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實行的改革開放的邪惡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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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實行的改革開放的邪惡本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月3日
作者 朱振和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搞資本主義，是搞權貴私有化。很多知識分子認為：多虧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才能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才能提高。鄧小平的路線是正確的，中國的經濟改革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大方向是正確的。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持有這種觀點正是在民怨沸騰的中國壹直不發生革命的原因之壹，我覺得有必要更深入地剖析中國的經濟改革。
首先，讓我們回溯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的1977、1978年，經過十年浩劫，中國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當時人們的普遍共識是：經濟改革非搞不可，經濟制度非改不可。但是改什麼？怎樣改呢？當時全中國無人知曉，連被吹捧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也不知道改革什麼和怎樣改革。可是改革必須搞啊，萬般無奈之下鄧小平只得說「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只能過小河溝，而中國經濟改革要過的是像長江、黃河這樣的大江大河，靠摸石頭是絕對過不去的。硬要摸著石頭過長江、黃河，結果會怎樣呢？結果必然是壹步步進入深水區，最後被淹死。
要過長江、黃河，就必須造船或架橋。什麼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船或橋呢？那就是經濟改革的理論、指導思想和指導方針。鄧小平是壹個實用主義者，提不出任何像樣的理論，卻提出了鄧「三論」（是言論的「論」，而不是理論的「論」）。鄧「三論」就是「貓論」（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摸論」（摸著石頭過河）和「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鄧「三論」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和總方針，在鄧「三論」的指引下中國經濟改革走上了歧路、絕境。
當時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想要提出經濟改革的正確理論和指導思想，首先要搞清楚壹個問題——中國經濟改革究竟要改什麼？中國經濟的毛病出在哪裡？也就是要回答壹個最根本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麼？
毛澤東、鄧小平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所有的中共理論家乃至蘇聯、東歐各國共產黨的理論家們都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在中共八大上，對這個問題給出了壹個荒唐的答案，聲稱社會主義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真是奇談怪論！壹種生產關係，如果它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能形成更高的生產力，那麼它就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反之，如果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形成低下的生產力，那麼它就是落後的生產關係。既然中國社會的生產關係只能形成低下的生產力，或者如中共八大決議所說，形成落後的生產力，那麼這種生產關係怎麼會是先進的呢？
後來，大概毛澤東、鄧小平及中共的理論家們覺得中共八大決議的說法太離譜，就改口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這是壹句空話、廢話，因為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的基本矛盾。說不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內容，只說這麼壹句空話、廢話，等於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那麼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麼呢？我認為是：在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以全社會（或集體）為單位進行生產與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消費之間的矛盾。生產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消費。由於消費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因此每個人參加生產的首要目的是為了獲得報酬以滿足家庭消費之需。但是每個人獲得報酬的多少取決於全社會（或集體）的生產力的高低，個人的努力和貢獻與他獲得報酬的多少沒有直接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除非每個人都是大公無私的，都願意為大眾的利益而儘力工作，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的生產關係才能良好地運行；否則總是會有人出工不出力，在工作中偷懶，而這種偷懶現象會像傳染病壹樣擴散開來，因為偷懶者獲得的報酬與努力工作者獲得的報酬是差不多的。這就是所謂的「吃大鍋飯」現象。
社會主義者歐文在1824年試辦了壹個共產主義新村，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歐文的這項社會實驗失敗了，在新村中出現了不少懶漢，新村最後再也維持不下去了。這項社會實驗的失敗已經暴露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弊端，暴露了在以後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必然會出現的基本矛盾。於是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就提出了「按勞分配」的原則，認為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階段實行這個原則就可以激勵每個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
「按勞分配」原則是否可行呢？馬克思沒有把「按勞分配」原則付諸實踐，十月革命以後建立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都實行了「按勞分配」原則，結果是無壹例外地全都失敗了。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按勞分配」實際上是壹個不合理的、不可實行的原則。
首先，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應該修正為智慧加勞動創造價值（關於這壹點請參閱《北京之春》2014年7月號《剩餘價值理論究竟錯在哪裡？》壹文）。「按勞分配」原則忽略了智慧這個因素，這是其不合理之壹。
其次，「按勞分配」就是要按照每個勞動者提供的勞動量來分配個人收入，勞動是指人的體力和腦力的支出。「按勞分配」意味著勞動者獲得的報酬與他提供的勞動量成比例，等量的勞動獲得等量的報酬。為此，必須在全社會有壹個共同的尺度來計量每個勞動者付出的勞動，而實際上根本不存在這樣壹個共同的尺度。關於勞動，實際上只有壹個量是可以用壹個共同的尺度來計量的，那就是勞動時間。所以「按勞分配」在實際執行時往往就變成了「按勞動時間分配」，而「按勞動時間分配」就是「吃大鍋飯」。
