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的文革暴政的基本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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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權的文革暴政的基本性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4月21日
作者 季鵬
文革常態：造神、愚民、虐殺
通過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製造暴力恐怖，只是毛的統治術中的壹個主要方面，另壹個方面是愚民、「造神」。恐怖加愚民是毛主義的兩個輪子，不可或缺的雙翼。在文革中，毛把這兩翼都發揮到了極致，構成文革中人們日常生活的基本內容。我們在介紹了毛的運動暴力和恐怖以後，也不能忽視他常態下的階級鬥爭和愚民的絕世奇功。
壹、掀起人類歷史上最大、最肉麻、最無恥的個人崇拜狂潮
毛曾對他的美國友人斯諾——毛的吹鼓手、《西行漫記》壹書的作者——說：中國需要個人崇拜。因為，在文革初期，他連壹個北京市委也指揮不了，所以他只能依靠群眾對他的崇拜來對付黨內政敵。這當然是百分之百的鬼話、謊話，是為他發動文革的詭辯。毛又說：赫魯嘵夫不搞個人崇拜，所以他垮台了。他當然要反其道而行之。不過這也說明了壹個事實，就是在大躍進失敗后，毛對他個人權力受損的深深憂慮。他壹定要改變這種局面，不僅要將失去的找回來，還要加倍地建立他個人絕對權威和獨裁體制。在這方面，他有豐富的經驗和感受，在延安的時候，他通過整風運動製造恐怖和愚化，掀起了對自己的個人崇拜高潮，收穫多多。嘗到甜頭的毛，時刻不忘再通過暴力和愚民的兩手，將自己塑造成全民心中的「神」。
毛為自己的「造神工程」， 實際上從建囯之始就實施了。1950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制定的建國后第壹個五壹勞動節的口號中，毛在最後加上壹條「毛主席萬歲！」自己給自己喊「萬歲」， 這顯然不是壹般的厚黑大師所能做到的。這「萬歲」 壹詞，中國人都知道，那是舊時皇帝的「專用名詞」。毛此舉就是要讓全體囯人知道，他今天就是「新中國」的「皇帝」。人們還看到，全中國每壹個角落、每壹個家庭（除階級敵人外），都要掛毛的肖像， 960萬平方公里囯土上，都充盈「毛萬歲」的聲音。
這樣做的效果是巨大的、奇特的，試想，如果沒有他在建國后七八年間日夜造就的「萬歲」地位和聲威，大躍進慘死幾千萬人他能安穩無憂嗎？捅下這古今中外最大的「漏子」，卻沒有壹個人敢聲討問罪，覬覦他的「皇位」，這壹切難道不是喊「萬歲」之功？
如今他發動文革，要把他丟失的壹切加倍找回來，毫無疑義，就包括成為「萬歲」。
非常幸運的是，這時他找到了壹個極好的幫手，那就是林彪。林彪在講假話方面，在臉厚心黑方面，差不多接近毛的水平。這正是毛之所需，於是兩人－拍即合，林把毛捧成「神」，毛提拔林為二把手，接班人。兩人心有靈犀，各懷鬼胎，狼狽為奸。毛林結合，文化大革命所必須的條件就全滿足了。
從林彪來說，自廬山會議為毛「倒彭」出了大力，得到毛的寵信，接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之後，就更下定決心「得毛壹人而得天下」。文革中林彪把這壹伎倆發揮到了極致，給全國人民樹立了極其惡劣、醜陋的榜樣。
對毛的造神運動，始於對毛的歌頌諛詞大比拼。
林彪發揮了率先垂范的作用。林控制的《解放軍日報》首創在首版顯要之處以大黑體字登刊毛「語彔」， 後來又將其稱為「最高指示」。《人民日報》和全國所有報紙、刊物跟著效顰，翻開全國每天所有報紙，首先映入眼廉的都是大號黑體字的「毛語錄」，給人壹種震撼心靈的感覺。再配以天天刋發的吹毛、頌毛的「社論」，「評論員文章」，讓全囯每壹個人都感到毛成了高懸在半空中的「神」，自已匍匐在毛的腳下，是毛絕對馴服的草民。
林彪又對學毛著帶頭示範：「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壹句頂壹萬句。」並號召：「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囯人民看到了林彪吹毛捧毛「壹本萬利」，紛紛起而效尤，此中文革中新興起的「紅衛兵」拔得了頭籌。正所謂「無知者無畏」，這些吃「狼奶」長大、用毛思想武裝起來的新壹代，最無所顧忌，競相使用最肉麻、最無恥、最奴顏婢膝而又最窮凶極惡的語言詞句來吹毛、捧歌、頌毛，相互間比拼著誰更「熱愛」毛、誰更「忠誠」毛。這時，中國傳統的文字和語言不夠用了，文化不高卻臉皮特厚的紅衛兵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在「最」字上下功夫。按正常語法只能使用壹個「最」字，紅衛兵們發展成「最、最、最」，最多的達到五個「連最」，如「我們心中最最最最最敬愛的紅太陽」之類。這時林彪、陳伯達之流又創造出（或從紅衛兵學來）：「四個偉大」，即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很快又生髮出「三忠於」、「四無限」，還有「毛主席的書，不是金，比金貴，不是鋼，比鋼堅」，「千條江河歸大海，千條真理歸毛著」 等等、等等。原來歌頌毛為「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已經不適應形勢了，升級為「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領袖」，「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文字的比拼已經到盡頭了，這時有作曲家腦筋開竅，利用自已會作曲的優勢，搶先將語錄編成歌曲，於是，「語錄歌」橫空出世，大行其時，高音大喇叭日夜不停的播放對毛的「萬歲」聲之外，又添了「語錄歌」，很快，全民都捲入了毛語錄歌大合唱。語錄歌之外，還有壹些頌毛之歌則爭相比拼誰最肉麻，最不要臉，最奴才；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幹革命靠毛思想」。「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親」。「敬愛的毛主席，妳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有多少話兒要對妳講，我們有多少歌兒要對妳唱」。「擡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夜裡想起毛澤東，黑暗之中心裏明；白天想起毛澤東，幹革命有使不完的勁，困難時想起毛澤東……」還有壹首歌沒有歌詞，從頭到尾都是「萬歲！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
歌以詠之無以復加了，接下來於是「手以舞之，足以蹈之」。各類專業文藝團體，各式各樣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自然走在前頭，全國的舞台、全國的影劇院都在編排歌頌毛的舞蹈、戲劇。有人覺得單靠這些專業媒體的造勢力量仍然有限，於是提出了全民舞蹈向毛表忠的創意，壹個名叫「忠字舞」的舞蹈橫空出世，頓時風靡全國，此舞壹出，力壓群芳，向毛獻忠心，誰敢不忠？誰敢不獻？誰敢不跳？……這個舞蹈的標準跳法是：以頌歌「敬愛的毛主席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為舞曲，表演者胸配毛像章，手執紅寶書，邊唱邊舞，舞步按「忠」字的寫法來回走步，配以搖頭晃腦，挺胸彎腰，動作完全程式化。凡唱到「毛主席」時必須挺胸擡頭，作仰望狀；凡唱到「心中」、「心裏」則必須雙手捧在胸前，作奉獻狀；唱到「鬥爭」、「敵人」等字眼，則要眥牙裂嘴，怒目圓睜；唱到「幸福」、「 快樂」時則要眉開眼笑，手舞足蹈，作情不自禁狀……。這種舞蹈不需要多大場地，任何街頭巷尾、辦公室、家中都可以跳，後來變成塗階級敵人外革命群眾必須跳。跳此舞最大的難點是情感的渲洩要洽到好處，往往出現有人想要表現對領袖無與倫比的熱愛而當場昏厥，也有因為對「敵人」太過憤怒而跌倒。至於有些纏有小腳的老太婆，剛剛扭動幾下，就四腳朝天；沒有藝術細胞的官員，跳了幾下就來了個驢打滾之類，雖會引來壹片善意的笑聲，但因其對領袖的忠心可嘉，往往還受到表彰，引得眾敬仰傳頌……
與跳忠字舞配套的還有早請示，晚彙報。早請示是指每天早晨起來先向毛像三鞠躬、三呼萬歲，然後將當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向毛「請示」：是否可行？並表示自己壹定要遵從毛的教導，搞好革命的斗、批、改，將偉大的無產階彶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晚彙報則是每天晚上回到家中，先向毛像行禮如儀，再向毛「彙報」壹天的「革命戰果」，特別是從亊階級鬥爭的收穫，如有做得不夠、不對的地方，則虔誠地向「毛」請罪，直至痛哭流涕，並表示痛改前非。後來，請示、彙報之外又增加了壹個將「私」字掃地出門、請「公」字安家落戶，以及「狠斗私字壹閃念」等等的儀式。
還有壹件考驗人們對毛的忠誠度的最簡單、最直觀的方法，叫做 「傳達最高指示不過夜」 。
文革原本沒有什麼具體的計劃和規程，壹般以「兩報壹刊」的社論和中央文革首長講話為指針，但最具權威性、壓倒壹切的還是「最高指示」。這種「最高指示」不是指毛著中的語錄，而是毛本人在文革中的即興講話、指示，包括「不須放屁」之類的詩詞。「最高指示」發布無定時，即興即發，而且多是三更半夜時毛的即興之作（因毛的作息時間與全國人民相反，毛慣於晝伏夜作）。壹般由各級廣播電台（當時沒有電視）通過遍布全國城鄉的高音喇叭發表。對毛的「最新最高指示」的傳達、學習、貫徹是當時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傳達的快慢則成為考核各級幹部對毛「忠」與「不忠」的壹個首要指標，總的要求是「傳達最高指示不過夜」。傳達的方式，壹般是必須召開群眾大會進行宣讀，然後是大規模的慶祝遊行。不論城鄉，也不論白天黑夜，都要以最快的軍事化速度完成這壹任務。這在城市並不困難，因為那時人們早已有了「隨時準備開會」的習慣，還隨時準備好了開會要用的鑼鼓、鞭炮、標語、紅旗之類的儀仗、道具，壹接到通知，哪怕是半夜、佛曉，哪怕是風刀霜劍，立即集合出發，爭分奪秒，壓倒壹切。
可是，在農村，特別是在偏遠山區，這事情就不容易了。那時雖然壹般村屯都有廣播，但山區並不通公路，很多農戶分散住在各個山頭，「望得見，腿走斷」。 幹部們需要爬山涉水步行去通知，然後，以村、隊為單位集合去到鄉政府所在地開會。如果是夜晚，那景象就壯觀了，只見漫山遍野，壹條條由火把組成的「火龍」在山間田野移動，有時還伴雜著鑼鼓聲、口號聲和綽綽人影。好不容易跋涉了壹、二個小時到達會場，已經累得人仰馬翻了，再「慶祝」壹番，回到村裡家裡，也就壹夜無眠了。這時出工的鐘聲又響了，又要去戰天鬥地了。
後來，經過請示上級，終於給予通融，允許交通不便的山區可以不參加全鄉集會遊行，但是「傳達不過夜」不能動搖，幹部們還是要挨家挨戶去背誦最高指示。
當然，最壯觀還是白天的大會，當時叫做「紅海洋」。與會者人手壹本「紅寶書」，壹面小紅旗，每個「戰鬥隊」或「造反兵團」則有壹面或數面大紅旗，加上每人袖臂上都有壹個紅袖套，全都揮動起來，幾萬、幾十萬人的會場便成了壹片紅色海洋。加上當時不論機關學校、工廠商店都把自己的大門、圍牆、招牌、以及鋪面塗成了紅色，於是，「祖國山河壹片紅」了。
除了「紅寶書」，毛的像章也成了「革命人民」不可或缺的標誌物，壹般人都有壹枚或幾枚、十幾枚像章，不佩戴像章的很有可能被人們懷疑是「階級敵人」，可能因此而受到歧視。像章小的如紐扣，大的如小碗，最大的如臉盆。為了表示自己對領袖的「熱愛」，壹般人戴在上衣左襟，也有左右兩邊都佩戴，有壹個被記者拍攝下來並被署名為「虔誠者」的戰士的照片，上身掛滿了二佰余枚像章，受到全國人民的敬仰和追捧，還有將像章別在胸部肌肉里以示忠誠者……
在「語錄不離口」的日子里，上級強調人們要「活學活用」，要把語錄應用在日常工作上，生活中，使之成為自己行動的指針。如與對方談工作，打電話、到商店買東西，便先要念上壹段有關連的語錄，比如到商店買文具，先念：「最高指示：『好好學習，天天上上』」。售貨員則回以：「最高指示：『為人民服務』」，然後成交。風氣所及，探親訪友、親朋相聚，也得先念語錄。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兩派武鬥，先念上壹句語錄，如，甲方念：「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乙方則回應：「凡是反動的東西，妳不打，他就不倒。」於是開打……
就這樣，8億人民全都用毛思想「武裝」起來了。沒有了個人思想，沒有個人嗜好，沒有個人隱私，壹切都活在毛主義的真空罩里。家庭也成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戰場，家庭成員間，要以最高指示為準則，互相幫助，互相鬥爭，互相檢舉揭發。著名作家、《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的兒子老鬼(筆名)在其紀實性作品《血與鐵》中就回憶自己與幾位紅衛兵「戰友」，策劃如何打劫自己的家的經過，行動中他們把老鬼的兩個姐姐捆綁結實，還往她們的嘴裏塞上襪子，然後把家中的錢 和糧票洗劫壹空，為的是去東南亞某國去支援「世界革命」。韋宜君在其《思痛錄》中記載，田漢的兒子田大畏為了與自己的反動父親劃清界限，給他父親貼了大字報，開口稱其父為「狗」，閉口「叛徒」。壹次田漢到食堂吃飯，有壹根骨頭實在咬不動，吐了，被「革命群眾」當場逮住，斥罵之後，喝令把吐出的東西從新咽下去，田漢只好象狗壹樣把地下的骨頭吞進咀里。這大概是被他兒子斥為「狗」的直觀原因。安徽淮北市1967年9月29日，發生了壹起紅衛兵綁架、打死市委書記高心泰的案件，後來追兇，兇手之壹的張冬在審問人員追問幕後指使時，想起了父親曾經是國民黨員，於是交待了其父是他的「幕後黑手」；另壹個兇手袁大頭也趕緊說：「我爸爸也是國民黨員」。這些不過十六七歲的孩子，在「親不親，階級分」的教導下，迅速學會了誣陷別人那怕是自己的父母，以保護自己的「絕招」，學會了反臉無情，六親不認，與禽獸無異。
當然，他們對偉大領袖則是無條件崇拜、敬仰和十二萬分忠誠。
1966年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門檢閱和接見紅衛兵，有壹個「幸運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毛握了手。回到家裡，他讓所有認識與不認識的人都來觀看他那隻右手，但不準觸摸。從此，他拿任何東西都只用左手，不用右手，因為右手是毛握過的呀！他不能讓任何東西沾污了他聖潔的右手。同時，找來壹只白手套精心地套上，手套心裏用紅絲線端端正正地綉上：
毛主席曾經握過這隻手
1966年8月18日
直到幾個月過去了，這隻手上的「靈光」消失殆盡，他才依依不捨地脫下了那隻早已變灰了的手套。右手的功能才慢慢恢復。
還有壹則瞻仰「聖果」的故事。1968年8月7日，《北京日報》頭版頭條刋出套紅的大字新聞，標題是：《最大的關懷，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內文說，偉大的領袖把外賓送給他的壹只芒果轉送給了在清華大學的首都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壹特大喜訊傳來，清華園內萬眾騰歡，「毛主席萬歲」之聲響徹雲霄，人們眼含熱淚，奔走相告，享受這壹幸福時刻……
緊接著，全國各地大小報紙都報道了這壹「激動人心」的「特大喜訊」。於是，有關方面決定將這隻聖果在各地巡廻展出，以便使全國人民分享這壹幸福。
芒果巡展到山東某縣，目擊者記述了那「激動人心」的壹幕。
得知聖果要到來的消息，該縣革委會專門開會研究迎接聖果事宜，制定了嚴密的方案。
壹大清早，當太陽剛剛露出臉蛋的時候，當地最大的縣中學廣場已經是人山人海，紅旗招展，歌聲嘹亮，廣播壹遍遍播送著偉大領袖親切關懷——芒果就要與全縣人民見面這壹激動人心的消息。到這裏參加迎接聖果活動的革命群眾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響噹噹的、紅彤彤的毛的「革命戰士」。他們唱著、跳著、興奮著、期待著。可不知為什麼，幾個小時過去了，太陽轉到頭頂了，「聖果」仍然不見蹤影。八月的驕陽似火，把人們烤得汗流浹背，然而，想起即將到來的幸福時刻，人們依然堅持著、興奮著，有人帶頭唱起了語錄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於是，又是壹片歡騰的海洋……
這樣鬧騰到將近天黑，大喇叭里終於傳來了好消息：聖果即將到達了。人們在黑幕中引頸遙望，但見遠處塵土飛揚，隱約傳來了壹陣歌聲，那歌聲來自壹個車隊……終於車隊駛進了廣場。
