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作者 馮崇義

開宗明義，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憲政這壹概念的內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層面的憲政，英文的對應詞是constitutionalism，指的是訂立政治協定來限制和分享權力、實現公平正義。狹義層面的憲政，是「憲政民主」的縮寫，英文的對應詞是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指的是人權、民主和法治三位壹體的制度安排。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本文所論述的是狹義的憲政，也就是憲政民主的制度。憲政意義上的人權，指的是人權至上，政府只是為了落實人權而建立的「有限政府」，政府權力受到嚴格限制，切實保護和增進人權是政府的目的和義務；憲政意義上的民主，指的是國家權力來源於公民，公民授權是政府權力合法性的唯壹源泉，立法和行政部門的當權者自由和公平的選舉而產生，並且通過定期改選來體現主權在民、保證公民對政府及其官員的終極制約；憲政意義上的法治，指的是包括憲法在內的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個人和團體都必須服從法律，由程序公正和獨立於立法和行政的司法權力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政府不能制定違反人權的法律。


建立憲政，是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古今之變的歷史任務，世界各個民族都必須完成。中華民族實現憲政的歷程，真可謂壹波三折。清末第壹波、民國後期第二波、當今第三波。中國本來已經在二十世紀初結束君主專制而走上了憲政大道，但是後來又陰差陽錯拐入了黨國專制的岔道，到了二十世紀才迷途知返、重啟憲政歸途。告別專政、回歸憲政，是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樞紐。中華民國初年初步建立起來的憲政框架，被威權的國民黨壹黨專政和極權的共產黨壹黨專政相繼取代是中華民族的自我迷亂和巨大不幸。憲政是專制（專政）的對立面，既不允許少數人的專制（專政）、也不允許多數人的專制（專政）。「人民共和國」以人民和民主共和的名義所推行的壹黨專政和「群眾專政」，其專製程度登峰造極，這正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實踐帶給人類的深刻教訓。這種教訓反過來促進人類的新覺醒，清理「無產階級專政」 或「人民民主專政」，踏上全人類實現憲政民主的新征途。


本文所要探討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人回歸憲政的思想行程與社會實踐。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三分天下，即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新儒家。與此相應，當代中國的憲政思潮也分為三大支，即自由主義憲政、憲政社會主義和儒家憲政。就憲政思想本身和中國民間思潮而言，自由主義憲政是主流正脈，憲政社會主義和儒家憲政是兩個旁支。這三支憲政思潮之間的糾纏，以及它們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博弈和因應，撲朔迷離、引人入勝。






自由主義憲政

學術界和媒體界所談論的「泛憲派」或「普憲派」，指的是中國自由主義憲政派。中國自由主義憲政派是中國憲政派的主流正脈，已在中國曆盡滄桑、起落沈浮了壹百余年。他們趕上世界民主化「第壹波」的浪潮，主導了清末的改革和革命，創建了亞洲第壹個民主共和國，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大壹統君主專制制度，代之以憲政民主秩序。他們在外來侵略和連綿戰火中蒙受挫折，但也在挫折困頓之中掀起波瀾壯闊的憲政運動、與國民黨威權主義黨國進行了艱難但富有成果的抗爭。他們在中共極權主義黨國壹統江湖之後遭逢滅頂之災，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突破中共黨國的「改革開放」起死回生、重整旗鼓而重新主導中國的思想和政治路向。


中國人追求和倡導自由主義憲政，是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已開啟的歷史進程。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壹部分基督教傳教士、媒體人、旅港人士和滿清政府派駐歐美的外交官，就開始在中文世界比較準確地介紹憲政思想和制度。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傳統儒家士大夫中就分化和轉化出中國第壹代自由主義者。這壹批中國自由主義者儘管有諸多稚嫩殘缺之處，但也明確提出了制定憲法、建立議會的政治主張，而且促成了1898的「戊戌變法」，試圖模仿英國和日本的政治制度，將中國改造成君主立憲的國家。


滿清統治者鎮壓了「戊戌變法」，但也不得不接過君主立憲的旗幟推行「新政」。1901年中國自由主義始祖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的《立憲法議》，體現了晚清精英當時對憲政的認知水平。該文的開篇指出：「有土地、人民立於大地者謂之國。世界之國有二種：壹曰君主之國，二曰民主之國。設制度、施號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謂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種：壹曰有憲法之政（亦名立憲之政），二曰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 之政）。采壹定之政治以治國民謂之政體。世界之政體有三種：壹曰君主專制政體，二曰君主立憲政體，三曰民主立憲政體。今日全地球號稱強國者十數，除俄羅斯 為君主專制政體，美利堅法蘭西為民主立憲政體外，自余各國則皆君主立憲政體也。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1905年，清政府果敢廢除了科舉制度，促進傳統士大夫向現代知識分子的整體轉化。1908年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規定「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其自由」。清政府隨後還依照憲法大綱設立了相當於預備國會的「資政院」和相當於省議會的「咨議局」，甚至於1911年5月仿照日本政制設立內閣制的政府。可惜的是，滿洲貴族保守勢力不願真正放棄專制權力和統治特權，玩弄通過「立憲」來擴張權力的陰謀詭計，結果被歷史拋棄。