當時在中國到處都可以看到「吃大鍋飯」的現象，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初，人們自然就想到要改變這種「吃大鍋飯」的現象。記得當時聽壹位中共的理論家作關於改革的報告，他說：之所以會出現「吃大鍋飯」現象，是因為沒有正確執行「按勞分配」原則，改革就是要打破「大鍋飯」，真正實行「按勞分配」。怎樣實行「按勞分配」呢？他舉了壹個例子，說有壹家國營襯衫廠，生產的襯衫堆在倉庫里賣不出去，過去由於沒有正確執行「按勞分配」原則，營業員出去推銷產品沒有積極性，造成產品積壓。搞改革，把襯衫分發給工人，讓工人去賣襯衫，並且實行「按勞分配」，規定每賣出壹件襯衫，提取其價格的10%作為報酬。由於實行了「按勞分配」，襯衫很快全都賣出去了。
聽了這位理論家的「高論」，真讓人笑掉了大牙。他壹不懂什麼是「按勞分配」；二不懂「吃大鍋飯」現象是怎麼產生的。他不懂得，「按勞分配」是壹個根本無法實行的原則，硬要實行「按勞分配」，那就只能把「按勞動時間分配」當作「按勞分配」來實行，結果就是「吃大鍋飯」。這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導致的必然結果。
所以，中國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解決「以全社會（或集體）為單位進行生產與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消費之間的矛盾」。怎樣解決這個矛盾呢？那就必須改變生產資料公有制，簡單地說，就是「私有化」，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第壹原則。鄧小平曾經在多次講話中反對搞「私有化」，但是他和他的繼承人實際上卻搞了「權貴私有化」，那是后話了。
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初十年是非常混亂的，在此期間出台的大大小小的改革措施多得數也數不清，各種改革措施像走馬燈壹樣變換不定，可以說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在瞎摸「石頭」摸了十年之後，中國經濟改革終於找到了壹個方向，那就是「破計劃經濟，立市場經濟」。當時在所有的政要、學者中間流行著這樣壹種觀點：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這實在是對經濟學天大的誤解和曲解，嚴重地誤導了中國的經濟改革。
事實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不是互相對立、水火不相容的。市場經濟並不是無計劃經濟或非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也需要計劃，也是制定計劃的。其實計劃經濟並沒有過錯，中國在1958年以前也實行計劃經濟，當時國民經濟的情況良好，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可是在1958年中共提出「大躍進」的口號，制定了鋼產量壹年翻壹番、農業「放衛星」的荒唐計劃。這種狂熱的計劃搞垮了中國的國民經濟，在隨後的三年飢荒時期，中國餓死了幾千萬人。可見，過錯不在計劃經濟，而在於中國政府制定了錯誤的經濟計劃。
中國政府為什麼會制定出錯誤的經濟計劃呢？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還有壹種屬性，它是壹種「政控經濟」，這是政治、政黨、政府操控的經濟的簡稱，其含義是：政治統帥經濟，經濟為政治服務；政黨領導、操縱、控制經濟計劃的制定；政府、行政部門、權力機構管理、控制、支配經濟。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政治統帥經濟，經濟為政治服務」這樣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制定出了違背經濟規律的狂熱計劃。
所以，中國經濟改革的另壹個同樣重要的任務是廢除「政控經濟」，使政治、政黨、政府不再操控經濟。鄧、江、胡都不懂這個道理，把改掉「計劃經濟」當成經濟改革的方向。不搞計劃經濟，難道要搞非計劃經濟或無計劃經濟？中共雖然壹直在說，要「廢計劃經濟，搞市場經濟」，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說是不搞「計劃經濟」吧，可是五年計劃卻壹直在制定（現在改名為五年規劃，這隻是改壹個名字，實際內容仍然不變），到現在已經制定了十三個五年計（規）划。實際上，中共每五年制定壹個五年計劃的做法正是它堅持「政控經濟」不動搖的集中表現。每次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制定出五年計劃的草案，然後交給全國人大表決通過。
說是要搞「市場經濟」吧，在政黨和政府的操控下，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場經濟。為了欺騙世人，中共杜撰出壹個術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且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曲解為「社會市場經濟」，德國等西方國家的社會市場經濟絕不是中共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共所說的「社會主義」是消滅了私有制、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全民所有製為主體）的經濟制度，而全民所有制與市場經濟是格格不入、互相排斥的。杜撰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就像說「結了婚有老婆的單身漢」壹樣荒唐可笑。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情況又如何呢？（1）在國際石油價格不斷下跌的情況下，中國國內成品油的價格只是略有所降，仍維持很高的價位；（2）在實體經濟企業的業績普遍不佳的情況下，可以把股市炒得「瘋漲」，達到七年以來的最高點，隨後股市暴跌，習近平要「救市」，甚至動用了公安部門來打「股市保衛戰」；（3）樓市早就供大於求，積壓了大量閑置的空樓，全國有好幾十個「鬼市」，可是樓價卻壹直居高不下。這是市場經濟嗎？如果硬要說這是市場經濟，那隻能是不健康的、病態的「市場經濟」。這三個現象正說明了今天的中國經濟仍然是「政控經濟」。
中國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嚮應該是：改變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私有化」，廢除「政控經濟」。而在鄧「三論」的指引下，中國經濟改革卻背道而馳，走向了完全錯誤的方向，現在我們來回顧壹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評價壹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開放」是壹個正確的決策，中國對外開放以後，大量外資進入中國，並且引進了外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建立起許多合作、合資企業及外資企業，提供了中國經濟「起飛」的物質基礎。而且中國有壹個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我們有香港、台灣和好幾千萬海外華僑及華裔外國人。對外開放以來，進入中國的外資中有四分之三是港、台和海外華僑、華裔的投資。在對外開放之初，外國人對中國的投資環境還心存疑慮，不敢來華投資，只有港、台的中國人和海外華僑、華裔憑著愛國之心對中國大量投資，才帶動了中國經濟「起飛」。
與此同時，中國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這個改革措施是正確的。「包產到戶」符合我國農業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克服了「吃大鍋飯」的弊病，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於是在我國出現了壹個農業生產快速增長的時期。
「包產到戶」在當時是正確的，但是中共領導人宣布「包產到戶30年不變」就大錯特錯了，為什麼這是錯的呢？原因有三：
（壹）實行「包產到戶」的農業是壹種小農經濟，不適合農業現代化，在「包產到戶」的生產方式下不可能實現農業現代化。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就必須實行集約化經營，建立較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單位和農業綜合企業。所以「包產到戶」在實行幾年、最多十年之後必須改變。
