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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許紀霖

晚清清廷陷入權力與權威的雙重危機。新政改革無法擴大政治參与，最終引發革命。辛亥革命的複雜面相在於民主與封建彼此糾纏。辛亥之後，中國不是以制度安排，而是通過權力攫取試圖重建秩序的統壹。憲政之下，政治是壹門我活妳也活的妥協藝術，但在權力為中心的亂局中，政治卻變成妳死我活的生死之爭。近代中國政治的根本癥結在於只有政治權力的角逐，而始終缺乏政治的權威，缺乏超越于意識形態和派系利益之上的制度性法理和公認的政治價值。辛亥革命創建了新的政治共同體，卻沒有同時創建共和政體賴以存在的正當性基礎——憲政。革命接踵而至，每次統壹的結果，建立的都是獨斷權力的中央威權，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憲政和法治始終缺乏。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兩千年的王朝帝國，建立了亞洲第壹個共和國。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拉開了中國革命的序幕。自此，國民革命、中共革命、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接踵而至，革命浪潮壹波接著壹波。直至辛亥后的百年，中國仍然處於制度未決的歷史大轉型過程之中。辛亥革命前十年，是晚清變化最快的壹個時代，為什麼清廷的新政沒有替代革命，反而成為革命的催化劑？晚清新政與辛亥革命有著什麼樣的因果關係？辛亥革命摧毀了延續兩千年的中華帝國秩序，但為什麼經歷了議會民主制和袁世凱威權兩種政治試驗，皆無法建立穩定的權威秩序？民初的三大政治勢力國民黨、進步黨和袁世凱之間的權力角逐，究竟有什麼共同之處，讓那代人鑄下了令人扼腕的時代錯誤？百年之後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反思辛亥前後制度轉型中的盲點，以走出百年輪迴的歷史悲劇。



壹、權力還是權威：晚清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分歧



革命后的現實之果，皆來自革命前的歷史因緣。為什麼民初無法建立穩定有效的權威秩序？關於這個問題，必須從晚清追溯其起源。

20世紀初的中國，在政治秩序上清廷陷入了權力與權威的雙重危機。權力與權威，按照漢娜•阿倫特的經典性理論，屬於不同的範疇。權力是授予性的、認可性的，而權威則是不證自明的，來自宗教和歷史傳統。羅馬共和政體是權力與權威二元的典範。西賽羅有壹名言：權力屬於人民，權威屬於元老院。」元老院所代表的權威並非人民授予，而是與羅馬建國列祖們所奠定的宗教與歷史傳統壹脈相承。在阿倫特看來，美國的革命和建國繼承了古羅馬的共和精神，其權威既不是來自於超越的造物主，也非人民的意志，而是美國殖民地的自治傳統和《獨立宣言》，並以此創建美國的憲法以及與憲法有關的司法制度。權力屬於人民，權威屬於憲政，便成為現代政治的典範。

權力是統治者支配和控制被統治者的能力，它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柔性的。而權威則是壹種被統治者所認同的、自願服從的統治，權威的表現形式可以是權力、制度、宗教或道德的價值符號，也可以是壹種人格化的象徵。自秦始皇之後的中華帝國體制，作為天命在人間的代表，君主合權力與權威于壹身，他既是王朝的權力核心，又是帝國與天下秩序的正當性象徵。君主秉承天命，其統治不再僅僅藉助暴力，而具有超越性的神秘色彩，成為帝國秩序的人格化象徵。無數次朝代的更替，雖然最高權力壹再被顛復，但中華帝國的權威結構、超越性淵源和人格化象徵從來不曾被動搖過。

晚清所發生的是李鴻章所驚呼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以往的三千年，天不變，道亦不變。但清末所發生的，是宇宙觀的大革命，是時勢的大轉變，所要變的，不僅是統治者的權力，而且是壹個國家的權威。天經地義的秩序法則在晚清受到了毀滅性的衝擊。超越性的天命、天道、天理己經解魅，被由科學宇宙觀所決定的公理替代。政治秩序與神秘的超越性源頭斬斷了關係，其正當性法則只能在人世間獲取。西方思潮不斷湧入中國，壹步步地對權力/權威壹體化的君主專制構成顛復性的挑戰。在權力層次，法國和美國革命帶來的民權至上觀念，直接顛復了君主的專制權力，讓許多激進的士大夫和青年人相信，現代國家的主權不在於君，而在於民。從20世紀初開始，人民主權思想風起雲湧。在權威層次，從西方和日本傳來的立憲理念，讓中國人意識到原來君主的權威並非最高，在君主之上還有更高的法則，那就是憲法，任何權力都要在憲政的制度框架中得以限制。這就意味著國家最高權威的轉移，從人治型的君主轉向了法理型的憲政。於是，辛亥前十年清廷所面臨的危機，己經不再是傳統的統治危機，而是歷代統治者從未有過的權力和權威的雙重危機，政治權力的來源、國家權威的象徵乃至最高秩序法則都將發生天翻地復的轉變。

進入20世紀后，傳統君主專制己經在人們心中失去了正當性，各種力量都在拚命向前拱，希望有壹場大變革。革命前夜《民報》與《新民叢報》的大論戰，革命派與立憲派所爭論的焦點，主要不在於變革的方式是在體制外革命，還是在體制內改良，而是兩套不同的新秩序方案。簡單地說，革命派關心的是權力的革命，立憲派在意的是權威的變化。權力與國體有關，即國家的最高權力由誰掌握，是君主呢，還是人民？革命派相信，只要國體變了，人民推翻君主掌握了國家的權力，由君主制變為共和制，便能帶來民主共和的新秩序。權威與政體有關，關心的不是權力在誰手裡，而是權力是否受到限制？是否通過立憲建立國家的新權威？立憲派更重視的是國家如何統治，是否按照憲政的原則統治，至於共和民主，還是君主立憲，是次要的問題。即使保留了君主的權力，只要有了國會和憲法，國家的權威便會從君主轉移到憲法，建立壹個非專制的君主立憲國家。

共和與立憲的論戰，是壹場民主與憲政之爭。民主與憲政，雖然在理論上並不衝突，但壹個與權力有關，另壹個與權威有關。民主所提供的只是具體的統治（某個朝廷或政府）之權力是否正當，即統治之權力是否得到人民的授權，其統治的績效是否符合被統治者的利益和願望。而憲政提供的是整個政治共同體的根本的、長時段的正當性問題，即什麼樣的共同體組成原則和制度方式是可以被自願接受的，合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意志的；而公共權力的權威，要看其是否符合共同體成員公認的「法」在過去，這個公認的「法」是神法或天理，到了近代，則轉換為政治共同體的根本大法——憲法。

