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勵之
方勵之
由 無為 » 2014年2月25日
方勵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生於北京，籍貫浙江杭州，美籍華人，天體物理學家，離開中國前，曾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7年被打成“內定右派”，開除黨籍。1984年9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參与創建了國內高校首個天體物理實驗室，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天體物理中心原主任。1987年1月被開除黨籍，撤銷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職務。1989年六四事件后因反革命煽動宣傳罪被開除公職。[1]在1980-90年代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異見人士，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躲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並在次年離開中國。後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任職天體物理學教授，2012年4月6日早上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市寓所逝世。[2][3]
生平
從青年共產主義者到物理學家
方12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外圍組織，后就讀於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6年大學畢業后，于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7年，由於反右運動方勵之被划為右派，開除黨籍。[4]1958年秋，籌辦不久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第一、二任書記郁文、劉達決定把方勵之等三十多位當時已被打成“右派”或遭受批判的人士請到科大來任教。方勵之前後擔任助教、講師和天體物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恢復了他的黨籍，而且委以重任，1984年9月17日到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長。當時的校長是管惟炎。
方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相對論是唯心主義”[5]的大環境下，率先開展相對論天體物理（1970年起）及宇宙學研究，著有《宇宙的創生》、《相對論天體物理的基本概念》、《從牛頓定律到愛因斯坦相對論》（科學出版社出版）[6] 等著作，譯作則有《引力論》（正中書局1998年版），他還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卷（1980年初版）天體物理學分支的主編；在校內他擔任多個職務，如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主任、天體物理中心主任、該校學報主編等；曾任中國天文學會副理事長、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宇宙學分組組委等職。[7]。
從合肥到北京
1986年9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方勵之談到中國科大的辦學思想時說：“大學的環境應當充滿科學、民主、創造和獨立的精神。”11月18日方勵之在同濟大學校研究生會和學生會聯合舉辦“同濟大學文化潮”活動中講話指出，他“恨透了（解放以來）三十年這種東西，三十年沒幹多少好事情”；“中國現在沒有一樣不落後”；“我們這三十年乾的事情，我覺得從社會主義體系來看，是失敗的。從馬克思、列寧到斯大林、毛澤東，這種正統的社會主義到現在我們做的這種結果，實際上是失敗的。”[8]
1986年11月，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科學家許良英和記者、作家劉賓雁共同發起召開《反右運動三十年歷史學術討論會》。由方勵之起草了一份會議通知，經許、劉修改散發給"可能參加者"。“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一信成為標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共中央的文件。[9]
方勵之曾經力圖在中國科技大學搞民主辦學，主張“大學是獨立於政府的”。方勵之提出的民主辦學的八字方針，即“科學、民主、創造、獨立”，意思是大學要獨立於政府之外，大學培養什麼樣的人完全由學校決定。當時有人問：“聽說科大正在推行西方先進的管理，幾乎有點‘西化’，請你發表意見。”方勵之答：“科大的管理也在試探。我們提倡一些至少是思想上的自由……在我們那裡，至少你講話不會受到任何制約，出點小報也不會受到任何干涉。對學生管理，我們取消了‘政治輔導員制度’……”1987年1月17日人民日報指責“取消政治輔導員制度的結果，至少是部分地排斥和削弱了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得一些青年學生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毒害。”“他鼓吹：“政府給我們錢辦學，但是辦成什麼樣子，什麼內容，學生標準是什麼，願意培養什麼科學的人才，這是大學的事。”照他的這個“思想”辦學，我們的大學就將辦成一個個由國家和人民出錢、國家和人民卻管不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獨立王國，那還怎麼得了？”[10]
1986年12月初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部分學生因對人大代表的“橡皮圖章”性質不滿而抗議，進而引發的全國性的八六學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學生集會上他說：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翌日，他阻止學生上街遊行沒有成功。方勵之在整個學潮過程中，對學生的民主訴求沒有打壓。1987年春，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1987年1月17日）[11][12] 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一職（安徽省紀委文件公布日期為1987年1月12日），並被調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員。
