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創造的文革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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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創造的文革暴政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11月12日
作者 吳思
用馬列主義概念討論文革，面臨著左右定義混亂及基礎概念所指不明的困難。自由主義有極權主義等老概念，但難以描述文革試圖超越極權體制的特徵。
本文創造了超極權概念。
毛澤東嘗試建構超極權的新體制。不同領域和不同時段的新建構，即官民雙方具體權利項目的增減，規則體系的邊際調整，可以定義超極權的不同版本，劃定文革分期。
1，引言
文革是什麼？如何定義文革？常見概念有三個。
壹是文革發起者的自我認定：文革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全新的歷史實踐。簡稱「繼續革命」。
二是文革之後中共中央的定性：「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 。簡稱「極左」。
三是極權主義。
前兩個概念屬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話語體系，本文僅略加點評。
極權主義的概念屬於自由主義話語體系，產生併流行於文革之前。冷戰期間，這個概念通常被用來描述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體制，包括大體照搬斯大林模式的中國 。但是，文革試圖超越斯大林式的極權體制，並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文革前中國的極權體制。以極權主義稱呼文革，容易忽視「繼續革命」的新特徵。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在自由主義話語體系中創造並使用了壹個新概念——「超極權」，用以更精確地描述文革，分析文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超極權體制的建構運動。
超極權體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隊和外交等領域都有自己的特點，最突出的特點體現在政治領域。如果說，極權政治是領袖、幹部和群眾構成三層結構，那麼，超極權政治就是領袖、官員和民眾構成的三角結構。民眾的政治地位相對提高了。
在文革中，最高領袖多次調整自身與官角和民角的距離，形成了文革的幾個階段。
超極權這個新概念，有助於我們更精確地把握文革在不同領域和不同階段的特點，並根據這種特點確定文革分期。
總之，概念的重建，可以引發意義重構和史實重述。
2，老概念的問題及新概念淺釋
2.1 現有概念的問題
在馬列主義話語體系中，文革有兩個標籤：「繼續革命」和「極左」。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文革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全新的歷史實踐，是國民黨與共產黨階級鬥爭的繼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鬥爭的繼續。這是文革發動者本人的看法。在這種定性中，文革處於人類社會進步的最前沿。
按照中共中央1981年決議的說法，文革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錯誤引發了內亂。
這兩個定性有助於我們理解文革發動者和終結者的想法。「極左論」也是當代中國的流行說法。問題在於，官方通常斷定當時的最高權力正確無誤，左右的概念因此會隨著最高權威的變動而變動。劃分左右的標準，不僅中西不同，中共內部也前後不壹。這樣的概念不便於交流和思考。
如果使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等概念，我們將遭遇更複雜的問題：共產黨代表哪個階級？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革命？等等。
在上述概念背後，我們看到壹整套意識形態，以及這套意識形態在描述現實和預測未來時遭遇的巨大困難。
西方學者站在蘇聯和中國之外，觀察這些社會的特徵，形成了另外壹套概念體系：壹元化的極權社會——有限多元化的威權社會——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會。
極權社會的特徵，第壹是強大單壹的意識形態；第二是壹黨專政，尤其是領袖獨裁；第三是對經濟的全面控制；第四是層層動員和深入到各個角落的社會控制。斯大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高度壹元化，被稱為極權社會。
與極權社會相對，歐美是多元化的民主自由社會。基本特徵就是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司法獨立、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
威權社會是有限多元化的社會，位於極權社會和民主自由社會之間，例如轉型前的西班牙和台灣，沒有強大的宗教式意識形態，有市場經濟，有壹些公民社會，有相對獨立的司法，也有壹些民主選舉。
極權社會的弱化狀態，就是后極權社會。斯大林去世后，領袖魅力及意識形態感召力下降，民眾動員的深度下降，極權弱化為後極權。
極權、后極權、威權以及民主自由社會，這套概念從自由主義角度描述了世界範圍的人類實踐，定義明確，視野開闊。但是，文革這種「全新的歷史實踐」，出現在這些概念形成之後。文革試圖超越極權，以近乎革命的激烈方式改造極權體制，預防極權弱化為後極權。如此建構的制度，還能稱之為極權制度嗎？
如果老概念不足以描述新事物，就應該創造更加精確的新概念。
2.2 超極權及其不同版本
如果把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的中國看作極權社會，那麼，破壞並改造極權體制的文革時代，就應該被看作超極權社會。
周恩來在文革初期說，執政十七年，形成了官僚主義舊機器。文革不是民主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以共產黨自己為革命對象的，以赫魯曉夫為主要對象的。
這種以極權體制及其主導者為對象的革命，就是超極權革命。
超極權有理想版與現實版的差別。現實版又有尺度差別。
毛澤東壹度試圖將巴黎公社的普選原則與極權體制結合。民主普選是正題，極權專制是反題，民主的極權是合題。民主+極權，就是超極權的理想版。在極權體制中強化群眾路線，賦予群眾更多的權利甚至革命特權，實行群眾專政，嘗試普選，同時強化領袖崇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群眾，這就是正題與反題逐漸合為壹體的理想版實現之路。
按照專製程度劃分，假定標準的威權秩序為1.0版，極權為2.0版，那麼，用數字粗略地比喻，超極權的理想版就是3.0版。不過，在政策設計中，超極權最高達到2.8版，在現實中，超極權實驗最高達到2.6版，並逐步調整至2.2版。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單項版本也在不斷調整。文革十年包含了多次多種調整。版本越高，革命特權越多，穩定性越差。版本越低，越接近極權乃至威權，穩定性越好。
總之，文革是以極權體製為超越對象，以超極權體製為建構目標的政治運動。文革期間中國的社會秩序，是在不同版本之間調整波動的超極權秩序。
3，極權體制的問題與毛澤東的辦法
3.1 毛澤東對極權體制的不滿
毛澤東對蘇聯體制的不滿，不僅針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及其導致的「資本主義復辟」，也針對斯大林建立的極權體制。
毛澤東的不滿至少包括下列諸項。
第壹，沒有解決好資產階級法權問題。
毛澤東認為，十月革命之後，蘇聯沒有徹底解決好資產階級法權問題 。文革後期，毛澤東倡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防範小生產「每日每時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法權，在經濟領域表現為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等價交換、物質刺激、利潤挂帥、管卡壓，進壹步的走向是「三自壹包」。毛澤東提倡政治挂帥、思想領先的大慶和大寨模式。針對等級制和工資制，毛澤東提倡供給制。
資產階級法權，文革后譯為資產階級權利（bourgeois right），指的是人們有權取得自身勞動之類的付出的報酬。這種平等權利將導致事實上的不平等。
如果把等價交換之類的交往規則看作建構人類社會的基石之壹，如果把平等交換的權利看作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那麼，在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方面，毛澤東確實比斯大林追得更深，走得更遠。
第二，黨內產生了資產階級。
1962年，毛澤東說：《高潮》壹書中的壹段按語講資產階級消滅了，只有資本主義思想殘餘的影響，講錯了，要改過······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蘇聯就是這個情況。
1964年，毛澤東認為，中國出現了壹個官僚主義者階級。
毛澤東發現，從中央壹直到基層支部，到處都是獨立王國，土皇帝很多，他們有天然的經濟特權和超經濟政治特權。
「天然的經濟特權」和「政治特權」的說法，暗示著毛澤東思想的新進展：黨內新生資產階級的基礎，不僅僅是表面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在定義階級時有意引入「政治特權」。
掌握某種資源優勢的人，總要利用這種資源要素追求利益最大化，擴大並固化這種優勢，這是人類趨利避害的天性。共產黨打天下坐江山之後，憑藉暴力資源支撐的權力要素參与並且決定利益分配。官僚集團試圖擴大並固化這種資源優勢，新階級必然產生。毛澤東看到了這種趨向，試圖用「階級」概念表述這種新的社會集團的誕生定律。不過，唯物史觀並沒有把暴力要素看作壹種生存資源，也沒有把階級定義為擁有某大類資源要素的社會集團，毛澤東的見解溢出了在生產關係中定義階級的列寧主義框架，討論難以深入。
文革後期，毛澤東不作邏輯論證，壹再斷言：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有壹個資產階級。走資派還在走。
