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國家的政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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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國家的政治轉型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10月20日
作者 鄭非
捷克斯洛伐克在1992年發生分裂，當時外界普遍認為相比南斯拉夫和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更有可能保持國家統壹。因為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既沒有歷史積怨，邊界清晰，也沒有居住地域和人口混居方面的矛盾，在文化和種族方面也比前兩者更有親緣。在分離之前，在民調中也只有11%的捷克人和17%的斯洛伐克人願意選擇分家。居然就分了，還真是件怪事。
哈維爾先生於2011年年末離世。在當下的中國，他生前少人理會，身後卻褒貶不壹。在哈維爾先生擔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期間，國家分裂解體，貶低他的人常常以此為鉤戈。這件事距今正好二十周年了，說清楚這件事的原委就很有必要。
本文將根據以下結構來討論這壹問題：第壹部分對1989年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史進行介紹，以描述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所發生的歷史背景；第二部分則探討1989年～1992年間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的互動過程，以及這種互動是如何受到前述歷史背景的影響；第三部分描述捷克斯洛伐克分裂過程中的壹般原因；第四部分分析自由主義模式、蘇式族群聯邦制和協和民主模式的利弊，以及這些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家政治實踐中的表現。
由此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前蘇式「族群聯邦制」的實踐給捷克與斯洛伐克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是導致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國家模式不能發揮作用、最終解體的重要原因。
壹、歷史背景
捷克與斯洛伐克人同屬於西斯拉夫人，原本同在壹國（大摩拉維亞王國）。捷克在西，山嵐環抱。斯洛伐克在東，北面臨山，南部是平原。公元9世紀的時候，匈牙利的先人馬劄爾人入侵，捷克人有群山屏障，免遭毒手，成立波西米亞王國（波希米亞王國日後向德意志靠攏，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重要諸侯之壹），斯洛伐克則落入匈牙利人之手。
熟悉歐洲歷史的人都知道在14、15世紀的時候，歐洲出現了第壹次「大分流」。在西歐，城市經濟開始蓬勃發展，而在東歐，幾乎所有的市鎮生活卻都在緩慢和逐步地枯萎並且出現了對農民的再農奴化（收緊對農民的控制）。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分流，現在史家還在爭論不休。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西歐開始勃發的市場經濟對東歐的市鎮消失與再農奴化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捷克與斯洛伐克也被捲入這場大分流之中，相對而言，由於種種條件，捷克的市鎮經濟被保留下來，而斯洛伐克則成為農奴莊園領地。這就是兩國分歧及不同發展道路的由始。
到了1526年，捷克與斯洛伐克都被納入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不過，捷克人是在奧地利的直接統治之下，而斯洛伐克則還是歸匈牙利人管理。哈布斯堡王朝從18世紀開始推行的開明君主制直接惠及捷克人，捷克的工商經濟重新繁榮起來，成為奧匈帝國最重要的工業產地。到了20世紀初捷克的工業產量佔了帝國總產量的80%。與其經濟相媲美的是，捷克人在奧匈帝國內部爭取到了信仰、出版和教育自由，所以布拉格成為壹個重要的文化與學術中心。同時捷克人也享有憲政與自治的經驗。
斯洛伐克人則沒有這麼幸運，匈牙利人的沙文主義情緒很重，斯洛伐克人只能在匈牙利學校里接受教育，在質和量上都得不到保證。與此相應的是，匈牙利人主宰著斯洛伐克的政治與經濟生活，當地人幾乎沒有成熟的政治團體，也沒有政治生活經驗。
就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的關係而言，政治、經濟、文化水準上的差距帶來的是生活習慣和思想觀念的衝突。務農的斯洛伐克人崇信天主教而捷克人，尤其是城市裡的知識階層，思想上要世俗與開明的多。
到了1918年，奧匈帝國已經成為廢墟，捷克代表與斯洛伐克代表商定重新聯合成壹個新的國家壹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在當時捷克與斯洛伐克聯合，除了歷史意義之外，還有政治意圖。據1921年人口普查顯示在這塊土地上有680萬捷克人、310萬德意志人、190萬斯洛伐克人、74萬匈牙利人以及50多萬其他族群居民。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聯合起來才能構成65%的多數，勉強符合當時所認為的民族自治的門檻標準——即新生的民族國家要有壹個多數種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是壹個聯邦國家，議會上下兩院都是全民普選產生。
壹開始的時候，斯洛伐克政治家對捷克斯洛伐克這個新國家、新民族可以說是熱切擁抱，但是在這個新家裡面，普通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的關係很快出現了問題。匈牙利人從斯洛伐克撤走後，留下大批的空白公共職位——法官、大中小學教師、公務員等等，斯洛伐克當時的人口中沒有足夠的知識分子填補這些空缺，於是捷克人接手了這些職位。這就帶有了幾分內部殖民的意味。更糟糕的事情是宗教衝突壹壹做教師的捷克人同當地的宗教團體為公立學校中宗教教育問題起了衝突。在捷克人看來，他們是為「支援邊疆」做貢獻來的，但是在斯洛伐克人看來，卻有敗壞社會傳統道德之嫌。
捷克與斯洛伐克人的經濟融合也並不順利。斯洛伐克的傳統市場是匈牙利，但這壹市場在新國家建立之後已被關閉。斯洛伐克的工業無法同先進的捷克企業競爭，出現大量倒閉現象。而由於沒有進行成功的土地改革（匈牙利統治下的遺留問題），斯洛伐克的農業始終沒有大的發展。這樣，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就始終無法得到消除。
政局動蕩也加劇了兩個族群之間的隔離。新建國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遭受著新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政治的碎片化，沒有壹個政黨能夠獲得議會15%以上的選票。在存在多個政黨的情況下，每個政黨都要努力維護自己的基本盤。這樣，就很難出現壹個兼容並蓄的黨派。各族群有各自的黨派，很少有黨派能夠跨界得到同等的擁護。
1929年隨著美國經濟大蕭條的開始，斯洛伐克社會的最後壹道安全閥失靈——以前移民到美國是斯洛伐克人的壹條出路，現在卻此路不通了。農業人口過剩的影響就是整體社會衝突的增加。
這種隔離與衝突最終變為了壹場斯洛伐克自治運動（比方說，宣揚自治的「天主教斯洛伐克人民黨」是壹位天主教神甫安德雷?赫林卡[Andrej Hlinka]以保衛傳統價值觀為號召建立起來的）。這場運動的目標只是自治，但是在1938年被希特勒所利用，成為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具。面對咄咄逼人的德國，許多斯洛伐克人對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也失去了信心，認為脫離捷克斯洛伐克也許是壹條自保之道，以免於被德國吞併。於是，德國佔領布拉格之後，准許建立了斯洛伐克附庸國。這段時間雖短，但卻使斯洛伐克人壹嘗國家滋味。
這段納粹歷史還有另外壹個遺產：戰後，基於二戰造成的歷史仇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日耳曼人遭到強制驅逐，被迫背井離鄉，蘇台德地區幾為壹空。而匈牙利人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簽訂了協議，彼此交換境內他國族裔。這些情況導致了壹個結果：捷克斯伐克的民族構成相對單壹化了。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不再構成重要族群，捷克斯洛伐克現在名符其實。但是，這也就使得斯洛伐克人選擇與捷克人族群融合的壹個條件——聯合組成優勢族群壹壹不復存在，也使得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現在只能面對彼此進行「攀比」，這也削弱了他們之間的聯繫紐帶。
二戰後的捷克斯洛伐克歸屬到蘇聯陣營。從總體來看，其解決族群問題的思路，無論是從政制上，還是從政策上，都受到蘇聯的極大影響。
蘇聯壹系的社會主義國家，有壹個很鮮明的政制特徵，那就是將「民族關係」唱到相當的政治高度，建立「族群聯邦制」或「民族自治區制」。在這種體系之中，族群得到政府的正式認可，政治和經濟權力在族群原則基礎上進行分配。
在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制的引入要稍晚壹些。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48年和1960年分別制定了憲法，但是斯洛伐克的自主權在這些憲法中都沒有得到體現。直到1968年，斯洛伐克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成為捷克斯洛伐克最高領導人，開始了壹系列自由化政策。政策之壹就是要把聯邦制落到實處，以捷克族與斯洛伐克族事實上的平等為保證，從而收拾人心。
在布拉格之春后，這壹自由化政策卻出乎意料地沒有被蘇聯的入侵終止。1969年1月，聯邦製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的正式國家制度。蘇聯之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聯邦化政策，壹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通過滿足斯洛伐克的自治要求，來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精英階層，為蘇聯穩定捷克斯洛伐克局勢製造群眾基礎。這也是他們選擇了壹個斯洛伐克人胡薩克（Gustáv Husák）做捷克斯洛伐克黨和國家的領導的緣故。此外，還有相當多的斯洛伐克人進入聯邦政府，成為政府高級官員。
但是，這種蘇聯模式的聯邦制度並沒有滿足斯洛伐克人，國家雖然具有聯邦的形式，但是由於黨治在先，而黨的原則是集中制，黨的中心又在布拉格。斯洛伐克人認為，這並不是真正的聯邦主義。
社會主義國家應對族群問題的第二大解決思路是經濟上的。他們的理論假設是，族群之間的矛盾多半是隨著經濟生活水平的差異而產生的。因此，只要將落後地區的經濟搞好，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夠有效減少該地區的分離主義衝動。
加大對斯洛伐克的經濟投入程度，這也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自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大力推行的政策。到1971年第四個五年計劃結束的時候，斯洛伐克的國民收入達到了捷克的78.9%，工業產值達到了69.8%。這之後，有統計資料表明，在政府的大力幫助下，斯洛伐克地區經濟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捷克地區。1970年～1985年，捷克斯洛伏克全國國民收入共增長了80%，工業生產增長了95%，而同時期斯洛伐克地區國民收入增長了3倍多，工業生產增長了l.5倍。根據壹位斯洛伐克經濟學家的說法，到1974年，斯洛伐克就已經克服了它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落後狀態，成為了經濟發達國家。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斯洛伐克的人均收入大概相當於同期捷克人的90%。
不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斯洛伐克地區的投入集中在鋼鐵、石油等重工業和軍火工業上，在較落後的技術條件下，這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而且生產多半是原材料和初級產品，附加值低。在斯洛伐克地區，環境保護呼聲因此而生。雖然捷克人認為自己是在補貼斯洛伐克，由於沒有經濟自主權（此權在聯邦政府手上），斯洛伐克人卻也有被剝削的感覺，認為是在把捷克的環境污染搬到斯洛伐克處理。
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族群關係方面的第三個通常思路，是把涉及到政治認同因素的宗教看成是族群團結和族群融合的障礙。這是在社會層面上的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對斯洛伐克境內的宗教團體和人員持相當的敵視和警惕態度。在1949年，所有的教堂都被置於國家控制之下。1950年，關閉了所有的修道院，並且斷絕同梵蒂岡的外交關係，建立了效忠於自己的宗教組織。信徒被鼓勵、威脅利誘不去參加教會活動。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這壹高壓政策也並未放鬆。但是在1970年壹項社會調查表明，70%以上的斯洛伐克人仍然是天主教信徒。
