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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張軍民，信息來源：《學術研究》2002年第10期。

[摘要]本文在盛邦和教授《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日本大亞洲主義》一文的啟發下，將孫中山大亞洲主義與日本大亞洲主義進行比較，認為，孫中山大亞洲主義與日本大亞洲主義早期的「亞洲聯盟」論和「中日連攜」思想，以及由此演繹出的文化亞洲觀基本近似，但對日本大亞洲主義最後異化為侵略主義理論則是排斥的。孫中山既是一個愛國者，又是一個世界和平主義者。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思想是一個老題目，檢索過去的研究，對其歸根到底的評價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肯定與否定。肯定者認為，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根本不同於日本帝國主義在當時所竭力鼓吹的亞洲門羅主義」，[1]不能把二者看作是「貓鼠同籠。」[2]而否定者則認為，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確有濃厚的媚日色彩，實為「與虎謀皮」客觀上「被人利用了。」[3]學術研究允許百家爭鳴，問題到這裏似乎已無話可說。但由於我總還有一絲疑惑：與孫氏大亞洲主義思想對應的日本大亞洲主義有哪些基本內容?搞清楚日本大亞洲主義的基本內容對於正確理解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是不可少的一環。趙軍教授曾專門就二者的比較兩次撰文，[4]擔仍不足以讓我完全釋疑。最近讀到盛邦和教授發表于《歷史研究》上的《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日本大亞洲主義》一文，頓有開朗的感覺。
日本「大亞細亞主義」興起於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5]在盛邦和教授看來與近現代世界上出現的其他許多思潮相似，日本大亞細亞主義有其內在的邏輯發展過程：早期表現為抵禦列強的「亞洲同盟論」和「中日連攜」思想，繼則演繹出文化亞洲的觀點；最後則異變為與「大陸政策」相連的侵略主義理論。[6]在其研究的基礎上，我認為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與日本大亞洲主義的前兩個階段基本近似，但與「大陸政策」侵略主義理論則不相容。

【一、對「亞洲聯盟」論和「中日提攜」觀的回應】

　日本早期亞洲主義思想的出現是與其「攘夷」論分不開的。作為後進的工業國家，日本在其拉開近代帷幕之時，即與西方列強發生激烈衝突。嚴酷的歷史現實，迫使日本將反侵略作為時代主題，並試圖與亞洲周邊國家聯合以實現這一主題。1863年，日本著名思想家勝海舟即倡導「亞洲聯盟論」，主張日本出動船艦，前往亞細亞各國「廣為遊說」，說明亞洲聯合、建立亞洲同盟的緊迫意義，特別是宜由日本、中國與朝鮮結成三國同盟，「合縱連衡以共抗西洋」。[7]
19世紀70年代以後，自由民權主義運動的開展又助長了日本早期亞洲主義的發展。日本一些報紙對大亞洲主義作了較有聲勢的宣傳，並重點論述日本與亞洲唇亡齒寒的關係：亞洲氣運衰微，一日成為西方屬國，日本也將同樣遭殃，因此日本宜與亞洲結為聯盟，相互支持，才是最善國策。[8]日本一些「憂國志士」甚至主張效法歐洲實行「東洋連衡」，「超越駕馭歐洲」而上之。[9]
日本早期大亞洲主義的亞洲同盟論並非空泛之論。中國是亞洲的大國，日本當政者與思想界知道得很清楚，在謀求抗禦西方之際，與中國關係的處置，直接關係日本的根本利益與國運走勢。由此，日本早期亞洲「同盟論」思想主旨離不開對中國的態度。從本質上講，亞洲同盟論即指日本與中國、朝鮮的戰略聯盟，而最關鍵的是「中日提攜論」。一批持大亞洲主義觀點的日本人士有「支那不可輕論」，認為「輕視中國之傾嚮應匡正，輕視中國之弊病當掃除」，[10]「不做遠謀之計，單純輕視中華帝國，將成日本失敗之因」。[11]
儘管當時日本朝野的普遍心理是想要摸清中國經濟與軍事的真實底牌，強則避之，弱則擊之，強弱不明則暫時「連攜」，表現出強烈的實用主義外交色彩，但在形式上還是基本呼籲由「輕視中國」轉向「日清協和」的。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動機與日本是不同的，但對於「亞洲同盟」、「中日提攜」的形式還是贊同的，並且也同樣帶有實用主義的色彩，這一點在孫中山大量的談話和演講中都有所體現，現單以1924年11月為例。
11月24日孫中山在神戶對日本新聞記者說：「我們中國國民，想同日本國民聯絡一氣，用兩國國民的力量，共同維持東亞大局。」[12]
11月24-26日間，在與《中外商業新報》特派記者高木的談話中他還談到「中日友好」的必要性問題，他說：「兩國全體國民應當為了東洋民族，廣而言之應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攜起手來爭取國際的平等，離開這個目的而談論兩國的友好乃是錯誤的。」「日本國民如不改變日本為列強之一的觀念，將無法產生對於真正的中日友好的思想」。[13]
