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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水良

近三、四十年來，美國和西方秉持經濟決定論理論的理念，大力支持中共的經濟改革，認為經濟改革必然導致政治改革，必然導致中國走向民主。但是，完全出於美國和西方的預料，中共的經濟改革，以及在西方幫助下，經濟的高速發展，不僅沒有引導中國走向民主，相反，卻導致中國形成壹個堅決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特權官僚權貴集團，完全阻斷了中國政治改革的道路。中國成為中共特權權貴官僚及其家族壟斷全國財富，控制中國經濟、政治和壹切方面的極權專制國家。中共國力大大增強，成為對全世界全人類和平及生存的嚴重威脅，成為挑戰全人類的、空前的、超級巨大的危險。

西方的經濟決定論的理念及其結論，再壹次遭到巨大失敗和破產。

西方几百年間，在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領域，信奉的是經濟決定論理論。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把這種經濟決定論，稱為「歷史唯物主義」，實際上卻是壹種歷史唯心主義。

經濟決定論把經濟當作對人類和人類社會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他們認為是生產力及經濟對人和人類社會起決定作用。完全顛倒了是人和人類社會創造和決定經濟及生產力這個明顯的、恰恰與他們看法完全相反的客觀事實。在這個基礎上，西方社會科學，顛倒了整個人類社會的真實關係和規律。

中共當然奉行馬列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再加上中共特權階層特權官僚的自身利益，更加不遺餘力奉行經濟決定論。在中共壹黨專制極權專制的條件下，搞所謂的經濟改革，把經濟改革變成特權官僚太子黨的以權謀私，搶劫掠奪，把中國的絕大部分財產，搶劫掠奪到他們自己和家族手中，成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壹夕致富的暴發群體，形成壹個極端反動的特權官僚既得利益集團。

本人根據自己以人為本，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的新人本主義理論，壹直主張中國改革，必須先搞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以政治改革為先導，帶動經濟、教育、文化和其他壹切方面的改革。

從1980年代開始，本人壹再強調，中國改革不能只搞經濟改革；而且，除了包產到戶等應急急救性質的經濟改革以外，中國的改革，不能在極權專制條件下，先搞經濟改革；否則，壹黨極權專制下的經濟改革，必然變成特權官僚的以權謀私和掠奪。

89民運以前，1987，1988年，我除了多次指出壹場特大規模的衝突即將來臨，同時多次嚴厲批判把生產力標準捧上天，甚至說它是「考慮壹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查壹切工作的根本標準」，「凡是對生產力有利的，都是允許的」【摘自趙紫陽13大報告】等等所謂的生產力標準，再次強調中國的問題是政治民主化問題，迴避政治民主化問題而先去解決經濟改革和其他壹系列問題，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歷史已經證明，在我們現在的條件下，尤其到今天，不解決取消特權官僚專制主義、實現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這壹關鍵問題，我們就無法再繼續前進，不解決這個問題，壹切重大社會問題的解決，都將是不可能的。企圖迴避這個問題而先去解決工資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及其它壹系列問題，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即使物價改革這樣並不很困難的問題，也因為特權官僚專制主義的干擾（例如官倒）等等，而大大增加了難度。由於這個難度，再加上更為重要的、治國者對物價改革問題的無知，使得過去在物價方面的壹系列做法顯得極其輕率可笑。」【摘自1988年9月本人文章《短論數則》，當時本人還沒有完全擺脫馬克思主義，所以仍然沿用「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提法，以減少民主理論在馬列主義統治下的中國及其理論界所遇到的阻力。】

1997年，中共準備開始特權官僚太子黨大搶劫大掠奪的特大規模的所謂私有化改革。當時已經相當程度被藍金黃了的美國之音，罕見地連發兩篇社論以及其他壹系列報道，讚揚、配合和支持中共的經濟改革。壹時間，先搞經濟改革，后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必然導向政治改革，必然導向民主的謬論，甚囂塵上。

