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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孟泳新

1, 「當代」的定義
本文中使用的「當代」指的是從毛澤東死後,即1976年起至今這壹段時間段;當代思想史則是指當代人們所關心所關注所爭議的有關政治、法律、經濟、國際關係、國家治理、哲學等各種不同層次上所表達的各種思想及其相互之間的爭議的演進歷史。

2，簡述中國當代史

1)華國鋒執政時代
毛澤東死後不久，華國鋒發動了粉碎四人幫的軍事政變，壹舉奪取了黨政軍的大權。此時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迅速形成：華國鋒的畫像與毛澤東並列懸挂，並享有同毛澤東壹樣的擁戴。歌頌華國鋒的歌曲《交城山》也同《東方紅》壹並播送，壹時間全國把他視為了「偉大領袖」的化身。在各大媒體上，以「英明領袖」作為他的代稱。就其原因，簡言之,華國鋒在從如何對待毛澤東的遺產這壹最現實最實際的問題，直到如何看待和認識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近代思想史中所提出的各類根本性的問題,幾乎是壹片空白。就是這樣壹位思想極其平庸，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極其低下的華國鋒卻被共產黨真理部(宣傳部)視作「偉大領袖」「英明領袖」。從這壹點點事實就可看出,要中國走上正道,首先就得廢除共產黨真理部(宣傳部)，將言論自由權還給廣大的大眾。

這裏所講的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近代思想史中所提到在華國鋒執政當年的各類根本性的問題，可以簡單地說, 如同筆者在《歷史的真實和謊謬的歷史》(二)中提到的,「俄羅斯是壹個兼具民主雛形和威權特徵的轉型中國家。在那裡，民主體制不完備，價值觀念不清晰，是非曲直難判斷。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到哪裡去？先輩們走過壹條什麼樣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是否正確？它對俄羅斯的現在和未來有何經驗教訓和借鑒意義？這些問題至今仍是困擾俄羅斯人的難解課題。」而用在這裏，只需略作修改如下,壹是必須清醒地認識，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往哪裡去？二是必須明確地認識到，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鬧劇、惡劇、悲劇。希羅多德留給了後世有壹句名句是，「上帝欲使之滅亡,心先使之瘋狂」。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滅亡前的瘋狂劇。三是必須明確地認識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毛澤東實踐理論及階級鬥爭理論發展的必然結果,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慘敗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中沒有道德哲學、法哲學的基因元素的必然結果，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壹開始就決定了它的必然失敗的結果。(這壹段主要是講,必須全面地本質地認識文化大革命運動。而這裏提到的對文化大革命評價的這三個必然結果的總結僅為本人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認識,從目前的關於文革評價的資料來看，我認為，使用我所說的這個看法，能夠最有效、最直接、最尖銳地接觸到實質問題。壹壹筆者注)。四是必須明確地預見到，壹旦中央承認了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自由思想,猶如決了堤的滔滔洪水,又猶如脫韁野馬,奔騰咆哮,壹瀉千里,其勢難擋。從表象來看,從要求為劉少奇平反到要求為彭德懷平反，從要求為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全部右派平反到要求為高崗饒漱石平反，從要求否定土地革命到要求否定鎮壓歷史反革命運動,直到高壹個層次的歷史性反思,毛澤東發動解放戰爭搶奪政權為的是什麼?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是否是正義的?這樣壹個傳統的政治哲學的主題,政治正當性問題。在此預見的基礎上必須明確地認識到，妳我他也許有不同的判斷,問題的焦點在於怎麼樣的認識才是正確的,何以能確定正確的認識等等。(而在以後的實踐中,大部分的人都是以某某人(如鄧小平)的實踐為評判標準,以至造成只有鬼能相信的「反右僅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的評定,這明顯的是錯誤的)。五是必須明確地認識到,必須對現行的從憲法、法律到國家行政管理系統中各項制度和指導思想進行徹底的清查,它們從哪裡來的?是否有問題?是否需要廢棄或改革。重要的壹句話就是必須清查現有的所有各項制度是從哪裡來的?等等的問題。如從上面提到廢棄中國共產黨歷次版本憲法中均末有說明的共產黨真理部(宣傳部)的存在,以克服憲法名不符實、虛有其名的弊病。壹直到如少先隊紅領巾制度。

