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實行的極權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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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實行的極權統治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3月23日
作者 鄧聿文
2018年是中國的戊戌年，120年前，年輕的光緒皇帝為了拯救清王朝的命運，發動了戊戌變法，但遭遇以慈禧太後為代表的帝國守舊勢力的阻擾，變法失敗，致使清王朝喪失壹次向立憲民主轉型的寶貴機遇。120年後的今天，站在大歷史的角度，中國同樣處於壹個十字路口。儘管為應因美國發動的貿易戰，中國在經濟改革尤其是開放上推出了力度比較大的舉措，然而，在至關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方面，2018年延續了過去5年的態勢，依然是沈寂的。當然，這並非是說2018年國家的政治生態沒有發生變化。但這個變化與多數人預期的相反，政治的極化得到進壹步強化，總體性集權完成。
2018年影響中國政治和政局的兩起重大事件，分別是3月的修憲和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以及從6月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後者雖然發生在經濟領域，但由於其對抗程度的史無前例和中美整體實力的不對等，也給中國政局帶來了微妙變化。除此外，新壹輪中共和國家機構改革所體現出的黨國壹體，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的進壹步回歸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上的愛國主義和民粹化，包括對知識分子發起愛國主義教育，私營經濟離場論對民心和企業家階層產生的衝擊波，以及進入12月後官方對改革開放40周年的系列紀念活動，還有社會力量雖遭官方嚴厲打擊但仍頑強生長，在2018年的政治生活中也是公眾可以明顯感覺到的。本文將對這幾起事件進行闡釋。
1.習近平廢國家主席任期制
2018年影響中國的政治大事，首推修憲特別是國家主席任期制的被廢除。習近平將原來國家主席只能連任兩屆的憲法規定修改為可以無限期連任，為其繼續執掌最高權力掃除了憲法障礙，但由此也引發輿論嘩然和民意反彈。不僅如此，該行動進壹步強化了國際社會對中共並波及中國的負面觀感，有可能也是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以及進行全面圍堵的壹個背景。從政治文明來說，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意味著中國改革40年來碩果僅存的國家領導人更替的制度化成果毀於壹旦。
改革40年來，雖然在根本的政治制度方面中共沒有本質改變，但在黨政關係的處理以及限制黨政官員的權力上，還是作出了若干探索，在政治文明上形成了若干制度成果。其中最主要的制度遺產就是領導權力特別是執政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交接的正常化和制度化，它體現在八二憲法對人大委員長、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等關鍵職務的任期兩屆的規定上，中共黨章儘管沒有規定黨的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任期規定，然而也成為黨內共識並得到實踐檢驗。
對權力這頭「利維坦」，人類曾經試驗了多種方法約束之，直到近代普遍實行限任制即任期制，才解決了權力世襲和終身制帶來的權力集中、無法監督的弊端，保證了領導權力的定期和平更替。自鄧小平開闢退休制后，歷經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凡30餘年，已經成為現行政治制度重要的組成部分。本來大家認為它已經很牢固了，不可能輕易被廢除，沒料到就像稻草壹樣，風輕輕壹吹就倒了。
那麼，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動機何在？長期甚或終身執政又會給中國乃至他本人帶來什麼危害？
習上台後，通過強力反腐和嚴厲治黨，建立起了他超越前兩任的權力。在中國的政制結構中，國家主席雖是元首，但是個虛職，只起禮儀和象徵作用，最高權力掌握在黨的總書記手上。從此角度看，國家主席任期制並不構成習近平連任總書記的實質障礙。官方解釋習取消國家主席限期制的原因，是為了和總書記以及軍委主席的規定保持壹致。如果這個解釋可靠，他延長這些職務顯然是出於實現所謂中國夢的考量。
習近平無疑希望在他手上實現中國夢的，以成就其在中共和中國歷史上堪與毛澤東比肩，甚至超越毛的歷史地位，但兩屆任期的政治結構又不利中國夢的實現。五年前當他提出中國夢時，可能想不到要實現這壹「夢想」並非那麼容易。儘管其發動史上最嚴厲的反腐和治黨，在集權之外，含著驅使官員為「中國夢」而勤勉工作，任勞任怨的意圖。然而，五年下來，各級官員雖被其反腐和治黨臣服，效忠之聲肆起，但改革發展的任務做得並不如意。在兩屆十年任期的憲法約束下，從中國政制的實際情況看，領導人的第二任期壹般在第三或第四年就開始「跛腳」，權威性大大下降。圍繞權力的交接，整個官場生態被打亂，處於核心層的官員為上位乃至爭最高職位而勾心鬥角，其餘官員則重新站隊，這壹洗牌過程通常在第二任期的后三年發生，從而使得官場無人去為民生和社會發展「認真」做事，如此周而復始，浪費了大量時間和資源。
習近平肯定不希望此種情形也出現在他的第二個任期。這或許促使他下決心提前解決退休問題。而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等於向官員發出明顯的連任信號，黨內高層對總書記職位的覬覦和爭鬥也就偃旗息鼓，大家只能「壹門心思」聽其號令，把主要精力用在改革發展和建設上，以如期在其任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然而，事情總是利弊相隨。比起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可能收益來，它帶來的危害也是明顯的，甚至會即刻兌現。如引發民意的強烈反彈，破壞改革形成的政治文明成果，除此外，還包括（1）進壹步降低中共的合法性，使得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對所謂中國發展模式的疑慮加深，從而導致中國的轉型之路更加艱辛和複雜；（2）由於沒有糾錯機制，習近平壹旦在關鍵問題上出現決策失誤，很可能會使中國出現如他壹再強調的「顛復性災難」；（3）繼承人問題也可能導致國家處於風險當中。
專制政權的壹大麻煩就是繼承人問題。國家領導人權力更替的制度化被廢除，只是將繼承人問題往後拖延，不可能消滅這個問題。歷史表明，如果國家權力的繼承完全由壹個人的意志而不是高層的集體意志決定，那很可能出現兩種情況，第壹，不論何因，假如最高領導人意外身故，由於他同時身兼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三位壹體，按照黨內規矩，總書記意外去世由黨內二把手接任，而他又是國家主席，按照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出現意外事故不能視事由副主席接任，這樣就將出現兩個繼承人的現象。若兩人都不願退出，就會導致國家出現憲制危機。第二，假如最高領導人任期到期，自然卸任，由於長時期統治形成的威權，其繼承人還將處於他的陰影下，成為「事實傀儡」，倘若他在卸任后不久去世，由他所指定的繼承人能否服眾又會成為壹個問題，很可能有人出來挑戰，這樣，高層陷入分裂，國家出現危機。
可見，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的是壹個壞榜樣。
2.中共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黨政合壹、黨國壹體傾向
2018年中國政治的第二件大事，是全國兩會的機構改革方案。兩會審議通過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這是改革以來的第六次，也是力度最大的壹次。從政治的角度看，和歷次機構改革主要著眼於行政職能配置不同，本次機構改革的目的之壹，而且是主要目的，是在黨政機構的職能和設置上全面強化黨的領導。這當然是為配合十九大對黨、國關係的整體規劃和調整，黨在國上，全面領導國家和社會，改革以來的歷次黨代會都沒有像十九大這樣得到突出強調。
《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指出，此次機構改革目標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形成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體系，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中國特色、世界壹流的武裝力量體系，聯繫廣泛、服務群眾的群團工作體系，推動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在黨的統壹領導下協調行動、增強合力，全面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首要任務是加強黨對各領域各方面工作領導。其強調遵循的原則，第壹條即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用習近平的話說，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包括建立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強化黨的組織在同級組織中的領導地位，更好發揮黨的職能部門作用，統籌設置黨政機構，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
上述目標、任務和原則體現在機構改革上，壹是將幾個領導小組改組為委員會，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改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委員會，這是健全黨對重大工作領導體制機制的需要。二是改革國家監察體制，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國監委和中紀委合署辦公，兩塊牌子壹套人馬，並將監察的範圍從領導幹部擴大到所有公職人員，實際上還不止，這就使黨的紀律檢查部門能夠以國家監察委的名義行使權力，將過去不屬於紀檢管轄的領域置於其管理之下，從而擴大了紀檢的監督許可權，並且得到法律支持。換言之，過去紀檢實際存在卻沒有法律依據的壹些做法和監督範疇都藉著這次機構改革合法化了。三是黨的有關機構可以同職能相近、聯繫緊密的其他部門統籌設置，實行合併設立或合署辦公，整合優化力量和資源，發揮綜合效益。這在新聞出版等帶有宣傳和意識形態功能的部門表現得特別明顯，過去這些機構雖然在內容和導向上受中宣部管理和約束，但在職能上歸口行政系統，幹部任命出自政府，改革后，它們直接劃歸宣傳部門管轄，成為黨的宣傳部門的壹個職能機構，性質就變了。
上述調整，再加上早先強調的在各個行政事業單位和企業設立黨組黨委，以及黨對本單位重大事項的領導權和決定權，可以說，本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的改革，在指導思想和機構設置上，將過去在某些行業和領域還稀薄存在的黨政分開變成了黨政合壹， 黨國不分或者黨國壹體的傾向非常明顯。在強調執行力的當下特殊時刻，按照官方說法，沒有黨政分開，只有黨政分工，理論上有助於減少壹個單位兩套機構在決策和執行上的扯皮現象，提高執行力，但從政治上說，經過這壹所謂改革，政府成了黨的附庸。當然，過去政府也是中共的附庸，但在形式上，還表現出某種獨立性。現在，黨從過去隱身背後，只扮演決策和監督者的角色走向前台，集決策和執行為壹體，直接面對各種具體事務，也就直接面對和總覽各種問題和矛盾，權力越大，監督越弱，黨出錯誤的概率也越高，沒有了政府這個隔離層，壹旦問題和矛盾纏身，處理不力，黨的形象會迅速地受損。所以，事情最後有可能和中共這次改革所要達到的效果適得其反。從民主轉型的角度看，假如出現這種情況，自然是受歡迎的。