「那壹幕可真夠威風的！」目擊者回憶說：「兩個紅衛兵站在車中央，共同捧著壹個玻璃盒子，裏面是金黃色的果實，不大。後面是四個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肅立護衛。」可惜的是，這巡展車並沒有在這裏停下來供人瞻仰的意思，人們擁擠著、吶喊著去瞻仰聖果，可車子被持搶士兵守護著，人們不能靠近。只停了壹會，車子突然發動，突出重圍，絕塵而去。縣領導們原來打算的歡迎儀式都泡湯了。
之後，看到聖果的人們將這次體驗作為難忘的人生經歷向人炫耀，沒有看到的則引為終身憾事……
又後來，才有人告知，那隻芒果原來是個塑料複製品，真正的芒果早已爛掉了。
還有更加激動人心的故事。1966年9月掀起的紅衛兵全國大串連，使「革命聖地」井岡山空前熱鬧起來，20餘萬紅衛兵齊集在各個山頭，使那裡的吃喝拉撒頓時成了頭等大事。恐怖的事發生了，人群中發現了急性腦膜炎，6名紅衛兵死於非命，人心惶惶了。
正當大隊人馬準備撤離之際，突然傳來振奮人心的「特大喜訊」，有人得到小道消息：偉大領袖要親自到井岡山來接見他們。激動人心的消息使紅衛兵們立即決定留下來，共同等待毛的從天而降。
接待站的工作人員得知這個誤傳的消息后，立即分頭去做解釋工作，說飛機只是送治療腦膜炎的藥品而來，絕沒有毛來的事情。儘管他們說得口枯舌爛，聲嘶力竭，但紅衛兵們就是不信，他們堅信偉大領袖與他們心連心，時刻將他們放在心上，壹定會到這裏來看望他們。
只好讓他們等待了。
激動人心的時刻終於到來了，解放軍戰士先在田野中圍成壹個很大的圈子，這是準備直升飛機降落的「機場」。紅衛兵則在圈子外聚集成更大的人海包闈圈，人人翹首仰望藍天，等待願望變成現實的那壹刻。
就這樣，從早晨等到正午，從正午等到天黑，可連壹只飛鳥也沒有出現。夜幕降臨，山裡寒氣襲人，紅衛兵們衣著單薄，人人凍得瑟瑟發抖，但沒有壹人離去。
20萬紅衛兵靠互相擁擠取暖、跺腳、唱歌度過了嚴寒的壹夜。
終於，第二天上午，直升機飛臨，在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和「毛萬歲」聲中，飛機徐徐降落。不過，毛並沒有出現，接下來也沒有帶來喜劇，或者說轉瞬之間這場喜劇變成了悲劇。
下面是在場壹位紅衛兵目擊者記述當時情景的日記：
直升飛機終於著陸了。螺旋槳仍在隆隆地轉動，艙門剛打開，隱約看到裏面壹個穿軍裝的高大身影……
壹個十五、六歲、操著寧波口音的紅衛兵喊了壹句：
「我要第壹個與毛主席握手！」
話還沒落音，他與另壹個紅衛兵沖進圈內，僅跑了七、八米，也許是被發動機噴出的氣流那巫師般的力量攝住，他不動了，身子又往左側了壹下，旋即，飛機頭部的螺旋槳打了下來，壹股白色、粘稠的腦液似從高壓水龍頭裡噴射出來。他的兩顆眼珠子，也被打出七、八丈遠……
前面的紅衛兵都呆住了！圈子內的另壹個紅衛兵也呆住了，幾秒，十幾秒……足足半分鐘之後，他走過去，雙手捧起地上的壹灘腦漿將它們放回同伴冒著熱氣的大半邊腦殼裡，似乎這樣能起死回生……
上帝沒有被感動。
所有的欣喜，所有的癡迷，都被這螺旋槳劈得粉碎。
這類人造悲喜劇還有很多很多。在那個荒唐的年代，為了「造毛神」的需要，全民造假，「造」了不少假「英雄」和假故事。
1968年4月2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了壹位解放軍戰士與企圖破壞鐵路橋樑的反革命分子作殊死鬥爭，保住了橋樑的動人故事。故事中的英雄叫劉學保，是位支左戰士，壹次，他在巡邏中發現有人正在橋洞放置炸藥，企圖炸毀大橋並製造重大交通事故，走近壹看，才知道是藏在軍隊中的階級異己分子李世保正在作案。劉學保見狀，奮身撲過去與李世保搏鬥，終於爆炸前壹瞬間劉學保將炸藥從李世保手中奪過扔出，大橋保住了，敵人被消滅了，而英雄也光榮負傷。《解放軍報》在報道這起英雄事迹的同時，刊發了評論文章：《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人民日報》轉報道這起英雄故事，也轉載了《解放軍報》評論員的文章。於是全國立即掀起了學習英雄戰士劉學保、「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高潮……
可惜後來查明這是壹樁案中案的假案。原來劉學保與李世保同在壹個部隊，二人長久不睦，李世保是起義人士，反右時被划為右派。劉學保為泄私憤，決心將李世保殺害，為了掩人耳目，策劃製造了自己為護橋而打死了李世保、從橋孔里搶出炸藥包的英雄壯舉。……而當局為了宣揚毛的階級鬥爭，居然硬將壹個殺人犯吹捧為全國性的「英雄」
嚴家祺、高臯合著的《文革十年史》記載了數起群眾學毛著的先進事迹，錄其兩則如下：
劉奶奶學毛主席著作，日間讀，夜裡不睡覺也讀，忘了就喊人教。孫女玉珍跟她睡，每夜裡要喊起來問十來遍，鬧得孫女睡不好覺。劉奶奶親切對孫女說：「玉珍，妳教奶奶多讀壹個字，就是向毛主席多獻壹份忠心，就是向劉少奇多射壹顆子彈！」
社員王增幅家裡不幸深更半夜失火，火趁山風，越燒越大。當王增福壹家從坑上爬起來時，火焰濃煙已經把他們團團圍住。在十分危急的關頭，王曾福什麼東西也沒拿，抓起了《毛主席語錄》就往外沖。等他們全家都衝出來時，房子已經燒光了。當人們問起他保護《毛主席語錄》的事時，他說：「毛主席的紅寶書，是我們貧下中農的命根子！房子可以燒，毛主席的書萬萬不能丟！劉少奇瘋狂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是要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
（原引者注：以上兩則報導分別登載於1968年12月5日和11月23日的《光明日報》）
類似的報導充斥當時中國大小報紙版面。人們不敢質疑它們卻要模仿它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壹時間全國到處是「學毛著」的神話。「神話」又從文字描述向文藝表演發展，舞台上工人在技術革新中遇到困難，人人愁眉苦臉，正當壹籌莫展之際，有人突然想起「紅寶書」，立即翻開某頁某條高聲朗讀，於是，大家豁然開竅，難題迎刃而解；農民在戰天鬥地中遇到了困難，有人拿出紅寶書，高聲朗誦，於是全體幹勁沖天，老天爺也低頭讓路了；解放軍戰士在北國荒原零下20多度的夜晚拉練時，渾身冷得直打抖，這時有人拿出「紅寶書」壹亮相，「擡頭望見北斗星，心中升起紅太陽！」於是個個渾身熱氣騰騰，往外冒汗了……最感人的是山西呂梁山區，壹個生產大隊黨支部作出決定，全大隊統壹改姓，全村人全改姓「毛」，外來女全姓「江」，居然無人反對，壹致通過。結果，全村人的血緣關係弄得混亂不堪，婚喪嫁娶都亂了套，與別村關係也受到影響，但黨支部硬是讓全大隊人當了幾年毛、江的子孫，直到四人幫垮台了，這出鬧劇才被迫收場。
二、血淚和白骨築起的「神壇」
毛壹旦成了「神」之後，神、人不可逾越的界限便引發了壹系列悲劇，因為這具大神剛剛「誕生」不久，人們壹時還不適應他的「規矩」，所以，不時有所冒犯或褻瀆。但 「神」是不可冒犯的，冒犯了要付出血的代價。
有壹位絕對是無心之過的市井小民大概喊口號喊得多了，喊急了，將「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喊成「萬壽無壽」，結果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揪住進行批鬥，被打得頭破血流。類似的還有寫標語時將某些字寫錯的、寫漏的，如將「毛主席」寫成「毛席」。不小心把毛像搞爛或丟到地上，都成了犯罪。南京第二醫院壹位教師在裁報紙時，不小心將毛的像裁了壹角，被抓了現反，他百口莫辯。報紙成了犯罪的高發區，因為當時每天的大小報紙上都布滿了毛像，而那時中國人，特別是農村和小城鎮居民。沒有使用衛生紙的習慣，很多訂有報紙的人便將讀過的報紙當衛生紙用來擦屁股，於是，不小心褻瀆了「神靈」的事就時發生了，壹個南方小城鎮就抓獲用有毛像的報紙擦屁股的「現反」十多起，結果搞得全城都人心惶惶，看過的報紙都往廢品店送，沒有人敢再用它來當衛生紙了。當局後來只將兩個成分不好的判刑，其餘的批鬥教育釋放，算是對革命人民格外開恩。
寫「反標」是當年反革命活動的另壹個高發點。反標的內容除極少數貨真價實外，絕大多數是模糊不清甚至牽強附會的東西，例如在壹條「毛主席萬歲」的標語背面寫有「打倒」二字，於是成了「打到毛」的反標；還有將罵人的語言寫在印有毛像的報紙上。據當年壹位參加偵破「現反」案的辦案人員的記錄，長春市南關區從1967年4月18日起，到1970年5月，共發生「反標」案704起。破獲266起，其中成年人書寫的19起，青少年書寫的232起，對象不清的15起。為什麼主要是未成年人作案呢？原來壹些中、小學生愛在書桌上、作業簿上或牆壁上亂寫亂划，壹時寫了壹些流行的政治標語，壹時又寫些罵人的話，多數是對其同學或老師不滿發泄，但如果將這些詞語前後連接起來就變成「反標」了。對於當時天天叫喊「階級鬥爭新動向」的當局來說，這當然是求之不得的「活教材」， 於是，大批 「少年反革命犯」紛紛落網，最小的記載是8歲。張賢亮曾記述在1970年的「壹打三反」 中，自己與壹個10歲的女童壹道被捆赴刑場陪斬。壹些少年犯不好判刑便被送去勞動教養，按照中共的規矩，這些人叫做「兩勞（勞改、勞教）人員」， 屬於「專政對象」範疇，他們的壹生也就毀了。
此風所及，神州大地到處成了抓現反的戰場，壹時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南京壹位老工人在高空作業時刮東風，他處在東風的下風處，被煙囪里飄出的黑煙熏得張不開眼睛，自言自語說了句：「要是刮西風就好了。」結果被同伴檢舉，以跟偉大領袖的「東風壓倒西風」唱反調的現行反革命罪判刑勞改7年。北京丰台區六里橋中學壹位學生在作業的填空題中，填寫毛澤東是南昌起義的領導，這當然錯了，剛從北師大畢業來校的女老師戴立本在「毛澤東」上打了個叉，結果以現反罪判刑十年。壹位積極分子在喊「美帝必敗、越南必勝」的口號時喊成「美帝必勝、越南必敗」，結果在「壹打三反」中被判刑5年。壹位教師畫了壹幅「日出圖」，太陽只有半邊在地平線上，被革命學生認定是「暗喻紅太陽就要下山了」，以「惡攻罪」關押了半年，最後被寬大「教育釋放」，可教師的飯碗砸了。壹位幹部叫妻子洗衣服時「主要搓搓領子和袖子」，被人檢舉揭發，被批鬥得九死壹生，最後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壹位女知青打毛衣時只有正身、沒有衣領和袖子，被批判為對「領袖」有「刻骨仇恨」，揪出批鬥。夾邊溝右派分子提鍾政的妻子（陳壁珠）無意中說起毛未留鬍子，結果被人申引為「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惡毒攻擊，被打成「現反」。北大學生右派郭家壹在山西祁縣第壹監獄坐牢時，同監的壹個犯人，原是國民黨時期的舊職員，他有三個孩子，為了表示熱愛新中國和共產黨，他給老大取名愛國，老二取名愛民，老三起名愛黨。文革中被人檢舉揭發：他三個孩子的名字串起來就是「國民黨」，可見其賊心不死，夢想國民黨復辟！結果被以現反罪判刑10年。另壹個同監犯是因為喊口號時喊反了，喊成「打倒毛主席」「劉少奇萬歲」，也被判了10年徒刑。還有長春市壹家工廠生產壹種叫「東方」牌的鞋油，鞋油是黑色的，將它和商標連接起來就成了「東方黑」，多麼可怕的罪名！老闆和相關人員馬上成了「現反」。南方某市壹家塑料廠生產壹種塑料涼鞋，有人查出它的鞋底後跟是壹個共產黨的「共」字，相關人員立即被抓，恐怖襲擊所有愛穿涼鞋的南國市民，人們於是只好棄涼鞋而穿木板鞋。最匪夷所思的是新疆有位叫李亞長的毛的忠誠戰士，在向毛表忠的會上豪邁地說：「我誓死保衛毛主席，主席活我活，主席死，我死，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鐵打江山！」結果當場被以「現反」、「惡攻」的罪名抓起來，罪證是公然叫嚷「毛死」，判刑15年。另壹起最出格的錯案莫過於文壇元老、毛的文學侍從郭沫若為當時紅極壹時的紀實小說《歐陽海之歌》題寫書名，居然被某些紅衛兵組織「查出」有12處「政治問題」，「隱藏著非常惡毒的政治陰謀」，為此，河南、北京6家中學和礦務局的造反組織聯合發出十萬火急的通輯令抓捕郭沫若，後來周恩來將郭沫若隱藏起來，才使得郭躲過這壹劫。
瘋狂的造神運動必然伴隨著瘋狂的血腥鎮壓。還是在延安的時候，毛就對王明說過，人民在他們剛被灌輸新教的時候，是不會接受的，「我們必須以默罕默德為榜樣，壹手執劍，壹手高擎《古蘭經》，用暴力廹使人民改信新教。」現在又是他實踐這壹理念的時候了。所以，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個人迷信達到頂峰的時候，也是暴力恐怖達到頂峰的時候。
可是，儘管毛對待「敵人」的殘忍到了令人談之色變的程度，但是反抗之火仍然在地獄中熊熊地燃燒。鑒於中國的實際情況，人民群眾、老百姓對毛的反抗，主要只能限於思想方面，表現在言論和文字方面，而不可能象陳勝吳廣那樣揭竿而起。然而，在那麼恐怖、壓抑的環境中，依然出現了很多優秀的思想先驅，爆發出曜眼的思想火花。在前文中提到的北京青年遇羅克是早期壹個傑出的代表。遇羅克和他的戰友被殘忍殺害之後，又有寧夏的教師朱守中、青海教師賈正玉起來公開反對文革。江西南昌的青年學生吳曉飛則在1967年和1968年寫下了40餘萬字的政論文章，對文革和其發動者毛進行嚴正批判，對劉少奇則給予了高度評價。接著，還有山西青年教師鄧思京、青海青年農民安文忠、甘肅現役戰士王篤良、福建省幹部陳壽圖、貴州省技術員馬錦征、河北省工人李元富、張坤豪，河南省保衛幹部李新夏、北京幹部杜長緒、湖南省知青丁祖曉、天津公安幹部李良、廣東省女醫生宮明華、駐西藏戰士石仁詳，黑龍江哈爾濱鐵路局郭維彬等等，都著文和發表言論堅決反對文革，並嚴詞譴責瘋狂無恥的個人崇拜運動。他們中除了郭維彬，都被當局以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了。
儘管發表自由言論的代價是如此慘重，但是仍有後來者前仆後繼，視死如歸。吉林長春市青年工人史雲峰於1974年7月寫好了20多張傳單，反對文革、反對個人崇拜，還提出實行「普選制」的莊嚴要求。四川省李天德在1975年8月向中央寫下了《獻國策》壹文，公開提出反對個人崇拜，矛頭直指毛澤東。以上這些「反革命言論」中，丁祖曉烈士最具代表性，針對當時盛行的「忠」字匾、寶書台、「五個第壹」等個人崇拜形式，丁給予猛烈抨擊。他在傳單上寫道：
「實在，『忠』字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里太行時了，在經濟上、政治上處於首要地位。它大於壹切，貴于壹切，先於壹切，高於壹切。」
「從現象看，這『忠』字是地道的、歷史上空前罕見的個人崇拜。」
「這『忠』字是徹頭徹尾的奴隸主義，它叫人忠君，即使到活不下去的時候，忠字也不會讓人造反。岳飛屈死風波亭就是血的教訓。」
「他們要用『忠』字統治人的思想，使廣大人民群眾失去民主和自由……」
史雲峰則在傳單上寫道：「黨的領袖也是普通的黨員，反對個人迷信！反對個人崇拜！共產黨不要黨皇帝！」
在那個為毛造神舉國若飲狂泉的大背景下，這些閃耀著民主、自由和人性光輝的思想，不啻是劃過黑暗夜空的壹道道閃電，滾過嚴寒大地的壹陣陣春雷，它道出了先進中華兒女的心聲，也使新的「教主」、魔王和他的走狗、爪牙們萬分驚恐！當局使出了最卑鄙、最野蠻、最慘無人道的手段對這些思想先鋒進行迫害，虐殺。張志新在被殺害前，為了防止她呼喊口號，生生地被割斷喉管，用壹條黑布纏住她那血漬斑斑的脖子；丁祖曉被殺害前，因她喊了口號，頭被摁下埋進壹堆生石灰里，牙關被用刺刀撬開，壹團面紗塞進她的嘴裏，當她再次挺立站起來的時候，人們只見她臉上沾滿石灰，從眼裡流出兩行鮮血。李新夏在監獄中被打得血肉模糊，鼻子和嘴裏都湧出鮮血，壹個兇手揮著匕首，在他的雙腿連刺14刀，讓其活活痛死。史雲峰在行刑前，為防其喊口號，頸部皮下被注射了兩針普魯卡因麻醉劑，嘴裏塞滿了紗布，並用醫用縫合線把他的嘴緊緊縫上。陳壽圖、馬錦征也是被縫住嘴后槍殺。血腥的故事太多了！下面只講其中三例，以見壹斑。
案例壹：張志新案。
張志新，女，遼寧人，1930年出生於壹個音樂世家，父親為大學音樂教師。張志新1950年參軍，赴朝鮮參戰，后進軍校學習，又入人民大學深造，畢業後分配在遼寧省委宣傳部任幹事。張1955年入黨。文革之初，張志新便對毛髮動的這場運動表示不滿。1968年冬，張志新和省委機關工作人員壹起被驅趕到盤錦墾區「五·七」幹校勞動。
在幹校勞動的張志新又對文革發表「攻擊性」言論，並認定毛澤東晚年犯了左傾錯誤。1969年9月，張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獄，由於拒不認罪，被判無期徒刑。判刑后，張繼續進行抗爭，被認定為頑固、囂張的反革命分子，由毛澤東在遼寧的代理人、毛的侄子毛遠新親自批准，改判死刑。1975年4月3日，在受盡非人的駭人聽聞的折磨后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毛死，四人幫倒台後，張志新壹案由於當時思想比較開明的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的干預，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3月21日，遼寧省委召開大會，追認張為「革命烈士」。