在政治領域，官僚集團利用超經濟的政治特權謀利。在生產領域，官僚集團利用掌控的各種生產資料即天然的經濟特權謀利。工資勞動者和小生產者則利用資產階級法權謀利。上下結合，官僚集團用三自壹包和按勞分配等資產階級法權調動民眾的積極性，擴大自身謀利的基礎，走向威權社會。這就是毛澤東看到的資本主義復辟前景。這種前景符合官民雙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類天性，如水之就下，越低越接近穩定均衡。
第三，鞏固新體制不能濫用暴力，應該依靠群眾。
斯大林清除對手，主要靠大規模肅反。毛澤東認為斯大林濫用暴力，殺錯了很多人，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斯大林死後蘇聯變修，可見殺人並未真正解決問題。
毛澤東主張走群眾路線，發動群眾解決問題 。1960年，毛澤東在批評蘇聯憲法時說，這部憲法給了勞動者工作、休息和受教育的權利，但它沒有給人民治理國家、經濟、文化和教育的權利，而這些權利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最基本的權利 。
發動群眾必須教育群眾，完成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破四舊立四新，培育壹代新人。在毛澤東看來，這是最重要的。暴力手段主要用於對付敵人。
3.2 毛澤東的新方案
上述不滿之中，蘊含著新的解決方案。
毛澤東說，他各種辦法都試了。思想教育不行，整黨整風不行，學術批判不行，三反五反不行，大動干戈搞四清也不行 。最後，他找到了自下而上的辦法：把黨放在壹邊，發動群眾揭露黨的陰暗面，摧毀束縛群眾手腳的舊機構、舊紀律和舊秩序，搞壹個大嘗試 。這套辦法，毛澤東稱之為大民主。
大民主標準的權利配置，包括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簡稱「四大」，後來寫入了憲法。
在文革初期，「革命群眾」壹度還有權成立地方性政治組織，有權辦報辦刊。更進壹步，有抄家、揪斗、關押甚至毆打問題官員的特權。1967年1月2日，《人民日報》社論號召奪權，革命群眾組織壹度被賦予奪取黨政財文大權的特權。
毛澤東還曾設想實施巴黎公社原則，讓民眾選舉和罷免官員。
對比極權制度，毛澤東把民眾的動員水平提到了新高度，部分放開了黨禁報禁，賦予民眾壹些言論、集會和結社權利，替他監督甚至打倒走資派。與此同時，各級官員在極權制度下普遍享有的特權也受到限制。
這套權利調整，即是超極權制度的建構。在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段，新制度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標準極權制度。這也要求毛澤東的控制和動員能力超越極權領袖。
在摧毀舊極權秩序的同時，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條」發布，稱文革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運動，為大民主劃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邊界：殺人放火搶劫衝擊監獄、攻擊污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毆打拘留革命群眾、利用大民主等手段散布反動言論、地富反壞右分子建立組織或混入革命群眾組織，都在懲辦之列。
3.3 權力鬥爭與制度之爭
許多論者強調毛澤東對大權旁落不滿，把文革看作打倒對手的權力鬥爭。權力鬥爭確實激烈，權力鬥爭的後果也關係到毛澤東個人的歷史地位。但是，導致這場權力之爭的深層原因，還是極權制度與超極權制度的分歧、極權制度與威權道路的分歧。
毛澤東對極權體制的經濟、政治、文化和人事狀況不滿，擔心這個體制演變為後極權社會，即所謂變修。后極權還可能進壹步演變為半極權半威權社會，甚至退向蔣介石統治的那種威權社會。在毛澤東看來，那就是資本主義復辟，千百萬革命烈士的鮮血付諸東流，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的鬥爭中最終失敗。那時候，不僅大躍進、反右傾、三年困難時期將招致更多質疑，社會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會被人否定。毛澤東將成為歷史上的反面人物。
反過來，如果能夠解決上述問題，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推進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毛澤東將超越斯大林，甚至超越列寧，開闢人類歷史新紀元。
因此，毛澤東個人的歷史地位，取決於極權制度的演變方向。
4，超極權體制的基本結構
4.1 超極權政治
4.1.1 超極權政治的三角結構
極權政治通常有三層結構：領袖、幹部、民眾。毛澤東將三層結構改造為三角結構。
第壹，通過個人崇拜，神化領袖，進壹步提升了頂層。第二，剝奪官員的部分特權，甚至剝奪某些人身權利，壓低了中層。第三，實授「革命群眾」某些名存實亡的公民權，再賦予部分革命特權，例如造反和群眾專政的權力，鼓勵民眾的政治參与，提升了底層。
結果，官員的政治地位下降，革命群眾的政治地位提升，構成毛澤東領導下的官民彼此監督效忠的政治三角。超極權三角的左角是民，右角是官，頂角是領袖。
在現實政治中，超極權三角展開為雙底三角。三角形的底邊之上加壹橫。右側官角之下，有民間保守派。左側民角或造反派之上，有官僚集團中的超極權派，即文革派，如中央文革小組及各省造反幹部。
左右兩邊各有壹套動員組織系統。右邊是原有的黨政系統，以組織見長，壹直是生產的組織者和秩序的維護者。左邊是新建的中央文革小組系統，以宣傳見長，承擔著探索建構超極權體制的使命。毛澤東是這兩個系統的領袖。中央文革小組直接聽命于毛澤東，大體控制了傳媒，通過報刊社論直接指揮全國運動，同時聯繫具有代表性的造反派組織，指揮他們衝擊右邊系統。
按照《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的設想，左邊由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構成，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像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的選舉，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還將成為常設的群眾組織。這種設想表述得相當模糊，還包含了領導與全面選舉、權力機構與群眾組織等語義矛盾，可以看作超極權三角2.8版。
軍隊是黨政系統和中央文革小組之外的第三套系統，也是毛澤東用來支持文革、維持秩序的底牌。按照最初設想，軍隊不介入地方文革。造反派全面奪權之後，山頭林立，秩序大亂，軍隊被迫出面維持秩序。毛澤東指望軍方支持左邊，但軍方在情感和社會關係方面偏右，維持秩序的使命也容易造成與造反派的衝突。毛澤東發現，軍方75%不支左而支持老保。軍方取代黨政系統成為新右翼。
在超極權理想版實施受挫的情況下，毛澤東提出大聯合、三結合的原則，試圖建構超極權三角的降級版。三結合即軍方、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和革命幹部的結合。如此構建出立體的革委會小三角，頂角仍是毛澤東，左右兩翼在小三角內外爭鬥。
公安六條規定了超極權三角的邊界，出格者將遭遇來自左右兩邊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群眾專政」的制裁。
超極權三角是具有時間維度的動態結構。在制度設計上，群眾「四大」權利可以隨時行使；革命特權在最高領袖的號召下定期行使，邊長定期伸縮，七八年重複壹次，好比君主操縱民意的內閣改選。
順利重複的條件是：有最高層授意，有毛左傳媒系統動員，有革命群眾響應，右翼無力壓制。
在不同時期，頂角、民角和官角的許可權不同，超極權頂角與民角和官角的距離不同，因此，超極權的版本不同。
4.1.2 三角結構內外的各種力量
超極權三角描述了領袖、官僚集團、人民群眾之間的政治互動。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等等，屬於敵對陣營，被剝奪了各種政治權利，排斥在三角之外，不許亂說亂動。
官僚集團內部發生了分裂，有懷念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威權派，也有擁護斯大林體制的極權派，還有以四人幫為代表的超極權派。
林彪集團具有兩面性。無利益衝突時，軍隊推動個人崇拜，支持文革，表現出超極權派的壹面，軍隊勢力也隨著支左和軍管大幅擴張。當文革勢力進入軍隊，軍內極權秩序尤其是本山頭勢力受到威脅時，他們又設法抵制，表現出極權派的壹面，與超極權派多有衝突。在軍隊掌控局勢之後，他們顯露出維護穩定並重視經濟發展的傾向，批評毛澤東的超極權政策。
民眾內部也分裂為保守派、造反派和逍遙派。
保守派通常是極權體制的受益者，例如黨團員，積極分子，家庭出身好的人。造反派成員通常對極權體制或領導個人不滿，或因為理想，或因為利益，或因為挨整。逍遙派不介入兩派鬥爭，有的因為不關心，有的因為厭惡，有的因為自身難保。
極權體制中的底層群體，例如合同工、臨時工、下鄉知青，試圖通過造反改善處境，但他們的造反組織遭到鎮壓。各派民眾普遍存在的改善福利待遇的主張，也被當作經濟主義大加批判，不許參与超極權三角之內的合法互動。
農民處於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但是，除了城郊的少數青年外，很少主動參加造反活動。作為幹部控制下的保守派群眾，壹些地方的農民在運動初期參与了階級屠殺，壹些地方的農民奉命參加了武鬥。
工人作為國家職工，領國家工資，參加運動並無經濟損失。農民吃飯靠集體，參加運動難免承擔經濟損失，官方動員農民進城遊行或參加武鬥，就要提供經濟補助。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尚未徹底完成的壹元化，對運動洪流有阻滯作用。
總之，在建構超極權體制的過程中，當毛澤東在棋盤上調動並利用各種政治力量時，各種政治力量也利用他提供的機會爭取自身利益。毛澤東評估各方功用，收放權利，調整三角形的邊長，超極權便呈現為不同版本。
4.1.3 超極權政治的三大悖論
超極權政治，宣稱賦予民眾更多的權利、平等和自由，但是我們在這三個領域看到了三大悖論。
第壹，大民主悖論
在超極權三角中，對比極權制度，民眾的政治權利和革命特權多於極權制度，民眾的政治參与度也高於極權制度，因此有「大民主」之稱。
大民主是領袖控制下的權力制衡方式，與選民控制下的三權分立之類權力制衡的對象正好顛倒。憲政民主是選民控制官員和總統的工具，大民主是領袖控制下屬官民的工具。
