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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楊光

官修黨史中「光輝燦爛」的十壹屆三中全會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所謂「四十周年」，是從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算起的。
根據中共官修黨史，十壹屆三中全會實現了以下歷史性的偉大成就：
其壹，「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意即：中共幡然悔悟，從此洗心革面，脫胎換骨，不再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為使命，轉而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工作重心。
其二，「確立了鄧小平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這是完全照搬遵義會議官方史學而做的史評。意即：1978年十壹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在中共的領袖地位，恰如1935年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在中共的領袖地位。1989年六四事件之際，鄧小平自創「核心」說，於是，上述說法有了二代升級版：「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我黨形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其三，「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意即：十壹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了，或者制定、決定了（最起碼，也要暗示、默許了）某壹些（甚或某壹系列）「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路線、方針、政策」。
其四，「實現了偉大歷史轉折」。這是典型的馬屁語言，意即：對與錯、好與壞，以三中全會為界限，歷史的進步、時代的變遷，以三中全會為里程碑，中共的存亡、中國的命運，以三中全會為分水嶺。簡言之，「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面貌煥然壹新」。

鄧小平親自吹噓十壹屆三中全會

很長壹段時間里，三中全會成為中共政治正確的代名詞。「十壹屆三中全會以來」作為壹個使用頻率極高的固定短語，其含義幾乎等同於「改革開放時代」。叫響這個短語的，正是鄧小平本人。
鄧小平不厭其煩、不下二十次提及十壹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里，鄧小平如是說：
「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主要是從壹九七八年底開始的，我指的是我們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那次全會總結了歷史經驗，決定了壹系列撥亂反正的政策……」
「十壹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制定了各方面的適合情況的正確政策。」
「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探索了中國怎麼搞社會主義。」
「（三中全會的）中心點是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從封閉轉到開放，從固守成規轉到各方面的改革。」
六四事件發生，聲譽和形象遭到重挫的鄧小平仍然強調：
「十壹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許）變。」
「不但這壹屆領導人要堅持，下壹屆、再下壹屆都要堅持，壹直堅持下去。」
九二南巡的時候，鄧小平發下宏大誓願：「基本路線要管壹百年」，「壹百年不許變」，「壹百年不動搖」。
鄧之所謂「基本路線」，即十壹屆三中全會以來所確立的「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上提出、鄧小平特別滿意的壹個關於「基本路線」的概括性提法。
毛、鄧講到時間，姿態都有點張狂，尺度都有點離譜，好像自己就是上帝。毛澤東的時間概念特別不靠譜，動輒以千年、萬年計。毛確實說過，階級鬥爭要搞壹萬年；毛親口向尼克鬆承諾，台灣問題可以壹千年以後再解決（希望習近平先生遵守毛澤東的承諾）。鄧小平雖不如毛澤東張狂，但也明顯高估了自己百年之後的剩餘影響力：「壹百年」那麼久，「基本路線」管得過來嗎？
事實上，鄧小平死後，「十壹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漸失傳，最近幾年，已被另壹個固定短語「十八大以來」所取代。「壹百年不許變」泡湯了，習氏「新時代」敲響了鄧氏改革開放的喪鐘。中共目前正在精心展開的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系列紀念活動，與其說是紀念，不如說是祭奠。

十壹屆三中全會沒有發動農村體制改革

我壹直不大同意以十壹屆三中全會為改革開放起點的觀點。這不是要貶低十壹屆三中全會的功績，只是希望客觀公正地呈現歷史的真實面貌。
事實是：十壹屆三中全會並沒有討論、制定、通過有關「改革」的「路線、方針、政策」，更沒有闡述或確立關於「改革開放」的理論或思想，甚至壓根兒就沒有特別提到過「改革」或「開放」。
十壹屆三中全會壹共通過了四份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以及《中國共產黨第十壹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公報》之外的另三份文件毫無改革氣息，強調現行農村體制（即「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必須「穩定不變」，甚至還明確宣布：「不要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所謂「十壹屆三中全會為農村改革破題」這壹廣泛流行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實際上，十壹屆三中全會與當年年底從安徽小崗村自發啟動的土地承包制改革毫無關係。農村的體制改革是在廣大農民自發反抗毛式體制，萬里、趙紫陽等省級官員包庇、默許本省農民違法進行反體制試驗壹年多之後，才獲得了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的曖昧認可，到1982年中央發出「壹號文件」，才終於獲得了合法地位，名正言順地向全國推行。但這已經是十壹屆三中全會三年多之後的事情了。
「工作重心轉移」和「對外開放」乃是華國鋒的功勞
至於「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和「對外開放」策略，則早在十壹屆三中全會之前，就已經由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提出並實施。
「粉碎『四人幫』」之後不久，「華主席、黨中央」就將四屆人大所確定的「四個現代化」提升為國家戰略。1977年中共召開十壹大，「英明領袖華主席」正式宣布「第壹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勝利結束」，「形勢大好，人心思治」，中國「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國民經濟新躍進的局面正在出現」，並將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日期定在「本世紀內」。雖未明言，但心照不宣：「黨的中心工作」將不再是「階級鬥爭」、「繼續革命」，也不是深揭猛批「四人幫」，而是經濟建設、「四個現代化」。「黨的工作重心」事實上已經悄然轉移。
1977年下半年至1978年初，華國鋒雄心勃勃，提出「大量引進」、「全面躍進」。他要搞「十來個大慶」、「二十幾個鞍鋼」、「三十個大電站」、「六條鐵路新幹線」，「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華國鋒不顧李先念等保守派的反對，堅持將其經濟發展目標、對外開放策略在五屆人大上「向全世界宣布」。那時，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對華的領袖地位尚無挑戰之意，鄧親赴日本促成寶鋼項目，表明其贊成華國鋒的內外戰略。
華國鋒不僅十分急切地向有著多年改革經驗的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打開門戶，對日本、西歐，也只有引進、利用之意，絕無仇恨、對抗之心。在華國鋒全面主政那兩年，中國對待發達國家的基調有二，壹是羨慕、友善，二是引進、開放，1978年11月王震訪問英國，發現自己的工資僅為英國環衛工人工資的1/6，這位後來的對外鷹派對英國現狀讚不絕口，竟然吹捧英國為「理想中的共產主義」。1980年華國鋒以元首之尊壹年兩訪日本（第二次專為大平正芳弔喪，令大平家族及日本國民感佩至深），此為中日關係史上絕無僅有之事，可見華氏雖治黨治國之術遠不及毛鄧，但其對內對外寬仁厚德、坦誠仗義，謙謙君子之風，則為毛鄧所不及。

簡言之，所謂「工作重心轉移」、「對外開放」並非三中全會之功，早在華國鋒時期就已經不在話下，不成問題。後來，華國鋒的政治對手——主要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嚴詞抨擊華氏對外開放政策為「洋躍進」，華氏倒台，此為五條罪狀之壹。同樣的思路，同樣的事情，在鄧則為功，在華則為過，公然雙標，官修黨史就是這麼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