3.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回歸馬克思主義
2018年，中共在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上壹個非常明顯的特徵，是回歸馬克思主義，這不是說，過去中共的指導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但在過去，雖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真正起指導作用的是黨的領導人的思想，壹任領導壹任思想，每個領導人在其當政期間，都會把自己的壹套做法冠以思想或理論之名，並用它指導實踐，而馬克思主義不過像個招牌壹樣掛著。
但十八大后，隨著整個國家意識形態的左轉，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視很明顯，2018年更突出。藉著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的主題是《共產黨宣言》及其時代意義，幾天後的5月4日，官方又舉行了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紀念大會，習近平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此外，在八月于北京召開的世界哲學大會，也設立了馬克思主義專場。在12月18日召開的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大會上，習近平對40年改革的經驗總結，更是對馬克思主義推崇備至，強調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
為什麼中共和習近平在2018年對馬克思主義如此重視，要隆重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年，重新回到馬克思？最根本的原因，是通過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重回馬克思的理論源頭，尋求執政正當性，即所謂「初心」，併為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加持馬克思主義的「光懷」。
具體來說，目的有三：壹是通過高舉馬克思的旗幟，彰顯中共作為馬克思的繼承者和習近平作為黨內馬克思主義的唯壹闡釋者的地位，表明黨提出的「四個自信」特別是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並非憑空而來，它們合乎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以強化黨執政和統治的合法性；二是鑒於黨員幹部普遍的精神懈怠和意志消沈，號召和要求全體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幹部認真學習馬克思的崇高品質和革命鬥志，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和信心，為中國夢的實現乃至共產主義的最終實現進行奮鬥；三是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已經作古的馬克思不過是個幌子，真正要強調的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指導地位和指導作用。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的治國理政不外「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壹手抓反腐，壹手抓黨員幹部的政治紀律和思想教育。兩手雖然都「硬」，但在不同階段，還是有側重點，前期以反腐為主，在成為全黨核心和人民領袖后，把工作重心放在「純潔」黨員幹部的思想和靈魂，改造黨上。應該說，這是壹個艱苦的工作，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比反腐更難，因為要改造人心總是不容易的，尤其在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
要對黨員幹部進行理想信念教育，使全體黨員幹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信心，就必須有可供教育的思想理論資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十九大上被提出就是這個原因。然而，僅有這個思想資源是不夠的，還需要向黨的歷史和傳統回歸，尤其要回歸馬克思主義，向全黨和全社會表明，黨為什麼會選擇馬克思主義這個由外國人創立的理論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以及在全球社會主義勢衰的情況下，為什麼還要死守這個理論不放？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人民的理論、實踐的理論和開放的理論，馬克思本人是「千年第壹思想家」，通過對馬克思及其主義的重新闡釋、包裝和神化，也就回答了外界包括壹些黨員對黨擁抱馬克思主義的質疑，並昭告全黨和社會，習近平才是黨內權威理論家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唯壹闡釋者，他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和馬克思主義壹脈相承的，它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和內核，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故在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也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習近平的領導，堅持習近平思想的指導地位；反之也壹樣。
所以，高調紀念馬克思，回歸馬克思主義，目的無非是要全黨堅定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定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思想的信仰，將習近平思想運用於「四個偉大」的實踐，運用於「中國夢」。
不過，在理論上經過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似乎解決了新時代思想的邏輯自洽問題和黨執政的正當性，但現實和理論的脫節始終是中共的壹塊短板，只要這個短板補不了，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習近平新時代思想，就會在實踐中陷入尷尬，難有說服力。
4.國家治理的人民訴求和知識分子的愛國教育
在威權或者專制國家，執政者向來喜歡打人民牌，因為人民是執政黨的合法性來源，而且他們也自以為代表人民，尤其當執政者提出壹個偉大目標或理想的時候，更需要號召人民跟隨自己去完成。
十八大以來，中共對人民的強調比過去有所增多。「人民」壹詞頻繁出現在領導人的講話、黨的重要文件和黨報社論中。2018年 3月習近平在人大閉幕式上的講話以及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集中體現了對人民的「重視」。
在前壹講話中，習近平用大篇幅談到人民的重要、偉大，政權的人民性質，以人民為衡量壹切工作的準繩，號召人民為偉大的中國夢奮鬥，共享榮光。例如他說，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瀾壯闊的中華民族發展史是中國人民書寫的！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國人民創造的！歷久彌新的中華民族精神是中國人民培育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是中國人民奮鬥出來的！稱頌中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創造精神的人民、偉大奮鬥精神的人民、偉大團結精神的人民以及偉大夢想精神的人民。只要13億多中國人民始終發揚這種偉大夢想精神，就壹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家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必須始終堅持人民立場，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虛心向人民學習，傾聽人民呼聲，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壹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著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讓全體中國人民和中華兒女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共享幸福和榮光！在後壹講話中，習近平也多次稱頌人民，表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開放的初心和使命。
可以把習近平的上述講話，視為壹個關於人民的「宣言書」，對人民的抽象肯定和讚揚，是自毛澤東以來的中共歷任領導人的慣常做法，鄧小平就曾自稱是「人民的兒子」，習近平在這壹點上，並未有什麼突出之處，但習近平既然在政治路線上回歸毛澤東，就需要在理論上把人民擺在壹個崇高位置，表現出自己時刻心中裝有人民，以緩解當前中共和人民群眾的緊張關係。理論上將人民捧得高高的與現實中將人民踩得低低的形成了尖銳矛盾，人民群眾對官方的不滿由來已久，而且這種不滿並未因習近平開創的新時代減弱，相反，黨民官民的疏離感在進壹步加劇。不管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在習近平看來，如果任由官民矛盾、黨群關係激化，不採取壹定措施去改善這個矛盾和關係，在壹定程度上把人民群眾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共產黨的初心去為人民謀幸福，那麼人民就不會跟隨中共去參与這個偉大夢想的建設，中國夢就很難實現。
另壹面，人民從來都是和愛國聯繫在壹起的。習近平也在鼓吹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正如他在上述講話中指出的，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中國人民百折不撓、堅忍不拔，以同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為實現這個偉大夢想進行了170多年的持續奮鬥。雖然沒用「愛國」二字，但實際所指是人民的愛國奮鬥精神。
不過，相對民眾，在知識分子中進行愛國奮鬥教育在眼下這個特殊時期尤其必要，知識分子雖說是人民的壹部分，但這是特殊的壹部分，他們比起普通的民眾更容易對官方的愛國教育有抵觸反感情緒，且隨人民總體智識的提高和覺醒，官方以各種形式推行的愛國教育越來越難以成功，這其中，知識分子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中共假如不能搞定知識分子，民眾今後怕是也不願接受愛國主義。而在當下這個特殊時刻，黨和國家更需要用愛國主義凝聚人心，以奮鬥精神來共克時艱，為國分憂。
所以，在七月底， 中組部、中宣部兩部門印發了《關於在廣大知識分子中深入開展「弘揚愛國奮鬥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活動的通知》，對在廣大知識分子中深入開展「弘揚愛國奮鬥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活動作出部署。這次活動強調要以各類學校、科研院所及相關企事業單位等為主要實施主體，以中青年知識分子為重點對象，對他們強化政治引領，增強知識分子對新時代愛國奮鬥精神、黨和國家奮鬥目標的思想認同和政治認同。大概中共也意識到爭奪中青年知識分子的重要。
事實上，官方清楚知識界對中共和習近平的偉大夢想在思想和政治認同上是出了問題的，想通過在中青年知識分子中重新倡導和部署愛國奮鬥活動來拉近他們同黨及領袖的距離。然而，在社會思想混亂的今天，中共這種傳統的愛國教育方式註定不可能湊效。