民眾主要關心物質利益。後來的歷史事實表明，如果由民做主，劉少奇鄧小平主張的「三自壹包」將得到多數擁護。如果不加限制，在毛澤東的超極權試驗中，民眾訴求也要轉向經濟福利，即所謂「經濟主義」。
真正的民主將摧毀大民主，進而像蘇聯東歐那樣推翻極權制度，這就是大民主的悖論。
第二，平等悖論
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之後，皇帝之下編戶齊民，人人平等，封建等級制度弱化，宰相也是高級奴才。這既是平等方面的進步，又是平等方面的退步。此即平等悖論。
極權制度建立，消滅了民間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好比皇權之下編戶齊民之間的進壹步平等。但是，貧農的地位高於中農，工人的地位高於農民，幹部的身份高於工人，轉換身份需要政治權力的審批，經濟不平等固化為階級身份不平等，前剝削階級及其後代乾脆淪為賤民。不平等悖論強化了。
超極權體制建構，官角降、民角升，官民之間更加平等。但是，官民雙雙葡匐在神明壹般的偉大領袖腳下，雙雙陷入更嚴厲更全面的出身歧視、思想歧視、派別歧視。官民各方進幹校、學大寨、上山下鄉，權利更少。這好比皇權更高、官民更低、互斗更苦、賤民更多。
新增加的不平等，超過了新增加的平等。平等悖論隨版本上升而強化。
第三，自由悖論
在超極權運動中，某些名義上存在的公民自由，例如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壹度當真授予了「革命群眾」，儘管仍有條件限制。民眾壹度還被授予了某些特權式「自由」，例如抄家自由、虐待賤民的自由、限制人身自由的自由。在制度設計上，這些超極權性質的自由，主要用於監視並打擊那些偏離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即用於限制自由。
超極權運動中的新增自由，有助於壓縮毛澤東所反對的自由，即西方式大自由、威權水平的自由和極權水平的小自由 。超極權式自由越多，公民的整體自由越少。這就是超極權的自由悖論。
新增的自由，既可以用來限制自由，提升壹元化水平，也可以偏離毛澤東所願，被當事人用於追求自身利益，降低壹元化程度。對毛澤東來說，自由給超極權秩序造成的損害，如果超過了助益，那就應該減少自由。反之則增加。這或許可稱為超極權自由增減定律，用以解釋超極權不同版本的變遷。
4.2 超極權經濟
經濟領域的超極權試驗，始於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特徵是：刮共產風，建立壹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將自留地收歸集體，取消家庭副業，隨之取消自由市場；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飯不要錢，家庭生活部分集體化，近似軍事共產主義的供給制；組織軍事化，生產戰鬥化，思想革命化；全民動員大鍊鋼鐵，大修水利，各領域高指標放衛星。
大躍進失敗，人民公社退守「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底線。1964年，毛澤東再度出擊，號召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這種典型的特徵是：堅持政治挂帥、思想領先的原則，發揚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先生產後生活，以革命加拚命的鐵人精神搞經濟建設。
這種經濟模式，仍然堅持組織軍事化、生產戰鬥化加思想革命化的路子，與市場經濟不同，與計劃經濟的專業分工加物質刺激的蘇聯模式也不同 。
文革中，物質刺激、利潤挂帥、「管卡壓」，遭到全面批判。專業技術評級停止。稿費取消。農民的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規模受到限制，即所謂「割資本主義尾巴」。上述做法被概括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壹部分，向全民宣講闡釋。
如果把蘇式極權經濟看作壹家全國總公司，中國超極權經濟更像壹所大兵營。兵營紀律不嚴，禁止「管卡壓」，重視思想教育。兵營還是壹所大學校，每天讀書讀報，學習毛澤東思想，鬥私批修。
4.3 超極權意識形態
超極權的意識形態，就是毛澤東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其要點是：
（1）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壹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2）社會主義是壹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3）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
（4）社會上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
（5）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6）文革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
換壹套概念表述，在現代化過程中，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威權道路與極權道路、極權道路與超極權道路，確實存在長期的競爭關係。不同的主張重視不同的階級，體現為統治集團內部的路線鬥爭。超極權路線缺乏勝算，提高勝算的根本方式，就是思想教育，鬥私批修，創造新人。
新人有兩個層次：極權層次和超極權層次。
極權層次，以雷鋒、王傑、歐陽海等英雄模範為代表，包括工農業戰線的王鐵人、陳永貴，知青模範邢燕子、侯雋等等，共同特徵是大公無私、捨己為人。他們的成功，被描述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
文革在思想領域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因此，超極權人格，在大公無私之外，還應該有更強烈的造反精神，「反潮流」精神，嫻熟地使用「四大」權利，與天斗、與地斗、與階級敵人斗、與錯誤路線和錯誤觀念斗，也與自己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斗。這類人物形象，在虛構的文藝作品中多有塑造，未見成功。真實的文革代表人物，如四人幫、紅衛兵和造反派領袖、張鐵生和黃帥，作為時代標誌的正面形象，也先後在政治上倒台。
真正成功樹立的超極權英雄形象，大概只有壹個，就是敢想好鬥、無法無天、試圖創造新人的毛澤東。據說，毛澤東還具備熱愛人民、艱苦樸素、為革命不惜犧牲親人等極權模範的人格特徵。毛澤東有大量的崇拜者和模仿者。
超極權塑造新人的努力，與極權制度的不同之處，就是超出了精英範圍，也超出了觀念領域。
極權體制對精英提出要求，讓他們成為特殊材料製成的人。超極權體制號召全民鬥私批修。超極權動用的手段超出了思想文化領域，經濟政策也被用於全民思想改造。物質刺激原則、資產階級法權，在經濟領域遭到批判和限制的原因之壹，就是刺激人們的私心，不利於培養革命新人。公有制被看作新人新思想生成的基礎，提高公有制水平，可以提高新人新思想的層級 。
人是自利的動物，也有利他之心，這是物種進化的結果。試圖將人類改造為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新人，像蜜蜂或螞蟻對待自己的家族那樣富於奉獻精神，不惜自我犧牲，在進化論的意義上，近乎創造新物種 ，也就是革人性的命，甚至是革人類的命。用阿倫特的話說，這個理想是反人類的。
4.4 超極權軍隊
蘇聯紅軍有軍銜制。文革前夕，解放軍取消了軍銜制，對革命和平等的重視高於對分工和效率的重視。
解放軍把創造新人當作最重要的任務。林彪提出了四個第壹：在武器與人的關係中，人的因素第壹；在各項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關係中，政治工作第壹；在政治工作與思想工作的關係中，思想工作第壹；在書本思想與活思想的關係中，活的思想第壹。
通過支左和軍管，軍隊接管了全社會。軍隊實行五七指示：辦成壹所大學校，從事工農業生產。軍隊體制泛化為社會體制，社會各行業內化到軍隊之中。
4.5 超極權外交
極權外交劃分了兩個陣營，以反帝為主。超極權外交劃分三個世界，既反帝也反修，打倒帝修反。
按照三個世界理論，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中國要團結第三世界，爭取第二世界，共同反對第壹世界即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世界範圍內重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
三個世界理論，可以看作毛澤東版的天下秩序，對抗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對抗冷戰秩序。毛澤東代表了人類的未來，代表了最高級的秩序。
5，超極權建構的不同版本
5.1 版本標號與權分配置
根據超極權三角的形態，即領袖頂角、左側民角、右側官角的權分配置及其調整，超極權可分為不同版本。
所謂權分，即權利和權力的份額。主要指官民雙方的各種權利，在更寬泛的意義上，也包括政治權力或政治特權。由於造反奪權和群眾專政的流行，權利的概念無法描述民眾壹度擁有的種種政治特權及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於是引入權分的概念。
假如以政治經濟社會的純粹契約關係為原點，我把完全自由的狀態設定為零號版本，即自由0.0版。這是剔除了暴力強制的理想的多元化狀態。隨著強制的增加，自由或契約規則退縮，命令規則逐步上升為主導規則，版本隨之升級。
威權為1.0版：政治基本強制、經濟基本自由。這是有限多元化狀態。
極權為2.0版：政治經濟壹概納入組織體系，組織體系依照個人命令和命令性規則運行。權分安排呈三層結構：領袖、幹部、民眾。階級敵人淪為賤民。這是壹元化狀態。
超極權3.0版，壹種想象的理想狀態：領袖意志深入人心，全民只有壹種思想，因此，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則與極權制度的領袖命令合為壹體，既超越了民主，又超越了極權，故曰超極權。這是超級壹元化狀態。
在極權2.0版和超極權3.0版之間，官民雙方的權分有多次調整。邊際調整的成本收益計算，由毛澤東權衡。壹般說來，越符合毛澤東本人的意志，賦權越多，反之亦然。民角和官角與頂角的距離據此變化，超極權版本隨之變化。
