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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咨（1940年7月－），陝西省三原縣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曾經擔任中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中方主席、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研究會副會長等職。他被認為是1980年代在中國主持農村、經濟和體制改革的智囊首腦、農村體制改革的主推手[3]，受到胡耀邦和趙紫陽等改革派領導人的 器重，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反對武力鎮壓學生，於6月4日以辭職及退黨明志，被迫流亡美國，後來遭到前中國總理李鵬秘密通緝[4]。2002年發現罹 患癌症，于病中撰寫《陳一咨回憶錄》於2013年六四前夕出版[5]。

生平簡況

陳一咨於1940年7月出生於陝西省三原縣，1959年起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物理系和中文系。[6]

1965年因給毛澤東寫一封《對黨和政府的若干意見》的長信，批評中國共產黨、國家生活中的不民主，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鬥。

1969年-1978年被分配到河南省農村改造，後來在河南駐馬店地區文教局任科長，兼任確山縣瓦崗人民公社書記和駐馬店地區農校（原國家科委幹校）校長，期間，對中國的經濟、教育、社會問題做了大量調查研究。

1980年代，陳一咨積極推動中國改革，為改革開放出謀劃策，策劃成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並擔任所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與農村研究發展中心、中信國際所和北京青年經學會，此“三所一會”是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四大核心幕僚機構。[6]

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后，陳一咨聯合各界人士反對武力鎮壓，並以“三所一會”的名義發表了《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學運遭武力鎮壓后，陳一咨被李鵬定為 趙紫陽的“黑線”和學生運動之“黑手的樞紐”而成為頭號秘密通緝犯[7]。6月4日凌晨3時，在鎮壓進行時，，陳一咨撰寫了《我的辭職和退黨聲明》發表， 指責以李鵬等既得利益者發動軍事政變“清算革命”，“中共公開以人民為敵，屠殺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民眾，已墮落為法西斯式的政黨”。中共元老萬里當時托 人帶口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陳一咨因此於6月5日逃至海南省，經法國轉逃美國併流亡海外[5]。

1989年在法國巴黎籌組“民主中國陣線”，1990年4月，和台灣旅美學者余英時發起並組建了獨立學術組織“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希望組織一批有志者推動中國的制度變革和民主進程[6]。

2002年發現罹患淋巴癌，2009年曾計劃返回中國醫療，中共北京當局提出以“寫保證書”為返國條件。陳一咨拒絕接受，表示此為“把自己放進一個生活條 件較好的牢獄”“我堅持了這麼多年，我不能出賣靈魂呀。”[1] 2013年5月下旬，出版70餘萬字的《陳一咨回憶錄》，回顧其出生的1940年代到1989年六四事件約半世紀的經歷，該書披露的歷史秘辛，打破中共官 方諸多禁忌，並澄清一些傳聞，並說明對中國民主進程的看法[5]。
觀點

評價毛澤東：

陳一咨說毛澤東在奪取政權之前大談民主，為的是爭取人心；成功奪權后，中國大陸不僅從根本上摧毀了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各種政治組織、經濟組織、宗親組織和經 濟組織，並且還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清除中共黨內外有不同思想的人，使民主發展失去了成長的環境，大大阻礙了中國社會進步。[8]

談趙紫陽：

陳一咨指出，從1978年開始到1988年，中國經濟改革的眾多方案主要由趙紫陽等人主導制定，趙紫陽是中國經濟改革主要的設計者、推動者和執行者。[9]

談李鵬：

“我曾和李鵬有很多接觸，他這樣無德無才無實無能的人能當上中國國家領導人，只有在中國這種特定的制度環境下才有可能，當然他扮演了歷史上一個很恥辱的角色。我覺得他早晚會被釘在恥辱柱上，這是毫無疑問的。”[5]

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

他認為，中國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打下了一個“抵禦民主制度的根基”。“為什麼從鴉片戰爭后，那麼多人為了爭取中國的民主和自由都犧牲 了，到現在中國依然沒能實現民主，這是有非常深刻的原因的。因為在1949年之後，毛澤東把中國社會幾千年來發育出的政治、經濟、法律、宗親組織全部都扼 殺和破壞了，所以使得中國的基層社會缺少民主的元素。”[5]

談六四事件及影響：

“因為鎮壓了八九，所以現在出現了官員腐敗及引發的全民腐敗、貧富懸殊、社會沒有正義和公理、道德淪落、環境破壞等，一代人失去了理想，沒有了正義的聲 音。這些問題的存在都和當年強力鎮壓了學生和民眾的合理要求，而後沒有了任何輿論自由、權力不受制衡有極大的關係。”[5] “當然李鵬把我當成頭號通緝犯，他認為我鼓吹包產到戶，破壞了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鼓吹經濟改革，破壞公有制；鼓吹政治改革，破壞黨的領導，所以實際上八 九事件的發生，就是中共既得利益者清算十年改革的一場‘非法的軍事政變’，當年我這麼認為，現在我仍然這麼認為 。”[1]

談中國前途：

陳認為，雖然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但想要從根本上解決很多深層次的問題，必須要進行政治改革，否則中國要面臨一波又一波的危機。他還對目前習 李體制下新的一輪反“普世價值”、反“憲政”等左潮言論的出現給予警示，他說“批判西方的憲政就象''''螳臂擋車''''，只有在一個信息封閉的社會才能用這種 蒙昧的作法欺騙民眾，在一個開放的社會，大家在各種信息的基礎上對歷史有比較，會逐漸走上人類社會發展的主流。[7]
“慈禧太後晚年人們享受的言論、新聞、結社的自由甚至比現在還要多，220年前法國《人權宣言》就指出：無視、忽視或蔑視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2]
重要著作

    《陳一咨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5月24日，ISBN 978-988-15571-4-8：全書共70多萬字，書中內容包括他前半生參与中國經濟和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個人經歷，以及後半生流亡海外后對中國民主化的思考。[1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