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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上街，順手買一份《南方周末》消譴。一篇《小幹部五年孤身斗貪官》的記實長文，深深打動了我。

   河南省平頂山市政法委書記李長河雇兇殺人案，曾轟動全國。文中主人公即是李大書記要殺之而後快的反腐鬥士呂凈一。正如《南方周末》所寫的：「對手是個位高權重的角色，而作為小人物，呂凈一進行了長達5年的幾乎是『一個人的抗爭』，他顯示了一個公民社會的公民所亟須的寶貴品格：個人自尊，責任感，獨立思考和韌性。」

   讀完全文，在被呂凈一的事迹和精神所感動的同時，腦海里漸漸升起了兩個大問號：

   問號之一：

   呂凈一和李長河作了整整五年的艱難鬥爭，才將這個巨貪拉下馬，那麼，李長河的問題，肯定在五年前就存在了。遠的不說也罷，在這整整五年裡，在呂凈一不斷冒險舉報李長河的五年裡，平頂山市、舞鋼市、河南省、還有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政法部門------監察呀紀檢呀，你們幹什麼去了？為什麼一定要等到貪官雇兇殺人、舉報者重傷又喪妻、付出慘重代價之後，等到紙再也包不住火的時候，才對貪官「依法懲治」？至少，他們瀆職了，「行政不作為」了。

   「不作為」也罷了，更可怕的是，呂凈一「每次給上級機關的舉報材料，最後都會回到李長河手中」，更可惡的是，舞鋼市檢察院等「有關方面」反過來為虎作倀，積極充當了李長河的幫凶，偽造有關證據，要完成李長河下達的把呂凈一關起來的旨意。在偽證被一一駁倒，沒有任何有效證據的情況下，居然「秘密審判」，判處呂凈一有期徒刑一年。

   我國政法部門堆床架屋，重重疊疊，什麼反貪局呀監察局呀紀檢委呀政法委呀，機構不可謂不完善，隊伍不可謂不龐大，可效果如何，三歲小孩也知道：瞎子戴眼鏡-----擺設。近幾年來，許多大貪超大貪，那一個是政法部門主動「揪」出來的？大小貪官失事，或拜小偷之賜，或因個別反腐鬥士持之不懈地「作梗」，都帶有極大的偶然性。

   呂凈一勝利了，「這是正義的勝利，意志的勝利，人性的勝利」，卻勝得何其僥悻呀。如果李長河不出「雇兇殺人」的愚蠢下策，如果呂凈一不敢以下犯上或「以怨報恩」，如果呂凈一上告幾回後半途而廢，「如果李長河的行兇手法更隱蔽，如果呂凈一一頭倒在血泊中長眠不醒，如果呂凈一沒有冒死記任那輛車牌號……」…，隨便那一個「如果」不是「如果」，李長河都不可能「水露石出」、「罪有應得」。將反貪反腐的重責寄托在小偷和少數「反貪勇士」身上，堪稱一大奇觀。

   問號之二：

   憲法上明明寫著，嘴巴上聲聲喊著：一切權力歸人民。實質上，一切權力、各級領導人手中的權力，都來自「上面」。呂凈一鎮黨委副書記的職務，是李長河給的。所以，「李長河對呂凈一有過知遇之恩」。為了讓呂凈一放棄上告，李長河說：「我對你有考慮，不要擔心職務問題。舞鋼市任何一個單位，你隨便挑，我親自送你上任，看誰敢說啥！」，瞧，舞鋼市的所有職務和權力，就在李長河夾袋裡揣著哩。

   我曾久久地問自己：如果我是呂凈一，會舉報李長河否？最後的結論是：否。不是對貪官不憤恨，不是懾于貪官權大位重怕打擊報復怕穿小鞋坐監牢，不是不敢為而是不忍為啊。如果我是李長河「提起來」的，我就受了他的「知遇之恩」，連恩人的「門都沒摸過」，連「2000、5000都沒送過」，已是有愧。恩人有問題，最多敬而遠之，老子不幹了，豈能反過來舉報他妄圖置他于死地？

   《新智囊》中一段話引人深思：「曩子弟赴官，有乞書于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受恩多難立朝矣」。勸當官者不要輕易接受別人的恩惠，不然，不好做事。

   當然，有公義，有私恩，從國家和人民的大處著眼，為公義而滅私恩，呂凈一所作所為，仰無愧於天，俯無愧於地，光明正大。只是老梟為人恩怨分明，迂腐之極，公義要講，私恩不能不顧，對於呂凈一之類鬥士，敬之，卻不願效之也。

   在專制體制內，官吏的任命和提拔，都是自上而下的，恩出於上，離不開上級領導的賞識、關照和知遇。歷代朝廷黨爭，當今窩案頻發，推原尋根，乃是這種用人制度造因於前，遺禍於后啊。解決的辦法，撥斜歸正，棄專制行民主，讓官吏自下而上由人民推舉，從群眾中來，恩出於下，出於老百姓。不然，象老梟這般人物，要是當了官，有些事就不願放手去做，以免開罪甚至遺害恩人而良心不安。而萬一成了貪官，我就廣施恩惠，拚命提拔大批官員，讓他們不忍告發，呵呵。如此簡單的道理，中央袞袞諸公想不到嗎。

   兩大問號，漸漸凝聚成一個大大的感嘆號：當今中國，真乃貪官的樂園、腐敗的天堂啊！東海一梟200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