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的經濟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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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臨的經濟局勢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月25日
作者 中國網友
1948年1月費孝通在《黎民不飢不寒的小康水準》壹文里講過壹段話：「歷史並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歷史的情境中總包含著壹條合理的出路，歷史不能合理髮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為。壹個被視為『書生』的人，有責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來，至於能不能化為歷史，那應當是政治家的事了。」
警惕「中國模式」演化為「中國病」
年末歲初，隨著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呼籲宏觀政策上實行財政、貨幣「雙擴張」的聲音不斷增強。日前在高層座談會上，經濟學家余永定就呼籲實行「雙擴張」，保持經濟必要增速。這種觀點引起社會的熱議，贊成和呼應者頗多。主張者的理由和余永定先生相似，都認為到了必須出手遏制經濟增長下滑態勢的時候了，否則大局堪憂。
余永定：不要顧忌3%赤字門檻，不應該把積極財政政策污名化
與此相反，有些經濟學家認為，應該在穩住大局、控制和化解風險的條件下，通過改革提高供給效率，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只是與「雙擴張」相比，這種聲音似乎越來越微弱。
筆者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決策者必須保持定力，克制對刺激政策的衝動，財政、貨幣「雙擴張」斷不可為。
第壹，實行實施「雙擴張」不會有明顯效果。2009年政府採取了4萬億投資和10萬億貸款的強刺激政策，雖然將下滑的經濟拉回上10%的增速，但是只維持了兩個季度，隨後就掉頭直下。此後，幾乎每年政府都會出台壹些保增長的刺激措施，但從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長率分別是9.2%、7.8%、7.7%、7.4%，增長率仍然下行。到了2015年第3季度終於掉到7%以下，儘管這個季度刺激措施不比2009年差，但促增長的效果已經幾近於無。事實上，2018年政府已經再次加大刺激政策。幾次降准及降低銀行存款的準備金比率，再加上「中期借貸便利」的金融工具，央行所釋放出的資金總量已經超出了四萬億，被坊間稱為「新版四萬億」。國家發改委也加速地方投資項目的審批，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動輒以百萬千萬億計。可是結果不如人意，繼續加大刺激會有效果嗎？
第二，實行實施「雙擴張」會增大系統性風險。如果不對症下藥，加大劑量也不會有效，反而會加劇病情。過度使用刺激政策的結果，只能是進壹步加槓桿，使風險加速積累。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顯示，中國國民經濟的槓桿率從2008年的170%增加到2014年的235.7%，6年上升65.7個百分點。在大力「去槓桿」的背景下，2017年的實體經濟槓桿率仍然由2016年的239.7%上升至242.1%。壹旦實行「雙擴張」，槓桿率壹定會飆升。過高的槓桿率意味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大增。中國經濟的「灰犀牛」就蹲在那裡，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第三，實行實施「雙擴張」會加劇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擠壓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以「保持積極穩定」為理由的「雙擴張」，會讓各級政府積極將主要精力用於「擴需求、保增長」，而不是著力于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以往的經驗表明，增加的貨幣也很難進入民營經濟，而是流向國有企業或房市、股市。積極財政政策會集中在「鐵公雞」等基礎建設上，這讓政府成為投資主體，對民營經濟投資形成擠出效應。更大的問題是讓本應該限制權力的政府進壹步擴大權力，更難以「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第四，實行實施「雙擴張」會讓數年來的改革努力前功盡。為了消化前期刺激性政策，中央政府推出了「三去壹降壹補」的結構性改革，可謂對症下藥。問題是在執行過程中，不是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而是主要採取行政手段去調結構，結果造成諸多問題。雖然效果不如人意，但是不能以出現這些問題而否定結構性改革的正確性。確實許多企業和地方政府面臨困難，寄希望于「放水」緩解眼前困局。在結構性改革沒有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前，實施「雙擴張」會讓企業和地方政府長出壹口氣，但也勢必讓數年來的改革努力前功盡棄。