文革初期，摧毀舊的極權體制，民眾的革命特權較多。在「十六條」的承諾中，超極權可以達到2.8版。在上海奪權后的嘗試中，壹度達到2.6版。新秩序建構之時，民方賦權波動減少，官方賦權波動增加，超極權逐步降至2.2版。
當然，本文設定的版本標號，只是不精確的比喻，示意而已。
5.2 超極權2.8-2.6版：破壞舊體制
本版時段在1966年6月初至1967年2月初，從第壹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到上海公社成立。階段主題是破壞極權秩序，嘗試建立超極權體制。
本階段，民眾擁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簡稱「四大」）；擁有部分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擁有革命造反和專政的壹組特權，從停課鬧革命、大串連、抄家、虐待甚至殺害黑五類、揪斗黑幫、揪斗關押幹部、直至奪取黨政財文大權。
《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承諾實踐巴黎公社原則，民眾有權提名、選舉、監督和罷免官員。如此承諾的超極權版本，可謂超極權2.8版。但是承諾淺嘗輒止。上海人民公社剛剛宣布成立，毛澤東就要求改名為革委會，維護黨的領導地位。超極權2.8版降至2.6版。
5.3 超極權2.5版：軍管新體制
本版時段在1967年2月至1967年8月，從上海公社改名，到打倒「王關戚」。階段主題是：嘗試建立三結合政權，確定並調整軍方作為主導者的權分邊界。
本階段，在民眾方面，「十六條」承諾的巴黎公社普選原則在有限試行中壹再受挫 ，降格為部分革命群眾組織代表的三結合入閣權。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受限——全國性群眾組織被取締，民間出版物內容被規範。革命特權（抄家、揪斗關押幹部、奪取黨政大權）的行使範圍受限，大串連和停課等特權開始取消。但是，壹些群眾組織得到了默許的武鬥權和持槍權。在群眾專政的旗號下，群眾組織有權「私設公堂」。
本階段，黨政機構幾乎癱瘓，軍方奉命支左，實行軍管，維持秩序並主導政權重建。1967年年初，軍隊獲得了條件模糊的鎮壓權、開槍權、逮捕權和取締造反派組織的權力。壹兩個月後，中共中央收緊了軍方行使上述權力的條件，並要求軍方糾偏。
本階段，毛澤東思想升級到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新版本。鬥私批修，天天讀雷打不動，培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壹代新人。毛澤東試圖以這種方式解決奪權之後的問題：壹方面各派爭鬥不休，大聯合無法實現；另壹方面，新掌權者開始蛻化變質。
5.4 超極權2.4版：三結合難產
本時段在1967年9月至1968年7月，從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號召大聯合，到鎮壓武鬥的「七•三布告」發布前夕。這段時間，新體制建構受挫，毛澤東開始調整各方權分，以號召為主，鮮用強制手段。
本階段，中共中央要求所有群眾組織按照系統、行業、班級實現大聯合，以利於實現三結合。官方有意剷平山頭，解散派性組織。結社自由進壹步被壓縮。但持槍權和文攻武衛權壹度擴展。
本階段，官方的權分清單里增添了新武器：抓「五壹六」反革命集團、清理階級隊伍、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和批判極左思潮 。上千萬民眾將中箭淪為賤民半賤民。
5.5 超極權2.3版：全國山河壹片紅
本時段在1968年7月至1969年4月，從發布「七•三布告」鎮壓武鬥，到中共九大召開。階段主題是軍方強行建構三結合革委會。
本階段，民眾的結社自由被大幅壓縮。行業和單位之外的群眾組織被陸續取締，紅衛兵被收編為官辦群眾組織。辦報辦刊權隨之縮水。民間武器被強令收繳，持槍權取消。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在默許中存在的武鬥權及「武力不服從」的革命隱特權被打消。
但是，工宣隊、貧宣隊及民皮官骨的各種群眾組織增加，群眾專政流行，壹元化體制下的官民界線更加模糊。
本階段，軍隊獲得鎮壓武鬥的授權。軍方主導的三結合式革委會在全國各省建立，「全國山河壹片紅」。部分「革命幹部」復出，官複原職。黨團組織重建。
建立三結合的革委會、精簡機構、五七幹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人農民管理學校，成為超極權制度的組成部分。
5.6 超極權2.2版：超極權體制內部分裂
本時段在1969年4月至1971年9月，從中共九大閉幕，到林彪外逃。階段主題是：作為法定接班人，林彪及軍人集團能否容納超極權派，毛澤東能否容納顯露極權傾向的林彪集團。
本階段，群眾組織回歸單位，跨行業的組織被要求解散，另立山頭被宣布為非法，群眾組織的出版物也基本消失。官方左右聯手，以深挖「五壹六」和「壹打三反」的手段壓制民間力量，超極權雙底三角失掉了民間底。
本階段，軍方權力擴張，取代了文革前劉鄧的黨政系統。中央文革解散，進入政治局。超極權三角內的左右爭鬥，在高層小三角內再次上演。
超極權體制的最高領袖，應該像毛澤東那樣維持超極權制度，以七八年再來壹次的頻率提振左邊，清洗走資派，並在經濟社會和思想條件成熟時及時提高超極權版本。但是，以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與陳伯達等人聯手在廬山會議上死整張春橋，毛澤東被迫發動批陳整風，敲打林彪集團。
5.7 超極權2.2版的四次起落：回潮與反回潮
本時段在1971年9月至1976年9月，從林彪集團復滅，到毛澤東去世。五年中，超極權2.2版出現了四次起落。
第壹次。1972年的右傾回潮，周恩來批極左，中美關係緩和，這是超極權2.2弱化版。
第二次。1974年批林批孔，各地受壓多年的造反派壹躍而起，爭取平反，反擊右傾回潮。
這次運動，人稱第二次文革。與文革近似，超極權三角中蟄伏的左翼，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經過四人幫系統的動員，再次振作，上下聯手衝擊右翼。從「四大」的應用水平、結社自由、出版自由、革命特權和入閣權等權分短暫收復失地的尺度看，批林批孔運動在部分地區壹度恢復到超極權2.4版的水平。超極權「七八年再來壹次」的動態結構初次顯現。
第三次。1975年鄧小平全面整頓，提出三項指示為綱，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超極權2.2弱化版再現。
鄧小平將發展經濟提到與政治路線並列的高度，這是從超極權向極權甚至威權方向轉化的信號。壹旦經濟發展成為中心，制度和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必將發生全面調整。
第四次。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與文革和批林批孔近似，評《水滸》代替了評《海瑞罷官》和「評法批儒」，毛澤東發令，四人幫動員，左翼行使「四大」權利，要求釋放被關押的造反派，揪斗追隨鄧小平的復辟派和還鄉團。
但是，毛澤東將運動範圍限制在學校及部分機關，由黨委領導，不許成立戰鬥隊。這種權分配置，與1968年7月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后的狀況近似，約為超極權2.3版。
5.8 超極權三角解體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超極權三角的頂角塌陷。
華國鋒的個人權威不如左右兩翼的部下。即便如毛澤東所願，江青集團支持華國鋒，堅持左翼理想和政策，黨政軍老幹部輔佐華國鋒，維持秩序發展經濟，華國鋒的個人威望也在宣傳和實踐中逐步提升，如此三條兼備，也未必能撐起壹個超極權頂角。超極權理論在實踐中壹再碰壁，感召力大降，毛澤東本人也無可奈何。
華國鋒與右邊聯手，粉碎四人幫，文革宣告結束。
左翼高層入獄后，「三種人」遭到清洗，中下層造反派的人力資本被掃蕩壹空。超極權的三角結構退至極權的三層結構。
個人崇拜運動失敗后，極權2.0版的三層結構，繼續向集體領導的雙層結構塌陷，中國進入后極權時代，可以看作極權的八折版，1.8版。
「四大」壹度在西單牆上發揮了對右翼有利的政治作用。最高權力層更替后，西單牆被取締，「四大」在修改憲法時被取締。
1978年年底，十壹屆三中全會宣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隨後解放思想，淡化意識形態，放棄大寨紅旗，恢復物質刺激，實施三自壹包，推行三和壹少，后極權社會來臨。
再往後，個體戶誕生，民營企業發展，市場經濟壯大，接受國際規則並融入世界經濟秩序，后極權社會逐步向威權社會轉化。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已經成為半極權半威權社會。如果把1.8版定為威權與后極權的分界線，十八大前夕的中國，大概的位置是半極權半威權的1.4版。
6，結論和問題
關於文革，在抽象階梯的低端，已有大量回憶和敘事問世。在抽象階梯高端，常用的理論概念，大體只有兩套，即馬列主義和自由主義。本文指出了這兩套概念在描述文革時遭遇的問題，創造了超極權這個新概念，並用超極權三角分析文革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各個階段的邊際變遷，憑藉權分增減劃定超極權版本，確定文革分期。
在討論中，本文提出了文革政治的三大悖論：大民主悖論、平等悖論和自由悖論，但沒有深入追究。
本文提出了新階級誕生定律，也沒有深入論證。如何擴展階級定義，容納各時代各種文明的歷史活動主體，解釋當代中國的社會構成，理解馬列主義信仰者遭遇的理論困難，我將另寫文章討論。
本文劃分了超極權各種版本，只是點到為止。更詳細的論證，更深入地理解超極權三角各方權分的調整，必須具體討論這種調整導致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變化，本文篇幅難以承載，我將在其他文章里進壹步展開。
本文提到超極權自由增減定律。此定律可以解釋超極權不同版本的變遷，進壹步擴展，摘掉超極權的帽子，也可以解釋改革開放的收收放放。
本文提出，超極權版本與體制穩定度負相關，版本越高，穩定度越低。這是從文革史中提煉的假說。在什麼條件下可以成為壹條普遍定律，還需要進壹步的史實驗證和邏輯證明。
本文提出，平等悖論隨超極權版本的上升而強化。三大悖論是否皆然，邏輯何在，還需要進壹步討論。
本文提到：工宣隊貧宣隊及「民皮官骨」的各種群眾組織增加。這類形似神非的民間組織在中國比比皆是，我希望找到更精確更直接的概念，代替這個比喻性的表述方式。
本文提到，群眾專政流行，壹元化體制下的官民界線更加模糊，這個特點，應該看作超極權的重要特徵。