當時，本人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就奮起反擊，批評美國之音和其他的這類謬論。並指出：中國必須先搞政治體制的改革，以政治改革為先導，來帶動其他壹切改革。本人當時發表了《中國改革簡綱》等文章，在海外電台、雜誌等媒體發表。《簡綱》主張「以政治改革為先導，以十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完成政治體制的改革。」「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以政治體制改革為先導，開始國營經濟及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包括金融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兩種改革必須互相配套，互相同步，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過分滯后，也不能使之超前。」「在政治改革的第壹步，至少在頭幾年時間內，不宜匆忙展開全面經濟改革。」「教育、文化體制的改革，應由專門機構及廣大人民進行專門研究。壹定要糾正以經濟為中心，壹切向錢看的錯誤，而應該以百年樹人，提高全民族素質，以人的發展為中心，優先發展教育、文化、科技。」【摘自《中國改革簡綱》】

本人並且嚴厲警告：「我國的經濟問題，尤其是國營企業的問題，是壹黨專制加特權官僚專制體制及其運轉機製造成的。」「在現行官僚專制體制下，任何經濟改革都會嚴重變形，不以改變官僚專制體製為先導去搞經濟改革，而是先搞甚至單純地搞國營經濟的體制改革，其結果：

1、必然變成特權官僚化公為私侵吞公產的又壹合法途徑；

2、必然損害工人利益（尤其在沒有獨立工會的條件下），例如，以股份製為名從工人口袋中撈錢去填企業虧損的無底洞，更加為所欲為地任意欺壓、任意斷絕工人的生路，等等；

3、最後，必然遭到工人和全國人民的反對，導致這種「改革」的失敗。因此，十五大以後，對官方決定並大張旗鼓宣傳的這種「改革」（它甚至得到美國之音的社論支持），工人們表現了普遍的冷淡和反感，這是毫不奇怪的，完全正常的，也是完全正確的。工人必須保護自己和全體人民的利益。相反，企圖使工人『理解』相信這種政策的『合理性』，容忍腐敗、非法行為及對自己的非法侵害，卻是完全錯誤的。」【摘自《就建立獨立工會問題的意見和呼籲（並澄清某些錯誤觀念）》】

然而，及到1998年我出國后，發現在海外，包括海外民運中，仍然是鋪天蓋地的「先搞經濟改革，后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必然導向政治改革，必然導向民主」的謬論。此後，本人花了二十多年努力，來批判經濟決定論，才初步把這種情況糾正過來。但經濟決定論的餘毒，在中國大陸和中國民主運動中，仍然有相當市場。而在西方學術界，迄今仍然是經濟決定論占統治地位。

幾十年的歷史證明，本人根據新人本主義理論得出的結論，發出的警告，是完全正確的。先搞經濟改革，后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必然導向政治改革，必然導向民主的謬論，是完全錯誤的。

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崩潰，使馬列主義形式的經濟決定論遭到破產。美國和西方對待中國問題上的失敗，則使西方其他形式的經濟決定論遭到破產。

但是，美國和西方迄今仍然受到經濟決定論的嚴重束縛。即使中美貿易戰，也仍然受經濟決定論理念的支配。實際上，貿易戰和經濟制裁，對極權專制的共產黨國家，很難起到多大作用。只有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意識形態等等各方面全方位的批判和制裁，才能起壹定作用。在網際網路和信息時代，貿易戰和經濟制裁，也必須著重批判和打擊中共對網際網路及信息的封鎖和壟斷，違反信息自由交流自由貿易的國際原則和準則，盡壹切努力，迫使中共開放網際網路，允許信息自由流通，才能在道義上和實際上，對中共產生強大壓力，才能得到被中共信息封鎖嚴重傷害、愚弄和壓迫的幾乎全體中國人民的歡迎和支持。才能因勢利導，對中國起到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