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與新加坡執政黨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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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權與新加坡執政黨的區別

帖子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3月22日

作者 陸思良

最近在朋友圈的微信中看到壹個視頻,壹位信眾向某位僧人大師請教,什麼是智慧?大師回答說:「智慧就是把複雜的事情變簡單。」



由這壹問壹答,引發出壹些思考。



不能說大師的話糊弄人,只能說這樣的問答經不起嚴格推敲。有些人喜歡聽似是而非的道理,但缺乏興趣和勇氣去追求真理。



我想,實際上,將複雜的東西隨意簡化非但可能不是智慧,反而經常後患無窮。



這麼說吧,如果有人刻意試圖這樣宣傳這樣做,最好的情形,是無原則地取悅膚淺的大眾,贏得浮夸的聲望。就像羅素先生在《西方哲學史》中談到早期希臘的懷疑主義哲學時指出的:「它是懶人的壹種安慰,因為它說明了愚昧無知的人和有名的學者是壹樣的有智慧。它提供不出任何積極的東西(哪怕,尤其,是在純知識的領域內)。」



最壞的情形,我們看到的可多了去了,就是別有用心的欺騙,通過愚民說教來達到險惡的政治目地。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的「簡化天條」如雷貫耳:「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這種歸納多麼通俗易多麼懂蠱惑人心!全體革命群眾,心領神會,壹下子都能融會貫通整套的馬克思主義,剩下的就是去努力實踐那四個無法無天的核心大字了。於是乎,那句胡謅的大白話了就成了無與倫比的理論基礎,造就整個神州大地烽煙四起打砸搶以至於人間大開殺戒。可以說,這種又簡化又至深的流毒,至今還沒有從中國人的頭腦里肅清。



壹脈相承的,當今黨國的領袖和理論權威也是並且越來越是炮製這種「極簡信條」的大內高手。新時期中,「厲害了的國」如同又壹次經歷當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口號神句鋪天蓋地:「黨是領導壹切的」、「四個自信」、「某某某語錄APP」以及「引領國際新秩序」與「中國方案中國智慧」,等等等等,都是不證自明、粗糙濃縮的腦力霸凌,又是自相矛盾、空洞虛假的「高級黑」。



無數的事實讓我們警覺,或者可以這麼說,智慧是不能被簡化的。



然而,無情的事實又是,智慧不能夠被簡化,但卻能夠被扼殺。



看看國內媒體娛樂界的歡騰氣象:《戰狼》、《流浪地球》等影片的票房衝破多少多少個億,不管這表面現象有多少水分,總也說明,大規模高壓高頻、長期不懈的「洗腦工程」在創造反智傾向的意義上的確取得了壹定的成效。



更可悲更觸目驚心的是知識分子乃至高級知識分子的智力水準和出彩表現,就在我開始寫這篇文章的當天(3月1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某版的報頭刊登了清華大學某研究院的院長在政協大會上的發言,暗示中國可以用減少出口維生素、抗生素原料,來對中美貿易戰作出還擊:「我們在晶元方面確實受制於人,但我國是全球最大的維生素、抗生素原料出口國,壹旦減少出口,某些發達國家的醫療系統就會運轉不靈。」真是絞盡腦汁出餿主意,矇混主子也矇混自己。



當然,仍然還有少數脊梁骨不是那麼彎曲的人,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挺身而出仗義直言。比如,據報道,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上交了九項提案,對現行的執法、司法狀況提出批評和整改建議。這九項提案包括︰讓犯罪嫌疑人上電視認罪須慎重、降低非法證據排除的門檻、偵察機關不宜在案件判決前搞立功授獎、試行偵察訊問時律師在場、創造條件讓法官敢於作無罪判決、少安排法官開會、適時批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



至少講壹些切入時弊的真話,殊為難能可貴,也使人看見了些許人性韌性的希望,智慧的星星之火還沒有熄滅。



如果有壹天,這個民族,從上到下,大體上已經喪失了基本的智慧,簡化到不能再簡化了,無需再去費心扼殺了,那會多麼省事。



那也會多麼可怕!



到那時,大師不知道會怎麼說?



毋庸諱言,在現代社會中,接受過比較完整的現代教育的人們,特別是搞學術研究或者進行創造性工作的那壹部分人,其正常思維,理所當然會傾向於認為,智慧這個概念以及它的涵義,尤其是高度「簡化」的智慧,甚至是帶有終極原理性質的智慧,也只有在智力的平台上才能夠充分進行討論。



比如,愛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MC2,形式上很簡單,但不懂相對論的人,或者是連古典物理學知識都學不好都不具備的人,對於他們,這個公式絕對不簡單,不,這個公式的簡單不簡單他們根本理解不了,完全沒有意義。



再進壹步,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其首要依據就是「相對性原理」,即物理定律在壹切參考系中都具有相同的形式。可以說,相對性原理很簡單直觀、天然成立,而廣義相對論也是當今能夠與實驗數據相符合的「最簡潔的」描述引力和空間的理論。但是如上的關於「簡單簡潔」的評價和說法,哪怕對於大多數具備高等數理學識的人來說,充其量也只能聽聽而已,傾心仰慕而已,沒資格深入參与討論,因為根本不懂得其中的玄奧。記得以前看過的壹篇文章介紹,當年廣義相對論發表之初,英國的愛丁頓爵士帶領劍橋大學小組進行了「光在引力場中的彎曲」的驗證活動,得出了結果,有人當面恭維捧場,說愛丁頓是當時世界上能夠理解廣義相對論的第七個人,看見他面露難色,吹捧的人於是又加強了語氣,妳當之無愧!愛丁頓答,不,我是在仔細想,但是沒能想出來,那個能理解廣義相對論的「第六個人」到底是誰?