同壹時期的孫中山等人，則將「民主立憲」確定為革命目標。當時的立憲派無法通過清政府的改革實現憲政，便在於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和革命派聯手，將滿清王朝和中國延續兩千余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壹並推翻。辛亥革命的勝利，是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理念的勝利。武昌首義之後，湖北軍政府立即頒布《鄂州約法》：人民壹律平等，享言論、集會、結 社、信仰自由；都督公選，對議會負責。1912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立即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種族、階級、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辛亥革命的偉大成果正是在於壯麗的憲政轉型，建立了現代憲政民主制度，在全世界還只有十幾個民主國家的時代背景下使中國稱為亞洲第壹個民主共和國。民國初年中國人將主權在民、人權平等這些關鍵的憲政民主理念落實到制度層面，諸如議會制度、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總統選舉、地方自治、結社自由、新聞自由，等等。有了這種政治制度的保障，公民社會、現代媒體、現代學術共同體等也迅速成長壯大。


極為不幸的是，1917年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軍事冒險取得了意外的成功。他們宣稱「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也就是在世界的局部地區改變了歷史發展的方向。俄共黨國的建立，意味著人類歷史上的專制政治制度除了古代的君主專制之外，又有了現代的黨國專制制度。而且，黨國專制制度在俄國是打斷憲政民主的歷史行程而建立起來的。這種依靠謊言和暴力建立起來的大壹統專制制度，展現「萬眾壹心」的偉大力量，又能通過舉國體制和國家計劃來迅速恢復和發展經濟。當它產生溢出效應而蔓延到周邊國家，中國首當其衝。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在俄共和共產國際下，中國國民黨也擋不住誘惑而走火入魔、「以俄為師」。初生的中華民國，本來就因軍閥的破壞而困難重重。中途為紅潮所害，被國、共兩黨改變方向、走上邪路，在黨國專制制度的迷途上狂奔了半個多世紀。「國父」孫中山的轉變最具有諷刺意味。孫中山本是憲政民主的忠實信徒。他在1906發表的《軍政府宣言》就明確宣布，他所從事的「國民革命」，旨在「建立民國」，並定下經過三年「軍政之治」和六年「約法之治」而達至「憲法之治」的程序。可是在俄共的不良影響之下，孫中山後來迷上了「以黨治國」，將「約法之治」改變為國民黨對中國人民實行「訓政」。孫中山1924年在改組中國國民黨的同時所制定的《民國政府建國大綱》，規定「建設之程序分為三期：壹曰軍政時期；二曰訓政時期；三曰憲政時期」。正是他設定的「訓政」，後來演化為蔣介石所主導國民黨黨國專制。


中國國民黨的威權主義黨國於1927年建立，直到1986年在台灣開放黨禁報禁，持續了59年。中共的極權主義黨國於1949年建立，中經1978年以來向後極權主義黨國的衰變，至今已有64年。隨著絕大多數共產主義政權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蘇東波」中崩解，支撐共產極權主義黨國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已告崩潰，依靠全球化紅利和權貴資本主義的短期效應帶來繁榮的中共黨國，被世人稱為「容易破碎的超級大國」。


以衰變中的中國后極權主義黨國為國內政治背景，以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中國回歸人類主流文明為時代背景和國際舞台，中國自由主義憲政思潮逐步從涓滴匯成巨流。在共產主義黨國向憲政民主轉型的樣板在東歐出現之前，儘管有台灣民主化的光輝榜樣，中國體制內外的民主派直到1989年的「北京之春」尚沒有將憲政中國作為明確的政治目標。當然，無論是示威民眾提出的保護言論自由、建立對話機制等要求，還是趙紫陽所提出和堅守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壹大原則，在那令人心潮澎湃的「北京之春」，朝野上下的憲政意向呼之欲出。如果事態能夠按照體制內外民主派的意願發展，中國回歸憲政的大門就在有意無意之中打開了。


