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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任劍濤

在今天的歷史學界，似乎很難找到比訴說「現代世界誕生」更為混亂的論說主題了。各種關於現代世界發生史的敘述與論證，不斷楔入人們的大腦，讓人感到莫衷壹是的倦怠。收到書評編輯寄贈的艾倫·麥克法蘭所著《現代世界的誕生》，囑寫壹篇書評，心中不禁有些不知從何下手的煩悶。這類著作汗牛充棟，大同小異，對中國人已經形成的現代世界常識來講，還有什麼好說？但翻閱壹過，倒真還覺得這是壹本有些創意的作品。書中關於英國闖入現代世界的歷史敘事，固然沒有什麼令人驚異之處，但他進入話題的姿態、關於現代的歷史觀、對於當下流行的某些歷史理念的直接反撥，完全值得縷述出來，供人們品味。

正本清源的復辟史學

關於人類邁入現代世界的歷史學敘事，本來是有壹個因流行而被公認的模式：這種被人們命名為「歐洲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敘事，總是不約而同地指出，正是由於「歐洲」或者「西方」先發的現代化轉變，出現了古代向現代的結構性飛躍。當歐洲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緊密結合的現代模式，推向美洲和亞洲的時候，表明源自「歐洲」的「西方」模式，成為全世界具有示範意義的現代基本模式。因此，在現代的歷史敘事中，充滿著千篇壹律的歐洲掘起、西方興盛壹類的言說。

但到了1968風暴之後，情況出現了重大變化。後現代哲學掀起了解構、去中心的哲學浪潮。原來建立在啟蒙哲學基礎上的、穩定的現代敘事模式，壹時變得風雨飄搖，信從者對之的信念似乎大大動搖。壹種祛除本體的意欲逐漸主導了人們的思考。相應地，無本體的現代轉變思考開始出現並興盛起來。於是，對非西方世界古典思想的尊重聲音此起彼伏，不絕於耳。開始「平等地」對待東西方思想，並且人們開始認定，東方思想也具有「現代性」內涵，東西方只是在發展狀態或者發展階段上出現差異。如果不是西方侵入東方，東方社會也會出現自有其特點的現代轉變。這樣的觀點，直接顛復了歐洲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的主流敘事。後現代哲學思潮投射到歷史學研究領域，便催生了所謂修正主義史學。這樣的史學思潮，重在推翻早已成型的歐洲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歷史敘事，以壹種東西方「平等」相待的眼光，重新打量東方社會或非西方社會，並基於譴責歐美國家以掠奪非西方國家建立起現代國家的立場，樹立起諸如中國中心之類的新歷史觀。不過這類歷史論述，也多還認定，中國這些東方國家，確實在現代轉變的歷史進程中，落後于西方節拍。只不過這樣的分流，晚自十八世紀才出現並明晰起來。此前東西方社會並無太大差異。麥克法蘭對此不以為然。他在書中明確指出，像彭慕蘭這樣的修正主義史學家所闡述的、十八世紀東西方社會才出現「大分流」的說法，經不起歷史檢驗，與歷史事實不符。因為遠在十八世紀以前很多個世紀，東西方社會的分流就出現了，只是愈到晚近階段，分流愈是清晰而已。十八世紀，已經是大分流出現大結局的時間點了（16頁）。

麥克法蘭不僅對修正主義史學頗不贊同，而且對影響甚為昭著的現代世界誕生的主要解釋流派，也認為他們走了偏鋒。他明確對馬克思主義、韋伯學說、塗爾干理論發出挑戰。他們普遍認為，英國先導的現代轉變，出現在十六世紀。而他們分別主張的階級學說、理性化過程以及社會團結觀念，其實都無法說明英格蘭起始的現代轉變。而且他們對應現代變遷出現的社會問題所設計的種種方案，均未能奏效（5頁），這就催促人們尋找健全現代變化的新答案。為此，有必要打破基於統壹西方觀念建立的現代轉變論說模式，深探歷史淵源，以便真正明白可靠地縷述現代世界誕生的歷史狀態。