中國古代政治權威的來源是雙重的：天道和民意。天道是權威的終極的、超越的源頭，但在現實世界中，又只能通過民意體現，民意與天意內在相通。到了近代，這雙重壹體化的政治權威發生了危機，也產生了分離：天道之權威轉變為公理和公意，由此形成了憲法的權威；民意之權威轉變為權力的來源，現代的政治權力必須來自人民的認可和授權，由此形成了民主。這壹分離，按照阿倫特的理解，本來是現代政治的內在之義，即權威與權力的二元化：政治權威來自憲法——國家的根本大法；政治權力來自民主——人民的授權。到了晚清，當需要變革政治秩序的時候，革命派與立憲派所抓住的，分別是權力與權威的兩端。革命與改良大論戰表面爭的是民主共和還是君主立憲，其背後的實質卻是政治秩序的正當性究竟以何為基礎：是權力的來源，還是立憲的權威？

革命派相信，只要用民主推翻專制，將會出現壹個完美無缺的共和國。《江蘇》雜誌壹篇文章熱烈地憧景說：吾國實有由專制而變為民主之大希望者也。……新國家既立人皆平等，更無人敢出而獨攬大權，二十世紀中，必現出壹完美無缺之民族的共和國耳。」在晚清，革命派迷戀共和，崇拜民主，他們雖然不反對立憲，但堅信只要共和了，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憲政大可緩行壹步。孫中山設計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革命論，乃是這壹思路的結果。革命成功之後，由於槍杆子和政權掌握在革命黨手裡，即由革命黨代表人民實行軍法、約法之治，憲法之治可以推遲到第三期實行。陳天華也有相同的看法，認為「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之以開明專制，以為興民權改民主之預備」。陳天華這裏說的「開明專制」與孫中山的軍政、訓政同義，即由革命黨獨攬大權。只要政權握在人民的代表革命黨人手中，便可走向民主的理想烏托邦社會。由此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之後，國民黨之所以對內閣權力的重視超過對立憲的重視，孫中山在宋案之後不訴諸法治，而是直接發動二次革命，有其自晚清以來的依賴路徑：不相信立憲與憲政，迷戀對國家最高權力的掌控——不管通過體制內的議會民主制，還是體制外的革命方式。

相比較革命派，立憲派對由革命建立起來的共和制度充滿了憂慮，不是他們反對共和，而是擔心缺乏憲政的共和制度會以人民的名義執行新的專制。梁啟超引用德國政治學家波倫哈克的話說：因於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於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古代羅馬和近代法國的歷史表明，革命之後，社會紛亂，非壹強大之主權，則不能恢復秩序。於是民主專制政體應運而生。其起始於壹非常之豪傑，假軍隊之力，攬壹國之實權。亂世之中，國民厭自由如腐鼠，渴望篡權者統壹天下，萬眾視線，集彼于壹身。在民主專制之下，有憲法，不過壹空文耳，有議會，只是拌食之工具也。然而，復辟了的專制，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別無他途。於是國運處於不斷的治亂循環之中，萬劫不復。梁任公的這番危言，最早發表於1903年，兩年後與革命派論戰時，又強調了壹遍。然而，他的那些血氣方剛的年輕對手們，從汪精衛到胡漢民，對革命充滿了膜拜之情，對共和前景也是滿腦子的烏托邦想象，如何聽得進壹個熟讀中外歷史的智者之言。果然，民國之後的變局，讓梁啟超10年前的警告不幸言中。

在晚清思想界和青年知識分子那裡，革命己經成為風靡壹時的時代狂飆，鄒容的《革命軍》甫壹問世，便洛陽紙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如此波濤洶湧，作為立憲派思想領袖的梁啟超，也不敢完全站在其對立面，他巧妙地接過革命的旗幟，將立憲稱之為壹場政治革命，以此與革命派的種族革命對抗。他說，「政治革命，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無論是君主立憲，還是共和立憲，皆是專制的對立面，皆為政治革命。梁任公的思路很清楚：專制與非專制的區別，不在於有無君主，是否民主，而是有無憲法，是否實行憲政。在革命派看來，專制的敵人是共和，只要通過革命實現民主，專制就壹去不復返。但梁啟超從法國革命史中發現，民主也同樣會造就民粹專制，比民主更重要的，是憲政，不管權力在君主還是人民手中，只要權力之上有憲法，按照憲政制衡權力，就可以避免專制復辟，更重要的，乃是為政治秩序建立壹個新的權威 憲政權威。

當革命派把目光寄託于奪權，將國家的最高權力從君主手中奪過來，由人民自己掌握的時候，梁啟超的目標不在於權力，而是如何建立新的政治權威。早在1898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討論正統時，就認為：統也者，在國非在君也，在眾非在壹人也。」他注意到，西方立憲之國，統在憲法。國家共同體的正當性是由法統（憲法）賦予的。相對於民主，梁啟超特別重視以憲政為核心的法治。在中國古典思想中，「所謂法者，純屬『自然法則』的意義」，來自自然和天道的客觀法則，成為各個朝代成文法的超越性源頭。近代以還，當這些自然法則消解，人開始自我立法之後，憲法便替代自然法則，成為政治共同體的最高法則。梁啟超指出，中國法系雖然是世界四大法系之壹，但最遺憾的是，「則關於國家組織之憲法，未能成立也。……茍無此物，則終不足於進於法治國。何也？此為根本法，無之則壹切法無所附麗，無所保障也」。他很早便注意到西方的現代政治，不僅是民主政治，而且是法治政治。同時也注意到在中國法家特別是先秦管子思想中，有豐富的法治主義歷史資源。與後來的申不害、韓非的術治主義與勢治主義不同，管子的法治主義將法視為超越於人間秩序的自然法則，無論是民眾還是君王，皆不得逾越，與近代的法治思想甚為接近。不過，管子的法治主義離先古三代不遠，是三代「天下之法」理想的體現。管子之後，法治（ruleoflaw)主義便逐步蟲兌變為以君主意志為核心的法制（rulebylaw)主義，經過與儒家的禮治融合，雖然中國有成熟的法律體系，但與近代的法治國不可同義。梁啟超特別注意到明末清初黃宗羲的原法思想。黃宗羲激烈地批評歷代統治者以「非法之法」亂國亂世，對法治主義的「天下之法」與法制主義的「壹家之法」作了明確區分。他指出，三代之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三代公天下而法因以疏，後世私天下而法因以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黃宗羲在對三代以下以法治國的法制主義作了尖銳批評之後，並沒有回到儒家的人治主義立場，他重新提出了管子開始的法治主義理想，希望以三代之法重新確立天下秩序之軌：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從管子到黃宗羲，梁啟超從古代中國思想中清理出法治主義的歷史傳統，將它們與西方的法治精神內在結合，形成了以憲政為核心的法治國思想。他指出，今日之立憲之國，便是法治國。法治者，國家治理之極軌也。舍法不得為治。無論是清末還是民初，以梁啟超為首的立憲派與民主共和派最重要的區別，乃是比較起權力的來源，更重視權力是否受到憲政的限制；比較起國體問題，更重視政體問題。梁啟超壹生多變，但變中有其不變，這便是對憲政的堅持。從理念層面來說，梁啟超和孫中山都有不易的政治理想，壹個是立憲，另壹個是民主。不過，他們又是政治家，有現實感，懂得權變，當理想在現實中無法直接實現時，都不約而同地想借用開明專制的階梯，只是梁啟超寄託的對象是清廷，而孫中山要實行的是革命黨人的軍政和訓政。開明專制的夢魘從晚清到民初，壹直驅之不散，因此才有後來的梁啟超寄希望于袁世凱和國民黨效法蘇俄的黨治。