（二）當時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規定「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30年之後各家各戶的人口會有很大的變動，承包地卻是30年不變，這樣就會產生新的不公平。
（三）實行「包產到戶」時，農民通過承包合同得到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權，那麼土地的所有權屬於誰呢？以前在1964年宣布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當然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當然包括在內。現在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這三級都不存在了，土地應該歸誰所有呢？ 到後來國家開始向農村徵用土地的時候，大家忽然明白了，原來農村的土地已經悄悄地變成國有的了。農民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土地的所有權屬於國家。
雖然後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規定農村土地屬於農民集體所有，但是這個法律條文是虛設的。因為現在農村中不存在農民的集體經濟組織，也就不存在能夠擁有和運用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法人，所以這條法律規定是實現不了的。村民委員會是壹級行政機構，也可以說是基層政府機構，不應該成為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法人。如果村委會成了擁有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法人，農村土地實質上就是國有的了。在現實生活中，地方政府向村委會徵用土地，房產開發商為獲得土地使用權而付的款，大部分歸於地方政府，村委會得到壹小部分，農民只獲得微不足道的補償金。這樣的事實充分證明了，農村土地實際上已經變成國有的了，《土地管理法》的有關條文只是虛設的法律條文而已。
中共領導人實在太「高明」了，通過實行「包產到戶」，悄悄地壹下子無償剝奪了八億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中共領導人炮製的這種畸形的土地所有制——土地的經營者農民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而土地的所有權實際上屬於國家——正是造成越來越嚴重的「三農」問題的禍根。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壹點。所以在中共政權的統治下，「三農」問題不可能解決，只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中國的農業改革只有起步是正確的，隨後由於堅持「30年不變」，導致「三農」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了。土地的經營者——農民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土地的所有權實際上屬於國家，這種畸形的制度正是造成今天面臨很多問題的禍根。今天已經到了必須改變這種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的時候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當然也必須改變。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把農村中大量的剩餘勞動力解放出來了，大批農民離開農村，湧入廣東等東南沿海地區打工，而東南沿海地區新建的工廠、企業正需要大量勞動力。於是中國經濟「起飛」了。
在改革之初的大約十年期間，城市的經濟改革、工商等行業的改革呈現出極其混亂的局面。在此期間出台了數以百計的大大小小的改革措施、政策，各種改革措施、政策朝令夕改、變幻莫測，像走馬燈壹樣變換不定，誰也不知道幾天以後又會出現什麼新花樣。可以說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在此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如：推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工廠企業實行承包、大批國營企業工人下崗、農民工階級開始形成、腦體倒掛、「官倒」引起民憤、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等等。事情太繁雜，只能略去不表了。
在瞎摸「石頭」摸了十年之後，中國經濟改革終於找到了壹個方向，那就是「破計劃經濟，立市場經濟」。當時流行的是這樣壹種觀點：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正是在「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這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全國掀起了市場化（又稱為產業化）的熱潮。把不該市場化的教育和學校產業化、市場化了，把學校辦成了「學店」，產生了「上學貴，上學難」的問題；把不該市場化的醫院都產業化、市場化了，把醫院辦成了「醫店」，產生了「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把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場化了（保障低收入人群有房住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壹個組成部分，所以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場化是錯誤的），產生了「買房貴，買房難」的問題。新「三座大山」就此形成，壓得全國人民喘不過氣來。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犯了方向性錯誤而失敗的典型事例。
中國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嚮應該是實行「私有化」，把生產資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改變為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私有制，中產階級占人口的大多數。這樣的私有制可以稱作是大多數人的私有制。可是鄧、江、胡卻如胡平先生所說的那樣在中國搞了「權貴私有化」。按照我的說法，這是官僚資產階級私有化，是把公有制變成了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
我採用「官僚資產階級所有」這種說法的理由如下：能稱得上「權貴」的人是很少的，事實上權貴們只攫取了原來的國有資產的壹部分，原國有資產的全部落入了以權貴為核心的官僚資產階級手中。拿土地所有權來說，農村的土地名義上屬於農民集體所有，但實際上已經變成國有的了，也就是實際上屬於官僚資產階級所有。我們不能說農村土地屬於權貴所有。
把公有制變成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的過程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壹階段是改革開放之初的十余年。把大量中小型國營企業以極低的價格甚至是象徵性的價格賣給了私人（官員的親友或是與官員有勾結的人，這些人絕大部分不是權貴，屬於新形成的官僚資產階級）。這種低價出賣國有資產的事情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仍有發生，但是主要是發生在改革開放的早期。
第二階段是「股份制改造」。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人提出要對國營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但是大張旗鼓地推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及21世紀。經過「股份制改造」以後，大中型國有企業變成了股份制企業，絕大部分股權落入了官僚資產階級手中。經過這兩個階段，完成了把國有資產變成官僚資產階級所有的轉變。