「北京之春」功敗垂成，使得中國自由民主力量元氣大傷。但是，中國的民主化潮流和世界的民主潮流壹樣，頑強地不斷開拓自己的道路。中國民主運動的失敗和世界政局的劇變，使中國自由民主人士的思想更加成熟起來。二十世紀九十年興起的中國自由主義憲政思潮，正是這種思想成熟的產物。法學界元老郭道暉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就在官方學術雜誌上發表文章論述憲政，倡導依憲執政和依憲治國，保障人權和公民權利。在當時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爭」中，中國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理念和理論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闡發。比如，劉軍寧發表的《共和·民主·憲政：探索市場秩序的政治架構》這篇重頭文章，提綱挈領地釐清民主制度、共和制度和憲政制度的來龍去脈及其相互關係。胡平、陳子明、徐友漁、朱學勤、秦暉、賀衛方、吳國光、張千帆、劉曉波、秦永敏等中國自由主義者也紛紛著文闡明憲政的理念。


進入二十壹世紀之後，權利意識、人權觀念和憲政思潮相互激蕩、相得益彰，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民間的影響越來越多，至少在政府無法完全控制的社會媒體上取得了支配地位。而且，維權運動遭遇維穩體制，步履維艱，也激發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憲政思潮。中國自由主義學派第壹次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亮出的旗號就是「憲政中國」。早在1981年2月就曾在《民主與法制》雜誌發表《關於修改憲法的十點建議》的曹思源，壹口氣寫出了《世界憲政潮流》、《各國憲法比較》、《亞洲憲政啟示錄》、《大彎路》和《七國憲政史》等七部憲政啟矇著作，通過廣泛比較世界上110多個國家的憲法來診斷中國憲法所存在的欠缺、探討中國憲政改革的路徑。而且還在2003年6月青島「民間修憲青島論壇」上提出「告別專政、擁抱法治」等「近期10大目標」和「刪除憲法序言」、「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等「中期10大目標」。在多次政治運動中流淌過專政的血淚，中共黨內民主派的魁首李銳終於大徹大悟、熱切期待「憲政大開張」。當今中國體制內外的自由主義者所呼喚的憲政，是貨真價實的憲政民主制度，法學界元老李步雲對此有很精當的概括：「憲政是國家依據壹部充分體現現代文明的憲法進行治理，以實現壹系列民主原則與制度為主要內容，以厲行法治為基本保證，以充分實現最廣泛的人權為目的的壹種政治制度。根據這壹定義，憲政這壹概念，包含三個基本要素，即民主、法治、人權。民主是憲政的基礎，法治是憲政的重要條件，人權保障則是憲政的目的」。


還應該強調指出，中國自由主義憲政思想在二十壹世紀的壹項重大發展是將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緊密結合在壹起。這壹發展，壹方面是彌補民國時期中國自由主義憲政派的重大過失。當時他們受左翼思潮的不良影響而傾向於社會主義，不幸掉進黨國社會主義的圈套而自取其辱。另壹方面是以「憲政經濟學」回應當代中國發展市場經濟所遇到的現實問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重建市場經濟，體現著人權、產權和通過市場交換配置資源等自由主義憲政觀念的回歸。但是，黨國及諸多不明真相的民眾，試圖在黨國專政的政治框架下建立和發展 「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甚至於將這種黨國資本主義當成具有「后發優勢」的「中國模式」。在中國自由主義憲政派看來，這是壹個可怕的陷阱。黨國資本主義所體現絕對不是「后發優勢」，而恰恰是「后發劣勢」（Curse to the Late-comer）。「后發劣勢」是經濟學界的制度學派根據落後國家現代化的挫折和失敗經驗而提出的概念。落後國家由於是現代化化進程中的「後來者」 （the Late-comer），在很多方面可以模仿發達國家而縮短現代化行程。而模仿有兩種形式，壹種是模仿基礎制度，另壹種是模仿技術和管理模式。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正是大規模吸收先進的的技術和管理模式、充分利用海外資金和市場而獲得「全球化」的最大紅利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模仿技術和管理模式相對容易，由輕而易舉地模仿技術和管理模式所帶來的不僅僅是短暫的繁榮，也帶來不需要改革基本制度也可以獲得繁榮的幻覺和陶醉，更不用說模仿基礎制度則遇到「特殊既得利益」的強大阻力而步履維艱。中國在黨國專政的政治框架下發展市場經濟，走黨國資本主義的道路而拒絕正常的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憲政民主制度，帶來了政府腐敗、社會潰敗、貧富懸殊、冤獄遍地、生態底盤破裂等嚴重弊病，經濟發展本身也長期經受房地產泡沫、金融泡沫、債務危機的嚴重威脅而難以為繼。中國自由主義憲政派認定，經濟領域的改革和發展，只是中國憲政轉型的壹個組成部分；不及時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等待中國的就不是持續繁榮，而是停滯、衝突、潰敗以至於崩潰。






