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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國命運與台灣前途：辛灝年講演錄第一卷》第190-193頁。】

一是製造了一個叫做「不可取代性」的理論。因為中共在政治經濟上只允許施行「專制改良」，也就是意在維護專制統治的改良，而不是民主改良，就是絕不想改到民主制度和真正自由的軌道上去。於是，一批絕然不敢正取者便告訴國人：「共產黨是不可取代」的，也就是說，在今天的中國，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可以代替共產黨的政治力量，來取代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因此，他們才認為，唯有幫助共產黨改革、推動共產黨的改革，中國才有希望。

二是進一步提出了「共產黨是打不倒的」理論，甚至當一些人士因被共產黨趕到海外而要自己組黨搞民主運動之時，他們居然也在自己的「民主追求」里，喊出了「共產黨是打不倒的」和「要幫助共產黨健康力量」的口號，從而表明了他們追求民主的本相。

三是在還沒有人提出革命的口號和理論時，他們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否定革命」，直至在海內外煽起了一股又一股否定革命，特別是要否定孫文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惡流，理由自然很「悲天憫人」――因為「革命只會造成天下大亂和人民遭殃」。

顯而易見的是，他們的第一種謬論，是建立在中共和他們對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歷史的徹底否定上的。因為他們既然已經徹底地否定了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歷史，所以，他們才敢於嘎然一剪，就剪掉了我們的4950年的悠久歷史――在他們的眼裡，豈但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而且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舊中華」了！不僅如此，為了證明「共產黨是不可取代」的，他們還巴望將中華民族的未來，規定在只有共產黨當家才能存在下去――這樣一種荒誕不經的歷史預言之中。似乎沒有了共產黨，沒有了馬列的中國，中華就會亡族，中國就會亡國。卻忘記了：正是因為來了馬列、有了共產黨，中華民族才已經亡了族，中華中國才被亡了國（大陸），中國人民才遭遇了4950餘年都不曾遭遇過的痛苦和災難！那位「成就巨大、人格渺小」的科學家楊振寧先生[注1]，他的父親楊武之，就曾痛恨不已地說過：「盤古開天闢地以來，未見有如此手段治民的，禁掉所有的書，只許讀他一人的書，真比秦始皇（焚書）高明一百倍，更狠毒一百倍。」[注2]

他們的第二種謬論，無非是要告訴別人，共產黨有的是力量，特別是鎮壓的力量，因此，想挑戰共產黨，無異於是想用雞蛋來砸石頭。所以，對一個根本就打不倒的黨，還是識相一點，乾脆不打的好。而中華的江山，只能共產黨坐；中國的改革，也只能共產黨來領導。他們當然忘記了，這個地球沒有任何黨、沒有任何人都會照樣轉的真理。更忘記了我們的民族和國家，雖然遭遇了馬列之難和中共之災，但是，我們的民族斷不會因此而滅亡，我們的民族也斷不會因此而無路可走了！並且，只要下決心解決了馬列惡教和共產黨的問題，只要下決心推倒了這個萬惡的共產專制復辟制度，我們就一定會有真正的和光明的正途可走！至於說到共產黨裏面，有、還是沒有健康力量，我們只能說，一切志在寧願放棄專制權力也要推倒共產專制制度的中共黨內力量，自然可以稱做是健康力量；相反，一切不願放棄權力、甚至只想幫助中共「保命」而推行專制改良者，一切只是根據中共黨內鬥爭需要而利用改革名號者，他們豈但根本就不是什麼健康力量，甚至不過是中共專制統治力量的一個部分罷了。雖然「這一部分」，共產黨倒是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根本就不管他們是否還在想著、戀著共產黨，哪怕他們是在天涯海角。

他們的第三種謬論，無非是藉否定革命，而要否定一切革命；藉反對革命，而反對「反共產黨的革命」，藉反對孫文革命和辛亥革命，而要拚命反對這個真正的「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的再一次爆發。因為共產黨推行專制改良的中國，真是跟慈禧太后推行專制改良時代的中國太像了！雖然就官場的貪腐黑暗而言，就鎮壓的殘酷程度而言，西太后只能自嘆不如。特別是，在今天的中國，除掉不爆發革命，只要爆發革命，就一定是人民起來革共產制度的命，所謂「變革天命」。所以，他們才會拚命地反對革命，才會把民主革命描繪得比共產革命還要恐怖可怕，才會假裝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安寧與發展，來反對民主革命，似乎是一副「菩薩心腸」，卻無論如何也包藏不住他們意在「保共改良」的用心和真情。

1、參見《黃花崗》雜誌第四期，著名報人李勇先生文 。
2、《世界日報》2003年7月11日「古今上下」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