5.民營經濟離場論風波與官方對民營企業家的撫慰
改革40年來，民營經濟雖然在中國得到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總量的壹半多由民營企業創造，然而，由於國家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政策和態度時有搖擺，輿論場壹有風吹草動，民營經濟就成了眾矢之的和驚弓之鳥，這反映民營經濟天生的脆弱性。
2018年9月，壹篇署名「吳小平」的網路文章《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制經濟發展 影響逐漸離場》由於被猜測是官方有意放風，測試社會反應，迅速在輿論場發酵，其惡劣影響近年罕見，直至兩月後習近平李克強等領導人親自出面安撫民營企業家，召開高規格的民營企業家座談會，繼而國家出台壹系列扶持民營經濟的做法，才逐漸平息了這場社會風波，但經此風波后，民間對政府將民營企業當豬來養，肥了再殺的猜忌進壹步加深。
民營經濟離場論之所以能夠迅速放大為壹場輿論風波，攪亂人心，深層原因是習近平上台後政治上的左轉及其在經濟上的表現，例如，在民營企業全面設立黨組織；加強職工在企業中的地位和作用，推行民主管理；將針對國企的混改強迫民企參与，包括壹些私營企業主，為求政治保護，「自覺」引入國企或政府股份，變成某種程度的「國有化」，還有壹些民營企業家近年來相繼被以反腐名義關押判刑，企業被沒收，凡此種種，使人覺得國家發展民營經濟的風向變了。近因則是對中美貿易戰是否會導致國家為保國企而拋棄民企的擔憂。
「民營經濟離場論」壹文透露的也正是這個意思，文章說，因為中國正面臨美國的全面打壓，此時需要集中國家力量，圍繞國家意志，服從和配合國家發展要求，私營經濟已經初步完成了協助公有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大階段性歷史重任，下壹步，私營經濟不宜繼續盲目擴大，壹種全新形態、更加集中、更加團結、更加規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經濟，將可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的新發展中，呈現越來越大的比重。因此，雖然該文的論證邏輯和結論都非常糟糕，但由於它切中了人們心理和社會脈搏，被認為傳達了政府想做卻不方便表達的意圖。
民營經濟離場論成為壹股強大的輿論衝擊波，引發社會恐慌，與官方對此事的不敏感和滯后反應也有直接關係。在該文已廣泛傳播，攪動輿論場的情況下，人社部等還在鼓吹在民營企業推行職工參与民主管理，把它作為部門政績來宣傳，這就直接印證了社會的猜測，加劇官方要打壓民企和民營企業家，進行「新公私合營」的印象。中國政府早已陷入「塔西陀陷阱」，在此背景下，官方壹般的回應、表態、闢謠和安撫已不起作用，必須有更高層級甚至國家領導人出面安撫才可能起作用。所以，進入10月，習李先後表態，公開回應，並在11月1日召開有相關部門和民營企業家參加的座談會。
習近平在座談會上公開批評「民營經濟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將加強企業黨建和工會工作看作是要對民營企業進行控制等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不符合黨的大政方針，強調了「四個不變」，還宣布民營經濟是黨長期執政、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兩個壹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也把民營企業家稱為「自己人」，顯然是要他們放心。座談會後，各級政府和部門隨之出台部署有關扶持民營企業的政策措施，其力度之大，近年罕見。
客觀分析民營經濟的狀況，儘管有前面所指的國家對待民企的各種問題，但原本是不應該得出政府要把它們驅離市場這種結論的。即使拋開領導人的講話、官方文件，以及憲法和法律對民企地位和作用的規定和強調不論，民營經濟發展到今天，其自身的規模和重要性，已使中共不敢和不能要它離場。否則，在就業、稅收乃至政權統治的穩定都高度依賴民企的情況下，其後果將非常嚴重。因此，此波民企的倒下，是市場因素、政策導向和貿易戰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單純是政府宰殺的原因。
當然，也不能否認，習近平是不太喜歡大資本的，對大資本持有壹種本能的戒心，因為當資本大到不能倒時，很可能不再聽話，威脅統治。習近平也從不隱瞞他對國企的偏好和欣賞，要求國企做大做強做優，牢牢掌控中國經濟。所以，儘管民企的大量死亡未必是官方願意看到的，然而正如它過去壹再強調的，在關係國計民生和戰略性、高技術及新興產業方面，國企要起主導作用，壟斷這些領域，通過抑制民企在上述行業的發展，來做大做強國企。
雖然民營經濟離場論暫時被消除，可這不能保證未來不會再出現類似的輿論風波。理論上說，共產黨是要消滅私有制的，在產品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社會，私人企業和私營經濟沒有存在的空間，而現階段允許民營企業，是生產力不發達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民營企業的存在是階段性的產物，是黨的私生子。壹些左派學者就常常這樣宣稱，而黨的宣傳部門，也默許這種說法。共產黨政綱中消滅私有制的說法，不僅導致理論上的混亂，也在實際經濟工作中，當民企和國企產生衝突，經濟管理部門偏向國企，歧視民企。更不用講政府和官員中普遍存在的「割韭菜」心理，把民企當作滿足壹時政績或個人私利的「韭菜」去收割。凡此種種，都使民企作為整體始終無法健康發展。
6.中共對改革開放的紀念與糾結
2018年政治領域的最後壹個重頭戲，是12月18日舉行的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大會，這是壹起事先張揚的紀念，但對官方如何紀念改革開放，習近平是否會在大會上宣布改革開放的新舉措，尤其是否會宣布嘗試政治改革，中國社會既有期待，但更多是失望。
40年前開啟的改革開放，將中國真正帶入了壹個新時代。習近平在紀念大會的講話中對此作了高度評價，但卻把它歸功於中共，稱讚改革開放是黨的壹次偉大覺醒，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壹次偉大革命，將改革開放和中共成立及新中國建立並立，是中共自五四以來帶給中國的三大歷史性事件之壹，是中國近代以來民族復興的三個裡程之壹，從而將中共被迫的改革開放說成是黨適應大勢的主動行為。另外，習也表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宣稱改革是實現兩個「壹百年」奮鬥目標和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動力，但也強硬表態，應該改的、可以改的，堅決改；不該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對於所謂的堅決不改，普遍認為，指的是對外界期望中共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有所動作，堅決說不。
從習近平在改開紀念會的講話看，有兩點值得注意，壹是改革開放已經成為中共的「神主牌」，或者稱「絕對政治正確」，任何壹個領導人，不管他內心是否認同和支持改革，都必須高舉改革開放旗幟；二是就習近平個人而言，他對改開的態度是矛盾和糾結的，壹方面需要推進某些領域的改革，壹方面又要維護基本的政治制度，防止改革對基本政治制度的衝擊，防止社會對改開的期待蔓延到政治領域。這樣也就導致他內心以及與主流民意的緊張和衝突。
在改開成官方「神主牌」的情況下，任何行為、政策和主張都可以打著改開旗號，包裝成改革，但是，改開的話語總是指向進步的，具有歷史進步性。這實際就限制了政治上的後退空間，因為總不能把壹個明顯是開歷史倒車的行為說成是改革，否則會引起民意大反彈。
從2018年的情況看，從年初開始，改革開放40周年大慶的舉行本身，提高了整個社會包括國際對中國改革的預期。早在1月，劉鶴在達沃斯論壇談到改革問題時向全球鄭重宣布，中國將出台的改革措施會令世界大吃壹驚。習近平本人在海南博鰲論壇的主旨發言中也對改革打強心針。儘管3月兩會的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以及中美貿易戰的爆發讓社會對習近平是否會出台改革計劃拿不準，但隨著貿易戰的全面升級和美國對中國施加的極限壓力，反而難得地促成了全社會包括黨內高層在內，對改革形成了壹種近年少有的共識，即通過進壹步的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來化解貿易戰對中國的壓力。
面對黨內和社會的這種改革共識壓力，習近平非常清楚民意呼籲改革的目的何在，且主觀上也認識到，中國的問題需要改革來解決，沒有否認中國不再改革，用他的話說，「改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然而，改什麼、怎麼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換言之，改革必須有利於黨的執政和統治，這是衡量中國是否需要改革的根本標準。習近平對改開的矛盾和糾結正在於此。
由此可以設想幾種情況：第壹，壹項改革總體有利中共的執政，這種改革會不折不扣地實施；第二，壹項改革長期看對官方治理有利，但短期對政府治理會產生麻煩，這種改革也會在合適時機強行推進；第三，壹項改革長期看不利中共統治，但短期會緩解官方面對的某種困境，這種改革也會實施，然而壹旦達到效果，會立即或擇機退出；第四，壹項改革無論長期和短期對中共的統治都不利，但有利於人民，則這種改革很難出台。政治改革特別是核心層面的政治改革，屬於第四種情況，故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國的政治改革壹直是原地踏步，鄧小平還把它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的。某些外圍層面的政治改革和經濟社會改革的某些方面，屬於第三種。大部分經濟改革屬於第壹、二種。
可見，中國接下來的改革，註定仍將是跛足的，繼續前40年的政經分離狀態，但兩者的分離程度將大大加強，這種分離程度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化以及人們權利意識的顯形化，壹定會在某個時候導致兩者關係出現斷裂，要麼經濟改革完全停止，要麼必須啟動政治改革，就看習近平如何抉擇。
7.貿易戰下的中國政局變化
美中貿易戰貫穿於2018年下半年，如果從開始的輿論醞釀、發酵，它實際貫穿全年。雖然主要體現在經濟層面，但其影響早已越出經濟領域，而具有政治、地緣戰略以及社會方面的含義。就政治角度而言，貿易戰對經濟造成的壓力已經改變了官方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態度，這實際是對民營經濟的政治地位的再確認。貿易戰也影響到社會人心的變化，對中共的權力結構和習近平的權威產生了微妙的壹定程度的影響，為中國政局帶來變化。
對美國發起的這場貿易戰及其性質，中國社會和官方的認識和反應有壹個過程。相對民間對此認識的混亂，官方的態度壹開始表現得很鮮明和強硬，它的背後，很可能伴隨的是官方對美國發起貿易戰意圖的誤判，即沒有把它看成美國總體對華戰略轉變的壹個部分，而是孤立開來，把它看成特朗普的臨時起意，用加征關稅的方式來達到平衡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目的，因此，在應對策略上，以為採取「以牙還牙」的「膽小鬼遊戲」能夠嚇退美國，使美國知難而退。而特朗普從壹開始對貿易戰就採取「極限施壓」策略，因此，待到特朗普升級貿易戰，將中美談判達成的結果推翻，官方才認識到美國這回是有備而來。
總的來說，鑒於中美貿易體量的不對等，中國對美國的需求遠比美國對中國的需求要多，中國政府在應對美國的貿易戰壓力時，明顯力不從心，陷入小打無用，大打不敢；以及「小退」美國不滿足，「大退」中國民眾不答應或者看笑話的尷尬處境。
貿易戰毫無疑問加劇了中國的經濟困難，除此外，也影響了中國社會的心理，撬動了民意板塊。民間對貿易戰的看法呈現兩個極端，但無論主戰主和，皆表達了對中共的不滿。至於官方內部，雖然很多人認為適當的反制是必要的，但也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滿足美國的要求，藉助貿易戰的壓力，敢於硬碰硬，把多年來被既得利益阻擾而未能推進的改革推進下去，形成壹個全方位的改革開放格局，以妥協退讓換得中國長期發展的空間。此種看法難得成為多數人的共識，再加上 2018年適逢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政府在改革開放上總得有所表示，顯示自己的誠意，因此，中國政府也陸續出台了壹些經濟改革舉措，經濟開放的力度比過去有擴大。