如前所述，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儘管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上取了這麼多政策，但是他們開始失望地發現，這些政策並沒有起到相應的效果。斯洛克人離心離德的勁頭並沒有改變。官方報紙上開始呼籲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這實際上表明了，共產黨統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並沒有獲得斯洛伐克人的認可。
回過頭來觀察這段黨治歲月，就會發現它在捷斯關係上至少有三大遺產。
第壹種遺產體現在制度層面。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聯邦憲法規定，在聯邦層面，最立法機關由兩院制構成壹壹人民院和民族院。人民院有150人，以等額人口為選舉基礎。民族院有150人，75名代表來自捷克，75名代表來自斯洛伐克。憲法規定，任何法案必須獲得民族院中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區各3/5之上贊同才能通過。比方說，壹項憲法修正案要獲得通過，需要在人民院中獲得90人以上支持，然後在民族院中在捷克代表中獲得45人以上支持，在斯洛伐克代表中也要獲得45人以上支持才行。換言之，即使兩院代表中有269名同意某項議案，只要民族院中有31名斯洛伐克代表或捷克代表反對，議案就無法通過。
這種制度設計的用意就是讓多數票在這裏不起作用，只有全達成壹致，才能通過任何決定。從表面上看，這是壹個保護少數的制度。但是，這種制度要運轉正常，恐怕只能有賴於黨對兩院代表的完全控制（從而懸置整個憲法）。在現實的民主政治生活中，除非國家完全風平浪靜，沒有值得壹提的分歧與衝突，否則極少數的否決權必定會鎖死整個議事過程，使得政府陷入癱瘓之中。
在這個設計之中，同樣沒有憲法法院的身影。壹旦聯邦政府和共和國層級的政府發生許可權衝突或爭論，誰在制度層面來主持公道，給出具有合法性的裁決，是沒有答案的。此外，也沒有壹部公投法，以防在雙方爭執不下的時候，可以啟動全民公投作為最後的倚靠。
這讓人不得不懷疑，當初這部憲法的制定者是否真的有意使聯邦政治落到實處，因為在這個制度設計中，他們完全沒有為成員國之間、成員與聯邦的政治衝突做好準備（或者說蓄意使聯邦結構離開黨治就會失靈）。
第二個遺產體現在經濟層面。不可否認，斯洛伐克的現代化是在共產黨統治下才以實現的。但這種未經政治協商、由中央主導的經濟援助模式製造了很多問題。壹是捷克人同斯洛伐克人的扯皮。因為每年聯邦政府都要從經濟效率較高的捷克地區抽走大批資金投入到斯洛伐克地區，這導致許多捷克人開始把斯洛伐克人看成是包袱。而這種政府投資推動的經濟發展又以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為主導，對當地的環境破壞較大，且產業結構單壹、附加值低、依賴性強（基本上是斯洛伐克出產初級或次級產品，到捷克組裝成型）、轉型不易，本地斯洛伐克人也不滿；但矛盾的是，斯洛伐克的工業化和社會福利畢竟是在社會主義模式下實現的。相比之下，捷克的工業化是在戰前就已經成熟了的，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處於停滯期。所以雙方對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態度就不壹樣。壹方認為社會主義模式是壹種錯誤的經濟模式，而另壹方則多多少少對社會主義福利有點留戀。
第三個遺產體現在社會層面，那就是雙方人民以及精英的分隔。儘管壹項社會調查表明，到了1991年，由於通婚或者旅遊的影響，31%的斯洛伐克人在捷克有親戚，57%的斯洛伐克人有捷克朋友。但是從總體上來說，這種交往只限於民事往來。雙方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議題上很少有交鋒與協商，也沒有成型的民間組織渠道。壹方面，這自然是因為社會主義模式下很少有公民社會存在與成長的空間。另壹方面，也同布拉格之春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所推行的「正常化」政策有關。蘇聯入侵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召集了全國第十四屆代表大會，以示抵抗。但是當時在斯洛伐克當政的胡薩克卻指示不予承認。在「正常化時期」，斯洛伐克人受到的打壓也要比捷克人輕得多，斯洛伐克共產黨也要比捷克地區要來得更寬鬆，也相對更自由，在吸收年輕人方面更成功。這種分而治之的策略，導致兩地精英的政治鬥爭策略發生了差異。當捷克壹方面對政治高壓發起「七七憲章」運動的時候，斯洛伐克壹方則主要是在搞環境保護運動和宗教自由運動。相對於捷克人對政治體制的尖銳批評和反抗，斯洛伐克人則主要在做壹些不太觸動根本的曲線抗議活動。正是由於如此，雙方的反抗者們很少能找到合適的對話平台共同交換意見、形成合作。
以下我們會看到這三大遺產是怎麼在劇變之後的歷史中起作用的。
二、互動過程
1989年11月，天鵝絨革命發生。在捷克壹方，發動革命的是「公民論壇」（Civic Forum），在斯洛伐克壹方對應的是「公眾反暴力」組織（Public Against Violence）。幾個星期之後，共產黨失去政權。捷克人哈維爾當選為聯邦政府總統，而斯洛伐克人馬利安?恰爾法（Marián ?alfa）被選為聯邦政府總理，斯洛伐克人壹壹前被流放的共產黨總書記壹壹杜布切克當選為聯邦議會議長。
由於這次革命的民主色彩非常濃，主要是由公民組織和大眾從下而上的壹次體制顛復運動，不涉及其他議題。由於存在共同的敵人和共同價值觀，在壹開始，捷克壹方和斯洛伐克壹方關係相當融洽。雙方約定，為了轉型的穩定，暫且保留原聯邦政治結構與憲法不變，以兩年為期，在這期間重新調整聯邦與各成員之間的權力劃分、重修憲法，以便在穩定與變革之間尋得壹個平衡點。同樣是為了轉型穩定起見，這個新生的民主國家仍然把首都放在了布拉格。
革命者由此繼承了壹個極度依賴共識和妥協的政治結構，而新生的共和國所必經的社會與經濟轉型，必然會激化出大量的政治衝突。比方說，1990年1月25日，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長對媒體宣稱，聯邦政府打算禁止武器外貿。而這立刻引起了斯洛伐克的反對聲音。斯洛伐克的工業技術已經過時，無法同國外產品競爭，只有出口軍火才能維生。在許多斯洛伐克人看來，這是布拉格壓根不理解斯洛伐克國情的重要證據。
這件事實際上預示著經濟轉型對斯洛伐克人來說要難得多。日後的情形也證明正是如此，聯邦政府實施休克療法，放開物價，大幅削減或停止國家補貼（實際上是減少捷克對斯洛伐克的轉移支付），這對以落後的技術、重工業為主的斯洛伐克是壹個沈重打擊。斯洛伐克在分離前的失業率曾接近12%，是捷克地區的兩到三倍（具體數據見表1）。斯洛伐克方面要求市場經濟和社會保障要兼顧、多種所有制並存，而這是堅決推行自由化的捷克方面所不同意的。1991年～1992年擔任斯洛伐克總理楊?恰爾諾古爾斯基（Ján ?arnogursky）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諷刺說，捷克壹方的立場矛盾壹壹在政治上他們要聯邦，在經濟上他們卻要邦聯。
當時擔任捷克總理的彼得?皮特哈爾特（Petr Pithart）則認為，問題是雙方的，壹方面，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對社會主義的態度不同，這導致在轉型時感受不壹致（捷克人對社會主義的反感程度更大，導致他們忍受轉型痛苦的耐心更強）。另壹方面捷克人也有責任，由於目光短淺，捷克人不理解、不關心斯洛伐克人。此外，捷克人習慣了單壹制，很難考慮到斯洛伐克人對民族認同與政治認可的熱情。
在政治方面，果然很快也出現了麻煩。哈維爾在1990年初向國會提出更改國名，將社會主義字型大小去掉，斯洛伐克方面並不反對這個建議，但要求在「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加上壹個破折號，以示對等關係。捷克方面很驚詫，雙方的爭論由議會辯論蔓延到街頭抗議，壹時間，雙方僵持不下。史稱「破折號戰爭」（Hyphen War）。這裏涉及到了壹個認知問題，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究竟是什麼？它是壹個國族（nation），還是壹個國家（state）？
捷克人多半認同前者，認為存在壹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捷克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壹部分。但是斯洛伐克人卻不認同這壹說法，認為這是對斯洛伐克族群的壓制與消解。他們認為，斯洛伐克與捷克形成的聯邦國家是壹個政治聯盟，而非同壹族源下的不同分支。
這場看起來非常可笑，但極富有象徵性的「戰爭」終結于壹個妥協解決方案：「壹國兩名」。雙方在自己的國土上使用自己喜歡的名字。後來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許多局內人都覺得，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當政者小看了這件事，他們沒有為即將到來的危機做好思想和政治準備，革命成功的狂喜導致了對人性的高估和對現實政治的小覷。彼得?扎亞茨（Peter Zajac）是「公眾反暴力」組織的前領導人，他認為，在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第壹次民主選舉前，斯洛伐克內部還沒有獨立的要求，有的至多是聯邦還是邦聯的爭論。他惋惜沒有抓住機會，搶在這種呼聲出現之前制定公投法，從制度上對之加以遏制。
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第壹次民主選舉開始。聯邦層次和共和國層次的選舉是同時開始的。哈維爾再次當選為聯邦總統。在捷克，「公民論壇」獲勝，在斯洛伐克，「公眾反暴力」組織獲勝。但是，如前所述，斯洛伐克內部出現了獨立的呼聲（雖然只是少數人），而這同選舉的刺激是分不開的。在這個新生的國度，政黨繁多是必然的（這壹段時間的各類黨派達到了八十到壹百多個），這就重複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壹壹政治被碎片化，壹部分政黨利用族群議題來贏得選票。比方說，當年8月14日，斯洛伐克就有9個政黨公開發表聯合聲明，要求「斯洛伐克獨立」。
面對這種形勢，聯邦政府和聯邦的擁護者們的對策就是提出權力分享計劃，也就是敲定聯邦政府和各共和國的許可權，將捷克斯洛伐克建設成「真正的聯邦」。應有之義就是聯邦向各共和國大幅度讓渡權力，改變過去那種中央管制結構。1990年8月，雙方的代表在斯洛伐克境內的特倫欽溫泉區（Tren?ianske Teplice）開始商談，初步約定聯邦將變成小政府，只負責外交、國防、制定經濟戰略、貨幣發行等事務，經濟與社會管理權將下放給各共和國。
應該說，直到這個時候，捷克方面都還沒有足夠的警覺。他們錯誤地認為，斯洛伏克不會選擇分離而只是把這種分離的可能作為壹種談判手段。彼得?扎亞茨評估了捷克人這種心理，說道，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歷史上，凡是憲政安排，都有壹個特點，那就是斯洛伐克總是在提出「要求」，而捷克則總是在「讓步」。捷克人經常把斯洛伐克對體制改革的要求看作是壹種勒索。可能正因為如此，捷克總理彼得?皮特哈爾特在協議簽訂之後，宣布說，此協議是除了國家解體之外唯壹的選擇。潛台詞當然是，「要麼接受，要麼大家散夥得了，這是最後的讓步，妳看著辦。」
該年的11月，捷克、斯洛伐克和聯邦政府分別簽署了這份權力分享協議。但是到1990年12月6日，斯洛伐克總理梅恰爾（Vladimír Me?iar）突然造訪布拉格，要求聯邦政府進壹步讓權。他通告說，斯洛伐克國民大會正在準備立法宣告斯洛伐克法律高於聯邦法律，因此需要被安撫壹下。
也許直到這個時候，聯邦的擁護者們才意識到確實存在著國家分裂的危險。權力的分享並不能解決問題（公平起見，我們也必須說，民調顯示，當時至少大部分斯洛伐克人是不想分離的。直到最後獨立的擁護者還都只是少數。詳細數據見下表2）。哈維爾要求聯邦議會立即通過公投法，以及建立壹個憲法法院，以便建立第三方裁決機制。
但是斯洛伐克內部幾個黨派覺得通過公投法會有利於現存聯邦制度的維繫，於是聯手在聯邦議會阻擊該建議的通過。儘管這些黨派在斯洛伐克也只代表少數，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數否決」憲法結構使得他們的阻撓成功。
至此，危機就開始加速發展（因為選項已被用盡，1991年突然增速的失業率也不無影響）。1991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開始討論新憲法的內容。斯洛伐克壹方要求先制定各共和國層次的憲法，然後各共和國簽訂壹項國家間條約（state treaty），然後再制定聯邦層次的憲法。捷克壹方不同意這樣做，認為捷克和斯洛伐克並沒有國家主權地位，無法簽署這樣的條約。接下來是壹年多漫長的、毫無成效的協商與扯皮，每壹個參与者都厭煩之極。
壹項人事紛爭也加重了這個國家的病情。4月，斯洛伐克執政黨「公眾反暴力」組織發生分裂，斯洛伐克總理梅恰爾被解職，旋即自黨內脫離，另組新黨「民主斯洛伐克運動」（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Slovakia，簡稱HZDS）。梅恰爾是因為作風獨裁、粗暴而遭到驅逐的。同梅恰爾發生決裂的主要是「公眾反暴力」組織中的自由派，而這批人恰好也是聯邦的堅決擁護者。梅恰爾原先表態是支持聯邦制的，另立新黨之後就立刻改換了立場，他指控這些自由派是捷克的「跟屁蟲」，只有他自己才是斯洛伐克利益的忠實代表。這個新黨裏面立刻涌進了大批前國企管理人員和前共產黨幹部。由於梅恰爾極受群眾喜愛，這次分裂就極大地削弱了「公眾反暴力」組織（該組織自己的定位也有問題，政策搖擺不定也導致選民流失）。
