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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目录

导读
初版序
第一部《反犹主义》
　　序言
　　第一章　蹂躏常识的反犹主义
　　第二章　犹太入、民族国家与反犹主义的产生
　　第三章　犹太人与社会
　　第四章　德雷富斯事件
第二部《帝国主义》
　　序言
　　第五章　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第六章　种族主义之前的种族思想
　　第七章　种族与官僚政制
　　第八章　欧洲大陆的帝国主义——“泛-主义”运动
　　第九章　“民族国家”体制的式微与人权的终结
第三部《极权主义》
　　序言
　　第十章　无阶级社会
　　第十一章　极权主义运动
　　第十二章　执政的极权主义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导读

　　蔡英文（东海大学历史系及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 l906-1975）于1949年写成，于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的名称为《我们当前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在1958年的修订版，鄂兰增加了一篇类似结论的文章，题名为“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分析极权主义政制跟过去的专制政体本质上的差异，书名也改成现在的名称。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鄂兰生前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一如其它所有的论著，如《伊赫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论革命》（On Revolution）与《人间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这本着作所建立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其历史根源的解释与叙述，激发学院的历史与政治学学者的严厉评论。尽管如此，鄂兰的论述构成理解西方现代之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现象的一重要的解释观点。

　　鄂尔的这本论著结合了历史的解释、叙述与概念之形构（即：建立极权主义之理论）。在了解《极权主义的起源》，我们必须以这两个层面为方向。

　　依鄂兰的解释，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的统治形态，过去任何专制独裁制，无论如何残暴，都没有如极权主义一般，把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而以“集中营”或“劳改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止于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治敌人”，但极权主义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过去没有一个政体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如“你不应杀人”与“你不能做伪证”，而把杀人与说谎转变成公民应该服从的法律命令；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如此狂妄地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从事人性的改造，跟这相对，过去也没有一政权的领导者那么谦卑自称是执行“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的工具。

　　这样崭新的政权，鄂兰进一步解释，乃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ideology）的统治支配，这套“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者的运用下，表示一套讲求前提与推论必须首尾一贯的演绎逻辑，这套逻辑以不讲自明的“种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为前提，而对人类整体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全盘的解释，同时认定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在于一终极目的，意即“无阶级社会”或“纯粹人种”，的实现。极权主义者运用这一套“意识形态”塑造或者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实”或“现实”，在讲求首尾一贯之一致性之逻辑推论，此“意识形态”拒绝实质之经验与事实的否证，其结果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闭的“虚构世界”；同时，为了确实实现这套“意识形态”所揭示的历史之究竟意义或目标，极权主义者自认是这一人类伟大的目标的执行者，但他们也知道这个目标并非一蹴可即，而是为“百年大计”，执行此目标的任何阶段也都不会是绝对完美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法则，不论是历史的或者是种族的法则，必然是动态的，在此动态的运动法则的支配下，极权主义者名正言顺地摧毁一切阻挠此运动的既成制度与宪政的结构，扫除人间世界的任何法律与道德伦理的界线；偏执于绝对之历史目的之达成，极权主义者不断在他们发动的所谓运动的历史过程，寻找与肃清偏离或颠覆此运动法则与过程的“危险分子”。据此，在鄂兰的解释，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这套“意识形态”显现在极权主义者身上的性格，一力而是表现“凡事皆可为”的虚无作风，一种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的狂妄；另一方面则是自认为执行历史或自然之动态法则的工具，一切作为因此不是自发性的，或是自律性的，而是法则支配下的傀儡，这造成极权主义者全然丧失“政治责任”的理念与承担。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8年版的《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一文，鄂兰从理论反省的层次，表述极权主义的本质，但整部著作的重点在于解释极权主义如何可能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形成：极权主义的以逻辑演绎与历史目的论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如何可能塑造社会之力量，得以蛊惑人的心思，愿意放弃一己之私奉献于它不断造成的运动？作为一位犹太人，鄂兰特别关注：基于甚么历史条件，犹太人成为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决意整体铲除的对象？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解释构成《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复杂、精微，且不时闪现高度之历史想象的叙述整体。

　　就历史叙述体的构成，鄂兰在此书的第一部分，“反犹主义”，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历史形成，解释犹太人——这没有建立一政治共同体而飘泊无根的民族——如何取得金融掮客的地位，成为欧洲金融界的显赫人物；但是作为一无国籍民，犹太人无法培养政治意识与参与政冶事务的能力，造成犹太人政治冷感与被动反应政治现实的习性（这是鄂兰解释犹太人现代命运的基本论点，也是激起她同胞之严厉批判的观点）。生活于非他们所属的国度里，犹太人不是成为政治社会的边际人物，就是戮力跻身上层社会的暴发户。在西方现代早期的发展，由于国际间金融借贷的需求，这无国籍的犹太人，因这性格，可以替各国政府穿梭引线，解决金融之问题，是为各国政府所需要的“有用之物”，同时，在讲求人权与法治的现代民族国家里，犹太人可以获得社会政治地位的保护，但犹太人所置身的安全处境只是暂时性的。到了 19 世纪，西方的现代政冶社会产生了无可化解的危机，犹太人丧失了他先前享有的安全稳固的地位。