當然，改革僅僅止於經濟層面，政治的高壓態勢依然如故，甚至有進壹步強化趨勢。
觀察貿易戰對時局帶來的變化，還要關注年中出現的中南海政變謠言。中國的政治謠言每年都會出現，但2018年夏天的謠言，更多帶有貿易戰的特點。它反映了社會對當前因貿易戰而引發的對政治現狀的不滿和人心思變。壹些謠言具有政治鬥爭的性質，但從社會的角度看，所有的謠言不管動機如何，最後都會起到類似啟蒙的效果。因為大眾從中看到的，是現實政治的荒謬，這種荒謬性每增加壹次，就讓他們對政治的懷疑增加壹分，不滿增強壹成，到後來，普遍的不滿發生，對現實政治變革的需求也就在人們心裏醞釀。
貿易戰也使得習近平的形象受到極大損害。表面看來，習的權力和地位穩固，沒有受到貿易戰的多大影響，黨媒對他的宣傳壹如既往，然而，這種影響和損害是私下或半公開的，是在人們的心理。私下場合，人們能夠聽到對中國政府和習近平魯莽應對貿易戰最激烈的批評，包括官方人士對他的批評。
此外，貿易戰在宣傳尤其外宣方面，使得好大喜功，訴諸國人民族主義情感的膨脹宣傳，不得不收斂。
中共的宣傳，從來是服務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尤其為討好在任領導人，彰顯其功績和領導力，自我吹噓，過度宣傳，這種宣傳方式得心應手，雖然起不到多大宣傳效果，甚至在多數時候還會適得其反，但由於它根植體制，是專制體制的直接派生物，很難改正過來。
對於中共假大空的宣傳，不管民眾是接受還是反感，無法改變這種事實，但外宣的對象是外國民眾，他們特別是西方國家的民眾本來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就反感，過於強烈的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宣傳只會讓他們感到害怕和恐懼，從而形成對中國的戒備心理。「中國製造2025」在西方遇到的反彈就是例子。對西方國家民眾來說，高調宣傳「中國製造2025」，目的是要在科技上超越西方，從而建立中國的技術霸權，使西方屈服於中國的統治。
貿易戰發生后，官方意識到這種宣傳手法的危害，不再公開宣傳「中國製造2025」了，但如果不能從體制上改變服務和頌揚領導人的宣傳目標取向，僅僅從宣傳技術和手段上糾正，遇到外界的反彈就回縮，並不真能改變宣傳所帶來的困局。因為說到底，宣傳是壹個體制問題，而非宣傳本身的問題，是整個體制的壹部分。
8.民意的悄然轉向和社會力量的頑強生長
2018年的政治並不是完全的死氣沈沈，壹團漆黑，也有壹些亮光，這就是，在政治高壓下，總有幾聲吶喊，人們用嘲笑來表達不滿，社會力量仍然在頑強生長，民意在悄然轉向，這使得對未來看起來不那麼悲觀。
民意的轉向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壹，社會對官方的不滿和嘲諷越來越明顯，甚至半公開化，為官方辯護的聲音減少。過去對官方的批評，只有壹些體制外人士，但現在體制內的學者以及壹些退休的官員乃至在位的官員，也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不滿。如在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和中美貿易戰這兩件事情上，體制內的許多人士在社交媒體或私下場合或小圈子會議上，都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
第二，過去中國社會的左右兩極鴻溝雖然在2018年還存在，但在壹些具體的事情上，似乎表現出難得的壹致態度，共同把批判的矛頭對準官方。如在修憲、對習近平畫像潑墨、疫苗、深圳佳士工人的維權等事件上，左右共同參与，有些交叉，儘管並不是有意這麼做的，還出現了右派（自由派）為左派呼籲的情況。例如北京大學學生成立的馬克思主義學會，由於他們中的壹些學生參与了深圳佳士工人的維權事件，而遭到官方打壓，右派中的壹些學者，拋棄了對左派的成見，給予輿論聲援。
這裏特別需要指出，中國傳統意義的左派，在過去壹向是官方的合作者和依靠對象，雖然官方有時對他們的某些主張和行為也會限制和打壓，但限制和打壓的力度遠不如對右派。在過去發生的多起事件中，左派向來站在官方壹邊，為政府辯護，而對批評官方的右派進行反批評。現在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在上述幾起事件中，作為壹個整體的左派不再無原則地為官方辯護，而是加入到批評隊伍里。這在疫苗事件和佳士工人維權事件上有明顯表現。長生公司的問題疫苗事件爆發后，激起社會公憤，左派也是激烈批評者。佳士工人維權的領頭人沈夢雨自身就是壹個左派，而在聲援他們的北大、清華、人大等學生中，也是以左派為主。可見，左派正在從以前的官方合作者變成批評者甚至反對派。
第三，在底層和知識界，出現了針對習近平和中共的公開批評和非議。中國社會對政治的不滿由來已久，官方的某個政策或做法引發全民性批判的事情並不少見。但由領導人宣布的某項政策遭到全民不滿的，則比較鮮見。這種情況在2018年已經出現，如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就導致輿論洶湧。再如9月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習近平宣布再援助非洲600億美元，遭到全民非議。如果只算經濟賬，600億美元或許是壹筆不錯的買賣，但由於它和官方在解決國內民生上的遲緩和小器形成巨大反差，同時也沒有哪怕在形式上徵詢民意，也就導致全民幾乎壹邊倒的批評。
除此外，2018年還出現了直接針對習近平的批評，如北大的大字報事件、潑墨事件和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對領導人對中共的批評。尤其是潑墨事件，竟然是由壹個似乎與政治不沾邊的年輕姑娘做的，從而廣受關注。而許章潤教授多次公開撰文批評習近平和中共的做法、政策和路線，敦促立法者推翻3月的表決以及為六四平反，在近年來也是少見的。可以說，這幾起事件，都要冒很大政治風險。但它反映了壹個傾向，即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社會會有更多人起來公開反對政治高壓，挑戰現行政策。
民意轉向是壹個值得觀察的現象，表明中共向社會的滲透遭到了抵制。在黨國合體的大趨勢下，黨也在努力地通過各種方式向社會延伸，比如壓制民間組織的發展，取消社區自治，在社會組織中建立黨組織，不允許民眾對官方批評和監督。表面看來，這些手段已經取得效果，社會力量壹再退縮。但有些底線是官方不敢輕易觸碰的，比如完全扼殺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財產自由。當公開的聲音被阻止后，人們轉而訴諸非公開、半公開的社交媒體及私人之間的交流，對於後者，官方所能作的就是事後的刪帖、封群，封號等，用技術手段限制社交媒體的功能，而不敢將社交媒體完全取締，更不能將私人談話的自由阻斷。這說明在改革開放40年後，社會力量作為壹極經受住了官方的政治高壓，黨要完全涵蓋社會是做不到的。
當然，隨著技術進步，官方也需要通過這些技術手段來監控社會，從而使得官方主觀上也不想徹底摒棄它們。這就給社會利用同樣的技術手段來表達自己的意志創造了機會。比如，清華大學畢業生就向社會發出將胡鞍鋼教授驅除出清華的請願書。儘管對這個事情有不同看法，但請願書本身，反映社會力量也可利用技術進步來抗衡官方，如果願意的話。
二、2019年政治展望：「壹人領導」體制將弱化還是強化？
2018年出現的這些事情和趨向，表明習近平的總體型集權已經完成。在過去的習近平統治的六年裡，總體性集權的強化是中國政治最顯著的特徵。2018年的情況顯示，這種總體性權力已經達到條件所能允許達到的頂點，再發展下去，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完全再現。然而中國畢竟沐浴了40年的改革開放，無論是回歸毛澤東時代，還是在新的形勢和條件下「複製」毛澤東時代，都是不可能的。這或許讓人感覺有壹絲樂觀。
從這個角度看，雖然2018年的時局發展出乎大多數人的預料，但實際上和過去5年相比有它壹脈相承的地方，是過去5年合乎邏輯的演化。
現在時光進入了2019年，普遍認為，今後兩三年會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那麼，此種經濟困難對時局和政治發展，意味著什麼？是加劇高層的權力洗牌，還是出現某種程度的社會動蕩，抑或緊密的政治管控被撕開壹個裂口？
在各種可能的政治發展情形中，本文選擇中共領導體制在2019年是否會發生微妙變動作壹展望。之所以重視領導體制，是因為這是壹個本質問題，它不僅決定著政治的其他方面，也給社會打上烙印。18大以來的中國政局發生如此大的、人們始料未及的變化，本質上是因為中國高層的領導體制回歸毛時代的個人說了算的狀態，可稱之為「壹人領導體制」。
毛時代的領袖個人決定全黨乃至全國人民命運的情況，人們以為隨著毛的去世和文革的結束壹去不復返。雖然這之後也經歷了鄧小平的強人政治，但壹方面，其強人政治色彩遠比不上毛，另壹方面，正是鄧建立了中共和國家領導人的退休制度和任期制度等帶有現代政治文明的黨內政治規則，逐步使國家領導體制穩定化和正常化。在2018年之前，多數人都不認為它會被改變。
習近平上台後，其強人政治有壹個發展過程。開始不久，輿論只是認為他是繼毛鄧之後最有權力的領導人，即使在18屆六中全會被奉為全黨「核心」，人們認為事情可能到此為止，其權力和權威也就是和鄧並列，很難超過鄧，畢竟江也曾做過全黨「核心」，但其權力和權威，遠在鄧下。可這之後的發展再次讓人大跌眼鏡，對領導人的追捧和個人崇拜到了肉麻的程度，壹直發展到2018年兩會的修憲和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
習近平直逼毛的個人權威使中國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鮮明打上了其個人烙印。如果沒有年中遭遇的貿易戰，在外界看來，這種「壹人領導體制」至少在未來十多年是鞏固的，不大可能遇到嚴重挑戰。那麼，是否可以假設，如果2019年中美不能達成貿易協議，貿易戰全面升級，中國經濟出現進壹步惡化，習近平的權力基礎是後會在前期受到損害的情況下進壹步受到較大衝擊，「壹人領導體制」是否會被削弱乃至重新恢復中共的集體領導制？
本文認為，假如出現上述情形，習近平的權力基礎會遭遇進壹步的削弱，但這種削弱還不足以動搖目前的「壹人領導體制」。
判斷習近平權力基礎是否會動搖有兩個觀察點，壹是看他能否主導人事，二是看官方對其思想的宣傳是否顯著降溫。這是衡量中共領導人是否有權力以及掌握多大權力的指標或標準。就前者而言，習近平主導了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壹批對他忠誠的領導幹部被擢拔到中央委員會乃至政治局，他們掌握著中樞和地方的決策大權。十九大后的人事調動，也是在其掌控中。至少從目前的情況看，貿易戰或其他事情的衝擊好像沒有大到能夠動搖他們對其忠誠的地步。就後者來說，習近平也牢牢掌握著宣傳輿論大棒，官方對他和他的思想的宣傳，並沒有減少力度。
事實上，雖然貿易戰對對習近平的權威有所打擊，但從2018年七、八月壹度傳出對其不利的傳聞后，在公開的宣傳中，他的權力壹直很堅固。在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甚至將「怎麼改，改什麼」的話語權壟斷在自己手裡。在隨後不久召開的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他也要求每位政治局成員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帶頭嚴格執行《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壹領導的若干規定》，帶頭貫徹落實其重要指示批示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實際，帶頭嚴格執行《中共中央政治局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實施細則》的實際，進行自我檢查、黨性分析。壹句話，維護習近平的領導和權威，是中國高層首要的政治責任。
社會可以把這理解成習近平權力受到威脅，所以他才要再次強調維護其個人權威和黨中央集中領導的重要。不過，即使習近平真感受到權力受到威脅，也僅僅是壹種心理而非現實層面的真實危險，是為預防出現此種權力威脅的布局。
總的來看，如果不發生大的意外，在十九大和2018年兩會進壹步確立和鞏固習近平的核心地位和思想后，黨內就再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挑戰其權力，尤其是組織化的挑戰，動搖「壹人領導體制」，至少2019年不會有。但正如前面所指，習近平的總體性權力也會遇到天花板限度，在這壹限度內，極權程度或許還會加強，但不大可能突破該限度而發生性質畸變。