面對著斯洛伐克境內各政治黨派越來越強大的分離主義傾向，捷克方面再次作出了讓步，首先是認可了斯洛伐克要求籤訂國家條約的要求；其次，哈維爾再次呼籲用訴諸公投的方式來裁決斯洛伐克獨立問題。應該說哈維爾抓對了藥方。各項民調顯示，儘管斯洛伐克公眾在此時對聯邦政府嚴重不滿，以至於凡跟布拉格站在壹起的本土政治精英和黨派都大幅度失分，這導致斯洛伐克各政治黨派幾乎都急速「民族主義化」，但是公眾更想要的是壹個聯邦，而不是徹底從捷克斯洛伐克分離。壹次公投就可以結束目前這種軍備競賽式政治緊張關係，從而為穩定局勢提供時間和機會。
但是哈維爾本人無權發動公投，該項權力在聯邦議會手中。在年末，哈維爾徒徒勞無功的呼籲聯邦議會授予他舉行公投的權力。
當時，為了挽救聯邦，無論是捷克還是在斯洛伐克都有人發起民間簽名，要求進行公投。到1991年12月3日，有225萬人在呈情書上籤了字（相當於捷克斯洛伐克總人口的1/6，其中大概有30萬斯洛伐克人）。但是聯邦議會始終沒法通過要求公投的提案，壹次又壹次，少數派成功否決之。
1992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議會選舉。在捷克，是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領導的公民民主黨（Civic Democratic Party，簡稱ODS，公民論壇的繼承者之壹）獲勝（65%的人支持該黨）；在斯洛伐克，是梅恰爾的民主斯洛伐克運動壓倒性獲勝（68%的斯洛伐克人支持或強烈支持梅恰爾）.克勞斯是哈耶克學說的信奉者，提倡激進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對梅恰爾和他的HZDS持相當懷疑態度。認為HZDS在相當程度上是共產黨復辟。
實際上，對整個斯洛伐克社會，相當壹批捷克人都持批評意見，認為他們沒反思，還沈迷在共產主義夢中。比方說，當年2月由布拉迪斯拉發市的康明尼斯大、大學（Comenius University）做的壹項調查顯示，37%的斯洛伐克人說他們支持共產主義體制（捷克只有15%），2/3的斯洛伐克人認為高失業率是聯邦政府的過錯，而相同比例的捷克人則認為這是共產黨統治時期的不幸遺產。簡言之，維繫國家的精英共識已經不復存在。
事實上，在捷克的克勞斯看來，梅恰爾主政的斯洛伐克已經是壹項有毒的負資產。在目前的憲政結構下，有這樣壹個人物在台上，為了他自己及其黨派的政治利益，會對市場化改革橫加阻撓（兩年以來，私有化進展緩慢就是例證）。在最好的情況下，聯邦政府將動彈不得；在最壞的情況下，整個政府將會滑入徹徹底底的混亂之中。更不要說梅恰爾身上隱隱約約散發著共產黨的氣息，又那麼受斯洛伐克人的歡迎，直接威脅著轉型期中尚顯脆弱的民主。在6月競選之前，克勞斯曾經如此害怕整個國家走回頭路，曾經說出了這樣的話：「如果斯洛伐克力量在大選中佔上風、使政局有可能退回到某種社會福利政府上去的話，我們將建議捷克公眾表決，是否還願與斯洛伐克人生活在壹個國家內。」換言之，克勞斯已經有了斷臂求生的念頭。
此外，克勞斯和許多捷克人已經失去了對談判解決問題的信心。兩年多以來漫長成果的談判消磨了所有人的耐心。對梅恰爾，他們信不過，覺得這個人善於出爾、得寸進尺。聯邦副總理、公民民主黨副主席米羅斯拉夫?馬賽克（Miroslav Macek）尖酸地評論道：梅恰爾的談判方式是這樣的，「昨天要求（我們）達成的妥協在今天就成為了談判的新起點。」
就在6月份，克勞斯出發到斯洛伐克去試探梅恰爾的底線。很快發現，梅恰爾的打算是建立壹個極其鬆散的邦聯，捷克人把他的方案評價為「在捷克人提供保險的情況洛伐克的獨立」（Slovak independence with Czech insurance）。捷克代表團得出的結論是：「戰爭在打響之前就已結束了。現在是討價還價、簽訂壹項停戰條約的時候了。」就這樣，國家的命運在這個六月的某壹天被決定了。
哈維爾做了最後的嘗試，試圖說服大家舉行壹次公投，但是這壹次，斯洛伐克和捷克的執政黨派都對他轉過背去。7月17日，斯洛伐克議會宣告斯洛伐克主權地位。哈維爾隨即在20日主動辭去總統職務。
接下來的幾個月是談判收尾的時刻。聯邦議會中的許多議員憤憤不平，不肯通過認可國家解體的法律文件，這次是他們動用少數否決權阻撓議事了。哈維爾站了出來，已經沒有官方地位，但他的道德權威是毋庸置疑的，他對這些代表說：「國家的誕生和結束，都同憲法程序無關（States do not begin and end constitutionally）」。這是壹個政治問題，希望他們能以文明方式許可舊國家的消逝，為兩個新生國家給以祝福，為它們留出成長的空間。代表們照做了。
1993年l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不復存在。
三、壹般原因
捷克斯洛伐克為什麼會解體？對這個問題，自然有多種解釋。最簡單的壹種解釋是，「我們這兩個民族是如此的不同，沒法組成壹個國家。」2000年，壹群當事者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原斯洛伐克總理楊?恰爾諾古爾斯基如此說道。問題是，他自己在敘述的時候也沒有把重點放在這上面，而是列舉了各種阻撓合作達成的因素。這讓我覺得，這個解釋只是歷盡辛勞卻無所獲之後的壹句無可奈何的抱怨。
其他的當事者，也眾說紛紜，總結下來大致可以歸類為以下幾大主要說法：
第壹，外部環境的變化。
1991年蘇聯解體，在中東歐，前所未有的國際和平環境出現了。對小國生存可能造成威脅的大國中，蘇聯已經解體，在短時間內無法複原，美國孤懸海外，不構成地緣安全威脅，德國被融合到北約和歐共體之中，沒有獨自行動的能力。此外，北約和歐共體還建立壹套有效的集體安全機制，足以應付中小國家之間的紛爭。更不用說大部分歐洲國家在此時都已經完成了政治和社會轉型，建立了穩定的自由民主機制，從內部約束著它們的國際行為。
對捷克斯洛伐克來說，它當初之所以建立，在捷克壹方，是為了應對德國，在斯洛伐克壹方，是為了應對匈牙利。二戰之後，他們又因為蘇聯戰略上的需要被集合在壹起。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總是受到外部的極大影響。面對冷戰後新的地緣政治結構，再沒有共同的敵人，也沒有共同的主宰。兩地或兩個族群的紛爭就缺少壹種制衡。
此外，歐洲當時正處於融合進程之中，強調的是消解國家主權，成立壹個大的「歐洲聯邦（或邦聯）共和國」。也正是在1992年，歐盟自歐共體誕生了。捷克斯洛伐克壹誕生，就決定加入西邊的這壹政治群體。對許多斯洛伐克人來說，從捷克斯洛伐克的分離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分裂」，而是以加入歐盟為條件，達成壹種新的融合。
第二，新獨立國家的示範效應。
當事者也提到了南斯拉夫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分離行動與獨立造成的刺激和示範效應。梅恰爾本人在1991年7月的壹次演講中，就提到斯洛維尼亞的鬥爭道路劇是斯洛伐克的榜樣。
第三，憲法上的缺陷。
第四，經濟和社會危機。
此兩條上文描述尚全，不再贅述。
第五，政治精英的自利與缺乏經驗。
在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歷史的走向，精英起著非常大的決定作用。民調顯示，直到最後大部分捷克和斯洛伐克公眾都擁護壹個統壹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家，但是，當精英決定分裂國家的時候，公眾也沒有強烈的反對意見。事實上，公眾壹邊反對分裂，壹邊將ODS和HZDS選上台（這兩個黨沒有交集），只能說明公眾的態度混亂，其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的關心點相互衝突，而這是新轉型國家常有的事情。
因此，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間精英在黨治時期缺乏合作關係、缺乏人際交往、缺乏政治意見的交換，被後來的事態證明是壹個嚴重的錯誤。
此外，在轉型之初，精英缺乏聯邦政治的經驗也是壹個大問題。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真正的聯邦政治，因此，精英對聯邦中常有的政治衝突毫無準備。比方說，當天鵝絨革命發生之時，哈維爾挾其巨大的政治和道德威望，公民論壇和公眾反暴力組織在政壇的首要地位，整個社會還沈浸在喜悅和震驚之中，完全可以停止舊捷克斯洛伐克憲法（而不是繼承之），公布壹部臨時憲法，修改少數否決權，以減少極少數據對聯邦政府施政的阻撓。但是哈維爾和他的同盟並沒有這麼做。或者，不要定那個兩年時間表，不要為新憲法的誕生訂壹個時間界限，等等拖拖，慢慢冷卻這個議題，也不失為壹條路。
第六，兩元聯邦制的脆弱性。
捷克斯洛伐克是由兩個成員國組成的。許多人認為，這麼壹個兩元體制天生具有不穩定性，尤其是當這兩個成員還是壹大壹小的時候。因為他們之間的談判和妥協很容易被看成是零和遊戲，「妳之所失即我所得」。成員害怕妥協，因為怕樹立先例，被人利用。在多元體制下面，這樣壹種顧慮可以多多少少被避免。壹方面是因為成員之間需要玩結盟遊戲，另壹方面是因為多邊談判容易誘發人的合作精神。比方說，在壹次談判時展現出妥協、守信態度，不單單能有助於此次雙方的合作，而且也能向其他成員展示信譽、從而吸引它們的合作。用博弈論的眼光來看，多元體制延長了博弈鏈，減少了雙方的背信行為，誘使它們進行合作。這個假設不禁讓人遐想，假如捷克斯洛伐克聯邦是由波希米亞、摩拉維亞、蘇台德和斯洛伐克四個成員組成的，結果會如何？
四、蘇式族群聯邦制的弊端
不過，如果我們放長眼光，從「捷克斯洛伐克為什麼在冷戰後解體？」這個當代問題轉到「捷克斯洛伐克在它的國家周期中在處理族群關係上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上，暫時擺脫技術性的解釋，可能會出現更深的理解。
簡言之，通觀歷史，自由民主社會在族群問題上壹般有兩大思路「自由主義模式」（Liberal Mode）和「協和民主模式」（Consociational Mode），都旨在對少數族群提供某種調停（accommodation）。
自由主義模式：該模式起源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自由主義的設想之下，壹個好的國家是這樣的「民選政府；自由和公正的選舉，每個公民在選舉中的技票具有同等份量；所有公民，不論他們在種族、宗教、階級、性別等等方面有多大差別，都有普選權；人們對於廣泛的公共事務具有關心、獲得信息並表達己見的自由；所有成年人有權反對政府，有權擔任公職；結社自由壹壹即公民有權結成獨立的社團，包括社會運動、利益集團和政黨。」換句話說，自由主義國家是奠基在個人主義原則之上的。政治的基礎是個人以及個人作出的選擇，種族、宗教、階級、性別等等界定他（她）社會身份的東西，與其政治權利元關。
因此，所謂自由主義模式指的就是族群的「非政治化」，也就是說，國家對其境內所有公民壹視同仁（無視其族群背景），壹是為其提供平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二是提供相同的政治程序使之能夠做到平等的政治參与，影響、操控國家。
它的重要特徵是：第壹，對個人的族群身份不進行、甚至禁止進行任何法律上的或官方的認定；第二，不適用任何以族群標準為基礎的政策，不管是為了歧視還是給予特殊優惠；第三，強調機會平等，在資源分配與機會競爭中完全不考慮個人的族群背景。
這個政策的核心在於，以各種手段確保公民個人成為積極的政治與社會主體，以個人的「平等」與「公平」為號召，從而削弱族群認同對其政治行為的影響（或使族群認同成為階級、職業團體、居住地、各種興趣愛好團體同等分量的東西，不成為超越性價值）。在當代，美、英、德、法均採用這種模式。
這個模式的主要問題是，在應然和實然之間存在差距。族群畢竟不是壹個純文化概念，壹般情況下，它總是和其他因素纏繞在壹起的。壹些看似中立的政策，有的時候卻會對少數族群造成歧視。比如，學校在錄取新生時對於考試成績水平的要求和考試科目的設置，實際上使壹些經濟較落後、教育水平較低、文化異質性大的族群處於不利地位。又比如，當我們從政治生活中排除掉族群因素后，表面上看起來是給了每個人以平等的政治權利、權力，但是這樣的話，民主就是「數人頭」，即「多數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在壹個各族群異質性較強的社會中，怎麼能避免多數族群通過完全正當合法的政治程序通過壹些在少數族群看起來不利的政策呢？
在壹個異質性特別大的社會中，彼此分離的次級社會事實上已經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強行實施自由主義模式不僅有可能是不民主的，而且可能是危險的。因為第壹，可能被少數族群理解為多數族群消解其族群認同的工具（而不是真心想做到平等）；第二，多數決方式可能會造成少數派長期被排斥在政權之外，從而失去其對體制的忠誠。比如，阿倫?利普哈特（Arend Lipjhart）觀察到：「北愛爾蘭的多元社會分化為新教多數派和天主教少數派，採用多數決原則的結果是代表著新教多數派利益的統壹黨在1921年到1972年的所有選舉中獲勝，壟斷了組織政府的權力。20世紀60年代末，天主教徒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演變成了新教徒壹天主教徒的內戰。」
協和民主模式：這個名詞和概念最早是由美國政治學家阿倫?利普哈特在1968年提出來的。他當時對許多社會、語言、文化、種族和宗教高度分化的社會進行了研究，比如荷蘭、比利時、奧地利和瑞士，試圖找到它們保持社會穩定的訣竅。然後他發現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同壹般自由主義意義下的「多數民主」有壹定差別，他稱之為「協和民主」。
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該模式的特色有以下四條：第壹，政府組成人員裏面應該包括所有主要政治板塊的領導人。第二，少數否決權；第三，選舉制度採取比例代表制（甚至要給少數派以超出比例的代表權），而非勝者全得制。在公務員系統和公共資金的分配上面，也要按照比例進行安排；第四，各板塊內部高度自治。
簡言之，協和民主模式的主旨是承認族群的政治性，以承認種族、族群、文化分野為前提，要求將所有重要的社會集團都納入到政權體系中，實現「權力分享」，彌合其衝突，以此來促進各族群精英的結盟，造就對國家和體制的認可。