中國經濟改革的壹個重要結果是：形成了壹個官僚資產階級，建立了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官僚資產階級掌握了黨國大權，又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這意味著「政控經濟」進壹步加強了。本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嚮應該是廢棄「政控經濟」，可是鄧、江、胡的經濟改革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沒有廢棄「政控經濟」，反而強化了「政控經濟」。我們可以舉出無數個例子來證明之，為節省篇幅就都省略了。
官僚資產階級掌握黨、政、軍、經濟大權的制度必然也是官僚資產階級殘酷剝削全國人民的制度。官僚資產階級迅速斂聚了巨額財富，使中國變成了世界上貧富差距最懸殊的大國。
除了新「三座大山」、「三農」問題、農村土地所有制問題、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差距懸殊以外，中國的經濟改革還產生了壹系列嚴重的惡果：全方位的、極其嚴重的環境污染（空氣、水、地下水、土壤被污染），各種安全事故頻繁地發生，每年有幾百萬人死於各種職業病、因環境污染導致的不治之症、被假藥、有毒食品危害，假冒偽劣產品泛濫成災，貪腐盛行，腐敗社會化，社會道德淪喪，拜金主義成了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大多數人不講誠信，等等。可以說，中國經濟改革完全失敗了。
有人不同意這個結論，他們說：中國GDP長期高速增長，現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功不可沒。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經濟的大發展。中國經濟大發展了，怎麼能說中國經濟改革失敗了？
首先，我不同意把「改革」和「開放」捆綁在壹起說事，應該把「改革」和「開放」分開來說。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開放」是壹個正確的決策，中國對外開放以後，大量外資進入中國，並且引進了外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建立起許多合作、合資企業及外資企業，提供了中國經濟「起飛」的物質基礎。
至於「改革」嘛，那就另當別論了。只有農村的「包產到戶」，在當時是壹項正確的改革措施。實行「包產到戶」，把農村中大量的剩餘勞動力解放出來了，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但是此後在農村中推行的各項政策和措施，以及城市經濟改革、工商等行業改革的各項政策和措施，則全部都是錯誤的。隨便舉出哪壹項政策或措施，我都可以分析說明它為什麼是錯的，錯在什麼地方。由於三十多年來推行的大大小小的政策、措施有好幾百項，不可能在此詳細地壹壹剖析。只能在總體上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經濟改革實施的各項政策、措施不但沒有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反而起了破壞性的壞作用。上面已經指出了中國經濟改革產生的壹系列嚴重的惡果，中國GDP長期高速增長與中國經濟改革壹點關係也沒有。
既然中國經濟改革犯了方向性的錯誤，對生產力的發展起了破壞性的壞作用，為什麼中國經濟還能長期地高速發展呢？下面我們來分析壹下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原因。
中國對外開放以後，外資開始進入中國。中國經濟「起飛」以後，外資繼續大量流入中國，所以外資是非常充足的。十多年以後，內資也非常充足了。主要原因有三個：（1）建立起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以後，官僚資產階級壟斷各個經濟部門，獲得了巨額的壟斷利潤；（2）中國的稅收非常高，每年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率都遠高於GDP的增長率，而在「政控經濟」下政府財政收入的壹大部分成了官僚資產階級的資本；（3）農村土地實際上成了國有的，使得地方政府可以肆無忌憚地大搞「土地財政」，又向官僚資產階級提供了巨額的資金。
來自農村的大量農民工是超廉價的勞動力。首先，農民工的工資極低，老闆還常常無端地剋扣、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其次，農民工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老闆可以省去壹大筆開支。老闆還經常迫使農民工加班，不支付法定的加班費。老闆可以隨意解僱農民工，不必支付補償費。最後，很多老闆連最起碼的生產安全設備和勞動保護用具也不配備，農民工以健康、鮮血甚至生命為代價，為老闆節省了原本是必不可少的生產成本。所以中國農民工受到超級剝削，是世界上的超廉價勞動力。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同時也壓低了城市中原有工人的收入水平，使他們也成為廉價勞動力。
充足的資本（包括外資、內資）與幾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自然產生超高額利潤，這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
除此以外，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還有壹些附加的原因：（1）「獨生子女」政策在壹定時期內產生的「人口紅利」（家庭及社會的少兒撫養比例降低及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上升）；（2）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極不健全，這有助於降低生產成本，暫時性地有利於經濟發展；（3）中國企業在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方面投入資金很少，這進壹步降低了生產成本，也暫時性地有利於經濟發展；（4）在中國，開採和使用資源（礦藏、森林、草原、土地、水等等）的費用極低，有時甚至幾乎是無償使用。這四項對當時的經濟發展非常有利，但這是以損害子孫後代的利益為代價的，今天我們預先花了子孫後代的錢，欠下了債，這筆巨債最終是必須償還的。（5）各國國民消費佔GDP的百分比壹般為大約60%，而中國的這個比例卻只有百分之三十幾。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以壓低人民生活水平為代價的。
中國的腐敗問題非常嚴重，官員瀆職、泛濫成災的假冒偽劣產品、無數個豆腐渣工程、嚴重的環境污染，每年都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中國的資本非常充足，中國的勞動力是超廉價的，再加上上述五個附加的原因，兩者相結合產生的超高額利潤足以在彌補了貪污腐敗、官員瀆職、假冒偽劣、環境污染等因素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後，還能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
我們經常見到有人對鄧小平感恩戴德，說什麼「多虧有了鄧小平，中國經濟才發展得這麼快，人民才過上了好日子。」說這種話的人壹定是經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工人、農民、農民工可並沒有過上好日子。從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充足的資本（包括外資、內資）與幾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與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沒有什麼關係。中國經濟能長期高速發展，我們首先要感謝中國的工人、農民、農民工，其次要感謝港澳台投資者和海外華僑、華裔。沒有他們，或者二者缺其壹，就沒有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對於鄧小平，我不感謝他，反而要譴責他。
