和更大的平等。只要有了人格平等這個基點，它就有壹種內在的傾向，不斷擴展其範圍，從而由有限的平等走向泛化的平等，也就是將平等精神滲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形成極端的平等，甚至逆向的歧視、逆向淘汰。也就是說，平等的發展有壹種慣性，會不斷突破各種界限，既包括平等內涵上的界限，也包括平等主體的界限。平等與平均、相同之間，本來就沒有清晰的界限，或者說，界限很容易被突破。美國《獨立宣言》所宣稱的：「人是被創造為平等的」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這個命題既可以理解為起點的平等，也可以解釋為結果的均等。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其中的博愛將平等賦予道德內涵，也為突破平等主體的界限開闢了道路，即平等原則適用於所有的人，包括不同民族、宗教、國別的人。已經獲得的平等會成為獲得更多平等的依憑和動力，當社會實現了相當的平等之後，餘下的微小的平等就變得更加不能容忍。也就是說，得到越多的平等，對餘下的不平等的容忍度就越低，追求新的平等的激情就越強烈。而已經大幅度擴張的平等，形成壹種衝力，傾向於更猛烈的擴張。按著這個慣性，社會就確立了越平等越好的原則。托克維爾就曾談到過民主社會裡人們「追求平等的激情」「可能達到狂熱的地步」，「沒有止境，更為持久，難以遏止」，「是壹個不可抗拒的力量」。[20]籠統地說，平等是值得追求和需要珍惜的價值，但是，如果是越平等越好，平等必然會突破應有的界限，走向極端。平等價值獲得了道德優勢后，就會形成強大壓力，突破各種界限，不顧現實條件，甚至為了與不平等劃清界限，矯枉過正，使壹些原來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社會下層或某類弱勢群體受到特殊關照、享受特權，設立「政治正確」的禁忌來保護他們，以至於形成反向歧視。薩托利指出，追求結果的平等，必然「要求歧視性（不同的）的對待」，[21]即逆向歧視，這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上也是如此。
在民主制度下，存在著平民地位上升的鐵律：只要社會發展，平民的地位必然不斷上升。財富的分散與流動、知識的傳播與勻質分佈、等級制度的解體和社會走向扁平化、權力的下移等成為必然的趨勢。人類的主要進步，從文字的發明到現代印刷術的出現，從大眾傳播到網際網路的小眾傳播，從工業化到城市化，從物質財富的增長到教育的普及，都推動著平民地位的上升。市場保障了起點的平等和競爭規則的平等適用，但民主制度通過權力對市場的干預，傾向於抵消市場產生的不平等。所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福利國家」。精英需要平民的支持，在精英內部的分裂和內鬥中，雙方都會爭相取悅于平民，提昇平民的地位。這樣，民主政治的統治類型由精英統治轉變為精英與平民的平衡，最終變為平民的統治，幾乎是必然的。大眾民主出現后，民眾的人數優勢就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樣，從人民被奉上王座變為人民崇拜，最終走向平民崇拜，也是必然趨勢。甚至平民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都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社會原來由精英引領，平民追隨和模仿精英，轉變為平民主導，精英追隨和模仿平民。平民由人數的優勢走向道德的優勢，具有了道德優勢后，在具體議題上地位更低的群體，不壹定具備數量的多數，可能只是壹個少數，甚至是極少數，也可以獲得道德的優勢。人們爭相取悅於他們、恭維他們，以獲得道德上的制高點。
第二，個體主義不斷擴展其領域，直到突破各種限制，形成「越自由越好的原則」，由規範的（有限制的）個體主義走向放縱的個體主義。
個體主義的膨脹是由人的本性推動的，人的欲求壹旦被釋放出來，也就是被合理化之後，它就壹定會追求更大的空間，更廣大範圍和更高層面的滿足，就會要求「越自由越好」。而遏止其擴展的力量則是脆弱的，極易被突破。個體從社會制度和秩序、習俗和禁忌中解放出來，具有「釋放魔鬼」和「衝決堤壩」的效應：瓶子壹旦被打開，魔鬼就無限膨脹；堤壩壹旦被沖開壹個缺口，就不可遏止。有限的自由會帶來更大的自由，已獲得的權利使其能獲得更多的權利。自由和權利泛化到社會和個人生活的廣泛領域，由以個人的基本權利為內容的自由，發展為個人選擇的自由。個體主義膨脹的極致是每個人在各方面都可以隨心所欲，惟壹的限制是不妨礙他人。也就是約翰·密爾所說的，個人的行為，只要不妨礙他人，就可以各行其是，自己是自己行為的主權者。[22]問題在於，什麼行為才是不妨礙他人的呢？用嚴復的術語來說，群已之間有清晰的權界嗎？由於人生活于社會中，嚴格說來，就沒有完全不影響到他人和社會的行為，不是直接影響，就是間接影響；不是當下的影響，就是未來的影響。在「越自由越好」的規則衝擊下，人類數千年形成的壹套道德規範和倫理禁忌依次瓦解。
與古希臘民主晚期的情景相似，大眾民主催生了個體主義走向放縱，而放縱的個體主義則推動民主走向民粹。
第三，精英—大眾平衡的民主走向大眾民主，由民主有限（相對）的好走向民主絕對的好，直到形成「越民主越好的原則」，由追求政治權利的平等到追求政治影響力的平等、權力的平等分享。
現代民主的前身是中世紀的貴族民主，現代民主誕生后直到19世紀，是精英民主。19世紀末20世紀初普選權的實現，標誌著大眾民主的出現。人們可以看到，選舉權不斷向下擴展的趨勢不可阻遏、不可逆轉，直到全體成年人都獲得平等的選舉權。這樣，就進入了大眾民主時代。但是，在平等的選舉權實現后，還會出現新的平等追求，即追求每個人、每個身份團體政治影響力的平等、按其在人口中的比例分享政治權力。平等的選舉權相當於經濟領域里的機會均等，而政治影響力的平等和平等地分享權力，相當於經濟領域中的結果平等，即平均主義。
俞可平先生貢獻了壹句廣泛流行的名言：「民主是個好東西」。當然這是特定語境下的壹個簡潔的表達，不是壹個科學的命題，更不能當作社會科學的定理。嚴格地說，民主是有限的、有條件的好東西。不過，在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的驅動下，民主在現代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並壹路高歌猛進：對人民的崇拜演化為對平民的崇拜，使民主成為不容置疑、無條件的絕對的好東西。最終，「越民主越好的原則」在西方社會成為共識，甚至是社會的集體無意識。西方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談論民主，秉持的都是這個原則。雖然他們大多都在批評西方民主，但他們批評的都是西方還不夠民主，要求更多的民主，要求新型的、更高級的民主。他們發現了當代西方民主出現的許多問題，但都歸因於民主程度不夠。現代的代表制民主太陳舊了，解決問題的出路是怎麼樣讓它更加民主。如何讓公民更廣泛更深入地參与，如何使代表制有更充分的代表性，如何使權力的分配更均等，如何使社會弱勢群體能夠平等地分享政治權力和具有平等的政治影響力，如何對政府和領導人實現更充分有效的監督，如何讓媒體更深入地介入政府的運作，如何使公共政策體現更廣泛的民意，等等，按越民主越好的原則，現存的民主是不民主，對民主的所有限制都是反民主。從他們批評民主和設計民主的理論背後，都有壹個非常清晰的思路，就是政治上越平等越好，也就是「越民主越好」。
在發達的民主制度下，甚至是大眾民主時代，仍然追求「越民主越好」，使民主本身成了壓倒壹切目標，不顧犧牲民主的質量和效率，欲求實現理想化的、完美的、純粹的民主，這是通往民粹主義之路。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過兩次主題的轉換，亦即經過三個大的階段。第壹個階段是古典時代，其主題是權力的歸屬問題，即在自由公民內部如何分配權力的問題。這個時期，出現了有限平等主義主導下的城邦民主；第二個階段是中世紀到現代，其主題是權力的性質和範圍問題，即如何劃定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邊界問題。這個時期，個體主義與平等主義壹起，成為主導民主的力量。在有限的平等主義和合理的個體主義兩種力量主導下，建立的是自由主義民主（同時也是代表制民主）。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起，西方政治思想領域里各種後現代思潮興起，政治思想的主題轉向權力的解構、平等分享和泛政治化。平等主義開始走向激進的平等主義，個體主義也趨向于放縱的個體主義，這兩者逐漸合流，推動當代民主走向民粹化的民主。
弔詭的是，平等主義、個體主義和民主的發展，在總體上都是當代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對弱勢群體權利和利益細緻入微的保護，是衡量壹個社會文明水平的主要標誌。但是，在這種高度文明的社會裡，卻容易患上現代文明病。如果脫離具體條件，以激進的方式，片面追求這方面的進步，就走入了誤區。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更好是好的最大敵人」。
由於民主制度內置了民粹的基因，從而具有走向民粹的內在趨向，古代西方兩度出現的民主，都因不可逆轉地滑向了民粹而衰敗直至終結。
在希臘、羅馬城邦時代，最初建立的都是貴族（精英）民主，而後都經歷了平民勢力的成長，在平民參与要求的壓力下，建立了精英（貴族和富人）與平民大體平衡的民主。雅典在梭倫改革之後，羅馬在三次平民撤離運動之後，基本上進入這個階段。這是民主最輝煌的時代。接下來，天枰壹定會發生傾斜，平民大眾佔了上風，精英被邊緣化，從而走向了平民民主。雅典從克里斯提尼改革開始，羅馬從格拉古改革開始，走上了平民民主的道路。
雅典式的平民民主直到伯里克利時代，由於特殊的內外條件，運作大體比較健康，平民的廣泛參与，給雅典國家帶來了生機和活力，這使它在希波戰爭和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初都有優異的表現。但是，平民由於成功而走向傲慢和失控，平民政治的亂象也開始出現。最終導致伯羅尼撒戰爭的失敗，以平民政治為特徵的民主走向衰落。如果我們重溫二千年前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對雅典民主的批判,[23]彷彿就是對當代西方民主的批判。這些批判可以歸結為兩點，即平民極端的平等要求和個體的極端放縱。