憲政社會主義

我們知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向世人表明，「社會主義民主」只不過是共產主義黨國抵制民主的借口和壹黨專政的代名詞。 「社會主義憲政」這壹概念，也就同樣有抵制憲政、維護壹黨專政之嫌，因而在嚮往和追求憲政的人們那裡不受待見。中共黨內那些嚮往和追求憲政而又由於種種原因將憲政與社會主義捆綁在壹起的人們，選取了「憲政社會主義」這壹概念。應該說，憲政壹詞重新進入當代中國官方話語系統，「社憲派」居功厥偉。根據華炳嘯的考證，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學術界就開始使用和討論「憲政社會主義」這壹概念了。在國內的學術論文中第壹次出現「憲政社會主義」這個詞，是發表于《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3期的《費邊主義》壹文，文中提出「費邊社是壹個比較小的和精幹的憲政社會主義者的團體」。隨後壹些學者陸續使用「憲政社會主義」這壹概念來談論他們對中國改革的期待，只是沒有展開論述。


當代中國的「憲政社會主義」政治主張，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壹樣，所針對的是中共黨國所奉行的「專制社會主義」。針對中共黨國奉行的「專制社會主義」，部分黨內民主派曾經在2007年明確提出「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改革綱領，主張中共向社會民主黨轉化，實現中國的民主轉型。幾乎在同壹時間，「憲政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也正式橫空出世。胡星斗在2006年8月「首屆全國社會主義論壇」上報告了他的會議論文《憲政社會主義與現代中華文明探討》，得到法學界元老江平等壹些與會代表的首肯。江平於2007發表《憲政與社會主義》壹文，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傳統模式已經失敗，社會主義必須通過憲政補充和落實自由權利的維度，必須實現民主、法治的社會主義。 2007-2008年間，胡星斗又在網路上連續發表《憲政社會主義與可控民主適合中國國情》、《設立政治改革特區，試點憲政社會主義》、《只有憲政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等文章，為憲政社會主義鳴鑼開道。更為重要的是，2008年3月8日由吳邦國在第十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所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出現了這樣壹句話：「在憲法中明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和繼承權，這充分體現了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統壹，成為我國憲政史上又壹重要里程碑。」這是1949年以後久違了「憲政」概念第壹次重新進入中央政府文件。


2008年中國法學界為憲政得到重新正名而歡欣鼓舞。童之偉主編的《法學》月刊成為2008年研究和倡導憲政的主要陣地。該刊物當年圍繞這壹主題刊載的重要論文有許崇德《憲政是法治國家應有之義》、李步雲《什麼是憲政》、何勤華《憲政是社會主義應當繼承和發展的普世價值》、韓大元教授《憲政概念的憲法學說史意義》、《憲政的要義是民主》、周永坤《憲法是靜態的憲政憲政是動態的憲法》、周偉《憲政的理念與實踐》、楊海坤《憲政是法治的結晶和升華》、杜力夫《憲政是憲法和民主的統壹》、文正邦《應當理直氣壯地推進中國的憲政建設》、李林《高舉社會主義憲政旗幟推進中國特色民主法治建設》、王立明《改革開放的30年就是建設憲政的30年》、莫紀宏《用「搞憲法就是搞科學」的定位來看憲政》、周葉中《加強憲政建設是執政黨依法執政的必然要求》、董茂雲《在憲政框架下追求司法的公正》、喻中教授《憲政有賴於國家權力縱橫向協調配置和良性互動》、鄒平《當代中國憲政建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童之偉《建設憲政需要從哪些方面著手》、董和平《中國特色憲政的建設重點》、秦前紅《沒有成功的憲政就沒有成功的社會主義》、鄭賢君《憲政的「名」與「實」》、朱福惠《憲政及其中國特色》、林峰《中國實現憲政的三個基本要素》、程潔《憲政發展應著力解決好法治、民主和人權的關係》、范忠信《超越「德政」「仁政」「善政」傳統建設憲政》、張千帆《中國百年憲政歷程的反思與展望》。 這些論文的基本價值取向是「憲政社會主義」，儘管李步雲、張千帆等學者實際上是主張自由主義憲政。