　　鄂兰把犹太人的命运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危机相互关联，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二部分，鄂兰探讨西方现代性的进展中，“潜伏的暗潮”如何导致人本主义与启蒙之文明的崩溃，以及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她的论述不像学院之历史家探讨如“法国大革命之历史起源”的方法，她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特殊历史处境，去寻求纳粹之极权主义的根源，而是把它视之为可以表露西方现代性之阴暗底层的“巨大事件”，基于这样的解释立场，鄂兰也把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由于它奠基于马克思式的意识形态，解释为西方自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之产物，依此，我们可以说：鄂兰探讨极权主义的历史起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现代性之困境的反省与批判。

　　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鄂兰思考的问题是：到底是甚么势力蕴藏于西方现代文明之社会，而导致极权主义可以把人性转变成动物族类的属性？鄂兰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体系的运作为起点，说明资本主义如何把人固定的、满足其生存之必需的“私产”（property）转化成不断投资和再投资之无限流动的“资产”（wealth），这种转化也是孕育“资本主义意识”的过程，为扩张资产之原故而进行无休止的资产之扩张，以及以征服全地球为目的，构成了此意识的本质。

　　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一方面动摇了有一定疆域与宪政法治之一定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使国家逐步丧失在它治理的疆域里保障公民权与超越人种族群之上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执行资本主义扩张的所谓“帝国主义”在亚非的殖民经验中，孕育出“种族主义”，藉此合理化他们对殖民地的征服，同时，“种族主义”让他们确立以人之生物属性为本的政治共同体理念，而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公民权。除此之外，这些“帝国主义者”在执行资本主义的扩张原则时，所扮演的若不是以行政命令取代法治的官僚，就是隐匿身份的秘密特工，他们作为的取向即是破坏既定的法律或道德原则，这种帝国主义殖民经验塑造出另一种态度与理念：否定或隐藏自己的认同身份，以及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服务历史与生物之必然性的潜藏的势力，此种心态与理念（包括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成为 20 世纪中叶极权主义运动的动力资源。

　　在解释与论述从资本主义之扩张和帝国主义心态之形塑转向极权主义运动与支配的历程，引人兴趣的说明主题是 20 世纪的群众社会与极权主义之支配两者的关联，鄂兰的论述表现了她对人之道德心理的洞识。依鄂兰的分析，资本主义的“资产积累”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的原则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一大群“孤单”、自觉“多余无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拚命地追求物欲之满足，充满物欲之激情，罔顾公共事务，但是生活之支离与意义的丧失，使他们成为绝望之存有，他们既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共同参与政治之事务，更甚者，他们隔绝了其它人，也隔绝了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这种“隔绝”（isolation）与“孤单”（loneliness），意即：丧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处境，他们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验的能力，他们极易被任何势力所鼓动。从群众出来的激进分子（所谓的“暴民”）在 19 世纪中叶跟“帝国主义者”串联，在无法治的“蛮荒世界”从事各种巨大的罪行，而被动的“群众”则受各种运动的“意识形态”所蛊惑，帝国主义的“暴民”在亚非地区的罪行，以及“群众”在欧洲大陆热衷信服各种“意识形态”，这样的经验间接地造成孕育极权主义的温床，最后，极权主义的封闭的逻辑推论系统与自称能解答人类历史之究竟意义的“意识形态”，终究能在这共同世界丧失与个人“单原子化”（atomization）的现代处境吸引“群众”，他们服膺这套“意识形态”至少让他们认为身属某一声势浩大的“部落团体”，不论是自称“人种之主宰”或者自称“历史必然性之领导”的“部落团体”，而能感受到生活的一点点尊严。

　　犹太人的命运随着这样的历史的转变逐步被推向深渊。护卫他们之政治社会地位的“民族国家”，其宪政法治结构受帝国主义扩张而动摇，以及它所保障之人权与法律之平等抵挡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随之而起的民族或种族歧视之压力，在这种处境下，犹太人具有的文化特殊性及他们在现代历史中跟“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遂变成种族之歧视与仇恨的显著目标。

　　扼要地说明《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论述主题，提供读者简略的纲领，希望有助于读者阅读这部被视为西方现代经典名著。最后，让我们思考的问题是：鄂兰在这部著作中处理1890年代西方现代的困境与极权主义的本质与历史根源，对我们能提示甚么反省之资源？细读这部论著，不难发现：鄂兰透过历史的解释与叙述，说明西方现代之“民族国家”（它的契约论式的个人主义基础、它对人权之保障与形式之平等的承诺……等被视之为西方现代性之成就）本身具有的脆弱性格，如上所说，“民族国家”的宪政法治结构经不起经济的无限扩张，更甚者，它抵挡不了各种以血缘关系、语言文化、区域认同为基础组合成的“族群”所揭示之“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的攻击，最后，代表启蒙理念、法治伦理与宽容原则的西方现代性是否如我们想象的如此根基稳固？同时，西方现代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科技所承诺的繁荣富庶，是否证明祇是梦想？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我们的传统，鄂兰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深刻反省是值得我们去阅读与理解的。