羅馬共和國建立的時候是典型的貴族共和國。共和國全稱為「羅馬元老院與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西塞羅將共和國定義為「人民的事務」，被他理想化了的共和國，是君主制因素、貴族制因素和民主制因素相互制衡的混合政體，但西塞羅的時代，這個政體的平衡已經被破壞。貴族制和君主制的因素蛻變為軍事強人，羅馬人民蛻變為平民派（Populares），軍事強人與平民派聯手，葬送了共和國。平民派的活躍成份是所謂的「無產者」（proletarii），他們是「窮到除了孩子不能為國家做出任何貢獻的人」。[24]他們靠羅馬國家的福利生活，軍事獨裁者用麵包和馬戲腐蝕和收買他們。他們大多屬於羅馬人或拉丁人之外的族裔，其精神世界很少受到傳統的羅馬共和精神的浸潤。孟德斯鳩在分析羅馬共和國之衰亡時指出，這時的「人民幾乎都是由被釋放的奴隸構成的。」「羅馬人民幾乎是清壹色地由被釋放奴隸或是由不從事手藝而仰仗著國家的錢養活的人構成的。」[25]
這可以說是古代形式的民粹政治。兩千多年之後，民粹政治的陰影又重新投射到西方民主政治中，這說明民粹主義是民主制度本身內置的病毒，註定會舊病複發。希臘羅馬城邦末期非理性、寄生性和缺少民主精神的平民大眾，善於煽動、操縱和利用民意的平民領袖（demagogy）、在權力鬥爭中無原則地討好民眾的政客，都成為民粹政治下的典型形象，在當代社會壹再出現。
從中世紀起源的現代民主，再壹次重演了這個過程，即從精英民主、精英與大眾平衡的民主到大眾民主，最後走向民粹化民主的過程。
從早期的精英民主走向大眾民主，主要循著兩個軌跡：
第壹，是參与權的擴大。大體上，參与權的擴大經過如下階梯：貴族－－（取消身份限制）富人－－（降低財產資格）有產者－－（取消財產資格）白種男人－－（取消性別限制）白種人－－（取消種族限制）21歲以上成年人－－（降低年齡限制，如美國）18歲以上全體成年人。
第二，削弱精英的政治影響力，解除對下層民眾參与的各種制約機制，拆除精英與大眾間制度上的隔離層和過濾網。以美國為例，這方面的變化包括諸多內容，如參議院由間接選舉改為直接選舉、總統由間接選舉變為事實上的直選、各種形式的直接民主（參与式民主、協商民主、電子民主、全民公決）的湧現和發展、民意測驗（電子化的廣場政治）對政治家的操縱、作為無冕之王的媒體對政治的深入影響（商業化媒體有天然的民粹化傾向）、頻繁的公民政治運動與政治鬥爭、對競選資金的規範化、初選的出現、政黨控制力的下降、各種有利於下層民眾參与的程序改革（如總統大選可以提前投票、沒有帶照片的身份證明也可以投票等）、選舉年齡的下調（年輕人更多民粹傾向）、改變議會日程以使議員不常住華盛頓而住在自己的選區（更多地受選民控制）------
現代民主向平民化民主的傾斜，是壹路向前、不可逆轉的過程。達爾曾將美國憲法制定后的進壹步民主化稱為「和平的民主革命」，[26]這個革命在西方是普遍發生的。當平民藉助人數優勢支配政治生活並因此而獲得道德優勢之後，走向民粹民主只有壹步之遙。
只不過，由於有前兩次民主民粹化的教訓，現代民主採取了多種措施以防止其民粹化。而個體主義的融入，其本身雖然有推動平等的壹面，但也有平衡平等主義的壹面，特別是合理的個體主義，是極端平等主義的制約力量。這樣，就使現代民主的生命力比古代民主要長得多。但畢竟，大的趨勢難以逆轉，走向民粹化民主的壹天還是到來了。
四、當代西方民主民粹化傾向的主要表現
現代民主建立后，民粹主義的暗流不時會浮上表面。法國大革命中的平民政治是現代民粹主義的初步登場，表演者包括無套褲漢、忿激派、雅各賓派、巴貝夫派等。在19世紀走向大眾民主的時代，民粹主義現象主要有「傑克遜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法國農民與波拿巴的聯盟（「波拿巴民粹派」）、俄羅斯的民粹主義、巴黎公社、美國人民黨的平民主義等。20世紀，羅斯福新政屬於在公共政策領域表現出來的相對溫和的民粹主義，而六十年代遍及西方的民權運動和青年造反運動，其中激進的壹翼具有明顯的民粹主義特徵。
在西方，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壹代是現代自由民主傳統的守護者。但隨著冷戰的結束，這壹代人退出公共生活，戰後嬰兒潮壹代主導了西方政治。在美國，「這壹代的政治本能是由1960年代開始的美國內部文化戰爭塑造的」，[27]在歐洲大體也是如此。他們成長於前輩創造的安全富裕的環境中，形成「后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或「後現代」（postmodernism）的價值觀（英格爾哈特），關注新的政治議題，熱衷於「新政治」（new politics），其中的左派或左翼自由主義者繼承了六十年代造反派的衣缽，將大眾民主推向民粹民主的方向。
當我們說西方民主的民粹化傾向的時候，並不意味著民粹化已經是壹個現實，而是意味著它是壹個發展的可能趨向。判斷這個趨向的重要依據，不僅是在民主制度和公共政策中已經存在的明顯的民粹主義因素，更重要的是西方社會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已經將民粹主義的原則作為評判現實中的民主和規劃未來民主改革方向的標準，朝向民粹主義方向的發展已經成為歷史的慣性，幾乎難以逆轉。
當代西方民主的民粹化傾向主要表現在:
1、在政治價值觀或政治意識形態領域，民粹主義三原則即「越平等越好、越自由越好、越民主越好」成為社會主流價值和意識形態。
壹個基本的事實是，當代西方國家的平等、自由和民主都已達到相當發達的水平，在此基礎上，民粹化民主的表現在於，仍然要求或推動社會更多的平等，使其走向平均主義甚至弱勢者的特權、使社會失去活力和競爭力，並嚴重傷害基本的自由和人權；仍然要求或推動更多的自由，特別在個人生活和個性表現領域的自由選擇權，鼓勵突破千年禁忌、習慣和信仰、損害人類文明社會基礎的個人生活的放縱，帶來文明的衰落和解體；仍然要求或推動更多的民主，為了民主而民主，從而犧牲了民主的質量和效率。
這並不是說，西方社會在平等、自由和民主領域不再有改進的餘地，而是說，這種改進需要非常慎重，需要全方位權衡利弊得失，需要考慮現實的內外條件，而不是遵循「越好」的簡單化的激進原則。
壹些學者面對當代民粹主義亦左亦右的局面，甚至右翼盛於左翼的情況困惑不解，於是聲稱，民粹主義沒有特定的價值，或「價值空心化」。更有甚者，有的學者不顧民粹主義長久的傳統和特定的內涵，武斷地認為，將桑德斯與特朗普等量齊觀，都稱為民粹主義者，是對民粹主義壹詞的濫用，只有後者才是真正的民粹主義。[28]其實，從價值譜繫上來看，由於民粹主義壹貫的底層立場，所以，典型的民粹主義都來自左翼，右翼最多在行為方式和群體心理特徵上具有民粹主義的某些特徵。如果說右翼也是民粹主義，也只能說是非典型性的民粹主義。
上述三個「越好」的原則，主要是西方激進的左翼自由派的原則。他們按這個方向推動民主化改革，將民主推向民粹的方向。但是，這三個原則在壹定程度上，已經成為西方社會被廣泛接受的原則，特別是在精英階層，幾乎成了天經地義的、不容置疑的原則，甚至是集體的無意識。正因為這樣，左翼民粹主義亦即真正的民粹主義得到寬容，右翼反民粹的保守主義則被扣上民粹主義的帽子。面對「右翼民粹主義」，精英們極度仇視和恐慌，普遍地採取抵制態度和做出其他過激反應；而面對桑德斯、梅朗雄等激進左派所代表的典型的民粹主義運動，主流輿論表現出難以理解的寬容。[29]這本身即表明，西方社會向左轉的巨大慣性，已經把大多數精英裹挾其中。當代西方社會像旋轉起來的陀螺壹樣，有著向左轉的巨大慣性，所謂的右與左之爭，有時看起來更像是保守的左與激進的左之爭，左與更左之爭。
2、在政治制度領域，追求權力的平均分配，平民大眾對政治的深度捲入和直接支配，形成大眾對精英的壓倒性優勢。
現代的代表制民主給了下層民眾平等參与權，即政治權利的平等。特別是在大眾民主已經實現之後，普通民眾的平等參与權已經實現。但民粹主義者從參与的結果來衡量政治是否平等，所以，他們要求政治影響力的平等，要求權力的平等分享。這是以數量原則為基礎、依據文化身份（性別、膚色、民族、宗教、性取向等）分配權力的平均主義。他們將人的等值性無限延伸，要求絕對按人口數量、按某文化身份團體在人口中的比例分享權力，亦即實現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數量平等」。這樣壹幅圖景雖然只是民粹主義者的願景，但在現實中，朝這個方向的發展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權力分配的格局。
在大眾民主時代，普通民眾實現了普遍的參与，但當代民主由於公眾教育水平的提高，藉助于大眾傳播、網際網路等現代信息傳播技術，實現了公眾對政治生活更直接、更全面、更深入的參与，從而使精英邊緣化。根據英格爾哈特的研究，西方後現代社會出現了由「精英主導」（「elite-directed」）型政治參与向「挑戰精英」（elite-challenging）型政治參与的轉變。[30]精英失去了相對的獨立性，失去了制約大眾、提升和過濾民意的功能，成為大眾的追隨者、民意的木偶，以民意測驗為風向標，以無原則地取悅于大眾為執政原則。
3、在政治文化或「民情」（托克維爾用語）領域，形成新的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確」，從而形成不合理的社會下層或弱勢群體的特權。
社會形成某種規則，以保衛弱勢群體的權利，這是社會人道化水平提高的表現。但在西方社會，支持「政治正確」背後的邏輯，是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沒有合理的界限，也就是矯枉必須過正。甚至使相關話題都成為道德禁忌，不允許自由討論和爭論。這樣，就會將這種保護不合理地擴大和極端化。有時，政治正確還違背基本的常識，損害其他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造成社會新的不公平甚至逆向歧視，催化不健康的身份政治。按政治正確的規則，如果妳認為某人不適合當總統，但這個人具有政治正確所保護的特殊身份，妳就應該支持他，至少不能反對他當總統，否則，便有身份歧視之嫌；如果妳認為某項政策不合理，但這項政策是照顧某個弱勢群體的，妳在反對它時就會有所顧慮，因為會涉嫌身份歧視。這樣，「政治正確」就成為壹個寧左勿右的標準，對民主的運作起著隱性的強製作用。而它還有著不斷擴大幹預的範圍、不斷強化保護手段的趨向。