二、壹場由新政所誘發的革命



清末的形勢究竟朝共和還是立憲發展，並非為革命黨和立憲派所左右，最終取決於統治者的意志。1901年之後，清廷選擇的是新政。辛亥前十年，新政搞得轟轟烈烈，社會方方面面都發生巨變。新政是壹種改革，但改革是壹把雙刃劍，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誘導劑。改革如果迅速徹底，新政將替代革命，假如半途而廢，那麼將誘發革命。因為新政是現代化的大變遷，是前所未有的資源再分配過程。不僅社會資源，而且政治資源，都在新政之中面臨著重新布局和再分配。各種力量在新政中迅速掘起，從袁世凱的北洋實力派到各省的地方紳士，還有民間的激進勢力，到1907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之後，形成了壹個參与爆炸的熱烈局面。參与爆炸最容易引發革命，在這個時候需要迅速建立壹個能夠容納政治洪水的池子，疏導各種力量到議會裡面去和平競爭，憲政本來就是這樣壹個池子，壹個消弭革命的安全閥。日本明治維新之後，也是動亂四起，民權運動、武士叛亂、地方民變風起雲湧。明治領導人通過頒布憲法，召集國會，將各種政治勢力導入國會，及時穩定了局面。明治憲法雖然實現的是壹個非常保守的憲政，卻有效地避免了革命。

與此相比較，晚清新政並非壹場政治改革，而只是馬克斯•韋伯意義上的非政治的「合理化」改革，新政讓整個社會結構變得適合現代化的發展，使國家管理開始理性化，服從工具理性的效率法則。新政造就了三股新的政治力量，第壹是潛伏于體制外面的民間革命勢力，第二是體制邊緣的各省士大夫精英，第三是體制內部的北洋實力派。他們在新政中成長壯大，野心勃勃地要從邊緣走向中心，過問國事。然而，新政將這些魔鬼從舊體制的瓶子中釋放出來，卻無力造就壹個新體制，將膨脹的三股新勢力收入憲政的池子。於是新政不僅沒有代替革命，反而成為致命的催化劑。

周錫瑞對辛亥革命的經典性研究表明，晚清新政只是屬於上流社會的變革，精英階層在新政中拿足了好處，利益大大擴張，但新政帶來的苛捐雜稅和通貨膨脹，卻要讓底層社會來承擔，廣大民眾成為改革的犧牲品，他們普遍地對新政不滿，輿論抱怨，民變四起。民眾對新政的反對，形成了壹股不可小覷的情緒，讓民間的革命力量悄悄醞釀發展。

新政雖然讓上層精英在資源和財富的再分配中撈足了好處，但也激發起他們保住和擴張財富的更大慾望，經濟上的慾望最終也轉化為政治上的參与要求。新政是最好的政治參与動員。在輿論的壓力之下，清廷從1906年開始籌備立憲，並在1909年通過選舉產生了各省咨議局。有了咨議局，地方士紳們的政治參与得以組織化，他們在體制邊緣形成了壹股正式的、合法的政治力量。得隴望蜀的士大夫們胃口大增，不滿清廷九年後立憲的遠期承諾，發起三次請願運動，要求立即召開國會。托克維爾在分析法國大革命發生的原因時指出，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人們耐心地忍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被革命摧毀的政府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要好，壹旦開始變革，苦難就開始變得不可忍受。對壹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辛亥前十年的歷史同樣印證了托克維爾這壹睿智的觀察。

推動革命的第三股力量是體制內部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勢力。北洋勢力是新政的推動者，也是在新政中獲得最大好處的既得利益集團，到了清朝的最後十年，他們在權力中心日益坐大，掌控了國家軍事、經濟命脈，尾大不掉，成為清廷擔驚受怕的異族勢力。當慈喜太后駕崩，小皇帝溥儀即位，清廷第壹件事即將袁世凱打入冷宮，「回籍養屙」在中國政治傳統中，皇帝從來都不是萬世壹系，手握重兵的草莽英雄都有窺覷皇位之野心，只要時機成熟，便可取而代之。羽毛漸豐的袁世凱與深受忠君思想熏陶的理學大儒曾國藩不同，雖然身處鄉野，卻時刻窺探著局勢變幻，準備出山，借勢篡位。