張志新案以其受到殘忍折磨而聞名於世。但是，也許是太過殘忍，影響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象，在報道中受到諸多限制、刪除，致使很多細節和真相至今仍不為人知。後來不斷有零星揭露，但可以肯定，它仍然是不完整的、被刻意隱瞞了真相。
陳禹山是第壹個採訪張案的光明日報記者。陳采寫的《壹份血寫的報告》發表后，因為壹些細節太過血腥，即使是當時號稱開明的胡耀邦總書記，也批示將其刪除。致使讀者讀到該文時，有被閹割、瞞騙的感覺。面對讀者洶湧的質詢，陳禹山不得不向讀者透露被刪去的壹段：「臨行前，（張志新）被幾條大漢按到在地，在頸背墊上壹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斷她的喉管后，拖出去槍斃。」這壹細節的披露，激起了廣大讀者自發的、憤怒的「天問」，眼看越問越觸及到了共產黨的本質問題，中共中央不得不下令剎車，停止了對張志新案的壹切報導和討論，從此不準再提此事。而倒霉的陳禹山也因此被勒令「閉嘴」了20年。後來陳在深圳市南山區任宣傳部長，但對此事他不再「宣傳」。直到1998年7月，陳從崗位退休后，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採訪，舊事重提，再次披露了當年採訪張志新案的有關細節。現根據其所述及其他相關材料，整理幾點如下：
1、張志新不是第壹個被生割喉管后再槍斃的，而是第「41」個。對犯人行刑前，先生割斷喉管這種「超法西斯」「創舉」，是源於遼寧省公安的壹名法醫，法醫提出這壹創意，由毛遠新批准后施行，並獲得了「創造性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新生事物獎」。
第壹個被割喉管的是瀋陽市皇姑屯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賈因給學校領導提過意見，被校長串通壹名女生誣告賈承厚「強姦女學生」。在沒有任何物證的情況下，賈被判處死刑。賈堅決不服，大呼冤枉，受到嚴刑拷打。因擔心其槍斃前呼冤，行刑前被生生割斷喉管，死時，年僅20歲。賈死後其家屬去獄中取遺物，發現被子中有壹張申訴狀，詳細敘述冤案的經過和伸冤的理由。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後，賈承厚案得以平反昭雪。
陳禹山稱他被獄方告知志新是「第三十幾個」被割喉嚨者。但後來《連環畫報》的三位畫家去採訪時證實，張是第41個被割者。並且了解到，在割喉管之前是採取用鐵絲勒住「犯人」的舌頭和嘴巴的辦法。那名法醫發明割喉管以後，別的方法才不再用了。
2、張志新在行刑前壹天晚上，因已被腳鐐手銬，不能動彈。張要求讓其小解，看押人員請示管理員，回答是：「讓她尿在褲子里。」其時是4月初，東北的夜晚仍滴水成冰，而且犯人都不準穿棉衣棉褲，所以張志新只能在「尿冰」中度過壹夜。
在槍殺張志新前，為了怕張臨刑喊口號，兇手們把張的頭按在磚頭上，不施麻藥，生生地用屠刀割斷她的喉管，張壹時憤怒咬斷了自己的舌頭，場面極其慘烈血腥，－個女警員當場被嚇得昏倒在地。
3、張志新曾經被壹度逼瘋。法院改判張志新死刑后，監獄方面就千方百計折磨她，試圖在精神上徹底摧垮她的意志，將她變成豬狗不如的畜生。手段之－是毒打折磨，在審訊中帶著沈重的腳鐐手銬的張志新被多次毒打，頭髮幾乎被拔光；二是讓其常年背著18斤重的背銬和更重的腳鐐，吃飯、大小便、月經期也不鬆開，吃飯要象狗壹樣叭在地上舔著吃、；三是獄卒多次將她的衣服扒光，將雙手背拷，丟進男監房讓男犯人輪姦。（這－點比較當年對付林昭時又「進步」了，當時獄卒們只是企圖強姦林昭，但在林昭的激烈反抗下未曾得逞，而遼寧的獄警們則創造性地發明了「獄中強姦法」）；四是獄方怕她死去不能留作活口，不好交差，便將其關進壹個「小號」，這種小號只容壹人坐下，無法伸直躺下，也無法直立。多重摺磨下，張志新終於被逼瘋，在小號中，她用窩窩頭沾著自己的經血吃，大小便都拉在自己床上。監護人員將情況上報，上峰的答覆是：「裝瘋賣傻」，不予理睬。
陳禹山知道張志新曾經被關押在「小號」，要求親去察看。之後這個「小號」被封死，不讓外來人員參觀。
4、連環畫報的三位畫家劉宇廉、李斌、陳宜民在陳禹山之後去遼寧盤錦採訪，他們的任務是將張志新的故事繪成連環畫發表。他們看到了張志新被行刑前的照片，由於喉管被割，又飽經折磨，張的面部已經完全扭曲變形，其形象慘不忍睹。畫家們考慮到維護「革命烈士」的形象，怕照實畫出觀眾受不了，遂對畫中的形象進行修飾。三位畫家忙了月余，連環畫終於完稿，打算在1979年10月出版。但風雲突變，接到上級命令，漫畫停止發表。直到2005年8月23日，在創作26年之後，漫畫《張志新》終於得以面世，但只是陳列在國家美術館。時過境遷，今日的觀眾已完全不知道當年張志新案件的有關情況，觀眾見到它，也只是木然、漠然而已。《張志新》漫畫完全失去了它應有的意義。當年的三位作者，也只有陳宜民存世。
5、張志新在判處死刑之後，行刑之前，為了摧垮張的意志，法院召集死囚家屬辦「學習班」，強迫家屬與死囚劃清界限。張志新丈夫曾真只好表態與張離婚，並表示「不收屍、不要遺物」。法院將離婚書拿去給張志新簽字。張簽字后，整整壹天，淚珠不斷。此前張受過多種酷刑折磨，她都從未流淚，更不求饒。這次，得知自己信任的親人背叛，才真正有了徹骨之痛！這就是毛共的「誅身」、「誅心」雙管齊下的惡毒戰術！它要將人們心底最後壹絲溫存徹底斬斷，讓其絕望地離去。
6、陳禹山還透露了當年報導張志新壹案的經過，使人們初識共產黨對新聞輿論的嚴密封鎖和密不透風的控制手段。按理，陳禹山去盤錦採訪已在遼寧省委公開給張志新平反、追認為「烈士」之後，而且辦完了壹切採訪的手續。可是，當陳的文章：《壹份血寫的報告》寫就之後，仍要經過層層審批、刪改。好在當時的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是位思想開明的大員，在遼寧的審查得以順利通過。但回到北京，審批仍就不能半點放鬆，先是由光明日報編輯部主任盧雲初審，再到副總編殷參和複審，再到總編楊西光終審。楊總編考慮到事情涉及「無產階級專政」這壹敏感話題，不敢擅做主張，上報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定奪；宣傳部仍無法拍板，報送到總書記胡耀邦的案頭。胡耀邦是中共有史以來最開明的領導人，但仍然指示，將文中「敏感」文字刪去，以致後來弄得讀者紛紛興師質問。可見，共產黨新聞「開放」之難！
陳禹山後來冒險講出了刪去的壹段原文，這在中共是犯大忌的。幸好楊西光、胡耀邦是開明的共產黨，沒有給他什麼「嚴重處分」。可是後來還是下令停止對張志新案件的報導。可見，只要是在共產黨體制內，無論什麼人，都得遵循黨的規矩，接受黨的監督。胡耀邦在某些方面破了共產黨的規矩，終於為「黨紀」所不容，被從「總書記」的位置拉了下來。
還必須指出，張志新壹案之所以得以公開報導，是因為張只反文革、並不反共產黨。她反毛也僅僅反對毛髮動文革而已。更多的真正反毛又反共的覺醒者也受到同樣殘忍的迫害，至今被壓制不準報導，不準平反。應該說，張志新還遠遠沒有達到壹個完全覺醒者的認識高度。不過她是毛澤東的叛徒無疑了。
案例二：王佩英案。
王佩英是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當時最大的工人體育場，由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死刑的「反革命犯」 之壹，跟她壹同被處決的還有著名「思想犯」遇羅克等十餘人。
王佩英的案件極具典型意義，它生動地表現了壹個正直、善良、充滿人性，疾惡如仇，不惜為真理而獻身的普通婦女由追隨毛共到最終覺醒的過程。人們被王佩英的事迹所感動，發自內心尊呼王為「中華聖女」。是真正的民族之魂，壹個平凡而偉大的母親。
王佩英1915年出生於河南開封，父親是壹個成功的商人，佩英是家中獨女，生活優裕。惜乎父母早逝。16歲入讀由美國教會創辦的開封靜宜女子中學，只讀到初中畢業，便與幫助她打家產官司的青年律師張以成自由戀愛結婚。婚後佩英相夫教子，過著平靜的日子。日軍侵佔河南，其夫在日本人統治下的開封就職。壹次，張以成被日本人誤當作殺人犯逮捕，遭到嚴刑拷打。釋放后便萌生了抗日救國之志。張的言行被中共開封的地下黨組織發現並發展為秘密黨員，為中共從事地下情報工作（不過，從後來張以成實際從事的工作看，他的情報工作並非針對日軍，而是百分之百針對國民黨）。
王佩英義無反顧，全力以赴支丈夫的地下工作。地下黨的活動經費嚴重不足，丈夫的收入也很有限，她便變賣父親留下的家產作為黨的活動經費，先後賣掉了20多間房屋和四十多畝田地。這壹「毀家為革命」的壯舉，後來卻成為宣布王佩英為「地主分子」的依據。
終於盼來毛共勝利了，建國了，王佩英夫婦欣喜若狂。張以成在鐵路系統工作，佩英也破例參加了工作，還主動要求入黨，但她入黨壹事並不順利，在預備期內黨組織對其考察的評價是：「對黨的認識模糊」，「立場不堅定」，「還表現虛榮，愛面子」等。故而候補期延長了壹年，直到1952年5月才被正式批准入黨（這段入黨小插曲，預示著日後她主動與共產黨「分道揚鑣 」）。但不管怎樣，這時他們都對共產黨、對毛、對國家充滿了信心，他們是壹對忠誠的「黨的兒女」。
1955年，佩英隨夫調入北京，過上了「幸福的生活」。此後直到1960年10月丈夫病逝，王佩英的思想、生活壹直沒有什麼變化。丈夫的病逝雖然給她的生活帶來極大的打擊，但她對共產黨、對政府的信心沒有動搖，丈夫過世后她還買了壹尊毛的半身石膏像端放在家裡。
然而，壹百八十度的轉變在不到壹年後發生了。
事情的緣起就是那場「大躍進」帶來的大災難。王佩英的家鄉河南是當時的重災區，農村大餓荒、大死人的消息終於透過重重鐵幕傳到了城裡。王佩英老家有人到北京向她求救。但此時佩英已是七個孩子的母親，日子過得緊巴巴，自身難保，而且北京食品供應也很緊張，她哪有餘力去支援農村的鄉親呢?但事情還不止此，壹個老鄉告訴了她農村政權的黑暗、恐怖：
「搞大食堂，儘是吃糧食啊，做飯的人都是所謂積極分子，才能到食堂去，壹般老實的社員莊稼戶，根本沾不了食堂的光，就吃大鍋里的稀湯。真正吃好的是在村裡有點兒權的，就是村裡的幹部，他們每人都紅光滿面，老百姓都是搖頭啊，沒有辦法，誰也沒辦法，誰也不敢說……」
「成分好的就當上書記，讓農村女同志都拿著鋤頭排成壹排退著鋤地……他叫這些女同志把上衣都脫了，露著乳房來鋤地。」
「成分好，就可以強姦地富裏面的婦女，完了以後沒事，犯法無所謂。只要成分不好，妳就倒霉了。」
上面這些話都是今天王佩英的子女調查當年母親的情況從當事人那裡了解到的零星反映，這當然遠遠不是王佩英所了解到的真相的全部。
如果僅僅是這些，王佩英也絕對成不了「反革命要犯」。促成佩英思想再度飛升的是1961年11月至1962年2月的中央「七千人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毛與劉少奇的矛盾和分歧公開化，劉少奇認定大躍進帶來的大飢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主張推行「包產到戶」等「救人政策」，從而惹惱了毛，埋下了文革毛置劉少奇于死地的禍胎。
在這場毛、劉國家領導人的衝突中，王佩英憑藉她所掌握的事實和作為正直善良的人類壹分子的樸素感情，堅定地站到劉的壹邊，她斬釘截鐵地說：
「毛主席應該退出歷史舞台，不然他以後沒有退路。」
王佩英的思想沒有停步，之後，她真正關心起了國家大事，比如，赫魯曉夫反斯大林，毛與赫魯曉夫的對立，中共歷史上領導人之間的鬥爭，等等。她對這些事件的判斷後來都表現在她書寫的「反革命標語」（只是壹些小字條）和公開的言論里，包括：
「毛澤東就是個托派分子」，「領導共產黨變質的就是毛澤東，赫魯曉夫說的都對。」
「陳獨秀是好人，應該永遠紀念他。」
「彭德懷、劉少奇都是我黨的優秀領導。」
「周總理千辛萬苦作外交，壹心壹意為人民。」
集中表現她的政治思想和觀點的，是1965年4月她作出的壹項驚世駭俗之舉：主動要求退黨。並闡明其理由：
「我不願當人民的罪人，我要退黨，共產黨雖然前壹段革命有功，但現在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停滯不前了，已經站在人民頭上壓迫人民了 。」
「共產黨員都有特殊的待遇，過去共產黨拋頭顱、灑熱血是為了解放人類，而現在共產黨是高官厚祿，養尊處優。」
「我再不退黨，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堅決退黨，從現在起我不參加妳們的會了，不交黨費，妳們也管不了我了。」
「共產黨官越大，越騎在人民頭上，那些坐小車的都夠勁……」
她在「反標」上寫道：
「共產黨員不管老百姓飢與渴，共產黨員把人民利益放在腦後邊。」
「共黨居世，鐵打江山。共產黨員，著上馬衣。升官發財，躍武楊威，騎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顧著自己，不顧人民。」
「四大家族都逃走。五大家族毛澤東，人民財產歸於妳。」
……
令人有些奇怪而費解的是，王佩英當時的身份只是幼兒園保育員，機關單身宿舍服務員，清潔工，七個孩子的母親。在當局和世人的眼裡，她只是壹個無知識、無文化、干粗活的「下等人」。毛共的擋案里也不承認她有文化。她如何擁有如此敏銳的觀察力和如此之高的政治思辨力和批判力呢？她又為何要以卑賤之軀介入那些「食肉者」之「謀」，去干預與其身份極不相稱的國家大事呢？
仔細想想，原來這也是毛共當局對她有意貶損和壓迫所造成的誤解，在王佩英的檔案中，其實有過壹段開封靜宜女子中學初中畢業的學歷，可當局從不公布，也不認可王佩英的這壹學歷。王本人也從不張揚。因此壹般人包括王佩英的子女也不知母親上過中學。毛共當局更是把教會學校說成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對其百般誣衊，也不承認其學歷。
然而正是這壹段學習經歷，為我們初步了解「王佩英之謎」提供了壹把鑰匙。
原來，靜宜女子中學（1949年遷台灣後為靜宜女子大學）是壹所非常優秀的學校，她的優秀不僅在於高水平的教學質量，更在於充滿人性光輝的辦學育人的指導思想，在1933年學校的「訓育要目」中寫道：
鍛煉體格，期能克苦耐勞，戰勝困難。
訓練意志，期能剛健篤實，見義勇為。
啟發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從。
……
這與毛共要求學生必須規行矩步，「絕對服從毛和共產黨領導」，不得越馬列主義、毛思想之雷池半步的奴化教育形成多麼強烈的反差！正是它，才培養出了如王佩英那種勇於「遇事反省，破除盲從」，具有獨立人格的人；正是她，以基督精神造就了王佩英那顆善良、博愛之心，使她把廣大人民的苦難置於最高的是非天平之上（王佩英所說的「如果我再不退黨我的罪就更大了」，顯示了鮮明的基督教贖罪文化的精神）；也正是靜宜賦予了王佩英為真理不惜獻身的偉大勇氣和人格。如此看來，王佩英是靜宜辦學成功的最好招牌，是靜宜人的驕傲。
除了這個「底蘊」之外，促使王佩英思想轉變和升華的還有友人的互勉、互勵。據佩英生前的友人介紹，她有壹個在地下黨時代丈夫壹位好友（已犧牲）的遺孀，與佩英乃知心知己，倆人相見常關起門來壹談半天。這位好友去過蘇聯留學、關心黨內上層鬥爭，通曉國際國家大事，這就是王佩英為什麼能說出「赫魯曉夫說得對」，「陳獨秀說得對」等話語的緣由。
王佩英性格中最令人敬佩的她敢於說出真理，並不惜為真理獻身的視死如歸的精神。在那個風雨如磐 、黑雲壓城的年代，在那個暴君加暴民橫行國中、人命如草芥的恐怖歲月里，大部分人被恐懼壓碎了良知，只能低眉俯首作個紅朝順民。極少數內心明白的知識分子，也只能把憤怒埋在心底，明哲保身。然而王佩英，這個與當局並無仇怨的女人，這個七個孩子的母親，居然奮起揭去當局的畫皮，撕去毛的面具，暴露其猙獰，這需要何等勇氣！以壹弱女子挑戰超級秦皇朝，以手無寸鐵、無縛雞之力對抗武裝到牙齒億萬兇徒；明知其「鐵打江山」，卻要以卵擊鐵。這是什麼勇氣？什麼精神？也許只能用「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主動「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解釋之。
然而這個政權的殘暴還在於它不讓妳痛快死去，不讓妳成名、成節，它奉行的信條是要從精神和肉體兩方面同時摧毀、徹底消滅壹切敵人。它第壹步，就要摧毀妳的個人意志。
從1963年起，王佩英先後兩次被送進精神病院，然後是「群眾專政」的牛棚，最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黑牢。在那些專門折磨人、摧殘人的意志的魔 窟里 ，王佩英受盡了人世間的壹切苦難，但她只是默默忍受，不吭聲，不求饒、不認錯。好心的難友們看到她遭受劊子手們的毒打，被折磨得死去活來，怕她挺不過去，勸她看在七個孩子沒人撫養的份上，向當局妥協，說壹些「認罪」的話，給自己留條生路。作為母親，王佩英何嘗不會想到這些？可以想象，提到孩子（她最小的孩子才6歲），她是如何肝腸寸斷，心如刀絞。但冷靜下來以後，她沒有接受這種交換，因為她知道，有些東西是不可能拿來作交易的。兇手們見酷刑仍不能使之屈服，便想到利用母子的天倫之情來動搖王佩英的信念，他們告訴她：給她最後壹次認罪的機會，否則她就再也見不到她的兒女了。這時王佩英哭了，哭得很傷心。但是這是她對孩子感到愧欠后的眼淚，而不是「悔罪的」淚水。