不過，協和民主模式也有它自己的弱點。首先，政府由多個團體聯合組成，這樣決策效率就比較低，而且由於少數否決權的存在，政府很可能陷於僵持之中，從而造成不穩定；其次，這個模式下的制度安排可能會固化各族群之間的分隔，因為有政治力量可以從這種分隔中獲利；第三，公民個人的自由、平等會在這種模式下受到壹定程度的損失；最後，在許多情況下，這種模式能夠達成的穩定也只不過是「冷和平」（peaceful coexistence）。
協和民主模式的關鍵是，它假定各族群會因為分權而得到政治滿足。那麼，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協和民主模式比較容易得以實施？利普哈特列舉出了九個條件：第壹，各族群的精英有相互合作、妥協的歷史，他們能夠意識到族群分隔帶來的危險；第二，族群之間存在交叉性分裂；第三，存在某種共同意識形態能夠凝聚人心與忠誠；第四，各族群之間的社會經濟差異不過大；第五，各族群之間能夠達成壹種勢力均衡狀態（balance of power），不至於有壹個強勢族群能夠壓倒所有其他族群；第六，存在外部威脅，從而激發內部團結與合作；第七，各族群在地理上是分開居住的，這樣有助於他們建立有效的內部自治；第八，構成壹個國家的族群不要過多，否則它們之間的談判會相當的棘手；第九，國家比較小，人口比較少。這樣有利於減輕協和民主下的決策負擔。
在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這兩種模式都被使用過，但都失敗了。
我們可以觀察到，在第壹共和國時期，捷克斯洛伐克至少部分實施的是「自由主義模式」。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意識被稱為「捷克斯洛伐克主義」（Czecoslovakism）。捷克、斯洛伐克合二為壹，不是因為血緣聯繫，而是共同的政治價值觀與道路。用創始者的話來解釋說就是「這個國家的目標不是通過血緣和宣傳來達成統壹，而是通過相似的政治信念與前景。」這個非常類似美國人的做法，即強調對政治制度和自由主義政治價值觀的認同是國民身份的唯壹基礎。
在國家體制上，第壹共和國是壹個單壹制國家，實施議會民主制度，沒有少數否決權，上下兩院都不是根據族群構成。所有公民得到了壹視同仁的對待，對捷克斯洛伐克批評最厲害的斯洛伐克人也沒有攻擊說國家剝奪了他（她）的政治權利。事實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建設，在二戰前的中東歐可以說是首屈壹指，以和平、溫和、穩定著稱。斯洛伐克人在戰前民主選舉中的投票率並不低，至少有壹部分人投票給了社會民主黨和農業黨這些跨族群以階級為導向的執政黨派（後來斯洛伐克人的票還是主要投給了族群導向的天主教斯洛伐克人民黨，在野黨）。
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都沒有刻意歧視打壓斯洛伐克人的意思。現代歷史學家回顧起來，「平等」確實是捷克斯洛伐克領導層的價值追求之壹。憲法106條款特別保證消除性別、職業或血緣方面的歧視。有壹部分斯洛伐克人自己也認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建設帶給了斯洛伐克人政治、宗教和文化自由，建立了壹套棚斯洛伐克使用斯洛伐克語言的教育系統，重組了司法體制，改善了公共工程，實施了經濟改革，使銀行業和財政現代化，通過土地改革和社會立法建立了壹套社會安全網，最後還通過行政改革使斯洛伐克有了壹定自治。」
但是，這壹套模式並沒有獲得成功，統壹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並沒有產生。在1921年的時候，社會調查顯示，在斯洛伐克人中間還沒有顯著的民族意識。但是到了1925年，天主教斯洛伐克人民黨開始獲得了穩定而廣泛的支持。到了20世紀30年代，在斯洛伐克的領導層和被領導者都能夠體會到身為斯洛伐克人的不同之處。捷克斯洛伐克本來指望其教育系統能夠培養壹代新人，希望這批人有足夠的知識和理性能夠拋開門戶偏見，但是它說培養的斯洛伐克知識分子越多，反「捷克斯洛伐克主義」的情緒反而越重。
我想，這是因為捷克斯洛伐克國家雖然想努力做到中立，但是在許多場合中，國家的中立是做不到的。比方說在教育系統提倡政教分離，看似中立，但是對天主教傳統濃厚的斯洛伐克來說，這是世俗的捷克的同化措施。也是因為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分野太深，彼此沒有交叉（工業對農業，世俗對宗教，城市對鄉村），這屬於強化性分裂，壹個族群的人很容易因為共同的社會經濟地位，對整個國家產生疏離感。
當存在多重分野，而此分野又很壹致地沿著族群邊界展開的時候，捷克斯洛伐克的多數民主制就是對斯洛伐克少數的壹種打擊。1920年，斯洛伐克在上院150席中有31席，在下院300席中有63席。受此席位所限，斯洛伐克人對國家政治的影響甚為有限。在國會中，長期由五大黨（社會民主黨、農業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黨、國家社會主義黨、國家民主黨）聯合執政，斯洛伐克天主教人民黨長期被排除在政權之外。長期無法接觸政權，這也是斯洛伐克人日益產生疏離感的壹個原因。
不過，現在回頭來看這段歷史，如果沒有發生德國的入侵，雖然自由主義模式失敗了，捷克斯洛伐克倒未必分裂，更有可能的是步向聯邦制。共和國晚期所實施的壹些增加斯洛伐克地方自治權的舉動說明了這壹傾向。我推測，這壹模式在斯洛伐克人的政治運動中可能會逐漸向「協和民主」模式發展。
天鵝絨革命之後的捷克斯洛伐克執行的是「協和民主模式」。在前文中已經列舉了若干證據可以支持此論點：第壹，少數否決權；第二，聯邦政體；第三，以族群為基礎建立的上院。
我們還知道，在政府內部，公務員職位是按比例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間分配的。這在高級政府首腦的任命中體現得最明顯，總統是捷克人的話，總理要是斯洛伐克人才行。在最高法院、檢察院和中央銀行管理者的任命中照樣體現出族群平衡考慮。
但是如前文所述，這種模式並沒有能彌合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分野。在斯洛伐克壹方有壹種情緒，覺得捷克並沒有真正理解斯洛伐克族群身份訴求。最終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宣告了這種模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失敗。
為什麼這種模式在瑞士、比利時、奧地利、荷蘭都能夠行之有效，在捷克卻慘遭敗績了呢？
壹種解釋是，比較容易導致協和模式成功的九個條件，在捷克斯洛伐克大半缺失：
第壹，后共產黨時代百廢待興，既無公民社會也無成熟的政治黨派，公民訴求紛繁複雜（限於政治、經濟、社會知識的缺乏，新興公民本身恐怕不會太理解各種議題的輕重緩急）。這樣，族群內部中並沒有「選民忠誠」這回事，新的族群精英必須為爭奪選民而戰，當精英內部衝突加劇，就會出現利用族群分隔來為自己加分的政客。在斯洛伐克出現了「黨派比人民更激進」的情況就是這種「軍備競爭」的後果。這種族群內精英的爭鬥在外部關係上的反應就是族群間精英關係的劣化。更何況，在黨治歲月之下，斯洛伐克精英和捷克精英甚少溝通、合作。這樣，協和式民主模式的第壹個條件「精英諒解」就不復存在；
第二，四十年黨治雖然消除了壹部分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分野（比方說城鄉分野），但是卻製造了另外壹些分野（斯洛伐克是重國營工業為主，捷克的經濟要靈活得多）。捷克和斯洛伐克還是壹個強化分裂型社會；
第三，捷克與斯洛伐克輕重懸殊，勢力均衡懷存在，這是斯洛伐克壹方非常擔憂的壹點；
第四，1989年之後無外部威脅，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內部團結就不甚需要；
第五，捷克與斯洛伐克人並不共享壹種國家觀。捷克人推崇「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但是斯洛伐克人更願意將國家看成是族群之間的聯合。
除了這個答案之外，我們還要看到捷克斯洛伐克這種「協和式民主模式」的先天不足。它是自蘇式「族群聯邦制」繼承而來，而蘇式族群聯邦制雖說與協和民主模式形似，但有實質的不同。它包含有自由主義模式和協和民主模式各自最惡劣的缺點，卻沒有這兩者分別的長處。
在自由主義模式下，公民享有全部政治權利。該模式壹是希望藉由公民的個人政治參与和機會平等，使個人能成為各種秩序的基石與起點，使族群成為壹種選擇，而不是壹個限定；二是把政治對抗的主要層級轉移到個體層面，從而分散集團對抗的危險。它的缺陷在於當族群不再是壹種束縛的時候，也就失去了保護的力量，從而可能發生多數對少數的壓制和強制同化。在協和民主模式下，國家既承認公民的個體權利，也使以認同為核心的群體成為國家政治體制的正式組成部分。該模式承認族群衝突的現實性，承認族群間的緊張關係，承認政治對抗。希望授權給族群，使各族群藉由日常低烈度的政治對抗緩慢釋放壓力。當然，也因此要承擔對抗升級的風險。它的另壹缺陷也在於該制度實際上鼓勵分隔而非融合。
但究其根本而言，無論是自由主義模式，還是協和民主模式，都有壹些根本相同、相通之處。最重要的相同之處是，在這兩個模式下，政治過程與國家構建都是自下而上的。它們都是為了「構建國家」（defining sovereign community），但是它們達成此目標的方式不是機械式的「製造國家」，毋寧說，是把國家共同體看作壹種生命，施加養料，寄以希望承擔風險。
蘇式族群聯邦制則反其道而行之，它自上而下地製造國家。這樣就抽去了族群自治/聯合的政治含義，而是將其造就為某種「利益均沾」體系。這種表面上的平等並非來自真正的政治協商、衝突與交換，而是從上而下的賜予。當壹個聯邦體系（或類聯邦體系）內通常會有的低烈度政治衝突與爭辯從政治生活中被消聲（通過黨務部門的協調），內在的緊張就被蓄積起來了。像「協和民主模式」，它保護少數，但這種保護是以賜予的方式下達，而不是授人以漁。像「自由主義模式」，它否認衝突，強調和諧，但這種和諧是以宣傳的方式出現，而不是讓人們在具體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去體驗之。它強調各族群有相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道路，以此作為「和諧論」的基礎。這樣，我們會觀察到蘇式族群聯邦制製造了壹個悖論。壹方面，它的制度設計實際上鼓勵分隔、阻礙交流，另壹方面，少數族群又時刻憂慮遭到同化。
在這種體制下，收（收縮族群的集體權利），收不出壹個「自由主義模式」，而是強制同化；放，放不出壹個「協和民主模式」，而是族群衝突激化。
在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例子上，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別將黨治時期族群聯邦制的遺產帶進「協和民主模式」中，從而產生了毒化作用。在捷克壹方，對自己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成為斯洛伐克「奶牛」壹事耿耿於懷，下決心要做到平等。而斯洛伐克，則對自己的新到手的政治主體地位分外在意，下決心不再成為中央政府的傀儡。蘇式聯邦制的捆綁剛鬆開，捷克與斯洛伐克就分別沖向各自極端的兩個方向。有研究者如此說道：「捷克人傾向於把人民看成是這個國家內的所有公民（要求壹視同仁）。而斯洛伐克人則認為存在兩個『人民』，每壹個都有權控制自己領土上的命運。」
假如說，捷克斯洛伐克沒有經歷過黨治歲月，那麼無論是繼續實施「自由主義模式」，還是實施「協和民主模式」，我推測，情況可能都要好得多。
五、結語
假如哈維爾還在世，當他回顧這段往事的時候，他會怎麼想呢？他會不會想，「當初我應該怎麼做，才能保存國家？」
今天回顧起來，我們也許可以給他提三條建議：
第壹，早做準備，與斯洛伐克人做好交流工作。從整個事態來看，政治精英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如果能夠在黨治時期就在捷克與斯洛伐克民間精英之間建立常態的交流渠道，進行政治磋商和人際交往，也許就能劃清舊制度與協和民主模式之間的界限。
第二，當國家進行第壹次民主選舉的時候，可以考慮分兩步走。先進行聯邦層次的選舉。在壹段時間之後（半年到壹年），再進行共和國層次上的選舉；而不要同時進行競選。誰先舉行公開透明公正的選舉，誰就能先獲得壹定認可和合法性。而且，人們總是對「自己的」東西有所偏愛。每壹個推銷員都知道，如果把壹樣貨物放到潛在顧客家中，說「先用后買」。壹段時間再回去，顧客多半不會捨棄這樣貨物，因為他用過壹段時間之後，已經在心理上把這件貨物看成是「自己的」東西，在估價上會高調。在選舉層次上，聯邦選舉就是「先用」。
第三，需要確立壹部尊重少數否決權的憲法，但最好不要採用絕對少數否決權。壹種理想狀態的多元社會是，少數群體擁有中等程度的力量比多數群體的力量要小，這樣不至於完全分裂社會，但也要大得足以製造大麻煩的程度。這樣足以在少數與多數之間製造某種制衡。
當然，歷史無法假設，今天我們已經不知道，具體採用哪種方式才能確切無疑地維繫捷克斯洛伐克國家了。
1998年，哈維爾自己為壹部研究著作寫下了如下前言：
作為公民，我們壹向自認為是捷克斯洛伐克（國族）人。我們將捷克斯洛伐克看成是我們天然的家園，壹想到要分裂這個家，我們的心頭（身份感）就受到重重壹擊。這就是我們中間的許多人致力於改革的原因，希望能夠將現存的只具表面形式的聯邦國家改造成真正的民主聯邦壹壹在這個國家裡，所有人都能夠活得像在家裡那樣自由自在。這個努力並沒有獲得成功。隨著時間的過去，歷史學家們將會判斷它之所以失敗，是不是因為我們當時沒有眼光、手腕，是不是因為改革方案本身有缺陷或不協調，還是因為面對斯洛伐克人的熱望，本來什麼方案都不可能成功。
不管答案是什麼，在1992年議會選舉之後，情況就很清楚——現有的國家只能分離開來。兩國以平和、合法和有序的方式實現了分離，捷克的政治代表們應該為他們的舉動獲得認可，是他們與斯洛伐克壹方耐心漫長的合作達成了這壹切。這為兩個後續國家的穩定與信譽打下了基礎，也開創了良好雙邊關係的未來。
毫無疑問，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對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都是痛苦異常的。儘管如此，捷克壹方並沒有感到受傷害、自我憐憫，沒有對斯洛伐克人的指責甚至厭惡。我們逐漸認識到，斯洛伐克有權利獨立。以下的事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的分手之路是以辛酸鋪就的，那麼它就將在很長壹段時期內為我們的關係擔上重擔。最終，這種苦痛將會反過來吞噬我們自己。