縱觀改革開放四十年，依靠貨幣超發和信用膨脹支持高速發展，壹直伴隨著中國經濟。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宏觀當局採取更強的刺激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海量增長。從2001年到2012年，廣義貨幣流通量平均每年增長18.35%，遠高於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結果是資產泡沫生成和資產負債表風險累積。誠如吳敬璉先生所說，中國經濟出現了「按下葫蘆起了瓢」的「蹺蹺板反應」，「當政府採取刺激政策穩住增長速度時，會造成加槓桿的結果；而壹旦採取措施降槓桿，又會使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引自吳敬璉著《中國經濟改革進程》P324）。
吳敬璉：中國經濟出現了「按下葫蘆起來瓢」的「蹺蹺板效應」
這種「蹺蹺板效應」，正是宏觀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令人頭疼的問題，也是出現對策爭論的根源所在。概括言之，以余永定、林毅夫先生為代表的壹方提出的對策是立足於短期，而吳敬璉代表的壹方者立足於長期。有人總是說「緩不濟急」，因此主張為了應對眼前而推遲改革。其實，立足長期的對策並沒有忽視短期問題。20年已經屬於長期了吧？將近20年過去了，假如能夠像吳敬璉先生所建議的那樣，在穩定住大局、保證不發生系統性危機的條件下，全面深化改革，通過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中國壹定可以走出兩難困境，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然而，正是因為壹再實行短期政策，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迄今仍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才造成今天的困局。
從歷史角度看，在較長的和平時期，壹個國家在堅持壹種獨特的發展思路和做法而取得成果以後，會被稱為「中國模式」。可是壹旦形成固定的發展戰略，就會產生路徑依賴。如果不能及早警醒，不及時進行調整，那些負面的、以前被高速增長的GDP所掩蓋的問題就會逐漸浮現出來。等到國際大市場或國內市場發生了變化，多年壹直被拖著不解決的問題綜合性爆發，「中國模式」就演變為「中國病」。學界所說的「日本病」、「英國病」、「荷蘭病」都是如此。
筆者雖然不贊成「中國模式」的說法，但是如果把以強勢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定義為「中國模式」，我認為這種模式確實是存在的。不過，在運行多年以後，這種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必須痛下決心，對過去的發展模式進行根本改造。如果心存僥倖，繼續敷衍，問題疊加，前景不堪設想。
時勢艱難，尤須決策者保持定力，既不要忽視短期問題，更要立足長遠，堅定不移地推動體制改革，建立真正的法治的市場經濟，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只有這樣，中國才能走上壹條持續穩定發展的康庄大道，才能避免「中國模式」演化為「中國病」。
1948年1月費孝通在《黎民不飢不寒的小康水準》壹文里講過壹段話：「歷史並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歷史的情境中總包含著壹條合理的出路，歷史不能合理髮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為。壹個被視為『書生』的人，有責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來，至於能不能化為歷史，那應當是政治家的事了。」
警惕「中國模式」演化為「中國病」
年末歲初，隨著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呼籲宏觀政策上實行財政、貨幣「雙擴張」的聲音不斷增強。日前在高層座談會上，經濟學家余永定就呼籲實行「雙擴張」，保持經濟必要增速。這種觀點引起社會的熱議，贊成和呼應者頗多。主張者的理由和余永定先生相似，都認為到了必須出手遏制經濟增長下滑態勢的時候了，否則大局堪憂。
余永定：不要顧忌3%赤字門檻，不應該把積極財政政策污名化
與此相反，有些經濟學家認為，應該在穩住大局、控制和化解風險的條件下，通過改革提高供給效率，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只是與「雙擴張」相比，這種聲音似乎越來越微弱。
筆者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決策者必須保持定力，克制對刺激政策的衝動，財政、貨幣「雙擴張」斷不可為。
第壹，實行實施「雙擴張」不會有明顯效果。2009年政府採取了4萬億投資和10萬億貸款的強刺激政策，雖然將下滑的經濟拉回上10%的增速，但是只維持了兩個季度，隨後就掉頭直下。此後，幾乎每年政府都會出台壹些保增長的刺激措施，但從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長率分別是9.2%、7.8%、7.7%、7.4%，增長率仍然下行。到了2015年第3季度終於掉到7%以下，儘管這個季度刺激措施不比2009年差，但促增長的效果已經幾近於無。事實上，2018年政府已經再次加大刺激政策。幾次降准及降低銀行存款的準備金比率，再加上「中期借貸便利」的金融工具，央行所釋放出的資金總量已經超出了四萬億，被坊間稱為「新版四萬億」。國家發改委也加速地方投資項目的審批，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動輒以百萬千萬億計。可是結果不如人意，繼續加大刺激會有效果嗎？