窮凶極惡的劊子手也感到智窮力竭了，他們決定從肉體上消滅她。但在殺死她之前，還要利用她這個「反面教員」對「革命群眾」進行恐怖教育。像當年所有的重刑犯壹樣，他們在判決前要被拉去到處批鬥，示眾。絕大多數「犯人」此時已沒有反抗的餘力，只能任憑當局擺布充當示眾工具。可是瘦弱的王佩英卻是壹個例外。當批鬥大會上愚氓們瘋狂呼喊「毛主席萬歲！」時，王佩英鼓足僅有的壹點氣力，毅然揚起頭來高呼「打到毛澤東」；人們叫喊「打倒劉少奇」，她就喊「劉少奇萬歲！」兇手爪牙們沒有料到王佩英會來這壹手，亂了陣腳，壹面對她拳打腳踢，壹面找來破布泥土封堵她的嘴巴。之後，批鬥之前便先給她戴上鐵絲「嚼子」，讓她再也發不出聲音。
最後的時刻到了，1970年1月27日，在所謂的「壹打三反」運動中，北京最大的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公判大會，槍殺－批「反革命分子」，王佩英名列其中。劊子手們使出與對付張志新異曲同工的絕招，先把王佩英的下巴卸下，然後用壹個碩大的口罩封住下巴，可是卻仍然擋不住王佩英下半部臉陷落的痕迹。就這樣，還不放心，按照統壹布置，對每個拉去宣判的犯人用壹根細繩勒住其喉管，由壹個警察在背後拉緊繩子兩端，使其不能發聲。在壹個十萬人的體育場，「觀眾」們是看不到這些細節的。據知情者透露，宣判后把「犯人」們推上行刑車時，王佩英早已被活活勒死了。
後來她的屍體也不知所終，死不見屍。不知是否又象殺黎蓮、鍾海源那樣，將王佩英活體取腎，用於搶救某個共產黨高官的生命去了？
王佩英的反叛，屬良知覺醒回歸型。王佩英並沒有從高深的理論上去認識、批判毛和毛主義，她只是從最基本的人性去判斷就夠了。
在這裏順帶說幾句同在壹打三反運動中被殺害的遇羅克烈士（遇羅克與王佩英同列于壹份死刑名單中，但據考證，實際上並非同壹天處決，遇羅克為1970年3月5日遇難）。在當天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宣判大會上，每個死刑犯兩側和後面都有5個警察挾持，每個犯人的喉管都被壹根細繩緊緊勒住，使其不能發聲。每當宣判者宣讀壹個「犯人」的名字時，警察就就抓住該犯人的頭髮往後－揪，讓他擡頭亮相。然後又將頭顱強行壓下去。可是有幾個犯人拚死不低頭，遇羅克就是其中之壹。
遇羅克可謂當時鳳毛麟角的青年志士和傑出的思想家，在文革之前和之初就寫過多篇具有獨特思想和觀點的文章，包括批駁姚文元關於海瑞罷官的謬文。文革中所謂紅五類子女製造「血統論」橫行無忌，作惡多端，遇羅克撰寫了數萬字的《出身論》，以其精闢入理的分析論證反駁、批判了血統論及中共的相關政策，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出身論》在《中學文革報》發表后，不脛而走，風糜全國，人們爭相複印傳頌，－時洛陽紙貴。這更引起當局和特權階層及其爪牙的仇恨和恐慌。遇羅克本人遭遇特權黑惡勢力多次圍攻和暗殺，憑藉其非凡的勇氣和智慧，他力挫群凶，累次化險為夷。最後當局只好親自出馬，以「組織反革命小集團」，「陰謀進行暗殺活動」等倒倒壹耙、卑鄙無恥的罪名將其逮捕並準備殺害。當時獄中有被捕的幹部子弟名張郎郎者，對遇羅克的膽識、才華極為欽佩，但對他不惜「以身殉文」感到惋惜，他對遇羅克說：「妳為了壹篇文章去死，值得嗎？」遇羅克爽快答道：「值得！」他對張解釋：「妳過去－直生活優越……對家庭出身沒有體會。我幾次高考，成績優異，都沒有考上。像我這樣不是壹個兩個啊。可以說，從我能奮鬥的那天起，就被社會歧視。妳不了解我們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和心情。」 他還給張講了壹個小故事：「我永遠忘不了，有兩姐妹（因為讀了《出身論》深受感染）哭著找到我，壹再說『收下我們吧！那怕天天給妳端水掃地我們都情願。』為了她們，值得死！」
遇羅克的家庭是資本家，父親是高級水電工程師，父母在反右運動中雙雙被打成右派。遇羅克三次高考都成績優異，都被毛的「不宜錄取」政策拒之校外。不過按毛的政策，遇家還算不上血統論的最受害者，農村的地主階級遠比資本家更為悲慘，地主及富農子女在文革中被無辜屠殺者成千上萬。僅以推行血統論造成的悲劇，毛的罪惡就可謂罄竹難書！
遇羅克遇害時年僅27歲。是誰直接決定遇羅克的死刑？過去都籠統地說是受「林彪、四人幫」迫害。現據知情人披露，「高層指示」者是周恩來，「受託辦理」的應是當時北京市負責人謝富治或吳德。周對相關人員的說法是：「這樣的人不殺，殺誰？」（詳見百度網遇羅克詞條）事後當局採取慣用手法：把這壹切推到林彪、四人幫身上。
1979年11月北京中級法院改判遇羅克無罪。遇羅克只是被毛政權殺害的千千萬萬傑出青年、優秀的中華兒女之壹，最大的罪魁無疑是毛澤東。
案例三：「屁案」傳奇。
這裏說的「屁案」，不是指文革中安徽的革命組織「屁派」，而是指文革後期發生在貴州省松桃縣牛郎區的壹件「反革命案件」，因為它緣起於壹個青年人放的壹個屁，故稱「屁案」。（ 請參見《炎黃春秋》1998年第5期，原文題為《胡耀邦正確處理信訪大湖》）
1976年元月中旬某天，牛郎區壹群苗、漢青年正在戰天鬥地，改河截流。入夜，菜園大隊的青年們疲憊不堪，在工地上圍著篝火聊天，壹個個睡悥朦矓。突然，壹個叫尤政雲的青年放了壹個響屁，引得人們壹陣鬨笑，眾人圍著他奚落取笑。小龍很愛面子，被鬧哭了，氣惱地說：「惹我火了，要殺妳們兩個！」不料這句氣話，卻闖下大禍。受到階級鬥爭為綱教育的人群中，有人立即向大隊彙報：「地主仔龍政雲要殺革命群眾。」聞訊趕來的民兵副連長和公社武裝部長，立即將龍政雲捆綁送到工地指揮部，連夜吊打、逼供。年僅20歲的小龍受不了皮肉之苦，按照逼供者的誘詐，招供其父龍德燦、叔父龍年燦、堂兄龍茂雲等要殺共產黨，搞階級報復的「案情」。
於是審訊者立即將這三人抓去嚴刑拷打。捶楚之下，何求不得？三人被迫進壹步交待：龍茂雲的伯父吳獻保「有兩千人要搞暴動、要殺人。」
「敵情」越追越嚴重。公社武裝部火速向牛郎區公安特派員及區武裝部長彭忠勝、區委書記龍文飛彙報。此時，正趕上全國開展「批鄧」、「 反擊右傾翻案風」，壹心想往上爬的龍文飛感到這是壹個難得的「抓階級鬥爭」的好機遇，決心盡量擴大事態，上掛下聯，擴大戰果。龍文飛在大會上提出「鄧小平的壹只腳已經插到牛郎區」，宣布要「追查黑爪牙」、「打擊右傾翻案風」，「剿滅小平村」。於是，全區五個公社、28個大隊立即行動起來，設立了「追反」領導小組，下轄武裝小分隊和「專案組（審訊組）」，配備專職審訊員、記錄員、看守員、巡邏員共415人，大張旗鼓追逃、抓人，恐怖頓時籠罩全區。
龍政雲的父親因交待不出更多的「反革命罪行」，被連續吊打，走投無路的他趁審訊人員不備，用石塊猛擊頭部，試圖自殺，但沒有死，氣息奄奄，被拉出活埋。
牛郎大隊的貧農楊再德也被誣參加了反革命活動，由於他拒不「認罪」，被封為「反革命暴動團副總指揮」，連續吊打12小時，致楊雙臂殘廢。
龍文飛不甘心「追反」的範圍只限在農村，又掀起在區直機關挖反革命的運動。區直機關總共130多人，挖出「反革命」53人。整個牛郎區風聲鶴唳，人人自危。被人稱為「彭霸天」的武裝部長彭忠勝，因「追反」有功，晉陞為區委副書記。最後統計，牛郎區五個公社挖出「反革命集團」36個，「反革命集團成員」1359人，成員涉及到十多個區、五個縣、兩個省；當即槍斃6人，打死13人，自殺13人，傷殘者不計其數。
粉碎「四人幫」后，政治形勢突變。龍文飛等人又緊跟形勢，利用手中的大權反手為雲、復手為雨，聲稱被他們打成反革命集團的群眾是四人幫的「社會基礎」，警告其「不準刮右傾翻案風」，不準上訪告狀。
但是，紙包不住火，壹些膽大之人，通過在外地的親友、或秘密轉到四川、湖南向中央發出壹封封申訴信，求救信。然而，案照當時當局的規定是：所有群眾告狀、申訴信件，壹律轉回原地，由被告處理。這是千古未聞的毛的惡政之壹，由此不知使多少冤案冤上加冤，製造多少血淋淋的冤魂！使無數人冤瀋海底。
龍文飛召開全區幹部大會，在會上洋洋自得拿出壹大疊轉回到他手裡的告狀信，大聲叫道：「妳們告吧！看，告狀信都轉回我手裡，看誰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楊再德是個不肯服輸的硬漢，他用斷臂苦苦寫了21封申訴信，但都如石沈大海，原來都轉到了龍文飛手裡！但他不氣餒，又起早貪黑又寫了22封告狀信包紮好，帶在身上，決心親自赴京告狀。1978年楊再德告別家人，踏上進京上訪的漫漫長路。中途又遇到了兩位也是進京上訪的難友，因為擔心在本地搭車會被抓，三人步行300餘里，去到玉屏火車站，上了進京的列車。
算是天佑，楊再德他們進京之際，正趕上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大力平反冤假錯案的最佳時機。可以肯定，如果 不是碰上這個時機，不是碰上這個「胡青天」，這壹樁大冤案（以及全國無數冤案）決沒有後來的結果。中國的冤假錯案太多了！人們早已習以為常。以毛為首的統治者、當權派天天都在製造冤假錯案，積案如山，冤魂遍地。當局的方針是堅決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將錯就錯，決不改悔。也許，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時期是個唯壹的例外。楊再德他們三生有幸，正好碰上這個時機。
後來的結果是：經胡耀邦親自推動，徹底清查了這壹大冤案。36個「反革命暴亂團」、1359個「反革命分子」徹底平反；為冤假案發生期間被槍斃的6人，被打死的13人，被逼自殺的13人平反昭雪。隨後，調來了壹批救濟糧、救濟款發放給死者和受害者的親屬，醫務部門免費給263名被打殘者治病療傷。在10年文革人命不如草的中國，這已經是「天恩浩蕩」了。
在 中國，要做「包公」其實是很容易的，只要保有基本的人性和「良心」就行了；但是，在中國要做「包公」又是很難的，因為這蘊藏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大多數情況下「包公們」預后不良，胡耀邦就是壹個例證。
「屁案」主犯龍文飛畏罪自殺。副書記「彭霸天」獲刑10年，另壹個兇手獲刑5年。造成那麼大死傷的巨案就這樣了結了。
以上幾例還算不上冰山壹角、九牛壹毛。但它具有壹定代表性，從中可以窺見毛主義的極端野蠻、殘忍，毛共統治下的中國的無比骯髒、黑暗，同時還向我們展示了，在清算毛及其壹小撮上層同黨的同時，不應該忘記和忽視他長期培養起來的、竊據了中國大部分統治權力的各級走狗、爪牙（如「龍文飛」以及遼寧盤錦公安等等）的滔天罪行。就是這群爪牙兇手，使毛主義在中國橫行無忌。而這些人受到懲罰的幾率是微乎其微的，直到今天，還有大批「龍文飛」「彭勝文」們改頭換面、仍在作威作福，繼續迫害、蹂躪廣大無辜無權的中國老百姓。
還有壹個昭示是：軍隊和專政機關是毛的主要工具，也是文革中施暴的最主要力量。關於軍隊以「支左」之名，殘酷屠殺人民群眾的罪行，我們在上面有關章節中已經說過，這裏應該補充壹下毛的主要專政工具公安警察令人髮指的罪行。
由於文革后當局的有意歪曲、宣傳，說那時「公檢法」已被「砸爛了」，文革中壹切暴行都是「造反派」和群眾自發所為，是「天下大亂」所致。很多人、特別是不知情的年青人和外國人信以為真。這就巧妙地顛倒了黑白，隱瞞了真相，將文革中毛的專政工具對人民群眾殘暴鎮壓的血腥罪行輕輕地掩蓋、轉嫁過去了。
毛之所以敢於發動文革，除了緊緊握有忠於他的龐大的軍隊以外，還有就是擁有同樣龐大、經過歷次運動考驗、對他無比忠誠的公檢法警察系統。在任何獨裁者的國家，特務、警察都是維繫其統治的骨幹，對人民施暴的鷹犬、爪牙，毛中國更是如此。這支鎮壓骨幹力量對最高領袖的忠誠並不以其頭領的更疊為轉移，比如原來的警察頭子羅瑞卿被打倒了，絲毫不影響整個公安警察系統對毛和毛的國家的忠誠。在文革初期，各級黨委和政府機構受到嚴重的衝擊，多數癱瘓了，這時，公安政法系統（在毛共的體制下，公安是整個政法系統的統領），立即跳出來自動維繫對人民的統治的功能，行使著更加單純、更加肆無忌憚的對人民的「專政」。1967年1月13日，毛為了製造全國大恐怖，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之名，頒布了《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這個《規定》最突出有兩點：壹是以任何形式包括語言、文字反對、攻擊毛、林（後來實際上推廣到反對攻擊毛的「無產階級司令部」 所有人員）都構成「現行反革命」罪，嚴懲不貸；二是把專政對象由原來的地、富、反、壞、右，擴大到「二十壹種人」， 這就大大擴展了公安對人民的專政的範圍、力度和隨意性。所以，在整個文革期間，公安的職能大大增強了，而不是削弱了。後來光靠公安幹警已經忙不過來，不得不以「群眾專政」為補充。待到軍隊「接管」政權之後，軍隊與警察這兩大專政工具結合在壹起，形成了更加強大、更加專橫、更加無與倫比的對人民的極端統治。文革中絕大部分人員的死亡，不是發生在兩派武鬥中，而是發生在「革命委員會」 成立前後軍隊與警察聯手實行專政的歲月。
有人會說，公、檢、法在文革中不是也被造反派「砸爛」了嗎？它們自顧不暇，怎麼還能對人民進行專政呢？這其實完全是壹種「外行」話，毛確實指示過「砸爛公檢法」， 據公安部長謝富治說，毛「在我面前講到要砸爛公檢法沒有十次至少也有七八次」。196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首先被「砸爛」， 大批領導幹部被冠以各種可怕的罪名被打倒、批鬥、逮捕直至殺害。但是要弄清楚，毛要對政法系統大清洗，原因是他認定這些機構和領導人対敵鬥爭不夠堅決，變「修」 了，甚至「叛變」了。所以要對其進行清洗和嚴厲懲處。在運動初期，毛共公檢、檢、法系統內部也搞過「造反」， 但這是為了「引蛇出洞」， 為了 讓公檢法系統內部的不滿分子、對造反派同情分子、「階級立場」不穩、有右傾情緒的分子，以及其他被懷疑的「不忠」分子等等自我暴露，然後壹網打盡。毛的砸爛公檢法，就是要消滅這些人，「擠出膿包」。後來文革中各個地保皇派的中堅、主力，就是各地的「公安兵團」、「 政法兵團」。為了使這個專政工具更殘暴、更加有力、更加聽話，毛對公檢法進行「軍管」， 又從部隊調入了大批「武夫」安插進公安隊伍，這些完全不懂法、不要法、無法無天的極左分子更適合直接對人民「專政」。所以，總的說，「砸爛」后的公檢法系統比原來對人民的鎮壓更殘暴，更肆無忌憚了。所謂公檢法被「砸爛」了，中國天下大亂無人管了，純粹是別有用心的鬼話。
張志新案件的揭露暴露了毛的這個專政工具罪惡的冰山壹角，由於它太殘忍，以致連胡耀邦都要為它那些慘無人道的獸行進行掩飾。其實，對張志新（以及所有「階級敵人」）所乾的那些駭人聽聞、慘無人道的惡行，正是文革中毛所有的專政工具的「拿手好戲」。例如，對死刑犯在行刑前割喉管壹類暴行，其實是早已流行於公檢法系統內部的壹項「公開」的政策，有的地方做得比遼寧警方更為殘忍。最近在《往事微痕》上揭露的－宗虐殺趙前生案應該作為這壹暴行的新證而作為歷史存照。
趙前生，四川涪陵人，曾參加中共四川地下黨，並在華瑩游擊隊打游擊。中共建國後任中共涪陵縣委辦公室主任、涪陵地委宣傳部幹事等。1957年整風運動中趙被打成右派。后又因為「為彭德懷鳴冤叫屈」，以及在監督勞動中逃跑不服改造被判刑15年。被虐殺前在四川雷馬坪勞改農場嚴管隊勞改。在文革中，趙因評論南斯拉夫共產黨和鐵托，並撰寫《中國向何去？》－文，被冠以「妄圖組織反革命集團」的首犯判處死刑。下面是親臨現場的倖存難友記述的執行死刑時的－幕：
趙前生被幾個穿軍服的彪形大漢挾持著連拖帶扶拉上公判大會前台，勉強扶住「站」在台前。在宣讀趙的判詞時，－個在趙身後的大漢揪住趙的頭髮猛力往後壹扯，將趙的頭掀起來向會場示眾。也就是與此同時，壹件令會場震驚的事發生了，只見趙前生運足全身氣力張嘴高呼，「打倒——」，後面的的詞尚未出口，－群警察獄吏蜂擁而上，壹面賭趙的嘴－面用繩子套住趙的頸脖用力往後拉，壹個身穿白大褂的獄醫迅速蹌到趙的前面，雙手掰開趙的嘴巴，用壹鐵鉤鉤出趙的舌頭，再用－把大剪刀－刀剪掉舌頭，然後塞進壹團紗布。動作麻利、嫻塾，只是鮮血噴了他滿臉……
警察和獄吏們繼續報復趙，在接下來執行死刑時，趙並不是被壹槍打死，警察和獄吏們壹字排開，用壹種三角刀輪流在趙的身上亂扎，邊扎邊罵，血肉糢糊，人人做到手不抖面不改色。
趙的屍體既不掩埋也不火化，而是拉到醫院零刀碎剮，作解剖之用，其內臟和肉身也不知所終。
後來，該勞改中隊的指導員向勞改犯人們補充說了－些趙前生的抗拒改造的細節：當在獄中向趙宣讀法院對他的死刑判決時，趙忽然舉起手中的手銬砸向獄吏……。為了懲罰趙，獄吏們除了給他當場壹頓毒打之外，又找來－塊木扳，將趙前生的四肢用類似馬掌鐵的鐵釘牢牢釘在木扳上，所以，上公判大會時趙己不能行走也不能站立了。
獄卒們滿以為把趙前生降服了。可誰知他在最後關頭仍然鬧出了點事故……
（以上取材於《往事微痕》總第98期黃寶松文章：《淚祭雄傑趙前生》）
即使在所謂的「四人幫」 垮台之後，專政機關仍在繼續上述專政「傳統」，如江西女青年李九蓮只是壹名中學生，因為攻擊「英明領袖」華國鋒而被判處死刑，在行刑前為防止李呼口號，用針線將其嘴嚴嚴縫合。李被槍斃后，家人不敢收屍，被流氓割去乳房和陰部；李的老師鍾海源和另壹名中學生黎蓮也因此罹難，在槍斃前被活體取腎，用以救治共產黨的高官。……還有上海大學生王申酉，因為有獨立思考能力，寫下了多篇質疑、譴責毛的政策的文章（並未發表），在四人幫垮台後被判處死刑，行刑前被用竹籤穿了舌頭。
因此，知情人認為，在公判大會上對執行死刑和判處重刑的政治犯釆用縫嘴巴、割喉管、上竹籤、上「口嚼」等野蠻、殘忍之刑乃普遍、不成文的規矩。張志新、李九蓮不過因媒體傳播才為人知。