4、在公共政策領域，為了贏得選票，獲得道德優勢，無原則地取悅于下層民眾或弱勢群體。比如，即使社會活力和國家競爭力嚴重下降，財政不堪重負甚至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仍然不斷擴大福利、濫施恩惠；在多元文化主義觀念主導下，不顧財政負擔能力、犯罪和恐怖襲擊的威脅、也不考慮主流文化對異質文化包容與融合的能力，實行激進而短視的移民政策，[31]等等。人們看到古希臘民主衰敗時期那些民意煽動家（"demagogue"or "rabble-rouser"）[32]在當代西方已經成為常規現象。雖然具體的公共政策不屬於本文所講的民主制度的民粹化範疇，但民粹主義政策如果成為常規、習慣，可視為民主民粹化的明顯癥候。
五、精英的民粹化：精英與下層民眾的匯流
按常規，民粹主義是反精英的，精英與民粹主義者有著天然的對立。當然，在歷史上，以反精英為特徵的民粹主義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底層運動，精英往往是其發起者、煽動者、操縱者，某些或某類精英也為底層民眾所擁戴。但這隻是限於少數精英。當代的情況是，大多數精英或精英的主體與底層民眾匯流，這是用傳統的理論模式無法解釋的。許多學者仍然恪守民粹必反精英的教條，很自然地將被大多數精英所反感的右翼勢力視為民粹主義，而為大多數精英們所偏愛或寬容的左翼民粹主義則被忽略或赦免。
這種認識忽略了當代政治的新特點。在發達的民主國家，發生了新的政治分化，產生了「新政治」、新的政治分化的軸線。傳統政治的焦點是經濟問題，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物質財富的分配等，現在轉向以文化問題和生活質量問題為基礎。於是形成壹條縱向軸線，與傳統的水平軸線相交。我們要綜合這兩條軸線來考慮社會劃分。
在這種情況下，衡量民粹主義的下層民眾基礎僅按單壹的階級或經濟標準是不夠的，還要結合文化價值標準。也就是說，社會的底層或弱勢群體，亦即民粹主義的主要支持者，不僅包括經濟上最低收入者和依賴福利為生者，還包括按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標準衡量的文化上的弱勢群體並需要受到特別關照者。他們是後現代社會「新政治」中的社會弱勢群體。
根據英格爾哈特提出的后物質主義理論，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發達的西方社會開始了價值觀的轉變，即由強調經濟和人身安全的價值取向即物質主義價值觀（materialism）轉向強調自我表現、生活質量、和諧的人際關係與歸屬感、智力和審美滿意度等精神性因素的價值觀，即后物質主義價值觀（postmaterialism）。前者賦予人身和經濟安全以最高優先順序；後者賦予與人的解放相關的非物質層面的需求以最高優先順序。由價值觀念革命帶來的新政治議題，包括環境問題、種族(歐洲是新移民)問題、移民問題、女性權利和地位問題、性別角色與性道德（離婚、同性戀和婚外性行為等）問題、個人自由和個人生活（墮胎、單親家庭、撫養孩子、同性婚姻、宗教態度、吸毒）問題、公眾參与（公共領域、企業、NGO）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全球化與全球治理問題等。后物質主義者正是在這些問題上，要求更進壹步的平等（甚至均等）、更廣泛深入的參与、更大的寬容、更自由的個人選擇。他們是和平主義者、全球主義者、多元文化主義者、生態主義者，熱衷於「身份政治」、「差異政治」，要求更多的個人選擇。而受過較多教育的精英階層，也是與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最親和的階層。
這樣，持后物質價值觀的精英與兩種意義上的下層或弱勢群體產生共鳴，走到了壹起。他們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使他們更關注底層民眾的命運，將社會的平等和人道化置於社會的經濟活力和國家競爭力之上。不過，在他們心目中，處於經濟最底層的，已經不是傳統的產業工人，而是主要依靠社會福利生活的人、新移民和非法移民。他們更熱心於改善後現代政治議題上的諸種弱勢群體的地位。他們本身在經濟上可能屬於上層社會，但有些人在文化上，比如性別、性取向、族裔身份、宗教信仰等，屬於新政治中的弱勢群體，至少是自認為需要特殊保護的群體。他們要求更多的平等甚至弱勢者的特權，更多個人選擇的自由，更多的民主，亦即使社會下層或文化身份上的弱勢群體具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和佔有更大的權力份額。
這樣，左翼自由派精英既是在經濟上出於後現代情懷關注最下層民眾命運的精英，寬容和偏愛文化上各種弱勢群體的精英，也往往屬於文化身份上的弱勢群體的壹部分。左翼自由派精英是個體主義者，但他們不再是傳統的個體主義者。他們要求在後現代的壹些議題上個人選擇的自由，同時，也要求在這些議題上的激進的平等。也就是說，激進的個體主義者以特定的後現代議題的弱勢者的身份要求激進的平等。正因為如此，儘管他們屬於精英階層，但同時也是民粹主義者。不僅是關照下層利益、表達下層訴求的民粹主義者，還是民粹主義的民眾基礎之壹。所以，他們並不因為屬於精英，就有了被排除出民粹主義的豁免權。
與這些后物質主義的左翼精英相對的，則是持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大眾。英格爾哈特指出，「這些人最可能在他們自己的國家感到已經淪為主流價值的陌路人，感到已經被他們無法共享的進步主義文化變遷的潮流拋在了後面。……眼見他們的主導權力和優越地位的衰落。20世紀70年代寂靜的革命（即向後物質主義的轉變---作者注）如今似乎已經釀成壹股憤怒和怨恨的反革命式反衝。」[33]所以，英格爾哈特將特朗普的成功視為物質主義者對數十年向後物質主義轉變的文化潮流的「文化反衝」（CulturalBacklash）。希拉里在競選活動中曾有壹次失言，稱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壹籮筐粗鄙之人（the basket of deplorables）」，[34]這反映了精英們對普通民眾的鄙視。正是這些被精英們看不起的人，構成「對抗向後物質主義轉變的文化變遷的反衝力量。」[35]不過，后物質主義者寄予同情的，則是在經濟上比這些人更低端的人群，如依靠福利為生的人、非法移民，[36]在他們主導的福利政策下，甚至出現依靠福利為生的人其實際收入不低於低薪工作者，無證移民的福利超過本土窮人的現象。在文化上，他們泯滅野蠻與文明之別，無原則地寬容甚至推崇屬於非現代文化主流的人群，包括與現代西方主流文化為敵的人群。[37]後現代的精英與社會弱勢群體、邊緣化群體就這樣匯合到了壹起，甚至與反現代的勢力合流，成為民粹主義的主力。
民粹化的精英成為西方民主民粹化的領頭羊。精英集團的民粹化，也是西方民主民粹化的重要表徵，而精英集團整體上與社會底層和文化身份意義上的弱勢群體結盟，則是當代西方民粹化趨勢的壹大特徵。
本文關注西方民主本身的民粹化，包括民主制度、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的民粹化問題。民主內含著民粹主義的基因，即平等主義與個體主義，因而具有向民粹發展的內在趨向。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是民主成長的強大動力，它使民主走向繁榮，煥發出活力，但如果它們走向極端，也會驅動民主滑向民粹主義。平等主義由有限平等發展為泛化的極端的平等，形成越平等越好的原則；個體主義突破各種限制走向放縱的個體主義，形成越自由越好的原則；民主由精英民主走向大眾民主並進而滑向民粹民主，形成越民主越好的原則。這是民粹主義的三原則。從長過程來看，滑向這三個原則是民主的大趨勢。民主的民粹化，導致西方古代民主的兩次衰落。現代西方民主從中世紀起源，經歷了從精英民主向大眾民主的發展。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是壹個分水嶺，當代西方民主受上述三原則的影響，已經在壹定程度上民粹化了，並仍然在朝這個方向繼續發展。
近些年，西方國家的民粹主義引起廣泛關注，不過，本文所關注的不是民主制度下的民粹主義運動，而是西方民主本身的民粹化問題，包括制度化的民粹主義或民粹主義的制度化、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的民粹化問題。為此，就要挖掘民主制度中內含的民粹主義基因，分析民主向民粹主義演化的路徑，以及當代西方發達國家民主的民粹化傾向。
人們通常講的民粹主義主要以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其要素主要有：推崇甚至崇拜人民特別是其中的平民的意識形態；堅持較極端的底層平民或底層平民中某壹（些）特定群體的價值取向並提出相應的激進的利益訴求；激進的反精英、反等級秩序、反體制的底層立場；具有威權人格（或卡里斯瑪型）特徵的政治家或政治精英與無結構的大眾的結合；在政治家/政客與民眾的互動過程中亦即政治運動中表現出非理性的群體政治心理和政治行為特徵等。
在威權制度下，民粹主義是大眾動員式參与的壹種不健康的形式。如果它獲得成功，不會帶來健康的民主，而是走向新的威權政治，從而敗壞民主的聲譽。[2]當民主制度處於精英民主或精英與平民大致平衡的民主時代，偶然出現的民粹主義現象屬於多元化社會正常的政治進程的壹部分，或在民眾參与過程中必然會表現出來的壹種傾向。它往往是被社會忽略或利益受損的民眾以壹種非理性的方式表達自己以某種平等為內容的激進訴求的社會運動。民粹主義訴求的合理部分會被民主制度所吸納，從長過程來看，其釋放出來的能量或許構成推動民主走向平民化民主的壹波波小的浪潮。在民主制度已經高度發達，甚至精英與平民大眾已經嚴重失衡、平民大眾已經主導了政治的時代，民粹主義運動會為激進的政治平民化進程推波助瀾。在這個時期，民粹主義運動會成為常規性現象，向民粹方向的滑落形成巨大的慣性，它以非常激進的、加速度和累加重力的方式，推動民主制度走向民粹化的民主，甚至被裹挾于其中的人們對社會發生的激進變化習焉不察。在這種場合，民粹主義已經成為社會主流觀念，民主制度本身滑向了難以逆轉的民粹化軌道，民粹主義政治文化也逐漸形成。這就是當代西方民主制度已經出現的情景。如果對當代西方民主本身已經具有明顯的民粹化傾向這壹事實沒有清楚的認識，對發生在西方社會的民粹主義運動的認識就會由於失去重要的參照系而走入誤區。
壹、民粹主義之「民」：人民還是平民？