超極權建構運動，既符合中國官家帝國憑藉暴力和教化立法定規的傳統，也符合官家帝國不同於封建王國的應對西方現代化衝擊的邏輯，即官家集團堅持政權壟斷並學習趕超的邏輯。在更廣大久遠的時空中追究這種傳統和邏輯，將出現壹幅更深廣的圖景，幫助我們理解槍杆子和筆杆子在人性改造和制度建構方面到底能走多遠，幫助我們理解中國這種政治體制在現代化轉型中的波折和困難。
用馬列主義概念討論文革，面臨著左右定義混亂及基礎概念所指不明的困難。自由主義有極權主義等老概念，但難以描述文革試圖超越極權體制的特徵。
本文創造了超極權概念。
毛澤東嘗試建構超極權的新體制。不同領域和不同時段的新建構，即官民雙方具體權利項目的增減，規則體系的邊際調整，可以定義超極權的不同版本，劃定文革分期。
1，引言
文革是什麼？如何定義文革？常見概念有三個。
壹是文革發起者的自我認定：文革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全新的歷史實踐。簡稱「繼續革命」。
二是文革之後中共中央的定性：「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 。簡稱「極左」。
三是極權主義。
前兩個概念屬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話語體系，本文僅略加點評。
極權主義的概念屬於自由主義話語體系，產生併流行於文革之前。冷戰期間，這個概念通常被用來描述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體制，包括大體照搬斯大林模式的中國 。但是，文革試圖超越斯大林式的極權體制，並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文革前中國的極權體制。以極權主義稱呼文革，容易忽視「繼續革命」的新特徵。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在自由主義話語體系中創造並使用了壹個新概念——「超極權」，用以更精確地描述文革，分析文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超極權體制的建構運動。
超極權體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隊和外交等領域都有自己的特點，最突出的特點體現在政治領域。如果說，極權政治是領袖、幹部和群眾構成三層結構，那麼，超極權政治就是領袖、官員和民眾構成的三角結構。民眾的政治地位相對提高了。
在文革中，最高領袖多次調整自身與官角和民角的距離，形成了文革的幾個階段。
超極權這個新概念，有助於我們更精確地把握文革在不同領域和不同階段的特點，並根據這種特點確定文革分期。
總之，概念的重建，可以引發意義重構和史實重述。
2，老概念的問題及新概念淺釋
2.1 現有概念的問題
在馬列主義話語體系中，文革有兩個標籤：「繼續革命」和「極左」。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文革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全新的歷史實踐，是國民黨與共產黨階級鬥爭的繼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鬥爭的繼續。這是文革發動者本人的看法。在這種定性中，文革處於人類社會進步的最前沿。
按照中共中央1981年決議的說法，文革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錯誤引發了內亂。
這兩個定性有助於我們理解文革發動者和終結者的想法。「極左論」也是當代中國的流行說法。問題在於，官方通常斷定當時的最高權力正確無誤，左右的概念因此會隨著最高權威的變動而變動。劃分左右的標準，不僅中西不同，中共內部也前後不壹。這樣的概念不便於交流和思考。
如果使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等概念，我們將遭遇更複雜的問題：共產黨代表哪個階級？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革命？等等。
在上述概念背後，我們看到壹整套意識形態，以及這套意識形態在描述現實和預測未來時遭遇的巨大困難。
西方學者站在蘇聯和中國之外，觀察這些社會的特徵，形成了另外壹套概念體系：壹元化的極權社會——有限多元化的威權社會——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會。
極權社會的特徵，第壹是強大單壹的意識形態；第二是壹黨專政，尤其是領袖獨裁；第三是對經濟的全面控制；第四是層層動員和深入到各個角落的社會控制。斯大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高度壹元化，被稱為極權社會。
與極權社會相對，歐美是多元化的民主自由社會。基本特徵就是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司法獨立、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
威權社會是有限多元化的社會，位於極權社會和民主自由社會之間，例如轉型前的西班牙和台灣，沒有強大的宗教式意識形態，有市場經濟，有壹些公民社會，有相對獨立的司法，也有壹些民主選舉。
極權社會的弱化狀態，就是后極權社會。斯大林去世后，領袖魅力及意識形態感召力下降，民眾動員的深度下降，極權弱化為後極權。
極權、后極權、威權以及民主自由社會，這套概念從自由主義角度描述了世界範圍的人類實踐，定義明確，視野開闊。但是，文革這種「全新的歷史實踐」，出現在這些概念形成之後。文革試圖超越極權，以近乎革命的激烈方式改造極權體制，預防極權弱化為後極權。如此建構的制度，還能稱之為極權制度嗎？
如果老概念不足以描述新事物，就應該創造更加精確的新概念。
2.2 超極權及其不同版本
如果把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的中國看作極權社會，那麼，破壞並改造極權體制的文革時代，就應該被看作超極權社會。
周恩來在文革初期說，執政十七年，形成了官僚主義舊機器。文革不是民主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以共產黨自己為革命對象的，以赫魯曉夫為主要對象的。
這種以極權體制及其主導者為對象的革命，就是超極權革命。
超極權有理想版與現實版的差別。現實版又有尺度差別。
毛澤東壹度試圖將巴黎公社的普選原則與極權體制結合。民主普選是正題，極權專制是反題，民主的極權是合題。民主+極權，就是超極權的理想版。在極權體制中強化群眾路線，賦予群眾更多的權利甚至革命特權，實行群眾專政，嘗試普選，同時強化領袖崇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群眾，這就是正題與反題逐漸合為壹體的理想版實現之路。
按照專製程度劃分，假定標準的威權秩序為1.0版，極權為2.0版，那麼，用數字粗略地比喻，超極權的理想版就是3.0版。不過，在政策設計中，超極權最高達到2.8版，在現實中，超極權實驗最高達到2.6版，並逐步調整至2.2版。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單項版本也在不斷調整。文革十年包含了多次多種調整。版本越高，革命特權越多，穩定性越差。版本越低，越接近極權乃至威權，穩定性越好。
總之，文革是以極權體製為超越對象，以超極權體製為建構目標的政治運動。文革期間中國的社會秩序，是在不同版本之間調整波動的超極權秩序。
3，極權體制的問題與毛澤東的辦法
3.1 毛澤東對極權體制的不滿
毛澤東對蘇聯體制的不滿，不僅針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及其導致的「資本主義復辟」，也針對斯大林建立的極權體制。
毛澤東的不滿至少包括下列諸項。
第壹，沒有解決好資產階級法權問題。
毛澤東認為，十月革命之後，蘇聯沒有徹底解決好資產階級法權問題 。文革後期，毛澤東倡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防範小生產「每日每時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法權，在經濟領域表現為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等價交換、物質刺激、利潤挂帥、管卡壓，進壹步的走向是「三自壹包」。毛澤東提倡政治挂帥、思想領先的大慶和大寨模式。針對等級制和工資制，毛澤東提倡供給制。
資產階級法權，文革后譯為資產階級權利（bourgeois right），指的是人們有權取得自身勞動之類的付出的報酬。這種平等權利將導致事實上的不平等。
如果把等價交換之類的交往規則看作建構人類社會的基石之壹，如果把平等交換的權利看作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那麼，在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方面，毛澤東確實比斯大林追得更深，走得更遠。
第二，黨內產生了資產階級。
1962年，毛澤東說：《高潮》壹書中的壹段按語講資產階級消滅了，只有資本主義思想殘餘的影響，講錯了，要改過······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蘇聯就是這個情況。
1964年，毛澤東認為，中國出現了壹個官僚主義者階級。
毛澤東發現，從中央壹直到基層支部，到處都是獨立王國，土皇帝很多，他們有天然的經濟特權和超經濟政治特權。
「天然的經濟特權」和「政治特權」的說法，暗示著毛澤東思想的新進展：黨內新生資產階級的基礎，不僅僅是表面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在定義階級時有意引入「政治特權」。
掌握某種資源優勢的人，總要利用這種資源要素追求利益最大化，擴大並固化這種優勢，這是人類趨利避害的天性。共產黨打天下坐江山之後，憑藉暴力資源支撐的權力要素參与並且決定利益分配。官僚集團試圖擴大並固化這種資源優勢，新階級必然產生。毛澤東看到了這種趨向，試圖用「階級」概念表述這種新的社會集團的誕生定律。不過，唯物史觀並沒有把暴力要素看作壹種生存資源，也沒有把階級定義為擁有某大類資源要素的社會集團，毛澤東的見解溢出了在生產關係中定義階級的列寧主義框架，討論難以深入。
文革後期，毛澤東不作邏輯論證，壹再斷言：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有壹個資產階級。走資派還在走。
在政治領域，官僚集團利用超經濟的政治特權謀利。在生產領域，官僚集團利用掌控的各種生產資料即天然的經濟特權謀利。工資勞動者和小生產者則利用資產階級法權謀利。上下結合，官僚集團用三自壹包和按勞分配等資產階級法權調動民眾的積極性，擴大自身謀利的基礎，走向威權社會。這就是毛澤東看到的資本主義復辟前景。這種前景符合官民雙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類天性，如水之就下，越低越接近穩定均衡。