2018年是中國的戊戌年，120年前，年輕的光緒皇帝為了拯救清王朝的命運，發動了戊戌變法，但遭遇以慈禧太後為代表的帝國守舊勢力的阻擾，變法失敗，致使清王朝喪失壹次向立憲民主轉型的寶貴機遇。120年後的今天，站在大歷史的角度，中國同樣處於壹個十字路口。儘管為應因美國發動的貿易戰，中國在經濟改革尤其是開放上推出了力度比較大的舉措，然而，在至關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方面，2018年延續了過去5年的態勢，依然是沈寂的。當然，這並非是說2018年國家的政治生態沒有發生變化。但這個變化與多數人預期的相反，政治的極化得到進壹步強化，總體性集權完成。
2018年影響中國政治和政局的兩起重大事件，分別是3月的修憲和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以及從6月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後者雖然發生在經濟領域，但由於其對抗程度的史無前例和中美整體實力的不對等，也給中國政局帶來了微妙變化。除此外，新壹輪中共和國家機構改革所體現出的黨國壹體，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的進壹步回歸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上的愛國主義和民粹化，包括對知識分子發起愛國主義教育，私營經濟離場論對民心和企業家階層產生的衝擊波，以及進入12月後官方對改革開放40周年的系列紀念活動，還有社會力量雖遭官方嚴厲打擊但仍頑強生長，在2018年的政治生活中也是公眾可以明顯感覺到的。本文將對這幾起事件進行闡釋。
1.習近平廢國家主席任期制
2018年影響中國的政治大事，首推修憲特別是國家主席任期制的被廢除。習近平將原來國家主席只能連任兩屆的憲法規定修改為可以無限期連任，為其繼續執掌最高權力掃除了憲法障礙，但由此也引發輿論嘩然和民意反彈。不僅如此，該行動進壹步強化了國際社會對中共並波及中國的負面觀感，有可能也是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以及進行全面圍堵的壹個背景。從政治文明來說，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意味著中國改革40年來碩果僅存的國家領導人更替的制度化成果毀於壹旦。
改革40年來，雖然在根本的政治制度方面中共沒有本質改變，但在黨政關係的處理以及限制黨政官員的權力上，還是作出了若干探索，在政治文明上形成了若干制度成果。其中最主要的制度遺產就是領導權力特別是執政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交接的正常化和制度化，它體現在八二憲法對人大委員長、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等關鍵職務的任期兩屆的規定上，中共黨章儘管沒有規定黨的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任期規定，然而也成為黨內共識並得到實踐檢驗。
對權力這頭「利維坦」，人類曾經試驗了多種方法約束之，直到近代普遍實行限任制即任期制，才解決了權力世襲和終身制帶來的權力集中、無法監督的弊端，保證了領導權力的定期和平更替。自鄧小平開闢退休制后，歷經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凡30餘年，已經成為現行政治制度重要的組成部分。本來大家認為它已經很牢固了，不可能輕易被廢除，沒料到就像稻草壹樣，風輕輕壹吹就倒了。
那麼，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動機何在？長期甚或終身執政又會給中國乃至他本人帶來什麼危害？
習上台後，通過強力反腐和嚴厲治黨，建立起了他超越前兩任的權力。在中國的政制結構中，國家主席雖是元首，但是個虛職，只起禮儀和象徵作用，最高權力掌握在黨的總書記手上。從此角度看，國家主席任期制並不構成習近平連任總書記的實質障礙。官方解釋習取消國家主席限期制的原因，是為了和總書記以及軍委主席的規定保持壹致。如果這個解釋可靠，他延長這些職務顯然是出於實現所謂中國夢的考量。
習近平無疑希望在他手上實現中國夢的，以成就其在中共和中國歷史上堪與毛澤東比肩，甚至超越毛的歷史地位，但兩屆任期的政治結構又不利中國夢的實現。五年前當他提出中國夢時，可能想不到要實現這壹「夢想」並非那麼容易。儘管其發動史上最嚴厲的反腐和治黨，在集權之外，含著驅使官員為「中國夢」而勤勉工作，任勞任怨的意圖。然而，五年下來，各級官員雖被其反腐和治黨臣服，效忠之聲肆起，但改革發展的任務做得並不如意。在兩屆十年任期的憲法約束下，從中國政制的實際情況看，領導人的第二任期壹般在第三或第四年就開始「跛腳」，權威性大大下降。圍繞權力的交接，整個官場生態被打亂，處於核心層的官員為上位乃至爭最高職位而勾心鬥角，其餘官員則重新站隊，這壹洗牌過程通常在第二任期的后三年發生，從而使得官場無人去為民生和社會發展「認真」做事，如此周而復始，浪費了大量時間和資源。
習近平肯定不希望此種情形也出現在他的第二個任期。這或許促使他下決心提前解決退休問題。而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等於向官員發出明顯的連任信號，黨內高層對總書記職位的覬覦和爭鬥也就偃旗息鼓，大家只能「壹門心思」聽其號令，把主要精力用在改革發展和建設上，以如期在其任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然而，事情總是利弊相隨。比起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可能收益來，它帶來的危害也是明顯的，甚至會即刻兌現。如引發民意的強烈反彈，破壞改革形成的政治文明成果，除此外，還包括（1）進壹步降低中共的合法性，使得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對所謂中國發展模式的疑慮加深，從而導致中國的轉型之路更加艱辛和複雜；（2）由於沒有糾錯機制，習近平壹旦在關鍵問題上出現決策失誤，很可能會使中國出現如他壹再強調的「顛復性災難」；（3）繼承人問題也可能導致國家處於風險當中。
專制政權的壹大麻煩就是繼承人問題。國家領導人權力更替的制度化被廢除，只是將繼承人問題往後拖延，不可能消滅這個問題。歷史表明，如果國家權力的繼承完全由壹個人的意志而不是高層的集體意志決定，那很可能出現兩種情況，第壹，不論何因，假如最高領導人意外身故，由於他同時身兼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三位壹體，按照黨內規矩，總書記意外去世由黨內二把手接任，而他又是國家主席，按照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出現意外事故不能視事由副主席接任，這樣就將出現兩個繼承人的現象。若兩人都不願退出，就會導致國家出現憲制危機。第二，假如最高領導人任期到期，自然卸任，由於長時期統治形成的威權，其繼承人還將處於他的陰影下，成為「事實傀儡」，倘若他在卸任后不久去世，由他所指定的繼承人能否服眾又會成為壹個問題，很可能有人出來挑戰，這樣，高層陷入分裂，國家出現危機。
可見，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的是壹個壞榜樣。
2.中共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黨政合壹、黨國壹體傾向
2018年中國政治的第二件大事，是全國兩會的機構改革方案。兩會審議通過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這是改革以來的第六次，也是力度最大的壹次。從政治的角度看，和歷次機構改革主要著眼於行政職能配置不同，本次機構改革的目的之壹，而且是主要目的，是在黨政機構的職能和設置上全面強化黨的領導。這當然是為配合十九大對黨、國關係的整體規劃和調整，黨在國上，全面領導國家和社會，改革以來的歷次黨代會都沒有像十九大這樣得到突出強調。
《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指出，此次機構改革目標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形成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體系，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中國特色、世界壹流的武裝力量體系，聯繫廣泛、服務群眾的群團工作體系，推動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在黨的統壹領導下協調行動、增強合力，全面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首要任務是加強黨對各領域各方面工作領導。其強調遵循的原則，第壹條即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用習近平的話說，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包括建立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強化黨的組織在同級組織中的領導地位，更好發揮黨的職能部門作用，統籌設置黨政機構，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
上述目標、任務和原則體現在機構改革上，壹是將幾個領導小組改組為委員會，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改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委員會，這是健全黨對重大工作領導體制機制的需要。二是改革國家監察體制，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國監委和中紀委合署辦公，兩塊牌子壹套人馬，並將監察的範圍從領導幹部擴大到所有公職人員，實際上還不止，這就使黨的紀律檢查部門能夠以國家監察委的名義行使權力，將過去不屬於紀檢管轄的領域置於其管理之下，從而擴大了紀檢的監督許可權，並且得到法律支持。換言之，過去紀檢實際存在卻沒有法律依據的壹些做法和監督範疇都藉著這次機構改革合法化了。三是黨的有關機構可以同職能相近、聯繫緊密的其他部門統籌設置，實行合併設立或合署辦公，整合優化力量和資源，發揮綜合效益。這在新聞出版等帶有宣傳和意識形態功能的部門表現得特別明顯，過去這些機構雖然在內容和導向上受中宣部管理和約束，但在職能上歸口行政系統，幹部任命出自政府，改革后，它們直接劃歸宣傳部門管轄，成為黨的宣傳部門的壹個職能機構，性質就變了。
上述調整，再加上早先強調的在各個行政事業單位和企業設立黨組黨委，以及黨對本單位重大事項的領導權和決定權，可以說，本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的改革，在指導思想和機構設置上，將過去在某些行業和領域還稀薄存在的黨政分開變成了黨政合壹， 黨國不分或者黨國壹體的傾向非常明顯。在強調執行力的當下特殊時刻，按照官方說法，沒有黨政分開，只有黨政分工，理論上有助於減少壹個單位兩套機構在決策和執行上的扯皮現象，提高執行力，但從政治上說，經過這壹所謂改革，政府成了黨的附庸。當然，過去政府也是中共的附庸，但在形式上，還表現出某種獨立性。現在，黨從過去隱身背後，只扮演決策和監督者的角色走向前台，集決策和執行為壹體，直接面對各種具體事務，也就直接面對和總覽各種問題和矛盾，權力越大，監督越弱，黨出錯誤的概率也越高，沒有了政府這個隔離層，壹旦問題和矛盾纏身，處理不力，黨的形象會迅速地受損。所以，事情最後有可能和中共這次改革所要達到的效果適得其反。從民主轉型的角度看，假如出現這種情況，自然是受歡迎的。
3.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回歸馬克思主義
2018年，中共在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上壹個非常明顯的特徵，是回歸馬克思主義，這不是說，過去中共的指導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但在過去，雖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真正起指導作用的是黨的領導人的思想，壹任領導壹任思想，每個領導人在其當政期間，都會把自己的壹套做法冠以思想或理論之名，並用它指導實踐，而馬克思主義不過像個招牌壹樣掛著。