軍隊和公安這兩大專政工具在文革中大顯神威，很好地展示出這場運動的本質。毛正是靠了軍隊和警察，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了壹場史無前例的大清算、大迫害、大屠殺。
文革常態：造神、愚民、虐殺
通過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製造暴力恐怖，只是毛的統治術中的壹個主要方面，另壹個方面是愚民、「造神」。恐怖加愚民是毛主義的兩個輪子，不可或缺的雙翼。在文革中，毛把這兩翼都發揮到了極致，構成文革中人們日常生活的基本內容。我們在介紹了毛的運動暴力和恐怖以後，也不能忽視他常態下的階級鬥爭和愚民的絕世奇功。
壹、掀起人類歷史上最大、最肉麻、最無恥的個人崇拜狂潮
毛曾對他的美國友人斯諾——毛的吹鼓手、《西行漫記》壹書的作者——說：中國需要個人崇拜。因為，在文革初期，他連壹個北京市委也指揮不了，所以他只能依靠群眾對他的崇拜來對付黨內政敵。這當然是百分之百的鬼話、謊話，是為他發動文革的詭辯。毛又說：赫魯嘵夫不搞個人崇拜，所以他垮台了。他當然要反其道而行之。不過這也說明了壹個事實，就是在大躍進失敗后，毛對他個人權力受損的深深憂慮。他壹定要改變這種局面，不僅要將失去的找回來，還要加倍地建立他個人絕對權威和獨裁體制。在這方面，他有豐富的經驗和感受，在延安的時候，他通過整風運動製造恐怖和愚化，掀起了對自己的個人崇拜高潮，收穫多多。嘗到甜頭的毛，時刻不忘再通過暴力和愚民的兩手，將自己塑造成全民心中的「神」。
毛為自己的「造神工程」， 實際上從建囯之始就實施了。1950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制定的建國后第壹個五壹勞動節的口號中，毛在最後加上壹條「毛主席萬歲！」自己給自己喊「萬歲」， 這顯然不是壹般的厚黑大師所能做到的。這「萬歲」 壹詞，中國人都知道，那是舊時皇帝的「專用名詞」。毛此舉就是要讓全體囯人知道，他今天就是「新中國」的「皇帝」。人們還看到，全中國每壹個角落、每壹個家庭（除階級敵人外），都要掛毛的肖像， 960萬平方公里囯土上，都充盈「毛萬歲」的聲音。
這樣做的效果是巨大的、奇特的，試想，如果沒有他在建國后七八年間日夜造就的「萬歲」地位和聲威，大躍進慘死幾千萬人他能安穩無憂嗎？捅下這古今中外最大的「漏子」，卻沒有壹個人敢聲討問罪，覬覦他的「皇位」，這壹切難道不是喊「萬歲」之功？
如今他發動文革，要把他丟失的壹切加倍找回來，毫無疑義，就包括成為「萬歲」。
非常幸運的是，這時他找到了壹個極好的幫手，那就是林彪。林彪在講假話方面，在臉厚心黑方面，差不多接近毛的水平。這正是毛之所需，於是兩人－拍即合，林把毛捧成「神」，毛提拔林為二把手，接班人。兩人心有靈犀，各懷鬼胎，狼狽為奸。毛林結合，文化大革命所必須的條件就全滿足了。
從林彪來說，自廬山會議為毛「倒彭」出了大力，得到毛的寵信，接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之後，就更下定決心「得毛壹人而得天下」。文革中林彪把這壹伎倆發揮到了極致，給全國人民樹立了極其惡劣、醜陋的榜樣。
對毛的造神運動，始於對毛的歌頌諛詞大比拼。
林彪發揮了率先垂范的作用。林控制的《解放軍日報》首創在首版顯要之處以大黑體字登刊毛「語彔」， 後來又將其稱為「最高指示」。《人民日報》和全國所有報紙、刊物跟著效顰，翻開全國每天所有報紙，首先映入眼廉的都是大號黑體字的「毛語錄」，給人壹種震撼心靈的感覺。再配以天天刋發的吹毛、頌毛的「社論」，「評論員文章」，讓全囯每壹個人都感到毛成了高懸在半空中的「神」，自已匍匐在毛的腳下，是毛絕對馴服的草民。
林彪又對學毛著帶頭示範：「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壹句頂壹萬句。」並號召：「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囯人民看到了林彪吹毛捧毛「壹本萬利」，紛紛起而效尤，此中文革中新興起的「紅衛兵」拔得了頭籌。正所謂「無知者無畏」，這些吃「狼奶」長大、用毛思想武裝起來的新壹代，最無所顧忌，競相使用最肉麻、最無恥、最奴顏婢膝而又最窮凶極惡的語言詞句來吹毛、捧歌、頌毛，相互間比拼著誰更「熱愛」毛、誰更「忠誠」毛。這時，中國傳統的文字和語言不夠用了，文化不高卻臉皮特厚的紅衛兵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在「最」字上下功夫。按正常語法只能使用壹個「最」字，紅衛兵們發展成「最、最、最」，最多的達到五個「連最」，如「我們心中最最最最最敬愛的紅太陽」之類。這時林彪、陳伯達之流又創造出（或從紅衛兵學來）：「四個偉大」，即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很快又生髮出「三忠於」、「四無限」，還有「毛主席的書，不是金，比金貴，不是鋼，比鋼堅」，「千條江河歸大海，千條真理歸毛著」 等等、等等。原來歌頌毛為「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已經不適應形勢了，升級為「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領袖」，「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文字的比拼已經到盡頭了，這時有作曲家腦筋開竅，利用自已會作曲的優勢，搶先將語錄編成歌曲，於是，「語錄歌」橫空出世，大行其時，高音大喇叭日夜不停的播放對毛的「萬歲」聲之外，又添了「語錄歌」，很快，全民都捲入了毛語錄歌大合唱。語錄歌之外，還有壹些頌毛之歌則爭相比拼誰最肉麻，最不要臉，最奴才；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幹革命靠毛思想」。「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親」。「敬愛的毛主席，妳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有多少話兒要對妳講，我們有多少歌兒要對妳唱」。「擡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夜裡想起毛澤東，黑暗之中心裏明；白天想起毛澤東，幹革命有使不完的勁，困難時想起毛澤東……」還有壹首歌沒有歌詞，從頭到尾都是「萬歲！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
歌以詠之無以復加了，接下來於是「手以舞之，足以蹈之」。各類專業文藝團體，各式各樣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自然走在前頭，全國的舞台、全國的影劇院都在編排歌頌毛的舞蹈、戲劇。有人覺得單靠這些專業媒體的造勢力量仍然有限，於是提出了全民舞蹈向毛表忠的創意，壹個名叫「忠字舞」的舞蹈橫空出世，頓時風靡全國，此舞壹出，力壓群芳，向毛獻忠心，誰敢不忠？誰敢不獻？誰敢不跳？……這個舞蹈的標準跳法是：以頌歌「敬愛的毛主席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為舞曲，表演者胸配毛像章，手執紅寶書，邊唱邊舞，舞步按「忠」字的寫法來回走步，配以搖頭晃腦，挺胸彎腰，動作完全程式化。凡唱到「毛主席」時必須挺胸擡頭，作仰望狀；凡唱到「心中」、「心裏」則必須雙手捧在胸前，作奉獻狀；唱到「鬥爭」、「敵人」等字眼，則要眥牙裂嘴，怒目圓睜；唱到「幸福」、「 快樂」時則要眉開眼笑，手舞足蹈，作情不自禁狀……。這種舞蹈不需要多大場地，任何街頭巷尾、辦公室、家中都可以跳，後來變成塗階級敵人外革命群眾必須跳。跳此舞最大的難點是情感的渲洩要洽到好處，往往出現有人想要表現對領袖無與倫比的熱愛而當場昏厥，也有因為對「敵人」太過憤怒而跌倒。至於有些纏有小腳的老太婆，剛剛扭動幾下，就四腳朝天；沒有藝術細胞的官員，跳了幾下就來了個驢打滾之類，雖會引來壹片善意的笑聲，但因其對領袖的忠心可嘉，往往還受到表彰，引得眾敬仰傳頌……
與跳忠字舞配套的還有早請示，晚彙報。早請示是指每天早晨起來先向毛像三鞠躬、三呼萬歲，然後將當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向毛「請示」：是否可行？並表示自己壹定要遵從毛的教導，搞好革命的斗、批、改，將偉大的無產階彶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晚彙報則是每天晚上回到家中，先向毛像行禮如儀，再向毛「彙報」壹天的「革命戰果」，特別是從亊階級鬥爭的收穫，如有做得不夠、不對的地方，則虔誠地向「毛」請罪，直至痛哭流涕，並表示痛改前非。後來，請示、彙報之外又增加了壹個將「私」字掃地出門、請「公」字安家落戶，以及「狠斗私字壹閃念」等等的儀式。
還有壹件考驗人們對毛的忠誠度的最簡單、最直觀的方法，叫做 「傳達最高指示不過夜」 。
文革原本沒有什麼具體的計劃和規程，壹般以「兩報壹刊」的社論和中央文革首長講話為指針，但最具權威性、壓倒壹切的還是「最高指示」。這種「最高指示」不是指毛著中的語錄，而是毛本人在文革中的即興講話、指示，包括「不須放屁」之類的詩詞。「最高指示」發布無定時，即興即發，而且多是三更半夜時毛的即興之作（因毛的作息時間與全國人民相反，毛慣於晝伏夜作）。壹般由各級廣播電台（當時沒有電視）通過遍布全國城鄉的高音喇叭發表。對毛的「最新最高指示」的傳達、學習、貫徹是當時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傳達的快慢則成為考核各級幹部對毛「忠」與「不忠」的壹個首要指標，總的要求是「傳達最高指示不過夜」。傳達的方式，壹般是必須召開群眾大會進行宣讀，然後是大規模的慶祝遊行。不論城鄉，也不論白天黑夜，都要以最快的軍事化速度完成這壹任務。這在城市並不困難，因為那時人們早已有了「隨時準備開會」的習慣，還隨時準備好了開會要用的鑼鼓、鞭炮、標語、紅旗之類的儀仗、道具，壹接到通知，哪怕是半夜、佛曉，哪怕是風刀霜劍，立即集合出發，爭分奪秒，壓倒壹切。
可是，在農村，特別是在偏遠山區，這事情就不容易了。那時雖然壹般村屯都有廣播，但山區並不通公路，很多農戶分散住在各個山頭，「望得見，腿走斷」。 幹部們需要爬山涉水步行去通知，然後，以村、隊為單位集合去到鄉政府所在地開會。如果是夜晚，那景象就壯觀了，只見漫山遍野，壹條條由火把組成的「火龍」在山間田野移動，有時還伴雜著鑼鼓聲、口號聲和綽綽人影。好不容易跋涉了壹、二個小時到達會場，已經累得人仰馬翻了，再「慶祝」壹番，回到村裡家裡，也就壹夜無眠了。這時出工的鐘聲又響了，又要去戰天鬥地了。
後來，經過請示上級，終於給予通融，允許交通不便的山區可以不參加全鄉集會遊行，但是「傳達不過夜」不能動搖，幹部們還是要挨家挨戶去背誦最高指示。
當然，最壯觀還是白天的大會，當時叫做「紅海洋」。與會者人手壹本「紅寶書」，壹面小紅旗，每個「戰鬥隊」或「造反兵團」則有壹面或數面大紅旗，加上每人袖臂上都有壹個紅袖套，全都揮動起來，幾萬、幾十萬人的會場便成了壹片紅色海洋。加上當時不論機關學校、工廠商店都把自己的大門、圍牆、招牌、以及鋪面塗成了紅色，於是，「祖國山河壹片紅」了。
除了「紅寶書」，毛的像章也成了「革命人民」不可或缺的標誌物，壹般人都有壹枚或幾枚、十幾枚像章，不佩戴像章的很有可能被人們懷疑是「階級敵人」，可能因此而受到歧視。像章小的如紐扣，大的如小碗，最大的如臉盆。為了表示自己對領袖的「熱愛」，壹般人戴在上衣左襟，也有左右兩邊都佩戴，有壹個被記者拍攝下來並被署名為「虔誠者」的戰士的照片，上身掛滿了二佰余枚像章，受到全國人民的敬仰和追捧，還有將像章別在胸部肌肉里以示忠誠者……
在「語錄不離口」的日子里，上級強調人們要「活學活用」，要把語錄應用在日常工作上，生活中，使之成為自己行動的指針。如與對方談工作，打電話、到商店買東西，便先要念上壹段有關連的語錄，比如到商店買文具，先念：「最高指示：『好好學習，天天上上』」。售貨員則回以：「最高指示：『為人民服務』」，然後成交。風氣所及，探親訪友、親朋相聚，也得先念語錄。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兩派武鬥，先念上壹句語錄，如，甲方念：「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乙方則回應：「凡是反動的東西，妳不打，他就不倒。」於是開打……
就這樣，8億人民全都用毛思想「武裝」起來了。沒有了個人思想，沒有個人嗜好，沒有個人隱私，壹切都活在毛主義的真空罩里。家庭也成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戰場，家庭成員間，要以最高指示為準則，互相幫助，互相鬥爭，互相檢舉揭發。著名作家、《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的兒子老鬼(筆名)在其紀實性作品《血與鐵》中就回憶自己與幾位紅衛兵「戰友」，策劃如何打劫自己的家的經過，行動中他們把老鬼的兩個姐姐捆綁結實，還往她們的嘴裏塞上襪子，然後把家中的錢 和糧票洗劫壹空，為的是去東南亞某國去支援「世界革命」。韋宜君在其《思痛錄》中記載，田漢的兒子田大畏為了與自己的反動父親劃清界限，給他父親貼了大字報，開口稱其父為「狗」，閉口「叛徒」。壹次田漢到食堂吃飯，有壹根骨頭實在咬不動，吐了，被「革命群眾」當場逮住，斥罵之後，喝令把吐出的東西從新咽下去，田漢只好象狗壹樣把地下的骨頭吞進咀里。這大概是被他兒子斥為「狗」的直觀原因。安徽淮北市1967年9月29日，發生了壹起紅衛兵綁架、打死市委書記高心泰的案件，後來追兇，兇手之壹的張冬在審問人員追問幕後指使時，想起了父親曾經是國民黨員，於是交待了其父是他的「幕後黑手」；另壹個兇手袁大頭也趕緊說：「我爸爸也是國民黨員」。這些不過十六七歲的孩子，在「親不親，階級分」的教導下，迅速學會了誣陷別人那怕是自己的父母，以保護自己的「絕招」，學會了反臉無情，六親不認，與禽獸無異。
當然，他們對偉大領袖則是無條件崇拜、敬仰和十二萬分忠誠。
1966年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門檢閱和接見紅衛兵，有壹個「幸運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毛握了手。回到家裡，他讓所有認識與不認識的人都來觀看他那隻右手，但不準觸摸。從此，他拿任何東西都只用左手，不用右手，因為右手是毛握過的呀！他不能讓任何東西沾污了他聖潔的右手。同時，找來壹只白手套精心地套上，手套心裏用紅絲線端端正正地綉上：
毛主席曾經握過這隻手
1966年8月18日
直到幾個月過去了，這隻手上的「靈光」消失殆盡，他才依依不捨地脫下了那隻早已變灰了的手套。右手的功能才慢慢恢復。
還有壹則瞻仰「聖果」的故事。1968年8月7日，《北京日報》頭版頭條刋出套紅的大字新聞，標題是：《最大的關懷，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內文說，偉大的領袖把外賓送給他的壹只芒果轉送給了在清華大學的首都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壹特大喜訊傳來，清華園內萬眾騰歡，「毛主席萬歲」之聲響徹雲霄，人們眼含熱淚，奔走相告，享受這壹幸福時刻……
緊接著，全國各地大小報紙都報道了這壹「激動人心」的「特大喜訊」。於是，有關方面決定將這隻聖果在各地巡廻展出，以便使全國人民分享這壹幸福。
芒果巡展到山東某縣，目擊者記述了那「激動人心」的壹幕。
得知聖果要到來的消息，該縣革委會專門開會研究迎接聖果事宜，制定了嚴密的方案。
壹大清早，當太陽剛剛露出臉蛋的時候，當地最大的縣中學廣場已經是人山人海，紅旗招展，歌聲嘹亮，廣播壹遍遍播送著偉大領袖親切關懷——芒果就要與全縣人民見面這壹激動人心的消息。到這裏參加迎接聖果活動的革命群眾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響噹噹的、紅彤彤的毛的「革命戰士」。他們唱著、跳著、興奮著、期待著。可不知為什麼，幾個小時過去了，太陽轉到頭頂了，「聖果」仍然不見蹤影。八月的驕陽似火，把人們烤得汗流浹背，然而，想起即將到來的幸福時刻，人們依然堅持著、興奮著，有人帶頭唱起了語錄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於是，又是壹片歡騰的海洋……
這樣鬧騰到將近天黑，大喇叭里終於傳來了好消息：聖果即將到達了。人們在黑幕中引頸遙望，但見遠處塵土飛揚，隱約傳來了壹陣歌聲，那歌聲來自壹個車隊……終於車隊駛進了廣場。
「那壹幕可真夠威風的！」目擊者回憶說：「兩個紅衛兵站在車中央，共同捧著壹個玻璃盒子，裏面是金黃色的果實，不大。後面是四個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肅立護衛。」可惜的是，這巡展車並沒有在這裏停下來供人瞻仰的意思，人們擁擠著、吶喊著去瞻仰聖果，可車子被持搶士兵守護著，人們不能靠近。只停了壹會，車子突然發動，突出重圍，絕塵而去。縣領導們原來打算的歡迎儀式都泡湯了。