撥開後現代的觀念迷霧，將現代奇迹從世界範圍的「歐-美-日」奇迹、還原為「歐洲」奇迹，進而坐實為「英格蘭」奇迹（12-13頁），便成為麥克法蘭追究論題答案的退守型論述進路。相對於修正主義史學而言，這是壹種復辟史學的路數。他對世界範圍內的「現代世界誕生」的終結性論述不感興趣，也對基於統壹歐洲概念的現代世界誕生的演變過程缺乏興緻，更對同情東方社會的現代滯后論述不抱好感。他只想對構成現代世界源頭的真正原型加以勾畫。他徑直將英格蘭作為提供現代世界藍圖的唯壹論述對象。為此，他設定，人們論述現代轉變或現代世界的誕生，必須建立的起碼共識（16-18頁）：壹是現代世界的誕生，不是壹個優越于舊制度或古典道德的世界的誕生。這就免除了基於德性判斷的價值對立，以及由此導致的東西方社會究竟誰在道德上更為優勝的對峙立場。二是成為現代世界典範的原型，並不是壹個必然如此的變化結果，它僅僅是隨機變異的產物。這就免除了誰先進入現代，就比后進入現代的國家要優越，以及由此造成后發現代國家與先發現代國家的對抗性危險。三是出現在歐洲國家的現代諸要素，並不是歐洲自產自銷的封閉變遷結果，而是採納歐洲以外地區偉大的技術發明和科學發現的結果。這也就免除了傷害非西方國家自尊心的危險。這是壹種相對於修正主義的創新性的復辟史學。因為作者並沒有滿足於恢復歐洲奇迹、西方奇迹這類傳統說辭的權威，而是挑戰性地建立起英格蘭才獨樹壹幟地創製了現代世界的論點，並對之進行了全方位的述說。這是壹種直接抓住源頭，而不論它是否完型的方法論進路。正本清源，不是為了撥開修正主義史學對東西方現代淵源的複雜論說迷障，而是直接將模糊朦朧的現代世界起源論說，放置到原初發生狀態加以澄清。於是，現代世界諸要素的最初來源變得不重要了，在歐洲完型的現代世界也相應不那麼受重視了，現代世界的最初范型，才成為值得人們全神貫注看重的問題。

英格蘭獨自闖入現代世界

人類究竟是如何踏入現代世界大門的？這是壹個基於歷史敘事基礎上的歷史哲學問題。當麥克法蘭確認了需要以英格蘭的現代變遷來呈現現代世界誕生的真實面貌之後，他得為此聚集歷史哲學資源，以免除人們對其設論能否成立的質疑。壹方面，他確信，「現代世界的誕生是壹件罕事」（3頁），由此奠定了壹種論述這壹話題的偶然性尋根的基調。另壹方面，他認定，現代世界的誕生，就是壹個「從壹個農耕（agrarian）世界變成壹個工業（industrial）世界」的過程。再壹方面，他強調，「頭等重要的是，開啟現代性大門的鑰匙必須絲絲入扣。這不僅是要把每壹個零件都弄正確，而且是要把每壹個零件和其餘零件的關係擺正確。所以，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家庭與經濟的關係、遊戲與公民社會（civilsociety）的關係，等等，都必須恰到好處。這種契合得以首次出現的概率是幾千分之壹，甚至幾百萬分之壹。但是它終究出現了，而且，成功之後它又充當了第壹個逃離農耕文明的樣板，供其他社會效仿。」（7頁）最後，他設定，需要確立壹個簡化的模型，以便呈現現代世界的特質，「壹種讓生活各領域保持分立的理想」（8頁），壹般跟昔日文明想當然認為的政治、宗教、社會與經濟史連體的理念相區別。這四個論述現代世界誕生的理論前提，成為引導麥克法蘭刻畫英格蘭何以成為率先逃離農耕文明、進入工業文明的變遷過程的理論基礎。