清末朝廷迫於形勢實行新政，結果令其始料不及，被新政釋放出來的三股勢力，分別潛伏在民間鄉野、體制邊緣和權力中心，成為強大的政治參与力量，紛紛躍躍欲試，試圖分享政權。在「參与爆炸」的歷史關頭，倘若統治者明智且有魄力，當順應時勢，通過立憲，將新政所釋放的動力，引入憲政的池子，讓它們到國會裡面去相互爭鬥，從而以制度轉型的方式保持秩序的穩定。然而，氣數己盡的清朝最後壹代統治者，敢於搞新政，卻沒有勇氣開放政權，面對日益高漲的參政壓力，最後來了個倒行逆施，推出了壹個皇族內閣以壟斷權力。這壹下激怒了所有被動員起來的政治力量，不說民間的反滿勢力，即便是溫和的士紳階級和權力中心的北洋勢力，也從此胸懷異心，謀求突變。正如亨廷頓所說：「革命必定意味著許多集團都對現存秩序懷有不滿情緒。革命是社會『多方面功能失調』的產物。」當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社會勢力渴望參与政治，而現存制度又沒有能力為他們進入權力中心提供渠道的時候，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當清末統治者陷入權力與權威雙重危機的時候，本來他們是有機會保住自己的權威乃至部分權力的。立憲派孜孜以求的君主立憲，壹方面可以重建以憲法為核心的國家權威，而君主作為國家的人格化象徵，同樣具有代表國家的尊嚴。然而，清廷拒絕了這壹歷史的選擇，當它不願放棄權力的時候，也就意味著它失去了自己統治的正當性：作為國家人格化代表的權威。當武昌起義發生，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清廷方如夢初醒，被逼答應立即召開國會，實行虛君共和，然而己經晚矣！各方勢力，從拿下半壁江山的革命黨人，到附和革命、乘勢掘起的地方士紳，再到重新出山、欲取而代之的袁世凱，都不再滿足於虛君共和。三股勢力中，革命黨與袁世凱的態度非常明朗，都有「取而代之」的雄心，最值得注意的是處於中間的士紳階級。以張謇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自辛丑以來壹直在尋找安定中國的核心。這個核心最重要的不在於是否有法統上的權威，而是擁有安定全國的實力。革命興起后，清廷被迫公布「十九條信約」宣布立即實行責任內閣、頒布憲法。這本來是壹條由虛君共和走向民主憲政的明智選擇，梁啟超在海外看得非常清楚，他比較了世界各種政體之利弊后，指出，虛君共和「此遂未敢為最良之政體，而就現行諸種政體比較之，則圓妙無出其右者矣」。虛君共和雖然保留了清帝為君主，但他只是壹個國家的象徵性權威，而且其權威性不再來自於天命，而是憲法，國家的權力轉移到了議會以及由議會所選舉的內閣。這種英國式的虛君共和雖無共和之名，卻有共和之實，且可防止大小野心家窺覷皇位、為爭奪國家最高主權大打出手的野心，引導各種政治勢力在憲政架構之內，到議會去和平競爭。

然而，張謇、鄭孝婿、趙鳳昌、湯壽潛這些儒家士大夫們所重視的，不是制度性權威的和平演進，而依然是壹個可以安定全國的權力中樞。過去他們將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見舊主大勢己去，便轉向了實力派人物袁世凱，遂在共和的名義之下導演了壹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戲。在複雜的談判角力之中，革命黨、立憲派和袁世凱對革命后權力的分配、安排和考量，遠遠超過對共同立憲、重建權威的關心。在他們看來，權力永遠比權威更重要，有了權力，便有權威，這壹中國政治的古老法則像夢魘壹般纏住他們。於是，壹次權威與權力分離的歷史性機會喪失了——這樣的機會甚至無人在意——在專制傳統最悠久的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亞洲第壹個民主共和國。



三、隱藏在革命背後的封建面孔



周錫瑞指出：辛亥革命有兩張面孔：壹張是進步的，民主共和主義的面孔；在某種程度上，掩蓋著另壹張『封建主義』的面孔。兩者都把中央集權獨裁專制，當作攻擊的目標。」以往對辛亥革命的研究集中在前壹張面孔上，而對民主所遮蔽的另壹張面孔缺乏注意。事實上，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的同時，也是壹場封建的革命。

封建壹詞，在規範的意義上，指的是中世紀歐洲和日本的貴族領主的分封制，類似的分封制在中國西周時期也出現過。西周分封制到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自秦始皇之後中國大部分時間都實行中央集權官僚化管理的郡縣制。於是在古代中國，封建成為與郡縣相對應的概念，每當皇權專制過於嚴酷的時候，重建封建便成為對抗專制的重要方案。然而，封建是壹把雙刃劍，它既是中央專制的死敵，讓大壹統政治解體，同時也會造成天下分崩離析，各地割據。歷代中國政治就在專制與封建之間循環動蕩。專制與封建是壹對怪胎，相互以對方的存在為前提，又彼此為敵與對抗。封建局面長久了，會產生中央集權的反彈，而皇權專制過了頭，又會刺激封建的再生。明太祖之後皇權專制空前強大，士紳階級無法得君行道，走上行路線，遂改為下行，嘗試走入鄉野，覺民行道。這壹以士紳階級為中心的鄉村自治，乃是壹種平衡皇權的封建努力。

辛亥革命與宋明以來這種以鄉村自治為目標的再封建化有著隱匿的歷史傳承關係。溝口雄三的研究發現，從宋明的鄉里空間，到清末的壹縣自治，再到辛亥革命的各省獨立，由鄉而縣至省，逐級放大，遂使辛亥革命採取了典型的封建形態，它具有如下特點：「（1)這是壹場導致持續二千之久的王朝體制崩潰的革命；2)其形態採取了各省獨立的形態；3)其結果是舊體制的解體，革命后國內紛呈四分五裂之狀；4)實現革命的主要勢力，並非傳統型的叛軍或異族軍隊，而是下面將談及的蓄積於民間的『各省之力'。1911年垮台的不僅是壹個專制王朝，而且是壹個長達兩千年的中華帝國。帝國的存在，壹是靠中央政權的實力，二是帝國所憑藉的文明。然而，到了清末，中華帝國駕馭各省的實力大大衰落，地方坐大，國庫羞澀，清廷己經無法控制各省的離心傾向，維持帝國核心價值的儒家文明也日益式微。當革命發生的時候，不僅清王朝土崩瓦解，而且帝國內部也分崩離析。從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到奧匈帝國、蘇聯帝國，幾乎所有帝國的瓦解，都伴隨著帝國內部的四分五裂，各地的獨立和再封建化。推翻中華帝國的辛亥革命，採取的是典型的封建形態，即各省獨立。這種獨立類似於美國的獨立戰爭。美國革命中的13個殖民地不再承認英國的宗主國統治，而辛亥革命中的各省紛紛宣布獨立，也是不再奉清朝政府為正朔。辛亥既是壹場共和對專制的革命，也是地方對中央的革命、封建對皇權的革命。這壹各省獨立的革命形式，後來在民國初年又上演過多次，二次革命中的江西獨立、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西南各省獨立，都意味著在辛亥之後，中央政府是否合法有道，其判斷的標準己經轉移到地方，視各省是否承認中央的最高主權權威。