捷克斯洛伐克在1992年發生分裂，當時外界普遍認為相比南斯拉夫和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更有可能保持國家統壹。因為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既沒有歷史積怨，邊界清晰，也沒有居住地域和人口混居方面的矛盾，在文化和種族方面也比前兩者更有親緣。在分離之前，在民調中也只有11%的捷克人和17%的斯洛伐克人願意選擇分家。居然就分了，還真是件怪事。
哈維爾先生於2011年年末離世。在當下的中國，他生前少人理會，身後卻褒貶不壹。在哈維爾先生擔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期間，國家分裂解體，貶低他的人常常以此為鉤戈。這件事距今正好二十周年了，說清楚這件事的原委就很有必要。
本文將根據以下結構來討論這壹問題：第壹部分對1989年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史進行介紹，以描述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所發生的歷史背景；第二部分則探討1989年～1992年間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的互動過程，以及這種互動是如何受到前述歷史背景的影響；第三部分描述捷克斯洛伐克分裂過程中的壹般原因；第四部分分析自由主義模式、蘇式族群聯邦制和協和民主模式的利弊，以及這些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家政治實踐中的表現。
由此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前蘇式「族群聯邦制」的實踐給捷克與斯洛伐克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是導致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國家模式不能發揮作用、最終解體的重要原因。
壹、歷史背景
捷克與斯洛伐克人同屬於西斯拉夫人，原本同在壹國（大摩拉維亞王國）。捷克在西，山嵐環抱。斯洛伐克在東，北面臨山，南部是平原。公元9世紀的時候，匈牙利的先人馬劄爾人入侵，捷克人有群山屏障，免遭毒手，成立波西米亞王國（波希米亞王國日後向德意志靠攏，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重要諸侯之壹），斯洛伐克則落入匈牙利人之手。
熟悉歐洲歷史的人都知道在14、15世紀的時候，歐洲出現了第壹次「大分流」。在西歐，城市經濟開始蓬勃發展，而在東歐，幾乎所有的市鎮生活卻都在緩慢和逐步地枯萎並且出現了對農民的再農奴化（收緊對農民的控制）。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分流，現在史家還在爭論不休。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西歐開始勃發的市場經濟對東歐的市鎮消失與再農奴化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捷克與斯洛伐克也被捲入這場大分流之中，相對而言，由於種種條件，捷克的市鎮經濟被保留下來，而斯洛伐克則成為農奴莊園領地。這就是兩國分歧及不同發展道路的由始。
到了1526年，捷克與斯洛伐克都被納入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不過，捷克人是在奧地利的直接統治之下，而斯洛伐克則還是歸匈牙利人管理。哈布斯堡王朝從18世紀開始推行的開明君主制直接惠及捷克人，捷克的工商經濟重新繁榮起來，成為奧匈帝國最重要的工業產地。到了20世紀初捷克的工業產量佔了帝國總產量的80%。與其經濟相媲美的是，捷克人在奧匈帝國內部爭取到了信仰、出版和教育自由，所以布拉格成為壹個重要的文化與學術中心。同時捷克人也享有憲政與自治的經驗。
斯洛伐克人則沒有這麼幸運，匈牙利人的沙文主義情緒很重，斯洛伐克人只能在匈牙利學校里接受教育，在質和量上都得不到保證。與此相應的是，匈牙利人主宰著斯洛伐克的政治與經濟生活，當地人幾乎沒有成熟的政治團體，也沒有政治生活經驗。
就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的關係而言，政治、經濟、文化水準上的差距帶來的是生活習慣和思想觀念的衝突。務農的斯洛伐克人崇信天主教而捷克人，尤其是城市裡的知識階層，思想上要世俗與開明的多。
到了1918年，奧匈帝國已經成為廢墟，捷克代表與斯洛伐克代表商定重新聯合成壹個新的國家壹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在當時捷克與斯洛伐克聯合，除了歷史意義之外，還有政治意圖。據1921年人口普查顯示在這塊土地上有680萬捷克人、310萬德意志人、190萬斯洛伐克人、74萬匈牙利人以及50多萬其他族群居民。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聯合起來才能構成65%的多數，勉強符合當時所認為的民族自治的門檻標準——即新生的民族國家要有壹個多數種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是壹個聯邦國家，議會上下兩院都是全民普選產生。
壹開始的時候，斯洛伐克政治家對捷克斯洛伐克這個新國家、新民族可以說是熱切擁抱，但是在這個新家裡面，普通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的關係很快出現了問題。匈牙利人從斯洛伐克撤走後，留下大批的空白公共職位——法官、大中小學教師、公務員等等，斯洛伐克當時的人口中沒有足夠的知識分子填補這些空缺，於是捷克人接手了這些職位。這就帶有了幾分內部殖民的意味。更糟糕的事情是宗教衝突壹壹做教師的捷克人同當地的宗教團體為公立學校中宗教教育問題起了衝突。在捷克人看來，他們是為「支援邊疆」做貢獻來的，但是在斯洛伐克人看來，卻有敗壞社會傳統道德之嫌。
捷克與斯洛伐克人的經濟融合也並不順利。斯洛伐克的傳統市場是匈牙利，但這壹市場在新國家建立之後已被關閉。斯洛伐克的工業無法同先進的捷克企業競爭，出現大量倒閉現象。而由於沒有進行成功的土地改革（匈牙利統治下的遺留問題），斯洛伐克的農業始終沒有大的發展。這樣，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就始終無法得到消除。
政局動蕩也加劇了兩個族群之間的隔離。新建國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遭受著新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政治的碎片化，沒有壹個政黨能夠獲得議會15%以上的選票。在存在多個政黨的情況下，每個政黨都要努力維護自己的基本盤。這樣，就很難出現壹個兼容並蓄的黨派。各族群有各自的黨派，很少有黨派能夠跨界得到同等的擁護。
1929年隨著美國經濟大蕭條的開始，斯洛伐克社會的最後壹道安全閥失靈——以前移民到美國是斯洛伐克人的壹條出路，現在卻此路不通了。農業人口過剩的影響就是整體社會衝突的增加。
這種隔離與衝突最終變為了壹場斯洛伐克自治運動（比方說，宣揚自治的「天主教斯洛伐克人民黨」是壹位天主教神甫安德雷?赫林卡[Andrej Hlinka]以保衛傳統價值觀為號召建立起來的）。這場運動的目標只是自治，但是在1938年被希特勒所利用，成為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具。面對咄咄逼人的德國，許多斯洛伐克人對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也失去了信心，認為脫離捷克斯洛伐克也許是壹條自保之道，以免於被德國吞併。於是，德國佔領布拉格之後，准許建立了斯洛伐克附庸國。這段時間雖短，但卻使斯洛伐克人壹嘗國家滋味。
這段納粹歷史還有另外壹個遺產：戰後，基於二戰造成的歷史仇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日耳曼人遭到強制驅逐，被迫背井離鄉，蘇台德地區幾為壹空。而匈牙利人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簽訂了協議，彼此交換境內他國族裔。這些情況導致了壹個結果：捷克斯伐克的民族構成相對單壹化了。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不再構成重要族群，捷克斯洛伐克現在名符其實。但是，這也就使得斯洛伐克人選擇與捷克人族群融合的壹個條件——聯合組成優勢族群壹壹不復存在，也使得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現在只能面對彼此進行「攀比」，這也削弱了他們之間的聯繫紐帶。
二戰後的捷克斯洛伐克歸屬到蘇聯陣營。從總體來看，其解決族群問題的思路，無論是從政制上，還是從政策上，都受到蘇聯的極大影響。
蘇聯壹系的社會主義國家，有壹個很鮮明的政制特徵，那就是將「民族關係」唱到相當的政治高度，建立「族群聯邦制」或「民族自治區制」。在這種體系之中，族群得到政府的正式認可，政治和經濟權力在族群原則基礎上進行分配。
在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制的引入要稍晚壹些。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48年和1960年分別制定了憲法，但是斯洛伐克的自主權在這些憲法中都沒有得到體現。直到1968年，斯洛伐克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成為捷克斯洛伐克最高領導人，開始了壹系列自由化政策。政策之壹就是要把聯邦制落到實處，以捷克族與斯洛伐克族事實上的平等為保證，從而收拾人心。
在布拉格之春后，這壹自由化政策卻出乎意料地沒有被蘇聯的入侵終止。1969年1月，聯邦製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的正式國家制度。蘇聯之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聯邦化政策，壹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通過滿足斯洛伐克的自治要求，來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精英階層，為蘇聯穩定捷克斯洛伐克局勢製造群眾基礎。這也是他們選擇了壹個斯洛伐克人胡薩克（Gustáv Husák）做捷克斯洛伐克黨和國家的領導的緣故。此外，還有相當多的斯洛伐克人進入聯邦政府，成為政府高級官員。
但是，這種蘇聯模式的聯邦制度並沒有滿足斯洛伐克人，國家雖然具有聯邦的形式，但是由於黨治在先，而黨的原則是集中制，黨的中心又在布拉格。斯洛伐克人認為，這並不是真正的聯邦主義。
社會主義國家應對族群問題的第二大解決思路是經濟上的。他們的理論假設是，族群之間的矛盾多半是隨著經濟生活水平的差異而產生的。因此，只要將落後地區的經濟搞好，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夠有效減少該地區的分離主義衝動。
加大對斯洛伐克的經濟投入程度，這也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自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大力推行的政策。到1971年第四個五年計劃結束的時候，斯洛伐克的國民收入達到了捷克的78.9%，工業產值達到了69.8%。這之後，有統計資料表明，在政府的大力幫助下，斯洛伐克地區經濟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捷克地區。1970年～1985年，捷克斯洛伏克全國國民收入共增長了80%，工業生產增長了95%，而同時期斯洛伐克地區國民收入增長了3倍多，工業生產增長了l.5倍。根據壹位斯洛伐克經濟學家的說法，到1974年，斯洛伐克就已經克服了它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落後狀態，成為了經濟發達國家。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斯洛伐克的人均收入大概相當於同期捷克人的90%。
不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斯洛伐克地區的投入集中在鋼鐵、石油等重工業和軍火工業上，在較落後的技術條件下，這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而且生產多半是原材料和初級產品，附加值低。在斯洛伐克地區，環境保護呼聲因此而生。雖然捷克人認為自己是在補貼斯洛伐克，由於沒有經濟自主權（此權在聯邦政府手上），斯洛伐克人卻也有被剝削的感覺，認為是在把捷克的環境污染搬到斯洛伐克處理。
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族群關係方面的第三個通常思路，是把涉及到政治認同因素的宗教看成是族群團結和族群融合的障礙。這是在社會層面上的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對斯洛伐克境內的宗教團體和人員持相當的敵視和警惕態度。在1949年，所有的教堂都被置於國家控制之下。1950年，關閉了所有的修道院，並且斷絕同梵蒂岡的外交關係，建立了效忠於自己的宗教組織。信徒被鼓勵、威脅利誘不去參加教會活動。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這壹高壓政策也並未放鬆。但是在1970年壹項社會調查表明，70%以上的斯洛伐克人仍然是天主教信徒。