在中文語境中，民粹主義(populism)主要是壹個源於俄文的特別譯名。當民粹主義為中國學界廣泛知曉的時候，人們了解的民粹主義主要有兩種形態：壹是19世紀60—70年代俄羅斯的民粹主義（Narodnichestvo)運動；二是19世紀末期美國人民黨或平民黨（Populist Party）的民粹主義。但數十年中，中國學界最熟悉的是俄羅斯的民粹主義，由於它與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從而與俄國共產黨的歷史有著特殊的關聯，學者們在研究後者的時候涉獵了前者。這樣，原本作為俄羅斯19世紀民粹運動的特殊名稱，就成了populism在中國約定俗成的流行名稱，被用來概括與俄國民粹運動有很大不同的壹類社會運動和相應的政治思潮。從字面上看，「民粹」壹詞令人摸不著頭腦。它作為對「以民為粹」和「民之精粹」兩個對立口號的概括本來就很牽強，文字不通，也沒說清在這兩個口號中選擇的是哪壹個。更重要的是，這個名稱並沒有揭示「民」的真實內涵。
當然，對民粹主義的誤解或曲解不僅是名稱的誤導。學者們經常會談到，以人民或人民的代言人自居，或訴諸於人民話語，向人民呼籲，主張人民至上，煽動人民崇拜，是民粹主義的主要特徵。這是非常含混的壹個表述，它使民粹主義失去了其關鍵特徵。在當代社會，特別是在民主或准民主制度下，人民已經取代君主被奉上王座，甚至被奉上神壇。所以，訴諸於人民話語，以人民或人民利益代表自居，將對立的壹方排除在人民之外，這是各派政治勢力和政客的常規做法。人們公認的具有精英民主（或共和主義）特徵的美國憲法開頭壹句話就是：「我們，合眾國人民」（We，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這當然不是民粹主義的煽情。即使在當代威權制度下，除傳統的君主專制統治外，人民權力和利益在法理上也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或惟壹的正當性，哪怕在現實中被高高舉起的人民實際上被架空，但各種利益都會冒充為人民利益，各種群體都會自詡為人民或被說成是人民。所以，在民主制度下，或在民眾以動員方式參与公共生活的條件下，將打著人民的旗號作為民粹主義的關鍵特徵，只能使問題更加混亂。依據對民粹主義這壹特徵的定位，民粹主義必然成為普適性的帽子，可以在政治鬥爭中被扣到任何對手的頭上。
民粹主義不是壹般地訴諸於人民，而是以人民中的平民、下層或各種弱勢群體來代表人民。在各種打著人民旗號的人中，甚至包括了貴族寡頭、各類統治精英或獨裁統治者，我們如何識別其中的民粹主義呢？在民粹主義者那裡，人民具有特定含義，即與貴族或精英相對的平民，或具有等級結構的人民中的下層，或人民中某壹（或某類）弱勢群體。民粹主義的壹個突出特徵，是激進的平民立場，是以平民或人民中的下層代表人民。這個平民立場，在不同的歷史場合，可以是各種不同的社會底層或弱勢群體的立場。他們不是壹般的推崇或神化人民，而是推崇和神化平民或人民的底層；他們不是壹般的要求人民的權力，而是激進地要求底層民眾壓倒性的權力優勢；當他們聲稱維護和申張人民利益的時候，他們表達的實際上是底層民眾激進的利益訴求。當然，如果僅僅持有平民立場，也許只是壹場底層反抗壓迫和歧視的運動，不壹定走向民粹主義，而在持平民立場的同時，更進壹步將平民或社會底層身份視為道德理想的化身，將其價值、利益、文化、生活方式等作為道德判准，推向壹個不合理的極端，則是民粹主義所特有的。
民主與民粹主義都訴諸於人民，兩種人民，都是壹種抽象的概念，但在現實政治中，人民含義的具體落實是不同的。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可以是精英主導，即以精英（古代是貴族、富人）作為人民的主體，平民處於弱勢地位，這是精英民主；也可以是精英與大眾的平衡結構，這是混和民主；還可以是平民主導，即以平民為人民的主體，精英處於劣勢，這是平民民主或大眾民主。但在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將下層平民（或弱勢群體）神化並將其立場和利益訴求極端化，形成絕對的道德判準的時候，就滑向了民粹式的民主。
俄文民粹主義（народники）的詞根народ意為「人民」（people）,英文的民粹主義是"peopleism" 或"populism"。[3]populism的詞根源於拉丁文populus，意為人民或民眾。在拉丁語中，populus是表示羅馬公民團體的集合概念，所謂「羅馬人民」（populusRomanus)就是包含著貴族與平民的羅馬公民共同體。[4]希臘文中民主的詞根demos和拉丁文中共和國（亦譯為「民國」）的詞根publica，其基本含義也是人民。但是，人民的概念隨平民力量的掘起而發生變化，由於人民中平民占多數，在民主制度下，當平民力量掘起之後，最終人民的內涵就落實為平民，平民即人民，人民即平民。事實上，demos和populus在城邦時代末期，其基本含義即為平民。
在古典作家那裡，就有了對兩種民主的區分，可謂民主與民粹化民主的先聲。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民主政治（Dēmokratia）進行了無情的抨擊，[5]顯然，他針對的是民粹化的雅典式民主。在他那裡，民主就是民粹化的民主，而中文適當的翻譯應該是「平民政治」。[6]在《政治家》中，他雖然將民主政體按「強制服從與自願服從，貧窮與富有，法治與非法治」分為兩類，但卻仍然使用同壹個名稱，即Dēmokratia（「民主政體」或「平民政體」），沒有為其分別命名。[7]
民主與民粹化民主的明確區分，最早出現在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理論中。亞里士多德區分了兩種多數人掌權的政治，即Politeia和Dēmokratia(英譯Democracy)。雖然兩者的共同特徵在於多數人掌握權力，因而都屬於廣義的民主，但前者服務於全城邦的利益，屬於正宗政體；而後者只服務於掌權者（即掌權的多數）的利益，屬於變態政體。亞里士多德也沒有給予多數人掌權的正宗政體壹個特別的名稱，Politeia只是泛指政體的壹般名稱。[8]這樣，就給後人的解釋帶來了困難。對於Politeia，後世有不同的譯法，如混合政體、共和政體、民主政體等。筆者以為，前兩者都非常牽強，譯為「民主政體」更合適些。學界壹般將Dēmokratia譯為民主政體，它也是後世民主（democracy）壹詞的源頭。但在亞里士多德這裏，它只是民主政體的壹個變態類型，譯為「平民政體」可能更為恰當。在希臘文中，Demos既是公民共同體，又特指平民。從亞里士多德對這種政體的描述來看，它應該特指平民。
其實亞里士多德對此有過特別的說明。他認為，雖然在壹般情況下，平民是多數，但即使掌權的窮人是少數，仍然屬於平民政體。在他看來，窮人和富人具有不同的品性與生活方式；農民和城裡的僱工也有不同的品性和生活方式，由此便產生不同的「正義」要求。所以，窮人掌權才是平民政體的實質，它決定了城邦的生活方式和統治者的德性。「任何政體，其統治者無論人數多少，……如以窮人為主體，則壹定是平民政體。」[9]這樣，亞里士多德筆下的平民政體就是窮人（他們壹般是多數）掌權，以極端的和排他的方式追求窮人的利益。這可以說是民粹主義民主的古代形式。儘管這時候還沒有形成平民崇拜的意識形態。
波利比烏斯沿用了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將民主政治分為好的和壞的兩種。但他卻用dēmokratía（民主政體或平民政體，對應的英譯是democracy）表示好的民主政體，用ochlocratia（平民政體或暴民政體，對應的英譯壹般為ochlocracy或mobrule）表示壞的民主政體。[10]這種壞的民主政體具有民粹化民主的壹些特徵。它是壹種病態的大眾統治，是好的民主的蛻化墮落的形式。
這樣，從亞里士多德到波里比烏斯，民主概念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波利比烏斯棄用亞里士多德那裡模糊不清的Politeia，而將亞里士多德的變態政體dēmokratía（民主政體或平民政體）作為好的民主政體的名稱，同時以ochlocratia取代了亞里士多德的dēmokratía作為壞的民主政體的名稱。這就澄清了亞里士多德帶來的混亂。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波利比烏斯都把民主分為兩個類型，我們可以將其中壞的民主視為現代民粹化民主的先驅。其共同特徵在於，掌握權力的是平民或人民中的下層，追求極端的自由（放縱）和平等，並以極端的排他方式追求下層平民的利益，具有非理性的行為特徵。
人民概念本身即有其重心不斷下移的傾向，這同時是民主走向民粹的過程。在希臘羅馬城邦民主時代，人民首先是壹個整體的概念，指公民共同體，但在城邦早期，人民首先是其中的精英，即貴族和富人。在雅典，表達人民意願的是元老院和公民大會；在羅馬的人民大會中，早期的庫里亞大會，隨後的森都里亞大會，都是由人民中的貴族、富人來代表羅馬人民，平民被模糊地納入人民概念，但處於可有可無的依附和邊緣的地位。隨著平民地位的上升，雅典的元老院被邊緣化，遵循數量原則的公民大會幾乎成為表達民意的惟壹機構。羅馬後來出現的特裡布斯會議、平民會議都由平民主導，在這裏，平民即代表了人民，貴族和富人被淹沒於人數眾多的平民中，前述兩個以貴族和富人為主導的人民大會也逐漸被邊緣化了。
波利比烏斯在公元前二世紀看到的是羅馬共和國的混和政體，即貴族與平民大體達到平衡的政體。他肯定好的民主政體作為混和政體三種相互平衡的原則之壹，也就是壹種積極的因素，但他沒有看到，混和政體中好的民主也會墮落為壞的民主，並在與貴族的爭鬥中破壞二者的平衡。如果說，羅馬共和國早期的三次平民撤離運動表達的是平民爭取與貴族平起平坐的訴求，那麼，到共和國晚期壹波波由平民派（Populares）發起的衝擊，包括格拉古兄弟改革、馬略的軍事改革、愷撒的軍事獨裁，都是平民派在政治強人的領導下挑戰貴族權力的行為，結果，是打破了貴族與平民相互平衡的政治結構。不過，羅馬並沒有像希臘那樣走向民粹化民主，而是軍事強人在平民大眾的支持下打垮了貴族共和派，建立了個人的軍事獨裁。