為了免除人們對四個理由的質疑，麥克法蘭進壹步分辨道，現代變遷不能與技術混為壹談，更不能與時間上的「最近」相提並論，需要重視的僅僅是現代的特質。他引述托克維爾的說法，認同現代就是「壹種有分寸的宗教，壹種有節制的家庭、壹種有限制的政治權力、壹種有界限的經濟」（19頁），這都是農民社會所不具備的社會特徵。四大領域在某壹時間節點上同時出現某些現代世界誕生特徵的時候，現代世界就算是誕生了：人口結構、政治支柱、社會結構、工業革命與科學革命的同時演進，則成為現代世界誕生的五項指標。由此觀察，英格蘭之成為現代世界誕生地，不是由於作者對自己所在民族的自我誇耀，而是因為它確實幾乎同時具備了現代世界的基本特徵，而這又恰恰是當時世界其他地區要麼完全缺乏、要麼部分缺失的社會結構特徵。

經過相對周密的理論清理，麥克法蘭便開始訴說英格蘭何以能夠開啟現代世界大門的歷史故事了。他特彆強調，英格蘭的現代進程起自十二世紀，關鍵的現代轉變出現在十二至十五世紀，十六世紀英格蘭已經落定在現代平台上，十七至十九世紀則勢不可擋地向全世界範圍推開，構成壹部波瀾壯闊的世界現代史畫卷。故事從貿易說起。麥克法蘭經過經濟史的考察，指出英格蘭早在十二世紀就變成了壹個熱心的貿易民族，這與英格蘭的地理環境、貿易傳統、收益刺激有密切關係。關鍵在於，這樣的貿易不同於修正主義史學所說的仰賴殖民地貿易，主要的貿易額度來自歐洲域內。這與歐洲域內的機械化和勞動力工廠化演進聯繫在壹起。當然，不可迴避的是，當國際貿易展開以後，戰爭成為家常便飯。但英格蘭作為島國，不像歐洲國家那樣總是在國內打仗，而是在國外作戰。這對英格蘭經濟社會的發展，沒有造成損失不說，反而成為擴大收益的方式。在軍事侵略建立起殖民帝國以後，英格蘭不像歐陸國家那樣壹心奴役和掠奪殖民地，而是以壹種代理統治的方式，將權力下移，不露行跡地施行統治。戰爭、貿易與帝國攜手，塑造了當今世界的面貌（23頁及以下）。

英格蘭的全面變化，在各個向度浮現。無疑，現代工業技術對現代世界誕生髮揮了關鍵性的作用。與農業社會的勤業革命完全不同的是，十三世紀末的英格蘭已經開始了由農業機械化引導的技術革命。壹直延續到十七世紀，英格蘭藉助複雜的機器，利用多種能源。機器取代人力，大大提高了生產能力。這樣的變化，不是壹個「西方」現象，而是壹個英格蘭現象（55頁）。機器生產替代農業生產，促使市場迅速發達。現代世界最核心的表徵出現了——經濟開始獨立出來，成為壹個專門領域，不再鑲嵌在社會、宗教與政治之中：個人財產權受到高度重視，追逐利潤、積攢財富、花費金錢的現代態度形成了，壹種基於地主和農民各得其所的耕種方式，激勵人們投入勞動和增加收成。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免除了農民社會的僵化。普遍的社會遷移和向上流動，增強了發展活力（57頁及以下）。經濟的發展，大大改善了英格蘭的物質生活，十四世紀以後，英格蘭就沒有出現過全國性飢荒。十七世紀以後，更是出現了巨量消費，極大地刺激了消費品的生產，英格蘭人享受到較多的閑暇和高質量的生活（75頁及以下）。

