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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永毅

或许因为历史聚光灯的有限视角，当它的光束主要集中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某些精英阶层时，另外壹些社会群体会被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阴影之中。尤其在中国当代史上，此类被媒体或研究者遗忘和冷落了的社会群体并不鲜见。比如，提及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大多数人会立刻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共上层领导人刘少奇、贺龙、陶铸、彭德怀、邓拓……; 文艺界和知识界的名人周信芳、老舍、傅雷、容国团、严凤英、上官云珠等人的名字大概会自然地浮现脑中。然而，在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其实并不是上层精英，而是下层群众或政治贱民。迄今所知的文革中的几次大屠杀里 — 如1966年8月北京大兴县惨案，1967年夏湖南道县及周边零陵地区11个县的杀戮和广西1968年持续近10个月大屠杀甚至人吃人现象 – 50%以上的受害者是 “黑五类”，尤其是生活的广大农村的地主、富农及他们的子女。今天，我们又有谁能记得这些人的姓名呢？谈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我们的心中也常常会以为文革是最多的。其实，根据中外文革研究者的认真统计，文革的受难者大约是两、三百万人。而1959年到1961年的大跃進-大饥荒中，死亡人数至少到达两、三千万人。只不过后者的死亡群体主要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他们没有文化和地位，至今为止无法象文革的许多被迫害精英及子女那样，用笔和声发出抗议的强音。从这壹视角来观照历史，我们这些研究者其实是欠了被遗忘和被冷落的社会群体们壹笔债和壹份情的。

六·四的情况也是同样。说到这壹民主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我们绝对不会忘了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甚至对他们的音容笑貌也耳熟能详。但是，又有多少人会记得董盛坤、高鸿卫、王连会、孙彦财、廉振国、龚传昌、李德喜、孙彦茹、张国军……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