根據陳志讓的分析，各省的獨立由三大勢力所促成，壹是主張或同情革命的地方紳士，二是擁護或同情革命的新軍，三是反滿的秘密會社所領導的群眾。推動革命的這三部分人形成了民國初年的地方勢力。辛亥之後，名義上有統壹的中華民國，實際格局是各省有自己的軍隊，有地方色彩極其濃厚的紳士精英，有割據壹方的督軍、省長。再次興起的封建勢力借革命而起，尾大不掉，即使在袁世凱的強人政府時代和蔣介石的專制時期，地方軍閥和割據勢力也始終是壹個無法克服的內在障礙，袁世凱的稱帝敗在各省的不予認同，蔣介石的幾次下野也是為地方軍閥的逼宮所致。

辛亥革命的複雜性在於，民主與封建彼此糾纏，封建的再造以民權的名義進行，民權的擴張也以地方封建為後盾。同盟會原先只不過是壹個鬆散的、秘密的革命團體，到民國初年改組為國民黨之後，壹夜之間成為國會的第壹大黨。究其原因，主要就是來自於革命之後各種地方勢力的趨炎附勢。他們畏懼袁世凱的中央強權，希望維持在革命中獲得的地方利益和各省自主性。民國初年圍繞著權力所發生的民權與國權之爭、內閣制與總統制的對抗，都可以從民權、內閣制和國會主權之中，發現地方封建的蛛絲馬跡。當民主的訴求背後實際反映的是封建的地方利益的時候，政黨很容易流變為缺乏政治信念的朋黨，維護的只是壹己或小集團的私利。二次革命之後，看似強大無比的國民黨急劇沒落，分裂成多個缺乏政治理念和凝聚力的小團體，革命黨內部的迅速分化乃是外部的封建勢力滲透所致，民權的理想追求蛻變為保存壹己私利的功利考量。

明末的顧炎武將封建制度視為古代聖人公天下之大法，賦予地方自治的新內涵。但他知道，完全回到分封時代己不現實，於是希望寓封建於郡縣之中，將地方自治與官僚統治結合起來，補中央集權之不足，「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晚清地方自治所復興的，即是晚明的「寓封建於郡縣之中」的理想。地方自治以鄉里自治為起點，逐漸擴大到縣壹級，形成了「以士紳為中心的管理型公共領域」。到1909年各省咨議局成立，地方士紳在實現「寓封建於郡縣之中」的目標中跨出了實質性壹步。辛亥革命類似美國革命，採取了各省獨立的形式。革命之後，中華帝國分崩離析，如陳志讓所指出：「分崩離析的中國表現在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不能控制派系。這是辛亥革命之後中國雙重的分崩離析，而兩者又是互相關聯的」。獨立戰爭后的美國也面臨類似的困境，大小各州四分五裂，國將不國。於是召集費城會議，各州通過艱苦談判，求同存異，最後通過制定憲法，建立了聯邦制合眾國。革命后的中國本也應走美國式的以制憲為中心的合眾建國道路，然而辛亥之後，各種政治勢力的重心不在制憲，而是爭奪國家最高權力，內閣制也好，總統制也好，都是圍繞著國家主權的爭鬥。而無力窺覷皇位的軍閥勢力，則藉助地方自治的名義，割據壹方，搞成壹個個土圍子和小獨裁。誠如顧炎武所說：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美國在建國之前，各殖民地便有百年之久的地方自治的歷史，為共和憲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堅實的經驗傳統。但在中國，地方自治不過數年，封建傳統雖歷史悠久，卻「其專在下」，掌控地方大權的不是自治的人民，而是無數個小專制者。辛亥之後各省建立的大都是軍紳政權——擁兵壹方的軍閥與當地士紳的聯合執政。科舉制度和官員迴避制廢除之後，家族主義和地方主義在辛亥前後急劇擡頭，地方軍紳政權為了保住革命后的封建成果，對抗中央權力。湖南等省提出了聯省自治的統壹方案，各省制定省憲，通過聯邦制的方式統壹全國。然而，這壹表面模仿美國建國道路的方案，卻缺乏地方自治的實質內涵。陳獨秀尖銳地批評說：「武人割據是中國政象紛亂的源泉，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之聯省論，不過冒用聯省自治的招牌，實行『分省割據'、『聯督割據』罷了。」

革命之後，首先面臨的是重建秩序。圍繞著如何重建秩序的問題，民初發生了壹場民權與國權的論爭。壹個新興的共和國，究竟是民權至上還是國權至上？在這場論爭的背後，同樣潛伏著壹個封建與集權的衝突。革命后迅速壯大的國民黨，高舉人民主權的旗幟，試圖建立壹個以議會權力為中心的內閣民主制，以對抗逐漸顯露苗頭的袁世凱的總統集權。聚集在國民黨周圍的，是各省的地方民主派和封建勢力。從某種意義上，國民黨是地方利益的代表，他們的成員也大多出身於草根、在革命中嶄露頭角的地方精英人物。而與國民黨主張地方分權相對抗的，是要求中央集權的進步黨，該黨從晚清的立憲派發展而來，他們的頭面人物如梁啟超、張謇、湯化龍等，都是具有傳統功名的全國性精英，其關懷不在壹城壹地，而是整個國家的命運。他們擔心地方勢力坐大之後，無法形成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因此主動靠攏袁世凱，希望藉助強人政治統壹全國。進步黨人打著國權至上的旗號，試圖壓抑革命后掘起的封建勢力。由於民主與封建糾纏在壹起，國民黨人在追求民主的同時也扶助了封建。而中央集權又與強人專制難解難分，進步黨人追求中央集權又無異幫助了強人專制。無論是民權派還是國權派，在民初都陷入了難以解脫的政治困境。辛亥革命雖然從美國革命的地方獨立開端，但革命之後卻偏離了立憲建國的道路，各派轉而追逐國家最高權力，遂釀成民國初年政治秩序遲遲不得重建的亂局。