在社會領域中，英格蘭的舊制度社會結構早就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它沒有貴族、僧侶、布爾喬亞和農民的法律階層劃分，社會階級的融合性特點非常突出。紳士階層，就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層人士，不僅不具有特定的法律身份，而且其他人等可以隨時晉身其中。至於中產階級中的中中產階級、下中產階級以及勞動者，儘管不被上層階級看得起，但他們躋身上層階級的機會卻是開放的。這讓各個階層都具有自信心（95頁及以下）。加上英格蘭的個人主義傳統，和平與不和平、爭端與合作的精神同時生長。新的共同體格局形成了，人們在其中建立起尋求公平性的種種機制，諸如各種公平性遊戲、政治機構、公共論壇不斷湧現。連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在飼養活動和園藝愛好中重構（119頁及以下）。英格蘭的家庭結構，出現了重大改變：家庭不再充當基座，也不擔任政治、經濟和宗教的組織者，家庭與社會分離——財產歸於個人、教育歸於社會、發展歸於個體、交友出於自願、社會建基互信。個人發展的願望改變了多生多育的傳統人口增長模式（139頁及以下）。但個人並不是孑然獨立的原子，他們通過不可勝數的社團，構成了公民社會。其中，信託機制的成熟，為全社會的相互信賴奠定了基礎。社會的公共信任與博愛精神紮下深根。這構成議會民主制的深厚社會基礎（159頁及以下）。

在政治領域，十三世紀以來的英格蘭政治演進，為現代政治模式奠定了堅實基礎。人民的參政議政、貴族的偉大而不傲慢、國王可以做好事不可做壞事的限定，在在幫助英格蘭在中世紀晚期和現代早期成長為代議制民主國家。在國家權力結構上，英格蘭中央化和去中央化混合，把中央與地方的政治功能合理定位。壹種政治契約理念，長期規導著英格蘭的王權運作。尋求合作，絕對不誇大鬥爭的習性，讓英格蘭的統治者與人民拒絕殘酷的政治機制。「便利的稅收」讓人們在平等原則基礎上，根據定製納稅。徵收的稅入，主要用於公共服務（179頁及以下）。而打破了家庭束縛的獨立個人，對基於經驗積累的普通法的信守非常自覺。這種不同於羅馬法的法律定製，既避免了極端殘酷的刑罰，又保證了個人權利的不受侵害。在約束與自由的關係張弛有度的基礎上，整個國家顯得秩序井然。社會仇怨也從不構成危害社會秩序的心理支持（206頁及以下）。

在宗教及其衍生領域，英格蘭的變化也十分令人矚目。在宗教領域，壹方面，英格蘭屬於基督教世界；另壹方面，英格蘭的基督教具有自己的特點。英格蘭的路德主義強調個人良知，繁育眾多教派，催化宗教與政治的分離。而英格蘭國教制度的發展，使之直接與英格蘭的國家建制、愛國主義緊密聯繫起來。宗教就此沒有與國家權力結成壹種宗教裁判所式的剛性同盟。自由和宗教的結盟，促成了壹種寬鬆的相對主義氛圍，私人的惡德與公共善性矛盾地融合在壹起。人們信持壹種中庸的德性，不追求高度排斥感的壹致性（296頁及以下）。由於宗教並不試圖吞噬其他社會要素，因此，在英格蘭，獨立追求知識的大學早早興起，持續不衰。牛津、劍橋以及蘇格蘭的四所著名大學，擔負起了建構思想帝國的任務。科學精神不僅推動人們了解宇宙奧秘，而且促使人們任意探索公共空間。加之經驗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有效結合，讓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服務於工業生產，結果產生了綜合英格蘭現代轉變諸條件的知識革命，不僅為公民社會輸送了結社文化，而且為立憲民主提供了新型人才（228頁及以下）。加上英格蘭的理性教育傳統、語言的平民性、藝術的個性化，造就了壹種平和、民主的民族性。這使得英格蘭早早就養育了族群認同的民族統壹感，無論身在何處，總是心系英格蘭。人們既有濃濃的懷舊感，但又不受制於昔日的感情與制度。他們熱愛變化，但是害怕革命。因此，他們能夠混合各種典型制度而成就壹種混合政體；規避狂熱，但心懷信念；低調內斂，但熱心公共；謹守規制，但酷愛自由。他們把現實與幻想、民主與特權、欺騙與正派奇特地混合起來，成就了壹種典型的現代民族特性（274、322頁）。最後，終於獨闢蹊徑，開創了英格蘭道路：前述壹連串事件使得英格蘭把壹把連環鎖的所有零件安放到了它們各自的準確位置上，英格蘭成為了率先創製現代模板的國家。