如前所述，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儘管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上取了這麼多政策，但是他們開始失望地發現，這些政策並沒有起到相應的效果。斯洛克人離心離德的勁頭並沒有改變。官方報紙上開始呼籲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這實際上表明了，共產黨統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並沒有獲得斯洛伐克人的認可。
回過頭來觀察這段黨治歲月，就會發現它在捷斯關係上至少有三大遺產。
第壹種遺產體現在制度層面。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聯邦憲法規定，在聯邦層面，最立法機關由兩院制構成壹壹人民院和民族院。人民院有150人，以等額人口為選舉基礎。民族院有150人，75名代表來自捷克，75名代表來自斯洛伐克。憲法規定，任何法案必須獲得民族院中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區各3/5之上贊同才能通過。比方說，壹項憲法修正案要獲得通過，需要在人民院中獲得90人以上支持，然後在民族院中在捷克代表中獲得45人以上支持，在斯洛伐克代表中也要獲得45人以上支持才行。換言之，即使兩院代表中有269名同意某項議案，只要民族院中有31名斯洛伐克代表或捷克代表反對，議案就無法通過。
這種制度設計的用意就是讓多數票在這裏不起作用，只有全達成壹致，才能通過任何決定。從表面上看，這是壹個保護少數的制度。但是，這種制度要運轉正常，恐怕只能有賴於黨對兩院代表的完全控制（從而懸置整個憲法）。在現實的民主政治生活中，除非國家完全風平浪靜，沒有值得壹提的分歧與衝突，否則極少數的否決權必定會鎖死整個議事過程，使得政府陷入癱瘓之中。
在這個設計之中，同樣沒有憲法法院的身影。壹旦聯邦政府和共和國層級的政府發生許可權衝突或爭論，誰在制度層面來主持公道，給出具有合法性的裁決，是沒有答案的。此外，也沒有壹部公投法，以防在雙方爭執不下的時候，可以啟動全民公投作為最後的倚靠。
這讓人不得不懷疑，當初這部憲法的制定者是否真的有意使聯邦政治落到實處，因為在這個制度設計中，他們完全沒有為成員國之間、成員與聯邦的政治衝突做好準備（或者說蓄意使聯邦結構離開黨治就會失靈）。
第二個遺產體現在經濟層面。不可否認，斯洛伐克的現代化是在共產黨統治下才以實現的。但這種未經政治協商、由中央主導的經濟援助模式製造了很多問題。壹是捷克人同斯洛伐克人的扯皮。因為每年聯邦政府都要從經濟效率較高的捷克地區抽走大批資金投入到斯洛伐克地區，這導致許多捷克人開始把斯洛伐克人看成是包袱。而這種政府投資推動的經濟發展又以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為主導，對當地的環境破壞較大，且產業結構單壹、附加值低、依賴性強（基本上是斯洛伐克出產初級或次級產品，到捷克組裝成型）、轉型不易，本地斯洛伐克人也不滿；但矛盾的是，斯洛伐克的工業化和社會福利畢竟是在社會主義模式下實現的。相比之下，捷克的工業化是在戰前就已經成熟了的，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處於停滯期。所以雙方對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態度就不壹樣。壹方認為社會主義模式是壹種錯誤的經濟模式，而另壹方則多多少少對社會主義福利有點留戀。
第三個遺產體現在社會層面，那就是雙方人民以及精英的分隔。儘管壹項社會調查表明，到了1991年，由於通婚或者旅遊的影響，31%的斯洛伐克人在捷克有親戚，57%的斯洛伐克人有捷克朋友。但是從總體上來說，這種交往只限於民事往來。雙方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議題上很少有交鋒與協商，也沒有成型的民間組織渠道。壹方面，這自然是因為社會主義模式下很少有公民社會存在與成長的空間。另壹方面，也同布拉格之春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所推行的「正常化」政策有關。蘇聯入侵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召集了全國第十四屆代表大會，以示抵抗。但是當時在斯洛伐克當政的胡薩克卻指示不予承認。在「正常化時期」，斯洛伐克人受到的打壓也要比捷克人輕得多，斯洛伐克共產黨也要比捷克地區要來得更寬鬆，也相對更自由，在吸收年輕人方面更成功。這種分而治之的策略，導致兩地精英的政治鬥爭策略發生了差異。當捷克壹方面對政治高壓發起「七七憲章」運動的時候，斯洛伐克壹方則主要是在搞環境保護運動和宗教自由運動。相對於捷克人對政治體制的尖銳批評和反抗，斯洛伐克人則主要在做壹些不太觸動根本的曲線抗議活動。正是由於如此，雙方的反抗者們很少能找到合適的對話平台共同交換意見、形成合作。
以下我們會看到這三大遺產是怎麼在劇變之後的歷史中起作用的。
二、互動過程
1989年11月，天鵝絨革命發生。在捷克壹方，發動革命的是「公民論壇」（Civic Forum），在斯洛伐克壹方對應的是「公眾反暴力」組織（Public Against Violence）。幾個星期之後，共產黨失去政權。捷克人哈維爾當選為聯邦政府總統，而斯洛伐克人馬利安?恰爾法（Marián ?alfa）被選為聯邦政府總理，斯洛伐克人壹壹前被流放的共產黨總書記壹壹杜布切克當選為聯邦議會議長。
由於這次革命的民主色彩非常濃，主要是由公民組織和大眾從下而上的壹次體制顛復運動，不涉及其他議題。由於存在共同的敵人和共同價值觀，在壹開始，捷克壹方和斯洛伐克壹方關係相當融洽。雙方約定，為了轉型的穩定，暫且保留原聯邦政治結構與憲法不變，以兩年為期，在這期間重新調整聯邦與各成員之間的權力劃分、重修憲法，以便在穩定與變革之間尋得壹個平衡點。同樣是為了轉型穩定起見，這個新生的民主國家仍然把首都放在了布拉格。
革命者由此繼承了壹個極度依賴共識和妥協的政治結構，而新生的共和國所必經的社會與經濟轉型，必然會激化出大量的政治衝突。比方說，1990年1月25日，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長對媒體宣稱，聯邦政府打算禁止武器外貿。而這立刻引起了斯洛伐克的反對聲音。斯洛伐克的工業技術已經過時，無法同國外產品競爭，只有出口軍火才能維生。在許多斯洛伐克人看來，這是布拉格壓根不理解斯洛伐克國情的重要證據。
這件事實際上預示著經濟轉型對斯洛伐克人來說要難得多。日後的情形也證明正是如此，聯邦政府實施休克療法，放開物價，大幅削減或停止國家補貼（實際上是減少捷克對斯洛伐克的轉移支付），這對以落後的技術、重工業為主的斯洛伐克是壹個沈重打擊。斯洛伐克在分離前的失業率曾接近12%，是捷克地區的兩到三倍（具體數據見表1）。斯洛伐克方面要求市場經濟和社會保障要兼顧、多種所有制並存，而這是堅決推行自由化的捷克方面所不同意的。1991年～1992年擔任斯洛伐克總理楊?恰爾諾古爾斯基（Ján ?arnogursky）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諷刺說，捷克壹方的立場矛盾壹壹在政治上他們要聯邦，在經濟上他們卻要邦聯。
當時擔任捷克總理的彼得?皮特哈爾特（Petr Pithart）則認為，問題是雙方的，壹方面，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對社會主義的態度不同，這導致在轉型時感受不壹致（捷克人對社會主義的反感程度更大，導致他們忍受轉型痛苦的耐心更強）。另壹方面捷克人也有責任，由於目光短淺，捷克人不理解、不關心斯洛伐克人。此外，捷克人習慣了單壹制，很難考慮到斯洛伐克人對民族認同與政治認可的熱情。
在政治方面，果然很快也出現了麻煩。哈維爾在1990年初向國會提出更改國名，將社會主義字型大小去掉，斯洛伐克方面並不反對這個建議，但要求在「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加上壹個破折號，以示對等關係。捷克方面很驚詫，雙方的爭論由議會辯論蔓延到街頭抗議，壹時間，雙方僵持不下。史稱「破折號戰爭」（Hyphen War）。這裏涉及到了壹個認知問題，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究竟是什麼？它是壹個國族（nation），還是壹個國家（state）？
捷克人多半認同前者，認為存在壹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捷克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壹部分。但是斯洛伐克人卻不認同這壹說法，認為這是對斯洛伐克族群的壓制與消解。他們認為，斯洛伐克與捷克形成的聯邦國家是壹個政治聯盟，而非同壹族源下的不同分支。
這場看起來非常可笑，但極富有象徵性的「戰爭」終結于壹個妥協解決方案：「壹國兩名」。雙方在自己的國土上使用自己喜歡的名字。後來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許多局內人都覺得，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當政者小看了這件事，他們沒有為即將到來的危機做好思想和政治準備，革命成功的狂喜導致了對人性的高估和對現實政治的小覷。彼得?扎亞茨（Peter Zajac）是「公眾反暴力」組織的前領導人，他認為，在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第壹次民主選舉前，斯洛伐克內部還沒有獨立的要求，有的至多是聯邦還是邦聯的爭論。他惋惜沒有抓住機會，搶在這種呼聲出現之前制定公投法，從制度上對之加以遏制。
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第壹次民主選舉開始。聯邦層次和共和國層次的選舉是同時開始的。哈維爾再次當選為聯邦總統。在捷克，「公民論壇」獲勝，在斯洛伐克，「公眾反暴力」組織獲勝。但是，如前所述，斯洛伐克內部出現了獨立的呼聲（雖然只是少數人），而這同選舉的刺激是分不開的。在這個新生的國度，政黨繁多是必然的（這壹段時間的各類黨派達到了八十到壹百多個），這就重複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壹壹政治被碎片化，壹部分政黨利用族群議題來贏得選票。比方說，當年8月14日，斯洛伐克就有9個政黨公開發表聯合聲明，要求「斯洛伐克獨立」。
面對這種形勢，聯邦政府和聯邦的擁護者們的對策就是提出權力分享計劃，也就是敲定聯邦政府和各共和國的許可權，將捷克斯洛伐克建設成「真正的聯邦」。應有之義就是聯邦向各共和國大幅度讓渡權力，改變過去那種中央管制結構。1990年8月，雙方的代表在斯洛伐克境內的特倫欽溫泉區（Tren?ianske Teplice）開始商談，初步約定聯邦將變成小政府，只負責外交、國防、制定經濟戰略、貨幣發行等事務，經濟與社會管理權將下放給各共和國。
應該說，直到這個時候，捷克方面都還沒有足夠的警覺。他們錯誤地認為，斯洛伏克不會選擇分離而只是把這種分離的可能作為壹種談判手段。彼得?扎亞茨評估了捷克人這種心理，說道，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歷史上，凡是憲政安排，都有壹個特點，那就是斯洛伐克總是在提出「要求」，而捷克則總是在「讓步」。捷克人經常把斯洛伐克對體制改革的要求看作是壹種勒索。可能正因為如此，捷克總理彼得?皮特哈爾特在協議簽訂之後，宣布說，此協議是除了國家解體之外唯壹的選擇。潛台詞當然是，「要麼接受，要麼大家散夥得了，這是最後的讓步，妳看著辦。」
該年的11月，捷克、斯洛伐克和聯邦政府分別簽署了這份權力分享協議。但是到1990年12月6日，斯洛伐克總理梅恰爾（Vladimír Me?iar）突然造訪布拉格，要求聯邦政府進壹步讓權。他通告說，斯洛伐克國民大會正在準備立法宣告斯洛伐克法律高於聯邦法律，因此需要被安撫壹下。
也許直到這個時候，聯邦的擁護者們才意識到確實存在著國家分裂的危險。權力的分享並不能解決問題（公平起見，我們也必須說，民調顯示，當時至少大部分斯洛伐克人是不想分離的。直到最後獨立的擁護者還都只是少數。詳細數據見下表2）。哈維爾要求聯邦議會立即通過公投法，以及建立壹個憲法法院，以便建立第三方裁決機制。
但是斯洛伐克內部幾個黨派覺得通過公投法會有利於現存聯邦制度的維繫，於是聯手在聯邦議會阻擊該建議的通過。儘管這些黨派在斯洛伐克也只代表少數，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數否決」憲法結構使得他們的阻撓成功。
至此，危機就開始加速發展（因為選項已被用盡，1991年突然增速的失業率也不無影響）。1991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開始討論新憲法的內容。斯洛伐克壹方要求先制定各共和國層次的憲法，然後各共和國簽訂壹項國家間條約（state treaty），然後再制定聯邦層次的憲法。捷克壹方不同意這樣做，認為捷克和斯洛伐克並沒有國家主權地位，無法簽署這樣的條約。接下來是壹年多漫長的、毫無成效的協商與扯皮，每壹個參与者都厭煩之極。
壹項人事紛爭也加重了這個國家的病情。4月，斯洛伐克執政黨「公眾反暴力」組織發生分裂，斯洛伐克總理梅恰爾被解職，旋即自黨內脫離，另組新黨「民主斯洛伐克運動」（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Slovakia，簡稱HZDS）。梅恰爾是因為作風獨裁、粗暴而遭到驅逐的。同梅恰爾發生決裂的主要是「公眾反暴力」組織中的自由派，而這批人恰好也是聯邦的堅決擁護者。梅恰爾原先表態是支持聯邦制的，另立新黨之後就立刻改換了立場，他指控這些自由派是捷克的「跟屁蟲」，只有他自己才是斯洛伐克利益的忠實代表。這個新黨裏面立刻涌進了大批前國企管理人員和前共產黨幹部。由於梅恰爾極受群眾喜愛，這次分裂就極大地削弱了「公眾反暴力」組織（該組織自己的定位也有問題，政策搖擺不定也導致選民流失）。
面對著斯洛伐克境內各政治黨派越來越強大的分離主義傾向，捷克方面再次作出了讓步，首先是認可了斯洛伐克要求籤訂國家條約的要求；其次，哈維爾再次呼籲用訴諸公投的方式來裁決斯洛伐克獨立問題。應該說哈維爾抓對了藥方。各項民調顯示，儘管斯洛伐克公眾在此時對聯邦政府嚴重不滿，以至於凡跟布拉格站在壹起的本土政治精英和黨派都大幅度失分，這導致斯洛伐克各政治黨派幾乎都急速「民族主義化」，但是公眾更想要的是壹個聯邦，而不是徹底從捷克斯洛伐克分離。壹次公投就可以結束目前這種軍備競賽式政治緊張關係，從而為穩定局勢提供時間和機會。
