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實行的專政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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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實行的專政惡法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3月12日
作者 盛洪
據傳媒，中國公安部發布了《公安機關維護民警執法權威工作規定》（后簡稱《規定》）。其中包含了「民警按照法定條件和程序履行職責、行使職權，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民警個人不承擔法律責任，由其所屬公安機關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對造成的損害給予補償」的內容。這壹內容擴大了公安機關及其人員的權力，而減少和侵奪了公民的權利。根據中國《立法法》第八十二條規定，「沒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依據，部門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範，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或者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中國公安部此舉顯然是壹個僭越立法權的自我授權之舉。
有人辯稱，這裏所說的「按照法定條件和程序履行職責、行使職權」可以解釋為「依法履職」。那麼，這裏講的「法」是什麼法呢？按照常識，法首先是天道之法，是自然法。壹個國家只因要保護公民的權利才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這種天道之法基本上在成文《憲法》中體現了出來，其核心部分就是對公民憲法權利的確定，包括人身自由（第三十七條），人格尊嚴（第三十八條），表達自由（第三十五條），信仰自由（第三十六條），私人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第十三條），住宅不受侵犯的權利（第三十九條），通信自由和秘密（第四十條），享有公平司法和基本人權（第三十三條），批評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利（第四十壹條），非公經濟的合法權利（第十壹條），等等。公安部門之所以設立，首先是為了保護這些公民憲法權利，它所依之「法」，首先就是憲法。《警察法》把「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為壹個警察的首要條件，所以「依法履職」之「職」就是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不受侵犯的天職。
既然「依法履職」就是保護公民憲法權利，怎麼還會出現公安部所說「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呢？這顯然是壹個憲法性悖謬。能夠「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壹定是違反憲法及相關法律的行為，而不是「依法履職」。「依法履職」只能使公民的憲法權利更為安全。因為這些「合法權益」是受《憲法》和法律保護的。《警察法》第二十壹條規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財產安全受到侵犯或者處於其他危難情形，應當立即救助」。也就是說，看到「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行為，警察加以制止還唯恐不及，還要「依法履職」「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加以「損害」嗎？將公安部新規的實質含義串起來，難道不是「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的行為，「民警個人不承擔法律責任」？