英美之外仿現代

英格蘭在十六世紀完成了完整意義上的現代世界建構任務。這是英格蘭具有的歷史獨特性與文化獨特性共同催生的結果。在英格蘭以外的地區，無論是歐洲的其他區域，或是東方的中國、印度與日本，都不具備有利於現代轉變的條件。與歐洲大陸相比，英格蘭獨特的日耳曼文化與歐陸的羅馬文化，相差甚遠。日耳曼人是田園民族，這使他們在城鄉之間形成了壹種特強的調適能力，但羅馬文明是壹種典型的古典城市文明，這讓他們的文化基因單壹化；日耳曼各族是具有商業頭腦的民族，但羅馬文明更是壹種政治法律發達的文明形式；日耳曼人不以明確的法律身份生活在共同體中，羅馬文明則非常看重公私法律對人身份與角色的規定；日耳曼人以對男性和女性同時追索世系開出了相對平權的財產繼承製度，而羅馬人始終從男性追索世系。這樣的差異，造就了兩者之間種種的不同。因此，當英格蘭在十三世紀開始向現代世界挺進的時候，歐洲大陸儘管也出現了相似的局部變化，但始終沒有辦法跟英格蘭的相關變化媲美。羅馬文明塑造的歐陸文化，始終由強大的國家權力、封建制度、宗教勢力、法律身份左右著社會結構的變化。因此，進入現代世界的阻力，顯然比英格蘭大過不知多少倍。而英格蘭正是以相互對抗的多種勢力，如強大的君主、強大的教會、新興的商人、農業共同體、強大的貴族，相互之間較勁，但誰也無法全盤勝出，產出了壹個不同於古代舊制度的現代市場經濟、政教分離、公民社會與立憲民主支撐的嶄新國家體系。

這樣的變化發生在十二至十五世紀。十六世紀，已經顯示出英格蘭完全不同於歐陸大部分國家的現代性質。在起始階段，「英格蘭曾有壹度不算孤案」（349頁）。英格蘭與蘇格蘭差異不大，法國、德國與斯堪的納維亞許多地區諸多因素相仿。十二世紀，「英格蘭與歐陸大部分地區之間發生了壹次大分流」，前述英格蘭的現代因素有增無減，而「歐陸國家都走上了另壹個方向」：壹方面，國家與教會結盟，讓新觀念、新制度的探索風氣窒息；另壹方面，身份等級的法律規定越來越嚴格，阻礙了社會的廣泛流動；再壹方面，歐陸的制度僵化特徵愈來愈凸顯，出現了反現代的頻繁戰爭、繁雜稅收、嚴苛司法。這個時候，英格蘭以及歐洲部分地區與歐陸大部分地區，成為鮮明不同的、舊制度與新世界相對照的兩個天地。「此時的英格蘭已是壹個『現代』世界，也就是說，四個主要的領域已經分離並形成制度。」不過，「這些縱橫交錯的『現代性』表徵之難得，就好比諺語中的駱駝穿過針眼。這絕不是舉手之勞。借用羅斯托的『飛機起飛』隱喻，這需要壹條長長的『跑道』，以便長時間地加速，然後通過壹個強大的引擎壹飛衝天」，因此，「英格蘭發生的情況有著顯而易見的例外性」（353-354頁）。