2011年憲政社會主義派作為壹個思想流派正式公開登場亮相。2011年1月由蔡定劍、王占陽主編出版的《走向憲政》壹書（郭道暉、李步雲作序），收錄2009年12月舉辦的」中國憲政前景論壇」的會議論文, 其中壹些作者是倡導憲政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與此同時，由華炳嘯主編的國內第壹部具有學派性質的學術輯刊《憲政社會主義論叢》第壹輯《大國復興的憲治之道》2011年6月在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首屆「憲政社會主義論壇」以「新改革時期的社會主義憲政建設」為主題在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召開學術研討會，全國的憲政社會主義者幾乎盡數出動，探討了與憲政社會主義有關的幾乎所有問題。

憲政社會主義派內部對憲政社會主義的界定和解釋，存在重大差別。壹些人實際上是打著憲政社會主義的旗號來主張自由主義憲政。郭道暉明言，憲政社會主義「強調以社會為本位，以社會主體(公民和社會組織)的權利、權力為本位，而不能以國家權力為本位。它主要是同國家主義、國家至上主義是對立的，而同壹般資本主義並不對立」。江平強調，憲政社會主義和謝韜等人提倡的民主社會主義有淵源關係，「都是要追求壹種實行憲政民主的社會主義，在憲政民主這壹方面它們有共同的內涵在裏面」。李步雲歸納的更加嚴密：「憲政這壹概念包含三個基本要素，即民主、法治、人權。民主是憲政的基礎，法治是憲政的重要條件，人權保障則是憲政的目的」。


另外壹些人則堅持他們與自由主義憲政的原則分歧。高放特別看重科學社會主義在理論和制度上的純潔性，認為「社會主義憲政是落腳到憲政，重點是要研究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怎麼樣實現憲政，而憲政社會主義是落腳到社會主義，重點是研究在憲政的規制下怎麼樣發展社會主義。但是，現在有人把憲政社會主義說成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另壹種形式，我認為是不妥的。民主社會主義、人道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等等都不屬於科學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人道、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自由等等都是科學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義，都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壹部分。」 童之偉也堅持使用「社會主義憲政」這壹概念，認為不必挑戰中共長期執政的地位，只要實施現行憲法，特別是有效實施現行憲法的公民基本權利保障條款，就在中國實現了憲政，而且這也是在中國實現憲政的唯壹可行之道。


還有壹些人則力圖調和消弭這些分歧。華炳嘯對憲政社會主義的不同界定和解釋做出這樣的綜合：「憲政社會主義是以人民民主憲政為首要價值與本質特徵的壹種先進的現代社會主義理論主張，強調以憲政規制社會主義，以憲政保障社會主義，以憲政發展社會主義」。他特彆強調憲政社會主義「以社會至上、人民憲政、公平正義、公意引領、多元共治、共富共享為核心價值」。他認為，憲政社會主義綜合了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長處、同時又避免了它們的短處。在他看來，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價值優先，堅持個人本位，凸顯私人權利地位，由自由出發追求民主與平等；傳統的現實社會主義也即集權社會主義主張發展價值優先，堅持國家本位，凸顯國家權力地位，由發展出發追求自由、民主與平等；而憲政社會主義主張平等價值優先，尤其是強調平等的自由權利保障優先，強調以「現實的公民」為社會主義政治的邏輯出發點，堅持公民社會本位，凸顯社會權力，由平等出發追求自由與民主。民主社會主義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社會改良方式建設社會主義的壹種探索，沿襲的是自由民主主義憲政體制，而憲政社會主義則是在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通過改革開放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壹種探索，必須首先肅清封建專制主義遺毒，奮勇開創社會主義憲政文明，它們的發展階段不同、歷史條件不同、國情語境不同、面臨的問題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基於這種思路，華炳嘯還提出憲政社會主義的壹些具體制度設計。其中包括「形成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多元共治、共建、共享』的新憲政共和體制，實現包容性政治發展」；」「憲政社會主義所主張的政黨政治是『公意-眾意複合型』的政黨協商政治，即執政黨與參政黨合作協商型的社會主義多黨制」；「中國共產黨是以『三個代表』為建黨原則的公意型政黨，代表中國人民的最大公意，而參政黨則代表不同的社會階層、利益群體的多元眾意，屬於眾意型政黨」；「在施政層面實行共產黨黨代會差額推薦提名兩個執政團隊進行公共政策競爭的競選組閣制，實行治權競爭型民主，啟動『治權為民所授』的國家治理授權程序，由人民在政策競爭中做出最後的選擇，實現黨性與人民性的有機統壹」。