依此推理，公安部在這壹《規定》中所說之「法」就不是憲法以及符合憲法的各項法律，而是另有所指。在現實中，我們經常看到警察口稱「執法」，卻做著違反《憲法》及《警察法》的事情，壹旦當事人要維護自己的公民權利時，他們就說「妨礙公務」，這已成為壹個套路。如警察半夜破門而入的情況有之，無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情況有之，損害公民財產權利的情況有之；每年大量的強拆導致的數萬起群體性衝突事件，多是在警察的介入下發生的。前述《憲法》規定的多項公民權利幾無倖免。這些違憲違法行為絕大多數都沒有得到懲處和糾正，他們也視這些行為為正常。實際上，中國警察作為壹個群體，長期以來忽視憲法教育，很難做到自覺地執行保護公民憲法權利的天職，而多把上級命令當作「法」。例如重慶的壹個女警察回憶被無辜勞教受到殘害的日子時說，專案組警察也知道是錯案，但他們說「領導要求這樣辦，只有辦錯案」。在不能辨清什麼是所依之「法」，或明知領導命令有錯卻還要執行的情況下，告訴警察在「依法履職」時，可以損害公民權益，該是多麼危險。
在公安部該《規定》中，提出它的新規定的理由是，「改革開放40年來，全國共有1.3萬余名公安民警因公犧牲」。如果他們是為了維護公民憲法權利而犧牲，我們應該為他們哀悼，但這不意味著應該由此得出，如果損害了公民的權益，「民警個人不承擔法律責任」的結論來。因為這隻是單方面的統計數字。在這些年，又有多少公民因警察的原因而命喪黃泉呢？由傳媒披露的重大惡性案件就有，2001年福建福州市數名警察設局殺人案，2004年河南周口市6警察殺人案，2009年雲南蒙自縣警察殺人案，2010年貴州關嶺縣的警察槍殺兩人的案件，2010年內蒙古太僕寺警察槍殺三人案，2012年在遼寧盤錦市發生的警察槍擊案，2013年廣西平南縣發生的警察槍殺孕婦案，2013年貴州安順警察殺人案，2015年內蒙古公安廳長殺人案，2017年湖南新化縣的警察開槍殺人案，等等。最令人震驚的還是雷洋案，壹個從洗腳店經過的人竟遭不測，而沒有壹個警察為此負法律責任。
而其中的壹些警察殺人行為，是以「依法履職」為名義的。如雷洋案是因「抓嫖娼」，盤錦警察殺人案是為了強拆，所依是領導之「法」。還有更大範圍的警察侵害公民憲法權利的事件，是在所謂「依法」的名義下進行，如薄熙來主政時期的重慶，在「打黑」的名義下濫抓無辜，被抓捕的多達4000多人。重慶警方在非法設立的「打黑基地」中濫施酷刑，包括「老虎凳」，「打表」，「鴨兒浮水」，「蘇秦背劍」等，還有精神折磨，如所謂「政治歸零」，「經濟歸零」和「情感歸零」等。很多人不經法律正當程序而被判處死刑，有13人被執行死刑。而當壹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員強征農民土地時，警察經常被用來壓制失地農民，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的惡性事件，如盤錦征地警察殺人案。我們曾根據傳媒報道，做過壹個不完全統計，2003 年到2014年8月間共有182件強拆惡性事件，共造成強拆雙方的人員傷亡484人，死亡人數162人，受傷人數322人。而沒有被報道的惡性事件就更多。
有人會說，我舉的例子只是個別現象，薄熙來也不過是壹個偶然出現的情況，不能代表主流和總體。其實不然。所有的人都是凡人，在沒有制度約束的情況下，好人也會變壞，更何況，事實表明，薄熙來不只是偶然出現的壞領導。周永康就是另壹個例子，他曾是武裝警察的主要領導。2012年至2016年，就有23名公安系統官員落馬，其中有5名副部級以上官員。還有人開列了「不寒而慄的壹串名單」，列數從周永康開始的100位落馬公安系統高官。儘管如此，中紀委仍然認為，公安部的反腐力度不夠。關鍵還不在於這些公安系統的領導是否腐敗，而是作為壹個凡人，只要沒有制度的強力約束，他們會不會自覺地忠於憲法精神，把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作為自己的第壹要務。在另壹面，如果我們的警察群體只是把上級命令當作「法」，就難免會做出違反憲法，傷害公民的合法權益的事情來。而當他們遵照上級命令「依法履職」而又「不承擔法律責任」時，不就可能造成對公民權利的更大傷害嗎？