總結：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行改革的正確方嚮應該是實行「私有化」，建立大多數人的私有制，廢棄「政控經濟」。而鄧、江、胡實行的經濟改革卻反其道而行之，犯了方向性的錯誤，實行了官僚資產階級私有化，強化了「政控經濟」。他們的經濟改革產生了壹系列嚴重的惡果。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與鄧、江、胡實行的經濟改革沒有關係，而是另有原因。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搞資本主義，是搞權貴私有化。很多知識分子認為：多虧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才能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才能提高。鄧小平的路線是正確的，中國的經濟改革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大方向是正確的。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持有這種觀點正是在民怨沸騰的中國壹直不發生革命的原因之壹，我覺得有必要更深入地剖析中國的經濟改革。
首先，讓我們回溯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的1977、1978年，經過十年浩劫，中國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當時人們的普遍共識是：經濟改革非搞不可，經濟制度非改不可。但是改什麼？怎樣改呢？當時全中國無人知曉，連被吹捧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也不知道改革什麼和怎樣改革。可是改革必須搞啊，萬般無奈之下鄧小平只得說「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只能過小河溝，而中國經濟改革要過的是像長江、黃河這樣的大江大河，靠摸石頭是絕對過不去的。硬要摸著石頭過長江、黃河，結果會怎樣呢？結果必然是壹步步進入深水區，最後被淹死。
要過長江、黃河，就必須造船或架橋。什麼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船或橋呢？那就是經濟改革的理論、指導思想和指導方針。鄧小平是壹個實用主義者，提不出任何像樣的理論，卻提出了鄧「三論」（是言論的「論」，而不是理論的「論」）。鄧「三論」就是「貓論」（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摸論」（摸著石頭過河）和「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鄧「三論」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和總方針，在鄧「三論」的指引下中國經濟改革走上了歧路、絕境。
當時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想要提出經濟改革的正確理論和指導思想，首先要搞清楚壹個問題——中國經濟改革究竟要改什麼？中國經濟的毛病出在哪裡？也就是要回答壹個最根本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麼？
毛澤東、鄧小平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所有的中共理論家乃至蘇聯、東歐各國共產黨的理論家們都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在中共八大上，對這個問題給出了壹個荒唐的答案，聲稱社會主義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真是奇談怪論！壹種生產關係，如果它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能形成更高的生產力，那麼它就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反之，如果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形成低下的生產力，那麼它就是落後的生產關係。既然中國社會的生產關係只能形成低下的生產力，或者如中共八大決議所說，形成落後的生產力，那麼這種生產關係怎麼會是先進的呢？
後來，大概毛澤東、鄧小平及中共的理論家們覺得中共八大決議的說法太離譜，就改口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這是壹句空話、廢話，因為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的基本矛盾。說不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內容，只說這麼壹句空話、廢話，等於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那麼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麼呢？我認為是：在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以全社會（或集體）為單位進行生產與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消費之間的矛盾。生產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消費。由於消費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因此每個人參加生產的首要目的是為了獲得報酬以滿足家庭消費之需。但是每個人獲得報酬的多少取決於全社會（或集體）的生產力的高低，個人的努力和貢獻與他獲得報酬的多少沒有直接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除非每個人都是大公無私的，都願意為大眾的利益而儘力工作，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的生產關係才能良好地運行；否則總是會有人出工不出力，在工作中偷懶，而這種偷懶現象會像傳染病壹樣擴散開來，因為偷懶者獲得的報酬與努力工作者獲得的報酬是差不多的。這就是所謂的「吃大鍋飯」現象。
社會主義者歐文在1824年試辦了壹個共產主義新村，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歐文的這項社會實驗失敗了，在新村中出現了不少懶漢，新村最後再也維持不下去了。這項社會實驗的失敗已經暴露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弊端，暴露了在以後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必然會出現的基本矛盾。於是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就提出了「按勞分配」的原則，認為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階段實行這個原則就可以激勵每個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
「按勞分配」原則是否可行呢？馬克思沒有把「按勞分配」原則付諸實踐，十月革命以後建立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都實行了「按勞分配」原則，結果是無壹例外地全都失敗了。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按勞分配」實際上是壹個不合理的、不可實行的原則。
首先，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應該修正為智慧加勞動創造價值（關於這壹點請參閱《北京之春》2014年7月號《剩餘價值理論究竟錯在哪裡？》壹文）。「按勞分配」原則忽略了智慧這個因素，這是其不合理之壹。
其次，「按勞分配」就是要按照每個勞動者提供的勞動量來分配個人收入，勞動是指人的體力和腦力的支出。「按勞分配」意味著勞動者獲得的報酬與他提供的勞動量成比例，等量的勞動獲得等量的報酬。為此，必須在全社會有壹個共同的尺度來計量每個勞動者付出的勞動，而實際上根本不存在這樣壹個共同的尺度。關於勞動，實際上只有壹個量是可以用壹個共同的尺度來計量的，那就是勞動時間。所以「按勞分配」在實際執行時往往就變成了「按勞動時間分配」，而「按勞動時間分配」就是「吃大鍋飯」。