之後，看到聖果的人們將這次體驗作為難忘的人生經歷向人炫耀，沒有看到的則引為終身憾事……
又後來，才有人告知，那隻芒果原來是個塑料複製品，真正的芒果早已爛掉了。
還有更加激動人心的故事。1966年9月掀起的紅衛兵全國大串連，使「革命聖地」井岡山空前熱鬧起來，20餘萬紅衛兵齊集在各個山頭，使那裡的吃喝拉撒頓時成了頭等大事。恐怖的事發生了，人群中發現了急性腦膜炎，6名紅衛兵死於非命，人心惶惶了。
正當大隊人馬準備撤離之際，突然傳來振奮人心的「特大喜訊」，有人得到小道消息：偉大領袖要親自到井岡山來接見他們。激動人心的消息使紅衛兵們立即決定留下來，共同等待毛的從天而降。
接待站的工作人員得知這個誤傳的消息后，立即分頭去做解釋工作，說飛機只是送治療腦膜炎的藥品而來，絕沒有毛來的事情。儘管他們說得口枯舌爛，聲嘶力竭，但紅衛兵們就是不信，他們堅信偉大領袖與他們心連心，時刻將他們放在心上，壹定會到這裏來看望他們。
只好讓他們等待了。
激動人心的時刻終於到來了，解放軍戰士先在田野中圍成壹個很大的圈子，這是準備直升飛機降落的「機場」。紅衛兵則在圈子外聚集成更大的人海包闈圈，人人翹首仰望藍天，等待願望變成現實的那壹刻。
就這樣，從早晨等到正午，從正午等到天黑，可連壹只飛鳥也沒有出現。夜幕降臨，山裡寒氣襲人，紅衛兵們衣著單薄，人人凍得瑟瑟發抖，但沒有壹人離去。
20萬紅衛兵靠互相擁擠取暖、跺腳、唱歌度過了嚴寒的壹夜。
終於，第二天上午，直升機飛臨，在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和「毛萬歲」聲中，飛機徐徐降落。不過，毛並沒有出現，接下來也沒有帶來喜劇，或者說轉瞬之間這場喜劇變成了悲劇。
下面是在場壹位紅衛兵目擊者記述當時情景的日記：
直升飛機終於著陸了。螺旋槳仍在隆隆地轉動，艙門剛打開，隱約看到裏面壹個穿軍裝的高大身影……
壹個十五、六歲、操著寧波口音的紅衛兵喊了壹句：
「我要第壹個與毛主席握手！」
話還沒落音，他與另壹個紅衛兵沖進圈內，僅跑了七、八米，也許是被發動機噴出的氣流那巫師般的力量攝住，他不動了，身子又往左側了壹下，旋即，飛機頭部的螺旋槳打了下來，壹股白色、粘稠的腦液似從高壓水龍頭裡噴射出來。他的兩顆眼珠子，也被打出七、八丈遠……
前面的紅衛兵都呆住了！圈子內的另壹個紅衛兵也呆住了，幾秒，十幾秒……足足半分鐘之後，他走過去，雙手捧起地上的壹灘腦漿將它們放回同伴冒著熱氣的大半邊腦殼裡，似乎這樣能起死回生……
上帝沒有被感動。
所有的欣喜，所有的癡迷，都被這螺旋槳劈得粉碎。
這類人造悲喜劇還有很多很多。在那個荒唐的年代，為了「造毛神」的需要，全民造假，「造」了不少假「英雄」和假故事。
1968年4月2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了壹位解放軍戰士與企圖破壞鐵路橋樑的反革命分子作殊死鬥爭，保住了橋樑的動人故事。故事中的英雄叫劉學保，是位支左戰士，壹次，他在巡邏中發現有人正在橋洞放置炸藥，企圖炸毀大橋並製造重大交通事故，走近壹看，才知道是藏在軍隊中的階級異己分子李世保正在作案。劉學保見狀，奮身撲過去與李世保搏鬥，終於爆炸前壹瞬間劉學保將炸藥從李世保手中奪過扔出，大橋保住了，敵人被消滅了，而英雄也光榮負傷。《解放軍報》在報道這起英雄事迹的同時，刊發了評論文章：《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人民日報》轉報道這起英雄故事，也轉載了《解放軍報》評論員的文章。於是全國立即掀起了學習英雄戰士劉學保、「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高潮……
可惜後來查明這是壹樁案中案的假案。原來劉學保與李世保同在壹個部隊，二人長久不睦，李世保是起義人士，反右時被划為右派。劉學保為泄私憤，決心將李世保殺害，為了掩人耳目，策劃製造了自己為護橋而打死了李世保、從橋孔里搶出炸藥包的英雄壯舉。……而當局為了宣揚毛的階級鬥爭，居然硬將壹個殺人犯吹捧為全國性的「英雄」
嚴家祺、高臯合著的《文革十年史》記載了數起群眾學毛著的先進事迹，錄其兩則如下：
劉奶奶學毛主席著作，日間讀，夜裡不睡覺也讀，忘了就喊人教。孫女玉珍跟她睡，每夜裡要喊起來問十來遍，鬧得孫女睡不好覺。劉奶奶親切對孫女說：「玉珍，妳教奶奶多讀壹個字，就是向毛主席多獻壹份忠心，就是向劉少奇多射壹顆子彈！」
社員王增幅家裡不幸深更半夜失火，火趁山風，越燒越大。當王增福壹家從坑上爬起來時，火焰濃煙已經把他們團團圍住。在十分危急的關頭，王曾福什麼東西也沒拿，抓起了《毛主席語錄》就往外沖。等他們全家都衝出來時，房子已經燒光了。當人們問起他保護《毛主席語錄》的事時，他說：「毛主席的紅寶書，是我們貧下中農的命根子！房子可以燒，毛主席的書萬萬不能丟！劉少奇瘋狂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是要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
（原引者注：以上兩則報導分別登載於1968年12月5日和11月23日的《光明日報》）
類似的報導充斥當時中國大小報紙版面。人們不敢質疑它們卻要模仿它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壹時間全國到處是「學毛著」的神話。「神話」又從文字描述向文藝表演發展，舞台上工人在技術革新中遇到困難，人人愁眉苦臉，正當壹籌莫展之際，有人突然想起「紅寶書」，立即翻開某頁某條高聲朗讀，於是，大家豁然開竅，難題迎刃而解；農民在戰天鬥地中遇到了困難，有人拿出紅寶書，高聲朗誦，於是全體幹勁沖天，老天爺也低頭讓路了；解放軍戰士在北國荒原零下20多度的夜晚拉練時，渾身冷得直打抖，這時有人拿出「紅寶書」壹亮相，「擡頭望見北斗星，心中升起紅太陽！」於是個個渾身熱氣騰騰，往外冒汗了……最感人的是山西呂梁山區，壹個生產大隊黨支部作出決定，全大隊統壹改姓，全村人全改姓「毛」，外來女全姓「江」，居然無人反對，壹致通過。結果，全村人的血緣關係弄得混亂不堪，婚喪嫁娶都亂了套，與別村關係也受到影響，但黨支部硬是讓全大隊人當了幾年毛、江的子孫，直到四人幫垮台了，這出鬧劇才被迫收場。
二、血淚和白骨築起的「神壇」
毛壹旦成了「神」之後，神、人不可逾越的界限便引發了壹系列悲劇，因為這具大神剛剛「誕生」不久，人們壹時還不適應他的「規矩」，所以，不時有所冒犯或褻瀆。但 「神」是不可冒犯的，冒犯了要付出血的代價。
有壹位絕對是無心之過的市井小民大概喊口號喊得多了，喊急了，將「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喊成「萬壽無壽」，結果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揪住進行批鬥，被打得頭破血流。類似的還有寫標語時將某些字寫錯的、寫漏的，如將「毛主席」寫成「毛席」。不小心把毛像搞爛或丟到地上，都成了犯罪。南京第二醫院壹位教師在裁報紙時，不小心將毛的像裁了壹角，被抓了現反，他百口莫辯。報紙成了犯罪的高發區，因為當時每天的大小報紙上都布滿了毛像，而那時中國人，特別是農村和小城鎮居民。沒有使用衛生紙的習慣，很多訂有報紙的人便將讀過的報紙當衛生紙用來擦屁股，於是，不小心褻瀆了「神靈」的事就時發生了，壹個南方小城鎮就抓獲用有毛像的報紙擦屁股的「現反」十多起，結果搞得全城都人心惶惶，看過的報紙都往廢品店送，沒有人敢再用它來當衛生紙了。當局後來只將兩個成分不好的判刑，其餘的批鬥教育釋放，算是對革命人民格外開恩。
寫「反標」是當年反革命活動的另壹個高發點。反標的內容除極少數貨真價實外，絕大多數是模糊不清甚至牽強附會的東西，例如在壹條「毛主席萬歲」的標語背面寫有「打倒」二字，於是成了「打到毛」的反標；還有將罵人的語言寫在印有毛像的報紙上。據當年壹位參加偵破「現反」案的辦案人員的記錄，長春市南關區從1967年4月18日起，到1970年5月，共發生「反標」案704起。破獲266起，其中成年人書寫的19起，青少年書寫的232起，對象不清的15起。為什麼主要是未成年人作案呢？原來壹些中、小學生愛在書桌上、作業簿上或牆壁上亂寫亂划，壹時寫了壹些流行的政治標語，壹時又寫些罵人的話，多數是對其同學或老師不滿發泄，但如果將這些詞語前後連接起來就變成「反標」了。對於當時天天叫喊「階級鬥爭新動向」的當局來說，這當然是求之不得的「活教材」， 於是，大批 「少年反革命犯」紛紛落網，最小的記載是8歲。張賢亮曾記述在1970年的「壹打三反」 中，自己與壹個10歲的女童壹道被捆赴刑場陪斬。壹些少年犯不好判刑便被送去勞動教養，按照中共的規矩，這些人叫做「兩勞（勞改、勞教）人員」， 屬於「專政對象」範疇，他們的壹生也就毀了。
此風所及，神州大地到處成了抓現反的戰場，壹時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南京壹位老工人在高空作業時刮東風，他處在東風的下風處，被煙囪里飄出的黑煙熏得張不開眼睛，自言自語說了句：「要是刮西風就好了。」結果被同伴檢舉，以跟偉大領袖的「東風壓倒西風」唱反調的現行反革命罪判刑勞改7年。北京丰台區六里橋中學壹位學生在作業的填空題中，填寫毛澤東是南昌起義的領導，這當然錯了，剛從北師大畢業來校的女老師戴立本在「毛澤東」上打了個叉，結果以現反罪判刑十年。壹位積極分子在喊「美帝必敗、越南必勝」的口號時喊成「美帝必勝、越南必敗」，結果在「壹打三反」中被判刑5年。壹位教師畫了壹幅「日出圖」，太陽只有半邊在地平線上，被革命學生認定是「暗喻紅太陽就要下山了」，以「惡攻罪」關押了半年，最後被寬大「教育釋放」，可教師的飯碗砸了。壹位幹部叫妻子洗衣服時「主要搓搓領子和袖子」，被人檢舉揭發，被批鬥得九死壹生，最後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壹位女知青打毛衣時只有正身、沒有衣領和袖子，被批判為對「領袖」有「刻骨仇恨」，揪出批鬥。夾邊溝右派分子提鍾政的妻子（陳壁珠）無意中說起毛未留鬍子，結果被人申引為「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惡毒攻擊，被打成「現反」。北大學生右派郭家壹在山西祁縣第壹監獄坐牢時，同監的壹個犯人，原是國民黨時期的舊職員，他有三個孩子，為了表示熱愛新中國和共產黨，他給老大取名愛國，老二取名愛民，老三起名愛黨。文革中被人檢舉揭發：他三個孩子的名字串起來就是「國民黨」，可見其賊心不死，夢想國民黨復辟！結果被以現反罪判刑10年。另壹個同監犯是因為喊口號時喊反了，喊成「打倒毛主席」「劉少奇萬歲」，也被判了10年徒刑。還有長春市壹家工廠生產壹種叫「東方」牌的鞋油，鞋油是黑色的，將它和商標連接起來就成了「東方黑」，多麼可怕的罪名！老闆和相關人員馬上成了「現反」。南方某市壹家塑料廠生產壹種塑料涼鞋，有人查出它的鞋底後跟是壹個共產黨的「共」字，相關人員立即被抓，恐怖襲擊所有愛穿涼鞋的南國市民，人們於是只好棄涼鞋而穿木板鞋。最匪夷所思的是新疆有位叫李亞長的毛的忠誠戰士，在向毛表忠的會上豪邁地說：「我誓死保衛毛主席，主席活我活，主席死，我死，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鐵打江山！」結果當場被以「現反」、「惡攻」的罪名抓起來，罪證是公然叫嚷「毛死」，判刑15年。另壹起最出格的錯案莫過於文壇元老、毛的文學侍從郭沫若為當時紅極壹時的紀實小說《歐陽海之歌》題寫書名，居然被某些紅衛兵組織「查出」有12處「政治問題」，「隱藏著非常惡毒的政治陰謀」，為此，河南、北京6家中學和礦務局的造反組織聯合發出十萬火急的通輯令抓捕郭沫若，後來周恩來將郭沫若隱藏起來，才使得郭躲過這壹劫。
瘋狂的造神運動必然伴隨著瘋狂的血腥鎮壓。還是在延安的時候，毛就對王明說過，人民在他們剛被灌輸新教的時候，是不會接受的，「我們必須以默罕默德為榜樣，壹手執劍，壹手高擎《古蘭經》，用暴力廹使人民改信新教。」現在又是他實踐這壹理念的時候了。所以，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個人迷信達到頂峰的時候，也是暴力恐怖達到頂峰的時候。
可是，儘管毛對待「敵人」的殘忍到了令人談之色變的程度，但是反抗之火仍然在地獄中熊熊地燃燒。鑒於中國的實際情況，人民群眾、老百姓對毛的反抗，主要只能限於思想方面，表現在言論和文字方面，而不可能象陳勝吳廣那樣揭竿而起。然而，在那麼恐怖、壓抑的環境中，依然出現了很多優秀的思想先驅，爆發出曜眼的思想火花。在前文中提到的北京青年遇羅克是早期壹個傑出的代表。遇羅克和他的戰友被殘忍殺害之後，又有寧夏的教師朱守中、青海教師賈正玉起來公開反對文革。江西南昌的青年學生吳曉飛則在1967年和1968年寫下了40餘萬字的政論文章，對文革和其發動者毛進行嚴正批判，對劉少奇則給予了高度評價。接著，還有山西青年教師鄧思京、青海青年農民安文忠、甘肅現役戰士王篤良、福建省幹部陳壽圖、貴州省技術員馬錦征、河北省工人李元富、張坤豪，河南省保衛幹部李新夏、北京幹部杜長緒、湖南省知青丁祖曉、天津公安幹部李良、廣東省女醫生宮明華、駐西藏戰士石仁詳，黑龍江哈爾濱鐵路局郭維彬等等，都著文和發表言論堅決反對文革，並嚴詞譴責瘋狂無恥的個人崇拜運動。他們中除了郭維彬，都被當局以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了。
儘管發表自由言論的代價是如此慘重，但是仍有後來者前仆後繼，視死如歸。吉林長春市青年工人史雲峰於1974年7月寫好了20多張傳單，反對文革、反對個人崇拜，還提出實行「普選制」的莊嚴要求。四川省李天德在1975年8月向中央寫下了《獻國策》壹文，公開提出反對個人崇拜，矛頭直指毛澤東。以上這些「反革命言論」中，丁祖曉烈士最具代表性，針對當時盛行的「忠」字匾、寶書台、「五個第壹」等個人崇拜形式，丁給予猛烈抨擊。他在傳單上寫道：
「實在，『忠』字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里太行時了，在經濟上、政治上處於首要地位。它大於壹切，貴于壹切，先於壹切，高於壹切。」
「從現象看，這『忠』字是地道的、歷史上空前罕見的個人崇拜。」
「這『忠』字是徹頭徹尾的奴隸主義，它叫人忠君，即使到活不下去的時候，忠字也不會讓人造反。岳飛屈死風波亭就是血的教訓。」
「他們要用『忠』字統治人的思想，使廣大人民群眾失去民主和自由……」
史雲峰則在傳單上寫道：「黨的領袖也是普通的黨員，反對個人迷信！反對個人崇拜！共產黨不要黨皇帝！」
在那個為毛造神舉國若飲狂泉的大背景下，這些閃耀著民主、自由和人性光輝的思想，不啻是劃過黑暗夜空的壹道道閃電，滾過嚴寒大地的壹陣陣春雷，它道出了先進中華兒女的心聲，也使新的「教主」、魔王和他的走狗、爪牙們萬分驚恐！當局使出了最卑鄙、最野蠻、最慘無人道的手段對這些思想先鋒進行迫害，虐殺。張志新在被殺害前，為了防止她呼喊口號，生生地被割斷喉管，用壹條黑布纏住她那血漬斑斑的脖子；丁祖曉被殺害前，因她喊了口號，頭被摁下埋進壹堆生石灰里，牙關被用刺刀撬開，壹團面紗塞進她的嘴裏，當她再次挺立站起來的時候，人們只見她臉上沾滿石灰，從眼裡流出兩行鮮血。李新夏在監獄中被打得血肉模糊，鼻子和嘴裏都湧出鮮血，壹個兇手揮著匕首，在他的雙腿連刺14刀，讓其活活痛死。史雲峰在行刑前，為防其喊口號，頸部皮下被注射了兩針普魯卡因麻醉劑，嘴裏塞滿了紗布，並用醫用縫合線把他的嘴緊緊縫上。陳壽圖、馬錦征也是被縫住嘴后槍殺。血腥的故事太多了！下面只講其中三例，以見壹斑。
案例壹：張志新案。
張志新，女，遼寧人，1930年出生於壹個音樂世家，父親為大學音樂教師。張志新1950年參軍，赴朝鮮參戰，后進軍校學習，又入人民大學深造，畢業後分配在遼寧省委宣傳部任幹事。張1955年入黨。文革之初，張志新便對毛髮動的這場運動表示不滿。1968年冬，張志新和省委機關工作人員壹起被驅趕到盤錦墾區「五·七」幹校勞動。
在幹校勞動的張志新又對文革發表「攻擊性」言論，並認定毛澤東晚年犯了左傾錯誤。1969年9月，張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獄，由於拒不認罪，被判無期徒刑。判刑后，張繼續進行抗爭，被認定為頑固、囂張的反革命分子，由毛澤東在遼寧的代理人、毛的侄子毛遠新親自批准，改判死刑。1975年4月3日，在受盡非人的駭人聽聞的折磨后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毛死，四人幫倒台後，張志新壹案由於當時思想比較開明的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的干預，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3月21日，遼寧省委召開大會，追認張為「革命烈士」。
張志新案以其受到殘忍折磨而聞名於世。但是，也許是太過殘忍，影響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象，在報道中受到諸多限制、刪除，致使很多細節和真相至今仍不為人知。後來不斷有零星揭露，但可以肯定，它仍然是不完整的、被刻意隱瞞了真相。