公安部的新規還提出，在警察個人不承擔「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法律責任的情況下，「由其所屬公安機關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對造成的損害給予補償」。這更是壹個悖謬的要求。「補償」從何而來？還不是國家財政；國家財政從何而來？還不是老百姓的錢。邏輯就變成這樣，對公民合法權益的損害，損害者不需承擔法律責任和賠償，而要由公民自己賠償。壹個社會，如果讓受害者自己賠償自己的損失，怎麼能制止加害者？在加害者受到鼓勵的情況下，受害者還能生存嗎？漢高祖的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之所以能在亂世中穩定人心，就是道出了最樸素的規則：損害者要承擔罪責。這是古今中外最基礎的文明規則。計劃經濟的失敗告訴我們，當個人不承擔他們的行為後果時，效率可以低到何等程度；當個人不承擔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後果時，帶來的社會損害將不堪設想。更何況警察還不是普通百姓，他們手中握有暴力工具，壹旦允許他們不承擔損害後果，他們將會失控于公安部門；公安部門也將會失控于社會。
最後還要看到，公安部的這種新規看起來是為了保護警察利益，實則不然，而是將警察置於壹個更危險的境地。如果警察不是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而是執行上級領導偏離憲法精神的命令，並且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勢必加劇警民之間的緊張和對立。當釀成惡果時，當初執行上級命令者或者成為領導的替罪羊，或者被領導袒護而遭私人復讎。事實也告訴我們，那些執行錯誤命令的警察下場都不好。如重慶薄時期的「打黑英雄」，王立軍自不必說，曾獲「重慶五壹勞動獎章」的周渝於2014年自殺，「壹等功臣」唐建華被捕入獄，「壹等功臣」郭維國獲刑11年，王智獲刑5年，鄭小林，茍洪波，但波等因刑訊逼供罪被起訴定罪，等等。有人會說，還不是因為薄熙來倒台了嗎？然而薄的倒台不正是因為他下達了罪惡的殺人命令嗎？再則，如果不能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警察自己的憲法權利首先得不到保護，如重慶打黑的序幕，就是對警察隊伍的清洗，有900多警察遭受不白之冤。
權力短暫，而天道永恆。實際上，對於任何壹個警察或官員來說，拒絕執行上級領導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錯誤命令，才是對他自己最安全的選擇。許多犯罪的警察總以「執行上級命令」來為自己開脫，他們期待的是上級權力罩住他們而不受懲罰，但結果仍是逃脫不了法律的懲罰。應該明白的是，他們的上級最終會因他們自己執行錯誤命令而失去權力。反過來說，拒絕執行上級的錯誤命令反而是對上級的「愛護」。其實，執行錯誤的命令就是壹種罪，這被漢娜?阿倫特稱為「平庸的罪惡」。她說，這種罪惡之所以不可饒恕，是因為所有的人都可以「服從命令」為借口，擺脫自己的責任，於是壹個社會在看來沒有任何個人負責的情況下遭到滅頂之災。大多數社會都有相關的規則以避免這種情況。中國《警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人民警察對超越法律、法規規定的人民警察職責範圍的指令，有權拒絕執行，並同時向上級機關報告。」我希望我們的警察兄弟把《憲法》中的權利條款和《警察法》第三十三條作為金科玉律和護身符。
即使真的依憲法和法律履職，也並不是可以隨便為之，又能不承擔法律責任。執法也有程序問題和方法問題。我們不時看到粗暴執法的情形，如2016年5月17日，蘭州壹大學生因拍攝警察粗暴執法而被警察毆打；2017年4月17日瀋陽市4名警察在抓捕嫌疑犯時不出示證件，也不驗明正身，就將人打了壹頓，結果發現抓錯了人；2017年9月1日上海警察在糾正壹名婦女違規停車時，將抱著孩子的婦女推倒在地並壓住，並摔傷孩子；2018年5月27日，安徽六安教師討薪，被警察毆打；等等。概而言之，如何執法也有壹個是否遵循憲法的問題。糾正壹個交通違規錯誤，或抓捕壹個嫌疑犯，是為了公眾安全，如何在執行過程中造成公民不必要的傷害，則違反了設立警察的初衷。不遵循正當程序和不採取恰當方式的所謂執法，實際上仍然是違反憲法精神，對公民權利造成了損害。因此，這也不應「不負法律責任」。
最後，公安部的這個《規定》所引起的實際上是壹個憲法性問題。如果這個《規定》真能成立，《憲法》就該修改。這個《規定》通篇只講警察的權利，而隻字不提警察應該保護的公民的憲法權利。只有壹處提到時，卻是假定如果損害了，警察如何可以不負法律責任。彷彿警察群體是壹個自外于公民和社會的特殊集團。在其它條款中，該《規定》將適用範圍擴展到「被惡意投訴、炒作的」，和「被錯誤追究責任或者受到不公正處分、處理的」等方面。什麼是「惡意」，什麼是「善意」；什麼是「輿論監督」，什麼是「炒作」，不是公安部門自己壹方可以說了算的，而要經過壹個法律的正當程序以辯明事實。在中國的現實中，公安部門由於擁有暴力，無論法律如何規定，它相對於其他公民來說，有著實際上的優勢。所以這壹《規定》實際上使已經不平衡的天平更多地倒向本來就有優勢的壹方。有鑒於此，公安部門作為壹個部門與其它部門有著很不相同的性質，它所制定的部門規章就不是壹個管理部門內部事務的規章，而有很強的外部效應。有如此內容的《規定》就不應由公安部門自己制定。