11月28日，在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歡迎會上的演說中，這種思想表現得更明顯。他說：「近來在亞洲西部的各民族，彼此都有很親密的交際，很誠懇的感情，他們都可以聯絡起來。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與日本。中國同日本，就是這種運動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發生了結果之後，我們中國此刻不知道，你們日本人此刻也是不知道，所以中國同日本現在還沒有大聯絡，將來潮流所趨，我們在亞洲東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聯絡的。東西兩方民族之所以發生這種潮流，和要實現這種事實的原故，就是要恢復我們亞洲從前的地位。」[14]一句話，「照中國同日本的關係來說，無論講到那一方面，兩國國民都是應該要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15]
孫中山主張中日提攜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日本能夠幫助中國廢除與列強之間的不平等條約，恢復獨立。有學者指出：「深入體察孫中山的用意，不難看出在中日同盟的亞細亞主義背後，實際上隱藏著中國中心的意向」，[16]這是很對的。孫中山說：「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讓中國人是自由身份，中國才可以同日本來親善。照我們的口頭禪，中國同日本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就幾千年的歷史和地位講起來，中國是兄，日本是弟。現在講到要兄弟聚會，在一家和睦，便要你們日本做弟的人，知道你們的兄已經做了十幾國的奴隸，向來很痛苦，現在還是很痛苦，這種痛苦的原動力，便是不平等的條約，還要你們做弟的人替兄擔憂，助兄奮鬥，改良不平等的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然後中國同日本才可以再來做兄弟」。[17]
但是孫中山的眼光並沒有僅局限於日本，而是放眼世界上所有平等待我之民族，這一點又是他與日本早期大亞洲主義的「亞洲同盟論」和「中日提攜論」所不同的地方。因此，他特別讚賞蘇俄的作法。他說：「俄國人最新革命之後，都是很主張公道的，不但是對於國內，幫助自己；並且對於世界，幫助各弱小民族。」[18]「俄國現在要和歐洲的白人分家，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就是因為他主張王道，不主張霸道；他要講仁義道德，不願講功利強權；他極力主持公道，不贊成用少數壓迫多數。」[19]

【二、對文化亞洲主義的持同】

從19世紀80年代以後，日本進入鹿鳴館時代，歐化主義思潮泛濫。值此時代變局，一部分日本有識之士希望振興亞洲文化，恢復「民族自覺」與「日本文化的獨自性」與早期「戰略亞洲主義」相比，此時的亞洲主義表現出明顯的「文化」性質。在西學衝擊的形勢下，這種文化亞洲主義注目日本文化與亞洲文化尤其是與中國文化的內在深遠聯繫，主張復興亞洲文化並進行更新式的回歸。
與孫中山晚年的文化觀相吻合的是，日本文化亞洲主義所強調的東亞文化，除神道、佛學之外，主要指中國儒學文化。在他們的內心世界存著一份「漢學」關懷與「儒學情結」。儒學重倡與「儒學回歸」是文化亞洲主義的基本核心。早在1879年，以「天皇旨意」名義寫的日本《教學大旨》就提出了源於儒學的「基於祖宗訓典，專明仁義忠孝」的教育原則。[20]1890年日本頒發的《教育敕語》更是正式規定以儒學為教育之本，並雲：「教育之淵源亦實存於此」，要求國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21]
與孫中山不謀而合的是日本文化亞洲主義者對儒家文化基本精神的理解，即儒家文化的「非侵略性」。他們認為，儒家文化所要基本表達的是「仁義禮智信」，其中「仁」是最核心的內容，其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和睦關係，並在此基礎上主張建立理想的和諧社會。作為亞洲(東亞)的文化核心，儒家文化是農業文明的縮影，將熱愛土地勞動的道德精神神聖化，主張世界謙讓與調和，教人以淳樸的家長制道德。以後佛教的傳入，又使這種自製的觀念得以強化。儒家文化的始祖孔子被詮釋為一個和平主義者，並且日本也被要求遵從這種和平主義
有學者認為孫中山一生的文化觀經歷了一個與儒家文化從離異到回歸的過程。[22]現在想起來，的確是有一定的道理。1924年，孫中山在作《民族主義》演講時，即主張恢復和光大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知識和能力他說：「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23]這可以說是孫中山恢復民族主義和實行大亞洲主義的要義所在。