198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頒布了《關於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章的通知》。[13]1月13日《安徽日報》在第一版上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改組中國科技大學的領導班子發表題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大措施》的社論，並由人民日報轉載，社論指出：““方勵之身為共產黨員，利用他的工作之便和地位、名望，到處遊說，發表了一系列錯誤言論和文章，肆意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他醜化黨的領導和黨的幹部，狂妄地提出要改造黨、改變黨的顏色；他否定幾十年來我們黨的事業，誣衊和歪曲社會主義制度，鼓吹‘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他挑撥黨同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的關係，煽動學生鬧事；他還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等等。很明顯，方勵之的矛頭所向，是直指四項基本原則的。這哪裡還有一點共產黨員的氣味？！””
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紀律檢查委員會作出了關於開除方勵之黨籍的決定。人民日報頭版公開了這一決定。《關於開除方勵之黨籍的決定》指出方勵之的主要錯誤：[14]
一、鼓吹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
方勵之攻擊說：“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現在我們要尋求新的真理”；“我一直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要指導科學”，“所謂的這些指導只會作出錯誤的結果，從來沒有正面的成功”；“對我國來說，所謂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更多的涵義就是領導的指導，實質就是政府的指導，或當權者的指導，或者是黨的指導。這更不需要”。
二、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宣揚“全盤西化”，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
他誣衊說：“我們這三十年乾的事情，我覺得從社會主義體系來看，是失敗的”，“從馬克思、列寧到斯大林、毛澤東，這種正統的社會主義到現在這種結果是失敗的”，“現在實際上我們也恨透了三十年這種東西”，“三十年沒幹多少好事情”。他主張“應當全方位開放或者叫全盤西化”，“全盤西化包括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政治、經濟、意識形態、道德所有全部的東西”，“包括我們的政治體制、所有制”。他攻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現代式的封建主義”，是“掛個民族主義招牌，民族旗幟下的封建主義，基本上都是獨裁製、集權制”。
三、公開提出要“改變黨”，否定黨的領導。
他攻擊說：“中國封建統治的一個最大特點，我想是所謂權力的中心和道德的中心是合二為一的。現在共產黨就是這樣”。“黨現在是黑的”。“我也贊成大家入黨，入黨以後，我剛才說了至少可以改變黨的顏色。我正式提出改變黨”。他對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寫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很不滿意”，在公開場合說：“這是非常不對的。這個概念很不清楚，而且一直是作為棒子用的。”
四、主張大學擺脫黨的領導，鼓吹大學“完全獨立”，挑撥知識分子同黨和政府的關係。
他主張：“大學跟政府的一種關係就是要錢關係”，“你政府要給大學校長錢，其它最好你都不要來干涉”。“大學完全是獨立的”，“應獨立於政府，成為獨立思想的中心”，“在這裏也就不可能有一個外在的、超越大學之上的一個什麼指導者”。他挑撥說：“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覺悟到自己應當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一個主導的力量。沒有到這一步，還是依附的、封建的”，“如果知識分子不形成獨立的力量，中國改革就沒有成功的可能”。
五、鼓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煽動學生鬧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他在一些高等學校煽動說：“科大學生不夠活躍，你們怎麼也沒點兒‘鬧事’的跡象”。他鼓吹“學生是民主化的進步力量”，鼓動“學生衝擊社會”，說“有些東西是外強中乾的，它並沒有多少力量，你沖了以後他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只要捅一捅，影響還是很大的”，“小小地動作動作，全國就非常非常緊張”。他還煽動說，對民主“爭取可以有各種方式，……當然也包括一些激烈的方式”。1986年12月4日晚，當中國科技大學部分學生醞釀鬧事時，他進一步煽動說：“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第二天，中國科技大學和合肥部分高校學生便上街遊行。
1月21日人民日報轉載《安徽日報》1月20日社論《把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方勵之堅決清除出黨》，指責方勵之“以共產黨員和學者、副校長的身份，或公開遊說，或發表文章，大肆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越來越狂妄，越來越露骨。他的所言所行，已經完全背叛了黨綱黨章，踐踏了黨規黨法，站到黨的對立面去了。”“方勵之攻擊：“黨現在是黑的”，狂妄地提出要“改變黨”、“改變黨的顏色”。”“方勵之卻大唱反調：“我一直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要指導科學。”說什麼這種指導“從來沒有正面的成功”。”
1987年總部設於美國加州舊金山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頒發“第二屆傑出民主人士獎”給方勵之、費希平、王若望與李柱銘。[15]