當中世紀西方民主再次復現並走向現代民主的過程中，人民的含義由包含精英與平民的人民概念演變為平民概念這個發展過程又壹次重演。中世紀歐洲的等級會議是按等級投票，前兩個特權等級處於主導地位，第三等級雖然代表著大多數國民，但他們只是壹個等級，在議會中處於弱勢地位。中世紀流行「人民的同意」原則，但這個原則在政治實踐中有壹個不可缺少的註解，即人民的同意，意味著人民中最重要的那部分的同意，並非多數人的同意。壹人壹票、票力平等的原則雖然在教會選舉教皇時出現了，但在等級會議的表決程序中，仍然是前兩個等級同意，即可視為國民整體的同意。到法國大革命初期，第三等級代表單獨開會，宣布自己的會議即為「國民議會」，意味著第三等級即是人民，即是國家。[11]這是個標誌性的事件，從此，人民概念的重心轉移到了平民。現代社會沿著這個方向繼續發展，人民即平民，平民即人民。對人民的神化落實為對平民的神化。20世紀六十年代西方世界發生的民權運動，是另壹個標誌性事件，從此之後，人民不僅意味著平民或社會下層，更意味著各種社會政治議題中的弱勢群體，如族群關係議題中的少數民族、有色民族，性別議題中的女性，性關係議題中的LGBT,宗教議題中的少數和外來宗教等。在這些特定的弱勢群體中，有許多成員是政治、經濟和知識的精英，但在某個特定議題上，其所屬的文化身份被視為受害者、受歧視者。對平民的神化轉向對上述各類弱勢群體的特別關照，甚至設立禁忌保護他們。當代西方民粹主義繼承了人民重心下移的歷史慣性，它無非是這個長的不可逆轉的歷史過程發展的盡頭。
所以，考慮到民粹主義的主流傳統及其在歷史上和當代的各種表現，民粹主義之民即為平民，populism應譯為「平民主義」或「民眾主義」、「大眾主義」更為恰當。當我們不得不沿用民粹主義這壹約定俗成的名稱時，應該記住，這裏的「民」不是壹般的人民，而是人民大眾，或者是民眾的下層，或者是人民中的某類弱勢群體。
二、民主內含的民粹基因
如前所述，民主有不同的類型，民粹主義民主是其中的壹個類型。壹些熱衷於為民主辯護的學者極力撇清民主與民粹的關係，這種努力顯得很蒼白。其實，民主本身即含有民粹的基因，具有朝向民粹發展的內在趨向。我們要防止民主走向民粹，或至少延緩這個進程，就需要正視這個基本事實。
民主內含的民粹基因就是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的內涵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內在價值，是共同體中平等的壹員，並因此在社會中應該獲得同等的尊重、機會、權利和其他有價值之物。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的內涵是，每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單元，在價值上自足圓滿，構成社會的本原和基礎，有能力和資格決定自己的事務，因此，它追求實現個人獨立和自由的最大化。
這兩個原則是民主的基礎和基本動因。
由於所有人是平等的，所以，關涉共同體全體成員的公共事務決策需要全體的平等參与。平等人的共同體惟壹可能的政治形式是自治，大家同時兼具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種身份，沒有誰是固定的治人者，也沒有誰是固定的治於人者。平等的範圍決定了民主的範圍，古代社會貴族內部的平等帶來了貴族民主，現代社會在民族國家邊界內的全民平等帶來了全民民主。平等內涵的泛化也改變著民主的面貌。人類平等觀念依次經歷了特定身份的平等、普遍的人格平等、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政治權利的平等、政治影響力的平等，不同的平等觀念塑造了不同類型的民主。當托克維爾預言民主的大趨勢的時候，他的基本依據是社會身份平等化進程的不可逆轉，「事所必至，天意使然」。[12]在他那裡，民主就等同於平等，政治平等即是民主。社會平等化進程與民主化進程是同壹過程。
個體的獨立使人們擺脫傳統的天然共同體的束縛而得到解放，也不再盲目地屈從於傳統的、天然的權威，要求在個人事務及涉及個人的事務上自主地做出決定。適應獨立的個體的共同體類型，是以契約為紐帶的平等人的聯合體。在其中，每個人有平等的參与權，政治權威基於共同體成員的同意。個體的獨立還帶來個人的成長，這意味著主體意識的增強，公民的尊嚴感、主人意識、權利意識和參与意識的增長，意味著個性的自由展現和個人慾求的自由申張。這壹切，都是推動民主的力量。[13]
平等主義與個體主義雖然存在緊張關係，但兩者還是互相推動、互相激勵的。由於等級秩序和威權結構是對個體的壓抑和束縛，而平等則解除了這種壓抑和束縛，帶來個體的解放，促進個體的伸張和成長。個人成長起來了，個人的個性和人格越來越豐滿成熟了，個人逐漸成為社會的重心甚至中心，在這種情況下，他壹定會提出更多的平等要求。根據平等原則要求個人選擇的自由，也將個人的某項自由選擇普遍化。個人對不平等的地位和待遇的敏感度也會越來越高，尚存的哪怕是微小的不平等就變得不可忍受。這樣，個體的解放就必然要求平等的不斷泛化和重心下移，由此帶來新的層面的個體解放。
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壹起成為推動民主的動力，與此同時，民主也是哺育這兩者成長的搖籃。平等和獨立的人掌握了權力，很自然的會利用權力實現更多的平等和獨立，而更多的平等和獨立則導致更進壹步的民主。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就揭示了平民政治與平等的擴展和個體解放之間的關係。這種政制「把平等給予壹切人，不管他們是不是平等者。」在這種制度下，形成壹種平等精神、壹種社會風尚，它滲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家長和孩子、男人和女人、老師與學生、本國公民與外國人、權貴與百姓、主人與奴隸之間似乎都是平等的，等級差別趨於消失，甚至前者討好後者、模仿後者成為風尚。平民政治還追求極端的自由，目無法紀，在「生活中任性而行，各如所願」，以至於走向了放縱主義。[14]托克維爾對美國民主的觀察也印證了這壹點，他談到了民主制度下的諸種平等，例如，他還專門論述過民主制度下主僕關係趨於平等的現象。[15]
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都有自我擴展、自我膨脹的內在趨向。平等向兩個方向上自我擴展：壹是垂直方向的，即享受平等的人從社會的上層擴展到底層，社會上層獲得的某種平等，逐漸由更多的人直到全民甚至全人類所共同享有；二是水平方向的，即平等的內涵不斷擴大。古代平等的根基是身份平等，現代平等的根基是人格平等。這種平等的原點內含著無限擴張的力量，向各個領域瀰漫滲透，幾乎沒有界限。而平等在水平方向上的每壹步拓展，都會在垂直方向上再壹次展開。個體主義的擴展，表現為個體越來越多、越來越深、越來越徹底地脫離社會而獨立，個人已經獲得的獨立，成為其獲得更大獨立的出發點。其具體表現，就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不斷擴張和泛化。
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的擴展，在合理的界限內帶來了民主的繁榮，也是西方文明活力和魅力所在。但突破某個界限，就成為民主的敗壞性力量，甚至是文明衰敗的因素。
平等主義最初的表現形式是等級身份的平等，即貴族、公民、自由民內部的平等。它產生於古希臘城邦時代，帶來了城邦民主的繁榮。到城邦解體之後的帝國時代，在斯多葛派哲學和受斯多葛派哲學影響的羅馬法當中，平等主義進壹步發展，確認了人在理性能力和道德潛質方面的普遍平等。基督教成為西方世界的精神導師后，為平等主義注入了主要的精神動力。根據基督教的信仰，人是被上帝創造為平等的；上帝的懲罰和救贖與人的世俗身份無關，故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人在天國里的身份也是平等的。基督教的這種精神平等信仰逐漸演化為現代的人格平等，它是現代各種平等濫觴的原點。
個體主義在城邦解體后萌生，但其母體主要是基督教。基督教從猶太教中分離出來以後，有了更多的個體主義的因素。猶太教是民族宗教，猶太民族是上帝的選民，耶和華是猶太民族的上帝。猶太人集體對上帝犯了罪，現在是集體受到懲罰，將來是集體得到拯救。面對上帝的，不是個體，而是猶太民族的整體；不是每個猶太人與上帝發生關係，而是猶太民族整體通過他們的宗教領袖的中介與上帝發生關係。但是，這壹切在基督教產生之後都發生了變化。因為基督徒被從猶太教中排擠出來后，以個體的身份組成平等的基督教團契，天國也是壹個個基督徒的靈魂組成的精神團契。每個信徒單獨面對上帝，承受懲罰或得到救贖，作為上帝的選民，他們具有個人化的自信與自尊。這樣，基督教就成為孕育個體主義的母體。
個體主義在基督教中孕育結胎之後，在現實生活中仍然受到教會組織和世俗社會等級秩序的束縛，但個體主義精神必然滲透世俗的社會結構，將世俗社會個體化。宗教改革實現了宗教生活的個體化，市場經濟瓦解了束縛個體經濟人的整體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現代的民主與憲政革命實現了政治領域的個體化。這樣，社會就完成了全方位的個體化進程。
所以，西方現代文明的母體是基督教，她同時孕育了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在傑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的原稿中寫道，「所有的人都被創造為平等和獨立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independent」)。[16]「平等和獨立」道出了現代民主的根基所在，基督教對現代民主的兩大貢獻都包括在這個概念里了。不過，後來經過修改的定稿刪去了「獨立」，僅保留了「平等」，應該說遠遜於傑弗遜的原文。
平等主義與個體主義在現代有過適當的也是成功的結合。在理論上，表現為古典自由主義；在現實中，表現為17—18世紀的幾場現代民主憲政革命。兩者大致沒有越界並達到壹種平衡。[17]其具體標誌就是現代代表制民主的建立和基本人權（也被稱為第壹代人權）得到承認和保障。它們創造了現代民主的黃金時代，也成就了西方文明數百年的輝煌。但是，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並沒有也不可能到此止步，它們都在不斷擴展自己的內涵。上個世紀民權運動可以說是壹個結點，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都達到了峰值，接著開始越界，打破平衡，走向極端。平等主義滑向極端的平等即平均或相同，個體主義膨脹為放縱的個體主義。從長的歷史過程看，這是現代文明高度發展之後的「文明病」；從短的歷史進程來看，正是20世紀60年代造反的那壹批年輕人進入了體制，特別是進入教育、傳播、文化、藝術等領域，把他們60年代反傳統、反秩序、反體制、反精英的那种放縱自我慾望的精神帶入體制內，使他們的極端平等和放縱的個體主義要求變成法律和制度，變成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甚至形成社會的禁忌（即「政治正確」）。
