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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一種觀點，在媒體界、學術界很為流行。這種觀點認為，當年袁世凱稱帝，只不過是像英國、日本一樣推行君主立憲制。不少人惋惜稱，假如袁世凱稱帝成功，假以時日，中國就會成為一個民主、文明、富強的君主立憲國家。據此，他們猛烈地批評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認為反對袁世凱稱帝的後者才是國家和民族的罪人。非也！且看我為諸君一一道來!

【有君主，無憲法】

所謂君主立憲制，維基百科的解釋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過立憲，樹立人民主權、限制君主權力、實現事務上的共和主義理想但不採共和政體。要言之，君主立憲制的重點是「立憲」，而不是「君主」。否則的話，那就與君主制沒有什麼兩樣了。
世界上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不少，屈指數一下，就有英國、日本、荷蘭、西班牙、瑞典、丹麥等20多個國家，分佈於歐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這些國家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固然相差甚遠，其政治制度——君主立憲制——的具體構架也有所不同，比如，君主（國王）的權力就大小不一。不過，無論他們怎麼變化，都有一個共同點：憲法。
試圖為袁世凱辯解的朋友無論如何都無法解釋，自始至終，袁世凱都不曾通過一部現代意義上的憲法，來為君主立憲制奠定堅實的法理基礎。之所以說是「現代意義」，是因為袁世凱任內的確公布了一部准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約法》。但這部憲法與前一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相比，不但極大地增大了總統的權力，且架空了立法院的權力，使之近於虛設。因此，人們諷刺地稱之為「袁記約法」。
但是，哪怕這部為袁世凱量身定做的約法，袁世凱都沒有真正遵守之。約法頒布僅隔數日，袁世凱就公布總統令，以參政院取代立法院職權，所以立法院始終未能成立。參政院后又公布《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任期十年，連任無限；總統繼任人由前總統推薦。這兩點就將總統選舉變成了幾乎等同於皇帝的世襲制。
更嚴重的是，1916年，袁世凱不顧天下人的反對稱帝后，乾脆就把《中華民國約法》廢除了。裸奔到最後，連遮羞布都不要了，這是哪門子的「君主立憲制」？


【違承諾，背誓言】

「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所公認。今由帝政一躍而躋及之，實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國無疆之幸福。……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
這段話是誰講的？孫中山？蔣介石？錯，這是1912年2月13日，在清帝退位后的第二天，袁世凱發往南京臨時政府的通電。在通電中，袁世凱把「共和」視為世界上「最良國體」，要「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
不獨於此，3月10日下午，在正式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就職儀式上，袁世凱宣誓效忠民國，「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蘄達國家于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願，率履勿渝！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解職。謹掬誠悃，誓告同胞。」 「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言者慷慨激昂，振聾發聵；聞者血液沸騰，鬥志昂揚。但是，歷史事實證明，袁世凱不過是用一紙虛偽的「共和」承諾，來換取革命黨人對他的支持，從而攫奪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一旦大權在手，袁世凱就一步一步背叛了自己的承諾，直至滑向專制的淵藪，成為千夫所指的國家和民族罪人。

【壓言論，清黨派】

眾所周知，言論自由是民主憲政社會的重要保障之一，同時，言論自由也被稱為憲法的「第一權利」。作為言論自由的重要內容，新聞出版自由同樣是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構成。
晚清的仁人志士，往往將爭取新聞出版自由作為維新改革的突破口。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稱，「報館之設，所以宣國是而通民情，必須亟為倡辦。」頒布詔令，「允許自由創立報館、學會。」由此迎來了一個短暫的輿論春天。此後，幾經周折，清廷頒布了《大清印刷物專律》、《大清報律》、《欽定憲法大綱》等一系列法律，對新聞出版作出極為嚴格的規定。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扼殺新聞出版自由的舉動，使得被給予厚望的清末「新政」淪為一種虛與委蛇的政治表演秀。
但是，袁世凱執政期間把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扼殺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1913年10月，袁世凱當選正式大總統之後，馬上積極籌劃制定了一批控制新聞出版的法律，如《報紙條例》、《出版法》，並在《戒嚴法》、《治安警察法》、《檢查扣留煽動郵件章程》等間接法令中，摻雜著不少苛刻地限制新聞出版事業的規定。
據統計，袁世凱執政期間，全國報刊由五百多家下降至一百多家，其中相當多一部分是因為各種「違禁」被查封直至休刊。更有不少新聞人遭到當局逮捕入獄。
在壓制新聞自由的同時，袁世凱極力清除鎮壓革命黨人。「二次革命」之後，他就以「叛亂」罪名宣布國民黨為非法，解散了這個國會第一大黨。進而借故人數不足，下令解散國會。之後，通緝捉拿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迫使後者不得不再一次流亡海外。都雲滿清暴虐專制，也不過如此爾爾吧？
值得欣慰的是，經過晚清以降「民主共和」革命的洗禮，絕大部分中國民眾都識破了袁世凱假立憲、真獨裁的本質，因此舉全國之力而反對之。可到了21世紀的今天，反而有不少知識分子和媒體精英蒙蔽其中而不自知，未免遺憾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