真正的智慧,即便是「點滴簡潔型」的智慧,是有份量有深度的、傲慢的、潔身自好的。說得極端點,愚笨的凡夫俗子們費盡心機想要把世間任何複雜的東西弄簡單,請儘管去弄,但那肯定跟智慧沒有半毛錢的關係。



引申出來的問題是,人和人在智力水平上是先天不平等的,所謂的「智慧普及」有壹個客觀的限度,「科學的智慧」、「理性的智慧」和「藝術的智慧」對許多人來說不啻是曲高和寡。壹般情況下,人和人的正常交往和有價值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賴的是感情上的認同和維繫,營造溫情社會的重要性就在於此。而國家和體制,特別是法律體系,整體上則要重視和捍衛每個人在人格上的平等,以及顧及和保護普遍的人權,等等,不如說是在實行和推廣壹種「人道的智慧」。



但是,我們曾經痛苦經歷過,曾經身心無法擺脫過──共產黨毛澤東最擅長於高調論述和竭力鼓吹的,卻是「卑賤者最聰明」之類,或者是直接樹立「交白卷英雄」,這恰恰就是把人與人智力上不平等的事實加以混淆和顛倒,然後肆意踐踏和唾棄智力智慧,為他們使用欺騙手段對「勞動人民」施行愚民政策、也為他們肆意侵犯人權和違背人道,掃清壹切「思想障礙」。



另壹方面,他們又通過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去實施對廣大知識分子和文化學者的威逼迫害,最為殘忍的,予以大面積的「焚書坑儒」式的人身消滅,企圖壹勞永逸地除絕「智慧」。讀《夾邊溝記事》,裏面所收集的第壹手資料,那時被大量活活餓死的,都是各級知識分子和寶貴人才,有些還是「解放」前後從國外趕回來想要熱忱參与新中國建設的有名人士。



如果真用智慧去觀照那段歷史,結論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玩弄陽謀的所謂「革命家」和陰險權貴,利欲熏心,隻手遮天,完全沒有壹點點智慧的良心。



不可思議的是,「夾邊溝悲劇」過去幾十年了,歷史車輪滾滾前行到了今時今日,黨國當局還是執迷不悟,依然在這條揚棄智慧、擁抱愚昧的道路上壹意孤行。



說到這裏,不禁要為新加坡執行的「精英主義」說幾句公道話。



新加坡的「精英主義」,在實踐和用人的層面上,主要是指它的執政團隊的主流是壹批獎學金得主和學業事業的尖子,很多是本地和歐美名牌大學的畢業生(這裏面絕對沒有灌水的假文憑假學位)。在我看來,這種「精英主義」的觀念,就是開誠布公地承認人們的智力差異,並且坦白主張壹個國家和政府必須要由智力水平相對較高的壹群人來治理。與此同時,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歷來也壹直強調,而且有壹系列配套的選拔制度來保證,作為領導者,其道德操守也要達到高水準,這是壹個「附加值」。



除了以上這些純粹「智慧結構」的考量,新加坡的「精英主義」很少參雜其它的不健康的政治因素。比如,新近內閣的絕大部分部長,包括最新公布的即將接班的下壹代領導人,都不是來自顯赫的家族門派(什麼「二代」、「三代」的),而是出身平民;另外,也在任人唯賢的前提下拋棄歷史前嫌和「家庭出身論」,以前被關押或被邊緣化的「社會主義陣線」成員的下壹代,稱作「老左的兒子」,現在照樣可以擔任主要的內閣部長。



這樣的「精英主義」路線,勉強地概括,有些屬於「人治」的範疇,肯定有其缺陷和軟肋,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我以為,崇尚「智慧和能力」總比崇尚「奸詐和權術」要好,壹個靠理性和政績贏得選票的體制更比口頭上「代表人民」實質上是任人唯親的利益集團黑箱制度好了不知多少倍。最重要的,新加坡的「精英主義」注重務實治理,絕對不依靠維穩式的暴力統治。



說起來,新加坡的當選議員們把「為人民服務」落到實處,他們每周都要和選區的上訪選民見面,傾聽收集意見並幫助解難紓困;平時要定期走訪選區和居家,參加選區的各項活動,節日期間到弱勢群體家發放禮包,等等,經常看到他們忙得不可開交,甚至焦頭爛額。妳只要仔細看看電視里報紙上出現的新加坡各級官員的膚發臉色,很多都顯得很勞累很憔悴很不夠睡眠,哪像大國崛起的省部級高官們,酒色財氣、紅光躊躇、志得意滿,頭上有了幾根白頭髮,御用文人還要大做文章。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新加坡在廉潔度與競爭力方面,歷年都名列世界前幾名;較全面的人類發展指數,在亞洲也始終名列前茅;人均收入比日本、香港、韓國都高。這都是「精英主義」的正面成果。



只不過,從民主人權的角度看,它常遭人詬病。按照《經濟學人》智庫 (EIU) 的民主指數,新加坡的排名比它的鄰居馬來西亞要差好幾個等級。可是事實上,卻有許多馬來西亞人跑去新加坡謀生求發展,而非反之,因為這些馬國人(其中很多是教育程度高的)覺得新加坡才能實現其個人抱負並取得良好平衡的生活條件,也覺得新加坡治安好,城市規劃有序,清潔,交通便利,教育制度優越,等等。人心所向其實是最好的評定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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