如果這個《規定》落地，對公民憲法權利的侵害行為將會數倍、數十倍于現在。對於執政黨和政府來講，這也是極為負面的。因為警察之位雖低，他們的行為和態度卻代表政府的形象。壹旦政府告訴警察可以損害民眾的「合法權益」而不承擔責任，他們會因連他們自己都覺得過於寬縱的這種姑息而蔑視政府，遑論公民權利，可能會主動侵害民眾而惹出事端。伊拉斯謨曾說，「即使是最強大的君主，也不能承擔激怒或藐視哪怕最卑賤敵人的代價。」執政黨如果設想用這樣的方法來「維穩」，可能會適得其反，進壹步動搖執政黨的政治合法性。所以執政黨和我們的社會還是要及時糾正這壹錯誤的《規定》。由於它存在著嚴重違反《憲法》精神的內容，我建議國務院可以根據《立法法》第96條 判定該《規定》「超越許可權」和「下位法違反上位法規定」；根據97條規定的「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不適當的部門規章」，撤銷該《規定》。人大常委會也可進行合憲性審查，以違憲為由撤銷該《規定》。
荀子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這說出了「王」的權力來源：奉天為民。在這裏，「天」是天道，「民」是民眾，「王」是政府。警察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民眾需要；如果他把自己放在民眾之前，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這就是天道之法。天道之法不是可以人為改變的。如果以為可以改變，那是權力的狂妄。人類最大的努力就是使人造之法更接近天道之法。不過，無論怎樣，人類都不得不遵循天道之法。當人造之法接近天道之法時，他們就在遵循天道之法；當人造之法背離天道之法時，他們就會受到天道之法的懲罰，最終還要回到天道之法。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主動的遵循，只需付出較小成本；後者是被動遵循，要付出很高的代價。到底是多少，取決於什麼時候糾正。
據傳媒，中國公安部發布了《公安機關維護民警執法權威工作規定》（后簡稱《規定》）。其中包含了「民警按照法定條件和程序履行職責、行使職權，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民警個人不承擔法律責任，由其所屬公安機關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對造成的損害給予補償」的內容。這壹內容擴大了公安機關及其人員的權力，而減少和侵奪了公民的權利。根據中國《立法法》第八十二條規定，「沒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依據，部門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範，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或者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中國公安部此舉顯然是壹個僭越立法權的自我授權之舉。
有人辯稱，這裏所說的「按照法定條件和程序履行職責、行使職權」可以解釋為「依法履職」。那麼，這裏講的「法」是什麼法呢？按照常識，法首先是天道之法，是自然法。壹個國家只因要保護公民的權利才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這種天道之法基本上在成文《憲法》中體現了出來，其核心部分就是對公民憲法權利的確定，包括人身自由（第三十七條），人格尊嚴（第三十八條），表達自由（第三十五條），信仰自由（第三十六條），私人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第十三條），住宅不受侵犯的權利（第三十九條），通信自由和秘密（第四十條），享有公平司法和基本人權（第三十三條），批評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利（第四十壹條），非公經濟的合法權利（第十壹條），等等。公安部門之所以設立，首先是為了保護這些公民憲法權利，它所依之「法」，首先就是憲法。《警察法》把「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為壹個警察的首要條件，所以「依法履職」之「職」就是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不受侵犯的天職。
