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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荪向全国人大鸣冤叫屈讨公道
“八届全国人大”蒙冤，何时还我公道？
——上海《文汇报》党委盗印窃取中南海机要文件害我冤案二十年


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我叫俞梅荪，198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就职国务院从事立法工作10年，曾在六届、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彭真、习仲勋、万里、乔石、彭冲、王汉斌等正副委员长的直接领导下，历经我国法治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后5年担任顾明（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秘书，兼管法治宣传。

1992年9月，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为搞好中共“十四大”宣传，向我求看了文件。之后，该报相关报道，获中央“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通报表彰，受到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和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的好评。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提出大力加强法治建设，文汇报驻京办主任王捷南要求支持法治宣传而求看文件，在王保证不复印不摘抄，当着我面看的前提下，我将有关文件拿给他阅览。没想到，被其团伙盗印，交报社党委而送上海市委且扩散，栽赃陷害，使我蒙冤入狱。江平律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为我作无罪辩护，被北京市法院驳回。王捷南却继续活跃在北京新闻界，参加“两会”报道。

1996年，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我在狱中致函上海市人大主任叶公琦等20位代表，请求上海市最高权力机关调查冤案。

1997年我出狱后，在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京西宾馆的上海团驻地找到叶公琦，他推诿拒绝调查。我找王捷南等作案人，都已调回上海，王升任文汇报国内记者部主任。

原单位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林芬得知我案真相，深为痛惜，责成我找《文汇报》党组织，要其向司法机关澄清事实。我到上海约见《文汇报》党委书记，张启承通过其前辈老同志致歉并转告：“将向北京法院说明情况。”

2003年起，《文汇报》后两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石俊生、吴振标先后托王捷南转告：“已向上海市国家安全局领导交涉，正在复查，一定要为你翻案，赔偿一切损失。”直至2008仍承诺要解决问题，但到2009年作案人都已退休，仍未果，且拒绝联系。

2011年起，我到文汇报驻京办交涉10次，要求在“十八大”之前解决“十四大”冤案，其中3次被工作人员报警赶出。

2012年11月，我到上海向《文汇报》党委书记袁岳滨和文新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徐炯申诉，等待两个多月，拒绝对话，而在今年1月5日，袁书记派群工部朱某答复：“此案与报社无关，拒绝书面答复，拒谈案情真相，拒绝提供作案人张启承、王捷南、唐增元及知情的后两任总编石俊生和吴振标的联系办法。你如不服，可与报社打官司。”之后，由两位保安把我赶出，还扬言要报警抓我。

1994年，因我冤狱被警方抄家，弟弟俞颂荪受惊吓，入住上海精神病院，祖居上海江苏路480弄76号被原长宁区政协委员私企老板惠进德冒名俞颂荪签名和伪造印章退房，擅自将其全家户口迁入，其后将其子更改成俞颂荪的户主。

2008年初，我接病愈出院的俞颂荪回家，被惠进德赶出，方知我家祖居已被惠侵吞。我和俞颂荪上访长宁区政府信访办，材料被转由新华（路）物业公司所属新长宁房地产公司信访办认定“俞颂荪办理退房等手续正常。”本应由区政府信访办查办，由市政府信访办复查，却由区信访办越权“复查”，在程序上违反《信访条例》，在实体上违背事实。俞颂荪连续被三个信访办诬为到场退房而大哭，旧病发作险丧命。按信访程序，我到北京上访国家信访局，被北京警方看管在家中三个月，致使上访时效过期。

2011年底，俞颂荪病愈出院回家，遭“户主”惠之子报警赶出。我致函区委书记而被批转区政协处理。区政协负责人徐新霞用作案人言论作《信访回复》。我向区政府信访办申请复查，2012年底收到《信访事项复查不再受理告知书》。

6年来，我在上海维权上访，屡遭非难，劫难没完没了；长期被警方非法维稳打压，遭上海的基层党政部门反法而治。冤案20年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业无收入，无低保无医保，生存无着。泱泱大国，难寻公理。

恳请新一届人大敦促司法部门查处各类冤案。依法治国，伸张正义，还公理于民，将法律在阳光下运行。

此致敬礼！

中国访民：俞梅荪

2013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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