但十八大后，隨著整個國家意識形態的左轉，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視很明顯，2018年更突出。藉著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的主題是《共產黨宣言》及其時代意義，幾天後的5月4日，官方又舉行了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紀念大會，習近平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此外，在八月于北京召開的世界哲學大會，也設立了馬克思主義專場。在12月18日召開的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大會上，習近平對40年改革的經驗總結，更是對馬克思主義推崇備至，強調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
為什麼中共和習近平在2018年對馬克思主義如此重視，要隆重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年，重新回到馬克思？最根本的原因，是通過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重回馬克思的理論源頭，尋求執政正當性，即所謂「初心」，併為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加持馬克思主義的「光懷」。
具體來說，目的有三：壹是通過高舉馬克思的旗幟，彰顯中共作為馬克思的繼承者和習近平作為黨內馬克思主義的唯壹闡釋者的地位，表明黨提出的「四個自信」特別是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並非憑空而來，它們合乎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以強化黨執政和統治的合法性；二是鑒於黨員幹部普遍的精神懈怠和意志消沈，號召和要求全體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幹部認真學習馬克思的崇高品質和革命鬥志，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和信心，為中國夢的實現乃至共產主義的最終實現進行奮鬥；三是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已經作古的馬克思不過是個幌子，真正要強調的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指導地位和指導作用。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的治國理政不外「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壹手抓反腐，壹手抓黨員幹部的政治紀律和思想教育。兩手雖然都「硬」，但在不同階段，還是有側重點，前期以反腐為主，在成為全黨核心和人民領袖后，把工作重心放在「純潔」黨員幹部的思想和靈魂，改造黨上。應該說，這是壹個艱苦的工作，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比反腐更難，因為要改造人心總是不容易的，尤其在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
要對黨員幹部進行理想信念教育，使全體黨員幹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信心，就必須有可供教育的思想理論資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十九大上被提出就是這個原因。然而，僅有這個思想資源是不夠的，還需要向黨的歷史和傳統回歸，尤其要回歸馬克思主義，向全黨和全社會表明，黨為什麼會選擇馬克思主義這個由外國人創立的理論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以及在全球社會主義勢衰的情況下，為什麼還要死守這個理論不放？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人民的理論、實踐的理論和開放的理論，馬克思本人是「千年第壹思想家」，通過對馬克思及其主義的重新闡釋、包裝和神化，也就回答了外界包括壹些黨員對黨擁抱馬克思主義的質疑，並昭告全黨和社會，習近平才是黨內權威理論家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唯壹闡釋者，他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和馬克思主義壹脈相承的，它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和內核，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故在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也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習近平的領導，堅持習近平思想的指導地位；反之也壹樣。
所以，高調紀念馬克思，回歸馬克思主義，目的無非是要全黨堅定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定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思想的信仰，將習近平思想運用於「四個偉大」的實踐，運用於「中國夢」。
不過，在理論上經過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似乎解決了新時代思想的邏輯自洽問題和黨執政的正當性，但現實和理論的脫節始終是中共的壹塊短板，只要這個短板補不了，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習近平新時代思想，就會在實踐中陷入尷尬，難有說服力。
4.國家治理的人民訴求和知識分子的愛國教育
在威權或者專制國家，執政者向來喜歡打人民牌，因為人民是執政黨的合法性來源，而且他們也自以為代表人民，尤其當執政者提出壹個偉大目標或理想的時候，更需要號召人民跟隨自己去完成。
十八大以來，中共對人民的強調比過去有所增多。「人民」壹詞頻繁出現在領導人的講話、黨的重要文件和黨報社論中。2018年 3月習近平在人大閉幕式上的講話以及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集中體現了對人民的「重視」。
在前壹講話中，習近平用大篇幅談到人民的重要、偉大，政權的人民性質，以人民為衡量壹切工作的準繩，號召人民為偉大的中國夢奮鬥，共享榮光。例如他說，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瀾壯闊的中華民族發展史是中國人民書寫的！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國人民創造的！歷久彌新的中華民族精神是中國人民培育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是中國人民奮鬥出來的！稱頌中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創造精神的人民、偉大奮鬥精神的人民、偉大團結精神的人民以及偉大夢想精神的人民。只要13億多中國人民始終發揚這種偉大夢想精神，就壹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家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必須始終堅持人民立場，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虛心向人民學習，傾聽人民呼聲，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壹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著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讓全體中國人民和中華兒女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共享幸福和榮光！在後壹講話中，習近平也多次稱頌人民，表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開放的初心和使命。
可以把習近平的上述講話，視為壹個關於人民的「宣言書」，對人民的抽象肯定和讚揚，是自毛澤東以來的中共歷任領導人的慣常做法，鄧小平就曾自稱是「人民的兒子」，習近平在這壹點上，並未有什麼突出之處，但習近平既然在政治路線上回歸毛澤東，就需要在理論上把人民擺在壹個崇高位置，表現出自己時刻心中裝有人民，以緩解當前中共和人民群眾的緊張關係。理論上將人民捧得高高的與現實中將人民踩得低低的形成了尖銳矛盾，人民群眾對官方的不滿由來已久，而且這種不滿並未因習近平開創的新時代減弱，相反，黨民官民的疏離感在進壹步加劇。不管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在習近平看來，如果任由官民矛盾、黨群關係激化，不採取壹定措施去改善這個矛盾和關係，在壹定程度上把人民群眾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共產黨的初心去為人民謀幸福，那麼人民就不會跟隨中共去參与這個偉大夢想的建設，中國夢就很難實現。
另壹面，人民從來都是和愛國聯繫在壹起的。習近平也在鼓吹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正如他在上述講話中指出的，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中國人民百折不撓、堅忍不拔，以同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為實現這個偉大夢想進行了170多年的持續奮鬥。雖然沒用「愛國」二字，但實際所指是人民的愛國奮鬥精神。
不過，相對民眾，在知識分子中進行愛國奮鬥教育在眼下這個特殊時期尤其必要，知識分子雖說是人民的壹部分，但這是特殊的壹部分，他們比起普通的民眾更容易對官方的愛國教育有抵觸反感情緒，且隨人民總體智識的提高和覺醒，官方以各種形式推行的愛國教育越來越難以成功，這其中，知識分子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中共假如不能搞定知識分子，民眾今後怕是也不願接受愛國主義。而在當下這個特殊時刻，黨和國家更需要用愛國主義凝聚人心，以奮鬥精神來共克時艱，為國分憂。
所以，在七月底， 中組部、中宣部兩部門印發了《關於在廣大知識分子中深入開展「弘揚愛國奮鬥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活動的通知》，對在廣大知識分子中深入開展「弘揚愛國奮鬥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活動作出部署。這次活動強調要以各類學校、科研院所及相關企事業單位等為主要實施主體，以中青年知識分子為重點對象，對他們強化政治引領，增強知識分子對新時代愛國奮鬥精神、黨和國家奮鬥目標的思想認同和政治認同。大概中共也意識到爭奪中青年知識分子的重要。
事實上，官方清楚知識界對中共和習近平的偉大夢想在思想和政治認同上是出了問題的，想通過在中青年知識分子中重新倡導和部署愛國奮鬥活動來拉近他們同黨及領袖的距離。然而，在社會思想混亂的今天，中共這種傳統的愛國教育方式註定不可能湊效。
5.民營經濟離場論風波與官方對民營企業家的撫慰
改革40年來，民營經濟雖然在中國得到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總量的壹半多由民營企業創造，然而，由於國家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政策和態度時有搖擺，輿論場壹有風吹草動，民營經濟就成了眾矢之的和驚弓之鳥，這反映民營經濟天生的脆弱性。