越界的個體主義和平等主義相結合就是當代的民粹主義。在它們的影響下，西方民主開始朝向民粹化方向發展。如果它們取得主導地位，不能受到有效的阻遏，西方民主的民粹化將不可避免。
三、從民主走向民粹化民主的內在趨向
學界對西方民粹主義的研究，主要是將其作為壹種社會運動和思潮來處理的。就本人閱讀範圍來看，還沒有將其視為制度形態、主導的意識形態和主流的政治文化，並對其基礎進行分析。國內學界論述西方民粹主義的大量作品中，有兩篇文章觸及到了與本文核心觀點相關的內容。劉瑜女士認為，左翼民粹主義的土壤在於「權利觀念」的不斷泛化，而不斷上漲的權利預期與精英主義之間的裂縫和張力越來越大。推動「權利觀念」泛化的主要是左翼自由派，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左翼自由派在長線歷史中地位不斷上升的壹種反彈。[18]這裏講的「權利觀念」的不斷泛化可以視為平等主義與個體主義的局部表現，不過，將其與精英主義相對立，似乎不夠準確。何懷宏先生從價值衝突角度解釋美國民粹主義興起的根源，他通過對《獨立宣言》文本中所包含的價值體系的分析，總結出美國社會當前存在的兩對內在的價值衝突：（1）獨立自由與平等福利之間的衝突；（2）傳統信仰義務與個人選擇自由之間的衝突。[19]這裏所說的「平等福利」與「個人選擇自由」也是我所說的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在當代的部分表現，但何懷宏先生分別處理的獨立自由與個人選擇自由其實是屬於壹個系列的價值，後者是前者的延伸，並且能夠與平等福利要求合流。他認為這兩組價值衝突導致民粹主義的興起，但沒有把其中的某項或幾項價值的極化視為民粹主義的動因。兩位學者與中外學界主流觀點保持壹致，平行地分析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只是將左翼視為更主動的壹方，右翼是對左翼民粹主義的被動回應。
如果將民粹主義視為民主制度的壹個可能的類型，或發現當代西方民主的民粹化傾向，對當代西方的民粹主義運動就會有全新的認識。如前所述，民粹傾向本來就內在於民主之中，只是在健康的民主制度下，它是壹種受控的力量與衝動。但民主壹旦建立，哪怕開始是貴族民主、精英民主，都有壹種內在趨勢，打破貴族或精英的壟斷、進而打破精英與大眾的平衡，走向大眾民主。而在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再向前走壹步，特別是如果大眾的素質不夠高（像瑞士、北歐國家，民主程度雖然很高但不易走向民粹），或者民主制度設計有缺陷（比如總統直選就容易形成劇場政治，導致政治態度極化，從而有利於走向民粹），就容易走向民粹化的民主。
從民主滑向民粹是有跡可循的。壹般說來，是沿著三條軌道向前推進的。
第壹，平等主義不斷擴展與泛化：由有限的平等走向無限的極端平等，形成「越平等越好的原則」，甚至形成逆向歧視。
平等壹旦獲得，特別是人格平等被確立后，註定會走向更多和更大的平等。只要有了人格平等這個基點，它就有壹種內在的傾向，不斷擴展其範圍，從而由有限的平等走向泛化的平等，也就是將平等精神滲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形成極端的平等，甚至逆向的歧視、逆向淘汰。也就是說，平等的發展有壹種慣性，會不斷突破各種界限，既包括平等內涵上的界限，也包括平等主體的界限。平等與平均、相同之間，本來就沒有清晰的界限，或者說，界限很容易被突破。美國《獨立宣言》所宣稱的：「人是被創造為平等的」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這個命題既可以理解為起點的平等，也可以解釋為結果的均等。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其中的博愛將平等賦予道德內涵，也為突破平等主體的界限開闢了道路，即平等原則適用於所有的人，包括不同民族、宗教、國別的人。已經獲得的平等會成為獲得更多平等的依憑和動力，當社會實現了相當的平等之後，餘下的微小的平等就變得更加不能容忍。也就是說，得到越多的平等，對餘下的不平等的容忍度就越低，追求新的平等的激情就越強烈。而已經大幅度擴張的平等，形成壹種衝力，傾向於更猛烈的擴張。按著這個慣性，社會就確立了越平等越好的原則。托克維爾就曾談到過民主社會裡人們「追求平等的激情」「可能達到狂熱的地步」，「沒有止境，更為持久，難以遏止」，「是壹個不可抗拒的力量」。[20]籠統地說，平等是值得追求和需要珍惜的價值，但是，如果是越平等越好，平等必然會突破應有的界限，走向極端。平等價值獲得了道德優勢后，就會形成強大壓力，突破各種界限，不顧現實條件，甚至為了與不平等劃清界限，矯枉過正，使壹些原來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社會下層或某類弱勢群體受到特殊關照、享受特權，設立「政治正確」的禁忌來保護他們，以至於形成反向歧視。薩托利指出，追求結果的平等，必然「要求歧視性（不同的）的對待」，[21]即逆向歧視，這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上也是如此。
在民主制度下，存在著平民地位上升的鐵律：只要社會發展，平民的地位必然不斷上升。財富的分散與流動、知識的傳播與勻質分佈、等級制度的解體和社會走向扁平化、權力的下移等成為必然的趨勢。人類的主要進步，從文字的發明到現代印刷術的出現，從大眾傳播到網際網路的小眾傳播，從工業化到城市化，從物質財富的增長到教育的普及，都推動著平民地位的上升。市場保障了起點的平等和競爭規則的平等適用，但民主制度通過權力對市場的干預，傾向於抵消市場產生的不平等。所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福利國家」。精英需要平民的支持，在精英內部的分裂和內鬥中，雙方都會爭相取悅于平民，提昇平民的地位。這樣，民主政治的統治類型由精英統治轉變為精英與平民的平衡，最終變為平民的統治，幾乎是必然的。大眾民主出現后，民眾的人數優勢就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樣，從人民被奉上王座變為人民崇拜，最終走向平民崇拜，也是必然趨勢。甚至平民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都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社會原來由精英引領，平民追隨和模仿精英，轉變為平民主導，精英追隨和模仿平民。平民由人數的優勢走向道德的優勢，具有了道德優勢后，在具體議題上地位更低的群體，不壹定具備數量的多數，可能只是壹個少數，甚至是極少數，也可以獲得道德的優勢。人們爭相取悅於他們、恭維他們，以獲得道德上的制高點。
第二，個體主義不斷擴展其領域，直到突破各種限制，形成「越自由越好的原則」，由規範的（有限制的）個體主義走向放縱的個體主義。
個體主義的膨脹是由人的本性推動的，人的欲求壹旦被釋放出來，也就是被合理化之後，它就壹定會追求更大的空間，更廣大範圍和更高層面的滿足，就會要求「越自由越好」。而遏止其擴展的力量則是脆弱的，極易被突破。個體從社會制度和秩序、習俗和禁忌中解放出來，具有「釋放魔鬼」和「衝決堤壩」的效應：瓶子壹旦被打開，魔鬼就無限膨脹；堤壩壹旦被沖開壹個缺口，就不可遏止。有限的自由會帶來更大的自由，已獲得的權利使其能獲得更多的權利。自由和權利泛化到社會和個人生活的廣泛領域，由以個人的基本權利為內容的自由，發展為個人選擇的自由。個體主義膨脹的極致是每個人在各方面都可以隨心所欲，惟壹的限制是不妨礙他人。也就是約翰·密爾所說的，個人的行為，只要不妨礙他人，就可以各行其是，自己是自己行為的主權者。[22]問題在於，什麼行為才是不妨礙他人的呢？用嚴復的術語來說，群已之間有清晰的權界嗎？由於人生活于社會中，嚴格說來，就沒有完全不影響到他人和社會的行為，不是直接影響，就是間接影響；不是當下的影響，就是未來的影響。在「越自由越好」的規則衝擊下，人類數千年形成的壹套道德規範和倫理禁忌依次瓦解。
與古希臘民主晚期的情景相似，大眾民主催生了個體主義走向放縱，而放縱的個體主義則推動民主走向民粹。
第三，精英—大眾平衡的民主走向大眾民主，由民主有限（相對）的好走向民主絕對的好，直到形成「越民主越好的原則」，由追求政治權利的平等到追求政治影響力的平等、權力的平等分享。
現代民主的前身是中世紀的貴族民主，現代民主誕生后直到19世紀，是精英民主。19世紀末20世紀初普選權的實現，標誌著大眾民主的出現。人們可以看到，選舉權不斷向下擴展的趨勢不可阻遏、不可逆轉，直到全體成年人都獲得平等的選舉權。這樣，就進入了大眾民主時代。但是，在平等的選舉權實現后，還會出現新的平等追求，即追求每個人、每個身份團體政治影響力的平等、按其在人口中的比例分享政治權力。平等的選舉權相當於經濟領域里的機會均等，而政治影響力的平等和平等地分享權力，相當於經濟領域中的結果平等，即平均主義。
俞可平先生貢獻了壹句廣泛流行的名言：「民主是個好東西」。當然這是特定語境下的壹個簡潔的表達，不是壹個科學的命題，更不能當作社會科學的定理。嚴格地說，民主是有限的、有條件的好東西。不過，在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的驅動下，民主在現代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並壹路高歌猛進：對人民的崇拜演化為對平民的崇拜，使民主成為不容置疑、無條件的絕對的好東西。最終，「越民主越好的原則」在西方社會成為共識，甚至是社會的集體無意識。西方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談論民主，秉持的都是這個原則。雖然他們大多都在批評西方民主，但他們批評的都是西方還不夠民主，要求更多的民主，要求新型的、更高級的民主。他們發現了當代西方民主出現的許多問題，但都歸因於民主程度不夠。現代的代表制民主太陳舊了，解決問題的出路是怎麼樣讓它更加民主。如何讓公民更廣泛更深入地參与，如何使代表制有更充分的代表性，如何使權力的分配更均等，如何使社會弱勢群體能夠平等地分享政治權力和具有平等的政治影響力，如何對政府和領導人實現更充分有效的監督，如何讓媒體更深入地介入政府的運作，如何使公共政策體現更廣泛的民意，等等，按越民主越好的原則，現存的民主是不民主，對民主的所有限制都是反民主。從他們批評民主和設計民主的理論背後，都有壹個非常清晰的思路，就是政治上越平等越好，也就是「越民主越好」。