英格蘭兀自進入了現代，而且顯得如此形單影隻，罕有來者。然而，壹旦英格蘭開闢了進入現代世界的道路，它的輻射作用便無法阻擋地影響了整個世界歷史進程。壹方面，這體現為英格蘭的世界影響力，猶如壹個西班牙學者所說的，「我們全都降生在壹個英格蘭製造的世界；而我們的曾孫將在其中長大成人並進入耄耋之年的未來世界也仍將充滿英格蘭性，猶如希臘化世界（Hellenisticworld）充滿希臘性——或者更好，充滿雅典性。」從現代世界來看，「有不少事物歷來被認為是英格蘭的『出口產品』，其中較重要的有工業革命、農業革命、民主政治範式、英格蘭法律的多項原則、現代科學的多個側面、包括鐵路技術的多項技術。同樣重要的還有語言」（357頁）。另壹方面，則體現為英格蘭成為所有現代國家之進入現代的效仿對象。在這些國家的名單中，美國似乎是個例外，因為它相當完整地、創造性地移植了英國的現代模式。麥克法蘭甚至將兩者作合璧觀。在整本書中，除開對美國移植英格蘭現代模式波瀾不驚的描述外，麥克法蘭指出了歐陸國家效仿英國的艱難困苦。這對歐陸國家曾經是壹種嚴峻的挑戰，因為，英格蘭確實因為「充當了第壹個逃離農耕文明的樣板，供其他社會效仿」（7頁）。但沿行各自國家發展軌道，而又努力切入現代的各個國家，都有壹個保留多少自身的文明傳統為宜，同時如何分離關聯在壹起的四大領域的難題（8頁）。這是壹種談何容易的改變。

從歐陸國家效仿英格蘭現代模式肇始，逐漸向亞洲、美洲、大洋洲乃至於非洲推展的現代變遷，在仿效英格蘭的結果上次第呈現壹種衰減效應。美國與英格蘭的同文同種，幾乎是橫移英格蘭模式，因此不具有仿效英格蘭的示範性。歐陸國家幾乎是經過兩三個世紀（十七至十九世紀）的轉變，才完成了英格蘭式的現代國家建構。十九世紀後期，這壹現代轉變轉移到亞洲的日本，二十世紀上半葉，納入了蘇聯部分地區。到了六十年代，除開美、日兩個分支外，現代轉變基本上是「歐洲奇迹」。直到八十年代，印度、南美和中國才開始現代意義的工業化（11頁及以下）。而此時的世界，還有頗多地區與國家尚未開啟現代轉變的大門，還在探頭探腦地觀察和欲迎還拒地品評「西方式」的現代對於本國的價值和意義究竟何在。不過結論已經武斷地做出了，只要壹個國家嘗試進入現代國家行列，就不得不仿效英格蘭的現代國家建構方式。

通過麥克法蘭的描述與分析，藉助他的廣徵博引，人們完全可以知曉現代轉變中英格蘭的絕對先行性。只要人們不拘執于麥克法蘭著作的意義，壹方面不過是重建英格蘭例外論與優越論的看法，另壹方面不過是重建反撥後現代理念的中心與結構，那就必然會同意，英格蘭確實遠遠領先於歐洲絕大部分地區，踏入現代世界的門檻。假如這個結論得到承認，那麼，就意味著關於現代世界誕生的壹些流行性結論，不得不接受顛復性的命運。首當其衝的結論，就是對現代國際社會衝突和對立發揮過重要影響的論題，即現代是「歐洲」或「西方」的獨創果實，是從西方擴展向全世界的。這樣的結論，在麥克法蘭的論述中被徹底消解了，不會再具有強大的觀念煽動力了。因為，只是在英格蘭啟動和成就了現代世界模式，而不是整體意義上的「歐洲」或「西方」創製了現代。長期流行的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根本就不成立。因為歐洲都是學習英格蘭才完成現代轉變的。西方不過是英格蘭現代模式擴展成功后的文化概念。這壹後置的概念，完全不能說明、證實在此基礎上的所謂西方主義、東方主義的論述。兩者不過是撇開了現代世界的真正典範，虛構起來的文化理念。這倒是真正具有顛復現代主流論述的後現代意涵。但麥克法蘭對現代的辯護卻真真切切是聲情並茂的。這對東西方國家中大量出現的西方先進與東方落後的對峙性論說，絕對是壹個徹底的校正。人類進入現代世界，從起源上講，面對的不過是壹個國家與另壹個國家的繼起性關係，而未嘗面對古來先進或壹直落後地區的衝擊反應關係。