我們首先要看到，孫中山並不是一個國粹主義者和文化保守主義分子，他之所以強調恢復和光大中國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傳統文化，主要是針對當時中國「新舊潮流衝突的時候，一般國民都無所適從」的狀況有意而為之的。他一方面說：「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24]另一方面又說：「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者，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25]相比于以胡適為代表的全盤西化和以嚴復、梁漱溟為代表的復歸東方文化，孫中山的因襲、規撫和創穫的文化觀，的確有新的見地。他主張恢復光大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內容的東方傳統文化及其態度，與日本鹿鳴館時代的文化亞洲觀有一定的相似性。
其次，我們還應該看到，孫中山詮釋大亞洲主義所堅持的「王道觀」，與日本文化亞洲主義對東方儒家文化基本精神的理解又是不謀而合的。孫中山晚年對儒家文化中的「王道」二字很感興趣。《民族主義》演講中，他說：「王道是順其自然」，「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26]「中國征服別國，不是像現在的歐洲人專用野蠻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謂「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弱小民族。」[27]但是比較系統地闡述「王道觀」，還是在其當著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面暢談「大亞洲主義」的時候他說：
從根本上解剖起來，歐洲近百年來是什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見物質文化，只有飛機炸彈，只有洋槍大炮，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歐洲人近有專用這種武力的文化來壓迫我們亞洲，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文化向來輕視霸道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要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就說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28]
孫中山認為，大亞洲主義實質上是文化問題，即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這個觀點在今天看起來也依然是比較精闢的。他認為，「要講大亞洲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義道德做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亞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勢力。」[29]不過光有王道文化的仁義道德還不夠，還必須學習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目的是「學來自衛的」。[30]孫中山用「王道」、「霸道」來涵攝東西方文化並不准確，他談文化也不是就文化而論文化，而是借談文化之名倡民族獨立之實，但卻足以反映出他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和平主義者。

【三、對日本早期大陸政策的警告】

大陸政策是日本企圖滅亡中國，吞併亞洲大陸，進而征服世界的侵略主義理論。在明治維新初年，幾乎是在抗擊西方侵略的同時，在日本已經開始滋生侵略亞洲的大陸政策思想。西鄉隆盛、坂垣退助等人鼓吹的「征韓論」，就企圖侵略朝鮮、中國等東亞地區，將失落於西方的利益，從周邊鄰國中補回來。後來由於西鄉等人下野(1873年)，才使「征韓論」等侵略理論暫時有所收斂。但是即使是在早期大亞洲主義的「東亞聯盟」論和「中日提攜」論時期，日本一些主張國權優越地位的思想家，就已大力提倡日本對亞洲各國的領導使命。文化亞洲主義理論更是墮入狹隘的文化亞洲主義泥沼而不能自拔，主張日本文化「優越論」，連同戰略亞洲主義中的「日本責任論」和「亞洲解放論」加上福澤諭吉的「脫亞論」，[31]最後異化為「大陸政策」的文化理論源頭。
1894年的甲午戰爭是日本大陸政策的一次大規模實踐，其結果更堅定了日本「東亞盟主」的野心。伊藤博文曾露骨地說過：「這次戰爭使日本收得海外領土，為守備些領土應繼續擴軍，且要乘此連續勝利之良機，爭為東亞盟主」，「開拓日本利益線，最終霸取東洋為計。」[32]此後，日本右翼分子便開始了一系列侵略中國及東亞地區的陰謀活動。
應該說從一開始孫中山就對日本的這種大陸政策有所警覺。1894年11月興中會成立，在興中會章程中孫中山就明確指出，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了民族危機，並深刻揭露了列強將瓜分中國的事實。[33]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后，孫中山非常警惕日本對中國進行新的侵略。他曾在給宮崎寅藏的信中說：「但恐貴國政策已變，既吞高麗，方欲並支那」。[34]1917年8月在致日本首相寺內正毅的信中，孫中山說：「深望日本朝野上下，對於中國國民愛國愛洲之精神，與討逆護法之行動，與以道德的同情，使中華民國定堅固之基礎，則兩國家及國民的永久之提攜，必因此道義精神更致鞏固，而兩國國民所共同希望之亞洲共和與文明發展亦得實現。否則恐亂國規，沮喪元氣，遺誤我東亞發展之時機。」[35]儘管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孫中山對日本的態度由期望到批評，時有反覆，但總體上對日本早期大陸政策侵略性的認識是越來越清楚的，批評也越來越激烈。[36]特別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以後，隨著對蘇俄革命認識的加深和情感的靠近，孫中山對日本大陸政策更是不時提出警告。
