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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杜耀明

三十年转眼过去，但对于香港人，中共当年以军队血腥铲平壹场民主运动确是忘也忘不了。三十年来，维园的六四集会烛光不绝，民气沸腾，壹场又壹场，壹代接壹代，以铁壹般的事实记述和亲身见证，粉碎谎言和歪理，令壹个自夸国力强盛的国家，年复壹年，始终无法擡起头来，面对那年那日屠杀人民的难堪真相。

真相难堪，首先是因为真相是有后果的。喜不喜欢也好，支联会的五项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壹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句句对准死穴，当年的行凶者，以至其支持者，不论已落任或现任的，都无壹幸免，必须面对真相的拷问，并且承担随之而来的历史责任。

清楚不过，当大家见证这是壹场和平的民主运动，官方指为“动乱”便是歪曲事实，含血喷人，必须立即放人，并且郑重更正、道歉、处分；当大家亲历军队血腥镇压，杀人无数，当然得追究责任赔偿损失，谁下决定就谁是凶手、罪人，谁也罪责难逃；又当罪恶既源于独裁者也源于独裁体制，结束壹党专政，建立民主制度，才是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否则何以杜绝悲剧重演。

刚出版的新书《最后的秘密》，刊载军队屠城后，中共两次高层特别会议的发言纪录。发言者无疑都事后追认了邓小平引军入城血洒北京的决定，却又揭露两点重要事实。壹是邓小平的行军决定有违常规，没有事先得到党总书记同意，当然也没经过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讨论和决定，是近乎政变的举动。二是发言的十多位中共元老，尽管同意派军队平定局面，但除了个别人还喊打喊杀，其他都没有再提血洗北京的骇人事实，可见他们对是否采取如此强暴手段，不论是因为屠城太丑陋也太丢脸，还是为免给政敌和人民追讨责任，总是小心翼翼，保留壹点空白。

当然，当权者不会因为香港人见证屠杀而自首，更不会自感无地自容而下台，但他们绝不能充耳不闻指责，默不作声，问题是诸多辩解，却又往往前后矛盾，自乱阵脚。例如有政治帮闲者彻底抵赖屠城壹事，指传闻查无实据，但人证物证俱在，如何抵赖也难以取信于人，有人便改口说镇压杀人，有利中国稳定发展，甚至说，没有八九年的镇压，便没有今日的繁荣强盛。

不过这样说同样鲁莽，因为等于对军队杀人直认不讳，而壹承认杀人，老问题又回来了：杀害人民怎可能是合法合情合理的管治方法？被杀害者干了甚么坏事而给人民供养的解放军干掉呢？人民反腐败的群众运动怎会跟经济发展水火不容？不好解释之下，辩护士只好旧调重弹，硬说没有屠杀，但这样说又重复起初的难题，除非解放军射的都是空弹，又或者，全部向天发射，所以无杀人意图和事实，死的伤的都与解放军无关。但证据呢？

因此见证六四，原原本本讲述所见所闻，不是求甚么神奇效用，但足以使当权者走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局，而他们又不能不砌词解释下去，以免失去话语权。三十年来，香港人的见证和拷问，壹年又壹年，行凶者就如被押在被告席上，不是被人严词质问，就是给自己的辩词自掌嘴巴。

不错，在大陆，三十年前曾经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面对今天强权当道而暂告沈寂，但历史过去了却并未成空，悲壮的民运已走出1989年的历史原点。三十年来，香港人不但从不间断为六四努力不懈守住真相，更活出那年那月那地那些热爱自由民主者的诚心挚意。由2003年反对国家安全立法到2014年雨伞运动，从反抗奴化的国民教育到要求当局撤回牺牲香港法治的“送中”条例，社会上不同阶层不同岗位不计收获只为香港未来着紧而投入参与，处处看到三十年前中国大陆自由民主追求者的慷慨胸襟和热诚身影。

但愿六四的热度能够继续保持下去，让大家在历史的灵光烛照下，把摆脱奴役、寻求当家作主的民主情怀和力量，发扬光大，开花结果。