2)鄧小平胡耀邦時期

文革結束后，胡耀邦迅速獲得重用，於197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12月15日，胡耀邦接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立即開始了全國的平反冤案和幹部安置，主持全國的撥亂反正工作。1978年，胡耀邦指出，毛主席在晚年也有錯誤，我們應當糾正我們黨和他老人家的錯誤；這些觀點形成了當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刊登了經胡耀邦審定的由南京大學胡福明撰寫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這篇文章闡明，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壹標準」；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而且是檢驗黨的路線是否正確的「唯壹標準」。「真理標準大討論」使兩個凡是的提出者華國鋒被迫下台,1981年6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委員長主席。在1982年9月召開的中央十二大上，決定不再設黨主席后。胡耀邦繼續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是黨的最高職務。

1986年10月，胡耀邦著手于推進「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自1986年12月上旬至1987年初，中國各地爆發八六學潮，合肥、上海、北京等17個大中城市，爆發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聲，震驚中南海。八六學潮引起了中共元老的震怒，他們將學潮的爆發，歸咎自由化知識分子煽動，以及胡耀邦的縱容的結果。1月10日-15日，在由中顧委副主任薄壹波主持，有二三十名高級幹部參加的「黨內生活會」上，連續幾天指責胡耀邦的「問題」。最終，在連續七天的批鬥之下，政治局於1月16日召開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請辭，並推選趙紫陽為代理總書記。1989年4月8日早上約10時，在趙紫陽主持討論《中共中央關於教育問題的決定》文稿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耀邦突然心臟病發作，急送醫院搶救無效,於4月15日早上7時53分逝世。最終誘發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的發生。

鄧小平血腥鎮壓了六四運動，全面地爆露出共產黨恐怖主義的真面目，引發了中國人民對中國近代史的新的壹次更全面更深刻的歷史性的反思，也引發了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誕生。 從當代思想史的角度看,卻留下了，鄧小平血腥鎮壓六四運動是否是正當性合法性的問題以及壹系列後續問題,這必將成為當代思想史首要的關鍵性問題，也是後繼中國政治實踐家的無法跨越、無法遮蔽的關鍵問題。

在此我們可對胡耀邦趙紫陽與鄧小平陳雲這壹段既合作又爭辨的年代各自的得失功敗作壹簡略的追述。古人曰,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唯聖人然後能之。 用我們現代人的話說，謀划壹件大事,最困難的在於個人的思考要周到縝密,進行說服對方時最困難的是讓對方全部地聽從自己的解說，主辦壹項工作最困難是做到必定成功。 我的理解與體會是,這段古文主要講了, 要完成壹項工作，首先壹個人的思想壹定要周到縝密，同時也要注意到各人皆有各自的思想及相互之間差異何在,在什麼點上可以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思想上的統壹,只有在此基礎上方可開始第二步說服對方。說服對方的過程實質上是共同達到壹個思想上的統壹。在這裏我把古人的這段話略作以修改,把壹個人思想追求周到縝密改為壹個人思想追求正確無誤。這句話的意思是把自己思維的重心始終要放在追求正確無誤上，始終要反思我的思想是否是正確的,至於正確無誤是什麼意思，如何去追求之，這就是我們以後要探討的主題之壹,在這裏只能點到為止。其次才是思考各人思想差異以及如何達到思想上的統壹這壹個問題。當如歷史走到了上面講的第四點中間「從要求為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全部右派平反到要求為高崗饒漱石平反」時，由於鄧小平曾任反右運動確定右派階段具體主管,陳云為肅整高崗饒漱石的主將，故將歷史平反冤假錯案的審定確定到了反右鬥爭時就戛然而止了。有很多的證據表明,胡耀邦時有不同的看法,但沒有堅持已見,依了鄧陳。這僅僅是針對於「我們從哪裡來？」的歷史問題的認識上產生了分歧，作為壹個成熟的實踐家而言,應該同時馬上清醒地認識到,與鄧陳同僚之間在針對於「我們往哪裡去？」這樣壹個改革方向性問題的認識上將會有哪些主要分歧出現?如何達到正確的統壹意見?從而開始新壹輪的統壹思想過程。但遺憾的是,胡耀邦卻未能留下其為何如此般地思索與思考的文字資料，也未能為後人留下壹個也許會比其在世業績更為珍貴的如回憶錄或日記(如吳法憲卻留下了壹本回憶錄)壹類東西，以言其思想之形成與述其思想之軌跡，供後人之研究之用。