1923年11月16日，孫中山在致已進入山本權兵衛內閣的犬養毅信中就批評了日本追隨列強的對外政策。他指出：日本對華政策：「向以列強之馬首是瞻，致失中國及亞洲各民族之望，甚為失策」。在與西方列強相抗爭的過程中，「日本無遠大之志、高尚之謀，只知步武歐洲之侵略手段，竟有吞併高麗之舉，致失亞洲全境之人心，殊為可惜!」他說：「日本之維新實為支那革命之前因，支那革命實為日本維新之後果，二者本屬一貫，以成東亞之復興，其利害相同密切本有如此，日本之對於支那革命何可步武歐洲而忌我害我耶?」日本政府應當毅然決然以助中國革命之成功，使中國對內統一，對外獨立，一舉打破列強之束縛，則中日親善可期，東亞和平可保。[37]言之不可謂不切。
儘管此時孫中山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還一直抱有期望，但也已是相當警覺。在作《民族主義》演講時，在談到日本軍事強大時，他說過這樣一些話，「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是日本」，「日本近在東鄰，他們的海陸軍隨時可以長驅直入」，「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38]1924年的11月北上經過日本時，儘管孫中山仍通過各種渠道呼籲日本國民應幫助中國收回海關，廢除不平等條約而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但他對日本大陸政策的侵略性還是認識得比較清楚，因而提出了更嚴厲的警告，特別是28日在神戶作「大亞洲主義」演講時，表現尤為強烈。在分析比較了東方「王道」文化和西方「霸道」文化的優劣並認為「霸道要服從王道」后，他認為，作為亞洲東方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日本學習歐洲武功文化最完全，日本的「海軍製造，海軍駕馭，不必靠歐洲人」；「陸軍製造，陸軍運用，也可以自己作主」。[39]日本對於大亞洲主義的實現應多作些積極貢獻。在演講結尾，孫中山說：
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40]
這是對他警告日本早期大陸政策的最好解說。
戴季陶曾說，最能夠明確表達孫中山中心思想的，是其「大亞洲主義」演講。他認為孫中山「不是普通一般的大亞細亞主義者」，而是「以『世界大同人群進化』為終結目的的愛國者」。[41]「先生心目中的亞洲並不是亞洲這一塊土，在事實上是亞洲八萬萬被迫民族可憐的痛苦事實，在思想上是對中國古來仁民愛物的道德文化的憧憬，而統一這許多事實和思想的中心，就是先生自身以一誠貫知仁勇三德的全人格。」[42]除了把孫中山裝扮成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正統傳人的觀點值得商榷外，我們在理解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思想時，戴氏的這些話，還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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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磊：《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4期。
[2]林家有：《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特徵》，《孫中山研究論叢》第10、11合集。
[3]李吉奎：《試論孫中山的興業思想與日本的關係》，《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176-177頁。
[4]參見趙軍：《孫中山和大亞洲主義》，《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上)；《「吾人之大亞洲主義」辯——再論孫中山和大亞洲主義》，《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下)。
[5]一說起源於1842年鴉片戰爭《南京條約》簽訂后，彼時日本朝野上下一致主張「聯華(參見楊鴻烈：《大亞洲主義八講》第五講，《大亞洲主義與東亞聯盟》第1卷，1942年)，但由於其基本觀點是為江偽政權的投降政策辯護，不足為今人所借用。
[6]盛邦和：《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日本大亞洲主義》，《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25頁。
[7][日]松浦玲：《明治的海舟與亞細亞》，岩波書店，1987年，第102、103頁，轉自盛文。