當時在中國到處都可以看到「吃大鍋飯」的現象，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初，人們自然就想到要改變這種「吃大鍋飯」的現象。記得當時聽壹位中共的理論家作關於改革的報告，他說：之所以會出現「吃大鍋飯」現象，是因為沒有正確執行「按勞分配」原則，改革就是要打破「大鍋飯」，真正實行「按勞分配」。怎樣實行「按勞分配」呢？他舉了壹個例子，說有壹家國營襯衫廠，生產的襯衫堆在倉庫里賣不出去，過去由於沒有正確執行「按勞分配」原則，營業員出去推銷產品沒有積極性，造成產品積壓。搞改革，把襯衫分發給工人，讓工人去賣襯衫，並且實行「按勞分配」，規定每賣出壹件襯衫，提取其價格的10%作為報酬。由於實行了「按勞分配」，襯衫很快全都賣出去了。
聽了這位理論家的「高論」，真讓人笑掉了大牙。他壹不懂什麼是「按勞分配」；二不懂「吃大鍋飯」現象是怎麼產生的。他不懂得，「按勞分配」是壹個根本無法實行的原則，硬要實行「按勞分配」，那就只能把「按勞動時間分配」當作「按勞分配」來實行，結果就是「吃大鍋飯」。這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導致的必然結果。
所以，中國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解決「以全社會（或集體）為單位進行生產與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消費之間的矛盾」。怎樣解決這個矛盾呢？那就必須改變生產資料公有制，簡單地說，就是「私有化」，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第壹原則。鄧小平曾經在多次講話中反對搞「私有化」，但是他和他的繼承人實際上卻搞了「權貴私有化」，那是后話了。
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初十年是非常混亂的，在此期間出台的大大小小的改革措施多得數也數不清，各種改革措施像走馬燈壹樣變換不定，可以說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在瞎摸「石頭」摸了十年之後，中國經濟改革終於找到了壹個方向，那就是「破計劃經濟，立市場經濟」。當時在所有的政要、學者中間流行著這樣壹種觀點：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這實在是對經濟學天大的誤解和曲解，嚴重地誤導了中國的經濟改革。
事實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不是互相對立、水火不相容的。市場經濟並不是無計劃經濟或非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也需要計劃，也是制定計劃的。其實計劃經濟並沒有過錯，中國在1958年以前也實行計劃經濟，當時國民經濟的情況良好，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可是在1958年中共提出「大躍進」的口號，制定了鋼產量壹年翻壹番、農業「放衛星」的荒唐計劃。這種狂熱的計劃搞垮了中國的國民經濟，在隨後的三年飢荒時期，中國餓死了幾千萬人。可見，過錯不在計劃經濟，而在於中國政府制定了錯誤的經濟計劃。
中國政府為什麼會制定出錯誤的經濟計劃呢？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還有壹種屬性，它是壹種「政控經濟」，這是政治、政黨、政府操控的經濟的簡稱，其含義是：政治統帥經濟，經濟為政治服務；政黨領導、操縱、控制經濟計劃的制定；政府、行政部門、權力機構管理、控制、支配經濟。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政治統帥經濟，經濟為政治服務」這樣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制定出了違背經濟規律的狂熱計劃。
所以，中國經濟改革的另壹個同樣重要的任務是廢除「政控經濟」，使政治、政黨、政府不再操控經濟。鄧、江、胡都不懂這個道理，把改掉「計劃經濟」當成經濟改革的方向。不搞計劃經濟，難道要搞非計劃經濟或無計劃經濟？中共雖然壹直在說，要「廢計劃經濟，搞市場經濟」，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說是不搞「計劃經濟」吧，可是五年計劃卻壹直在制定（現在改名為五年規劃，這隻是改壹個名字，實際內容仍然不變），到現在已經制定了十三個五年計（規）划。實際上，中共每五年制定壹個五年計劃的做法正是它堅持「政控經濟」不動搖的集中表現。每次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制定出五年計劃的草案，然後交給全國人大表決通過。
說是要搞「市場經濟」吧，在政黨和政府的操控下，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場經濟。為了欺騙世人，中共杜撰出壹個術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且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曲解為「社會市場經濟」，德國等西方國家的社會市場經濟絕不是中共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共所說的「社會主義」是消滅了私有制、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全民所有製為主體）的經濟制度，而全民所有制與市場經濟是格格不入、互相排斥的。杜撰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就像說「結了婚有老婆的單身漢」壹樣荒唐可笑。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情況又如何呢？（1）在國際石油價格不斷下跌的情況下，中國國內成品油的價格只是略有所降，仍維持很高的價位；（2）在實體經濟企業的業績普遍不佳的情況下，可以把股市炒得「瘋漲」，達到七年以來的最高點，隨後股市暴跌，習近平要「救市」，甚至動用了公安部門來打「股市保衛戰」；（3）樓市早就供大於求，積壓了大量閑置的空樓，全國有好幾十個「鬼市」，可是樓價卻壹直居高不下。這是市場經濟嗎？如果硬要說這是市場經濟，那隻能是不健康的、病態的「市場經濟」。這三個現象正說明了今天的中國經濟仍然是「政控經濟」。
中國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嚮應該是：改變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私有化」，廢除「政控經濟」。而在鄧「三論」的指引下，中國經濟改革卻背道而馳，走向了完全錯誤的方向，現在我們來回顧壹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評價壹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開放」是壹個正確的決策，中國對外開放以後，大量外資進入中國，並且引進了外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建立起許多合作、合資企業及外資企業，提供了中國經濟「起飛」的物質基礎。而且中國有壹個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我們有香港、台灣和好幾千萬海外華僑及華裔外國人。對外開放以來，進入中國的外資中有四分之三是港、台和海外華僑、華裔的投資。在對外開放之初，外國人對中國的投資環境還心存疑慮，不敢來華投資，只有港、台的中國人和海外華僑、華裔憑著愛國之心對中國大量投資，才帶動了中國經濟「起飛」。
與此同時，中國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這個改革措施是正確的。「包產到戶」符合我國農業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克服了「吃大鍋飯」的弊病，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於是在我國出現了壹個農業生產快速增長的時期。
「包產到戶」在當時是正確的，但是中共領導人宣布「包產到戶30年不變」就大錯特錯了，為什麼這是錯的呢？原因有三：
（壹）實行「包產到戶」的農業是壹種小農經濟，不適合農業現代化，在「包產到戶」的生產方式下不可能實現農業現代化。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就必須實行集約化經營，建立較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單位和農業綜合企業。所以「包產到戶」在實行幾年、最多十年之後必須改變。
（二）當時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規定「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30年之後各家各戶的人口會有很大的變動，承包地卻是30年不變，這樣就會產生新的不公平。