1988年秋起，方勵之開始積极參加當時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會，並接受外國傳媒採訪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也受到當時北京學生的認同。1989年1月6日，他向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表公開信[16]，建議該年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40周年，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1989年2月，方勵之撰寫了《中國的希望和失望》，並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報形式在北大張貼:[17]
邏輯的結論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會制度本身。這就是為什麼，如今在中國，對現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對主義的信仰，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已經相當徹底地喪失了吸引力。這也就是為什麼，五四運動時的口號“民主與科學”又重新流行，又重新變成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希望。……再之，中國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澤東的反知識反文化的政治原則的摧殘，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與四十年前相比較，並無多大變化。今天的教育經費在國民經濟產值中的比例，與毛澤東時期完全一樣，它比同等經濟水平國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於專制的政體。所以，摧殘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由於在六四事件期間與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學生訴求，六四事件翌日與妻子避入美國駐華大使館，6月12日起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理由指他們夫婦煽動王丹等學運學生“搞動亂”）。6月12日人民日報以一個中年知識分子的名義刊文："這次反革命暴亂，方勵之是主要煽動者之一。方勵之夥同極少數人，拿一些學生（學生中的歹徒除外）做人質，做政治賭注，製造動亂，煽動暴亂，妄圖搞亂全國，亂中奪權，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你失敗了，因為違背人民的意願，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你溜了，溜到外國大使館去了。"[18]次日，人民日報稱：“方勵之、李淑嫻是在最近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中進行大肆煽動和幕後策劃的重要人物。”[19]1989年7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輯的《方勵之的真面目》一書。7月31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通知中國科學院，決定撤銷方勵之的學科評議組天文學分組成員和博士生指導教師資格。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決定撤銷方勵之所任各職務。1989年10月，美國肯尼迪紀念基金會決定授予方勵之“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
六四事件發生后，美國帶頭對中國實施制裁。1989年11月10日，鄧小平提出解決方案，包括在方勵之夫婦承認有罪並保證出國后不從事任何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美國承諾不利用方勵之夫婦從事反華活動這個前提下，解決方勵之問題，讓方勵之夫婦離開美國駐華使館，到美國或第三國去。[20]1990年6月25日公安部發言人宣布原北京天文台研究員方勵之、原北京大學副教授李淑嫻已於6月25日獲准寬大處理，出國治病。[21]在使館中滯留一年之後，方勵之夫婦乘坐美軍飛機前往英國，半年後至美國。
流亡美國
方勵之赴美後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任教授，方向為天體物理學與宇宙學，至逝世前仍處於學術活躍狀態，每年皆有若干學術論文發表；2010年因宇宙學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學方面的重要工作當選為美國物理學會會士。在美期間曾任中國人權理事會共同主席，2005年1月9日因抗議中國人權理事會內部財務管理混亂而與林培瑞等理事退出中國人權理事會。2010年當選美國物理學會會士（APS Fellow）。
家庭
方勵之於1961年與同在北大物理系任教的妻子李淑嫻結婚，有兩兒子，長子方克1963年生，現一同居於美國；次子方哲1968年6月21日出生，2007年10月25日下午4時左右在其任職之亞利桑那大學駕車時被卡車撞倒不治。
逝世
方勵之曾於2011年11月因心臟病住院，后康復出院[22]，2012年4月6日早上準備出門到學校前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圖桑市寓所書房突然去世[23]，終年76歲。其喪禮於4月14日下午4時（當地時間）在圖桑市的東一墓園舉行，學術界同事、學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與北大校友，還有民運人士300[來源請求]多人參與。喪禮結束后，方的遺體在此火化，方家也買下了墓地，將他暫時下葬，至於未來能不能落葉歸根，要看中國政府的態度。有記者問李淑嫻：“那方老師有沒有說，未來可以把他的骨灰送回中國或怎麼樣？”李回答：“這個很難說啦，那就看中國的情況，而且作為一個科學家的話，埋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就是處處埋忠骨嘛。”方勵之一輩子最大的遺憾，是自從離開中國之後就再也無法踏上中國的土地。[24]
其他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訊社中國新聞社旗下的《中國新聞周刊》在2013年4月15日以再現“中央媒體播出胡耀邦訃告的全過程”方式，對胡表達紀念之意，同時還罕見地提到“六四”民運人士王丹、方勵之、李淑嫻等人的名字。[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