[8]如，明治七年(1874年)四月十三日，《朝野新聞》上的《東洋的氣運》一文說：「觀今日亞洲，無疑已陷極端悲慘之景；視將來亞洲氣運，不吉之兆已迫在眼前」，亞洲的危機即為日本的危機。英俄諸國早已將日本與東洋諸國家等同視之，一有機會，則對日本有所企圖，日本惟一的選擇是與亞洲團結起來，共抗西方侵略。
[9][日]草間時福：《東洋連衡論》，《郵電報知新聞》明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轉自盛文。
[10]《支那不可輕》，《東京日日新聞》明治八年（187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轉自盛文。
[11]《不可輕視清國論》，《郵電報知新聞》，明治十年（1878年）一月十二日，轉自盛文。
[12]《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2頁。
[13]《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392-393頁。
[14]《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4頁。
[15]《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10頁。
[16]桑兵：《試論孫中山的國際觀與亞洲觀》，《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4年，第47頁。
[17]《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13-414頁。
[18]《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9頁。
[19]《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頁。
[20]轉自王桂編著《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第145-147頁。
[21]轉自王桂編著《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第170頁。
[22]參見章開沅：《從離異到回歸》，《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下)，中華書局，1989年。
[23]《孫中山選集》第691頁。
[24]《孫中山選集》第680頁。
[25]《孫中山選集》第688頁。
[26]《孫中山選集》第618頁。
[27]《孫中山選集》第650頁。
[28]《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5頁。
[29]《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8頁。
[30]《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7頁。
[31]根據李吉奎教授的研究，「脫亞論」雖然在日本有一定的市場，但由於過於露骨,在亞洲其他國家中只能引起反感。為使手段更巧妙一些，並利用東方國家抵制沙俄的東侵，於是日本又出現了「興亞論」。在此種理論的鼓動下，大批日本浪人進入中國朝鮮進行活動。在活動中，持興亞思想的活動家又分為左右兩翼。右翼堅持大陸擴張政策，自以為有資格領導亞洲；左翼則主張以中日合作為核心，聯合亞洲各國共同抵抗西方列強的東侵(參見李吉奎：《試論孫中山的興亞思想與日本的關係》，《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60頁)。
[32]《日本歷史·近代4》，岩波書店，1962年，第124頁，轉自盛文。
[33]《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0頁。
[34]《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08頁。
[35]《孫中山全集》第4卷，第134頁。
[36]關於孫中山對日本態度的演進，可分別參看俞辛淳的《孫中山對日態度再認識》、段雲章的《孫中山與山東問題——兼探孫中山對日觀》兩文，《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94年。
[37]《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404頁。
[38]《孫中山選集》669頁。
[39]《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7頁。
[40]《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頁。
[41]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民智書局，1924年7月，第27頁。
[42]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民智書局，1924年7月，第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