在發達的民主制度下，甚至是大眾民主時代，仍然追求「越民主越好」，使民主本身成了壓倒壹切目標，不顧犧牲民主的質量和效率，欲求實現理想化的、完美的、純粹的民主，這是通往民粹主義之路。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過兩次主題的轉換，亦即經過三個大的階段。第壹個階段是古典時代，其主題是權力的歸屬問題，即在自由公民內部如何分配權力的問題。這個時期，出現了有限平等主義主導下的城邦民主；第二個階段是中世紀到現代，其主題是權力的性質和範圍問題，即如何劃定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邊界問題。這個時期，個體主義與平等主義壹起，成為主導民主的力量。在有限的平等主義和合理的個體主義兩種力量主導下，建立的是自由主義民主（同時也是代表制民主）。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起，西方政治思想領域里各種後現代思潮興起，政治思想的主題轉向權力的解構、平等分享和泛政治化。平等主義開始走向激進的平等主義，個體主義也趨向于放縱的個體主義，這兩者逐漸合流，推動當代民主走向民粹化的民主。
弔詭的是，平等主義、個體主義和民主的發展，在總體上都是當代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對弱勢群體權利和利益細緻入微的保護，是衡量壹個社會文明水平的主要標誌。但是，在這種高度文明的社會裡，卻容易患上現代文明病。如果脫離具體條件，以激進的方式，片面追求這方面的進步，就走入了誤區。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更好是好的最大敵人」。
由於民主制度內置了民粹的基因，從而具有走向民粹的內在趨向，古代西方兩度出現的民主，都因不可逆轉地滑向了民粹而衰敗直至終結。
在希臘、羅馬城邦時代，最初建立的都是貴族（精英）民主，而後都經歷了平民勢力的成長，在平民參与要求的壓力下，建立了精英（貴族和富人）與平民大體平衡的民主。雅典在梭倫改革之後，羅馬在三次平民撤離運動之後，基本上進入這個階段。這是民主最輝煌的時代。接下來，天枰壹定會發生傾斜，平民大眾佔了上風，精英被邊緣化，從而走向了平民民主。雅典從克里斯提尼改革開始，羅馬從格拉古改革開始，走上了平民民主的道路。
雅典式的平民民主直到伯里克利時代，由於特殊的內外條件，運作大體比較健康，平民的廣泛參与，給雅典國家帶來了生機和活力，這使它在希波戰爭和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初都有優異的表現。但是，平民由於成功而走向傲慢和失控，平民政治的亂象也開始出現。最終導致伯羅尼撒戰爭的失敗，以平民政治為特徵的民主走向衰落。如果我們重溫二千年前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對雅典民主的批判,[23]彷彿就是對當代西方民主的批判。這些批判可以歸結為兩點，即平民極端的平等要求和個體的極端放縱。
羅馬共和國建立的時候是典型的貴族共和國。共和國全稱為「羅馬元老院與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西塞羅將共和國定義為「人民的事務」，被他理想化了的共和國，是君主制因素、貴族制因素和民主制因素相互制衡的混合政體，但西塞羅的時代，這個政體的平衡已經被破壞。貴族制和君主制的因素蛻變為軍事強人，羅馬人民蛻變為平民派（Populares），軍事強人與平民派聯手，葬送了共和國。平民派的活躍成份是所謂的「無產者」（proletarii），他們是「窮到除了孩子不能為國家做出任何貢獻的人」。[24]他們靠羅馬國家的福利生活，軍事獨裁者用麵包和馬戲腐蝕和收買他們。他們大多屬於羅馬人或拉丁人之外的族裔，其精神世界很少受到傳統的羅馬共和精神的浸潤。孟德斯鳩在分析羅馬共和國之衰亡時指出，這時的「人民幾乎都是由被釋放的奴隸構成的。」「羅馬人民幾乎是清壹色地由被釋放奴隸或是由不從事手藝而仰仗著國家的錢養活的人構成的。」[25]
這可以說是古代形式的民粹政治。兩千多年之後，民粹政治的陰影又重新投射到西方民主政治中，這說明民粹主義是民主制度本身內置的病毒，註定會舊病複發。希臘羅馬城邦末期非理性、寄生性和缺少民主精神的平民大眾，善於煽動、操縱和利用民意的平民領袖（demagogy）、在權力鬥爭中無原則地討好民眾的政客，都成為民粹政治下的典型形象，在當代社會壹再出現。
從中世紀起源的現代民主，再壹次重演了這個過程，即從精英民主、精英與大眾平衡的民主到大眾民主，最後走向民粹化民主的過程。
從早期的精英民主走向大眾民主，主要循著兩個軌跡：
第壹，是參与權的擴大。大體上，參与權的擴大經過如下階梯：貴族－－（取消身份限制）富人－－（降低財產資格）有產者－－（取消財產資格）白種男人－－（取消性別限制）白種人－－（取消種族限制）21歲以上成年人－－（降低年齡限制，如美國）18歲以上全體成年人。
第二，削弱精英的政治影響力，解除對下層民眾參与的各種制約機制，拆除精英與大眾間制度上的隔離層和過濾網。以美國為例，這方面的變化包括諸多內容，如參議院由間接選舉改為直接選舉、總統由間接選舉變為事實上的直選、各種形式的直接民主（參与式民主、協商民主、電子民主、全民公決）的湧現和發展、民意測驗（電子化的廣場政治）對政治家的操縱、作為無冕之王的媒體對政治的深入影響（商業化媒體有天然的民粹化傾向）、頻繁的公民政治運動與政治鬥爭、對競選資金的規範化、初選的出現、政黨控制力的下降、各種有利於下層民眾參与的程序改革（如總統大選可以提前投票、沒有帶照片的身份證明也可以投票等）、選舉年齡的下調（年輕人更多民粹傾向）、改變議會日程以使議員不常住華盛頓而住在自己的選區（更多地受選民控制）------
現代民主向平民化民主的傾斜，是壹路向前、不可逆轉的過程。達爾曾將美國憲法制定后的進壹步民主化稱為「和平的民主革命」，[26]這個革命在西方是普遍發生的。當平民藉助人數優勢支配政治生活並因此而獲得道德優勢之後，走向民粹民主只有壹步之遙。
只不過，由於有前兩次民主民粹化的教訓，現代民主採取了多種措施以防止其民粹化。而個體主義的融入，其本身雖然有推動平等的壹面，但也有平衡平等主義的壹面，特別是合理的個體主義，是極端平等主義的制約力量。這樣，就使現代民主的生命力比古代民主要長得多。但畢竟，大的趨勢難以逆轉，走向民粹化民主的壹天還是到來了。
四、當代西方民主民粹化傾向的主要表現
現代民主建立后，民粹主義的暗流不時會浮上表面。法國大革命中的平民政治是現代民粹主義的初步登場，表演者包括無套褲漢、忿激派、雅各賓派、巴貝夫派等。在19世紀走向大眾民主的時代，民粹主義現象主要有「傑克遜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法國農民與波拿巴的聯盟（「波拿巴民粹派」）、俄羅斯的民粹主義、巴黎公社、美國人民黨的平民主義等。20世紀，羅斯福新政屬於在公共政策領域表現出來的相對溫和的民粹主義，而六十年代遍及西方的民權運動和青年造反運動，其中激進的壹翼具有明顯的民粹主義特徵。
在西方，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壹代是現代自由民主傳統的守護者。但隨著冷戰的結束，這壹代人退出公共生活，戰後嬰兒潮壹代主導了西方政治。在美國，「這壹代的政治本能是由1960年代開始的美國內部文化戰爭塑造的」，[27]在歐洲大體也是如此。他們成長於前輩創造的安全富裕的環境中，形成「后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或「後現代」（postmodernism）的價值觀（英格爾哈特），關注新的政治議題，熱衷於「新政治」（new politics），其中的左派或左翼自由主義者繼承了六十年代造反派的衣缽，將大眾民主推向民粹民主的方向。
當我們說西方民主的民粹化傾向的時候，並不意味著民粹化已經是壹個現實，而是意味著它是壹個發展的可能趨向。判斷這個趨向的重要依據，不僅是在民主制度和公共政策中已經存在的明顯的民粹主義因素，更重要的是西方社會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已經將民粹主義的原則作為評判現實中的民主和規劃未來民主改革方向的標準，朝向民粹主義方向的發展已經成為歷史的慣性，幾乎難以逆轉。
當代西方民主的民粹化傾向主要表現在:
1、在政治價值觀或政治意識形態領域，民粹主義三原則即「越平等越好、越自由越好、越民主越好」成為社會主流價值和意識形態。
壹個基本的事實是，當代西方國家的平等、自由和民主都已達到相當發達的水平，在此基礎上，民粹化民主的表現在於，仍然要求或推動社會更多的平等，使其走向平均主義甚至弱勢者的特權、使社會失去活力和競爭力，並嚴重傷害基本的自由和人權；仍然要求或推動更多的自由，特別在個人生活和個性表現領域的自由選擇權，鼓勵突破千年禁忌、習慣和信仰、損害人類文明社會基礎的個人生活的放縱，帶來文明的衰落和解體；仍然要求或推動更多的民主，為了民主而民主，從而犧牲了民主的質量和效率。
這並不是說，西方社會在平等、自由和民主領域不再有改進的餘地，而是說，這種改進需要非常慎重，需要全方位權衡利弊得失，需要考慮現實的內外條件，而不是遵循「越好」的簡單化的激進原則。
壹些學者面對當代民粹主義亦左亦右的局面，甚至右翼盛於左翼的情況困惑不解，於是聲稱，民粹主義沒有特定的價值，或「價值空心化」。更有甚者，有的學者不顧民粹主義長久的傳統和特定的內涵，武斷地認為，將桑德斯與特朗普等量齊觀，都稱為民粹主義者，是對民粹主義壹詞的濫用，只有後者才是真正的民粹主義。[28]其實，從價值譜繫上來看，由於民粹主義壹貫的底層立場，所以，典型的民粹主義都來自左翼，右翼最多在行為方式和群體心理特徵上具有民粹主義的某些特徵。如果說右翼也是民粹主義，也只能說是非典型性的民粹主義。