但是哈維爾本人無權發動公投，該項權力在聯邦議會手中。在年末，哈維爾徒徒勞無功的呼籲聯邦議會授予他舉行公投的權力。
當時，為了挽救聯邦，無論是捷克還是在斯洛伐克都有人發起民間簽名，要求進行公投。到1991年12月3日，有225萬人在呈情書上籤了字（相當於捷克斯洛伐克總人口的1/6，其中大概有30萬斯洛伐克人）。但是聯邦議會始終沒法通過要求公投的提案，壹次又壹次，少數派成功否決之。
1992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議會選舉。在捷克，是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領導的公民民主黨（Civic Democratic Party，簡稱ODS，公民論壇的繼承者之壹）獲勝（65%的人支持該黨）；在斯洛伐克，是梅恰爾的民主斯洛伐克運動壓倒性獲勝（68%的斯洛伐克人支持或強烈支持梅恰爾）.克勞斯是哈耶克學說的信奉者，提倡激進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對梅恰爾和他的HZDS持相當懷疑態度。認為HZDS在相當程度上是共產黨復辟。
實際上，對整個斯洛伐克社會，相當壹批捷克人都持批評意見，認為他們沒反思，還沈迷在共產主義夢中。比方說，當年2月由布拉迪斯拉發市的康明尼斯大、大學（Comenius University）做的壹項調查顯示，37%的斯洛伐克人說他們支持共產主義體制（捷克只有15%），2/3的斯洛伐克人認為高失業率是聯邦政府的過錯，而相同比例的捷克人則認為這是共產黨統治時期的不幸遺產。簡言之，維繫國家的精英共識已經不復存在。
事實上，在捷克的克勞斯看來，梅恰爾主政的斯洛伐克已經是壹項有毒的負資產。在目前的憲政結構下，有這樣壹個人物在台上，為了他自己及其黨派的政治利益，會對市場化改革橫加阻撓（兩年以來，私有化進展緩慢就是例證）。在最好的情況下，聯邦政府將動彈不得；在最壞的情況下，整個政府將會滑入徹徹底底的混亂之中。更不要說梅恰爾身上隱隱約約散發著共產黨的氣息，又那麼受斯洛伐克人的歡迎，直接威脅著轉型期中尚顯脆弱的民主。在6月競選之前，克勞斯曾經如此害怕整個國家走回頭路，曾經說出了這樣的話：「如果斯洛伐克力量在大選中佔上風、使政局有可能退回到某種社會福利政府上去的話，我們將建議捷克公眾表決，是否還願與斯洛伐克人生活在壹個國家內。」換言之，克勞斯已經有了斷臂求生的念頭。
此外，克勞斯和許多捷克人已經失去了對談判解決問題的信心。兩年多以來漫長成果的談判消磨了所有人的耐心。對梅恰爾，他們信不過，覺得這個人善於出爾、得寸進尺。聯邦副總理、公民民主黨副主席米羅斯拉夫?馬賽克（Miroslav Macek）尖酸地評論道：梅恰爾的談判方式是這樣的，「昨天要求（我們）達成的妥協在今天就成為了談判的新起點。」
就在6月份，克勞斯出發到斯洛伐克去試探梅恰爾的底線。很快發現，梅恰爾的打算是建立壹個極其鬆散的邦聯，捷克人把他的方案評價為「在捷克人提供保險的情況洛伐克的獨立」（Slovak independence with Czech insurance）。捷克代表團得出的結論是：「戰爭在打響之前就已結束了。現在是討價還價、簽訂壹項停戰條約的時候了。」就這樣，國家的命運在這個六月的某壹天被決定了。
哈維爾做了最後的嘗試，試圖說服大家舉行壹次公投，但是這壹次，斯洛伐克和捷克的執政黨派都對他轉過背去。7月17日，斯洛伐克議會宣告斯洛伐克主權地位。哈維爾隨即在20日主動辭去總統職務。
接下來的幾個月是談判收尾的時刻。聯邦議會中的許多議員憤憤不平，不肯通過認可國家解體的法律文件，這次是他們動用少數否決權阻撓議事了。哈維爾站了出來，已經沒有官方地位，但他的道德權威是毋庸置疑的，他對這些代表說：「國家的誕生和結束，都同憲法程序無關（States do not begin and end constitutionally）」。這是壹個政治問題，希望他們能以文明方式許可舊國家的消逝，為兩個新生國家給以祝福，為它們留出成長的空間。代表們照做了。
1993年l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不復存在。
三、壹般原因
捷克斯洛伐克為什麼會解體？對這個問題，自然有多種解釋。最簡單的壹種解釋是，「我們這兩個民族是如此的不同，沒法組成壹個國家。」2000年，壹群當事者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原斯洛伐克總理楊?恰爾諾古爾斯基如此說道。問題是，他自己在敘述的時候也沒有把重點放在這上面，而是列舉了各種阻撓合作達成的因素。這讓我覺得，這個解釋只是歷盡辛勞卻無所獲之後的壹句無可奈何的抱怨。
其他的當事者，也眾說紛紜，總結下來大致可以歸類為以下幾大主要說法：
第壹，外部環境的變化。
1991年蘇聯解體，在中東歐，前所未有的國際和平環境出現了。對小國生存可能造成威脅的大國中，蘇聯已經解體，在短時間內無法複原，美國孤懸海外，不構成地緣安全威脅，德國被融合到北約和歐共體之中，沒有獨自行動的能力。此外，北約和歐共體還建立壹套有效的集體安全機制，足以應付中小國家之間的紛爭。更不用說大部分歐洲國家在此時都已經完成了政治和社會轉型，建立了穩定的自由民主機制，從內部約束著它們的國際行為。
對捷克斯洛伐克來說，它當初之所以建立，在捷克壹方，是為了應對德國，在斯洛伐克壹方，是為了應對匈牙利。二戰之後，他們又因為蘇聯戰略上的需要被集合在壹起。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總是受到外部的極大影響。面對冷戰後新的地緣政治結構，再沒有共同的敵人，也沒有共同的主宰。兩地或兩個族群的紛爭就缺少壹種制衡。
此外，歐洲當時正處於融合進程之中，強調的是消解國家主權，成立壹個大的「歐洲聯邦（或邦聯）共和國」。也正是在1992年，歐盟自歐共體誕生了。捷克斯洛伐克壹誕生，就決定加入西邊的這壹政治群體。對許多斯洛伐克人來說，從捷克斯洛伐克的分離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分裂」，而是以加入歐盟為條件，達成壹種新的融合。
第二，新獨立國家的示範效應。
當事者也提到了南斯拉夫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分離行動與獨立造成的刺激和示範效應。梅恰爾本人在1991年7月的壹次演講中，就提到斯洛維尼亞的鬥爭道路劇是斯洛伐克的榜樣。
第三，憲法上的缺陷。
第四，經濟和社會危機。
此兩條上文描述尚全，不再贅述。
第五，政治精英的自利與缺乏經驗。
在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歷史的走向，精英起著非常大的決定作用。民調顯示，直到最後大部分捷克和斯洛伐克公眾都擁護壹個統壹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家，但是，當精英決定分裂國家的時候，公眾也沒有強烈的反對意見。事實上，公眾壹邊反對分裂，壹邊將ODS和HZDS選上台（這兩個黨沒有交集），只能說明公眾的態度混亂，其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的關心點相互衝突，而這是新轉型國家常有的事情。
因此，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間精英在黨治時期缺乏合作關係、缺乏人際交往、缺乏政治意見的交換，被後來的事態證明是壹個嚴重的錯誤。
此外，在轉型之初，精英缺乏聯邦政治的經驗也是壹個大問題。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真正的聯邦政治，因此，精英對聯邦中常有的政治衝突毫無準備。比方說，當天鵝絨革命發生之時，哈維爾挾其巨大的政治和道德威望，公民論壇和公眾反暴力組織在政壇的首要地位，整個社會還沈浸在喜悅和震驚之中，完全可以停止舊捷克斯洛伐克憲法（而不是繼承之），公布壹部臨時憲法，修改少數否決權，以減少極少數據對聯邦政府施政的阻撓。但是哈維爾和他的同盟並沒有這麼做。或者，不要定那個兩年時間表，不要為新憲法的誕生訂壹個時間界限，等等拖拖，慢慢冷卻這個議題，也不失為壹條路。
第六，兩元聯邦制的脆弱性。
捷克斯洛伐克是由兩個成員國組成的。許多人認為，這麼壹個兩元體制天生具有不穩定性，尤其是當這兩個成員還是壹大壹小的時候。因為他們之間的談判和妥協很容易被看成是零和遊戲，「妳之所失即我所得」。成員害怕妥協，因為怕樹立先例，被人利用。在多元體制下面，這樣壹種顧慮可以多多少少被避免。壹方面是因為成員之間需要玩結盟遊戲，另壹方面是因為多邊談判容易誘發人的合作精神。比方說，在壹次談判時展現出妥協、守信態度，不單單能有助於此次雙方的合作，而且也能向其他成員展示信譽、從而吸引它們的合作。用博弈論的眼光來看，多元體制延長了博弈鏈，減少了雙方的背信行為，誘使它們進行合作。這個假設不禁讓人遐想，假如捷克斯洛伐克聯邦是由波希米亞、摩拉維亞、蘇台德和斯洛伐克四個成員組成的，結果會如何？
四、蘇式族群聯邦制的弊端
不過，如果我們放長眼光，從「捷克斯洛伐克為什麼在冷戰後解體？」這個當代問題轉到「捷克斯洛伐克在它的國家周期中在處理族群關係上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上，暫時擺脫技術性的解釋，可能會出現更深的理解。
簡言之，通觀歷史，自由民主社會在族群問題上壹般有兩大思路「自由主義模式」（Liberal Mode）和「協和民主模式」（Consociational Mode），都旨在對少數族群提供某種調停（accommodation）。
自由主義模式：該模式起源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自由主義的設想之下，壹個好的國家是這樣的「民選政府；自由和公正的選舉，每個公民在選舉中的技票具有同等份量；所有公民，不論他們在種族、宗教、階級、性別等等方面有多大差別，都有普選權；人們對於廣泛的公共事務具有關心、獲得信息並表達己見的自由；所有成年人有權反對政府，有權擔任公職；結社自由壹壹即公民有權結成獨立的社團，包括社會運動、利益集團和政黨。」換句話說，自由主義國家是奠基在個人主義原則之上的。政治的基礎是個人以及個人作出的選擇，種族、宗教、階級、性別等等界定他（她）社會身份的東西，與其政治權利元關。
因此，所謂自由主義模式指的就是族群的「非政治化」，也就是說，國家對其境內所有公民壹視同仁（無視其族群背景），壹是為其提供平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二是提供相同的政治程序使之能夠做到平等的政治參与，影響、操控國家。
它的重要特徵是：第壹，對個人的族群身份不進行、甚至禁止進行任何法律上的或官方的認定；第二，不適用任何以族群標準為基礎的政策，不管是為了歧視還是給予特殊優惠；第三，強調機會平等，在資源分配與機會競爭中完全不考慮個人的族群背景。
這個政策的核心在於，以各種手段確保公民個人成為積極的政治與社會主體，以個人的「平等」與「公平」為號召，從而削弱族群認同對其政治行為的影響（或使族群認同成為階級、職業團體、居住地、各種興趣愛好團體同等分量的東西，不成為超越性價值）。在當代，美、英、德、法均採用這種模式。
這個模式的主要問題是，在應然和實然之間存在差距。族群畢竟不是壹個純文化概念，壹般情況下，它總是和其他因素纏繞在壹起的。壹些看似中立的政策，有的時候卻會對少數族群造成歧視。比如，學校在錄取新生時對於考試成績水平的要求和考試科目的設置，實際上使壹些經濟較落後、教育水平較低、文化異質性大的族群處於不利地位。又比如，當我們從政治生活中排除掉族群因素后，表面上看起來是給了每個人以平等的政治權利、權力，但是這樣的話，民主就是「數人頭」，即「多數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在壹個各族群異質性較強的社會中，怎麼能避免多數族群通過完全正當合法的政治程序通過壹些在少數族群看起來不利的政策呢？
在壹個異質性特別大的社會中，彼此分離的次級社會事實上已經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強行實施自由主義模式不僅有可能是不民主的，而且可能是危險的。因為第壹，可能被少數族群理解為多數族群消解其族群認同的工具（而不是真心想做到平等）；第二，多數決方式可能會造成少數派長期被排斥在政權之外，從而失去其對體制的忠誠。比如，阿倫?利普哈特（Arend Lipjhart）觀察到：「北愛爾蘭的多元社會分化為新教多數派和天主教少數派，採用多數決原則的結果是代表著新教多數派利益的統壹黨在1921年到1972年的所有選舉中獲勝，壟斷了組織政府的權力。20世紀60年代末，天主教徒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演變成了新教徒壹天主教徒的內戰。」
協和民主模式：這個名詞和概念最早是由美國政治學家阿倫?利普哈特在1968年提出來的。他當時對許多社會、語言、文化、種族和宗教高度分化的社會進行了研究，比如荷蘭、比利時、奧地利和瑞士，試圖找到它們保持社會穩定的訣竅。然後他發現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同壹般自由主義意義下的「多數民主」有壹定差別，他稱之為「協和民主」。
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該模式的特色有以下四條：第壹，政府組成人員裏面應該包括所有主要政治板塊的領導人。第二，少數否決權；第三，選舉制度採取比例代表制（甚至要給少數派以超出比例的代表權），而非勝者全得制。在公務員系統和公共資金的分配上面，也要按照比例進行安排；第四，各板塊內部高度自治。
簡言之，協和民主模式的主旨是承認族群的政治性，以承認種族、族群、文化分野為前提，要求將所有重要的社會集團都納入到政權體系中，實現「權力分享」，彌合其衝突，以此來促進各族群精英的結盟，造就對國家和體制的認可。
不過，協和民主模式也有它自己的弱點。首先，政府由多個團體聯合組成，這樣決策效率就比較低，而且由於少數否決權的存在，政府很可能陷於僵持之中，從而造成不穩定；其次，這個模式下的制度安排可能會固化各族群之間的分隔，因為有政治力量可以從這種分隔中獲利；第三，公民個人的自由、平等會在這種模式下受到壹定程度的損失；最後，在許多情況下，這種模式能夠達成的穩定也只不過是「冷和平」（peaceful coexistence）。