這個時候，倒真有壹種書內閱讀快感催生的書外政治快感。他提醒人們，不要再拘執于對抗「西方」的情結上，抗拒現代變遷。事實上，只是英格蘭壹個小小國家的現代示範，就啟動了整個世界的現代轉動巨碾。其間，不存在整齊划壹的「西方」現代對非西方強制現代的政治對立事實。這就無需在各有傳統的文化榮耀心中徘徊良久並拒絕向現代世界邁進。

向中國訴說什麼

麥克法蘭撰寫此書，直白地表明，「我是有的放矢，專為中國讀者而寫作的。」（4頁）這樣的道白，可能會讓中國人浮想聯翩。壹個國際著名學者，不遠萬里，到中國來演講，然後為中國讀者撰寫這麼壹部專著，實在感人。感動之餘，怎能不促使中國人深沈思考現代世界誕生史，轉而認真考慮中國的現代轉進問題呢？

縷述麥克法蘭對英格蘭現代世界誕生史的系統性陳述，似乎感覺不出他對中國這種深切關注的思慮焦點為何。猜想壹下，也許他在提點中國人進入現代世界的不易，或許是在提示中國人建構自己的現代國家需要下綜合工夫？倘真如此，似乎有點打擊中國人邁進現代世界的信心。壹方面，麥克法蘭在書中時時處處指出，中國古典傳統與英格蘭的現代轉變絕對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作為個人主義文明的范型，英格蘭開啟了現代世界的大門。作為集體主義范型的中國文明，似乎先天被隔絕在現代世界之外。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宗教）領域也未能實現分離。假如中國人試圖學習英格蘭邁入現代世界，「由此產生了壹個未來問題：中國是否將要，是否能夠，或者是否應當沿著西方道路走下去，走向壹種原子化的（atomized）、各領域分立的、個人主義的文明，另外，中國又應當將自己的關聯性文明（relationalcivilization）保留多少為宜。迄今中國已讓它的市場經濟基本上自成壹體，但是它的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仍處於互嵌（embedded）局面，尚未自成壹體」（8頁）。這簡直就是告訴中國人，妳們的現代化前景堪憂。但另壹方面，麥克法蘭又指出，恰當此時，中國需要壹份關於進入現代世界的簡明扼要的論述，以為借鑒，讓中國人在晦暗不明、前景堪憂的現代世界建構中分辨自己的發展道路。諸如英格蘭四大領域的有效分離、絲絲入扣的變化、混合體制的建構、中庸道路的抉擇，在在啟發中國人擇定自己邁向現代世界方案時，不可盲目求進、急功近利。這是壹種頗具善意的提示。就此而言，麥克法蘭這部著作有著對中國人僅憑GDP就快速邁入現代世界的苦口良藥效應。再壹方面，麥克法蘭論述英格蘭率先進入現代世界的方法進路，對中國人極具啟發意義：壹者國人不要將現代視為道德優越性的產物，因此對傳統道德表示輕蔑，拒絕激活有利於現代轉變的傳統資源；二者國人不要認為有壹種不可逆轉的現代發展道路，因此需要抓住偶然的機遇促進現代發展；三者國人不要認為只有英格蘭才具備現代基因，需要明確，由於所有現代基因幾乎來自英格蘭，乃至歐洲之外，因此中國是不缺乏建構現代國家的歷史積累的。這對中國邁進現代世界，無疑有壹種激勵作用。