既然「依法履職」就是保護公民憲法權利，怎麼還會出現公安部所說「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呢？這顯然是壹個憲法性悖謬。能夠「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壹定是違反憲法及相關法律的行為，而不是「依法履職」。「依法履職」只能使公民的憲法權利更為安全。因為這些「合法權益」是受《憲法》和法律保護的。《警察法》第二十壹條規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財產安全受到侵犯或者處於其他危難情形，應當立即救助」。也就是說，看到「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行為，警察加以制止還唯恐不及，還要「依法履職」「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加以「損害」嗎？將公安部新規的實質含義串起來，難道不是「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的行為，「民警個人不承擔法律責任」？
依此推理，公安部在這壹《規定》中所說之「法」就不是憲法以及符合憲法的各項法律，而是另有所指。在現實中，我們經常看到警察口稱「執法」，卻做著違反《憲法》及《警察法》的事情，壹旦當事人要維護自己的公民權利時，他們就說「妨礙公務」，這已成為壹個套路。如警察半夜破門而入的情況有之，無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情況有之，損害公民財產權利的情況有之；每年大量的強拆導致的數萬起群體性衝突事件，多是在警察的介入下發生的。前述《憲法》規定的多項公民權利幾無倖免。這些違憲違法行為絕大多數都沒有得到懲處和糾正，他們也視這些行為為正常。實際上，中國警察作為壹個群體，長期以來忽視憲法教育，很難做到自覺地執行保護公民憲法權利的天職，而多把上級命令當作「法」。例如重慶的壹個女警察回憶被無辜勞教受到殘害的日子時說，專案組警察也知道是錯案，但他們說「領導要求這樣辦，只有辦錯案」。在不能辨清什麼是所依之「法」，或明知領導命令有錯卻還要執行的情況下，告訴警察在「依法履職」時，可以損害公民權益，該是多麼危險。
在公安部該《規定》中，提出它的新規定的理由是，「改革開放40年來，全國共有1.3萬余名公安民警因公犧牲」。如果他們是為了維護公民憲法權利而犧牲，我們應該為他們哀悼，但這不意味著應該由此得出，如果損害了公民的權益，「民警個人不承擔法律責任」的結論來。因為這隻是單方面的統計數字。在這些年，又有多少公民因警察的原因而命喪黃泉呢？由傳媒披露的重大惡性案件就有，2001年福建福州市數名警察設局殺人案，2004年河南周口市6警察殺人案，2009年雲南蒙自縣警察殺人案，2010年貴州關嶺縣的警察槍殺兩人的案件，2010年內蒙古太僕寺警察槍殺三人案，2012年在遼寧盤錦市發生的警察槍擊案，2013年廣西平南縣發生的警察槍殺孕婦案，2013年貴州安順警察殺人案，2015年內蒙古公安廳長殺人案，2017年湖南新化縣的警察開槍殺人案，等等。最令人震驚的還是雷洋案，壹個從洗腳店經過的人竟遭不測，而沒有壹個警察為此負法律責任。
而其中的壹些警察殺人行為，是以「依法履職」為名義的。如雷洋案是因「抓嫖娼」，盤錦警察殺人案是為了強拆，所依是領導之「法」。還有更大範圍的警察侵害公民憲法權利的事件，是在所謂「依法」的名義下進行，如薄熙來主政時期的重慶，在「打黑」的名義下濫抓無辜，被抓捕的多達4000多人。重慶警方在非法設立的「打黑基地」中濫施酷刑，包括「老虎凳」，「打表」，「鴨兒浮水」，「蘇秦背劍」等，還有精神折磨，如所謂「政治歸零」，「經濟歸零」和「情感歸零」等。很多人不經法律正當程序而被判處死刑，有13人被執行死刑。而當壹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員強征農民土地時，警察經常被用來壓制失地農民，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的惡性事件，如盤錦征地警察殺人案。我們曾根據傳媒報道，做過壹個不完全統計，2003 年到2014年8月間共有182件強拆惡性事件，共造成強拆雙方的人員傷亡484人，死亡人數162人，受傷人數322人。而沒有被報道的惡性事件就更多。