2018年9月，壹篇署名「吳小平」的網路文章《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制經濟發展 影響逐漸離場》由於被猜測是官方有意放風，測試社會反應，迅速在輿論場發酵，其惡劣影響近年罕見，直至兩月後習近平李克強等領導人親自出面安撫民營企業家，召開高規格的民營企業家座談會，繼而國家出台壹系列扶持民營經濟的做法，才逐漸平息了這場社會風波，但經此風波后，民間對政府將民營企業當豬來養，肥了再殺的猜忌進壹步加深。
民營經濟離場論之所以能夠迅速放大為壹場輿論風波，攪亂人心，深層原因是習近平上台後政治上的左轉及其在經濟上的表現，例如，在民營企業全面設立黨組織；加強職工在企業中的地位和作用，推行民主管理；將針對國企的混改強迫民企參与，包括壹些私營企業主，為求政治保護，「自覺」引入國企或政府股份，變成某種程度的「國有化」，還有壹些民營企業家近年來相繼被以反腐名義關押判刑，企業被沒收，凡此種種，使人覺得國家發展民營經濟的風向變了。近因則是對中美貿易戰是否會導致國家為保國企而拋棄民企的擔憂。
「民營經濟離場論」壹文透露的也正是這個意思，文章說，因為中國正面臨美國的全面打壓，此時需要集中國家力量，圍繞國家意志，服從和配合國家發展要求，私營經濟已經初步完成了協助公有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大階段性歷史重任，下壹步，私營經濟不宜繼續盲目擴大，壹種全新形態、更加集中、更加團結、更加規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經濟，將可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的新發展中，呈現越來越大的比重。因此，雖然該文的論證邏輯和結論都非常糟糕，但由於它切中了人們心理和社會脈搏，被認為傳達了政府想做卻不方便表達的意圖。
民營經濟離場論成為壹股強大的輿論衝擊波，引發社會恐慌，與官方對此事的不敏感和滯后反應也有直接關係。在該文已廣泛傳播，攪動輿論場的情況下，人社部等還在鼓吹在民營企業推行職工參与民主管理，把它作為部門政績來宣傳，這就直接印證了社會的猜測，加劇官方要打壓民企和民營企業家，進行「新公私合營」的印象。中國政府早已陷入「塔西陀陷阱」，在此背景下，官方壹般的回應、表態、闢謠和安撫已不起作用，必須有更高層級甚至國家領導人出面安撫才可能起作用。所以，進入10月，習李先後表態，公開回應，並在11月1日召開有相關部門和民營企業家參加的座談會。
習近平在座談會上公開批評「民營經濟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將加強企業黨建和工會工作看作是要對民營企業進行控制等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不符合黨的大政方針，強調了「四個不變」，還宣布民營經濟是黨長期執政、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兩個壹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也把民營企業家稱為「自己人」，顯然是要他們放心。座談會後，各級政府和部門隨之出台部署有關扶持民營企業的政策措施，其力度之大，近年罕見。
客觀分析民營經濟的狀況，儘管有前面所指的國家對待民企的各種問題，但原本是不應該得出政府要把它們驅離市場這種結論的。即使拋開領導人的講話、官方文件，以及憲法和法律對民企地位和作用的規定和強調不論，民營經濟發展到今天，其自身的規模和重要性，已使中共不敢和不能要它離場。否則，在就業、稅收乃至政權統治的穩定都高度依賴民企的情況下，其後果將非常嚴重。因此，此波民企的倒下，是市場因素、政策導向和貿易戰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單純是政府宰殺的原因。
當然，也不能否認，習近平是不太喜歡大資本的，對大資本持有壹種本能的戒心，因為當資本大到不能倒時，很可能不再聽話，威脅統治。習近平也從不隱瞞他對國企的偏好和欣賞，要求國企做大做強做優，牢牢掌控中國經濟。所以，儘管民企的大量死亡未必是官方願意看到的，然而正如它過去壹再強調的，在關係國計民生和戰略性、高技術及新興產業方面，國企要起主導作用，壟斷這些領域，通過抑制民企在上述行業的發展，來做大做強國企。
雖然民營經濟離場論暫時被消除，可這不能保證未來不會再出現類似的輿論風波。理論上說，共產黨是要消滅私有制的，在產品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社會，私人企業和私營經濟沒有存在的空間，而現階段允許民營企業，是生產力不發達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民營企業的存在是階段性的產物，是黨的私生子。壹些左派學者就常常這樣宣稱，而黨的宣傳部門，也默許這種說法。共產黨政綱中消滅私有制的說法，不僅導致理論上的混亂，也在實際經濟工作中，當民企和國企產生衝突，經濟管理部門偏向國企，歧視民企。更不用講政府和官員中普遍存在的「割韭菜」心理，把民企當作滿足壹時政績或個人私利的「韭菜」去收割。凡此種種，都使民企作為整體始終無法健康發展。
6.中共對改革開放的紀念與糾結
2018年政治領域的最後壹個重頭戲，是12月18日舉行的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大會，這是壹起事先張揚的紀念，但對官方如何紀念改革開放，習近平是否會在大會上宣布改革開放的新舉措，尤其是否會宣布嘗試政治改革，中國社會既有期待，但更多是失望。
40年前開啟的改革開放，將中國真正帶入了壹個新時代。習近平在紀念大會的講話中對此作了高度評價，但卻把它歸功於中共，稱讚改革開放是黨的壹次偉大覺醒，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壹次偉大革命，將改革開放和中共成立及新中國建立並立，是中共自五四以來帶給中國的三大歷史性事件之壹，是中國近代以來民族復興的三個裡程之壹，從而將中共被迫的改革開放說成是黨適應大勢的主動行為。另外，習也表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宣稱改革是實現兩個「壹百年」奮鬥目標和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動力，但也強硬表態，應該改的、可以改的，堅決改；不該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對於所謂的堅決不改，普遍認為，指的是對外界期望中共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有所動作，堅決說不。
從習近平在改開紀念會的講話看，有兩點值得注意，壹是改革開放已經成為中共的「神主牌」，或者稱「絕對政治正確」，任何壹個領導人，不管他內心是否認同和支持改革，都必須高舉改革開放旗幟；二是就習近平個人而言，他對改開的態度是矛盾和糾結的，壹方面需要推進某些領域的改革，壹方面又要維護基本的政治制度，防止改革對基本政治制度的衝擊，防止社會對改開的期待蔓延到政治領域。這樣也就導致他內心以及與主流民意的緊張和衝突。
在改開成官方「神主牌」的情況下，任何行為、政策和主張都可以打著改開旗號，包裝成改革，但是，改開的話語總是指向進步的，具有歷史進步性。這實際就限制了政治上的後退空間，因為總不能把壹個明顯是開歷史倒車的行為說成是改革，否則會引起民意大反彈。
從2018年的情況看，從年初開始，改革開放40周年大慶的舉行本身，提高了整個社會包括國際對中國改革的預期。早在1月，劉鶴在達沃斯論壇談到改革問題時向全球鄭重宣布，中國將出台的改革措施會令世界大吃壹驚。習近平本人在海南博鰲論壇的主旨發言中也對改革打強心針。儘管3月兩會的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以及中美貿易戰的爆發讓社會對習近平是否會出台改革計劃拿不準，但隨著貿易戰的全面升級和美國對中國施加的極限壓力，反而難得地促成了全社會包括黨內高層在內，對改革形成了壹種近年少有的共識，即通過進壹步的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來化解貿易戰對中國的壓力。
面對黨內和社會的這種改革共識壓力，習近平非常清楚民意呼籲改革的目的何在，且主觀上也認識到，中國的問題需要改革來解決，沒有否認中國不再改革，用他的話說，「改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然而，改什麼、怎麼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換言之，改革必須有利於黨的執政和統治，這是衡量中國是否需要改革的根本標準。習近平對改開的矛盾和糾結正在於此。
由此可以設想幾種情況：第壹，壹項改革總體有利中共的執政，這種改革會不折不扣地實施；第二，壹項改革長期看對官方治理有利，但短期對政府治理會產生麻煩，這種改革也會在合適時機強行推進；第三，壹項改革長期看不利中共統治，但短期會緩解官方面對的某種困境，這種改革也會實施，然而壹旦達到效果，會立即或擇機退出；第四，壹項改革無論長期和短期對中共的統治都不利，但有利於人民，則這種改革很難出台。政治改革特別是核心層面的政治改革，屬於第四種情況，故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國的政治改革壹直是原地踏步，鄧小平還把它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的。某些外圍層面的政治改革和經濟社會改革的某些方面，屬於第三種。大部分經濟改革屬於第壹、二種。
可見，中國接下來的改革，註定仍將是跛足的，繼續前40年的政經分離狀態，但兩者的分離程度將大大加強，這種分離程度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化以及人們權利意識的顯形化，壹定會在某個時候導致兩者關係出現斷裂，要麼經濟改革完全停止，要麼必須啟動政治改革，就看習近平如何抉擇。
7.貿易戰下的中國政局變化
美中貿易戰貫穿於2018年下半年，如果從開始的輿論醞釀、發酵，它實際貫穿全年。雖然主要體現在經濟層面，但其影響早已越出經濟領域，而具有政治、地緣戰略以及社會方面的含義。就政治角度而言，貿易戰對經濟造成的壓力已經改變了官方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態度，這實際是對民營經濟的政治地位的再確認。貿易戰也影響到社會人心的變化，對中共的權力結構和習近平的權威產生了微妙的壹定程度的影響，為中國政局帶來變化。
對美國發起的這場貿易戰及其性質，中國社會和官方的認識和反應有壹個過程。相對民間對此認識的混亂，官方的態度壹開始表現得很鮮明和強硬，它的背後，很可能伴隨的是官方對美國發起貿易戰意圖的誤判，即沒有把它看成美國總體對華戰略轉變的壹個部分，而是孤立開來，把它看成特朗普的臨時起意，用加征關稅的方式來達到平衡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目的，因此，在應對策略上，以為採取「以牙還牙」的「膽小鬼遊戲」能夠嚇退美國，使美國知難而退。而特朗普從壹開始對貿易戰就採取「極限施壓」策略，因此，待到特朗普升級貿易戰，將中美談判達成的結果推翻，官方才認識到美國這回是有備而來。
總的來說，鑒於中美貿易體量的不對等，中國對美國的需求遠比美國對中國的需求要多，中國政府在應對美國的貿易戰壓力時，明顯力不從心，陷入小打無用，大打不敢；以及「小退」美國不滿足，「大退」中國民眾不答應或者看笑話的尷尬處境。
貿易戰毫無疑問加劇了中國的經濟困難，除此外，也影響了中國社會的心理，撬動了民意板塊。民間對貿易戰的看法呈現兩個極端，但無論主戰主和，皆表達了對中共的不滿。至於官方內部，雖然很多人認為適當的反制是必要的，但也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滿足美國的要求，藉助貿易戰的壓力，敢於硬碰硬，把多年來被既得利益阻擾而未能推進的改革推進下去，形成壹個全方位的改革開放格局，以妥協退讓換得中國長期發展的空間。此種看法難得成為多數人的共識，再加上 2018年適逢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政府在改革開放上總得有所表示，顯示自己的誠意，因此，中國政府也陸續出台了壹些經濟改革舉措，經濟開放的力度比過去有擴大。
當然，改革僅僅止於經濟層面，政治的高壓態勢依然如故，甚至有進壹步強化趨勢。
