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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伊萍

有那麼壹部分中國人，極為崇拜私有制，這種崇拜估計與中國人當中普遍存在的崇拜美國情結密切相關，是壹種對美國右派理論的盲從。其實，並不是所有發達國家的人都像美國人那樣過高估計私有制，只有英美文化壹系的人更看重私有制和資本主義，而在英美文化國家中，又屬美國人崇拜私有制最甚，比美國人的老祖宗英國人還要勝出壹籌。二戰後的日本政府和台灣政府都受到過來自美國政府的壓力，要求他們減少經濟發展中的國有成分，儘管如此，日本和台灣的國有經濟成分始終比美國要高，卻並沒有妨礙這些國家成為發達國家。事實上，從某些指標上講，日本比美國更優秀，壹個例子是貧富差距，日本社會的基尼係數即貧富差距指數比美國要小得多，台灣的貧富差距指數更是比日本還低，而美國的貧富差距指數遠遠高出所有其他發達國家。第二個日本明顯優越於美國的例子是人均壽命，日本在人均醫藥費用上花費不到美國的二分之壹，卻取得了日本人平均壽命名列世界第壹的出色成績，相比之下，美國不僅醫藥費用花費大，而且收效差，美國的人均醫藥費用高居世界第壹，人均壽命卻只列世界第四十三位，連有些不發達國家的人均壽命都比美國高。如果我們以人均壽命來作為衡量人民生活質量的終極指標，那麼，發達國家中最崇拜私有制的美國卻是發達國家中人民生活質量最差的國家，可見，過度崇拜私有制有時會害死人。

不少中國人崇拜私有制，既是出於崇洋的原因，也是因為中國人確實吃過「公有」制的虧，在蘇聯式專制政治體制下，「公有」成了官有，這些人以為，只要改成私有制就可以杜絕官有。那麼，私有制真的能具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嗎？實現了私有制就可以防止官有、減少腐敗嗎？我們可以看看俄國的例子，蘇聯解散時，蘇聯原來的大型國有企業被大批私有化，由於蘇聯之後的俄國政府在沒有解決蘇聯時代遺留下來的權力腐敗問題之前，就開始了將國有化財產進行私有化分配的進程，造成這些財產絕大多數落入了原蘇聯官員們的手中，蘇聯原有的最大的八個國有企業大戶被分配給了與普京關係密切的八個寡頭，可見，在專制統治下，不僅「公有」會變成官有，私有也照樣成為官有。公有的時候，官有至少與官位相連，有其暫時性，官員只能在位時貪腐壹陣，丟了官位或退休后除了可以享受到比普通民眾更高的退休待遇外，他們壹般無法將大量的私有財產轉移到國外。壹旦私有化了，原來的公有財產就成了官員們永遠的私人財產，這是為什麼去西方國家洗錢的俄國人特別多。俄國的腐敗並不局限於國有轉私有階段，經濟私有化后，俄國仍然腐敗泛濫，政府官員接受賄賂是家常便飯，因為俄國始終沒有解決好權力腐敗的問題。美國右派們普遍相信壹種理論，認為，只要有了私有制，人民就有了自由，可以避免政府權力對人民的控制，這些美國人犯下了眼睛只盯著芝麻、卻看不見西瓜的大錯，他們不懂得，政府手中掌握的軍權和司法權才是政府可以用來控制人民的最有力武器，俄國的那八個寡頭中有壹個寡頭因為向普京建議學習西方民主，不僅因言丟失了財產，而且還被俄國法院判刑，失去了人身自由，如今他流亡到海外，卻由於繼續對普京獨裁統治發出批評之聲而面臨著被普京追殺的危險。可見，私有制無法保護人民的自由，只有人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利，將政府權力置於人權的監督和制約之下，自由才可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事實上，中國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並不是私有制夠不夠，而是有沒有真正的公有制（即公眾所有），在中國，連政治權力都被少數人佔為私有，國家軍隊、政府警察、以及司法部門等原本應該屬於人民公有的財產成了這些少數人的私有財產，被他們用來保衛自己手中的私人權力，而不是像在權力公有化國家那樣，軍隊、警察、和司法部門的任務是為全體公民提供服務。所以，中國人的最首要任務是要在中國實現權力公有化，讓每壹個中國公民享有言論自由權、結社自由權、和選舉及監督政府官員的權利，讓政府向公眾負責，讓軍隊、警察、和法律成為全民所有的公有財產。只有在政治權力公有化的前提下，再去談哪些領域該推行私有化制度、哪些領域又該實施公有化政策，才對中國人民有意義。在中國目前連權力都私有化的情況下，去大談什麼提倡私有制，對中國人民毫無益處。

我還想要特別提醒那些盲目崇拜美國人或西方人、以及某些西方理論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和海內外反共志士們，解決中國問題和推動中國進步只有依靠中國人自己，外國大救星救不了中國，中國人在推翻專制時可以在手段上藉助于外國力量的幫助，但在理念上中國人壹定要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因為只有中國人才會真正以中國人民的利益為上，也只有中國人才有能力理解中國，懂得中國問題的癥結何在，從而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人類社會是宇宙間最複雜多變的機體，不像數學和物理問題那樣簡單，可以找到壹個統壹的公式。套用壹下就萬事大吉。人類到目前為止雖然在數學和物理知識方面已經取得了相當發達的進步，但在解釋人類社會問題方面卻還處於極不發達狀態，許多美國人和其他西方人連對自己國家為什麼優秀、國家目前又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以及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都缺乏符合事實依據的認識，更不要說去理解他們幾乎不了解的國家，包括原蘇聯和今天的中國。比如，許多美國人，尤其是右派們，對當今中國的最大抱怨是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化不夠深入，可是，對生活在中國的人們來講，他們心中的最大焦慮是食品安全、環境污染、醫藥安全、人權保護、和社會道德惡化等社會問題，這些問題與資本主義市場化是否深入並無關聯，恰恰相反，這些問題在西方國家裡是通過社會主義手段來解決的問題，所以，中國目前面臨的最大實際問題是中國政府沒有為人民提供原本應該由政府提供的社會主義服務，許多該由政府管的事情中國政府卻撒手不管，因為中國的政治權力被私有化，使中國不存在真正的公有制，中國政府的主要職責不是為公眾提供服務，而是為少數人手中的私人權力服務。中國人在推翻專制時可以藉助于外國人的幫助，但是，中國精英對如何解決中國問題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要樹立符合中國實情、符合為中國人民利益服務的政治理念。當代由紅色教育培養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在現代通訊技術極為發達、更容易了解社會事實的優越條件下，他們當中相當壹部分人卻只有盲從洋人的水平，在對邪惡的認識上也是只要邪惡換壹個面具，他們就認不出來了。毫無獨立思考能力，只會全盤接受右派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