麥克法蘭是深切了解中國努力邁進現代世界的歷程的，尤其是對當下中國的變化瞭然於心。對今天的中國來講，啟動市場經濟，讓經濟領域相對獨立，接下來就應該在社會、政治與宗教（意識形態）領域下足功夫，才有希望真正邁進現代世界，不至於半途而廢、前功盡棄。雖然麥克法蘭並沒有具體論述中國邁進現代世界的有力條件，但在他的論述中，可以歸納出有利於中國繼續自己邁進現代世界的條件：壹是中國已經自主啟動了邁向現代世界的經濟步伐，因此具備了創製現代國家的主觀條件。二是有英格蘭的前車之鑒，美-歐-日仿效英格蘭的經驗教訓，以及對中國高度關注的發達國家的學者如麥克法蘭自己對其發展的建言獻策。三是中國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已經凸現出來。「中國未來面臨的中心問題是，怎樣做到壹方面保持自己獨特的文化和個性，屹立於風詭雲譎的21世紀，壹方面充分汲取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佳養分。中國面臨的另壹個重大問題，類似於西方在走向充分現代（modernity）的過程中遭遇的問題，那就是社會凝聚（socialcohesion）問題：何種因素能將壹個文明團結成整體？」（5頁）針對這兩個重大問題，規劃目前中國發展模式，有利於避免中國掉入發展陷阱。四是麥克法蘭對英格蘭轉變的長程歷史論述，啟發中國人耐住性子，壹步壹步、扎紮實實地推進中國的現代轉變，杜絕壹步登天的現代建國意欲。這也許就是麥克法蘭在書里書外對中國人滔滔不絕訴說的基本要義。

但不可否認的是，壹個中國讀者閱讀麥克法蘭此書，會出現兩種極端的後果：對那些認同國情特殊論的讀者來講，會欣然同意作者對英國進行的似乎是特殊主義的描述和分析，進而斷定中國只有走自己獨特的現代發展道路，才能夠成功實現中國的現代轉變，這就對英國經驗關上了大門；而對那些認同現代普世價值與制度安排的讀者而言，會從作者的描述與分析中，引申出壹些現代發展的基本經驗與進路，從而為中國刻畫壹條類似的、踏入現代世界門檻的進路，甚至由此推出壹套高度模擬的現代轉型方案，英國似乎為中國打開了通向現代世界的通途。這兩者的判斷都有理據。但中國顯然不能在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的對峙之間，發現國家邁進現代世界的通路。觀念先導的現代世界建構，常常會陷溺於意識形態之中而難以自拔。我們必須知曉，現代世界不是壹套抽象觀念支撐起來的觀念大廈，而是生動活潑的社會變遷結果。因此，國人不必要陷在觀念爭執中，反而忽視了最為重要的實踐探索：須知現代要領雖然由英格蘭給出了，但各個國家的現代轉變只能獨自摸索。英格蘭的現代轉變表明，絕無模仿而成的現代世界，只有創造性切入的現代國家。

長期以來，中國有壹種進入現代世界的悲情主義。壹種被動挨打、被西方人欺凌的受害者心境，嚴重妨礙我們理性、平和地對待國家的現代轉變，阻礙國人像英格蘭人那樣慢步但有力地向現代推進。好在三十五年的改革開放，經濟領域的相對獨立，產出相對富足的物質財富，逐漸讓中國人恢復了自信心。此時，麥克法蘭對英格蘭邁向現代世界的歷史社會學描述，實在足以給國人正面的啟發，就此而言，他這本書就猶如自己所估計的那樣，「對中國讀者大概是有價值的。」（8頁）如此，我們就可以誠心誠意地接受麥克法蘭重新塑造的英格蘭這個現代典範，不至於再像拒斥「西方」那樣拒絕其作為中國的現代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