有人會說，我舉的例子只是個別現象，薄熙來也不過是壹個偶然出現的情況，不能代表主流和總體。其實不然。所有的人都是凡人，在沒有制度約束的情況下，好人也會變壞，更何況，事實表明，薄熙來不只是偶然出現的壞領導。周永康就是另壹個例子，他曾是武裝警察的主要領導。2012年至2016年，就有23名公安系統官員落馬，其中有5名副部級以上官員。還有人開列了「不寒而慄的壹串名單」，列數從周永康開始的100位落馬公安系統高官。儘管如此，中紀委仍然認為，公安部的反腐力度不夠。關鍵還不在於這些公安系統的領導是否腐敗，而是作為壹個凡人，只要沒有制度的強力約束，他們會不會自覺地忠於憲法精神，把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作為自己的第壹要務。在另壹面，如果我們的警察群體只是把上級命令當作「法」，就難免會做出違反憲法，傷害公民的合法權益的事情來。而當他們遵照上級命令「依法履職」而又「不承擔法律責任」時，不就可能造成對公民權利的更大傷害嗎？
公安部的新規還提出，在警察個人不承擔「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法律責任的情況下，「由其所屬公安機關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對造成的損害給予補償」。這更是壹個悖謬的要求。「補償」從何而來？還不是國家財政；國家財政從何而來？還不是老百姓的錢。邏輯就變成這樣，對公民合法權益的損害，損害者不需承擔法律責任和賠償，而要由公民自己賠償。壹個社會，如果讓受害者自己賠償自己的損失，怎麼能制止加害者？在加害者受到鼓勵的情況下，受害者還能生存嗎？漢高祖的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之所以能在亂世中穩定人心，就是道出了最樸素的規則：損害者要承擔罪責。這是古今中外最基礎的文明規則。計劃經濟的失敗告訴我們，當個人不承擔他們的行為後果時，效率可以低到何等程度；當個人不承擔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後果時，帶來的社會損害將不堪設想。更何況警察還不是普通百姓，他們手中握有暴力工具，壹旦允許他們不承擔損害後果，他們將會失控于公安部門；公安部門也將會失控于社會。
最後還要看到，公安部的這種新規看起來是為了保護警察利益，實則不然，而是將警察置於壹個更危險的境地。如果警察不是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而是執行上級領導偏離憲法精神的命令，並且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勢必加劇警民之間的緊張和對立。當釀成惡果時，當初執行上級命令者或者成為領導的替罪羊，或者被領導袒護而遭私人復讎。事實也告訴我們，那些執行錯誤命令的警察下場都不好。如重慶薄時期的「打黑英雄」，王立軍自不必說，曾獲「重慶五壹勞動獎章」的周渝於2014年自殺，「壹等功臣」唐建華被捕入獄，「壹等功臣」郭維國獲刑11年，王智獲刑5年，鄭小林，茍洪波，但波等因刑訊逼供罪被起訴定罪，等等。有人會說，還不是因為薄熙來倒台了嗎？然而薄的倒台不正是因為他下達了罪惡的殺人命令嗎？再則，如果不能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警察自己的憲法權利首先得不到保護，如重慶打黑的序幕，就是對警察隊伍的清洗，有900多警察遭受不白之冤。
權力短暫，而天道永恆。實際上，對於任何壹個警察或官員來說，拒絕執行上級領導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錯誤命令，才是對他自己最安全的選擇。許多犯罪的警察總以「執行上級命令」來為自己開脫，他們期待的是上級權力罩住他們而不受懲罰，但結果仍是逃脫不了法律的懲罰。應該明白的是，他們的上級最終會因他們自己執行錯誤命令而失去權力。反過來說，拒絕執行上級的錯誤命令反而是對上級的「愛護」。其實，執行錯誤的命令就是壹種罪，這被漢娜?阿倫特稱為「平庸的罪惡」。她說，這種罪惡之所以不可饒恕，是因為所有的人都可以「服從命令」為借口，擺脫自己的責任，於是壹個社會在看來沒有任何個人負責的情況下遭到滅頂之災。大多數社會都有相關的規則以避免這種情況。中國《警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人民警察對超越法律、法規規定的人民警察職責範圍的指令，有權拒絕執行，並同時向上級機關報告。」我希望我們的警察兄弟把《憲法》中的權利條款和《警察法》第三十三條作為金科玉律和護身符。