四、民初為何立憲失敗？



辛亥革命的勝利並非壹黨之功，而由三方勢力合力而成：壹方是體制外的革命黨人，另壹方是體制邊緣的士紳精英，第三方是體制中心的北洋舊勢力。多方勢力合力而成的革命，推翻壹箇舊體制很容易，牆倒眾人推，呈摧枯拉朽之勢，但革命之後要建立各方認同的新秩序很難。晚清的清廷陷入了權力與權威的雙重危機，辛亥之後，這壹雙重危機不僅沒有化解，而且以更嚴峻的形式表現出來：國家四分五裂，中央權力式微，政治秩序缺乏公認的權威，無論是憲法的權威還是人格化的權威。

解決「失序」的途徑，可以有兩個：壹個是迅速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平定各種封建勢力，以行政權力恢復秩序，維護穩定；另壹個是持久的，各種政治勢力協商妥協，建立以憲法為核心的憲政秩序，將革命所釋放的各種政治力量，吸納到議會這個蓄水池裡面，以避免壹觸即發的二次革命衝動。這兩種途徑，前壹種以中央權力為中心，速效而不穩定，后壹種以重樹權威為目標，艱難而具有持久性。

辛亥之後的中國，選擇的恰恰是走向權力之路。民國初年的三派勢力，無論是袁世凱、進步黨還是國民黨，目光都盯著權力的爭奪，而忽視了權威的重建。在中國傳統政治的集體潛意識中，權力與權威是合二而壹的，誰掌握了權力，誰便有了權威，最重要的是權力握在自己的手中。辛亥革命重塑了權力的正當性，傳統天命不復存在，新的天命便是人民的同意。辛亥革命縱然有萬般不成功，獨獨在權力正當性上實現了現代政治的轉變：人民的同意是權力正當性的唯壹來源，即使袁世凱想要稱帝，也不是去天壇或泰山祭祀訴諸天意，而是要假借民意，讓御用的參政院「代表人民」通過投票授予其黃袍加身。辛亥革命奠定了新的權力正當性，但作為正當性基礎的人民意志，卻是壹種抽象的整體意志，壹旦缺乏公平的選舉和超越權力的憲政制度，人民意志便如同玄虛的天命壹般，被各種政治勢力所操控，玩弄于政客的股掌之間，成為角逐最高權力的工具。

新朝兆始，悠悠萬事，本應是壹個制憲政治的時刻，最要緊的是定下國家大規大法，在重建憲政的權威、憲法未成之前，應按照南京臨時政府通過的約法暫行其事。然而，兩千年來的中國畢竟缺乏法治傳統，從政治家、士紳精英到平民百姓，皆將約法當兒戲。梁啟超說：今則非惟政府心目中，未嘗有約法存。即全國人心目中，蓋皆未嘗有約法存也。乃至高談護法之人，其心目中，亦未嘗有約法存也。」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法只是統治的工具，只有法制(rulebylaw)而無法治（ruleoflaw)，最高統治者的意志高於法的意志，權力可以超越於法意並創造法意，權力的尊嚴總是蓋過法的尊嚴。革命顛復了傳統的王朝統治，卻無法改變舊的政治傳統。迷信權力、漠視約法成為革命后各派政治勢力的共同趨向。民初政治的最大糾葛，是民權與國權、內閣制與總統制的爭鬥，這些爭鬥都是圍繞著權力如何分配而展開的，國民黨要求實行內閣制，掌控以議會為中心的國家權力，而進步黨希望建立總統制，藉助袁世凱的勢力，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然而，議會權力也好，總統權力也好，如何進行限制和分權，如何在憲政的框架下施行，卻被嚴重忽視，置於次要的位置。

民初的國會，雖然熱熱鬧鬧，但無論是國民黨還是進步黨，關心的重點不是協商妥協，為民國制定壹個新憲法和新制度，而是忙於黨爭，打擊對方的勢力，擴充自己的權力。李劍農指出：「從唐內閣到趙內閣，同盟會派的人只恨內閣不能全操入己黨手中，以為還是黨勢太弱，極力擴張黨勢非同盟會派的黨人，也深恐內閣完全落入同盟會派的手中，壹方面極力反對政黨內閣之說，壹方面也極力造黨與之相抗。」凌駕于黨爭之上的袁世凱則漁翁得利，借勢擴張總統權力，漠視約法之規定，在沒有總理副署的情況下任免官員。如此明顯的違憲之舉，不僅借袁世凱自重的進步黨人熟視無睹，國民黨議員也沒有反應，皆忙於黨派之間的爭權奪利而無暇他顧。

刺殺宋教仁案是民初政治的重要轉折點，宋案之後，各種證據都指向袁黨。假如通過合法的體制內抗爭和法律解決，國民黨未嘗不可贏得主動，畢竟民國之後，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袁世凱要主動出招，打壓國民黨尚缺乏合法性。然而，革命黨過於迷信革命，迷戀武力，率先破壞法治，發動二次革命，結果敵強我寡，輸得壹敗塗地，而且還在輿論上輸掉了道義。李大釗如此評論道：革命初成，國民黨以全盛之力，蓬勃壹時，而不能善用其鋒，與當局相見於政治平和競爭之軌，徒欲以感情相尚，血氣相陵。」國民黨元氣大傷，其政敵進步黨喜不自禁，獲得了組閣權。袁世凱乘勢要求在尚未立憲之前，先選舉總統。國會中的兩黨竟然棄約法程序而不顧，與袁世凱妥協，提前通過總統選舉法，將袁世凱正式推上大總統寶座。各派政治勢力視約法如棄敝屣，議會民主制所賴以存在的法治基礎被自己拆光，這無異於政治自殺。袁世凱在法治的廢墟上拿出殺手鐧，先是宣布解散「亂黨」國民黨，然後索性解散國會，毀棄《天壇憲草》，建立了赤裸裸的強人威權統治。

在民國初年，比較起權力危機，權威危機是更嚴重的。革命滌盪了皇帝的權威，新的共和制度理應從人治走向法治，按韋伯的觀點，即從克里斯瑪（神魅領袖）統治的權威轉型為法理型統治的權威。美國革命之後的重心並非圍繞權力，也不急於擴大參政權，而是追求制度的轉型，通過立憲建立統壹的共和制度。立憲共和與民主共和是兩條不同的政治道路，民主共和所致力的，是權力安排和政治參与權的擴大，它可以迅速滿足各種政治勢力進入權力中心的慾望，但存在壹個極大的風險，即缺乏制度的穩定性，各方在政治衝突之中很容易產生「失序」，乃至發展為政治共同體的破裂。而立憲共和，從民主的角度來說似乎比較保守，但它所著力的制度重建，乃是韋伯所說的法理型統治，即以憲法為最高大法的憲政秩序。之所以美國革命之後成功建國，法國大革命之後動蕩不己，正是因為美國革命走的是立憲共和，而法國革命走的是民主共和的不同道路。