第三，鞏固新體制不能濫用暴力，應該依靠群眾。
斯大林清除對手，主要靠大規模肅反。毛澤東認為斯大林濫用暴力，殺錯了很多人，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斯大林死後蘇聯變修，可見殺人並未真正解決問題。
毛澤東主張走群眾路線，發動群眾解決問題 。1960年，毛澤東在批評蘇聯憲法時說，這部憲法給了勞動者工作、休息和受教育的權利，但它沒有給人民治理國家、經濟、文化和教育的權利，而這些權利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最基本的權利 。
發動群眾必須教育群眾，完成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破四舊立四新，培育壹代新人。在毛澤東看來，這是最重要的。暴力手段主要用於對付敵人。
3.2 毛澤東的新方案
上述不滿之中，蘊含著新的解決方案。
毛澤東說，他各種辦法都試了。思想教育不行，整黨整風不行，學術批判不行，三反五反不行，大動干戈搞四清也不行 。最後，他找到了自下而上的辦法：把黨放在壹邊，發動群眾揭露黨的陰暗面，摧毀束縛群眾手腳的舊機構、舊紀律和舊秩序，搞壹個大嘗試 。這套辦法，毛澤東稱之為大民主。
大民主標準的權利配置，包括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簡稱「四大」，後來寫入了憲法。
在文革初期，「革命群眾」壹度還有權成立地方性政治組織，有權辦報辦刊。更進壹步，有抄家、揪斗、關押甚至毆打問題官員的特權。1967年1月2日，《人民日報》社論號召奪權，革命群眾組織壹度被賦予奪取黨政財文大權的特權。
毛澤東還曾設想實施巴黎公社原則，讓民眾選舉和罷免官員。
對比極權制度，毛澤東把民眾的動員水平提到了新高度，部分放開了黨禁報禁，賦予民眾壹些言論、集會和結社權利，替他監督甚至打倒走資派。與此同時，各級官員在極權制度下普遍享有的特權也受到限制。
這套權利調整，即是超極權制度的建構。在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段，新制度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標準極權制度。這也要求毛澤東的控制和動員能力超越極權領袖。
在摧毀舊極權秩序的同時，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條」發布，稱文革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運動，為大民主劃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邊界：殺人放火搶劫衝擊監獄、攻擊污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毆打拘留革命群眾、利用大民主等手段散布反動言論、地富反壞右分子建立組織或混入革命群眾組織，都在懲辦之列。
3.3 權力鬥爭與制度之爭
許多論者強調毛澤東對大權旁落不滿，把文革看作打倒對手的權力鬥爭。權力鬥爭確實激烈，權力鬥爭的後果也關係到毛澤東個人的歷史地位。但是，導致這場權力之爭的深層原因，還是極權制度與超極權制度的分歧、極權制度與威權道路的分歧。
毛澤東對極權體制的經濟、政治、文化和人事狀況不滿，擔心這個體制演變為後極權社會，即所謂變修。后極權還可能進壹步演變為半極權半威權社會，甚至退向蔣介石統治的那種威權社會。在毛澤東看來，那就是資本主義復辟，千百萬革命烈士的鮮血付諸東流，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的鬥爭中最終失敗。那時候，不僅大躍進、反右傾、三年困難時期將招致更多質疑，社會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會被人否定。毛澤東將成為歷史上的反面人物。
反過來，如果能夠解決上述問題，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推進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毛澤東將超越斯大林，甚至超越列寧，開闢人類歷史新紀元。
因此，毛澤東個人的歷史地位，取決於極權制度的演變方向。
4，超極權體制的基本結構
4.1 超極權政治
4.1.1 超極權政治的三角結構
極權政治通常有三層結構：領袖、幹部、民眾。毛澤東將三層結構改造為三角結構。
第壹，通過個人崇拜，神化領袖，進壹步提升了頂層。第二，剝奪官員的部分特權，甚至剝奪某些人身權利，壓低了中層。第三，實授「革命群眾」某些名存實亡的公民權，再賦予部分革命特權，例如造反和群眾專政的權力，鼓勵民眾的政治參与，提升了底層。
結果，官員的政治地位下降，革命群眾的政治地位提升，構成毛澤東領導下的官民彼此監督效忠的政治三角。超極權三角的左角是民，右角是官，頂角是領袖。
在現實政治中，超極權三角展開為雙底三角。三角形的底邊之上加壹橫。右側官角之下，有民間保守派。左側民角或造反派之上，有官僚集團中的超極權派，即文革派，如中央文革小組及各省造反幹部。
左右兩邊各有壹套動員組織系統。右邊是原有的黨政系統，以組織見長，壹直是生產的組織者和秩序的維護者。左邊是新建的中央文革小組系統，以宣傳見長，承擔著探索建構超極權體制的使命。毛澤東是這兩個系統的領袖。中央文革小組直接聽命于毛澤東，大體控制了傳媒，通過報刊社論直接指揮全國運動，同時聯繫具有代表性的造反派組織，指揮他們衝擊右邊系統。
按照《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的設想，左邊由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構成，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像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的選舉，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還將成為常設的群眾組織。這種設想表述得相當模糊，還包含了領導與全面選舉、權力機構與群眾組織等語義矛盾，可以看作超極權三角2.8版。
軍隊是黨政系統和中央文革小組之外的第三套系統，也是毛澤東用來支持文革、維持秩序的底牌。按照最初設想，軍隊不介入地方文革。造反派全面奪權之後，山頭林立，秩序大亂，軍隊被迫出面維持秩序。毛澤東指望軍方支持左邊，但軍方在情感和社會關係方面偏右，維持秩序的使命也容易造成與造反派的衝突。毛澤東發現，軍方75%不支左而支持老保。軍方取代黨政系統成為新右翼。
在超極權理想版實施受挫的情況下，毛澤東提出大聯合、三結合的原則，試圖建構超極權三角的降級版。三結合即軍方、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和革命幹部的結合。如此構建出立體的革委會小三角，頂角仍是毛澤東，左右兩翼在小三角內外爭鬥。
公安六條規定了超極權三角的邊界，出格者將遭遇來自左右兩邊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群眾專政」的制裁。
超極權三角是具有時間維度的動態結構。在制度設計上，群眾「四大」權利可以隨時行使；革命特權在最高領袖的號召下定期行使，邊長定期伸縮，七八年重複壹次，好比君主操縱民意的內閣改選。
順利重複的條件是：有最高層授意，有毛左傳媒系統動員，有革命群眾響應，右翼無力壓制。
在不同時期，頂角、民角和官角的許可權不同，超極權頂角與民角和官角的距離不同，因此，超極權的版本不同。
4.1.2 三角結構內外的各種力量
超極權三角描述了領袖、官僚集團、人民群眾之間的政治互動。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等等，屬於敵對陣營，被剝奪了各種政治權利，排斥在三角之外，不許亂說亂動。
官僚集團內部發生了分裂，有懷念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威權派，也有擁護斯大林體制的極權派，還有以四人幫為代表的超極權派。
林彪集團具有兩面性。無利益衝突時，軍隊推動個人崇拜，支持文革，表現出超極權派的壹面，軍隊勢力也隨著支左和軍管大幅擴張。當文革勢力進入軍隊，軍內極權秩序尤其是本山頭勢力受到威脅時，他們又設法抵制，表現出極權派的壹面，與超極權派多有衝突。在軍隊掌控局勢之後，他們顯露出維護穩定並重視經濟發展的傾向，批評毛澤東的超極權政策。
民眾內部也分裂為保守派、造反派和逍遙派。
保守派通常是極權體制的受益者，例如黨團員，積極分子，家庭出身好的人。造反派成員通常對極權體制或領導個人不滿，或因為理想，或因為利益，或因為挨整。逍遙派不介入兩派鬥爭，有的因為不關心，有的因為厭惡，有的因為自身難保。
極權體制中的底層群體，例如合同工、臨時工、下鄉知青，試圖通過造反改善處境，但他們的造反組織遭到鎮壓。各派民眾普遍存在的改善福利待遇的主張，也被當作經濟主義大加批判，不許參与超極權三角之內的合法互動。
農民處於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但是，除了城郊的少數青年外，很少主動參加造反活動。作為幹部控制下的保守派群眾，壹些地方的農民在運動初期參与了階級屠殺，壹些地方的農民奉命參加了武鬥。
工人作為國家職工，領國家工資，參加運動並無經濟損失。農民吃飯靠集體，參加運動難免承擔經濟損失，官方動員農民進城遊行或參加武鬥，就要提供經濟補助。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尚未徹底完成的壹元化，對運動洪流有阻滯作用。
總之，在建構超極權體制的過程中，當毛澤東在棋盤上調動並利用各種政治力量時，各種政治力量也利用他提供的機會爭取自身利益。毛澤東評估各方功用，收放權利，調整三角形的邊長，超極權便呈現為不同版本。
4.1.3 超極權政治的三大悖論
超極權政治，宣稱賦予民眾更多的權利、平等和自由，但是我們在這三個領域看到了三大悖論。
第壹，大民主悖論
在超極權三角中，對比極權制度，民眾的政治權利和革命特權多於極權制度，民眾的政治參与度也高於極權制度，因此有「大民主」之稱。
大民主是領袖控制下的權力制衡方式，與選民控制下的三權分立之類權力制衡的對象正好顛倒。憲政民主是選民控制官員和總統的工具，大民主是領袖控制下屬官民的工具。
民眾主要關心物質利益。後來的歷史事實表明，如果由民做主，劉少奇鄧小平主張的「三自壹包」將得到多數擁護。如果不加限制，在毛澤東的超極權試驗中，民眾訴求也要轉向經濟福利，即所謂「經濟主義」。
真正的民主將摧毀大民主，進而像蘇聯東歐那樣推翻極權制度，這就是大民主的悖論。
第二，平等悖論