觀察貿易戰對時局帶來的變化，還要關注年中出現的中南海政變謠言。中國的政治謠言每年都會出現，但2018年夏天的謠言，更多帶有貿易戰的特點。它反映了社會對當前因貿易戰而引發的對政治現狀的不滿和人心思變。壹些謠言具有政治鬥爭的性質，但從社會的角度看，所有的謠言不管動機如何，最後都會起到類似啟蒙的效果。因為大眾從中看到的，是現實政治的荒謬，這種荒謬性每增加壹次，就讓他們對政治的懷疑增加壹分，不滿增強壹成，到後來，普遍的不滿發生，對現實政治變革的需求也就在人們心裏醞釀。
貿易戰也使得習近平的形象受到極大損害。表面看來，習的權力和地位穩固，沒有受到貿易戰的多大影響，黨媒對他的宣傳壹如既往，然而，這種影響和損害是私下或半公開的，是在人們的心理。私下場合，人們能夠聽到對中國政府和習近平魯莽應對貿易戰最激烈的批評，包括官方人士對他的批評。
此外，貿易戰在宣傳尤其外宣方面，使得好大喜功，訴諸國人民族主義情感的膨脹宣傳，不得不收斂。
中共的宣傳，從來是服務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尤其為討好在任領導人，彰顯其功績和領導力，自我吹噓，過度宣傳，這種宣傳方式得心應手，雖然起不到多大宣傳效果，甚至在多數時候還會適得其反，但由於它根植體制，是專制體制的直接派生物，很難改正過來。
對於中共假大空的宣傳，不管民眾是接受還是反感，無法改變這種事實，但外宣的對象是外國民眾，他們特別是西方國家的民眾本來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就反感，過於強烈的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宣傳只會讓他們感到害怕和恐懼，從而形成對中國的戒備心理。「中國製造2025」在西方遇到的反彈就是例子。對西方國家民眾來說，高調宣傳「中國製造2025」，目的是要在科技上超越西方，從而建立中國的技術霸權，使西方屈服於中國的統治。
貿易戰發生后，官方意識到這種宣傳手法的危害，不再公開宣傳「中國製造2025」了，但如果不能從體制上改變服務和頌揚領導人的宣傳目標取向，僅僅從宣傳技術和手段上糾正，遇到外界的反彈就回縮，並不真能改變宣傳所帶來的困局。因為說到底，宣傳是壹個體制問題，而非宣傳本身的問題，是整個體制的壹部分。
8.民意的悄然轉向和社會力量的頑強生長
2018年的政治並不是完全的死氣沈沈，壹團漆黑，也有壹些亮光，這就是，在政治高壓下，總有幾聲吶喊，人們用嘲笑來表達不滿，社會力量仍然在頑強生長，民意在悄然轉向，這使得對未來看起來不那麼悲觀。
民意的轉向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壹，社會對官方的不滿和嘲諷越來越明顯，甚至半公開化，為官方辯護的聲音減少。過去對官方的批評，只有壹些體制外人士，但現在體制內的學者以及壹些退休的官員乃至在位的官員，也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不滿。如在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和中美貿易戰這兩件事情上，體制內的許多人士在社交媒體或私下場合或小圈子會議上，都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
第二，過去中國社會的左右兩極鴻溝雖然在2018年還存在，但在壹些具體的事情上，似乎表現出難得的壹致態度，共同把批判的矛頭對準官方。如在修憲、對習近平畫像潑墨、疫苗、深圳佳士工人的維權等事件上，左右共同參与，有些交叉，儘管並不是有意這麼做的，還出現了右派（自由派）為左派呼籲的情況。例如北京大學學生成立的馬克思主義學會，由於他們中的壹些學生參与了深圳佳士工人的維權事件，而遭到官方打壓，右派中的壹些學者，拋棄了對左派的成見，給予輿論聲援。
這裏特別需要指出，中國傳統意義的左派，在過去壹向是官方的合作者和依靠對象，雖然官方有時對他們的某些主張和行為也會限制和打壓，但限制和打壓的力度遠不如對右派。在過去發生的多起事件中，左派向來站在官方壹邊，為政府辯護，而對批評官方的右派進行反批評。現在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在上述幾起事件中，作為壹個整體的左派不再無原則地為官方辯護，而是加入到批評隊伍里。這在疫苗事件和佳士工人維權事件上有明顯表現。長生公司的問題疫苗事件爆發后，激起社會公憤，左派也是激烈批評者。佳士工人維權的領頭人沈夢雨自身就是壹個左派，而在聲援他們的北大、清華、人大等學生中，也是以左派為主。可見，左派正在從以前的官方合作者變成批評者甚至反對派。
第三，在底層和知識界，出現了針對習近平和中共的公開批評和非議。中國社會對政治的不滿由來已久，官方的某個政策或做法引發全民性批判的事情並不少見。但由領導人宣布的某項政策遭到全民不滿的，則比較鮮見。這種情況在2018年已經出現，如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就導致輿論洶湧。再如9月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習近平宣布再援助非洲600億美元，遭到全民非議。如果只算經濟賬，600億美元或許是壹筆不錯的買賣，但由於它和官方在解決國內民生上的遲緩和小器形成巨大反差，同時也沒有哪怕在形式上徵詢民意，也就導致全民幾乎壹邊倒的批評。
除此外，2018年還出現了直接針對習近平的批評，如北大的大字報事件、潑墨事件和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對領導人對中共的批評。尤其是潑墨事件，竟然是由壹個似乎與政治不沾邊的年輕姑娘做的，從而廣受關注。而許章潤教授多次公開撰文批評習近平和中共的做法、政策和路線，敦促立法者推翻3月的表決以及為六四平反，在近年來也是少見的。可以說，這幾起事件，都要冒很大政治風險。但它反映了壹個傾向，即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社會會有更多人起來公開反對政治高壓，挑戰現行政策。
民意轉向是壹個值得觀察的現象，表明中共向社會的滲透遭到了抵制。在黨國合體的大趨勢下，黨也在努力地通過各種方式向社會延伸，比如壓制民間組織的發展，取消社區自治，在社會組織中建立黨組織，不允許民眾對官方批評和監督。表面看來，這些手段已經取得效果，社會力量壹再退縮。但有些底線是官方不敢輕易觸碰的，比如完全扼殺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財產自由。當公開的聲音被阻止后，人們轉而訴諸非公開、半公開的社交媒體及私人之間的交流，對於後者，官方所能作的就是事後的刪帖、封群，封號等，用技術手段限制社交媒體的功能，而不敢將社交媒體完全取締，更不能將私人談話的自由阻斷。這說明在改革開放40年後，社會力量作為壹極經受住了官方的政治高壓，黨要完全涵蓋社會是做不到的。
當然，隨著技術進步，官方也需要通過這些技術手段來監控社會，從而使得官方主觀上也不想徹底摒棄它們。這就給社會利用同樣的技術手段來表達自己的意志創造了機會。比如，清華大學畢業生就向社會發出將胡鞍鋼教授驅除出清華的請願書。儘管對這個事情有不同看法，但請願書本身，反映社會力量也可利用技術進步來抗衡官方，如果願意的話。
二、2019年政治展望：「壹人領導」體制將弱化還是強化？
2018年出現的這些事情和趨向，表明習近平的總體型集權已經完成。在過去的習近平統治的六年裡，總體性集權的強化是中國政治最顯著的特徵。2018年的情況顯示，這種總體性權力已經達到條件所能允許達到的頂點，再發展下去，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完全再現。然而中國畢竟沐浴了40年的改革開放，無論是回歸毛澤東時代，還是在新的形勢和條件下「複製」毛澤東時代，都是不可能的。這或許讓人感覺有壹絲樂觀。
從這個角度看，雖然2018年的時局發展出乎大多數人的預料，但實際上和過去5年相比有它壹脈相承的地方，是過去5年合乎邏輯的演化。
現在時光進入了2019年，普遍認為，今後兩三年會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那麼，此種經濟困難對時局和政治發展，意味著什麼？是加劇高層的權力洗牌，還是出現某種程度的社會動蕩，抑或緊密的政治管控被撕開壹個裂口？
在各種可能的政治發展情形中，本文選擇中共領導體制在2019年是否會發生微妙變動作壹展望。之所以重視領導體制，是因為這是壹個本質問題，它不僅決定著政治的其他方面，也給社會打上烙印。18大以來的中國政局發生如此大的、人們始料未及的變化，本質上是因為中國高層的領導體制回歸毛時代的個人說了算的狀態，可稱之為「壹人領導體制」。
毛時代的領袖個人決定全黨乃至全國人民命運的情況，人們以為隨著毛的去世和文革的結束壹去不復返。雖然這之後也經歷了鄧小平的強人政治，但壹方面，其強人政治色彩遠比不上毛，另壹方面，正是鄧建立了中共和國家領導人的退休制度和任期制度等帶有現代政治文明的黨內政治規則，逐步使國家領導體制穩定化和正常化。在2018年之前，多數人都不認為它會被改變。
習近平上台後，其強人政治有壹個發展過程。開始不久，輿論只是認為他是繼毛鄧之後最有權力的領導人，即使在18屆六中全會被奉為全黨「核心」，人們認為事情可能到此為止，其權力和權威也就是和鄧並列，很難超過鄧，畢竟江也曾做過全黨「核心」，但其權力和權威，遠在鄧下。可這之後的發展再次讓人大跌眼鏡，對領導人的追捧和個人崇拜到了肉麻的程度，壹直發展到2018年兩會的修憲和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
習近平直逼毛的個人權威使中國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鮮明打上了其個人烙印。如果沒有年中遭遇的貿易戰，在外界看來，這種「壹人領導體制」至少在未來十多年是鞏固的，不大可能遇到嚴重挑戰。那麼，是否可以假設，如果2019年中美不能達成貿易協議，貿易戰全面升級，中國經濟出現進壹步惡化，習近平的權力基礎是後會在前期受到損害的情況下進壹步受到較大衝擊，「壹人領導體制」是否會被削弱乃至重新恢復中共的集體領導制？
本文認為，假如出現上述情形，習近平的權力基礎會遭遇進壹步的削弱，但這種削弱還不足以動搖目前的「壹人領導體制」。
判斷習近平權力基礎是否會動搖有兩個觀察點，壹是看他能否主導人事，二是看官方對其思想的宣傳是否顯著降溫。這是衡量中共領導人是否有權力以及掌握多大權力的指標或標準。就前者而言，習近平主導了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壹批對他忠誠的領導幹部被擢拔到中央委員會乃至政治局，他們掌握著中樞和地方的決策大權。十九大后的人事調動，也是在其掌控中。至少從目前的情況看，貿易戰或其他事情的衝擊好像沒有大到能夠動搖他們對其忠誠的地步。就後者來說，習近平也牢牢掌握著宣傳輿論大棒，官方對他和他的思想的宣傳，並沒有減少力度。
事實上，雖然貿易戰對對習近平的權威有所打擊，但從2018年七、八月壹度傳出對其不利的傳聞后，在公開的宣傳中，他的權力壹直很堅固。在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甚至將「怎麼改，改什麼」的話語權壟斷在自己手裡。在隨後不久召開的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他也要求每位政治局成員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帶頭嚴格執行《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壹領導的若干規定》，帶頭貫徹落實其重要指示批示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實際，帶頭嚴格執行《中共中央政治局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實施細則》的實際，進行自我檢查、黨性分析。壹句話，維護習近平的領導和權威，是中國高層首要的政治責任。
社會可以把這理解成習近平權力受到威脅，所以他才要再次強調維護其個人權威和黨中央集中領導的重要。不過，即使習近平真感受到權力受到威脅，也僅僅是壹種心理而非現實層面的真實危險，是為預防出現此種權力威脅的布局。
總的來看，如果不發生大的意外，在十九大和2018年兩會進壹步確立和鞏固習近平的核心地位和思想后，黨內就再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挑戰其權力，尤其是組織化的挑戰，動搖「壹人領導體制」，至少2019年不會有。但正如前面所指，習近平的總體性權力也會遇到天花板限度，在這壹限度內，極權程度或許還會加強，但不大可能突破該限度而發生性質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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