使憲政社會主義派陷入窘境的是，中國現行憲法中的人權條款或公民權利條款之所以長期沒有實施，有其無法實施的內在緣由。尚且不說執政黨缺乏落實這些條款的主觀意願，就現行憲法本身而言，這些人權條款或公民權利條款，與憲法中的專政條款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規定，根本無法兼容，專政和憲政之間終究沒有調和的餘地。對於這壹法理窘境，廟堂中的智者也洞若觀火。以思想深刻著稱的中共黨內民主派代表人物朱厚澤2003年6月間參加民間修憲活動，下過這樣的睿智深刻的斷語：「憲法關鍵要解決國家權力的授予和制約。領導人要求各級幹部『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被海外稱為『新三民主義』。靠什麼保障它的實現？憑覺悟、憑良心嗎？我認為關鍵還在於『權為民所授』，這才是根本的制度保障」。沒有政府必須在自由競爭的選舉中獲得公民授權這壹關鍵的制度安排，對於不受監督和濫用權力的政府，公民終究無能為力、束手無策。


實際上，當代中國的憲政社會主義在理論認知和制度設計上都存在嚴重缺陷。整體而言，社憲派與自由主義憲政派對於憲政的觀念有大體壹致的界定。二者對憲政的基本要素有共識，即民主（政府的合法權力來自人民授權）、人權（保護基本權利和自由）和法治（必須對公權力進行規範性有效限制和制衡才能有效維護公民權利）。但是，憲政民主的倫理基礎是個人主義，是對每壹個個人的人權和人格的尊重，是將集體利益和群體意識建立於個人利益和個體意識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特別是黨國社會主義的倫理基礎則是集體主義，使個人利益和個體意識從屬於集體利益和群體意識。強制個人服從集體和政府的集體主義，恰恰是專制政治的倫理基礎。在君主專制的家天下，關鍵的集體是家國；在壹黨專政的黨天下，關鍵的集體是黨國。自由主義憲政的制度安排，奠基於對個體權利至高無上這壹原則的確認和對人性兩重性的認知和把握。自由主義憲政將個人及個體權利作為社會政治的出發點和目的，而且既從制度上保護公民權利、激發公民的善念，又從制度上防範人性之惡和濫用權力之惡。自由主義憲政是追求和落實人類交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的壹套基本遊戲規則（元規則），明確劃定私權利和公權力各自的範圍。憲政社會主義則在理論上與共產黨政權壹樣以盧梭所界定的「公意」和馬列主義所界定的「公共利益」來否定公民個體的自主和個人權利；在實踐上無視所有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沒有切實保障人權，特別是無視中共建政以來壹直實行壹黨專政、踐踏人權的客觀事實，為不符合基本邏輯的「堅持人民民主、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有機統壹」這壹黨國謊言背書。在中國語境下的社會主義，是壹黨專政的代名詞；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實踐，恰恰就是壹黨專政。中國主張憲政社會主義的人們如果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框架，如果在「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前提下追求憲政，不管他們的主觀願望如何善良，在現實中反而會走向憲政的反面，延長中共的專政或暴政。






儒家憲政

當下中國儒家憲政的政治主張很駁雜，大致可以歸入三個分支。第壹支是自由主義儒家憲政，挖掘運用儒家思想資源來襄助中國的憲政轉型事業。第二支是原教旨主義儒家憲政，主張在中國建立別具壹格的憲政制度，以儒家思想或「儒教」為唯壹指導思想。第三支是機會主義儒家憲政，借用儒家思想資源來補充和強化現行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當代自由主義儒家憲政派的代表人物有杜鋼建、唐文明、白彤東、陳祖為、黃玉順等人。他們基本上認同自由、民主、法治的現代價值理念和憲政民主的制度安排。他們與中國自由主義學派的根本區別在於，他們認為必須主要依靠儒家思想來構建中國的憲政民主。杜鋼建認定，中國的民主政治必須遵循中國儒家特有的「仁義禮智信的憲政主義原則」。唐文明認為應該將儒教的精神與理念貫徹到中國的憲政中去，比如將大同學說所體現的儒家政治理想作為修憲的政治目標、從儒教中提煉出人倫價值和倫理法權來補充西方憲政的人權、運用中國郡縣制的經驗來建設憲政中國的民主聯邦體制。白彤東認為，社會個體未必都具備參与政治事務的道德水準和能力水平，西方式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以壹人壹票這種方式來落實公民權，過度依賴普選而存在著降低政治水準的重大缺陷；西式民主這種內在缺陷，可以由儒家的賢能政治來彌補，比如在民意機構之上設立賢能之士組成的賢士院，由這些通過考試選拔的賢能之士裁定國策，從而形成既有民意表達又有精英決斷的「混合政治」。陳祖為的努力方向是從強調個人道德修養的儒學中導出有別於西方的、「溫和圓善」的個人自由觀念，使憲政民主變得更為合理圓善。與陳祖為的運思方向相似，黃玉順致力於構建「生活儒學」，在使儒學適應現代生活而走向現代性的同時，也為人類的憲政民主制度貢獻合乎孔仁孟義的中國「國民政治儒學」。

