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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漢末年，政局紛亂，社會動蕩，士大夫和太學生集黨結派清議朝政，引發了黨錮之禍。士人屢遭迫害，為求明哲保身，故多沉淫清談之中，「好老莊、尚虛無、崇玄談、喜頹廢」，從老莊學說中尋找歸宿，導致了魏晉清談之風的興起。

   所謂清談，是就老莊佛道之學所作的「究天人之際」的玄妙辯談，顏氏家訓勉學篇所謂「剖玄析微」是也。後漢書鄭太傅曰「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這大概是「清談」名詞的初創。何晏、王衍等魏晉權貴，鎮日談玄說道，不理國事朝政，終致神州陸沈，被後人斥為「誤國」。

   清談之風起於兩漢，盛于魏晉南北朝，從此成為中國文人和政客的傳統標誌之一。"低眉拱手只顧談性命"的南宋理學家，明末、清末的迂腐大臣，都屬於這種傳統中人。而今夸夸其談冥頑不靈脫離現實的老左們、靠講原則背教條吃飯的黨國官僚們，"坐而空談無人能比，臨機應用百無一能"，也都是這一傳統的繼承者。

   其實清談未必誤國。「竹林七賢」，固然包括「不與世事，酣飲為常」的阮籍，但是也有 「好興利」的王戎。一般文人學士，也無資格誤國誤民，有資格的是那些偉人、英雄、政治家、革命家，禍國殃民的是他們的無知大言、無根空言、無聊華言、無恥莠言、無據假言！

   但是「肉食者」都喜歡把「清談誤國」的大帽子戴在知識分子特別是異議分子頭上。而他們所反對的，乃是批評政府、有關政治的清談。幫忙幫閑們也跟著起勁起鬨。2002、11、15《民周刊-茶舍》里有一篇《閑話清談客》（作者談古），就是此類起鬨文章之一。

   文中清談意指文人政客之「清談」，又著重針對知識分子「清談政治」而言，特指「談旨佐以國家形勢，百姓民生」、「談一國之事」的清談。作者認為清談之人都是別有居心，或「為仕途打點一些資本」，或「總想有名主三顧茅廬」。而清談之害數不勝數，輕則誤己誤人，重則誤國誤民。前者舉彌衡被殺、章太炎差點自殺為例，笑他們迂腐；後者舉馬謖、王明為例，證明「清談的危害有多大」。

   古今文人因言招禍者眾矣，古今文字冤獄多矣，受害者豈止彌、章二位？但這個責任應由制度來負。專制政治最畏懼異議、最反感清議，最害怕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如果當今的思想自由度、政治寬容度仍然停留在三國時代或者袁世凱時期，如果今日彌衡仍然要為罵曹操、黃祖而致殺身，章太炎仍然要為罵袁世凱而被軟禁，良知未泯者是嘲笑今日彌章之徒不識時務不懂政治呢，還是譴責、抗議曹操黃祖袁世凱違反憲法侵犯人權逆時而動？是非黑白就明明白白地擺著，作者居然也敢顛而倒之、混而淆之。

   趙括、馬謖古代軍事指揮官，由於缺乏實戰經驗，又固執冥頑，脫離實際，敗也固宜，與他們善不善於清談無關。王明軍事冒險失敗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單純歸罪於王明是一個「清談者」。謝安也是歷史上著名的清談客，同時又是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不是成功地指揮了淝水之戰嗎。更為重要的是，軍事與政治是不同的範疇，缺乏可比性。古今軍事都要求鐵的紀律，現代政治則貴在民主自由。

   孫中山曰：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路易斯-博洛爾曰：政治是一門非常高尚的、非常重要的關於管理公共事務的藝術。它與每一個人的生活乃至生命密切相關，自當允許公眾談論。清談政治乃至議政參政，是每一個公民包括知識分子正當而神聖權利，也是富有政治熱情的表現。

   既使有些人抱持「為仕途打點一些資本」，或「總想有名主三顧茅廬」，或「總想一步登天」的想法，那也是他個人的自由，別人無權干涉。而且這未免有些小人之心度天下人了。一樣飯養百樣人，作者自己如此想來必人人如此想。例如老梟，上網清談政治，其實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仕途呢，而且只能局限於網上談談，還象賊一樣被防著盯著，動輒被刪貼被封ip被警告。

   既使某些人「不知國土資源幾何，不知兵丁斧鉞完否，不知百姓疾苦寒暖，不知官吏清濁黑白」、「不實地考察，不統計分析，不歷練人情百態世故」，也有「肆意妄談」的自由，有說錯話、異端話的自由。任何人無權以別人說話的內容是否正確來決定別人有沒有言論自由。如果言論觸犯了法律，自有法律侍候。此類「清談」者，如果是民，又豈能憑這種「顛倒黑白」信口開河之「妄談」「蠱惑民眾」，影響社會穩定國家安全？不然，那就是「社會」「國家」出問題了，變成豆腐渣工程了；如果是官，正好暴露他的無知無能，從而迫使他避位讓賢，免得他借沉默以藏拙。