鄧小平在臨終前，主要做的兩件事，壹件是何論如何，要不惜代價發展經濟，壹定要把經濟搞上去,以免黨國因為貧窮喪失團結的基礎,1992年春，決不理睬以「鳥籠經濟」為特徵的陳雲「理論」，「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鄧小平發表了壹系列「南巡」演講，為極端實用主義的貓論路線建立了理論依據。後來被中共真理部吹噓成「鄧小平理論」,中共把毛澤東的實踐論、修正主義、實用主義、科學主義、實證主義都加進去了。另壹件是，鄧小平明知死後必定會遭到歷史的清算,除了拒絕公布其下令開掄的歷史檔案外，只好下令，將其骨灰撒入大海。

3)江澤民胡錦濤時期

壹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政權下令鎮壓法輪功。法輪功原本作為壹個功法組織，信仰團體，本來沒有什麼政治圖謀，對中共統治秩序也不存在顛復性衝擊。但它的存在卻為黨文化所不容。壹個世界上最強大、最暴虐的專制政權，拋開了司法程序，動用了壹切它可能動用的手段，對壹個大部分成員都是老婦病弱的群體，實行了極其殘暴兇狠、極其卑鄙下流的野蠻鎮壓。然而，讓壹般人幾乎想象不到的是，法輪功居然打不垮，壓不倒，前仆後繼，不屈不撓，堅持抗爭，巍然屹立。令全世界為之驚嘆不已。

胡錦濤在其執政期間將簽署《零八憲章》的劉曉波關進大牢,判以重刑,以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慘死獄中。其實,此兩件事件與六四運動壹樣，從當代思想史的角度看都是共產黨恐怖主義這壹本質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表象而已。


我們可以粗略地總結以下的幾點:

1) 鄧小平血腥鎮壓六四運動是否是正當性合法性的問題以及壹系列後續問題，這樣壹個當代思想史首要的關鍵性問題，也是後繼中國政治實踐家的無法跨越、無法遮蔽的關鍵問題。

對六四事件最中性的述說是,鄧小平下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野戰部隊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主幹街道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射擊，致使數百人遭到槍殺，進而遣散了並結束了壹場長達50多天的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這是壹起震驚中外的對世界人權公約的公然踐踏。它嚴重地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 (聯合國大會壹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第 三 條 的規定，「人人有權享有 生命 、自由和人 身安 全」。它也嚴重地違反了《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六 條的規定， 「 1.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權。這個權利應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 。2.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 懲罰， 判處應按照犯罪時有效並且不違反本公約規定和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 罪公約的法律。這種刑罰，非經合格法庭最後判決 ，不得執行。」以及第 十四 條的規定， 「1. 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壹律平等。在判定對任何人 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確定他在壹件訴訟案中的權利和義務 時 ， 人人有資 格由壹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 開 的 審訊 。2. 凡受刑事指控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 應有權被視為無罪。」

故講,共產黨中國只要不為六四血案平反,就絕無可能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並於全國施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我們每壹個中國人心中應該有這樣的邏輯判斷，決不能為中國現政府所施行的忽悠戰略搞得神魂顛倒，腦子灌進了污水，不知不覺地為中國政府站隊。如同「號稱是自由的百科全書 的維基百科」，維基百科中寫道，「但是由於《公約》與該國執政黨所設立的黨國體制有諸多衝突之處（比如關於死刑的使用範圍，如公約規定只有「最嚴重犯罪」才可以判處死刑，其中要排除財產犯罪、經濟犯罪和政治犯罪，「但根據中國1997年刑法，壹共規定了68種犯罪可以適用死刑，半數與政治、經濟犯罪有關），其國務院至今未提出議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無法批准該公約。2008年3月，第十壹屆全國人大第壹次會議閉幕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有關胡佳壹案時回應，「中國是法治國家，這些問題都會依法加以處理」，並承諾儘快施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然而，該公約至今仍未被批准。這意味著被簽署的公約內容雖已在中國國內生效，但若並非中國執政部門本身所引發的違約侵權行為則可以免除與此相關的責任。」

作為中國人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是個假冒的法治國家，這壹點可以從憲法內容,國家法律體制,法律發展史，法律實踐等各個方面得到證明。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根本就沒有要實行法治國家的「誠」字。 共產黨根本就不想解決鄧小平血腥鎮壓六四運動是否是正當性合法性這樣壹個問題，明知沒有壹點理由，卻還要堅持認為,國家軍隊可以或有權不顧世界人權公約和自己國家刑法上有關規定，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在北京主幹路上向數百名平民開槍射擊，以致他們不明不白地丟失了寶貴的生命權。我們可以從中國近代思想批判史角度中就可知道，中國共產黨從其誕生時起，就沒有道德法律的基因，但在當代必須要面對以道德法律人權為其立國基石的西方國家打交道，唯壹的出路就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抄襲並貫徹執行著卡爾.施米特的政治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