（三）實行「包產到戶」時，農民通過承包合同得到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權，那麼土地的所有權屬於誰呢？以前在1964年宣布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當然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當然包括在內。現在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這三級都不存在了，土地應該歸誰所有呢？ 到後來國家開始向農村徵用土地的時候，大家忽然明白了，原來農村的土地已經悄悄地變成國有的了。農民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土地的所有權屬於國家。
雖然後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規定農村土地屬於農民集體所有，但是這個法律條文是虛設的。因為現在農村中不存在農民的集體經濟組織，也就不存在能夠擁有和運用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法人，所以這條法律規定是實現不了的。村民委員會是壹級行政機構，也可以說是基層政府機構，不應該成為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法人。如果村委會成了擁有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法人，農村土地實質上就是國有的了。在現實生活中，地方政府向村委會徵用土地，房產開發商為獲得土地使用權而付的款，大部分歸於地方政府，村委會得到壹小部分，農民只獲得微不足道的補償金。這樣的事實充分證明了，農村土地實際上已經變成國有的了，《土地管理法》的有關條文只是虛設的法律條文而已。
中共領導人實在太「高明」了，通過實行「包產到戶」，悄悄地壹下子無償剝奪了八億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中共領導人炮製的這種畸形的土地所有制——土地的經營者農民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而土地的所有權實際上屬於國家——正是造成越來越嚴重的「三農」問題的禍根。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壹點。所以在中共政權的統治下，「三農」問題不可能解決，只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中國的農業改革只有起步是正確的，隨後由於堅持「30年不變」，導致「三農」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了。土地的經營者——農民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土地的所有權實際上屬於國家，這種畸形的制度正是造成今天面臨很多問題的禍根。今天已經到了必須改變這種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的時候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當然也必須改變。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把農村中大量的剩餘勞動力解放出來了，大批農民離開農村，湧入廣東等東南沿海地區打工，而東南沿海地區新建的工廠、企業正需要大量勞動力。於是中國經濟「起飛」了。
在改革之初的大約十年期間，城市的經濟改革、工商等行業的改革呈現出極其混亂的局面。在此期間出台了數以百計的大大小小的改革措施、政策，各種改革措施、政策朝令夕改、變幻莫測，像走馬燈壹樣變換不定，誰也不知道幾天以後又會出現什麼新花樣。可以說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在此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如：推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工廠企業實行承包、大批國營企業工人下崗、農民工階級開始形成、腦體倒掛、「官倒」引起民憤、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等等。事情太繁雜，只能略去不表了。
在瞎摸「石頭」摸了十年之後，中國經濟改革終於找到了壹個方向，那就是「破計劃經濟，立市場經濟」。當時流行的是這樣壹種觀點：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正是在「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這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全國掀起了市場化（又稱為產業化）的熱潮。把不該市場化的教育和學校產業化、市場化了，把學校辦成了「學店」，產生了「上學貴，上學難」的問題；把不該市場化的醫院都產業化、市場化了，把醫院辦成了「醫店」，產生了「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把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場化了（保障低收入人群有房住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壹個組成部分，所以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場化是錯誤的），產生了「買房貴，買房難」的問題。新「三座大山」就此形成，壓得全國人民喘不過氣來。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犯了方向性錯誤而失敗的典型事例。
中國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嚮應該是實行「私有化」，把生產資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改變為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私有制，中產階級占人口的大多數。這樣的私有制可以稱作是大多數人的私有制。可是鄧、江、胡卻如胡平先生所說的那樣在中國搞了「權貴私有化」。按照我的說法，這是官僚資產階級私有化，是把公有制變成了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
我採用「官僚資產階級所有」這種說法的理由如下：能稱得上「權貴」的人是很少的，事實上權貴們只攫取了原來的國有資產的壹部分，原國有資產的全部落入了以權貴為核心的官僚資產階級手中。拿土地所有權來說，農村的土地名義上屬於農民集體所有，但實際上已經變成國有的了，也就是實際上屬於官僚資產階級所有。我們不能說農村土地屬於權貴所有。
把公有制變成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的過程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壹階段是改革開放之初的十余年。把大量中小型國營企業以極低的價格甚至是象徵性的價格賣給了私人（官員的親友或是與官員有勾結的人，這些人絕大部分不是權貴，屬於新形成的官僚資產階級）。這種低價出賣國有資產的事情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仍有發生，但是主要是發生在改革開放的早期。
第二階段是「股份制改造」。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人提出要對國營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但是大張旗鼓地推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及21世紀。經過「股份制改造」以後，大中型國有企業變成了股份制企業，絕大部分股權落入了官僚資產階級手中。經過這兩個階段，完成了把國有資產變成官僚資產階級所有的轉變。
中國經濟改革的壹個重要結果是：形成了壹個官僚資產階級，建立了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官僚資產階級掌握了黨國大權，又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這意味著「政控經濟」進壹步加強了。本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嚮應該是廢棄「政控經濟」，可是鄧、江、胡的經濟改革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沒有廢棄「政控經濟」，反而強化了「政控經濟」。我們可以舉出無數個例子來證明之，為節省篇幅就都省略了。