   顧准在《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中談及議會政治時寫道：「議會政治必然有我們十分看不慣的地方。議會裡有一套「戰術」，為了阻撓議案通過，可以有冗長的演說發言，可以有議員互相拋擲墨水瓶，可以動武。通過一項法案時，要「三讀」，討論法律條文時咬文嚼字。無關重要的議案，也按正式的議事程序，可以有演說者對空座侃侃而談的奇觀。選舉時會有五花八門的「抬轎子」，請客，地方大亨（杜月笙這一流人物）包辦選舉等等，當然也少不了大大小小的賄賂。這些都不過是形式。更使某些哲學家看不慣的是，這全套東西表明一個民族沒有領袖，缺乏領導，也就是等於沒有「主義」。而且，那種咬文嚼字的議會討論，真叫做庸人氣息十足。」

   然而他仍然主張「乾脆採用華盛頓的辦法」，因為，既使庸人氣息十足也「總比龔自珍所說的「萬馬齊喑究可哀」要好一些吧。…至於弊病，哪一種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沒有的。這個人世間永遠不會絕對完善，我們所能做的，永遠不過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有，弊害不怕公開罵，罵罵總會好些」。

   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要建設政治文明。現代政治文明具體就體現在言論自由、清談自由上，體現在為富有政治熱情的民眾和知識分子提供議政參政監督政府的渠道上。

   據《南方周末》（2002、12、12）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一位官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我們社會中存在著對一些有政治熱情的人的偏見，認為這些人好出風頭，好表現，想當政治明星，這種思維定勢一定要調整。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深入，法律規定和人們的政治習慣會逐漸接受這些人，我們也會越來越習慣他們的存在。」他坦言，讓人大監督硬起來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包括給那些有政治熱情並樂於維護公眾權益的公民參選人大代表的渠道，並給他們創造行使代表權利的體制條件，這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只有這樣的人大代表多了，人大監督才有硬起來的基礎，否則侈談人大監督硬起來，會不會成了空中樓閣？」（《誰有資格當人大代表？》林楚方）。

   我最反感用「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這句話來反對議政。一屋掃不掃，乃個人私事，天下掃不掃，是眾人之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當天下堆滿了垃圾，執掃柄者如不盡責儘力，自然人人得而議之、勸之、罵之、干涉之、催促之。既使有人想上前親自打掃一番，又有何不可？

   作者以魯迅「北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居終日，言不及義」之言來評價清談之客。其實迅翁所哀嘆者，乃是「談一人之事，談一家之事」的「無關政治」的清談，乃是只談風月不談政治、明哲保身與世無爭的世風和士風，是事不關已高高掛起、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民族劣根性。迅翁自已就是作者眼裡「清談一國之事」的清談客。

   當然，現代社會，市場經濟，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無關政治的清談也是極有利極重要的的。經濟學家們認為，「經濟是經由創新而進步的，而不是經由增長而發展的」。經濟科技文化教育離不開清談，信息的流通和觀念的碰撞離不開清談。市級省級國家級國內國際數不勝數的研討會、報告會、交流會，不都屬於清談一族嗎。

   一般文人政客的清談不可能誤國。誤國的，是腐敗痼疾，是政治冷漠症，是禁錮思想壓制自由的專制，是害怕清談禁止清談的政策，是「清談一國之事恐有大礙」的心態。當然，對於特權階層而言，有一個自由寬鬆、暢所欲言的輿論環境，民眾和士人可以批評政府抨擊時弊，可以清談一國之事，確是大大地有礙。因為那樣一來，就很不利於黑手操縱「一國之事」，不利於將政治僭竊為極少數人的專利矣。

   古時清談與政治原不相干，現在清談詞意與時俱進了，發展出閑談、亂談、漫談之意。媒體上充斥著「國台辦開新聞發布會，張銘清談兩岸關係新走向」、「璩美鳳現身網上清談室」之類新聞，不論多麼政治、多麼俗賤骯髒，都可以拿來清談一番的。不過，文人清談政治，我以為還是名之為清議合適。

   東漢後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現了一種品評人物的風氣，稱為「清議」。黨錮事件后，士大夫集團把那些與宦官勢力作鬥爭的士大夫，分別加上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美稱，掀起清議高潮。當時某將軍未被當作名士列入黨碑，還深以為恥呢。李敖在論及清議時寫道：

   「清議是極端的、爽快的、是非分明的、恨這個愛那個的、重這個輕那個的，清議一點也不騎牆，騎牆就不是清議。中國歷史上，以清議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東林。黃宗羲《明儒學案》里說：「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這才是清議的真精神。由清議而來的清流人物，他們是第一線上的戰士，絕非擺下酒席的和事佬。他們立身方正，絕不打圓場；他們出污泥而不染，絕不和稀泥；他們絕不是無黨籍的忠黨分子，或者有黨籍的社會賢達；他們可能站錯了邊，但是絕不站中間，站在中間，不是「中間勢力」，而是「中間勢利」，哪有「清流」是中間竄的？」（《蝙蝠與清流/李敖》）

   讓我們理直氣壯地喊出「清談利國、清議利民」口號來。願知識分子中清流人物多多益善，並掌握更多的話語權，願清談的內容豐富多彩，清議的聲音愈來愈大，從而形成另一種民間的、在野的權威，成為一股對「肉食者」的抗衡力量。首發新世紀網址：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東海一梟2002、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