先民主還是先立憲，結果大相徑庭。這壹選擇呈現在晚清世人面前，結果中國選擇了民主共和。民國建立之後，這壹問題依然徘徊不去。為了對付袁世凱可能出現的總統專權，革命黨延續革命成功的思路，拚命擴張國會的權力，讓總統變得有職無權，試圖通過擴大民主的方式建立以議會為中心的權力秩序。進步黨人面對洶湧而起的民主浪潮和地方封建的回潮，恐懼中國將會分崩離析，乃壹頭倒向袁世凱，相信「非袁不可」希望通過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權力收拾革命后的秩序。壹個致力於民權，另壹個主張中央集權，雙方在權力問題上大動干戈，卻將最要緊的立憲問題置於次位。國民黨和進步黨都迷信權力，以為搞定了最高國家權力，便天下太平。殊不知，這樣做至多緩解了權力危機，卻無助於日益加深的權威危機。楊度如此形容革命后的權威危機：「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事實上，民初的權威危機遠比楊度所說的要嚴重。傳統中國壹直存在著雙重權威，君主代表政治權威，儒家士大夫代表道德權威。兩種權威的最終源頭都來自於天命。辛亥之後，這雙重權威都發生了問題。普世王權被推翻之後，憲法未立、憲政未成，意味著政治權威的虛空化，這是從克里斯瑪統治向法理型統治轉型的歷史陣痛。不僅政治權威無所落實，連傳統的道德權威也正在流失：作為帝國意識形態的儒家義理隨著普世王權的崩潰而失去了肉身，成為無根的孤魂。原先的道德權威承擔者儒家士大夫在清末民初也開始腐敗，1906年《東方雜誌》有文如此說：「近十年來，士（大）夫之知識雖稍有進步，而德性之衰落則日益加衰。」社會精英先是在洋務運動和晚清新政中被金錢腐蝕，隨後在民初的議會選舉中墮入政治腐敗。不僅舊式士大夫道德變質，而且新式知識分子有過之而無不及。社會輿論對社會精英失望之情，溢於言表。

在壹個失去權威的年代，最容易發生革命。無數有政治企圖的遊民、游士自認秉承天命或代表民意，爭奪國家最高權力。在群雄並起的亂世，與其說缺乏的是壹個公認的主權者（世襲的皇帝或公選的總統），不如說少了壹個超越于個人、黨派和各種權力之上的憲政。楊度看到民國成立后各種勢力都在窺覷國家最高權力，內亂將永無休止，遂提出君主立憲：「非立憲不足以救國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立憲則有壹定法制，君主則有壹定之元首，皆所謂定於壹也。救亡之策，富強之本，皆在此矣。」楊度的第壹句話「非立憲不足以救國家」是對的，但第二句話「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卻是錯的。作為壹個從舊時代走過來的士大夫，他依然將權威與權力捆綁在壹起，君主與立憲合二為壹，似乎只有世襲的最高主權者，憲政才能穩固建立。然而真正的憲政，無論是君主立憲還是共和立憲，根本的問題不在於通過權力以確立權威，而是建立壹個超越權力之上的憲政法則，壹個不依賴神魅人格的法理型權威，從而壹方面賦予權力以正當性統治，另壹方面限制權力的專斷性趨向，從而確保政治秩序的長治久安。

民國初年的中國各派勢力和社會輿論，其實並不重視法治，更不在意憲政。陳志讓敏銳地注意到，民初政治的最高原則，並非「合法」或「違法」依然是傳統的「有道」還是「無道」。偏偏辛亥之後，天下之道，山崩地裂，成為壹個無道的世界。各路政治勢力，各有各的道，他們假借天道、民意，以「有道」討伐「無道」每壹次討逆宣言，皆慷慨激昂，訴諸抽象的倫理大德或飄渺的人民公益。然而，民初之「道」卻喪失了具體的制度肉身，無法轉化為明晰的法理規範。各種「道」互相衝突，獨獨缺乏超越于意識形態和派系利益之上的制度性法理和公認的政治價值。民初的政治不是沒有法，也不是沒有法統，但約法也好，法律也好，乃至法統也好，通通成為爭奪權力的工具。對於法的觀念，儒家是道德為體，法律為用；法家則是權力為體，法律為用。而中國政治歷來是外儒內法，表面爭的是「有道」實質搶的是權力，無論在道德還是權力面前，法都淪落為工具性的次等價值，「於是中國關心政治的人從二十世紀初年那種嚮往法治的態度，變為懷疑法治、輕視法治」。

民國初年是壹個非常時代，處於阿克曼所說的制憲政治時期，而非常態政治時期。制憲政治要解決的是壹個國家的根本大法，因此，參與制憲的各個黨派雖然有各自的價值、信念和利益，但要求他們在制憲的時候，暫時放下黨派之私見和私利，從國家的長遠和整體利益出發，制定超越黨派的永久憲法。然而，民國伊始，從制定約法開始，政治制度的設置，即是從黨派利益出發，因人而異。南京臨時政府《政府組織大綱》原規定的是總統制，待臨時大總統將由孫中山讓給袁世凱之時，《臨時約法》即改為內閣制，以便架空袁世凱，通過國民黨在議會中的多數，保證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當時輿論即批評所謂約法是對人立法③。國家大法要讓各黨各派普遍接受，最重要的是，制定出來的規則不是針對具體的人或黨派，也不是權力的具體安排，而是壹種超越黨派、超越權力並能駕馭權力的制度性權威。然而，民初的立憲，從《臨時約法》到《天壇憲草》，壹切圍繞權力軸心展開，不是為建國奠定黨派中立的制度性權威，而是壹場政治權力的角逐。國民黨民初在議會中佔據壓倒性優勢，氣勢如日中天，卻被社會輿論譏諷為「革命元勛」這些從底層上來的政治新貴，壹旦手握權力，便剛愎專斷，不能容納他黨的意見。在政治的非常時期，國民黨與進步黨、袁世凱壹樣，比較制憲，更關心的是權力擴張，是壹黨利益之最大化。而立憲，只是實現權力擴張的手段而已。楊度批評說：民國立憲之權操於民黨，民黨之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藉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己。」這壹批評有其政治偏見和言過其實之處，但民初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由於國民黨人占多數，且黨派意識濃厚，的確給世人壹種負面印象。自由主義政治學家張佛泉後來在反省民初政治制度設計時，就指出《天壇憲草》給總統留下的行政權太少，以至於讓袁世凱無法接受，痛下毒手。他說：「民治制度與專制不同，就在壹個有緊箍咒念，壹個卻沒有。有緊箍咒念，就可以得到負責的專權。但是緊箍咒絕對不可常念，常念便不得取經。民初的國民黨人錯誤便錯在這壹點，弄個緊箍咒（其實還是假的）像老太婆搗鬼似的在嘴上念個不休。結果鬧到黨員被逐南下，並鉗制的消極勢力都壹並失去。」