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之後，皇帝之下編戶齊民，人人平等，封建等級制度弱化，宰相也是高級奴才。這既是平等方面的進步，又是平等方面的退步。此即平等悖論。
極權制度建立，消滅了民間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好比皇權之下編戶齊民之間的進壹步平等。但是，貧農的地位高於中農，工人的地位高於農民，幹部的身份高於工人，轉換身份需要政治權力的審批，經濟不平等固化為階級身份不平等，前剝削階級及其後代乾脆淪為賤民。不平等悖論強化了。
超極權體制建構，官角降、民角升，官民之間更加平等。但是，官民雙雙葡匐在神明壹般的偉大領袖腳下，雙雙陷入更嚴厲更全面的出身歧視、思想歧視、派別歧視。官民各方進幹校、學大寨、上山下鄉，權利更少。這好比皇權更高、官民更低、互斗更苦、賤民更多。
新增加的不平等，超過了新增加的平等。平等悖論隨版本上升而強化。
第三，自由悖論
在超極權運動中，某些名義上存在的公民自由，例如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壹度當真授予了「革命群眾」，儘管仍有條件限制。民眾壹度還被授予了某些特權式「自由」，例如抄家自由、虐待賤民的自由、限制人身自由的自由。在制度設計上，這些超極權性質的自由，主要用於監視並打擊那些偏離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即用於限制自由。
超極權運動中的新增自由，有助於壓縮毛澤東所反對的自由，即西方式大自由、威權水平的自由和極權水平的小自由 。超極權式自由越多，公民的整體自由越少。這就是超極權的自由悖論。
新增的自由，既可以用來限制自由，提升壹元化水平，也可以偏離毛澤東所願，被當事人用於追求自身利益，降低壹元化程度。對毛澤東來說，自由給超極權秩序造成的損害，如果超過了助益，那就應該減少自由。反之則增加。這或許可稱為超極權自由增減定律，用以解釋超極權不同版本的變遷。
4.2 超極權經濟
經濟領域的超極權試驗，始於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特徵是：刮共產風，建立壹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將自留地收歸集體，取消家庭副業，隨之取消自由市場；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飯不要錢，家庭生活部分集體化，近似軍事共產主義的供給制；組織軍事化，生產戰鬥化，思想革命化；全民動員大鍊鋼鐵，大修水利，各領域高指標放衛星。
大躍進失敗，人民公社退守「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底線。1964年，毛澤東再度出擊，號召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這種典型的特徵是：堅持政治挂帥、思想領先的原則，發揚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先生產後生活，以革命加拚命的鐵人精神搞經濟建設。
這種經濟模式，仍然堅持組織軍事化、生產戰鬥化加思想革命化的路子，與市場經濟不同，與計劃經濟的專業分工加物質刺激的蘇聯模式也不同 。
文革中，物質刺激、利潤挂帥、「管卡壓」，遭到全面批判。專業技術評級停止。稿費取消。農民的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規模受到限制，即所謂「割資本主義尾巴」。上述做法被概括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壹部分，向全民宣講闡釋。
如果把蘇式極權經濟看作壹家全國總公司，中國超極權經濟更像壹所大兵營。兵營紀律不嚴，禁止「管卡壓」，重視思想教育。兵營還是壹所大學校，每天讀書讀報，學習毛澤東思想，鬥私批修。
4.3 超極權意識形態
超極權的意識形態，就是毛澤東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其要點是：
（1）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壹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2）社會主義是壹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3）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
（4）社會上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
（5）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6）文革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
換壹套概念表述，在現代化過程中，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威權道路與極權道路、極權道路與超極權道路，確實存在長期的競爭關係。不同的主張重視不同的階級，體現為統治集團內部的路線鬥爭。超極權路線缺乏勝算，提高勝算的根本方式，就是思想教育，鬥私批修，創造新人。
新人有兩個層次：極權層次和超極權層次。
極權層次，以雷鋒、王傑、歐陽海等英雄模範為代表，包括工農業戰線的王鐵人、陳永貴，知青模範邢燕子、侯雋等等，共同特徵是大公無私、捨己為人。他們的成功，被描述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
文革在思想領域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因此，超極權人格，在大公無私之外，還應該有更強烈的造反精神，「反潮流」精神，嫻熟地使用「四大」權利，與天斗、與地斗、與階級敵人斗、與錯誤路線和錯誤觀念斗，也與自己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斗。這類人物形象，在虛構的文藝作品中多有塑造，未見成功。真實的文革代表人物，如四人幫、紅衛兵和造反派領袖、張鐵生和黃帥，作為時代標誌的正面形象，也先後在政治上倒台。
真正成功樹立的超極權英雄形象，大概只有壹個，就是敢想好鬥、無法無天、試圖創造新人的毛澤東。據說，毛澤東還具備熱愛人民、艱苦樸素、為革命不惜犧牲親人等極權模範的人格特徵。毛澤東有大量的崇拜者和模仿者。
超極權塑造新人的努力，與極權制度的不同之處，就是超出了精英範圍，也超出了觀念領域。
極權體制對精英提出要求，讓他們成為特殊材料製成的人。超極權體制號召全民鬥私批修。超極權動用的手段超出了思想文化領域，經濟政策也被用於全民思想改造。物質刺激原則、資產階級法權，在經濟領域遭到批判和限制的原因之壹，就是刺激人們的私心，不利於培養革命新人。公有制被看作新人新思想生成的基礎，提高公有制水平，可以提高新人新思想的層級 。
人是自利的動物，也有利他之心，這是物種進化的結果。試圖將人類改造為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新人，像蜜蜂或螞蟻對待自己的家族那樣富於奉獻精神，不惜自我犧牲，在進化論的意義上，近乎創造新物種 ，也就是革人性的命，甚至是革人類的命。用阿倫特的話說，這個理想是反人類的。
4.4 超極權軍隊
蘇聯紅軍有軍銜制。文革前夕，解放軍取消了軍銜制，對革命和平等的重視高於對分工和效率的重視。
解放軍把創造新人當作最重要的任務。林彪提出了四個第壹：在武器與人的關係中，人的因素第壹；在各項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關係中，政治工作第壹；在政治工作與思想工作的關係中，思想工作第壹；在書本思想與活思想的關係中，活的思想第壹。
通過支左和軍管，軍隊接管了全社會。軍隊實行五七指示：辦成壹所大學校，從事工農業生產。軍隊體制泛化為社會體制，社會各行業內化到軍隊之中。
4.5 超極權外交
極權外交劃分了兩個陣營，以反帝為主。超極權外交劃分三個世界，既反帝也反修，打倒帝修反。
按照三個世界理論，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中國要團結第三世界，爭取第二世界，共同反對第壹世界即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世界範圍內重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
三個世界理論，可以看作毛澤東版的天下秩序，對抗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對抗冷戰秩序。毛澤東代表了人類的未來，代表了最高級的秩序。
5，超極權建構的不同版本
5.1 版本標號與權分配置
根據超極權三角的形態，即領袖頂角、左側民角、右側官角的權分配置及其調整，超極權可分為不同版本。
所謂權分，即權利和權力的份額。主要指官民雙方的各種權利，在更寬泛的意義上，也包括政治權力或政治特權。由於造反奪權和群眾專政的流行，權利的概念無法描述民眾壹度擁有的種種政治特權及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於是引入權分的概念。
假如以政治經濟社會的純粹契約關係為原點，我把完全自由的狀態設定為零號版本，即自由0.0版。這是剔除了暴力強制的理想的多元化狀態。隨著強制的增加，自由或契約規則退縮，命令規則逐步上升為主導規則，版本隨之升級。
威權為1.0版：政治基本強制、經濟基本自由。這是有限多元化狀態。
極權為2.0版：政治經濟壹概納入組織體系，組織體系依照個人命令和命令性規則運行。權分安排呈三層結構：領袖、幹部、民眾。階級敵人淪為賤民。這是壹元化狀態。
超極權3.0版，壹種想象的理想狀態：領袖意志深入人心，全民只有壹種思想，因此，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則與極權制度的領袖命令合為壹體，既超越了民主，又超越了極權，故曰超極權。這是超級壹元化狀態。
在極權2.0版和超極權3.0版之間，官民雙方的權分有多次調整。邊際調整的成本收益計算，由毛澤東權衡。壹般說來，越符合毛澤東本人的意志，賦權越多，反之亦然。民角和官角與頂角的距離據此變化，超極權版本隨之變化。
文革初期，摧毀舊的極權體制，民眾的革命特權較多。在「十六條」的承諾中，超極權可以達到2.8版。在上海奪權后的嘗試中，壹度達到2.6版。新秩序建構之時，民方賦權波動減少，官方賦權波動增加，超極權逐步降至2.2版。
當然，本文設定的版本標號，只是不精確的比喻，示意而已。
5.2 超極權2.8-2.6版：破壞舊體制
本版時段在1966年6月初至1967年2月初，從第壹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到上海公社成立。階段主題是破壞極權秩序，嘗試建立超極權體制。