陳禹山是第壹個採訪張案的光明日報記者。陳采寫的《壹份血寫的報告》發表后，因為壹些細節太過血腥，即使是當時號稱開明的胡耀邦總書記，也批示將其刪除。致使讀者讀到該文時，有被閹割、瞞騙的感覺。面對讀者洶湧的質詢，陳禹山不得不向讀者透露被刪去的壹段：「臨行前，（張志新）被幾條大漢按到在地，在頸背墊上壹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斷她的喉管后，拖出去槍斃。」這壹細節的披露，激起了廣大讀者自發的、憤怒的「天問」，眼看越問越觸及到了共產黨的本質問題，中共中央不得不下令剎車，停止了對張志新案的壹切報導和討論，從此不準再提此事。而倒霉的陳禹山也因此被勒令「閉嘴」了20年。後來陳在深圳市南山區任宣傳部長，但對此事他不再「宣傳」。直到1998年7月，陳從崗位退休后，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採訪，舊事重提，再次披露了當年採訪張志新案的有關細節。現根據其所述及其他相關材料，整理幾點如下：
1、張志新不是第壹個被生割喉管后再槍斃的，而是第「41」個。對犯人行刑前，先生割斷喉管這種「超法西斯」「創舉」，是源於遼寧省公安的壹名法醫，法醫提出這壹創意，由毛遠新批准后施行，並獲得了「創造性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新生事物獎」。
第壹個被割喉管的是瀋陽市皇姑屯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賈因給學校領導提過意見，被校長串通壹名女生誣告賈承厚「強姦女學生」。在沒有任何物證的情況下，賈被判處死刑。賈堅決不服，大呼冤枉，受到嚴刑拷打。因擔心其槍斃前呼冤，行刑前被生生割斷喉管，死時，年僅20歲。賈死後其家屬去獄中取遺物，發現被子中有壹張申訴狀，詳細敘述冤案的經過和伸冤的理由。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後，賈承厚案得以平反昭雪。
陳禹山稱他被獄方告知志新是「第三十幾個」被割喉嚨者。但後來《連環畫報》的三位畫家去採訪時證實，張是第41個被割者。並且了解到，在割喉管之前是採取用鐵絲勒住「犯人」的舌頭和嘴巴的辦法。那名法醫發明割喉管以後，別的方法才不再用了。
2、張志新在行刑前壹天晚上，因已被腳鐐手銬，不能動彈。張要求讓其小解，看押人員請示管理員，回答是：「讓她尿在褲子里。」其時是4月初，東北的夜晚仍滴水成冰，而且犯人都不準穿棉衣棉褲，所以張志新只能在「尿冰」中度過壹夜。
在槍殺張志新前，為了怕張臨刑喊口號，兇手們把張的頭按在磚頭上，不施麻藥，生生地用屠刀割斷她的喉管，張壹時憤怒咬斷了自己的舌頭，場面極其慘烈血腥，－個女警員當場被嚇得昏倒在地。
3、張志新曾經被壹度逼瘋。法院改判張志新死刑后，監獄方面就千方百計折磨她，試圖在精神上徹底摧垮她的意志，將她變成豬狗不如的畜生。手段之－是毒打折磨，在審訊中帶著沈重的腳鐐手銬的張志新被多次毒打，頭髮幾乎被拔光；二是讓其常年背著18斤重的背銬和更重的腳鐐，吃飯、大小便、月經期也不鬆開，吃飯要象狗壹樣叭在地上舔著吃、；三是獄卒多次將她的衣服扒光，將雙手背拷，丟進男監房讓男犯人輪姦。（這－點比較當年對付林昭時又「進步」了，當時獄卒們只是企圖強姦林昭，但在林昭的激烈反抗下未曾得逞，而遼寧的獄警們則創造性地發明了「獄中強姦法」）；四是獄方怕她死去不能留作活口，不好交差，便將其關進壹個「小號」，這種小號只容壹人坐下，無法伸直躺下，也無法直立。多重摺磨下，張志新終於被逼瘋，在小號中，她用窩窩頭沾著自己的經血吃，大小便都拉在自己床上。監護人員將情況上報，上峰的答覆是：「裝瘋賣傻」，不予理睬。
陳禹山知道張志新曾經被關押在「小號」，要求親去察看。之後這個「小號」被封死，不讓外來人員參觀。
4、連環畫報的三位畫家劉宇廉、李斌、陳宜民在陳禹山之後去遼寧盤錦採訪，他們的任務是將張志新的故事繪成連環畫發表。他們看到了張志新被行刑前的照片，由於喉管被割，又飽經折磨，張的面部已經完全扭曲變形，其形象慘不忍睹。畫家們考慮到維護「革命烈士」的形象，怕照實畫出觀眾受不了，遂對畫中的形象進行修飾。三位畫家忙了月余，連環畫終於完稿，打算在1979年10月出版。但風雲突變，接到上級命令，漫畫停止發表。直到2005年8月23日，在創作26年之後，漫畫《張志新》終於得以面世，但只是陳列在國家美術館。時過境遷，今日的觀眾已完全不知道當年張志新案件的有關情況，觀眾見到它，也只是木然、漠然而已。《張志新》漫畫完全失去了它應有的意義。當年的三位作者，也只有陳宜民存世。
5、張志新在判處死刑之後，行刑之前，為了摧垮張的意志，法院召集死囚家屬辦「學習班」，強迫家屬與死囚劃清界限。張志新丈夫曾真只好表態與張離婚，並表示「不收屍、不要遺物」。法院將離婚書拿去給張志新簽字。張簽字后，整整壹天，淚珠不斷。此前張受過多種酷刑折磨，她都從未流淚，更不求饒。這次，得知自己信任的親人背叛，才真正有了徹骨之痛！這就是毛共的「誅身」、「誅心」雙管齊下的惡毒戰術！它要將人們心底最後壹絲溫存徹底斬斷，讓其絕望地離去。
6、陳禹山還透露了當年報導張志新壹案的經過，使人們初識共產黨對新聞輿論的嚴密封鎖和密不透風的控制手段。按理，陳禹山去盤錦採訪已在遼寧省委公開給張志新平反、追認為「烈士」之後，而且辦完了壹切採訪的手續。可是，當陳的文章：《壹份血寫的報告》寫就之後，仍要經過層層審批、刪改。好在當時的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是位思想開明的大員，在遼寧的審查得以順利通過。但回到北京，審批仍就不能半點放鬆，先是由光明日報編輯部主任盧雲初審，再到副總編殷參和複審，再到總編楊西光終審。楊總編考慮到事情涉及「無產階級專政」這壹敏感話題，不敢擅做主張，上報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定奪；宣傳部仍無法拍板，報送到總書記胡耀邦的案頭。胡耀邦是中共有史以來最開明的領導人，但仍然指示，將文中「敏感」文字刪去，以致後來弄得讀者紛紛興師質問。可見，共產黨新聞「開放」之難！
陳禹山後來冒險講出了刪去的壹段原文，這在中共是犯大忌的。幸好楊西光、胡耀邦是開明的共產黨，沒有給他什麼「嚴重處分」。可是後來還是下令停止對張志新案件的報導。可見，只要是在共產黨體制內，無論什麼人，都得遵循黨的規矩，接受黨的監督。胡耀邦在某些方面破了共產黨的規矩，終於為「黨紀」所不容，被從「總書記」的位置拉了下來。
還必須指出，張志新壹案之所以得以公開報導，是因為張只反文革、並不反共產黨。她反毛也僅僅反對毛髮動文革而已。更多的真正反毛又反共的覺醒者也受到同樣殘忍的迫害，至今被壓制不準報導，不準平反。應該說，張志新還遠遠沒有達到壹個完全覺醒者的認識高度。不過她是毛澤東的叛徒無疑了。
案例二：王佩英案。
王佩英是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當時最大的工人體育場，由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死刑的「反革命犯」 之壹，跟她壹同被處決的還有著名「思想犯」遇羅克等十餘人。
王佩英的案件極具典型意義，它生動地表現了壹個正直、善良、充滿人性，疾惡如仇，不惜為真理而獻身的普通婦女由追隨毛共到最終覺醒的過程。人們被王佩英的事迹所感動，發自內心尊呼王為「中華聖女」。是真正的民族之魂，壹個平凡而偉大的母親。
王佩英1915年出生於河南開封，父親是壹個成功的商人，佩英是家中獨女，生活優裕。惜乎父母早逝。16歲入讀由美國教會創辦的開封靜宜女子中學，只讀到初中畢業，便與幫助她打家產官司的青年律師張以成自由戀愛結婚。婚後佩英相夫教子，過著平靜的日子。日軍侵佔河南，其夫在日本人統治下的開封就職。壹次，張以成被日本人誤當作殺人犯逮捕，遭到嚴刑拷打。釋放后便萌生了抗日救國之志。張的言行被中共開封的地下黨組織發現並發展為秘密黨員，為中共從事地下情報工作（不過，從後來張以成實際從事的工作看，他的情報工作並非針對日軍，而是百分之百針對國民黨）。
王佩英義無反顧，全力以赴支丈夫的地下工作。地下黨的活動經費嚴重不足，丈夫的收入也很有限，她便變賣父親留下的家產作為黨的活動經費，先後賣掉了20多間房屋和四十多畝田地。這壹「毀家為革命」的壯舉，後來卻成為宣布王佩英為「地主分子」的依據。
終於盼來毛共勝利了，建國了，王佩英夫婦欣喜若狂。張以成在鐵路系統工作，佩英也破例參加了工作，還主動要求入黨，但她入黨壹事並不順利，在預備期內黨組織對其考察的評價是：「對黨的認識模糊」，「立場不堅定」，「還表現虛榮，愛面子」等。故而候補期延長了壹年，直到1952年5月才被正式批准入黨（這段入黨小插曲，預示著日後她主動與共產黨「分道揚鑣 」）。但不管怎樣，這時他們都對共產黨、對毛、對國家充滿了信心，他們是壹對忠誠的「黨的兒女」。
1955年，佩英隨夫調入北京，過上了「幸福的生活」。此後直到1960年10月丈夫病逝，王佩英的思想、生活壹直沒有什麼變化。丈夫的病逝雖然給她的生活帶來極大的打擊，但她對共產黨、對政府的信心沒有動搖，丈夫過世后她還買了壹尊毛的半身石膏像端放在家裡。
然而，壹百八十度的轉變在不到壹年後發生了。
事情的緣起就是那場「大躍進」帶來的大災難。王佩英的家鄉河南是當時的重災區，農村大餓荒、大死人的消息終於透過重重鐵幕傳到了城裡。王佩英老家有人到北京向她求救。但此時佩英已是七個孩子的母親，日子過得緊巴巴，自身難保，而且北京食品供應也很緊張，她哪有餘力去支援農村的鄉親呢?但事情還不止此，壹個老鄉告訴了她農村政權的黑暗、恐怖：
「搞大食堂，儘是吃糧食啊，做飯的人都是所謂積極分子，才能到食堂去，壹般老實的社員莊稼戶，根本沾不了食堂的光，就吃大鍋里的稀湯。真正吃好的是在村裡有點兒權的，就是村裡的幹部，他們每人都紅光滿面，老百姓都是搖頭啊，沒有辦法，誰也沒辦法，誰也不敢說……」
「成分好的就當上書記，讓農村女同志都拿著鋤頭排成壹排退著鋤地……他叫這些女同志把上衣都脫了，露著乳房來鋤地。」
「成分好，就可以強姦地富裏面的婦女，完了以後沒事，犯法無所謂。只要成分不好，妳就倒霉了。」
上面這些話都是今天王佩英的子女調查當年母親的情況從當事人那裡了解到的零星反映，這當然遠遠不是王佩英所了解到的真相的全部。
如果僅僅是這些，王佩英也絕對成不了「反革命要犯」。促成佩英思想再度飛升的是1961年11月至1962年2月的中央「七千人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毛與劉少奇的矛盾和分歧公開化，劉少奇認定大躍進帶來的大飢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主張推行「包產到戶」等「救人政策」，從而惹惱了毛，埋下了文革毛置劉少奇于死地的禍胎。
在這場毛、劉國家領導人的衝突中，王佩英憑藉她所掌握的事實和作為正直善良的人類壹分子的樸素感情，堅定地站到劉的壹邊，她斬釘截鐵地說：
「毛主席應該退出歷史舞台，不然他以後沒有退路。」
王佩英的思想沒有停步，之後，她真正關心起了國家大事，比如，赫魯曉夫反斯大林，毛與赫魯曉夫的對立，中共歷史上領導人之間的鬥爭，等等。她對這些事件的判斷後來都表現在她書寫的「反革命標語」（只是壹些小字條）和公開的言論里，包括：
「毛澤東就是個托派分子」，「領導共產黨變質的就是毛澤東，赫魯曉夫說的都對。」
「陳獨秀是好人，應該永遠紀念他。」
「彭德懷、劉少奇都是我黨的優秀領導。」
「周總理千辛萬苦作外交，壹心壹意為人民。」
集中表現她的政治思想和觀點的，是1965年4月她作出的壹項驚世駭俗之舉：主動要求退黨。並闡明其理由：
「我不願當人民的罪人，我要退黨，共產黨雖然前壹段革命有功，但現在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停滯不前了，已經站在人民頭上壓迫人民了 。」
「共產黨員都有特殊的待遇，過去共產黨拋頭顱、灑熱血是為了解放人類，而現在共產黨是高官厚祿，養尊處優。」
「我再不退黨，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堅決退黨，從現在起我不參加妳們的會了，不交黨費，妳們也管不了我了。」
「共產黨官越大，越騎在人民頭上，那些坐小車的都夠勁……」
她在「反標」上寫道：
「共產黨員不管老百姓飢與渴，共產黨員把人民利益放在腦後邊。」
「共黨居世，鐵打江山。共產黨員，著上馬衣。升官發財，躍武楊威，騎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顧著自己，不顧人民。」
「四大家族都逃走。五大家族毛澤東，人民財產歸於妳。」
……
令人有些奇怪而費解的是，王佩英當時的身份只是幼兒園保育員，機關單身宿舍服務員，清潔工，七個孩子的母親。在當局和世人的眼裡，她只是壹個無知識、無文化、干粗活的「下等人」。毛共的擋案里也不承認她有文化。她如何擁有如此敏銳的觀察力和如此之高的政治思辨力和批判力呢？她又為何要以卑賤之軀介入那些「食肉者」之「謀」，去干預與其身份極不相稱的國家大事呢？
仔細想想，原來這也是毛共當局對她有意貶損和壓迫所造成的誤解，在王佩英的檔案中，其實有過壹段開封靜宜女子中學初中畢業的學歷，可當局從不公布，也不認可王佩英的這壹學歷。王本人也從不張揚。因此壹般人包括王佩英的子女也不知母親上過中學。毛共當局更是把教會學校說成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對其百般誣衊，也不承認其學歷。
然而正是這壹段學習經歷，為我們初步了解「王佩英之謎」提供了壹把鑰匙。
原來，靜宜女子中學（1949年遷台灣後為靜宜女子大學）是壹所非常優秀的學校，她的優秀不僅在於高水平的教學質量，更在於充滿人性光輝的辦學育人的指導思想，在1933年學校的「訓育要目」中寫道：
鍛煉體格，期能克苦耐勞，戰勝困難。
訓練意志，期能剛健篤實，見義勇為。
啟發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從。
……
這與毛共要求學生必須規行矩步，「絕對服從毛和共產黨領導」，不得越馬列主義、毛思想之雷池半步的奴化教育形成多麼強烈的反差！正是它，才培養出了如王佩英那種勇於「遇事反省，破除盲從」，具有獨立人格的人；正是她，以基督精神造就了王佩英那顆善良、博愛之心，使她把廣大人民的苦難置於最高的是非天平之上（王佩英所說的「如果我再不退黨我的罪就更大了」，顯示了鮮明的基督教贖罪文化的精神）；也正是靜宜賦予了王佩英為真理不惜獻身的偉大勇氣和人格。如此看來，王佩英是靜宜辦學成功的最好招牌，是靜宜人的驕傲。
除了這個「底蘊」之外，促使王佩英思想轉變和升華的還有友人的互勉、互勵。據佩英生前的友人介紹，她有壹個在地下黨時代丈夫壹位好友（已犧牲）的遺孀，與佩英乃知心知己，倆人相見常關起門來壹談半天。這位好友去過蘇聯留學、關心黨內上層鬥爭，通曉國際國家大事，這就是王佩英為什麼能說出「赫魯曉夫說得對」，「陳獨秀說得對」等話語的緣由。
王佩英性格中最令人敬佩的她敢於說出真理，並不惜為真理獻身的視死如歸的精神。在那個風雨如磐 、黑雲壓城的年代，在那個暴君加暴民橫行國中、人命如草芥的恐怖歲月里，大部分人被恐懼壓碎了良知，只能低眉俯首作個紅朝順民。極少數內心明白的知識分子，也只能把憤怒埋在心底，明哲保身。然而王佩英，這個與當局並無仇怨的女人，這個七個孩子的母親，居然奮起揭去當局的畫皮，撕去毛的面具，暴露其猙獰，這需要何等勇氣！以壹弱女子挑戰超級秦皇朝，以手無寸鐵、無縛雞之力對抗武裝到牙齒億萬兇徒；明知其「鐵打江山」，卻要以卵擊鐵。這是什麼勇氣？什麼精神？也許只能用「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主動「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解釋之。
然而這個政權的殘暴還在於它不讓妳痛快死去，不讓妳成名、成節，它奉行的信條是要從精神和肉體兩方面同時摧毀、徹底消滅壹切敵人。它第壹步，就要摧毀妳的個人意志。
從1963年起，王佩英先後兩次被送進精神病院，然後是「群眾專政」的牛棚，最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黑牢。在那些專門折磨人、摧殘人的意志的魔 窟里 ，王佩英受盡了人世間的壹切苦難，但她只是默默忍受，不吭聲，不求饒、不認錯。好心的難友們看到她遭受劊子手們的毒打，被折磨得死去活來，怕她挺不過去，勸她看在七個孩子沒人撫養的份上，向當局妥協，說壹些「認罪」的話，給自己留條生路。作為母親，王佩英何嘗不會想到這些？可以想象，提到孩子（她最小的孩子才6歲），她是如何肝腸寸斷，心如刀絞。但冷靜下來以後，她沒有接受這種交換，因為她知道，有些東西是不可能拿來作交易的。兇手們見酷刑仍不能使之屈服，便想到利用母子的天倫之情來動搖王佩英的信念，他們告訴她：給她最後壹次認罪的機會，否則她就再也見不到她的兒女了。這時王佩英哭了，哭得很傷心。但是這是她對孩子感到愧欠后的眼淚，而不是「悔罪的」淚水。
窮凶極惡的劊子手也感到智窮力竭了，他們決定從肉體上消滅她。但在殺死她之前，還要利用她這個「反面教員」對「革命群眾」進行恐怖教育。像當年所有的重刑犯壹樣，他們在判決前要被拉去到處批鬥，示眾。絕大多數「犯人」此時已沒有反抗的餘力，只能任憑當局擺布充當示眾工具。可是瘦弱的王佩英卻是壹個例外。當批鬥大會上愚氓們瘋狂呼喊「毛主席萬歲！」時，王佩英鼓足僅有的壹點氣力，毅然揚起頭來高呼「打到毛澤東」；人們叫喊「打倒劉少奇」，她就喊「劉少奇萬歲！」兇手爪牙們沒有料到王佩英會來這壹手，亂了陣腳，壹面對她拳打腳踢，壹面找來破布泥土封堵她的嘴巴。之後，批鬥之前便先給她戴上鐵絲「嚼子」，讓她再也發不出聲音。