上述三個「越好」的原則，主要是西方激進的左翼自由派的原則。他們按這個方向推動民主化改革，將民主推向民粹的方向。但是，這三個原則在壹定程度上，已經成為西方社會被廣泛接受的原則，特別是在精英階層，幾乎成了天經地義的、不容置疑的原則，甚至是集體的無意識。正因為這樣，左翼民粹主義亦即真正的民粹主義得到寬容，右翼反民粹的保守主義則被扣上民粹主義的帽子。面對「右翼民粹主義」，精英們極度仇視和恐慌，普遍地採取抵制態度和做出其他過激反應；而面對桑德斯、梅朗雄等激進左派所代表的典型的民粹主義運動，主流輿論表現出難以理解的寬容。[29]這本身即表明，西方社會向左轉的巨大慣性，已經把大多數精英裹挾其中。當代西方社會像旋轉起來的陀螺壹樣，有著向左轉的巨大慣性，所謂的右與左之爭，有時看起來更像是保守的左與激進的左之爭，左與更左之爭。
2、在政治制度領域，追求權力的平均分配，平民大眾對政治的深度捲入和直接支配，形成大眾對精英的壓倒性優勢。
現代的代表制民主給了下層民眾平等參与權，即政治權利的平等。特別是在大眾民主已經實現之後，普通民眾的平等參与權已經實現。但民粹主義者從參与的結果來衡量政治是否平等，所以，他們要求政治影響力的平等，要求權力的平等分享。這是以數量原則為基礎、依據文化身份（性別、膚色、民族、宗教、性取向等）分配權力的平均主義。他們將人的等值性無限延伸，要求絕對按人口數量、按某文化身份團體在人口中的比例分享權力，亦即實現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數量平等」。這樣壹幅圖景雖然只是民粹主義者的願景，但在現實中，朝這個方向的發展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權力分配的格局。
在大眾民主時代，普通民眾實現了普遍的參与，但當代民主由於公眾教育水平的提高，藉助于大眾傳播、網際網路等現代信息傳播技術，實現了公眾對政治生活更直接、更全面、更深入的參与，從而使精英邊緣化。根據英格爾哈特的研究，西方後現代社會出現了由「精英主導」（「elite-directed」）型政治參与向「挑戰精英」（elite-challenging）型政治參与的轉變。[30]精英失去了相對的獨立性，失去了制約大眾、提升和過濾民意的功能，成為大眾的追隨者、民意的木偶，以民意測驗為風向標，以無原則地取悅于大眾為執政原則。
3、在政治文化或「民情」（托克維爾用語）領域，形成新的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確」，從而形成不合理的社會下層或弱勢群體的特權。
社會形成某種規則，以保衛弱勢群體的權利，這是社會人道化水平提高的表現。但在西方社會，支持「政治正確」背後的邏輯，是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沒有合理的界限，也就是矯枉必須過正。甚至使相關話題都成為道德禁忌，不允許自由討論和爭論。這樣，就會將這種保護不合理地擴大和極端化。有時，政治正確還違背基本的常識，損害其他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造成社會新的不公平甚至逆向歧視，催化不健康的身份政治。按政治正確的規則，如果妳認為某人不適合當總統，但這個人具有政治正確所保護的特殊身份，妳就應該支持他，至少不能反對他當總統，否則，便有身份歧視之嫌；如果妳認為某項政策不合理，但這項政策是照顧某個弱勢群體的，妳在反對它時就會有所顧慮，因為會涉嫌身份歧視。這樣，「政治正確」就成為壹個寧左勿右的標準，對民主的運作起著隱性的強製作用。而它還有著不斷擴大幹預的範圍、不斷強化保護手段的趨向。
4、在公共政策領域，為了贏得選票，獲得道德優勢，無原則地取悅于下層民眾或弱勢群體。比如，即使社會活力和國家競爭力嚴重下降，財政不堪重負甚至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仍然不斷擴大福利、濫施恩惠；在多元文化主義觀念主導下，不顧財政負擔能力、犯罪和恐怖襲擊的威脅、也不考慮主流文化對異質文化包容與融合的能力，實行激進而短視的移民政策，[31]等等。人們看到古希臘民主衰敗時期那些民意煽動家（"demagogue"or "rabble-rouser"）[32]在當代西方已經成為常規現象。雖然具體的公共政策不屬於本文所講的民主制度的民粹化範疇，但民粹主義政策如果成為常規、習慣，可視為民主民粹化的明顯癥候。
五、精英的民粹化：精英與下層民眾的匯流
按常規，民粹主義是反精英的，精英與民粹主義者有著天然的對立。當然，在歷史上，以反精英為特徵的民粹主義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底層運動，精英往往是其發起者、煽動者、操縱者，某些或某類精英也為底層民眾所擁戴。但這隻是限於少數精英。當代的情況是，大多數精英或精英的主體與底層民眾匯流，這是用傳統的理論模式無法解釋的。許多學者仍然恪守民粹必反精英的教條，很自然地將被大多數精英所反感的右翼勢力視為民粹主義，而為大多數精英們所偏愛或寬容的左翼民粹主義則被忽略或赦免。
這種認識忽略了當代政治的新特點。在發達的民主國家，發生了新的政治分化，產生了「新政治」、新的政治分化的軸線。傳統政治的焦點是經濟問題，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物質財富的分配等，現在轉向以文化問題和生活質量問題為基礎。於是形成壹條縱向軸線，與傳統的水平軸線相交。我們要綜合這兩條軸線來考慮社會劃分。
在這種情況下，衡量民粹主義的下層民眾基礎僅按單壹的階級或經濟標準是不夠的，還要結合文化價值標準。也就是說，社會的底層或弱勢群體，亦即民粹主義的主要支持者，不僅包括經濟上最低收入者和依賴福利為生者，還包括按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標準衡量的文化上的弱勢群體並需要受到特別關照者。他們是後現代社會「新政治」中的社會弱勢群體。
根據英格爾哈特提出的后物質主義理論，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發達的西方社會開始了價值觀的轉變，即由強調經濟和人身安全的價值取向即物質主義價值觀（materialism）轉向強調自我表現、生活質量、和諧的人際關係與歸屬感、智力和審美滿意度等精神性因素的價值觀，即后物質主義價值觀（postmaterialism）。前者賦予人身和經濟安全以最高優先順序；後者賦予與人的解放相關的非物質層面的需求以最高優先順序。由價值觀念革命帶來的新政治議題，包括環境問題、種族(歐洲是新移民)問題、移民問題、女性權利和地位問題、性別角色與性道德（離婚、同性戀和婚外性行為等）問題、個人自由和個人生活（墮胎、單親家庭、撫養孩子、同性婚姻、宗教態度、吸毒）問題、公眾參与（公共領域、企業、NGO）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全球化與全球治理問題等。后物質主義者正是在這些問題上，要求更進壹步的平等（甚至均等）、更廣泛深入的參与、更大的寬容、更自由的個人選擇。他們是和平主義者、全球主義者、多元文化主義者、生態主義者，熱衷於「身份政治」、「差異政治」，要求更多的個人選擇。而受過較多教育的精英階層，也是與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最親和的階層。
這樣，持后物質價值觀的精英與兩種意義上的下層或弱勢群體產生共鳴，走到了壹起。他們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使他們更關注底層民眾的命運，將社會的平等和人道化置於社會的經濟活力和國家競爭力之上。不過，在他們心目中，處於經濟最底層的，已經不是傳統的產業工人，而是主要依靠社會福利生活的人、新移民和非法移民。他們更熱心於改善後現代政治議題上的諸種弱勢群體的地位。他們本身在經濟上可能屬於上層社會，但有些人在文化上，比如性別、性取向、族裔身份、宗教信仰等，屬於新政治中的弱勢群體，至少是自認為需要特殊保護的群體。他們要求更多的平等甚至弱勢者的特權，更多個人選擇的自由，更多的民主，亦即使社會下層或文化身份上的弱勢群體具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和佔有更大的權力份額。
這樣，左翼自由派精英既是在經濟上出於後現代情懷關注最下層民眾命運的精英，寬容和偏愛文化上各種弱勢群體的精英，也往往屬於文化身份上的弱勢群體的壹部分。左翼自由派精英是個體主義者，但他們不再是傳統的個體主義者。他們要求在後現代的壹些議題上個人選擇的自由，同時，也要求在這些議題上的激進的平等。也就是說，激進的個體主義者以特定的後現代議題的弱勢者的身份要求激進的平等。正因為如此，儘管他們屬於精英階層，但同時也是民粹主義者。不僅是關照下層利益、表達下層訴求的民粹主義者，還是民粹主義的民眾基礎之壹。所以，他們並不因為屬於精英，就有了被排除出民粹主義的豁免權。
與這些后物質主義的左翼精英相對的，則是持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大眾。英格爾哈特指出，「這些人最可能在他們自己的國家感到已經淪為主流價值的陌路人，感到已經被他們無法共享的進步主義文化變遷的潮流拋在了後面。……眼見他們的主導權力和優越地位的衰落。20世紀70年代寂靜的革命（即向後物質主義的轉變---作者注）如今似乎已經釀成壹股憤怒和怨恨的反革命式反衝。」[33]所以，英格爾哈特將特朗普的成功視為物質主義者對數十年向後物質主義轉變的文化潮流的「文化反衝」（CulturalBacklash）。希拉里在競選活動中曾有壹次失言，稱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壹籮筐粗鄙之人（the basket of deplorables）」，[34]這反映了精英們對普通民眾的鄙視。正是這些被精英們看不起的人，構成「對抗向後物質主義轉變的文化變遷的反衝力量。」[35]不過，后物質主義者寄予同情的，則是在經濟上比這些人更低端的人群，如依靠福利為生的人、非法移民，[36]在他們主導的福利政策下，甚至出現依靠福利為生的人其實際收入不低於低薪工作者，無證移民的福利超過本土窮人的現象。在文化上，他們泯滅野蠻與文明之別，無原則地寬容甚至推崇屬於非現代文化主流的人群，包括與現代西方主流文化為敵的人群。[37]後現代的精英與社會弱勢群體、邊緣化群體就這樣匯合到了壹起，甚至與反現代的勢力合流，成為民粹主義的主力。
民粹化的精英成為西方民主民粹化的領頭羊。精英集團的民粹化，也是西方民主民粹化的重要表徵，而精英集團整體上與社會底層和文化身份意義上的弱勢群體結盟，則是當代西方民粹化趨勢的壹大特徵。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