中國當代自由主義儒家憲政派踩著康有為（進入民國之後為帝制復闢為虎作倀的康有為另當別論）、梁啟超、張謇等晚清立憲派維新儒生和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等民國時期中國現代新儒家的腳印返本開新，努力從原始儒學中開發出現代性的「政統」與「學統」，打通中學與西學、與起源於西方的憲政民主接軌，並且為憲政民主的理念和制度提供有益的補充。這種努力值得嘉許，在觀念層面也頗有收穫。不過，他們對現行憲政民主制度的診斷常常有失公允，對儒家經典時常抱持過高期許。特別是，他們有意無意地將現行憲政民主制度貶低為只有工具理性意義的制度安排，有意無意地貶低這種制度安排背後的價值理性和道德關懷。平心而論，現行憲政民主制度本就是「選賢任能」的壹種制度安排和精英政治，通過自由、公開、公平的競爭和票選來選定德才兼備的人員擔任行政長官和立法部門的議員，儘管在多元社會中人們關於美德和才幹的標準未必壹致。像美國那樣的聯邦終身大法官制，就更是壹種徹頭徹尾的精英制度，讓並非由公民票選的大法官依據憲法所代表的國家整體利益來平衡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的權力。儒家憲政派對賢能提出更高的標準和更美的想象，但這些更高更美的標準，未必能夠如願以償地落實於民主實踐。有儒家傳統的台灣、日本、韓國等地，其儒家思想對憲政轉型或有助力，然其民主政治實踐迄今也並未為用儒家思想彌補西式民主這壹思路提供實證依據。


原教旨主義儒家憲政派的出現，本來體現部分中國學人的文化覺醒，也就是從馬列主義的迷信中覺醒過來、撥亂反正。但是，他們矯枉過正，在皈依中華文化之根時走火入魔、陷入狹隘排外。這壹學派最典型的代表是蔣慶。蔣慶對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持強烈的批評態度，指出這種制度的根本缺陷在於「民意合法性壹重獨大」，使得民眾狹隘自私的物質慾望和世俗利益支配了政治，導致民主政治的「極端世俗化、平庸化、人慾化與平面化」，導致民主政治成為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他斷言中國的政治制度不需要也不應該借鑒、模仿、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並且主張中國要發展「區別於西方自由民主政治而具有中國歷史文化自性特色的超越當今世界政治發展道路之外的體現儒家政治價值與政治原則的中國式政治」。這種政治的核心在蔣慶看來就是恢復漢代公羊學的傳統，建立天、地、人三重政治合法性。他認為漢儒已經闡明了人類社會演進的過程，我們現在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回到這種傳統所闡明的歷史發展軌道上來，重建奠基於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基礎之上的「王道政治」。他說：「王道政治的核心內涵是政治權力的『三重合法性』······『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聖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是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他的具體制度設計，是三院制議會制度。按照權力大小順序，首先是代表天的「通儒院」，其成員是仿照古代中國的察舉制度和科舉制度產生的精通儒家經典之人士；其次是代表地的「國體院」，其成員是重要歷史人物的後人、高級退休官員、宗教界人士、國史教授和社會賢達；最次是代表人的「庶民院」，其成員按西方議會民主方式產生。蔣慶還提出了「儒教憲政」的宏大構想，包括以「王道」作為儒教憲政的義理基礎、以「虛君共和制」作為儒教憲政的國體形式、以議會三院製作為儒教憲政的議會形式、以「太學監國制」作為儒教憲政的監督形式。


原教旨主義儒家憲政派在觀念和實證層面都存在致命缺陷。觀念層面的致命缺陷在於，以所謂「三重合法性」沖淡、甚至否定了憲政民主關於政治權力合法性的基礎。憲政民主關於政治權力合法性的核心觀念簡單明了，也就是公民授權是政治權力合法性的唯壹來源。蔣慶的所謂「三重合法性」，則以「主權在天」和「主權在地」否定了「主權在民」的根本原則和公民政治權利平等原則。