即使真的依憲法和法律履職，也並不是可以隨便為之，又能不承擔法律責任。執法也有程序問題和方法問題。我們不時看到粗暴執法的情形，如2016年5月17日，蘭州壹大學生因拍攝警察粗暴執法而被警察毆打；2017年4月17日瀋陽市4名警察在抓捕嫌疑犯時不出示證件，也不驗明正身，就將人打了壹頓，結果發現抓錯了人；2017年9月1日上海警察在糾正壹名婦女違規停車時，將抱著孩子的婦女推倒在地並壓住，並摔傷孩子；2018年5月27日，安徽六安教師討薪，被警察毆打；等等。概而言之，如何執法也有壹個是否遵循憲法的問題。糾正壹個交通違規錯誤，或抓捕壹個嫌疑犯，是為了公眾安全，如何在執行過程中造成公民不必要的傷害，則違反了設立警察的初衷。不遵循正當程序和不採取恰當方式的所謂執法，實際上仍然是違反憲法精神，對公民權利造成了損害。因此，這也不應「不負法律責任」。
最後，公安部的這個《規定》所引起的實際上是壹個憲法性問題。如果這個《規定》真能成立，《憲法》就該修改。這個《規定》通篇只講警察的權利，而隻字不提警察應該保護的公民的憲法權利。只有壹處提到時，卻是假定如果損害了，警察如何可以不負法律責任。彷彿警察群體是壹個自外于公民和社會的特殊集團。在其它條款中，該《規定》將適用範圍擴展到「被惡意投訴、炒作的」，和「被錯誤追究責任或者受到不公正處分、處理的」等方面。什麼是「惡意」，什麼是「善意」；什麼是「輿論監督」，什麼是「炒作」，不是公安部門自己壹方可以說了算的，而要經過壹個法律的正當程序以辯明事實。在中國的現實中，公安部門由於擁有暴力，無論法律如何規定，它相對於其他公民來說，有著實際上的優勢。所以這壹《規定》實際上使已經不平衡的天平更多地倒向本來就有優勢的壹方。有鑒於此，公安部門作為壹個部門與其它部門有著很不相同的性質，它所制定的部門規章就不是壹個管理部門內部事務的規章，而有很強的外部效應。有如此內容的《規定》就不應由公安部門自己制定。
如果這個《規定》落地，對公民憲法權利的侵害行為將會數倍、數十倍于現在。對於執政黨和政府來講，這也是極為負面的。因為警察之位雖低，他們的行為和態度卻代表政府的形象。壹旦政府告訴警察可以損害民眾的「合法權益」而不承擔責任，他們會因連他們自己都覺得過於寬縱的這種姑息而蔑視政府，遑論公民權利，可能會主動侵害民眾而惹出事端。伊拉斯謨曾說，「即使是最強大的君主，也不能承擔激怒或藐視哪怕最卑賤敵人的代價。」執政黨如果設想用這樣的方法來「維穩」，可能會適得其反，進壹步動搖執政黨的政治合法性。所以執政黨和我們的社會還是要及時糾正這壹錯誤的《規定》。由於它存在著嚴重違反《憲法》精神的內容，我建議國務院可以根據《立法法》第96條 判定該《規定》「超越許可權」和「下位法違反上位法規定」；根據97條規定的「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不適當的部門規章」，撤銷該《規定》。人大常委會也可進行合憲性審查，以違憲為由撤銷該《規定》。
荀子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這說出了「王」的權力來源：奉天為民。在這裏，「天」是天道，「民」是民眾，「王」是政府。警察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民眾需要；如果他把自己放在民眾之前，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這就是天道之法。天道之法不是可以人為改變的。如果以為可以改變，那是權力的狂妄。人類最大的努力就是使人造之法更接近天道之法。不過，無論怎樣，人類都不得不遵循天道之法。當人造之法接近天道之法時，他們就在遵循天道之法；當人造之法背離天道之法時，他們就會受到天道之法的懲罰，最終還要回到天道之法。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主動的遵循，只需付出較小成本；後者是被動遵循，要付出很高的代價。到底是多少，取決於什麼時候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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