第二，實行實施「雙擴張」會增大系統性風險。如果不對症下藥，加大劑量也不會有效，反而會加劇病情。過度使用刺激政策的結果，只能是進壹步加槓桿，使風險加速積累。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顯示，中國國民經濟的槓桿率從2008年的170%增加到2014年的235.7%，6年上升65.7個百分點。在大力「去槓桿」的背景下，2017年的實體經濟槓桿率仍然由2016年的239.7%上升至242.1%。壹旦實行「雙擴張」，槓桿率壹定會飆升。過高的槓桿率意味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大增。中國經濟的「灰犀牛」就蹲在那裡，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第三，實行實施「雙擴張」會加劇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擠壓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以「保持積極穩定」為理由的「雙擴張」，會讓各級政府積極將主要精力用於「擴需求、保增長」，而不是著力于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以往的經驗表明，增加的貨幣也很難進入民營經濟，而是流向國有企業或房市、股市。積極財政政策會集中在「鐵公雞」等基礎建設上，這讓政府成為投資主體，對民營經濟投資形成擠出效應。更大的問題是讓本應該限制權力的政府進壹步擴大權力，更難以「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第四，實行實施「雙擴張」會讓數年來的改革努力前功盡。為了消化前期刺激性政策，中央政府推出了「三去壹降壹補」的結構性改革，可謂對症下藥。問題是在執行過程中，不是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而是主要採取行政手段去調結構，結果造成諸多問題。雖然效果不如人意，但是不能以出現這些問題而否定結構性改革的正確性。確實許多企業和地方政府面臨困難，寄希望于「放水」緩解眼前困局。在結構性改革沒有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前，實施「雙擴張」會讓企業和地方政府長出壹口氣，但也勢必讓數年來的改革努力前功盡棄。
縱觀改革開放四十年，依靠貨幣超發和信用膨脹支持高速發展，壹直伴隨著中國經濟。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宏觀當局採取更強的刺激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海量增長。從2001年到2012年，廣義貨幣流通量平均每年增長18.35%，遠高於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結果是資產泡沫生成和資產負債表風險累積。誠如吳敬璉先生所說，中國經濟出現了「按下葫蘆起了瓢」的「蹺蹺板反應」，「當政府採取刺激政策穩住增長速度時，會造成加槓桿的結果；而壹旦採取措施降槓桿，又會使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引自吳敬璉著《中國經濟改革進程》P324）。
吳敬璉：中國經濟出現了「按下葫蘆起來瓢」的「蹺蹺板效應」
這種「蹺蹺板效應」，正是宏觀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令人頭疼的問題，也是出現對策爭論的根源所在。概括言之，以余永定、林毅夫先生為代表的壹方提出的對策是立足於短期，而吳敬璉代表的壹方者立足於長期。有人總是說「緩不濟急」，因此主張為了應對眼前而推遲改革。其實，立足長期的對策並沒有忽視短期問題。20年已經屬於長期了吧？將近20年過去了，假如能夠像吳敬璉先生所建議的那樣，在穩定住大局、保證不發生系統性危機的條件下，全面深化改革，通過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中國壹定可以走出兩難困境，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然而，正是因為壹再實行短期政策，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迄今仍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才造成今天的困局。
從歷史角度看，在較長的和平時期，壹個國家在堅持壹種獨特的發展思路和做法而取得成果以後，會被稱為「中國模式」。可是壹旦形成固定的發展戰略，就會產生路徑依賴。如果不能及早警醒，不及時進行調整，那些負面的、以前被高速增長的GDP所掩蓋的問題就會逐漸浮現出來。等到國際大市場或國內市場發生了變化，多年壹直被拖著不解決的問題綜合性爆發，「中國模式」就演變為「中國病」。學界所說的「日本病」、「英國病」、「荷蘭病」都是如此。
筆者雖然不贊成「中國模式」的說法，但是如果把以強勢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定義為「中國模式」，我認為這種模式確實是存在的。不過，在運行多年以後，這種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必須痛下決心，對過去的發展模式進行根本改造。如果心存僥倖，繼續敷衍，問題疊加，前景不堪設想。
時勢艱難，尤須決策者保持定力，既不要忽視短期問題，更要立足長遠，堅定不移地推動體制改革，建立真正的法治的市場經濟，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只有這樣，中國才能走上壹條持續穩定發展的康庄大道，才能避免「中國模式」演化為「中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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