本階段，民眾擁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簡稱「四大」）；擁有部分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擁有革命造反和專政的壹組特權，從停課鬧革命、大串連、抄家、虐待甚至殺害黑五類、揪斗黑幫、揪斗關押幹部、直至奪取黨政財文大權。
《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承諾實踐巴黎公社原則，民眾有權提名、選舉、監督和罷免官員。如此承諾的超極權版本，可謂超極權2.8版。但是承諾淺嘗輒止。上海人民公社剛剛宣布成立，毛澤東就要求改名為革委會，維護黨的領導地位。超極權2.8版降至2.6版。
5.3 超極權2.5版：軍管新體制
本版時段在1967年2月至1967年8月，從上海公社改名，到打倒「王關戚」。階段主題是：嘗試建立三結合政權，確定並調整軍方作為主導者的權分邊界。
本階段，在民眾方面，「十六條」承諾的巴黎公社普選原則在有限試行中壹再受挫 ，降格為部分革命群眾組織代表的三結合入閣權。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受限——全國性群眾組織被取締，民間出版物內容被規範。革命特權（抄家、揪斗關押幹部、奪取黨政大權）的行使範圍受限，大串連和停課等特權開始取消。但是，壹些群眾組織得到了默許的武鬥權和持槍權。在群眾專政的旗號下，群眾組織有權「私設公堂」。
本階段，黨政機構幾乎癱瘓，軍方奉命支左，實行軍管，維持秩序並主導政權重建。1967年年初，軍隊獲得了條件模糊的鎮壓權、開槍權、逮捕權和取締造反派組織的權力。壹兩個月後，中共中央收緊了軍方行使上述權力的條件，並要求軍方糾偏。
本階段，毛澤東思想升級到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新版本。鬥私批修，天天讀雷打不動，培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壹代新人。毛澤東試圖以這種方式解決奪權之後的問題：壹方面各派爭鬥不休，大聯合無法實現；另壹方面，新掌權者開始蛻化變質。
5.4 超極權2.4版：三結合難產
本時段在1967年9月至1968年7月，從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號召大聯合，到鎮壓武鬥的「七•三布告」發布前夕。這段時間，新體制建構受挫，毛澤東開始調整各方權分，以號召為主，鮮用強制手段。
本階段，中共中央要求所有群眾組織按照系統、行業、班級實現大聯合，以利於實現三結合。官方有意剷平山頭，解散派性組織。結社自由進壹步被壓縮。但持槍權和文攻武衛權壹度擴展。
本階段，官方的權分清單里增添了新武器：抓「五壹六」反革命集團、清理階級隊伍、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和批判極左思潮 。上千萬民眾將中箭淪為賤民半賤民。
5.5 超極權2.3版：全國山河壹片紅
本時段在1968年7月至1969年4月，從發布「七•三布告」鎮壓武鬥，到中共九大召開。階段主題是軍方強行建構三結合革委會。
本階段，民眾的結社自由被大幅壓縮。行業和單位之外的群眾組織被陸續取締，紅衛兵被收編為官辦群眾組織。辦報辦刊權隨之縮水。民間武器被強令收繳，持槍權取消。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在默許中存在的武鬥權及「武力不服從」的革命隱特權被打消。
但是，工宣隊、貧宣隊及民皮官骨的各種群眾組織增加，群眾專政流行，壹元化體制下的官民界線更加模糊。
本階段，軍隊獲得鎮壓武鬥的授權。軍方主導的三結合式革委會在全國各省建立，「全國山河壹片紅」。部分「革命幹部」復出，官複原職。黨團組織重建。
建立三結合的革委會、精簡機構、五七幹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人農民管理學校，成為超極權制度的組成部分。
5.6 超極權2.2版：超極權體制內部分裂
本時段在1969年4月至1971年9月，從中共九大閉幕，到林彪外逃。階段主題是：作為法定接班人，林彪及軍人集團能否容納超極權派，毛澤東能否容納顯露極權傾向的林彪集團。
本階段，群眾組織回歸單位，跨行業的組織被要求解散，另立山頭被宣布為非法，群眾組織的出版物也基本消失。官方左右聯手，以深挖「五壹六」和「壹打三反」的手段壓制民間力量，超極權雙底三角失掉了民間底。
本階段，軍方權力擴張，取代了文革前劉鄧的黨政系統。中央文革解散，進入政治局。超極權三角內的左右爭鬥，在高層小三角內再次上演。
超極權體制的最高領袖，應該像毛澤東那樣維持超極權制度，以七八年再來壹次的頻率提振左邊，清洗走資派，並在經濟社會和思想條件成熟時及時提高超極權版本。但是，以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與陳伯達等人聯手在廬山會議上死整張春橋，毛澤東被迫發動批陳整風，敲打林彪集團。
5.7 超極權2.2版的四次起落：回潮與反回潮
本時段在1971年9月至1976年9月，從林彪集團復滅，到毛澤東去世。五年中，超極權2.2版出現了四次起落。
第壹次。1972年的右傾回潮，周恩來批極左，中美關係緩和，這是超極權2.2弱化版。
第二次。1974年批林批孔，各地受壓多年的造反派壹躍而起，爭取平反，反擊右傾回潮。
這次運動，人稱第二次文革。與文革近似，超極權三角中蟄伏的左翼，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經過四人幫系統的動員，再次振作，上下聯手衝擊右翼。從「四大」的應用水平、結社自由、出版自由、革命特權和入閣權等權分短暫收復失地的尺度看，批林批孔運動在部分地區壹度恢復到超極權2.4版的水平。超極權「七八年再來壹次」的動態結構初次顯現。
第三次。1975年鄧小平全面整頓，提出三項指示為綱，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超極權2.2弱化版再現。
鄧小平將發展經濟提到與政治路線並列的高度，這是從超極權向極權甚至威權方向轉化的信號。壹旦經濟發展成為中心，制度和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必將發生全面調整。
第四次。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與文革和批林批孔近似，評《水滸》代替了評《海瑞罷官》和「評法批儒」，毛澤東發令，四人幫動員，左翼行使「四大」權利，要求釋放被關押的造反派，揪斗追隨鄧小平的復辟派和還鄉團。
但是，毛澤東將運動範圍限制在學校及部分機關，由黨委領導，不許成立戰鬥隊。這種權分配置，與1968年7月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后的狀況近似，約為超極權2.3版。
5.8 超極權三角解體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超極權三角的頂角塌陷。
華國鋒的個人權威不如左右兩翼的部下。即便如毛澤東所願，江青集團支持華國鋒，堅持左翼理想和政策，黨政軍老幹部輔佐華國鋒，維持秩序發展經濟，華國鋒的個人威望也在宣傳和實踐中逐步提升，如此三條兼備，也未必能撐起壹個超極權頂角。超極權理論在實踐中壹再碰壁，感召力大降，毛澤東本人也無可奈何。
華國鋒與右邊聯手，粉碎四人幫，文革宣告結束。
左翼高層入獄后，「三種人」遭到清洗，中下層造反派的人力資本被掃蕩壹空。超極權的三角結構退至極權的三層結構。
個人崇拜運動失敗后，極權2.0版的三層結構，繼續向集體領導的雙層結構塌陷，中國進入后極權時代，可以看作極權的八折版，1.8版。
「四大」壹度在西單牆上發揮了對右翼有利的政治作用。最高權力層更替后，西單牆被取締，「四大」在修改憲法時被取締。
1978年年底，十壹屆三中全會宣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隨後解放思想，淡化意識形態，放棄大寨紅旗，恢復物質刺激，實施三自壹包，推行三和壹少，后極權社會來臨。
再往後，個體戶誕生，民營企業發展，市場經濟壯大，接受國際規則並融入世界經濟秩序，后極權社會逐步向威權社會轉化。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已經成為半極權半威權社會。如果把1.8版定為威權與后極權的分界線，十八大前夕的中國，大概的位置是半極權半威權的1.4版。
6，結論和問題
關於文革，在抽象階梯的低端，已有大量回憶和敘事問世。在抽象階梯高端，常用的理論概念，大體只有兩套，即馬列主義和自由主義。本文指出了這兩套概念在描述文革時遭遇的問題，創造了超極權這個新概念，並用超極權三角分析文革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各個階段的邊際變遷，憑藉權分增減劃定超極權版本，確定文革分期。
在討論中，本文提出了文革政治的三大悖論：大民主悖論、平等悖論和自由悖論，但沒有深入追究。
本文提出了新階級誕生定律，也沒有深入論證。如何擴展階級定義，容納各時代各種文明的歷史活動主體，解釋當代中國的社會構成，理解馬列主義信仰者遭遇的理論困難，我將另寫文章討論。
本文劃分了超極權各種版本，只是點到為止。更詳細的論證，更深入地理解超極權三角各方權分的調整，必須具體討論這種調整導致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變化，本文篇幅難以承載，我將在其他文章里進壹步展開。
本文提到超極權自由增減定律。此定律可以解釋超極權不同版本的變遷，進壹步擴展，摘掉超極權的帽子，也可以解釋改革開放的收收放放。
本文提出，超極權版本與體制穩定度負相關，版本越高，穩定度越低。這是從文革史中提煉的假說。在什麼條件下可以成為壹條普遍定律，還需要進壹步的史實驗證和邏輯證明。
本文提出，平等悖論隨超極權版本的上升而強化。三大悖論是否皆然，邏輯何在，還需要進壹步討論。
本文提到：工宣隊貧宣隊及「民皮官骨」的各種群眾組織增加。這類形似神非的民間組織在中國比比皆是，我希望找到更精確更直接的概念，代替這個比喻性的表述方式。
本文提到，群眾專政流行，壹元化體制下的官民界線更加模糊，這個特點，應該看作超極權的重要特徵。
超極權建構運動，既符合中國官家帝國憑藉暴力和教化立法定規的傳統，也符合官家帝國不同於封建王國的應對西方現代化衝擊的邏輯，即官家集團堅持政權壟斷並學習趕超的邏輯。在更廣大久遠的時空中追究這種傳統和邏輯，將出現壹幅更深廣的圖景，幫助我們理解槍杆子和筆杆子在人性改造和制度建構方面到底能走多遠，幫助我們理解中國這種政治體制在現代化轉型中的波折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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