協和民主模式的關鍵是，它假定各族群會因為分權而得到政治滿足。那麼，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協和民主模式比較容易得以實施？利普哈特列舉出了九個條件：第壹，各族群的精英有相互合作、妥協的歷史，他們能夠意識到族群分隔帶來的危險；第二，族群之間存在交叉性分裂；第三，存在某種共同意識形態能夠凝聚人心與忠誠；第四，各族群之間的社會經濟差異不過大；第五，各族群之間能夠達成壹種勢力均衡狀態（balance of power），不至於有壹個強勢族群能夠壓倒所有其他族群；第六，存在外部威脅，從而激發內部團結與合作；第七，各族群在地理上是分開居住的，這樣有助於他們建立有效的內部自治；第八，構成壹個國家的族群不要過多，否則它們之間的談判會相當的棘手；第九，國家比較小，人口比較少。這樣有利於減輕協和民主下的決策負擔。
在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這兩種模式都被使用過，但都失敗了。
我們可以觀察到，在第壹共和國時期，捷克斯洛伐克至少部分實施的是「自由主義模式」。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意識被稱為「捷克斯洛伐克主義」（Czecoslovakism）。捷克、斯洛伐克合二為壹，不是因為血緣聯繫，而是共同的政治價值觀與道路。用創始者的話來解釋說就是「這個國家的目標不是通過血緣和宣傳來達成統壹，而是通過相似的政治信念與前景。」這個非常類似美國人的做法，即強調對政治制度和自由主義政治價值觀的認同是國民身份的唯壹基礎。
在國家體制上，第壹共和國是壹個單壹制國家，實施議會民主制度，沒有少數否決權，上下兩院都不是根據族群構成。所有公民得到了壹視同仁的對待，對捷克斯洛伐克批評最厲害的斯洛伐克人也沒有攻擊說國家剝奪了他（她）的政治權利。事實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建設，在二戰前的中東歐可以說是首屈壹指，以和平、溫和、穩定著稱。斯洛伐克人在戰前民主選舉中的投票率並不低，至少有壹部分人投票給了社會民主黨和農業黨這些跨族群以階級為導向的執政黨派（後來斯洛伐克人的票還是主要投給了族群導向的天主教斯洛伐克人民黨，在野黨）。
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都沒有刻意歧視打壓斯洛伐克人的意思。現代歷史學家回顧起來，「平等」確實是捷克斯洛伐克領導層的價值追求之壹。憲法106條款特別保證消除性別、職業或血緣方面的歧視。有壹部分斯洛伐克人自己也認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建設帶給了斯洛伐克人政治、宗教和文化自由，建立了壹套棚斯洛伐克使用斯洛伐克語言的教育系統，重組了司法體制，改善了公共工程，實施了經濟改革，使銀行業和財政現代化，通過土地改革和社會立法建立了壹套社會安全網，最後還通過行政改革使斯洛伐克有了壹定自治。」
但是，這壹套模式並沒有獲得成功，統壹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並沒有產生。在1921年的時候，社會調查顯示，在斯洛伐克人中間還沒有顯著的民族意識。但是到了1925年，天主教斯洛伐克人民黨開始獲得了穩定而廣泛的支持。到了20世紀30年代，在斯洛伐克的領導層和被領導者都能夠體會到身為斯洛伐克人的不同之處。捷克斯洛伐克本來指望其教育系統能夠培養壹代新人，希望這批人有足夠的知識和理性能夠拋開門戶偏見，但是它說培養的斯洛伐克知識分子越多，反「捷克斯洛伐克主義」的情緒反而越重。
我想，這是因為捷克斯洛伐克國家雖然想努力做到中立，但是在許多場合中，國家的中立是做不到的。比方說在教育系統提倡政教分離，看似中立，但是對天主教傳統濃厚的斯洛伐克來說，這是世俗的捷克的同化措施。也是因為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分野太深，彼此沒有交叉（工業對農業，世俗對宗教，城市對鄉村），這屬於強化性分裂，壹個族群的人很容易因為共同的社會經濟地位，對整個國家產生疏離感。
當存在多重分野，而此分野又很壹致地沿著族群邊界展開的時候，捷克斯洛伐克的多數民主制就是對斯洛伐克少數的壹種打擊。1920年，斯洛伐克在上院150席中有31席，在下院300席中有63席。受此席位所限，斯洛伐克人對國家政治的影響甚為有限。在國會中，長期由五大黨（社會民主黨、農業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黨、國家社會主義黨、國家民主黨）聯合執政，斯洛伐克天主教人民黨長期被排除在政權之外。長期無法接觸政權，這也是斯洛伐克人日益產生疏離感的壹個原因。
不過，現在回頭來看這段歷史，如果沒有發生德國的入侵，雖然自由主義模式失敗了，捷克斯洛伐克倒未必分裂，更有可能的是步向聯邦制。共和國晚期所實施的壹些增加斯洛伐克地方自治權的舉動說明了這壹傾向。我推測，這壹模式在斯洛伐克人的政治運動中可能會逐漸向「協和民主」模式發展。
天鵝絨革命之後的捷克斯洛伐克執行的是「協和民主模式」。在前文中已經列舉了若干證據可以支持此論點：第壹，少數否決權；第二，聯邦政體；第三，以族群為基礎建立的上院。
我們還知道，在政府內部，公務員職位是按比例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間分配的。這在高級政府首腦的任命中體現得最明顯，總統是捷克人的話，總理要是斯洛伐克人才行。在最高法院、檢察院和中央銀行管理者的任命中照樣體現出族群平衡考慮。
但是如前文所述，這種模式並沒有能彌合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分野。在斯洛伐克壹方有壹種情緒，覺得捷克並沒有真正理解斯洛伐克族群身份訴求。最終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宣告了這種模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失敗。
為什麼這種模式在瑞士、比利時、奧地利、荷蘭都能夠行之有效，在捷克卻慘遭敗績了呢？
壹種解釋是，比較容易導致協和模式成功的九個條件，在捷克斯洛伐克大半缺失：
第壹，后共產黨時代百廢待興，既無公民社會也無成熟的政治黨派，公民訴求紛繁複雜（限於政治、經濟、社會知識的缺乏，新興公民本身恐怕不會太理解各種議題的輕重緩急）。這樣，族群內部中並沒有「選民忠誠」這回事，新的族群精英必須為爭奪選民而戰，當精英內部衝突加劇，就會出現利用族群分隔來為自己加分的政客。在斯洛伐克出現了「黨派比人民更激進」的情況就是這種「軍備競爭」的後果。這種族群內精英的爭鬥在外部關係上的反應就是族群間精英關係的劣化。更何況，在黨治歲月之下，斯洛伐克精英和捷克精英甚少溝通、合作。這樣，協和式民主模式的第壹個條件「精英諒解」就不復存在；
第二，四十年黨治雖然消除了壹部分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分野（比方說城鄉分野），但是卻製造了另外壹些分野（斯洛伐克是重國營工業為主，捷克的經濟要靈活得多）。捷克和斯洛伐克還是壹個強化分裂型社會；
第三，捷克與斯洛伐克輕重懸殊，勢力均衡懷存在，這是斯洛伐克壹方非常擔憂的壹點；
第四，1989年之後無外部威脅，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內部團結就不甚需要；
第五，捷克與斯洛伐克人並不共享壹種國家觀。捷克人推崇「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但是斯洛伐克人更願意將國家看成是族群之間的聯合。
除了這個答案之外，我們還要看到捷克斯洛伐克這種「協和式民主模式」的先天不足。它是自蘇式「族群聯邦制」繼承而來，而蘇式族群聯邦制雖說與協和民主模式形似，但有實質的不同。它包含有自由主義模式和協和民主模式各自最惡劣的缺點，卻沒有這兩者分別的長處。
在自由主義模式下，公民享有全部政治權利。該模式壹是希望藉由公民的個人政治參与和機會平等，使個人能成為各種秩序的基石與起點，使族群成為壹種選擇，而不是壹個限定；二是把政治對抗的主要層級轉移到個體層面，從而分散集團對抗的危險。它的缺陷在於當族群不再是壹種束縛的時候，也就失去了保護的力量，從而可能發生多數對少數的壓制和強制同化。在協和民主模式下，國家既承認公民的個體權利，也使以認同為核心的群體成為國家政治體制的正式組成部分。該模式承認族群衝突的現實性，承認族群間的緊張關係，承認政治對抗。希望授權給族群，使各族群藉由日常低烈度的政治對抗緩慢釋放壓力。當然，也因此要承擔對抗升級的風險。它的另壹缺陷也在於該制度實際上鼓勵分隔而非融合。
但究其根本而言，無論是自由主義模式，還是協和民主模式，都有壹些根本相同、相通之處。最重要的相同之處是，在這兩個模式下，政治過程與國家構建都是自下而上的。它們都是為了「構建國家」（defining sovereign community），但是它們達成此目標的方式不是機械式的「製造國家」，毋寧說，是把國家共同體看作壹種生命，施加養料，寄以希望承擔風險。
蘇式族群聯邦制則反其道而行之，它自上而下地製造國家。這樣就抽去了族群自治/聯合的政治含義，而是將其造就為某種「利益均沾」體系。這種表面上的平等並非來自真正的政治協商、衝突與交換，而是從上而下的賜予。當壹個聯邦體系（或類聯邦體系）內通常會有的低烈度政治衝突與爭辯從政治生活中被消聲（通過黨務部門的協調），內在的緊張就被蓄積起來了。像「協和民主模式」，它保護少數，但這種保護是以賜予的方式下達，而不是授人以漁。像「自由主義模式」，它否認衝突，強調和諧，但這種和諧是以宣傳的方式出現，而不是讓人們在具體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去體驗之。它強調各族群有相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道路，以此作為「和諧論」的基礎。這樣，我們會觀察到蘇式族群聯邦制製造了壹個悖論。壹方面，它的制度設計實際上鼓勵分隔、阻礙交流，另壹方面，少數族群又時刻憂慮遭到同化。
在這種體制下，收（收縮族群的集體權利），收不出壹個「自由主義模式」，而是強制同化；放，放不出壹個「協和民主模式」，而是族群衝突激化。
在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例子上，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別將黨治時期族群聯邦制的遺產帶進「協和民主模式」中，從而產生了毒化作用。在捷克壹方，對自己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成為斯洛伐克「奶牛」壹事耿耿於懷，下決心要做到平等。而斯洛伐克，則對自己的新到手的政治主體地位分外在意，下決心不再成為中央政府的傀儡。蘇式聯邦制的捆綁剛鬆開，捷克與斯洛伐克就分別沖向各自極端的兩個方向。有研究者如此說道：「捷克人傾向於把人民看成是這個國家內的所有公民（要求壹視同仁）。而斯洛伐克人則認為存在兩個『人民』，每壹個都有權控制自己領土上的命運。」
假如說，捷克斯洛伐克沒有經歷過黨治歲月，那麼無論是繼續實施「自由主義模式」，還是實施「協和民主模式」，我推測，情況可能都要好得多。
五、結語
假如哈維爾還在世，當他回顧這段往事的時候，他會怎麼想呢？他會不會想，「當初我應該怎麼做，才能保存國家？」
今天回顧起來，我們也許可以給他提三條建議：
第壹，早做準備，與斯洛伐克人做好交流工作。從整個事態來看，政治精英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如果能夠在黨治時期就在捷克與斯洛伐克民間精英之間建立常態的交流渠道，進行政治磋商和人際交往，也許就能劃清舊制度與協和民主模式之間的界限。
第二，當國家進行第壹次民主選舉的時候，可以考慮分兩步走。先進行聯邦層次的選舉。在壹段時間之後（半年到壹年），再進行共和國層次上的選舉；而不要同時進行競選。誰先舉行公開透明公正的選舉，誰就能先獲得壹定認可和合法性。而且，人們總是對「自己的」東西有所偏愛。每壹個推銷員都知道，如果把壹樣貨物放到潛在顧客家中，說「先用后買」。壹段時間再回去，顧客多半不會捨棄這樣貨物，因為他用過壹段時間之後，已經在心理上把這件貨物看成是「自己的」東西，在估價上會高調。在選舉層次上，聯邦選舉就是「先用」。
第三，需要確立壹部尊重少數否決權的憲法，但最好不要採用絕對少數否決權。壹種理想狀態的多元社會是，少數群體擁有中等程度的力量比多數群體的力量要小，這樣不至於完全分裂社會，但也要大得足以製造大麻煩的程度。這樣足以在少數與多數之間製造某種制衡。
當然，歷史無法假設，今天我們已經不知道，具體採用哪種方式才能確切無疑地維繫捷克斯洛伐克國家了。
1998年，哈維爾自己為壹部研究著作寫下了如下前言：
作為公民，我們壹向自認為是捷克斯洛伐克（國族）人。我們將捷克斯洛伐克看成是我們天然的家園，壹想到要分裂這個家，我們的心頭（身份感）就受到重重壹擊。這就是我們中間的許多人致力於改革的原因，希望能夠將現存的只具表面形式的聯邦國家改造成真正的民主聯邦壹壹在這個國家裡，所有人都能夠活得像在家裡那樣自由自在。這個努力並沒有獲得成功。隨著時間的過去，歷史學家們將會判斷它之所以失敗，是不是因為我們當時沒有眼光、手腕，是不是因為改革方案本身有缺陷或不協調，還是因為面對斯洛伐克人的熱望，本來什麼方案都不可能成功。
不管答案是什麼，在1992年議會選舉之後，情況就很清楚——現有的國家只能分離開來。兩國以平和、合法和有序的方式實現了分離，捷克的政治代表們應該為他們的舉動獲得認可，是他們與斯洛伐克壹方耐心漫長的合作達成了這壹切。這為兩個後續國家的穩定與信譽打下了基礎，也開創了良好雙邊關係的未來。
毫無疑問，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對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都是痛苦異常的。儘管如此，捷克壹方並沒有感到受傷害、自我憐憫，沒有對斯洛伐克人的指責甚至厭惡。我們逐漸認識到，斯洛伐克有權利獨立。以下的事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的分手之路是以辛酸鋪就的，那麼它就將在很長壹段時期內為我們的關係擔上重擔。最終，這種苦痛將會反過來吞噬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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