最後的時刻到了，1970年1月27日，在所謂的「壹打三反」運動中，北京最大的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公判大會，槍殺－批「反革命分子」，王佩英名列其中。劊子手們使出與對付張志新異曲同工的絕招，先把王佩英的下巴卸下，然後用壹個碩大的口罩封住下巴，可是卻仍然擋不住王佩英下半部臉陷落的痕迹。就這樣，還不放心，按照統壹布置，對每個拉去宣判的犯人用壹根細繩勒住其喉管，由壹個警察在背後拉緊繩子兩端，使其不能發聲。在壹個十萬人的體育場，「觀眾」們是看不到這些細節的。據知情者透露，宣判后把「犯人」們推上行刑車時，王佩英早已被活活勒死了。
後來她的屍體也不知所終，死不見屍。不知是否又象殺黎蓮、鍾海源那樣，將王佩英活體取腎，用於搶救某個共產黨高官的生命去了？
王佩英的反叛，屬良知覺醒回歸型。王佩英並沒有從高深的理論上去認識、批判毛和毛主義，她只是從最基本的人性去判斷就夠了。
在這裏順帶說幾句同在壹打三反運動中被殺害的遇羅克烈士（遇羅克與王佩英同列于壹份死刑名單中，但據考證，實際上並非同壹天處決，遇羅克為1970年3月5日遇難）。在當天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宣判大會上，每個死刑犯兩側和後面都有5個警察挾持，每個犯人的喉管都被壹根細繩緊緊勒住，使其不能發聲。每當宣判者宣讀壹個「犯人」的名字時，警察就就抓住該犯人的頭髮往後－揪，讓他擡頭亮相。然後又將頭顱強行壓下去。可是有幾個犯人拚死不低頭，遇羅克就是其中之壹。
遇羅克可謂當時鳳毛麟角的青年志士和傑出的思想家，在文革之前和之初就寫過多篇具有獨特思想和觀點的文章，包括批駁姚文元關於海瑞罷官的謬文。文革中所謂紅五類子女製造「血統論」橫行無忌，作惡多端，遇羅克撰寫了數萬字的《出身論》，以其精闢入理的分析論證反駁、批判了血統論及中共的相關政策，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出身論》在《中學文革報》發表后，不脛而走，風糜全國，人們爭相複印傳頌，－時洛陽紙貴。這更引起當局和特權階層及其爪牙的仇恨和恐慌。遇羅克本人遭遇特權黑惡勢力多次圍攻和暗殺，憑藉其非凡的勇氣和智慧，他力挫群凶，累次化險為夷。最後當局只好親自出馬，以「組織反革命小集團」，「陰謀進行暗殺活動」等倒倒壹耙、卑鄙無恥的罪名將其逮捕並準備殺害。當時獄中有被捕的幹部子弟名張郎郎者，對遇羅克的膽識、才華極為欽佩，但對他不惜「以身殉文」感到惋惜，他對遇羅克說：「妳為了壹篇文章去死，值得嗎？」遇羅克爽快答道：「值得！」他對張解釋：「妳過去－直生活優越……對家庭出身沒有體會。我幾次高考，成績優異，都沒有考上。像我這樣不是壹個兩個啊。可以說，從我能奮鬥的那天起，就被社會歧視。妳不了解我們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和心情。」 他還給張講了壹個小故事：「我永遠忘不了，有兩姐妹（因為讀了《出身論》深受感染）哭著找到我，壹再說『收下我們吧！那怕天天給妳端水掃地我們都情願。』為了她們，值得死！」
遇羅克的家庭是資本家，父親是高級水電工程師，父母在反右運動中雙雙被打成右派。遇羅克三次高考都成績優異，都被毛的「不宜錄取」政策拒之校外。不過按毛的政策，遇家還算不上血統論的最受害者，農村的地主階級遠比資本家更為悲慘，地主及富農子女在文革中被無辜屠殺者成千上萬。僅以推行血統論造成的悲劇，毛的罪惡就可謂罄竹難書！
遇羅克遇害時年僅27歲。是誰直接決定遇羅克的死刑？過去都籠統地說是受「林彪、四人幫」迫害。現據知情人披露，「高層指示」者是周恩來，「受託辦理」的應是當時北京市負責人謝富治或吳德。周對相關人員的說法是：「這樣的人不殺，殺誰？」（詳見百度網遇羅克詞條）事後當局採取慣用手法：把這壹切推到林彪、四人幫身上。
1979年11月北京中級法院改判遇羅克無罪。遇羅克只是被毛政權殺害的千千萬萬傑出青年、優秀的中華兒女之壹，最大的罪魁無疑是毛澤東。
案例三：「屁案」傳奇。
這裏說的「屁案」，不是指文革中安徽的革命組織「屁派」，而是指文革後期發生在貴州省松桃縣牛郎區的壹件「反革命案件」，因為它緣起於壹個青年人放的壹個屁，故稱「屁案」。（ 請參見《炎黃春秋》1998年第5期，原文題為《胡耀邦正確處理信訪大湖》）
1976年元月中旬某天，牛郎區壹群苗、漢青年正在戰天鬥地，改河截流。入夜，菜園大隊的青年們疲憊不堪，在工地上圍著篝火聊天，壹個個睡悥朦矓。突然，壹個叫尤政雲的青年放了壹個響屁，引得人們壹陣鬨笑，眾人圍著他奚落取笑。小龍很愛面子，被鬧哭了，氣惱地說：「惹我火了，要殺妳們兩個！」不料這句氣話，卻闖下大禍。受到階級鬥爭為綱教育的人群中，有人立即向大隊彙報：「地主仔龍政雲要殺革命群眾。」聞訊趕來的民兵副連長和公社武裝部長，立即將龍政雲捆綁送到工地指揮部，連夜吊打、逼供。年僅20歲的小龍受不了皮肉之苦，按照逼供者的誘詐，招供其父龍德燦、叔父龍年燦、堂兄龍茂雲等要殺共產黨，搞階級報復的「案情」。
於是審訊者立即將這三人抓去嚴刑拷打。捶楚之下，何求不得？三人被迫進壹步交待：龍茂雲的伯父吳獻保「有兩千人要搞暴動、要殺人。」
「敵情」越追越嚴重。公社武裝部火速向牛郎區公安特派員及區武裝部長彭忠勝、區委書記龍文飛彙報。此時，正趕上全國開展「批鄧」、「 反擊右傾翻案風」，壹心想往上爬的龍文飛感到這是壹個難得的「抓階級鬥爭」的好機遇，決心盡量擴大事態，上掛下聯，擴大戰果。龍文飛在大會上提出「鄧小平的壹只腳已經插到牛郎區」，宣布要「追查黑爪牙」、「打擊右傾翻案風」，「剿滅小平村」。於是，全區五個公社、28個大隊立即行動起來，設立了「追反」領導小組，下轄武裝小分隊和「專案組（審訊組）」，配備專職審訊員、記錄員、看守員、巡邏員共415人，大張旗鼓追逃、抓人，恐怖頓時籠罩全區。
龍政雲的父親因交待不出更多的「反革命罪行」，被連續吊打，走投無路的他趁審訊人員不備，用石塊猛擊頭部，試圖自殺，但沒有死，氣息奄奄，被拉出活埋。
牛郎大隊的貧農楊再德也被誣參加了反革命活動，由於他拒不「認罪」，被封為「反革命暴動團副總指揮」，連續吊打12小時，致楊雙臂殘廢。
龍文飛不甘心「追反」的範圍只限在農村，又掀起在區直機關挖反革命的運動。區直機關總共130多人，挖出「反革命」53人。整個牛郎區風聲鶴唳，人人自危。被人稱為「彭霸天」的武裝部長彭忠勝，因「追反」有功，晉陞為區委副書記。最後統計，牛郎區五個公社挖出「反革命集團」36個，「反革命集團成員」1359人，成員涉及到十多個區、五個縣、兩個省；當即槍斃6人，打死13人，自殺13人，傷殘者不計其數。
粉碎「四人幫」后，政治形勢突變。龍文飛等人又緊跟形勢，利用手中的大權反手為雲、復手為雨，聲稱被他們打成反革命集團的群眾是四人幫的「社會基礎」，警告其「不準刮右傾翻案風」，不準上訪告狀。
但是，紙包不住火，壹些膽大之人，通過在外地的親友、或秘密轉到四川、湖南向中央發出壹封封申訴信，求救信。然而，案照當時當局的規定是：所有群眾告狀、申訴信件，壹律轉回原地，由被告處理。這是千古未聞的毛的惡政之壹，由此不知使多少冤案冤上加冤，製造多少血淋淋的冤魂！使無數人冤瀋海底。
龍文飛召開全區幹部大會，在會上洋洋自得拿出壹大疊轉回到他手裡的告狀信，大聲叫道：「妳們告吧！看，告狀信都轉回我手裡，看誰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楊再德是個不肯服輸的硬漢，他用斷臂苦苦寫了21封申訴信，但都如石沈大海，原來都轉到了龍文飛手裡！但他不氣餒，又起早貪黑又寫了22封告狀信包紮好，帶在身上，決心親自赴京告狀。1978年楊再德告別家人，踏上進京上訪的漫漫長路。中途又遇到了兩位也是進京上訪的難友，因為擔心在本地搭車會被抓，三人步行300餘里，去到玉屏火車站，上了進京的列車。
算是天佑，楊再德他們進京之際，正趕上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大力平反冤假錯案的最佳時機。可以肯定，如果 不是碰上這個時機，不是碰上這個「胡青天」，這壹樁大冤案（以及全國無數冤案）決沒有後來的結果。中國的冤假錯案太多了！人們早已習以為常。以毛為首的統治者、當權派天天都在製造冤假錯案，積案如山，冤魂遍地。當局的方針是堅決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將錯就錯，決不改悔。也許，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時期是個唯壹的例外。楊再德他們三生有幸，正好碰上這個時機。
後來的結果是：經胡耀邦親自推動，徹底清查了這壹大冤案。36個「反革命暴亂團」、1359個「反革命分子」徹底平反；為冤假案發生期間被槍斃的6人，被打死的13人，被逼自殺的13人平反昭雪。隨後，調來了壹批救濟糧、救濟款發放給死者和受害者的親屬，醫務部門免費給263名被打殘者治病療傷。在10年文革人命不如草的中國，這已經是「天恩浩蕩」了。
在 中國，要做「包公」其實是很容易的，只要保有基本的人性和「良心」就行了；但是，在中國要做「包公」又是很難的，因為這蘊藏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大多數情況下「包公們」預后不良，胡耀邦就是壹個例證。
「屁案」主犯龍文飛畏罪自殺。副書記「彭霸天」獲刑10年，另壹個兇手獲刑5年。造成那麼大死傷的巨案就這樣了結了。
以上幾例還算不上冰山壹角、九牛壹毛。但它具有壹定代表性，從中可以窺見毛主義的極端野蠻、殘忍，毛共統治下的中國的無比骯髒、黑暗，同時還向我們展示了，在清算毛及其壹小撮上層同黨的同時，不應該忘記和忽視他長期培養起來的、竊據了中國大部分統治權力的各級走狗、爪牙（如「龍文飛」以及遼寧盤錦公安等等）的滔天罪行。就是這群爪牙兇手，使毛主義在中國橫行無忌。而這些人受到懲罰的幾率是微乎其微的，直到今天，還有大批「龍文飛」「彭勝文」們改頭換面、仍在作威作福，繼續迫害、蹂躪廣大無辜無權的中國老百姓。
還有壹個昭示是：軍隊和專政機關是毛的主要工具，也是文革中施暴的最主要力量。關於軍隊以「支左」之名，殘酷屠殺人民群眾的罪行，我們在上面有關章節中已經說過，這裏應該補充壹下毛的主要專政工具公安警察令人髮指的罪行。
由於文革后當局的有意歪曲、宣傳，說那時「公檢法」已被「砸爛了」，文革中壹切暴行都是「造反派」和群眾自發所為，是「天下大亂」所致。很多人、特別是不知情的年青人和外國人信以為真。這就巧妙地顛倒了黑白，隱瞞了真相，將文革中毛的專政工具對人民群眾殘暴鎮壓的血腥罪行輕輕地掩蓋、轉嫁過去了。
毛之所以敢於發動文革，除了緊緊握有忠於他的龐大的軍隊以外，還有就是擁有同樣龐大、經過歷次運動考驗、對他無比忠誠的公檢法警察系統。在任何獨裁者的國家，特務、警察都是維繫其統治的骨幹，對人民施暴的鷹犬、爪牙，毛中國更是如此。這支鎮壓骨幹力量對最高領袖的忠誠並不以其頭領的更疊為轉移，比如原來的警察頭子羅瑞卿被打倒了，絲毫不影響整個公安警察系統對毛和毛的國家的忠誠。在文革初期，各級黨委和政府機構受到嚴重的衝擊，多數癱瘓了，這時，公安政法系統（在毛共的體制下，公安是整個政法系統的統領），立即跳出來自動維繫對人民的統治的功能，行使著更加單純、更加肆無忌憚的對人民的「專政」。1967年1月13日，毛為了製造全國大恐怖，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之名，頒布了《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這個《規定》最突出有兩點：壹是以任何形式包括語言、文字反對、攻擊毛、林（後來實際上推廣到反對攻擊毛的「無產階級司令部」 所有人員）都構成「現行反革命」罪，嚴懲不貸；二是把專政對象由原來的地、富、反、壞、右，擴大到「二十壹種人」， 這就大大擴展了公安對人民的專政的範圍、力度和隨意性。所以，在整個文革期間，公安的職能大大增強了，而不是削弱了。後來光靠公安幹警已經忙不過來，不得不以「群眾專政」為補充。待到軍隊「接管」政權之後，軍隊與警察這兩大專政工具結合在壹起，形成了更加強大、更加專橫、更加無與倫比的對人民的極端統治。文革中絕大部分人員的死亡，不是發生在兩派武鬥中，而是發生在「革命委員會」 成立前後軍隊與警察聯手實行專政的歲月。
有人會說，公、檢、法在文革中不是也被造反派「砸爛」了嗎？它們自顧不暇，怎麼還能對人民進行專政呢？這其實完全是壹種「外行」話，毛確實指示過「砸爛公檢法」， 據公安部長謝富治說，毛「在我面前講到要砸爛公檢法沒有十次至少也有七八次」。196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首先被「砸爛」， 大批領導幹部被冠以各種可怕的罪名被打倒、批鬥、逮捕直至殺害。但是要弄清楚，毛要對政法系統大清洗，原因是他認定這些機構和領導人対敵鬥爭不夠堅決，變「修」 了，甚至「叛變」了。所以要對其進行清洗和嚴厲懲處。在運動初期，毛共公檢、檢、法系統內部也搞過「造反」， 但這是為了「引蛇出洞」， 為了 讓公檢法系統內部的不滿分子、對造反派同情分子、「階級立場」不穩、有右傾情緒的分子，以及其他被懷疑的「不忠」分子等等自我暴露，然後壹網打盡。毛的砸爛公檢法，就是要消滅這些人，「擠出膿包」。後來文革中各個地保皇派的中堅、主力，就是各地的「公安兵團」、「 政法兵團」。為了使這個專政工具更殘暴、更加有力、更加聽話，毛對公檢法進行「軍管」， 又從部隊調入了大批「武夫」安插進公安隊伍，這些完全不懂法、不要法、無法無天的極左分子更適合直接對人民「專政」。所以，總的說，「砸爛」后的公檢法系統比原來對人民的鎮壓更殘暴，更肆無忌憚了。所謂公檢法被「砸爛」了，中國天下大亂無人管了，純粹是別有用心的鬼話。
張志新案件的揭露暴露了毛的這個專政工具罪惡的冰山壹角，由於它太殘忍，以致連胡耀邦都要為它那些慘無人道的獸行進行掩飾。其實，對張志新（以及所有「階級敵人」）所乾的那些駭人聽聞、慘無人道的惡行，正是文革中毛所有的專政工具的「拿手好戲」。例如，對死刑犯在行刑前割喉管壹類暴行，其實是早已流行於公檢法系統內部的壹項「公開」的政策，有的地方做得比遼寧警方更為殘忍。最近在《往事微痕》上揭露的－宗虐殺趙前生案應該作為這壹暴行的新證而作為歷史存照。
趙前生，四川涪陵人，曾參加中共四川地下黨，並在華瑩游擊隊打游擊。中共建國後任中共涪陵縣委辦公室主任、涪陵地委宣傳部幹事等。1957年整風運動中趙被打成右派。后又因為「為彭德懷鳴冤叫屈」，以及在監督勞動中逃跑不服改造被判刑15年。被虐殺前在四川雷馬坪勞改農場嚴管隊勞改。在文革中，趙因評論南斯拉夫共產黨和鐵托，並撰寫《中國向何去？》－文，被冠以「妄圖組織反革命集團」的首犯判處死刑。下面是親臨現場的倖存難友記述的執行死刑時的－幕：
趙前生被幾個穿軍服的彪形大漢挾持著連拖帶扶拉上公判大會前台，勉強扶住「站」在台前。在宣讀趙的判詞時，－個在趙身後的大漢揪住趙的頭髮猛力往後壹扯，將趙的頭掀起來向會場示眾。也就是與此同時，壹件令會場震驚的事發生了，只見趙前生運足全身氣力張嘴高呼，「打倒——」，後面的的詞尚未出口，－群警察獄吏蜂擁而上，壹面賭趙的嘴－面用繩子套住趙的頸脖用力往後拉，壹個身穿白大褂的獄醫迅速蹌到趙的前面，雙手掰開趙的嘴巴，用壹鐵鉤鉤出趙的舌頭，再用－把大剪刀－刀剪掉舌頭，然後塞進壹團紗布。動作麻利、嫻塾，只是鮮血噴了他滿臉……
警察和獄吏們繼續報復趙，在接下來執行死刑時，趙並不是被壹槍打死，警察和獄吏們壹字排開，用壹種三角刀輪流在趙的身上亂扎，邊扎邊罵，血肉糢糊，人人做到手不抖面不改色。
趙的屍體既不掩埋也不火化，而是拉到醫院零刀碎剮，作解剖之用，其內臟和肉身也不知所終。
後來，該勞改中隊的指導員向勞改犯人們補充說了－些趙前生的抗拒改造的細節：當在獄中向趙宣讀法院對他的死刑判決時，趙忽然舉起手中的手銬砸向獄吏……。為了懲罰趙，獄吏們除了給他當場壹頓毒打之外，又找來－塊木扳，將趙前生的四肢用類似馬掌鐵的鐵釘牢牢釘在木扳上，所以，上公判大會時趙己不能行走也不能站立了。
獄卒們滿以為把趙前生降服了。可誰知他在最後關頭仍然鬧出了點事故……
（以上取材於《往事微痕》總第98期黃寶松文章：《淚祭雄傑趙前生》）
即使在所謂的「四人幫」 垮台之後，專政機關仍在繼續上述專政「傳統」，如江西女青年李九蓮只是壹名中學生，因為攻擊「英明領袖」華國鋒而被判處死刑，在行刑前為防止李呼口號，用針線將其嘴嚴嚴縫合。李被槍斃后，家人不敢收屍，被流氓割去乳房和陰部；李的老師鍾海源和另壹名中學生黎蓮也因此罹難，在槍斃前被活體取腎，用以救治共產黨的高官。……還有上海大學生王申酉，因為有獨立思考能力，寫下了多篇質疑、譴責毛的政策的文章（並未發表），在四人幫垮台後被判處死刑，行刑前被用竹籤穿了舌頭。
因此，知情人認為，在公判大會上對執行死刑和判處重刑的政治犯釆用縫嘴巴、割喉管、上竹籤、上「口嚼」等野蠻、殘忍之刑乃普遍、不成文的規矩。張志新、李九蓮不過因媒體傳播才為人知。
軍隊和公安這兩大專政工具在文革中大顯神威，很好地展示出這場運動的本質。毛正是靠了軍隊和警察，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了壹場史無前例的大清算、大迫害、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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