官僚資產階級掌握黨、政、軍、經濟大權的制度必然也是官僚資產階級殘酷剝削全國人民的制度。官僚資產階級迅速斂聚了巨額財富，使中國變成了世界上貧富差距最懸殊的大國。
除了新「三座大山」、「三農」問題、農村土地所有制問題、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差距懸殊以外，中國的經濟改革還產生了壹系列嚴重的惡果：全方位的、極其嚴重的環境污染（空氣、水、地下水、土壤被污染），各種安全事故頻繁地發生，每年有幾百萬人死於各種職業病、因環境污染導致的不治之症、被假藥、有毒食品危害，假冒偽劣產品泛濫成災，貪腐盛行，腐敗社會化，社會道德淪喪，拜金主義成了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大多數人不講誠信，等等。可以說，中國經濟改革完全失敗了。
有人不同意這個結論，他們說：中國GDP長期高速增長，現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功不可沒。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經濟的大發展。中國經濟大發展了，怎麼能說中國經濟改革失敗了？
首先，我不同意把「改革」和「開放」捆綁在壹起說事，應該把「改革」和「開放」分開來說。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開放」是壹個正確的決策，中國對外開放以後，大量外資進入中國，並且引進了外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建立起許多合作、合資企業及外資企業，提供了中國經濟「起飛」的物質基礎。
至於「改革」嘛，那就另當別論了。只有農村的「包產到戶」，在當時是壹項正確的改革措施。實行「包產到戶」，把農村中大量的剩餘勞動力解放出來了，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但是此後在農村中推行的各項政策和措施，以及城市經濟改革、工商等行業改革的各項政策和措施，則全部都是錯誤的。隨便舉出哪壹項政策或措施，我都可以分析說明它為什麼是錯的，錯在什麼地方。由於三十多年來推行的大大小小的政策、措施有好幾百項，不可能在此詳細地壹壹剖析。只能在總體上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經濟改革實施的各項政策、措施不但沒有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反而起了破壞性的壞作用。上面已經指出了中國經濟改革產生的壹系列嚴重的惡果，中國GDP長期高速增長與中國經濟改革壹點關係也沒有。
既然中國經濟改革犯了方向性的錯誤，對生產力的發展起了破壞性的壞作用，為什麼中國經濟還能長期地高速發展呢？下面我們來分析壹下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原因。
中國對外開放以後，外資開始進入中國。中國經濟「起飛」以後，外資繼續大量流入中國，所以外資是非常充足的。十多年以後，內資也非常充足了。主要原因有三個：（1）建立起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以後，官僚資產階級壟斷各個經濟部門，獲得了巨額的壟斷利潤；（2）中國的稅收非常高，每年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率都遠高於GDP的增長率，而在「政控經濟」下政府財政收入的壹大部分成了官僚資產階級的資本；（3）農村土地實際上成了國有的，使得地方政府可以肆無忌憚地大搞「土地財政」，又向官僚資產階級提供了巨額的資金。
來自農村的大量農民工是超廉價的勞動力。首先，農民工的工資極低，老闆還常常無端地剋扣、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其次，農民工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老闆可以省去壹大筆開支。老闆還經常迫使農民工加班，不支付法定的加班費。老闆可以隨意解僱農民工，不必支付補償費。最後，很多老闆連最起碼的生產安全設備和勞動保護用具也不配備，農民工以健康、鮮血甚至生命為代價，為老闆節省了原本是必不可少的生產成本。所以中國農民工受到超級剝削，是世界上的超廉價勞動力。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同時也壓低了城市中原有工人的收入水平，使他們也成為廉價勞動力。
充足的資本（包括外資、內資）與幾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自然產生超高額利潤，這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
除此以外，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還有壹些附加的原因：（1）「獨生子女」政策在壹定時期內產生的「人口紅利」（家庭及社會的少兒撫養比例降低及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上升）；（2）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極不健全，這有助於降低生產成本，暫時性地有利於經濟發展；（3）中國企業在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方面投入資金很少，這進壹步降低了生產成本，也暫時性地有利於經濟發展；（4）在中國，開採和使用資源（礦藏、森林、草原、土地、水等等）的費用極低，有時甚至幾乎是無償使用。這四項對當時的經濟發展非常有利，但這是以損害子孫後代的利益為代價的，今天我們預先花了子孫後代的錢，欠下了債，這筆巨債最終是必須償還的。（5）各國國民消費佔GDP的百分比壹般為大約60%，而中國的這個比例卻只有百分之三十幾。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以壓低人民生活水平為代價的。
中國的腐敗問題非常嚴重，官員瀆職、泛濫成災的假冒偽劣產品、無數個豆腐渣工程、嚴重的環境污染，每年都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中國的資本非常充足，中國的勞動力是超廉價的，再加上上述五個附加的原因，兩者相結合產生的超高額利潤足以在彌補了貪污腐敗、官員瀆職、假冒偽劣、環境污染等因素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後，還能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
我們經常見到有人對鄧小平感恩戴德，說什麼「多虧有了鄧小平，中國經濟才發展得這麼快，人民才過上了好日子。」說這種話的人壹定是經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工人、農民、農民工可並沒有過上好日子。從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充足的資本（包括外資、內資）與幾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與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沒有什麼關係。中國經濟能長期高速發展，我們首先要感謝中國的工人、農民、農民工，其次要感謝港澳台投資者和海外華僑、華裔。沒有他們，或者二者缺其壹，就沒有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對於鄧小平，我不感謝他，反而要譴責他。
總結：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行改革的正確方嚮應該是實行「私有化」，建立大多數人的私有制，廢棄「政控經濟」。而鄧、江、胡實行的經濟改革卻反其道而行之，犯了方向性的錯誤，實行了官僚資產階級私有化，強化了「政控經濟」。他們的經濟改革產生了壹系列嚴重的惡果。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與鄧、江、胡實行的經濟改革沒有關係，而是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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