因為擔心《天壇憲草》會像《臨時約法》那樣具有黨派性，章士釗、梁啟超等民國輿論界大佬紛紛提出建議，憲法不該由國會議員來制定，而應另組超越黨派的制憲委員會，特別是政治中立的專家來主持立憲。梁啟超評論道：「國會為政黨劇競之場，選舉委員，勢不能不雜以政黨之臭味。委員會成立后，政黨分野，亦終難消滅」最好的辦法，乃是「專設機關，得不黨之人較易，即與黨派有關係之人，克制其黨派性亦較易，且聚不黨之人與各黨院內院外最優秀之人于壹堂，共此大業，日相接洽討論，感情自能日融，其間接有造于將來政界者」。民初由於國會內部黨爭激烈，輿論普遍對政黨缺乏好感。黃遠生激烈地批評說，自國會出現了國民黨、共和黨、民主黨三黨，「入主出奴，黨同伐異，而中國幾無是非無真毀譽。……自有此三黨，而金錢重於政策，權力植其黨徒，於是吾國民始無廉恥無氣節」。他呼籲要有「超然不黨之人，主持清議，以附以忠告之列，其言無所偏倚，或有益於滔滔之橫流於萬壹」。美國在建國之初也曾普遍出現過私人利益泛濫、腐敗、派系與黨爭等壹系列問題。究竟是以古希臘的德性倫理還是以現代的制度立憲方式解決派系的問題，深受基督教傳統熏陶的聯邦黨人相信，政治建立在私利的基礎之上，「異議、爭論、相衝突的判斷，利益紛爭，互相敵對和競爭的派系的不斷形成，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這些現象的動因己經『深植於人性之中』」。面對人性中的幽暗，聯邦黨人非常具有政治智慧，他們不是像法國大革命那樣以公共的善的名義去壓抑私利的惡，而是通過建立分權的憲政制度，以惡制惡，相互平衡，將惡轉化為善，將私人利益轉化為公共利益。在費城制憲會議上，雖然各州、派系之間有利益衝突，但為了實現長遠的政治秩序，大家壹方面相互承認對方的逐利衝動，另壹方面尋求利益整合和政治妥協的可能性。美國人堅信，只要有適當的制度安排，各種分散的私人利益可以「共和」為民族的整體利益。權力總是會追逐私利，但制度的設置卻能防止其作惡，轉私為公。美國人成就了現代國家建構的奇迹。

辛亥革命模仿的是美國革命，從地方獨立開始，而民國建立后，卻沒有繼續走美國式的憲政立國之路，反而轉向了法國革命模式。在理念上極端拒斥私人利益，追求盧梭式的整合全民利益的公共意志。而盧梭式思維與儒家政治文化傳統恰有暗合之處，將公與私、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截然對立，視為道德上的善惡之分。壹旦天下秩序失衡，私人利益泛濫，更多地不是從制度上解決如何合私為公，而是訴諸道德批判，試圖以純善之公心壓抑萬惡的私利。於是，民初政壇便出現如此怪局，壹方面各黨派都從壹己私利考慮，拚命爭權奪利，另壹方面在黨爭之中又高舉道德旗幟，指責對方是私，唯有自己代表「天下之公」無論是黨人、政客，還是軍閥、造反者，都假借「公」的名義討伐政治上的異己，個個自認是公之化身，代表正義。國民黨限制袁世凱的權力是如此，進步黨借袁世凱之手削弱國民黨亦是如此，而袁世凱壹再僭越法治大搞獨裁更是如此。美國革命通過憲政之路實現「公天下」，但民初的中國卻轉而向法國革命靠攏，不是以制度的安排，而是通過權力的攫取試圖重建秩序的統壹。在憲政之下，政治是壹門我活妳也活的妥協藝術，但在權力為中心的亂局之中，政治卻變成壹個妳死我活的生死之爭。

梁啟超在民國初年曾經走過壹段彎路，他壹度輕視了立憲，改擁袁世凱，主張建立強有力的政府。立憲派養大了老虎，卻忘記把老虎趕進籠子，最後間接促成了袁世凱稱帝。到這個時候，梁啟超方醒悟過來，重新回到立憲的立場，明確宣布：吾儕平昔持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故以為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壹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壹而可也。」自此之後，他關心的是權力的制衡和政府的管理以及壹套有序的秩序。他相信，只有憲法秩序才能給予政治鬥爭以有序空間。張東蓀也撰文強調，中國國體己從君主改為民主，政體也應從專制改為立憲。有憲法之國當為法治國。今日中國不僅各種法律不完備，連最基本的憲法也未頒布，政府與人民均未循乎法律之軌道，其去法治國不知幾千里也。他指出，憲政和法治不進，將會導致內亂亡國。「惟有速制定憲法，使中國為法治國，夫然後變更國體之禍，禍可免也」。然而，立憲的聲音在民國初年是何等微弱，被淹沒在民權與國權、內閣制與總統制、南北法統、聯省自治與武力統壹等各種爭論之中。

1911年的辛亥革命創建了新的政治共同體，卻沒有同時創建共和政體所賴以存在的正當性基礎——憲政，權力歸屬問題始終壓倒權威重建問題。這使得近代中國政治的根本癥結在於只有權力之爭，而始終缺乏政治的權威。軍閥與政客們假借民意建立所謂的法統，而輿論只關心權力背後究竟是有道還是無道，很少注意法統背後的正當性危機。憲政遲遲未能建立，由憲法所體現的政治權威始終缺席。辛亥之後，戰亂不斷，革命接踵而至，而每壹次統壹的結果，建立的都是獨斷權力的中央威權，而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憲政始終匱乏。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的確是20世紀中國開端，壹個世紀之後，中國依然承受著歷史留下的複雜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