初版序

　　它既不归结于过去，也不归结于未来。

　　它只是走过，一切都存于现在。

　　——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

　　一个世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间一系列局部战争和革命从未间断过，其后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条约，胜利者也未得到休养生息，却以预料剩下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告终。这一等待的时刻就像丧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后的平静。我们不再期望最终能恢复那种旧世界秩序及其一切旧传统，也不再期望五大洲的人们重新统一团结；他们被扔进由战争和革命的暴力产生的混乱之中，而这一切的日益衰微仍被忽略了。我们看到同一种现象在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和全然相异的环境里发展——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飘流无根的心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未来感到无法预料，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各种政治力量，我们无法相信它们会遵从常识和自我利益的法则——如果根据本世纪以前的标准来判断，这些是疯狂的政治力量生命。人类似乎分裂成两种类型，一种人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认为，只要懂得如何组织群众，那么一切都将是可能的），而另一种人则认为，他们生命中的主要经验是无力感。

　　在历史眼光和政治思考的层次上，流行着一种含糊不清的共识，即一切文明的本质结构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尽管文明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比其它地方保持得更好，但是它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引导本世纪的可能前途，或对其中可怕的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绝望的希望和绝望的恐惧往往比起平稳的判断和审慎的洞悉，更接近上述事件的中心。比起那些鲁莽地一头钻进乐观主义的人来，那些全然相信世界将不可避免地毁灭的人会更善于忘却我们时代的各种中心事件。

　　本书的写作背景就是针对这两种鲁莽的乐观和轻率的绝望态度。我认为，进步（Progress）和毁灭（Doom）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是迷信的见解，而不是信念的结果。我相信应该有可能发现一种隐形机制——我们的政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传统因素根据这种机制都溶入一种积淀，使一切都显得失去具体价值，而人类却无法靠理能力来辨认它，也不能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屈从于唯一的解体过程，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因为它不仅假设了“历史必然性”的虚假辉煌，而且也使除它以外的一切都开始显得无生命、无血色、无意义，而且不真实。

　　有一种信念认为，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事物必定都是人可以理解的，这会导致以平庸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理解（comprehension）并不意味着否定暴乱，援引先例来演绎史无前例的事实，或者用模拟和概括来解释现象，以致令人不再感到现实的冲击和经历的震动。相反，理解意味着有意识地检视和承负起本世纪压给我们的重担——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压下卑躬屈膝。简言之，理解意味着无论面对何种现实，总要坦然地、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

　　在此意义上，就必然可能面对和理解一种暴乱的事实，即犹太人问题。它是一种很小的（而且在世界政治中很不重要的）现象，但是反犹主义却成为先是纳粹运动，接着是世界大战，最后建立死亡集中营的触发原因。还有，原因与结果之间如此奇特地不相称，引发了帝国主义时代，其经济困境在几十年时间里导致了全世界政治状况的深刻转变。还有，极权主义运动玩世不恭地发誓遵奉“现实主义”，而它们却明显地蔑视现实的本质，这两者之间构成了奇怪的矛盾。还有，现代人实际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足以使他向自身存在其中的宇宙挑战，但是现代人无能居住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世界，并理解其意义，权力与无能之间的不相称令人沮丧。

　　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统治，它都开始摧毁人的本质。然而若想躲避本世纪的各种毁灭性的力量，又几乎是徒劳无功。

　　问题是，我们的时代是好坏交织的奇怪时代，即使没有帝国主义的“为扩张而扩张”，世界也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即使没有资产阶级“为权力而夺权”的政治手段，也永远不可能发现人类力量的界限；即使没有极权主义运动对世界的虚构，在其中无比明确地驱除我们时代种种重大疑惑，我们也可能在毫未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时就已被赶到了世界末日。

　　假如在极权主义的最后阶段真的出现了绝对的恶（说它绝对，是因为从人类可理解的动机来看无法再恶化了），那么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懂得“恶”的真正的、彻底的本质是什么，这也是真的。

　　反犹主义（不仅仅是仇视犹太人），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征服），极权主义（不仅仅是专政）——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更野蛮，这说明人类尊严需要一种新的保障。这种保障只有在一种新的政治原则，在一种新的世界法律中才能找到。这一次，它的有效性应该包括整个人类，而它的权力应该受到严格限制，在新界定的地域统一体中扎根，并且受到控制。我们不再能接受过去好的部分，简单地称之为我们的传统遗产，只抛弃过去坏的部分，简单地认为它是一种已死的重负，会被时间埋葬在遗忘中。西方历史的潜流终于浮上了水面，取代传统的尊严。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想逃避严酷的现在、怀旧地躲进对仍然原封不动的过去，或者在遗忘中预先奔进一个更好的未来的一切努力终将徒劳。

　　汉纳．鄂兰

　　1950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