實證層面的致命缺陷至少有三個。第壹個缺陷是不顧歷史實際，依據文化決定論將基督教視為西方憲政民主的倫理基礎，因而提倡適合於中國的「儒教憲政」。揆諸實際，憲政民主的倫理基礎和價值支撐是現代自由主義，而不是基督教。在憲政民主政治制度的策源地，憲政民主制度的橫空出世，體現的是在觀念上與中世紀文化正統的抗爭與決裂。現代憲政民主制度的興起，所伴隨的是「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世俗化思潮，是對等級專制政治和居於正統地位的基督教的雙重反抗和決裂，是世俗化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倫理的勝利。基督教也是在這場大變革中接受自由主義時代精神的洗禮，自我改造成為承認個人自主、宗教寬容、政教分離、公域和私域相分離等自由主義原則的現代宗教。第二個缺陷是將起源於西方的憲政民主無端指控為「霸道政治」。憲政民主恰恰是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對暴力和暴政，和平地競爭政治權力，和平地更換政府，普遍地保護平等的人權。第三個缺陷是違反原始儒學或先秦儒學的精華而推崇墮落為專制國家意識形態的漢儒，並且主張將儒家思想定於壹尊而違反憲政民主所包含的信仰自由、政教分離等等根本原則。原始儒學的「孔孟之道」是「敬鬼神而遠之」，反對神道設教而專註於人道、人倫、人文和世俗的仁義道德，將天意落實于由士人君子所代表的民意（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追求「天下為公」的天道和情懷。經過叔孫通、董仲舒等人改造的漢代儒學，則確立以天命為核心的神學體系，壹方面為專制皇權辯護，壹方面由儒士壟斷天意的解釋權而居於臣卜地位來服務專制皇權。而且，叔孫通、董仲舒等人促成漢朝統治者「獨尊儒術」（實際上是援法入儒），建立皇權專制主義的排他性國家意識形態。當代新儒家真要復興儒學、推進中國的憲政轉型，至少也應該保存對原始儒學或先秦儒學的虔誠，而不是到已經演變為皇權專制的國家意識形態的漢儒那裡搗騰方術。


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儒家憲政派，更是等而下之、不足為訓。這些人既不認同憲政民主，也並沒有真正信仰儒家思想，卻偏偏打著「憲政」和「儒家」的旗號販賣私貨、謀取私利。從這壹意義上說，機會主義儒家憲政派的種種言說，只不過是轉換方式修補黨國意識形態，特別是藉助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和中國的傳統資源來排斥自由主義觀念和制度，並以此曲線「干祿」、換取黨國的垂青打賞。因此，我們看到他們的各種不良表演。壹貫以當朝謀士自居的康曉光向黨國進言，市場化改革使馬克思主義的權威性喪失殆盡，再也「無法為現實秩序提供正當性論說」；因而，黨國必須另闢蹊徑克服政治正當性危機，「接續中斷的儒家道統，把中國政治的正當性建立在傳統的道統和政統的基礎之上」，並偷梁換柱、以徒有其表的憲政外在形式抵消中國人對憲政民主的訴求、消解自由主義的衝擊。曾經混跡于中國自由主義知識界的甘陽，也借用漢代公羊學的方術，不倫不類地為黨國貢獻新時代的「通三統」。按照甘陽的夫子自道，他所說的「通三統 ，就是打通「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以「達成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連曾經對奧地利古典自由主義學派崇拜得五體投地的秋風（姚中秋），也加入這個隊伍湊熱鬧，將憲政削減為「限政」，論證中國的「儒家憲政」古來有之，勸說黨國在基本保存現有權力框架的前提下給等級特權秩序塗上儒家的色彩、披上憲政的外觀。






結語

中國政治的當務之急是儘早實現從壹黨專政到憲政民主的憲政轉型以及與此相隨的道德重建，這也是中國政治在經歷了黨國體制干擾近壹個世紀之後，回過頭來再補課，完成「古今之變」的歷史任務。憲政轉型的主旨，無疑是要解決政府權力來源或國家政權合法性問題。中國自由主義憲政派系統梳理憲政民主在域外的發展歷程及其在中國的坎坷經歷，對憲政民主的理念、制度和路徑，都有透徹的把握。憲政社會主義派為減少阻力，試圖在現有政治法律框架之下、特別是在現行憲法的框架之下安置中國憲政，善良願望無可厚非。但是，他們面對憲政民主與壹黨專政的勢不兩立，其實無計可施。自由主義儒家憲政派深入挖掘儒家傳統中諸多有助於憲政民主的資源，勞苦功高。原教旨主義儒家憲政派志存高遠，但在認知憲政民主的價值支撐、關係本位的儒家價值體系與個人本位的自由主義現代性之間的張力、古代中國的政治制度、實現儒學現代轉化的有效途徑等方面，都存在著重大誤區。至於拐彎抹角充當現行黨國體制辯護士的機會主義儒家憲政派，其缺失不僅僅在於認知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